【转帖】就“非毛化”的几个逻辑疑点与望江楼主商榷
（转自六十年代）
老 田
何先生是这样认为的：由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之后，毛怕党变修、国变色，要保红色江山，防止和平演变等等。我也承认有这些原因，但还有一个私人目的一直不好公开说出来，那就是因怕“大权旁落”，非将刘少奇打倒不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斗争了。宫廷里的权力斗争历史上司空见惯，谁有权打倒谁，为何非要发动一场几亿人的文化大革命呢？因为要打倒一个国家主席总得有个借口，不然怎么向老百姓交待呢？所以刘少奇被整死之后，还被戴上一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将刘少奇打倒呢？因为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后，毛泽东威望日益减弱，许多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由于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加上浮夸风，中国人民饿死两千多万人，五八年的大跃进失败了。毛这才不得不又将刘推到了前台。而刘少奇是我党的经济治国能手，三年之内，将一个濒临危机的中国恢复过来，国民经济迅速好转，人民身上的浮肿消去了，脸上有点红晕了，再加上在国际外交上和平共处，与邻国的关系也搞好了，可以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至一九六六年被打倒期间，是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以说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要不是被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冲断，中国会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正当全国人民正休生养息，高高兴兴过上安定日子的时候，此时毛泽东却坐不住了，正如何先生文章说的：“此时诗人充塞于心中的却是沉郁和愤懑。”毛沉郁什么？愤懑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只有毛泽东自己最清楚。《五一六通知》认定：混进党里、政府里和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就睡在我们身旁”。实际到后来，揪出的那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也不是，全部平了反。刘少奇也不是赫鲁晓夫，最后也平反为党和国家伟大的领导人之一。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讽刺，这也证实了刘少奇临死时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背后看到别的东西。
楼主有关文革的那段话问题很多。期待望江楼主能够在非毛化问题上能够突破官方宣传在说服力方面的，提升说服力有很大空间，只要填补一些逻辑上的漏洞即可，下面是我认为存在着明显逻辑漏洞的地方：
1、 楼主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个需要慎言，因为毛泽东宣布不当国家主席是在1958年一月的党内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中间就定下来的，刘少奇正式当上主席是在1959年4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完成程序的。我记得楼主是极端菲薄大饥荒时期的，这个时期恰好处于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期间。还有就是庐山会议是1959年7-8月，已经是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之后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是1958年一月大跃进启动之前，就已经决定不当国家主席了，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是非常困难的三年，所以这么说是有疑问的——“刘少奇是我党的经济治国能手，三年之内，将一个濒临危机的中国恢复过来，国民经济迅速好转，人民身上的浮肿消去了，脸上有点红晕了”。因为时间不能倒流。所以，提请楼主一定要注意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把后面的事情说成是前面事情的原因，这个会留下很大的逻辑漏洞，降低非毛化事业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2、 关于“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官方的态度是扭来扭去，总是非黑即白。民间的变化要小很多，我访问很多没有权力地位的人士（这些人是指那些都读过从前周总理的专案报告，后来又读过胡耀邦的平反报告的人），这些人的看法是：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抓被保释应该视为正常合理的现象，不构成个人污点；1927年的事情因为据说主要证人丁觉群翻供所以只能存疑（民间人士认为即便是翻供了也不能证明刘完全清白，毕竟事实上纠察队缴械了，从动机和后果相统一来说，翻供只是去掉了原先认定的不良动机，但是无法改变不良后果）；民间人士都认为1929年在满洲的事情绝对是铁案如山，所以前两顶帽子无论如何都是合适的。听到相当多的民间人士都这么说，我自己回头也去找了这两个专案报告仔细阅读，阅读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我个人感到楼主本人没有阅读过这两个专案报告，所以对于官方的说法完全接受不加辨别。后来的翻案报告在逻辑上有很大漏洞，说服力上面大有欠缺，如果楼主有新的材料和推理逻辑足资改进的话，肯定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对楼主很期待。
3、 刘少奇是不是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有必要存疑，假如真的说过，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只能很遗憾地指出“历史确实是精英写的”，刘少奇说错了。从武汉的文革进程看，造反派先后遭遇到八轮镇压，楼主在历史书见过哪怕一次记载吗？这八轮镇压是：1966年的“刘邓镇压期”（也就是“五十天白色恐怖”）、1967年春天的“老帅镇压期”（二月逆流、三月黑风）、1967年夏天的“武斗镇压期”（百万雄师从1967年5月16日成立至7月24日打武汉体院最后一跳，围攻数十处造反派宣传据点和单位，至少造成上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镇压期”、1969-1973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份子”、1975年“邓小平镇压期”、1976-1978年“华叶镇压期”、1979-1986年“胡耀邦镇压期”。第一、二、三、四、五、七这五轮镇压是当权派与保守派的双头同盟一起合伙干的，第六轮镇压是当权派自己出面（部分通过“公检法”机构）干的，第八次镇压是当权派直接动用纪检机构和“公检法”这样的国家机器单独干的。自下往上看，文革实际上就是一个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而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从上面决定或者事先设计的。正是在这八个受镇压时期，全国有成千万人受害，受牵连的人上亿，楼主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合作的历史中间见到过哪怕一页纸的描写和记录吗？有些人以“人民”的名义垄断权力、垄断学术，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提供真相，我个人相信楼主会有同感。
4、 关于“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问题，从今天中国的现实来说，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同意确实是复辟了资本主义，而且还是毛泽东所预言的那种坏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而且，这些变化恐怕不能说是全国的工人农民都事先同意和事后欢迎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在党内，而不是在社会上，这个恐怕也不好反驳。当年认定的走资派刘少奇是不在了，邓小平可是有后续表现的，楼主说“揪出的那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也不是，全部平了反。”把官方说的当圣旨还可以理解，但是把官方说的都看做事实这就不妥了，很多官场中人也不这么办，有个官场顺口溜是这么说的“跟着宣传部，天天犯错误；跟着组织部，时时有进步。”所以，独立思考很重要，官方说法可以作为思考的出发点，最好不要作为思考的终结点，很多严肃的自由派人士都是很崇尚独立思想的。
5、 关于毛泽东的“权力斗争”，这个说法非常流行，但是漏洞不小。毕竟发动文革是组织民众的力量去对付干部，这在官场中间激起了极大的“官愤”，对于底层文革派（造反派）持续不断的八轮镇压是宣泄官愤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则是针对毛泽东及其他文革派领导人的（我个人认为周总理绝对是文革派方面，还有就是文革小组中间的一些人），非毛化运动只是文革期间积累起来的官愤在事后的一次宣泄而已，这正如毛泽东事先所预料到的——“摔得粉碎”。楼主说“何先生是这样认为的：由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之后，毛怕党变修、国变色，要保红色江山，防止和平演变等等。我也承认有这些原因，但还有一个私人目的一直不好公开说出来，那就是因怕‘大权旁落’，非将刘少奇打倒不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斗争了。”我总是认为要把后果和动机结合起来看，用群众运动得罪大多数干部的方法去搞权力斗争，这无疑是有利于对手而不利于自己的，历史上那些政变上台的人都是首先要搞好与元老重臣的关系的，以求得在最短的时间内部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地位，这才是加强自身权力的正解，毛泽东以发动文革并与最强大的当权派群体发生严重冲突的方式来加强个人的权力，假如真的如此的话，这就说明毛泽东权谋水平极低完全不知道怎么搞权力斗争，这还是在毛泽东事先知道后果——“摔得粉碎”——的情况下进行的，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而且从我访问300多位文革派亲历者发展经历看，群众运动对于解决中央的权力分配无论如何都谈不上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所以，我总认为这两个方面的欠缺是“文革权力斗争说”最明显的逻辑漏洞。我把问题提出来，看楼主能不能对这个有所贡献。实际上，楼主好像也有差不多的看法——“宫廷里的权力斗争历史上司空见惯，谁有权打倒谁，为何非要发动一场几亿人的文化大革命呢？”所以，要把权力斗争与发动文革联系起来并为非毛化事业做出贡献的话，说服力还有待提高。
6、 楼主以前还说过自己有一个抱负，通过批倒毛泽东来促进新的民主制度生成。这个方面也是有很大疑问的，有一个捷克学者曾经设计过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方案，苏军开进去之后逃亡到了瑞士，他对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评论：“批判个人崇拜的目的，就是把人民群众中存在的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从其真正的根源，即官僚主义体制下引开，引向一个次要的方面，即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特点上去。正如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官僚体制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本质至今仍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即是说，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尽管揭露和宣判了罪恶的恐怖的斯大林主义，但是人们只不过改变了一点镇压的方式而已。”（〔捷〕奥塔•希克著蔡慧梅译《共产主义政权体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页）此外，法国左翼学者贝特兰也指出：“应该受到谴责或改造的现实的各个方面，也没有与苏联的内在矛盾联系起来加以阐明，反而解释为‘个人’行动（斯大林的）所引起的‘倒行逆施’。苏联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虚假的解释，证明它已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武器，使马克思主义不再能真正地帮助改变产生那些口头‘谴责’的社会关系。这个虚假解释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使命：巩固那种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阶级关系，因而使这种阶级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深化了。”（（法）夏尔•贝特兰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序言》）贝特兰所说的恰好是中国发生的事情，正是在非毛化之后，中国每一个单位内部都发生了一个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过程：当官的比从前更加能够操纵下级的命运，群众对于干部的地位越来越下降。改革的“放权让利”，实际上大部分的权力和利益都让渡给干部掌握了。1978年之后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精英阶层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垄断性加强，劳动者开始“生产力化”（也就是工具化和雇佣化）。与此同时，搭配的就是舆论上非毛化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反而是继续镇压在文革期间就已经受过多轮镇压的群众，而那些对镇压群众犯有真正严重罪行的人，反而都成了英雄。其实，那些人不仅镇压造反派，其实连“非文革派”他们也一样不放过——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领导的“特别行动委员会”不是在一个星期内抄了23000家“黑五类”的家吗？（这个行动当时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上有一个解释：先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然后再保护他们过关。）正是在彻底否定的宣传中间，这些人反而成为反文革的英雄，被提拔上去了，而在武汉指挥武斗的那些坏头头不是都当官发财了么？非毛化舆论和胡耀邦领导最后一次镇压过程——把造反派送进监狱，是与群众丧失权力和干部权力上升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掩护那些真正的罪人逃脱惩罚的舆论。所以，对非毛化和彻底否定的舆论，从“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两个方面都有存疑的必要，在听其言之外还要观其行，不能说什么就听什么信什么。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附：也谈毛泽东七律《有所思》
望江楼主
《湖北诗词》第五期刊登了何联华先生的一篇文章《凭栏听雨有所思》毛泽东七律“有所思”赏析。看完这篇赏析之后，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所思”，我想针对何先生的一些观点，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我不知何联华先生对毛泽东这首诗为何这么欣赏，是欣赏它的艺术表现手法呢，还是欣赏它的政治思想？而我读了这首诗之后，心里除了一阵阵沉痛之感外，没有其他感想。要我赏，怎么也“赏”不起来。因为毛泽东写了这首诗之后，一场生死浩劫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了，中国十亿人民将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十年即将开始了。我想，凡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悲惨的日子，千百万人被抄家，被游斗，成千成万的革命干部被整残整死，千千万万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被扫尽，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以及邓拓、吴晗、老舍的悲惨下场，还有中国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被破坏，还有十年文革造成几代中国文化教育的断层……。想到那个率兽食人的时代，我的心都窒息了，那还有心情“赏析”得起来？有位哲人说过：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何先生在文章谈到“有所思”说：“他（指毛泽东）此时的“有所思”从字面上似是劝人民要有所思，字里面却是诗人自己“有所思”。我觉得这句话说对了。这里毛泽东在“思”，并非人民“所思”。人民也在思，只是所思的与毛泽东思的不同罢了。人民所思的是什么呢？人民想的是怎么让肚皮再吃饱一点，衣服再穿暖一点，生活再安定一点，不要再搞什么运动了，不要再折腾了，这就是人民所思，并非毛泽东所思的“反修、防修、和平演变”等等。从历史上看，凡是一个国家出现动乱，都是统治者和人民想得不一致，反之，凡是国富民安的朝代，皆是统治者与人民想到了一处，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实例，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就拿当今来说：“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就是说要和人民想到一块，人民想过富裕的日子，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带领我们奔小康，所以我国的经济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再说毛泽东那时脑子里成天想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已经让自己走入了政治怪圈。所以他晚年的悲剧及他所犯下的重大失误是必然的。
再说到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的动机，何先生是这样认为的：由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之后，毛怕党变修、国变色，要保红色江山，防止和平演变等等。我也承认有这些原因，但还有一个私人目的一直不好公开说出来，那就是因怕“大权旁落”，非将刘少奇打倒不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斗争了。宫廷里的权力斗争历史上司空见惯，谁有权打倒谁，为何非要发动一场几亿人的文化大革命呢？因为要打倒一个国家主席总得有个借口，不然怎么向老百姓交待呢？所以刘少奇被整死之后，还被戴上一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将刘少奇打倒呢？因为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后，毛泽东威望日益减弱，许多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由于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加上浮夸风，中国人民饿死两千多万人，五八年的大跃进失败了。毛这才不得不又将刘推到了前台。而刘少奇是我党的经济治国能手，三年之内，将一个濒临危机的中国恢复过来，国民经济迅速好转，人民身上的浮肿消去了，脸上有点红晕了，再加上在国际外交上和平共处，与邻国的关系也搞好了，可以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至一九六六年被打倒期间，是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以说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要不是被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冲断，中国会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正当全国人民正休生养息，高高兴兴过上安定日子的时候，此时毛泽东却坐不住了，正如何先生文章说的：“此时诗人充塞于心中的却是沉郁和愤懑。”毛沉郁什么？愤懑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只有毛泽东自己最清楚。《五一六通知》认定：混进党里、政府里和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就睡在我们身旁”。实际到后来，揪出的那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也不是，全部平了反。刘少奇也不是赫鲁晓夫，最后也平反为党和国家伟大的领导人之一。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讽刺，这也证实了刘少奇临死时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背后看到别的东西。
何先生在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十年之后，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身份对他那苦心孤诣而又情愫未了的深沉隐忧，作了痛苦而悲怆的解答。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为什么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呢？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毛泽东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成了一个悲剧似的人物，就是由于晚年脱离了群众，与人民没有一起“有所思”，这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这首七律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对毛的这首诗，我没有何先生的雅兴，除了沉痛，还是沉痛！附文：毛泽东原诗
七律
有所思一九六六年六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