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廖晓：王若水批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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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
尼克松的女儿朱莉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会见的少数外国人之一。1976 年初，她和丈夫应邀来到北京，受到毛的接见。朱莉在第二年写的一本书《特殊人物》中，详细叙述了这次会见。毛这时已体弱多病，衰老不堪。当朱莉看到毛在两个穿着毛式服的年轻女人的搀扶下挣扎着站了起来时，不禁感到惊讶。"不管我是多么急切地想见到主席，当我们实际上站在他面前时，我不知为甚么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见他是一种打扰。明显地是由于一次中风，他的下颚下垂，使得他的样子有些发呆。他的黄皮肤差不多是半透明的，象蜡一般，而且几乎完全没有皱纹。他的干净的毛式服--和他的仆人的衣服是一样的灰色--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他的长长的臂和巨大的手象不堪忍受的重担悬吊在身旁。当他说话时，声音是咕哝咕哝的，刺耳，粗糙，吃力。"
这样一个将要见上帝(或马克思)的人，心里想着什么呢?
"年轻人吃不了苦，"他对我们说。"要告诉他们需要斗争。"在这次会见中他第一次显得有生气了，象一个年轻人。他有力地戳着食指来强调斗争的需要。...."党内要有斗争。阶级和阶级要有斗争。除了斗争，什么都是靠不住的。"(Julie Nixon Aisenhower: Special People，P.161.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7)
朱莉评论说："对毛来说，斗争不仅仅是一个词而已，那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原则。"这是说得对的。斗争--这是毛至死念念不忘的信条。
毛的这种斗争哲学和中国的哲学传统没有多少关系，它是来自西方的思想。
毛在少年时就高呼:"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几句话在"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中广为传诵。不过毛说这几句话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思想是来自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毛把他的斗争观念系统化，是他后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的事。
1942 年，毛在延安的一次整风报告中说: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毛选》3 卷 815-816 页)
这就难怪毛会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毛选》5 卷 344 页)
这样，人类的全部生活就是斗争，人类的全部知识就是关于斗争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诚然重视阶级斗争，但马克思从未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斗争哲学。列宁倒是用过"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概念，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唯物主义是有党性的，是要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并不是指这种哲学的内容。用"斗争哲学"来称呼毛泽东自己的哲学(不是他的全部哲学)倒是合适的，因为他从哲学的高度把斗争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主张一切都离不开斗争，斗争决定一切。
本文尝试对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考察。这不是因为这种思想有什么理论价值，而是因为它是毛泽东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的"左"的政治路线的哲学辩护;作为一种"党文化"的因素，它表现在各个方面，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特别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尽管"斗争哲学"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但由于它以辩证法的名义出现，对真正的辩证法造成了很大的误解和混乱，迄今没有很好地澄清。"斗争哲学"之所以能一度大行其道，和长期以来我们对辩证法的了解不够是有关系的。在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过程中，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重要内容被丢掉了。为了肃清"左"的流毒，我们应该作正本清源的工作，恢复辩证法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的批判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和阶级斗争
辩证法的原则是对立统一。但在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中，有的辩证法派别强调对立面的和谐与相反相成;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宇宙想象成是数的和谐，还有中国的老子赞美"和"与"不争"。有的辩证法派别则偏重对立的斗争;象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
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把发展的过程看作是矛盾的产生和克服，重新建立统一的过程。马克思在叙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说：辩证运动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对立，自相结合"；这也就是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马恩选集》1 卷 138 页)。他又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同上 144 页)｛评论三百零六：特别注意，这些论述的前提是对一个对象还是多个对象（包括两个）而说的。不首先弄明白这一点，则毫无意义。从“重新建立统一”、“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对立”、“合成一个新范畴”来看，显然，此前提只能是指一个对象。如作者这种水平的人，为了出名，惯于在常人不注意的地方，通过偷换概念或前提来欺骗人们。｝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只是黑格尔本人并不常用"斗争"这个词。
作为革命家，马克思很自然地重视斗争。当女儿问他"对幸福的理解"时，马克思的回答是"斗争"。在共产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和恩格斯把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
晚年的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他批评达尔文的信徒片面强调生物界的斗争。他说，在达尔文之前，这些人只看到"有机界的和谐的合作，植物王国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氨和碳酸";可是达尔文学说一旦被承认，这些人便"立刻到处只看到斗争"(《马恩选集》3 卷 372 页)。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恩格斯评论说，生物界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合作，也包含冲突和斗争。因此自然界中绝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
恩格斯对片面强调斗争的观点的批评是十分重要的和中肯的。｛评论三百零七：作者所引于上的恩格斯的解说，即不全面也不够深入！不利于区别斗争与合作！｝如果自然界的发展既包含冲突和斗争，也包含和谐和合作，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可惜，恩格斯没有把这一点贯彻到底。他接下去评论说：历史的发展更不能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来概括， 因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不同，人是从事生产的。
"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完全不中用了。"(同上)｛评论三百零八：“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难道不能认为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斗争吗？这又涉及到关于“生存斗争”的定义问题。｝
"把历史看作是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要更加富有内容和更加深刻得多。"(同上 373 页)
恩格斯本应该顺理成章地说：和自然界一样，社会历史领域也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批评把历史的发展用"生存斗争"的公式来概括；可是他把人类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同样是片面的。他只是在"生存"一词上做文章，没有评论"斗争"的片面性。我们可以承认，把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比归结为"生存斗争"要深刻，但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仍然是单单标榜"斗争"。无论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还是享受和发展问题，单靠斗争而排斥合作行吗? ｛评论三百零九：看问题不能静态，同时必须看时代急需。“冷战”下和平的出现，难道不是因为“相互摧毁”事实的出现才出现的吗？难道仅仅是空喊“合作”就能够出现的吗？而确保“相互摧毁”事实的出现是什么？难道不是斗争吗？事实上，正是在斗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合作。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并且，斗争不力就都没有合作。例如，美国出现的对原住民印地安民族的种族大屠杀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印地安民族斗争不力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产生于 19 世纪工人运动兴起的年代。他们目睹了广大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和悲惨命运，目睹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作为革命家，他们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是很自然的。但在今天看来，阶级斗争的学说忽视了社会中各种集团(包括阶级)的合作，这是不是一种片面性呢?｛评论三百一十：必须清楚，此种一个国家社会内部或国家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国家内部或国家间的斗争基础之上的！难道“改开”中大量“血汗工厂”的出现、极大量的国有企业被个人抢劫为私有、“黑窑奴工”的出现，就是“社会中各种集团(包括阶级)的合作”成果吗？不明白这一点，就是一个空想家或罪恶粉饰家！“社会中各种集团(包括阶级)的合作”是必需建立在清除人民公认的罪恶基础之上的。此类罪恶的清除，唯一的手段就是斗争。在公认罪恶存在甚至创造出新的公认罪恶的基础上来谈阶级“合作”，这不过那些犯罪的罪犯及其帮凶们，一贯采用的欺骗和愚弄民众的老把戏罢了。时代已经到了21世纪，人民已经觉醒，还有谁会信呢？？｝
在哲学上反对片面强调斗争，在社会观和政治学说中却仍然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这是恩格斯晚年思想上的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可以有两个办法：或者是修正阶级斗争学说，给阶级之间的合作以适当的地位；或者是在哲学上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弱化对立面的统一。列宁主义的发展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评论三百一十一：作者是完全不理解还是打算完全否认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存在？？｝
列宁：斗争的普遍化和绝对化
列宁对辩证法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的《哲学笔记》，特别是其中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篇笔记中。他很重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思想，认为这是辩证法的核心。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同一的学说"。
然而列宁是偏重斗争的。他对崇拜斗争的赫拉克利特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个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是对辩证唯物论的最好说明。当列宁从社会科学中来寻找一个例子来说明矛盾时，他想到的唯一例子是"阶级斗争"。
列宁把矛盾双方又统一又对立的关系概括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虽然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表达，但很少为人引用；列宁的这个概括却通过苏联哲学界的宣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按照这个观点，"斗争"成为宇宙的普遍现象了。｛评论三百一十二："斗争"成为宇宙的普遍现象是显然的。但是，斗争的方式是可变的。｝
虽然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写在他的学习黑格尔哲学的笔记中的，但黑格尔并没有这样的表达。在《逻辑学》的《本质论》中，黑格尔曾谈到从同一到差异，从差异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矛盾的过渡;因此，矛盾是对立的激化。这里黑格尔没有谈到斗争;但按照这个逻辑，斗争也只是矛盾发展到尖锐化的一个阶段，事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斗争的。｛评论三百一十三：如此看来，这不过是作者对“斗争”这个词的极度敏感，导致患上了“斗争敏感症”的病了。显然，“斗争”并不是“战争”；对“斗争”一词的理解各人可以有不同，作者不能要求别人像作者的恐惧“斗争”一样，也恐惧“斗争”！例如，作者此文中的很多歪曲批判毛泽东的言论，在读者看来就是“斗争”，因为“批判”本身就是“斗争”的一种形式。难道作者认为自己“批判（斗争）”别人就可，别人“批判（斗争）”自己就不被作者允许了吗？？！｝
列宁曾经区别了"矛盾"和"对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见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的评注)。列宁的意思是并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那么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抗只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既然这样，难道不应该说，斗争也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吗？例如，象"上"和"下"，"时间"和"空间"，"普遍"和"特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样的对立双方，如何进行"斗争"呢？｛评论三百一十四：作者“玩”起了“抽象斗争”和“词汇斗争”了！！｝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讲过"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在同一篇笔记中他也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应当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
但是列宁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这个观点不属于黑格尔，也不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它是列宁本人的观点。
列宁提出这个论点的根据是什么？从他所说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这句话来看，他似乎是从发展和运动的绝对性推导出斗争的绝对性来的，因为正是矛盾的斗争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后面这一点确实是黑格尔的思想，不过黑格尔用的词是"矛盾"而不是"斗争"。《逻辑学》中说过："历来的逻辑学以及普通表象的主要偏见之一，就是认为矛盾并不是象同一那样的本质的和内在的规定；然而，如果要谈层次的高低，要把这两个规定分别固定下来，那么就应该认为矛盾是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同一和矛盾相反，它只是简单的直接的东西、僵死存在的规定;而矛盾却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某物只因为在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运动，才有冲动和活动。"列宁把这两句话抄进了他的笔记本并加上了双线，显然对这个话印象很深(参看列宁:《哲学笔记》，151 页)。｛评论三百一十五：注意黑格尔在此段中的“矛盾”是作为与“同一”对立的一方来表述的。因此，此段中的“矛盾”必须理解为“对立”（即斗争）而不是“对立统一”。因为文中已经明确说明了“同一和矛盾相反”！！以作者这种非常低级的理解能力，却来评价列宁，实在可笑。｝
然而黑格尔是区别两种同一的：一种是"抽象的同一"，这就是上面引文中说到的"简单的直接的东西、僵死存在的规定"；但是此外还有另一种同一，就是"具体的同一"，它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的东西了，而是包含间接性和较丰富内容的。虽然黑格尔十分重视矛盾，然而在他看来，矛盾又是应当被克服的东西。所谓发展，就是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克服。事物通过克服自身矛盾而达到新的同一，这就是"具体的同一"，它较之抽象的对立是更高的层次。提出"具体的同一"，是黑格尔对辩证法的独特贡献。｛评论三百一十六：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难道是“抽象的同一”是由“绝对精神”产生的？然后又通过“抽象的同一”产生出“具体的同一”来了？？｝他认为离开了矛盾的同一和离开了同一的矛盾，都是抽象的，都是不能说明事物的发展的。列宁以运动和发展的绝对性为理由，断定对立面相互排斥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站不住的。
列宁在这个观点上的改变是带关键性的，它在理论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他把"斗争性"和"统一性"并提，作为矛盾双方的两种属性或两种关系，这样，"斗争"实际上就变成了"对立"的同义词，肯定斗争的绝对性，也就肯定了对立的绝对性。这恰恰是违反辩证法的。｛评论三百一十七：“斗争的绝对性”源于“运动的绝对性”！！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根据否定这一点！！｝
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者"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例如他们认为"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马恩选集》3 卷 360 页)，而辩证法认为对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对立面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
"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马恩选集》4 卷 349 页)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指出，把对立绝对化，是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不能克服真理和谬误、善与恶、同一与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马恩选集》3 卷 244 页)。
这些其实都是黑格尔早已阐述过的辩证法观点。说对立是相对的，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互排斥或斗争是相对的。这种观点和列宁把斗争绝对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
列宁不说斗争或对立是相对的，而说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在把相对性归之于同一性以后，他就仍然说相互排斥的斗争是"绝对的"。这种观点上的改变是很微妙的，以至如果不仔细研究就察觉不出来。让我说得稍稍详细一些。恩格斯的意思是：正因为矛盾着的双方有同一性，所以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是相对的。在这里，说"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是相对的"，和说"对立面有同一性"是一回事。列宁把这种同一性从对立的关系抽出来，不说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是相对的，而说同一是相对的；于是，那个站在同一性之外的对立面的斗争就是绝对的了。
列宁的这个观点，后来被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继承，成为他的"斗争哲学"的出发点。
毛泽东继承列宁
毛泽东在 1937 年作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时，他的主要参考书籍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哲学经典，而是当时苏联一些哲学家如米丁、西洛柯夫、爱森堡等人的著作。毛也参考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从 1988 年国内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后，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了。
《实践论》是讲认识论的，《矛盾论》是讲辩证法的。这两篇文章都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思想的解释和发挥。这个解释和发挥的功劳属于苏联哲学家；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增添。但是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写得冗长累赘，加上翻译的问题,读起来诘屈聱牙；毛泽东把这些著作中的精华加以集中和概括，又用通俗易懂的，形象的，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应该说他在普及化方面作了贡献*。
*柯拉柯夫斯基(L.Kolakowski)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一书中，提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说，这不过是毛把从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中读到的东西"加以通俗化和简化的描述"(第三卷第 495 页)。这是说得不对的。毛泽东这两篇著作写于1937 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实践论》《矛盾论》写出一年以后发表的。毛的这两篇著作主要是依据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观点，而列宁的话本身都是很扼要的，无法加以"简化"。毛是把苏联一些哲学家对列宁观点的解释和发挥通俗化和简化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评论三百一十八：在中文中，矛和盾当然是“对立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这是常识。｝。"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而不单单是相互斗争，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由于继承了列宁，对"对立"和"斗争"不作区分，这样，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就肯定了斗争的普遍性。矛盾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因此斗争也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当毛泽东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时，他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斗争就没有世界*。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党内出现政策和路线上的分歧，这当然是正常的，然而为什么一定要用"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呢？为什么不说"讨论"和"争论"呢？难道党内总是无穷无尽地"斗争"下去，党就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吗？如果党内只有斗争而没有统一，党的生命能维持吗？｛评论三百一十九：这只能通过实践和时间来回答！但是，没有了“党内斗争”，改开以来出现于社会的一系列罪恶（如官倒、走私、圈地、国企抢劫），并且这些罪犯至今不仅大量的“逍遥法外”，甚至仍处于“庙堂之上”作为“榜样”，难道是维持“党的生命”所必需的？？而“如果党内”没有“斗争”而只有“统一”，“党的生命”是一定不“能维持”的！这已经有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党的灭亡所证实了！！｝
*在 1958 年 3 月 20 日的成都会议讲话中，毛的表述是"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
同样，由于继承了列宁，毛泽东也不说对立面的相互排斥和斗争是相对的，只是说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他依照苏联哲学家的观点，对"同一性"的含义作了如下的概括：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中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这个对矛盾同一性的概括并不完全。尽管它说矛盾的同一性和"一致性""互相合作"是一个意思，可是这两种情形却没有把矛盾双方的和谐一致包括在内。
《矛盾论》的矛盾
《矛盾论》着重阐述了这个由列宁提出的命题：斗争是绝对的，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论证。
在《矛盾诸方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这一节中，毛泽东说：事物的运动有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的状态(量变)和显著变动的状态(质变)。在第一种状态中，事物保持表现出的面貌是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等等；在第二种状态中，则表现出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等状态的破坏。"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说同一性只存在于第一种状态中，不存在于第二种状态中，可是当他说斗争存在于两种状态中时，他的意思只能是这样；否则他说的同一性是暂时的就没有根据了。｛评论三百二十：作者这种“小儿科”理解能力，当然难以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在第二种状态中，则表现出统一物的分解”这句话了。正常人都能知道，既然发生了“统一物的分解”过程，“同一性”自然也同时处于“分解”过程之中，至少在原来意义上的“同一性”就“不存在于第二种状态中”了。或者说成是部分存在部分不存在了。请注意，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是原来意义“同一性”的分解过程，也是新的“同一性”的建立过程。这还需要“明确说”出吗？｝
可是，按照毛泽东在同一节里对"同一性"的定义，这个词只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一是指矛盾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当毛泽东说同一性不存在于第二种状态时，他显然是从第一种含义来说的。他的意思似乎是:当矛盾双方不再保持联合、团结的关系时，就没有第一种意义的同一性了。显然他把"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和"团结、联合"等看作是一回事。这里他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误。是否敌对的矛盾双方就不是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了呢?｛评论三百二十一：作者这是在以僵化、静止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动态发展。此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共同体”的定义上。例如，抗日战争结束前，朝鲜原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时，这个“共同体”的定义就是“国家”、就是朝鲜。经过日本投降、美苏以38度线划线分管发生部分(质变)，这个(质变)过程从1945年到1953年经历了朝、韩分别建国、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再经朝中美签订停战协定，完成了这个(质变)过程。最后造成了朝鲜、韩国的国家民族分裂，形成了原来朝鲜国家这个“共同体”的分裂。当然，如果对“共同体”的选择不同，例如选择地球作为“共同体”，则“敌对的矛盾双方”仍然“共处于一个地球共同体中”，却已经不是“共处于一个国家共同体中”了。但如此选择，就完全不能说明朝鲜、韩国的国家民族分裂这个事实了。｝
在下一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中，有一段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说的"同一性"只是暂时的含义。毛说到炸弹在未爆炸时，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而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待到爆炸时就变成外部冲突了。同样，在人类历史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其实，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并不等于矛盾双方处于团结或联合的关系。
毛泽东在解释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时举例说："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 这种互相依存的情形，并不因为革命的爆发而消失。互相对抗的两个阶级仍然是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如果不是这样，对抗或革命又怎么可能呢？当然，剥削阶级可能被消灭，但它也是在社会中被消灭，不会存在于社会之外。那时，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同一性没有了，但它们之间的斗争性也没有了。
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建立过统一战线，联合在一起。当两党关系破裂时，双方不再共处于统一战线这个共同体中了，然而双方仍然共处于中国的环境中，双方还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是一刀两断，从此天各一方，井水不犯河水。如果是那样，那么不仅是同一性没有了，连斗争性也没有了。｛评论三百二十二：即不是“同一性没有了”，也不是“连斗争性也没有了”，随着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被赶出大陆，属于两个政权组织方面所组成的“矛盾（斗争与同一）”，已经由主要矛盾变成了次要矛盾的问题了。台湾省那么点小地方，与大陆相比，就必然退居到次要矛盾了！当然，如果它想要从中国独立出去，或者试图长期不回归中国，则又变成主要矛盾了！而原属于两个政权组织“主要矛盾”之争的“国家政权主导权矛盾”，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因为，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两个政权组织“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此“矛盾”至今仍然存在，但它的主要方面已经由原来的国民党改变为共产党了。这时，“同一性”也不是没有，而是从“中华民国”的旧“同一性”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同一性”了！｝
人类社会中，矛盾斗争的最激烈的例子莫过于战争。战争毫无疑问是对抗。那么，交战双方是不是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呢？毛泽东本人的军事著作已经给了回答。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的所有分析都是以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在《论持久战》中，他谈到战争的目的是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者是防御，后者是进攻，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谈到："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解决了战争的问题。"可见，他在这里也承认战争双方是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没有进攻就无所谓防御，没有防御也无所谓进攻。一方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对分析战争完全适用。
如果同一性的意思只是团结、联合、调和、均势，那么它的存在的确不是永久的。然而同一性是一个宽泛得多的哲学概念。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对抗只是矛盾的一种形式(因此不能说没有对抗的地方就没有矛盾)。他应当补充说：团结、联合也只是同一性的某种形式，不能说团结和联合的破裂就意味着同一性的消失；同一性仍然存在，只不过是采取了另外的形式罢了。｛评论三百二十三：这又涉及到所谓“同一性”，是指“形式”还是指“内容”、或者是指“虚幻的”还是指“实际的”“同一性”问题了。例如，台湾省政权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华民国”；大陆政权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者的“同一性”能说成是一个“同一性”吗？当然，可以采用共同的“中国”的概念来表述这个“同一性”，但众所周知，它只能是“虚幻的”、“形式的”！哲学概念必须是有严格准确的定义的，可不能是“诡辩”！从哲学角度来说，必定只能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相反。｝
我们在这里只是讨论了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如果谈到第二种含义，毛泽东的关于同一性的暂时性的论证也是不能成立的。在事物处于质变的状态时，正是矛盾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的时候。可是这种转化不正是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吗？｛评论三百二十四：“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指的是原来意义的“同一性”，是研究原有的“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指的是发展意义即新的“同一性”，是研究原有的“同一性”被分解后新的“同一性”“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一、二两种“同一性”即旧与新“同一性”，在第二种含义的实际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共处，此消彼长，在旧的消失新的完成建立前无法分离。由于实际事物运动发展过程就是如此，所以，列宁和毛泽东就将此新旧二者“同一性”共处过程中的“同一性”，在哲学上简化抽象为同一个“同一性”（此“同一性”应该理解为一个“同一性群”。此“同一性群”可以对应为一个“同一性”；也可以对应为“两个同一性”，例如朝鲜分裂为南北朝鲜；也可以对应为“两个以上同一性”，例如前苏联的分裂）。而对具体的“同一性”而言，彼“同一性”非此“同一性”也。为弥补这一极具普遍性的理论简化所导致的可能误解，就在唯物辩证法的总论中，强调必需要用发展的观点即对立的统一的观点去看待宇宙中的一切事物。｝
毛泽东强调同一性是需要条件的；难道斗争性就不需要条件吗？斗争要以同一性为条件；双方没有关系，是斗争不起来的。｛评论三百二十五：这话没错！问题是“斗争”着的双方所主张的“同一性”，是同一个“同一性”吗？显然不是。如果是，为何斗争？当然，抽象的“同一性”，是有着大小、高低的层次之分的。这并不妨碍斗争双方在同一个高一层次的“同一性”下，为各自的低一层次的“同一性”而斗争。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国共双方共同签订的“双十协定”中，宣布“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其中，“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就是国共双方基本都同意的高一层次的“同一性”（做不做得到另说）。但在“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这低一层次的“同一性”上，蒋介石国民党就坚持“一党一国一领袖”的反民主独裁统治而不同意，并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动了反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也就是说，作为当时的强者，蒋介石国民党选择了“战争或斗争”。另外，作者忽视了另一个实际斗争中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并不仅仅只是“双方没有关系，是斗争不起来”，还有一种原因是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时，也是斗争不起来的。｝本文前面援引过恩格斯的话:"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和对立，只存在于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这就是说同一是对立的条件。《矛盾论》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是对的。既然如此，如果同一性不存在(哪怕是暂时的)，斗争性就没有地方可"寓"，因而不能存在了。因此，同一性应当是始终伴随着斗争性的，不能说前者是暂时的，后者是非暂时的。在"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句话之后，本来应当说"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这样才顺理成章。但毛泽东接下去却说"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样就和上一句不衔接了。为什么毛泽东不说"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呢?因为他想要论证，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因此就只能说同一性要以斗争性为条件，而不能说斗争性也要以同一性为条件。他没有意识到，当他说"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句话时，实际上已经暗含同一性是斗争性的条件这个意思了。
毛和斯大林的哲学分歧
《实践论》和《矛盾论》都写于 1937 年。1938 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党史》，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斯大林亲自撰写。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观点加以整理，构建了一个体系。
斯大林把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是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他说: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过的话，但列宁同时还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斯大林只讲前面一句话，不讲后面一句话。不但如此，斯大林还给"和谐"一词赋予一种贬义，声称发展过程不是通过"和谐"的开展。这就和我们前面所引的恩格斯的观点抵触，而且也把列宁说的"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否定了。
但是斯大林也陷入自相矛盾。他需要赞美社会主义社会，就宣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这也就是肯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和谐关系。但斯大林又说和谐是不能推动发展的，那么，苏维埃社会如何能进步呢？列宁说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对抗，但还有矛盾；斯大林却连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也否定了。
由于苏联盛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此以后，斯大林的这个体系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些三十年代活跃一时的苏联哲学家，都放弃了自己的观点，鹦鹉学舌，跟在斯大林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斯大林的哲学修养不如那些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
不过鹦鹉学舌也是不容易的。《联共党史》出版的第二年，1939 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社会没有资本主义那样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象苏联社会主义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在这里，斯大林已经忘掉了他在半年前讲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开展"的话，也忘掉了他阐述的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不但宣称一致是动力，而且把精神的东西作为动力了。那些御用的理论家如何解释这一点呢?这可是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
斯大林不能在存在矛盾斗争的地方把握统一；另一方面，他在存在和谐和统一的地方又看不到对立。他在敌我之间只看到斗争，而在人民之中只看到一致和合作。这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点。
毛泽东没有照搬斯大林；当苏联哲学家不再提自己过去的著作时，毛泽东还继续坚持《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基本观点。1951 年，毛相继把这两篇论文公开发表。其中《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释，特别是对"矛盾的同一性"的阐释，明显地与斯大林的不同。
可以看出，正确的是毛泽东，而不是斯大林。毛泽东的观点虽然是来自西洛柯夫和米丁等人，但是他们后来把这个观点放弃了，而毛泽东却仍然坚持着，没有盲从斯大林。
《实践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热烈的。《真理报》全文译载，还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论。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发表评论。《矛盾论》发表时，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不是由《真理报》发表，而是由联共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登载，而且不是一次登完，而是分两期登完。是因为文章太长了吗?《矛盾论》虽然长了一些，但苏联刊物上长篇文章有的是，并不是非得分两次登不可。做过编辑工作的人会懂得，这是一种委婉的降低文章的重要性的方式;而且，可能特别是降低文章的后一半的价值。果然，当登出文章的后一半时，有些懂俄文的中国读者发现，原文中讲到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的地方，俄译文改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互相联结";另外一些地方的"同一性"这个词也改成了"统一性"。这就暴露了联共中央对《矛盾论》的不同意之处。
1954 年付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毛泽东"一条，其中说:
"1937 年 7、8 月间，毛泽东写了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阐释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斗争是运动泉源的规律。"
这个叙述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只提对立的斗争，不提对立的同一。苏联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这样怪，他不是客观地介绍某人的观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叙述别人的观点。大概编者和作者觉得他们不能无批判地介绍毛泽东"矛盾的同一性"的观点，于是只好不提，似乎毛泽东根本没有过这样的观点。
苏联的批评和毛的反批评
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起初显然对毛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感到高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肯定了这个原理。可是不久，在 1953 年第一期的《哲学问题》上，出现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是有来头的。文中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使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对立的'同一'或统一是黑格尔表达方式的残余"。
同年《哲学问题》第四期，罗森塔尔发表了自我批评。
以后，在尤金和罗森塔尔合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的 1954 年第四版的"同一性"这一条中，加进了如下的话：
"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的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评论三百二十六：错误的理论是危害极大的！！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就是错误的，是以静止、僵化的观点，而不是以发展、变化、进步的观点来应用辩证法的结果。道理简单，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是对立统一的。一定时期的和平后会带来战争，经过战争又会形成新的和平。这是众多历史事实所证实了的！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觉醒，就会带来变化和进步。例如“冷战”时期的出现，就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因为，“冷战”总要比“热战”即真正的战争好一些吧！｝
这里面谈到的"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这三个例子都是《矛盾论》中用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很显然，这是不指名地批评《矛盾论》。罗森塔尔这样做，当然是要表示他的"改邪归正"；但是，批评毛泽东这样的事，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罗森塔尔是不敢的。
生与死的同一性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讲到这一点；例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生就意味着死。(《马恩选集》4 卷 370 页)
《简明哲学词典》的第四版在 1955 年译成中文出版，"同一性"那一条一字未改地发表了出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把这个批评放在心上，但在当时，他只能忍耐。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三年以后，在 1956 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报告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觉得可以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对斯大林进行反批评了。
在 1957 年 1 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只讲对立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说《简明哲学词典》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然后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毛选》第五卷第 347-348 页)}
接着，2 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毛再次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毛在这篇演讲的开始部分含蓄地批评了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说对许多人说来，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处理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还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也可能发生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毛的新观点。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虽然毛在这一次反驳了《简明哲学词典》，但那是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的，广大党员并不知情，更不消说党外了。毛显然认为，既然《简明哲学词典》是公开发行的，那么，也需要在公开的刊物上进行反批评。
1958 年，《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他也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找到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杨献珍，问他"敢不敢批评尤金"，对《简明哲学词典》提出不同意见，阐明一下矛盾的同一性问题。杨献珍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这一年的 8 月写出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表明，陈伯达找错作者了。
当时，在中央党校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讲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产生的。恩格斯讲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以外，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马恩选集》第 4 卷 221 页)。这个意思很清楚，恩格斯把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意味着承认思维能够与存在符合一致，承认世界可以认识;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不可知论了。｛评论三百二十七：恩格斯的此种论述似乎有重大问题！至少是对马克思原意的一种弱化或低级化！！无论怎么样说，在此种带着根本性的总体论述中，丢掉了“劳动或改造”这类“创造了人”的实践手段和过程，似乎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道理简单，没有实践，就不仅仅是“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而是“思维（特别是理性思维）”本身能不能出现（或存在）的问题！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出版于马克思已经去世后的1888年。｝
这里的"同一性"在德文原文里是 Identitaet，就是英文的 identity。中文译作"同一性"，译成"一致性"也可。说两个东西是 identical(同一的)，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如说"启明"和"长庚"是同一颗星)；但也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相似的、一致的、符合的(如说译文和原文是同一的)。恩格斯当然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因此，"同一"在这里是"一致"或"统一"的同义语。列宁就说过："对立面的同一(他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的差别在这里并不特别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哲学笔记》第 397-398页)。
恩格斯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各派哲学家的共同问题提出来的。唯心主义者也好，唯物主义者也好，都要回答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问题就在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常用的语言，而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解释和论证这个原理的。黑格尔认为一切都是精神，他把整个宇宙和历史都当做绝对精神的显现，自然界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世界才是可以被精神认识的。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和精神又是不同一的，有区别的，自然只是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理念的外化。黑格尔批评谢林，就因为谢林主张思维和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把黑格尔的体系颠倒过来，唯物主义者也可以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不过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和精神有共同的规律，因此物质可以认识。这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评论三百二十八：精神当然不是物质！！｝这个观点是杨献珍不能接受的;他认定，唯物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尽管黑格尔主张的是"具体的同一性"，它包含差别于自身，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但杨献珍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承认这种同一性就意味着思维和存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同一个东西，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能再说思维和存在是不同一的。他的这个观点和艾思奇发生了分歧；艾认为恩格斯也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评论三百二十九：杨献珍是如何理解这个特定的同一性的？！！｝
看来陈伯达事先并不清楚党校内部的这场争论。当陈伯达找到杨献珍写文章时，他的意图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阐明"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批评《简明哲学词典》说的"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矛盾没有同一性。杨献珍写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尤金和罗森塔尔，阐述了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与死这样的矛盾有同一性。如果写到这里就交卷，那么这篇文章也许还可以发表;但是杨献珍却同时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批评艾思奇，于是他在文章的后半大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原理。这样，他的文章的前半和后半是矛盾的：前半说根本对立的矛盾也有同一性;后半却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评论三百三十：问题的根本在于：一、思维和存在是根本对立的矛盾的双方吗？如果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那么同一的基础是什么？即同一于什么东西之上？二、杨献珍是如何认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
* 对杨献珍这篇文章的详细评论，请参看我的《辩证法的命运》一文。此文收入《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 年。本文的有些部分取自这篇文章。
自然，《红旗》无法发表这篇文章，但是，杨献珍却通过他的追随者把他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发表到刊物上去，批评与艾思奇相同的观点。这就引发了一场长期的争论。
杨献珍在"文革"后把这场争论说成是"批判"。实际上当时双方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也是相互的。｛评论三百三十一：“落井下石”之辈！｝笔者当时也属于争论的一方。我们批评对方是机械唯物论，对方则批评我们是唯心论。杨献珍当时没有发表文章，并非因为报刊上拒绝刊载，而是他不愿意发表(据我所知，《哲学研究》杂志曾约请杨献珍写文章)。正因为如此，不同意杨献珍的一方并没有提他的名字。
1961 年到 1962 年之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顺带谈到他同意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说：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被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干预这场讨论。作为参加争论的一方，我当时也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1963 年5 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增写了一段话，就是后来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其中毛讲到有很多同志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觉得不可理解。这是针对杨献珍的，不过说得很含蓄。
到了 1964 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报刊才开始了对杨献珍的有组织的政治批判。
转折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
毛最早使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是在 1957 年 11 月 8 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毛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最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毛选》第五卷第 498 页)。这是说要看到事物的两重性或两个方面，避免片面性。这里是含蓄地批评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一分为二"，其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支部书记。1963 年12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中批评有些干部对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即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并号召共产党人掌握"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
同月，毛在审阅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时，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个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401-402)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一分为二"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在此之前，"一分为二"的"分"是指分析、区分;在这里，"分"却是指分化、分裂了。
"文革"时期的中国报章杂志曾吹捧说，提出"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新贡献。其实，这只不过是对对立统一换了一个表述方式，算得了什么呢?而且，这个毛的这种说法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哲学笔记》397 页)这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这种说法本来没有错，但不如"对立统一"的提法完整；而毛泽东把它称为"两分法"，常常排除了事物的中间状态，变成了"两值逻辑"。｛评论三百三十二：按照作者的说法，作者的“辩证法”就应该是除了事物对立的矛盾双方，还应该加上“事物的中间状态”这一方的“三值逻辑”了？？这能够说明事物的发展过程吗？如果“事物的中间状态”这一方在现实中确实代表着事物发展的一种状态，那就说明世界上的事物存在着一种“保持静止不变”（即中间）的普遍状态。这符合现实吗？｝
例如，在毛泽东看来，文学艺术的作品，要么是"香花"，要么是"毒草"。那么，有没有不香的花和无毒的草呢?其实，这种作品是大量的。有许多作品的内容有不健康的东西，但没有严重到有毒的地步;另外也有许多作品有可读性，但未必够得上"香花"的美称。再如，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把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两类，要么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再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其实，怎么能把知识分子这样简单地归类呢?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其实很多不是反革命的人，未必就是革命的，而很多不革命的人，也并非反革命。｛评论三百三十三：从人类有善恶之分来看，“两分法”并没错。有可能出错之处在于，对于思想言论进行斗争的手段选择上！｝
还有：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这样提出问题："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思想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就中国。"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么，此外就没有别的道路了吗?毛泽东原来提的是"新民主主义"，它既不同于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而这条道路要走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思想本来是很清楚的，是毛泽东自己说过的。现在毛泽东改变了问题的提法，于是三种选择变成两种选择了。｛评论三百三十四：关键在于，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就比较好了！！｝
这种"两分法"的思维方式明显地带上黑格尔说的"知性"的特点:非此即彼。它的好处是明确，不含糊，但是失之简单化和僵化，缺乏辩证法应有的灵活性。｛评论三百三十五：没抓住问题的关键！辩证法再怎么灵活都不可能“灵活”出“三值逻辑”出来的！！｝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情况来看，杨献珍一派似乎是处于劣势，至少在哲学界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人不多。到 1963 年底，杨献珍想摆脱被动局面，表示自己并不是如对方所说的只讲唯物论不讲辩证法，他开始在中央党校讲授辩证法，讲"对立面的同一"了。杨献珍在讲课中引用了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个话来解释对立的统一;又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评论三百三十六：太绝对了！｝可以看出，他局部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当杨献珍开始转向辩证法的时候，毛泽东却从辩证法后退了。
毛泽东抓住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句话，认为这是和自己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其实，杨献珍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的。事物之所以能"一分为二"，正因为这个"一"里面已经潜在地包含了"二"，这个"一"是"合二而一"的"一"。这就好象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这面看是"一分为二"，从另一面看是"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的观点本来和毛在《矛盾论》里的观点是一致的。《矛盾论》曾说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不就是"合二而一"吗*？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本来正确的观点呢?｛评论三百三十七：从人类认识事物的每一过程来说，就只能是先“一”后“二”而决不能相反。玩弄“词汇游戏”也不能证明“合二而一”是符合人类认识过程的。｝
* 可以注意的是，《矛盾论》引证了列宁的话:"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这里明确地把"统一"和"合一"看作一回事。虽然后来译文有修改，这个"合一"改为"均势"，但这是 1990 年的事(见《毛选》1 卷 340 页的注[33])，毛泽东本人并不知道。当时他引用这一段话，表明他并不认为"合一"这个词是不能用的。
这个原因不能从理论本身去找，而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去找。
这个时期毛正致力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在他眼中，杨献珍并不是他的忠实信徒。杨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他为何触怒了毛？毛自己的解释是，他关于"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以及哲学要从课堂和书斋里解放出来的话"触到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1964 年 8 月 24 日《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评论三百三十八：这有点道理！！正如如今“改开”中的某些精英，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作了自己这类人的“专利”，想尽一切办法人为地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如此即能随心所欲地按照当权者的意图愚弄民众，又能为自己保住高收入待遇的“金饭碗”，真乃一举两得！！｝
这个话是不足信的。杨献珍不会故意提出"合二而一"来和毛泽东唱对台戏。｛评论三百三十九：笑话！以作者自身就敢于弄出个与理论不沾边的“异化理论”，来与邓小平的“改开”打擂台。你为了“出名”或“邀宠”就敢于“拿着鸡毛当凤冠”，为什么杨献珍就不能如此做呢？？｝我认为真实的原因有两件事：一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只是抱着列宁的一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不讲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仿佛读通了列宁这本书，弄懂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之后，别的书就不用读了(杨献珍被撤职以后，他的继任者林枫吸取教训，把读毛著列为中央党校的首要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杨献珍在 1958 年直率地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因此，毛不喜欢杨献珍。｛评论三百四十：以小人之心渡君子之腹！！｝
在我看来，只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不讲《实践论》是不对的。列宁的这本书只讲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对认识论的辩证法很少涉及；其次，列宁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讲得不够，只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讲实践是认识的起源。这两个缺点，在《实践论》中得到了弥补(自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的观点来自苏联哲学家)。｛评论三百四十一：按照作者的这种说法，邓小平的“理论”就来自“猫”了！作者的“异化”观点就来自古代“不孝子”的母亲了！｝至于第二点，杨献珍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毛的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还要到国际背景中去找。
60 年代初，苏联哲学界提出了对立面可以"融合"的论点(米丁、费多谢也夫)，这是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平共处"的概念作辩护。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使得他们的领袖在提出一条路线和一项基本政策时，一定要证明它的背后有一条普遍的规律。这样，赫鲁晓夫为了肯定新路线的合理性，就需要从哲学上来论证并不是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而毛泽东也需要通过批驳矛盾"融合"的观点来证明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主义。
其实，苏联哲学界使用的"融合"这个术语是来自马克思，本文的前面已经提到了马克思的有关原文。采用这个概念，是同斯大林的观点背离而向马克思的靠近；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毛泽东是从政治需要来评价这种转变的。
这个时期，毛泽东正在加紧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部署。1963年，中苏两党的论争进一步公开化。从 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 7 月，《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陆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的文章("九评")。在国内农村，从 1963 年到 1964 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化领域，1963 年毛作了对文艺界进行严厉批评的批示。在外事领域，毛批评了对外联络部的所谓"三和一少"路线(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中共已和苏共分道扬镳。毛需要宣传中苏分裂的必然性。
正好这时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毛认为这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从哲学上来论证矛盾的不可调和，反对妥协与合作，反对联合。｛评论三百四十二：一、“矛盾的可调和”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即在一定的时空限度内，必须在力量基本对等的情况下，通过统一思想来暂时达到。实际上，作者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如果作者的“力量”能够与邓小平基本对等，那么，在邓想要撤作者的职时，作者也声称要撤掉邓的职。那么，邓在决定撤作者的职时就要好好考虑是否值得了。也许邓就会来找作者“统一思想”了；此理对于邓决定将作者开除出党时亦相同。二、“矛盾的不可调和”是普遍的。就如作者在被撤职和开除出党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自认为“有理”的申诉，结果毫无效果。那是因为“力量”基本不对等的缘故。难道这时作者仍然未能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吗？即使作者做梦都想着此矛盾有一线希望能够“调和”、能够“合二而一”，问题是对方愿意与你“调和”、“合二而一”吗？之所以说“矛盾的不可调和”是普遍的，就在于有邓小平的“力量”者只有一个，而如作者此类基本没什么“力量”者众多的缘故。当然，从理论上，对于人类社会（非自然界）的此种具体矛盾来说，这种现象仅在一定阶段存在。｝
毛嘱咐《红旗》对正在进行的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发表一篇评述。这篇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的评述经过陈伯达的审阅和修改，在该刊 1964 年的 16 期发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开始了。
这篇文章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现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进行斗争。杨献珍在这时宣扬"合二而一"论，就是适应修正主义和敌对阶级的需要，宣传阶级合作和矛盾调和，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顶帽子是很大的。杨献珍是不是真有这个目的，这对毛泽东并不重要。不管是不是，毛泽东也要这样说。这是政治的需要，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还批评说，有人"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这牵涉到刘少奇的观点。1957 年，刘少奇在阐述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时，曾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以同一性为主"，敌我矛盾是"以斗争性为主"。｛评论三百四十三：刘少奇此言有“不求甚解”、“混淆哲学概念”之弊病。因为“同一性”中的“同一”在现实中是有很多种的，那么，刘到底要“同”到哪一种的“一”上，就涉及到当前矛盾的“主次”问题了；同理，“斗争性”中的“斗争”在现实中也是有很多种的，那么，刘到底要与哪一种矛盾“斗争”，就涉及到当前矛盾的“主次”问题了！！同时，由于“斗争同一”还涉及到“力量”是否对等或相差悬殊情况，有时，敌我矛盾就可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时，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按照敌我矛盾来处理。此时，有原则的前提下的宽容就是必需的！正如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政策的提出一样。而最典型的，就是毛主席与刘邓们在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群众运动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此外，这篇文章还批评杨献珍"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提出来的外交上的一个方针。
这些言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杨献珍后来说，这是康生在整他。其实，这是毛泽东的部署。当然，毛泽东可能是听了康生的报告。
这篇评述被《人民日报》在 1964 年 8 月 31 日转载。随后，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这场批判甚至扩展到工人和军队之中，成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这里随意从当时的报纸上举一个例子。一位大庆油田的工人说:"原来'合二而一'论是主张阶级调和，主张不斗争，不革命，反对革命。谁反对革命?只有资本家、地主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才反对革命，才会欢迎'合二而一';真正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绝不能同意'合二而一'的谬论。我们一定要认清'合二而一'论的危害，坚决同它作斗争。"这样，政治声讨代替了理论批判。中国的人民群众普遍在思想上做好同苏联分裂的准备了。
* 作者也曾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观》的文章，其中批评杨献珍否认"一分为二"，还给杨献珍戴上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的路线的修正主义"的政治帽子。我已经不止一次承认了这个错误，现在再次在这里提一下。
就在转载《红旗》文章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了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 7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苏共中央的这封性是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中共中央的回信斥责苏共执行了一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斥责这封信是"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号令"。复信断然宣称"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决不能分担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并说，召开这种分裂小会是"自寻绝路"，"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
这封信的语气之强烈和措辞的尖刻令人震惊。我毫不怀疑这是毛泽东的口吻。
毛泽东准备"一分为二"了!
综合："一个吃一个"?
用"一分为二"去否定"合二而一"，这在理论上是很难说通的。在初期，当这个问题还在自由讨论的时候，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有人说，单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片面的。有人说，有分析就有综合，因此，有"一分为二"就有"合二而一"。还有人说，水不就是氢和氧的"合二而一"吗?｛评论三百四十四：统一体出错了！“一分为二”是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而“合二为一”则是有条件的，不是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这是极明显的事实。｝1964 年7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伯茂的文章《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作者提出，有一种类型的矛盾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的，必须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解决;但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矛盾，如红与专、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劳与逸、工业与农业等，解决的方法就应该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合二而一，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评论三百四十五：统一体出错了！这一“类型的矛盾，如红与专、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劳与逸、工业与农业等”，还可以加上自主与服从、严肃与活泼、团结与紧张、民主与集中等，都有这样的特点，一、都是对于同一个“统一体”而言的，如一个人、一个国家；二、矛盾的双方都有对“统一体”有益并且是必需的一面，不能消灭（至少在看得到、想得到的目前和将来不能）；三、这些现存的所谓“矛盾”，在将来都有“融合”为“一体”的趋势。仅仅是因为社会发展程度不够而产生出来的“矛盾”A。｝
当时我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我听说，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把康生叫去，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难题，不好办。但是毛并不想吸收正确的反对意见。
1964 年8 月 18 日，毛在北戴河和《红旗》杂志组织的一个准备写"一分为二"问题的班子谈话。24 日，他又找于光远和周培源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文章问题。这两次谈话的记录从未公开发表，但它们却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文革"的混乱时期，有些红卫兵组织把它印出来了。
这两次谈话都涉及氢氧化合成水的问题。毛表示他赞成北大化学教授傅鹰的观点，他也提到《光明日报》8 月 21 日发表的文章*。但是，他并没有对这种观点作出清楚的解释。他说:"地球原来是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傅鹰说，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水，水不是随便一下就变成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和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 这篇文章题为《氢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吗?》(署名郁之)。其中说，氢和氧化合成水是"矛盾双方激烈斗争的结果"，其间要经过许多复杂的步骤，有很多一分为二的过程，例如一个氢分子分解为两个自由氢原子(H2→2H)。毛肯定了这篇文章。其实在文章列举的方程式中，还隐藏着诸如一个氧原子和一个氢原子结合为一个自由基(O＋H→OH)这样的情况。作者说这是"由一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新的统一物"，却不说这是"合二而一"。而且，无论过程多么复杂，最后结果还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合二而一"(H2O)。
毛的这种解释是完全不能说明问题的;氢氧化合成水是不是"合二而一"，同这个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这完全是两个问题。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同他在 1957 年讲的不一致，当时他说，"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搞成水。"(《毛选》5 卷 319-320页)。这不就是氢和氧的"合二而一"吗?｛评论三百四十六：应该是涉及到了“统一体”的定义问题！即必须在氢氧化合成水之前，就已经把氢氧“看”成是“水”但还不是水的统一体了！如此，则不能当作“氢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的。因为这时的氢氧是矛盾的双方。在未化合前，组成氢氧统一体；经过对立统一、内因外因等条件作用下化合，重新组成新的统一体――水。可从人的认识过程的普遍性来理解，为什么“规律”只能是“对立统一”而不能是“统一对立”。换句话说，只能是“一分为二”而不能是“合二而一”。｝
对我们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谈话。这个谈话显示，毛泽东还是把某些反对观点放在心上的。这些反对观点最有力的一个是：如果"一分为二"是分析，那么"合二而一"就是综合;不能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因此也不能只讲"一分为二"而不讲"合二而一"。
毛试图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
现在毛泽东要讲实际的综合分析。他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为例，说分析就是说双方各有多少力量，多少军队，多少地方，各有什么强处和弱点。那么怎样综合呢？"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地综合。""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里来，兵士也都综合了。"
毛把这种现象提升为一个普遍原则。他继续说：
"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评论三百四十七：此种“消灭或发生”，对于人类和自然界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因为人类有生死，而物质不灭。并且，极为重要的是，人还可以不涉及生死，仅仅因为思想的根本改变而改变“阶级”！！在这里，就只能说“原子或分子的氢和氧”与化合成水中的“氢和氧”是不同的。｝
毛以"大鱼吃小鱼"和共产党军队消灭国民党军队为例来说明综合并不是两者并存，｛评论三百四十八：那么，毛主席说的“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里来，兵士也都综合了”是什么意思？｝这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一个普遍原理的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们完全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男女结婚，组合成一个家庭，这应当是一个实际的"综合"例子，可这是谁吃掉谁呢?｛评论三百四十九：这可以理解为是“家庭”化合了“男女”！！｝共产党喜欢讲"领导和群众结合"，这又是谁吃掉谁呢?说任何东西都是在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这当然是辩证法的常识；但把"你死我活"的现象普遍化，这倒是象霍布斯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只使人感到恐怖。从社会历史来看，"你死我活"的现象当然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情况;不然的话，人类社会早灭亡了。｛评论三百五十：既然作者肯定了“说任何东西都是在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这当然是辩证法的常识”，又怎么能曲解成毛主张时时刻刻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呢？｝
毛回避了红与专、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工业与农业这样相反相成的矛盾，把"分"与"合"截然对立起来，只许讲"分"，不许讲"合"。这既违反现实生活，也违反辩证法。
这次讲话明确地否定了对立面的共存，明确地否定了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毛批评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说：
"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只消从自然科学中举一个例子就可以驳倒这个论断：磁铁的南北极就是不可分割的。把一块磁铁分成两半，每一半仍然有南北两极；再分也是这样。毛泽东这个论断，和他过去的观点也不一致。《矛盾论》里说，矛盾双方不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难道"互相依存"不就是"不可分离"或"不可分割"的意思吗?这是逻辑上的不可分离，并不否定矛盾双方的分化和分裂，并不否定"一分为二"。｛评论三百五十一：对于这个问题的可能解释是，磁场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个极为特殊、至今仍然不能给出相对完满解释的物质普遍属性（正如万有引力的来源一样）。此种极特殊属性的最有可能的理解，必然涉及到时空、物质能量关系问题。因此，对此只能采用以下三种办法之一：一、对磁体应用对立统一规律时，磁场作为一个整体规定为不能分割；二、对磁体属性中磁场的分割方法，至今自然科学仍然未能找到，常见的分割物质的方法不适用。即此“分割”非彼“分割”；三、对立统一规律对磁体中磁场属性不能适用。必须进行修改以适应之或另创新。实际上，磁体、磁场、磁性、自旋，极有可能就是自然界为人类进一步揭示宇宙奥秘而展示出来的一个突破口。｝
过去，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只讲斗争不讲统一;现在，毛却从这个立场后退了，和斯大林站在一起了。
本来，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杨献珍是错误的；到了批"合二而一"的时候，毛泽东是错误的了。
从哲学上看，"一分为二"也好，"一个吃掉一个"也好，都是很浅薄的，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本来是不值得重视的；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它，只因为它在政治上起了重要作用。毛在这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他要同"修正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评论三百五十二：这是因为从当时算起的至少百年内，人类社会的“主旋律”或主要矛盾仍然是斗争的缘故！！看看“改开”后中国的今天，新中国人民至少两代人不计得失、含辛茹苦、舍生忘死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本来是人民作为人民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而打造的“摇钱树”，却在毛主席去世后的“改开”时代，仅仅几年中就大部分被官员抢劫犯们据为私有。这说明了不唤起人民进行斗争行吗？？此种“磬竹难书”的罪恶，在20世纪未21世纪初仍然能够出现，其结果导致的对最广大民众心理的巨大伤害，决不是能在一代人心中轻易消除得了的！！那么，是否会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那只有天知道了！！｝
对"否定的否定"的否定
值得重视的倒是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对"否定的否定"的否定。这个观点涉及一些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而且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有密切关系，值得我们详加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否定之否定"都是肯定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从小生产的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到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辩证法的三条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他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概括出这三条规律来的："有论"阐述了质量互变规律；"本质论"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总念论"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总念"的德文是 Begriff，英译作 notion。现在中译多作"概念"，虽然看起来很通俗，但一般人了解的"概念"通常指抽象概念，而黑格尔的 Begriff是指具体概念，两者意义不同，很容易产生误解。已故的《小逻辑》中译者贺麟教授曾用过"总念"这个译名;虽然他在 1980 年的新版中又改用"概念"，但他也说"'总念'这一译名也不是不可以用的"。我认为还是"总念"这个译名较好。另外，"有论"贺译为"存在论"。我这里采纳了杨一之教授的意见，将黑格尔的 Sein 改译为"有"。
列宁没有机会读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他在《哲学笔记》中记下这样的观点：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不过，他对"否定之否定"也是肯定的。
在 1938 年《联共党史》出版之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都是依据恩格斯提法，讲"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讲辩证法，改为讲"四个特征"，其中抛弃了"否定之否定"。此后，这条规律就从苏联的教科书中消失了。
毛泽东想沿着列宁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个观点前进，把"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都纳入"对立统一"这一条规律中去。
在 1958 年 1 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说到:"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在这里，毛引人注目地把"否定之否定"规律改变为"肯定否定的规律"。不过毛当时没有对这种新的表述加以说明。｛评论三百五十三：可以如此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没有“方向”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是隐含着“方向”的规律！！｝
毛在 1964 年 8 月 18 日的哲学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恩格斯提出辩证法有三条规律是不必要的，只要"对立统一"这一条规律就够了。"质量互变"可以看作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关系。"否定之否定"就是"再肯定"。事物发展的过程可以表述为"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根本用不着什么"否定之否定"：｛评论三百五十四：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思想亦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应为三条规律--引者注),我就不相信那三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范畴，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地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事物的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这个意思，毛泽东后来在 1965 年写成了文字，如下：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847 页)
在这里毛泽东企图把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论点做出提纲式的解释，把辩证法的其他内容___不仅是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还有联系与发展___都合并到对立统一规律中去。在他看来，一切联系都是对立物的联系。这样，他就把"差异"和"对立"混为一谈了。这个观点，在《矛盾论》中已经有了，其中说:"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差异可以发展为矛盾，但并非一切差异都是矛盾。黑格尔是区别这两者的;他举例说，一个骆驼和一支铅笔的关系，就是"差异"而不是"对立"。｛评论三百五十五＊：这是在说一个对象还是两个对象呢？？如果是一个对象，那么此骆驼和铅笔两者是哪一个“对象”所属的基本属性或基本组成呢？所以，要分别其对错，就必定需要准确地给出“差异”概念的哲学定义，以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使用“差异”定义的本意，而不是普通用语中的定义。在《矛盾论》中的这段话，毛泽东是“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引出的，所以，此“差异”概念的定义，只能从德波林学派文章中去找。而黑格尔文章中，此“差异”概念的定义，只能从黑格尔文章中去找。如果此两处“差异”概念定义是不同的，则作者对待学术探讨，显然缺乏最基本的严肃态度。而从黑格尔给出的“一个骆驼和一支铅笔的关系，就是"差异"而不是"对立"”（如果作者此引言属实），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仅仅包括此二者的即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最大的对象概念――物质除外），所以，由此推断，黑格尔的“差异”必定与毛泽东《矛盾论》中所说的“差异”定义不同。｝每个事物都处在极其繁多的关系中，有许多和它有关的东西，这种状态是"杂多"。杂多的事物都是相异的，但只有本质的差异才是对立。"在对立里，相异者并不是与任何他物相对立，而是与它正相反的他物相对立。"(《小逻辑》第 119 节附释)｛评论三百五十六：这即是说，“黑的本质的差异”＝“毛的差异”！｝
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主要的讨论问题是否定之否定。
毛泽东并没有理解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的深刻性。他对这三条规律的理解，显然只是从苏联哲学读物中来的;这些读物确实是把这三条规律平列的。另外，恩格斯的概括也容易导致误解。"质"和"量"只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对范畴;黑格尔还讨论了许多其他范畴(如同一和差别，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普遍与特殊，等等)，不知为甚么恩格斯单单抽出质和量这一对范畴来，并把它们的关系提升为规律。黑格尔虽然在"本质论"中讲到了对立面的互相渗透，但在别的部分也讲到了，不是单单在这个部分讲的。而且，要把这个规律讲透，就要同"否定之否定"规律结合起来。三条规律确实像是平列，看不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辩证法的规律就好象成了"实例的总和"。毛泽东说质和量的关系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对的。｛评论三百五十七＊：黑格尔在此处，同一和差别是成对的概念。对比上一段，即“差异”不等于“差别”，而有“差别”＝“对立”！｝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举了大量例子来说明这三条规律。以后苏联的哲学读物也照此办理。"质量互变"规律之所以引起共产党人的兴趣，主要是由于它可以用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改良是量变，革命是质变，质变优于量变，因此，要作革命派，不要作改良派....。｛评论三百五十八：为什么“质变优于量变”呢？这可以从科学实验，也可以从人类历史中找到答案。｝
这牵涉到如何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
黑格尔的三段式
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和这三条规律相对应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有论""本质论""总念论"不是平列的，而是代表了辩证逻辑和认识发展的三个层次：
"有论"中讨论了"有"和"无"，"质"和"量"等范畴。它们代表人的最初的认识阶段--简单的感知。某物有或者没有。糖是甜的，花是红的：这是事物的质。山是大的，沙是小的:这是事物的量。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些范畴的特点是直接性，彼此之间似乎是独立的，不相干的;如果它们之间有联系的话，这种联系也是外在的，只是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如从质过渡到量)。它们之间的真正的内在联系还是隐而不显的。
黑格尔指出："事物真正地并不象它们直接表现的那样。所以要想认识事物，仅仅从一个质反复转变为另一个质，或仅仅从质过渡到量，从量过渡到质，那是不行的"(《小逻辑》第 112 节附释)。因此就要把事物分为表里两层，由表及里，这样我们就进入"本质论"这个较高的层次。"本质论"中的范畴不再是直接呈现在感官前的东西，而是要靠抽象的思维来把握的。黑格尔称这个阶段为"反思"阶段或"知性"阶段。这个阶段出现的范畴是间接性的、二重性的、互相依存的;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说"本质"就必然意味着有它的"现象"，没有现象的本质就不是本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的关系也是这样。"本质论"中的范畴是科学家最常使用的范畴;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给事物分门别类，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在现象背后发现本质，从结果中探寻出原因。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看成是固定的:现象就是现象，本质就是本质;必然的就不是偶然的，偶然的就不是必然的。界限分明，非此即彼。这是知性思维的特点，也是黑格尔常常批评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点;它所遵循的是形式逻辑的规律。
"总念论"是最高的阶段，这就是"理性"的阶段。如果思维的运作方式在感性阶段是"由此及彼"，在知性阶段是"由表及里"，那么在理性阶段就是"由偏及全"或者"由分而合"。思维看到，如果对立的每一方总是绝对肯定自己，绝对排斥对方，这是不能解决矛盾的;因此，需要把肯定的一方与否定的一方结合起来，得到一个较全面的真理。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具体概念"，即总念。让我举一个中国哲学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公孙龙子的"白马论"。
"白马是马"这个命题，大家习以为常。但细究起来，这里面是有矛盾的。"马"是一般概念或普遍概念，"白马"是特殊概念，两者的内涵是不同的:"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两者的外延也是不同的:"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我说要一匹马，这对马的颜色没有限制，牵黄马黑马来都可以;我说要一匹白马，黄马黑马就都不行了。公孙龙子第一次发现了日常语言中的这个矛盾，这是他的贡献。但他对待这个矛盾的方法是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来否认另一个方面。
黑格尔也发现了这个矛盾，但他不是用矛盾的一方来否定另一方，而是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如果我们采纳他的观点来看，大家习惯于说"白马是马"，谁说"白马非马"就会被认为胡说，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遵守形式逻辑，而且只遵守形式逻辑就够了。可是要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探讨，形式逻辑就不够用，而需要辩证逻辑了。大家都说"白马是马"，谁都不感觉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说"特殊是普遍"，大家就会惊讶了:特殊是特殊，普遍是普遍，怎么能说特殊是普遍呢?其实，"白马"是特殊，"马"是普遍;说"白马是马"，不就等于说"特殊是普遍"吗?
问题在于:说"特殊是普遍"固然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说"特殊不是普遍"也没有错。同样的道理，一般人说"白马是马"是对的，公孙龙子说"白马非马"也没有错。但如果用"白马是马"来否定"白马非马"，或者用"白马非马"来否定"白马是马"，那就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白马是马"这个命题是表明"白马"和"马"的同一性;"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是表明"白马"和"马"的差异性。"白马"和"马"之间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这个差别性，是存在于同一性之中的差别性;这个同一性，是包含了差别性的同一性(黑格尔称之为"具体的同一性")。既不应该用同一性来排斥差别性，也不应该用差别性来排斥同一性。因此，从辩证逻辑的观点来说，白马是马，白马又不是马*。｛评论三百五十九＊：在此处，作者用了“差异”＝“差别”。并且，作者说“"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是表明"白马"和"马"的差异性”，那么在此处，“"白马"和"马"的差异性”与黑格尔的“一个骆驼和一支铅笔”的差异性能相提并论吗？作者自己在文中就拿“差异或差异性”当“万金油”随便混用，却敢用自己如此混乱“理解”的“差异或差异性”来批判他人，这是“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探讨”之人应该具有的态度吗？。｝
* 这样，我们就可以较好地了解恩格斯为甚么批评那种"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的观点是形而上学(《马恩选集》3 卷360 页)。恩格斯指出，辩证的思维方法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同上 318 页)。｛评论三百六十：恩格斯此言并没完全否定上面的“观点”，他只是说，不能将此“观点”当作“普遍绝对有效”的“观点”来使用罢了！！｝
按照形式逻辑，"马"这个一般概念，是从所有的特殊的个别的马中概括出来的，其方法是把它们的特殊性全部抹去，只留下共同点。这样得出的概念，是抽象的概念。由于把"特殊"排除在外了，这个"普遍"就同"特殊"成了不相容的东西。黑格尔的一个独特贡献，就是提出了"具体概念"，提出了包含差别的同一，包含特殊的普遍。按照这个观点，"马"这个普遍概念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僵死的，而是有内容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它体现在千差万别的特殊之中:白马、黄马、黑马;老马、小马; 公马、母马;蒙古马、阿拉伯马...。所有这些特殊的马，都构成"马"这个普遍概念的各个环节，是普遍的"马"自身内部的区别和分化*。｛评论三百六十一：这是一种把“支离破碎”的东西进行“合理系统化”的工作，当然是进步！也符合人类逐步进步的认识事物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种认识事物上的飞跃或突变。｝
* 实际上，如果停留在思维的领域，从普遍概念是不能推导出千差万别的特殊事物的。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学说出发，坚持认为，从普遍到特殊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他的头脑中发生的过程，而且也是头脑以外的现实发展的过程，这就是他的唯心主义的表现。青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曾以一般的"水果"和苹果、梨、扁桃的关系为例，批判了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参看该书第五章第二节"思辩哲学的秘密"。
黑格尔看到，如果普遍的东西仅仅是普遍的，特殊的东西仅仅是特殊的，那么双方都没有真理性，或者只有片面的真理性，而真理应当是全面的。｛评论三百六十二：普遍和特殊与真理的关系能如此理解吗？真理本身就有普遍和特殊之分，而普遍真理本身就应该被定义为“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特殊真理本身就应该被定义为“片面的、部分的”而不是“全面的”！看来，这仍然是一个定义问题！！并且，极重要的是，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是由唯心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把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其概念名词搞得极为混乱不堪，使得有意涉足此领域的青年人和普通百姓视为畏途，如此就能让滥竽充数的“精英”们即有一个高收入待遇的“金饭碗”，又能随时迎合掌权者旨意作出随意解释来愚弄欺骗民众，可谓“双赢”。只是苦了民众矣！！故此，立足于人民立场、有意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就必须从唯物主义基础出发，寻找突破口，逐步在马列毛主义基础上建立系统的唯物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当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极为复杂繁重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一个第三者，由于它的中介，对立双方的片面性就得到克服，被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了。｛评论三百六十三：这是不对的或多余的！如果这个“第三者”，是指“普遍”或指“特殊”，均只需通过人类的实践，对原有的“普遍”或“特殊”的进行认识深化或选择性改造，进一步克服“片面”性，形成更具“全面”性的“普遍”或指“特殊”即可？？同时，这个“第三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物质？是意识？或者是特殊？是普遍？问题在于作为人类认识过程产物的“普遍”，只能是“逐步的普遍”，因此才会有“片面的真理性”。“真理应当是全面的”是对的，但此“全面”只能通过认识逐步达到。这是决不能通过“绝对精神”臆造出来的。如将此“第三者”应用于人类或宇宙起源时，由于黑格尔的目的是使得所有“对立双方的片面性就得到克服”，就势必只能人为地造出一个人世间不存在的“神”或“绝对精神”来了！！尽管原文中并无“所有”二字，那是我加的。但从原文前无限定词，加上“所有”来理解亦无大错。更重要的是，既然黑格尔能臆造出一个“绝对精神”来解释宇宙起源，显然目的就是使得所有“对立双方的片面性就得到克服”了。如果回到现实中来，这个“第三者”的观点，当然是会得到中国“改开”领导层的欢迎的。因为当邓小平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胡作非为时，如果能让人民相信这个已经有相当部分变质了的“共产党”，就是这个“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的目的或作用就是作为“中介”，使得“抢劫先富”阶级与被抢劫的民众阶级这“对立双方的片面性就得到克服”，也就能让如今的共产党领导层这些少数人永远（世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权力来保证“抢劫犯”的罪恶不被人民清算，并且代表着“被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国家”了。这“梦”是作得比较“好”的，但他们却有意忘记了前苏联共产党的下场！。｝如"普遍"与"特殊"的对立，在"单个"这个范畴中得到了克服;"单个"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举例来说:项羽常骑的骏马名"锥"，它有马的普遍性，又有"骏"(良马)的特点，还有"苍白杂色"等特殊性;这样，这匹个别的马就把马的普遍性与它独有的特殊性统一在自己身上了。"普遍"是"正"，"特殊"是"反"，"单个"就是"合"。在合题中，"正""反"两方面得到了统一，但同时又保持它们之间的区别。这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正题、反题、合题，也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好象是向"肯定"的回归，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更高阶段的回归，有如螺旋形的发展。｛评论三百六十四：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吗？“单个”不就是“特殊”吗？就算它是一个新的“特殊”，不也还是“特殊”吗？作者这种完全还处于哲学的小学水平之人，却来谈论成年人的哲学问题，当然就难免被看笑话了。既然作者在前面就知道了“白马非马”的含义，难道就不明白“苍白杂色马非马”的含义吗？作者不明白的还有，这里的所谓“"骏"(良马)的特点”是对“项羽或作者”而言的，一、并不是马自身作出选择的结果；二、是对作战者骑乘而言的，对需要此马用于负重拉车者而言并不是“良马”；三、对于马而言，无论是马的自身选择还是由人选择时，速度与耐力都是一对难以克服的矛盾。此种选择的作出只能源于马的生存环境或人对马的用途。因此，所谓“良”必然是相对的；白马与苍白杂色马并无太大区别。｝
"正、反、合"的三段式，不止是"总念论"的原理，而且贯彻在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之中。例如，质和量的统一是"度"，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是"实在"。本文开始部分所引马克思的话:辩证运动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对立，自相结合";"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就是想说明这个意思的。
如果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表达，我们也不妨说，宇宙的三段式是:
(一)太一，或太极。这是混沌的元气，或原始的统一，其中的对立是潜伏着的。
(二)一分为二。这是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对立展开了。我们还可以把"天"与"人"的对立放在这个阶段，如荀子的"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西方，这种思想的先行者是弗兰西斯.培根，他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在实践上就是工业革命。这种观念起过伟大的进步的历史作用。但过度的榨取自然破坏了环境，反过来使人自身尝到苦果。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中的"自然斗争"，就属于这种过时的思想。毛在 1957 年提出了"向自然开战"的口号，在实践中就发展为 1958 年"大跃进"所采用的方法:千万人民齐上阵，"战天斗地"，结果是对自然环境的大破坏。｛评论三百六十五：这个蠢货！！新中国建立后极为伟大的“重整山河”的人民群众运动，却被作者说成是“大破坏”。这只能说明作者的反人民立场，以及没有让其父母和其本人早早饿死罢了。没有作者所说的“大破坏”，则从古至今有史以来中国社会，每隔三、五年就出现一次的天灾人祸导致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就决不可能在新中国根绝！！｝
(三)合二而一。对立得到解决，阴阳调和，或天与人重新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中。这就是今天出现的环境保护思想或"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只有经过工业化的"征服自然"阶段，才会产生这种现代的思想。人与自然的斗争并没有消失，但这种斗争受到节制。人把自然更多地看作是母亲而不是敌人。这里我没有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概念，虽然这个概念近年受到一些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我看来，这种"合一"并不是经过矛盾的展开和克服而达到的"辩证的综合"。
从这个角度看，"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就不再是一枚钱币的两面，而是代表了两个发展阶段*。
* 不论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还是杨献珍的"合二而一"，都没有表达出辩证法的本质。杨献珍局限于强调"合二而一"只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统一只是说对立方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是不够的，甚至没有达到方以智的深度。方以智说:"大一分为天地，奇生偶而两中参，盖一不住一而二即一者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济，而实无二无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这里说的"交"，"相反相因，因二以济"，就有对立双方互相作用的意思。"合二而一"(对立统一)不是两者简单地相加或合并，它所产生的"一"是一个新的一，而在这个新的统一体中，两个对立方面都不再保持原样了，所以说"而实无二无一也"。《东西均》一书 196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侯外庐在序言中认为:"方以智的朴素的辩证法在形式上观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是超越前人的大发现...。"不过方以智说的"合二而一"并没有包括天人关系在内。}
两段式还是三段式?
现在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观点和黑格尔的作一个比较。
毛泽东的观点是:对立双方斗争着，待到"一个消灭一个"后，矛盾就解决了。"否定"的一方战胜了"肯定"的一方。这个"否定"又遇到一个对方，双方展开新的斗争，最后这个"否定"又被对方所否定，这就是"再肯定"。"再肯定"之后又是"再否定"....。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称为"肯定"，也可以称为"否定"。因此，三段式是没有必要的，肯定与否定的两段式就够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同他的"两分法"是联系着的。
那么黑格尔为甚么要用三段式呢?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甲被乙否定，乙被丙否定，丙又被丁否定....这样否定来否定去，可以无穷无尽。黑格尔称这是"坏的无限性"。｛评论三百六十六：无论“无限性”是“好”是“坏”，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与事实相符合！！例如，中国的社会制度，至少，自秦以来至清末的两千多年，基本上都处于封建社会之中。这才有了“周期率”一说。那么，对于这段时间中的社会制度而言，历史事实所表明的中国是处于"坏的无限性"之中，还是处于"好的无限性"之中？？｝用中国古话来说是"往而不复";如果"复"的话也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两个否定等于一个肯定)。这只能表明"变化"或"循环"，并不能说明"发展"。要有发展，就要真正解决矛盾，而矛盾并不能依靠"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消灭一方"的方式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乙方要绝对地排斥甲方，抛弃甲方，消灭甲方，那么甲方也会对乙方采取同样的方式。但甲方之所以出现，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它的根据或理由;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它的真理性是片面的。而乙方对它采取简单排斥和抛弃的态度，就说明自己也有片面性。要真正解决矛盾，就要给矛盾双方以适当的地位，承认双方各有道理，同时克服双方的片面性。这就产生新的第三方，即丙。如果甲是"肯定"，乙是"否定"，丙就是"否定之否定"。如果"正题"是甲，"反题"是乙，那么"合题"就是非甲非乙，亦甲亦乙的"丙"。这就是"辩证的综合"。从"正"到"反"再到"合"，这是走了一个圆圈，但并没有简单回到出发点，而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确切地说，是一个螺旋形的梯子。｛评论三百六十七：笑话！以作者自己的经历就可以证明，作者最后被解职和开除出党，难道“这就是"辩证的综合"”吗？｝当然，这个丙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开始新的一轮三段式发展。这样，在事物或范畴前进的过程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被抛弃，而是被带进了新的阶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黑格尔的三段式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肯定"与"否定"双方的名称是可以互换的：把"肯定"叫做"否定"，"否定"叫做"肯定"，均无不可。之所以可以这样互换名称，因为双方都是对自己简单肯定，对对方简单否定。但是第三段的"否定之否定"超越了这种僵固的二元对立，它是辩证的否定，是包含了肯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黑格尔用的是 aufheben 这个德文词，它有三义:举起;取消;保留。中文译为"扬弃":又"扬"又"弃"，也就是又否定又保留，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的保留。因此，把这种"否定之否定"或"扬弃"同简单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混淆起来，都是不可以的。这就是黑格尔为甚么不用两段式而用三段式的理由。
毛泽东虽然也想说明"综合"，可是他的"综合"并不是黑格尔的"合题"。他说，任何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这意思就是，矛盾双方的斗争，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没有第三种可能。这和他早年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综合"其实就是简单的"否定"。毛泽东用战争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是很恰当的:对待矛盾的对方就象对待敌人一样，"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毛泽东语)。｛评论三百六十八：作者的理解即片面又偏激！！｝
"一个吃掉一个"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辩证的否定。恩格斯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解释。在《反杜林论》中，他在用大麦和昆虫的生长例子来说明"否定之否定"之后，设定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如果我把昆虫一脚踩死，这不也是否定吗?恩格斯回答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马恩选集》3 卷 484 页)上面这种否定是外在的否定，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发展过程的中断。麦粒和昆虫只能被否定一次，不可能再有否定之否定了，因为它们已经消灭了。辩证的否定则是内在的否定，在"否定"之后还有"否定之否定"，而前者为后者准备了条件。
简单的否定并不是完全要不得。如果有人说"地球是扁的"，或者预言2000 年是世界末日，对这种说法，只能简单地否定。但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还是对不应该简单否定的东西予以简单的否定。
毛泽东犯的正是这种错误。他不但对对方总是绝对否定，也总是对自己绝对肯定。他靠绝对否定对方来绝对肯定自己，也靠绝对肯定自己来绝对否定对方。这样，他就总是要强调"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的辩证法不同，它采取了一种谦逊而又勇敢的态度:在否定对方的同时也能够看到对方的正确东西和长处，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也敢于批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如果要从人类的活动中找出一件事来代表辩证法的精神，那么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对话"。｛评论三百六十九：作者幼稚！不“斗争”能“对话”吗？例如，“四一二”大屠杀前，共产党基本没有军队，为何蒋介石不“对话”而要“杀人”呢？“重庆谈判”时，共产党有了点军队，这才能与蒋介石“对话”谈判。由于国民党军队是共产党军队的三倍以上，又掌握着国家政权，蒋介石自认为占据着绝对优势，出尔反尔又抛弃“对话”协议，发动全面内战。这是谁在挑起“斗争”呢？又例如，作者在被邓小平撤职、开除出党时，为何就不要求进行“对话”而被“斗争”导致撤职、开除出党呢？所以说，作者这种极为明显的蠢货言论，那是在误人误己！！。｝辩证法(dialectic)一词就它的希腊语源说，本来就是和对话、辩论相关的，它是一种探求真理的方法。这和那种"我就是真理"的态度不同。我对自己意见的肯定和对对方意见的否定，都只是在讨论开始时采取的一种暂时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否正确，还要通过互相诘问和回答来考验。我随时准备听取对方的批评意见而进行修正，或者把对方的观点吸收到自己的观点中，或者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补充的论证。这样，在对话结束时，双方的观点就会比开始时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或者变得一致。只要对话双方的目的都是寻求真理，那么谁胜谁负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真理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再来考查一下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的矛盾如何推动事物发展和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它和毛泽东在六十年代讲的有一些不同。
《矛盾论》说：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矛盾的两个方面(新与旧，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矛盾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斗争的结果，矛盾双方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这里说的转化，是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的转化，如"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而成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经过这种转化，统一体的性质就改变了。但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对立双方仍然存在，继续着斗争，直到旧的方面归于消灭。当然，这时又会有新的矛盾产生。
毛泽东的这种解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不过是把社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为宇宙的普遍规律，然后又用这种普遍规律来说明阶级斗争。他在这里说的"统一体"，并不是合题，它并不能解决双方的对立，只是给它们之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地盘。胜利的一方并没有从对方吸收任何东西，它的变化只是由小变大，由非主要方面变为主要方面。｛评论三百七十：笑话！“地盘”不是东西？“人”不是东西？如此多的原国民党官兵变成了解放军，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但是，如果坚持认为矛盾的一方对另一方是简单否定的关系，那么，即使指出对立面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这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仍是不够的;他称这个是"消极理性"的观点。之所以是"理性"，因为它已经不同于知性而有了辩证法，它承认事物的矛盾;之所以是"消极"，因为在这里对立双方只是单纯否定对方，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黑格尔认为，最高级也最困难的思维方式是"积极理性"，或"思辩理性"。它和"消极理性"不同:它所主张的否定，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把对立面排除在自身之外，而是把对立面加以改造，吸收到自身之内;同时，为了吸收对方，自身也作了改造，双方融合为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双方的差别和对立并没有消失，但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或互相排斥，而是和谐的、互补的关系;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相反相成"。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具体的同一性"。黑格尔说的"对立的统一"，就是指这种具体的同一。只有这样理解黑格尔说的"对立的统一"，才算是理解了辩证法的精髓。
这样看来，否定三段式，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把黑格尔理解的"对立的统一"也否定了。
从"两条战线的斗争"到只反右不反"左"
根据上面的叙述来判断，需要对毛泽东的辩证法造诣重新评估。毛泽东在前期的有些著作中，确实对辩证法的运用达到了很高很熟练的水平，令人赞叹;但是，他的辩证法从总体上说仍是处于"消极理性"的层次。难怪毛泽东的辩证法最好地表现在他的军事著作中。也难怪毛泽东会把辩证法归结为"斗争哲学"。
在少数的场合，毛泽东也曾表现出"辩证的综合"的观点。
毛泽东在 1956 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在谈到向外国借鉴的问题时，主张"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的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他指出:鲁迅的小说，就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这个"不中不西"，我们可以了解为"中"与"西"的融合。毛泽东用骡子来作比喻，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在医学方面，毛泽东还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在另外的地方，毛泽东在说到中医和西医的前途时，说到将来可能产生一种统一的医学，既不是单纯的中医也不是单纯的西医。
这种观点，和上面所说的"一个吃掉一个"显然不同，倒是可以说是"辩证的综合"，是符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
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条战线的斗争"的说法，说的是党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条战线是反右，一条战线是反"左"。如果说右是肯定，"左"就是否定(反过来说说"左"是肯定，右是否定也可以)。这两种倾向是截然相反的，互相排斥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说到 1927 年的陈独秀的路线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右(陈独秀是否如此，这里暂不论)。王明批判了陈独秀的路线，但他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方法，因此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土地革命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是"左"。那么什么是正确的路线呢?毛泽东认为应当是"又统一又斗争":既应当建立统一战线，又要对统一战线内部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这是一种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政策。(参看《毛选》中的 1940 年的《论政策》和 1941 年的《农村调查·跋》)实际上，这就是对王明路线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对王明路线和它的对立面陈独秀路线双方的合理因素都加以吸收，同时批评双方的片面性。可惜的是，毛泽东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才表现出这种"辩证的综合"的思想。
"左"和右的争论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说过，"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毛选》5 卷 310 页)｛评论三百七十一：如果仅仅是这样说，那是有毛病的！！因为“斗争和团结”都需要指明目的和方向，否则就会走向“为斗争而斗争”、“为团结而团结”的无原则道路了。当然，毛主席自己的目的和方向是明确和正确的，体现在毛主席一贯强调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上了。｝他还批评过党内的"'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同上 152 页)。虽然如此，他自己也认为"左"比右好一些，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同上 424 页)1957 年，在批评陈其通等人对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左"的错误态度时，他没有忘记肯定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可是在批评钟惦斐的所谓"右"的错误时，却没有这样说。难道钟惦斐就不要革命，就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吗?｛评论三百七十二：正如毛主席能够提出和执行“优待俘虏”的革命人道主义，因为没有考虑好，并没有总结出“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一样，毛主席的"'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基本正确的。同样是因为没有考虑好，欠缺从理论上的说明和总结而已。如今看来，如果把“路线＝权力（力量）＋方向（为谁）”，则通过“区别产生认识”，就可以初步理解和说明此思想的正确了。即，在“方向（为谁）”上，稍微左一些；与在“权力（力量）”上，稍微右一些相比，"'左'比右好"。道理简单，在“方向（为谁）”上稍左，多数情况下，会出现的是“空想”；在“权力（力量）”稍右，多数情况下，会出现的是“向旧势力妥协和投降”。当然，任何情况下，过左与过右，危害都是极大的，都必须防止。而在“反右”与“文革”的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执行者把自己的利益加入其中，就表现出了，在“方向（为谁）”上，稍微右一些；与在“权力（力量）”上，稍微左一些。之所以说，特别是“文革”问题极复杂，就是因为运动既然为全国性，就必然会出现所有可能出现的左和右问题。｝
此后毛泽东越来越陷入"左"的片面性，变得越来越只反右不反"左"了。
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处理党内矛盾的公式:"团结_批评_团结"，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选》5 卷 369 页)这最后达到的团结，似乎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程序达到的，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恢复了团结。但是，仔细了解一下就会看出，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只是用党中央的思想(也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去克服不同的意见，统一全党的思想，丝毫没有从不同的意见的争论中得出正确的思想的意思。、
* 毛泽东在 1957 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这个公式是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延安时期的文献材料有这样的表述。当时毛泽东只是提出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得到广泛赞扬的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方针。
在中国哲学史上，历来就有两种对待不同学派的传统，一种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一种以《庄子·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孟子以替天传道者自居，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词"。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虽然承认这些派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却认为它们全是"欺惑愚众"，大骂了一通。总之，除了舜、禹、仲尼、子弓，其他都是一无足取。这种观点导致后来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庄子·天下篇》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肯定各家"皆有所明","皆有所长"，问题只是"不能相通"，不识大体。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序》里列举了诸子十家，一一加以评论，说"可观者九家而已"。对这九家他都肯定了其所长，也指出了其流弊，包括儒家在内。他认为各家是相反相成，殊途同归，最好是对它们"舍短取长"。这种态度，就是五四时期蔡元培办北大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方针绝不是自由主义的，而只不过是一种消灭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的手段而已。它和公开的思想专制只有方法的不同:一是不采用行政的手段去禁止，而是允许发表，发表出来再加以鉴别;二是对"毒草"不是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来消灭，而要采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来消灭。即使这样，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认真地遵守过。毛泽东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选》5卷 390 页)毛泽东根本不承认，一种比较正确的思想也需要从反对意见中受到启发，使自己更加完善。毛泽东说百家争鸣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锻炼，也说过毒草锄掉以后可以肥田。他本来可以从毒草肥田这个比喻中得出结论，说毒草中也可能有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但是，他从没有明确这样说过。他从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对立的学说中吸取正确的有用的东西，弥补自己的不足或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他象斯大林一样，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永远正确的，违反这一条的修正主义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不断地驳倒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观点，而绝不是要肯定和吸收其中的任何东西。更糟糕的是，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他既然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垄断了话语权;谁是马克思主义，谁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由他说了算的。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同党内外的正确思想(被称为"毒草"、"右倾观点"、"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957 年，毛在一次谈话中说：敌我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是绝对地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毛选》第 5 卷 497 页)
"绝对地互相排斥"，这个说法显然是从列宁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命题来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一重性"。这个观点既违反辩证法原理，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了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当时党中央发出通知，要大家普遍学会分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从那以后，"唯心主义"成了错误的代名词。批评什么人的观点，只要扣上一顶"唯心论"的帽子，对方就紧张起来了。
那么唯心论有什么特点?毛泽东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毛选》5 卷 159 页)
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是同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一致的。列宁对这个问题观点要多一些辩证法。他在《哲学笔记》中把那种认为"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的观点斥之为"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人的认识是沿着近似螺旋形的曲线进行的;这条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都可能被片面地加以夸大，变成一条直线，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参看《哲学笔记》，403_404 页)。这是对的。例如，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到思想;如果截取感觉这一个片段，使之变成一条直线，就成为(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如果截取抽象思想这个片段，使之绝对化，就变成(唯心主义的)唯理论。
列宁认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同上，306 页)他又说:唯心主义"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同上，404 页)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生长在人类认识之树之上的花朵(这就是两者的同一性)，不过前者是不结实的，后者是结实的。｛评论三百七十三：“不结实”的花朵与“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难道不是一个意思吗？｝这个比喻很好。不过我认为，唯心主义也是结实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马克思主义*。｛评论三百七十四：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上是在唯物基础上“结”出来，而不是在唯心基础上“结”出来的。不了解这一点，正表明作者是在“瞎说一气”！！｝
*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的。书名中的"终结"在德文原文中是 Ausgang，有"出路""结果""结局"之意。恩格斯的原意是要说明，德国古典哲学不是简单地消灭了，而是被"扬弃"了:"扬"其辩证法而"弃"其唯心主义，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评论三百七十五：这正表明了上一评论！！｝
毛泽东还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看作是绝对对立，象他理解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一样。这又是和斯大林一致的。影响所及，在我们国家，"形而上学"已经变成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的代名词。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其实，无论黑格尔或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这样认为的。｛评论三百七十六：错！｝
黑格尔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列入知性的范畴，它属于思维的初级阶段。他指出，"对于这种认识方式，只要其目的可以说是仅仅在于求日常浅近的知识，当然无可非议...."(《小逻辑》第 121 节附释)知性的功能是将整体事物分解为各种成分和因素来加以分析。它是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应该承认它的权利和优点。没有知性，就没有思维的确定性。只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里，而应该把这些被知性分解的成分或因素综合起来，还原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思辩哲学或积极理性的工作。前面说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三个部分，相当于认识的三个阶段:有论(感性);本质论(知性);总念论(理性)。这是一个三段式，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前两个阶段的统一。理性超越了知性的局限性，但是它必须善于吸收和利用知性的劳动成果。黑格尔用下面的话来表述理性和知性的关系:"理性没有知性就不成其为理性，而知性正是没有理性才是知性。"*所以，理性是"扬弃"了知性而不是"抛弃"了知性。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绝对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评论三百七十七：问题关键在于：不二错！｝
* 这是我的意译。原话是
ie Vernunft ohne Verstand ist Nichts; der Verstand doch Etwas ohne Verstand.直译为:理性没有知性就是无，而知性只是没有理性的某种东西。
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他论证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说:古希腊的世界观"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和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种方法的成果，说"这是最近 400 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查"(以上引文见《马恩选集》3 卷 359_360 页)。这种思维方法又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中，成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马恩选集》4 卷 318_319 页)但是它迟早会遇到一个界限，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它就变成片面的和狭隘的了。
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关系，或理性和知性的关系，最好的例证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同牛顿力学之间的关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超越了而不是抛弃了牛顿力学，它指出了后者的局限性。牛顿力学可以看作是相对论的特殊情况。在宏观和低速的范围内，牛顿力学仍是有效的。牛顿力学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方法是辩证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也是有同一性的，不然，怎样从哲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原理?怎样说明毛泽东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从当前的现实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每一方都从对方学习和吸收了许多东西，怎么能说是绝对地相互排斥呢?｛评论三百七十八：在根本或主要方面“绝对地相互排斥”的矛盾双方，是并不反对在次要方面“从对方学习和吸收了许多东西”的。这是普遍现象！｝《矛盾论》曾经讲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有同一性的，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同一性的。现在毛把自己否定了。｛评论三百七十九：“阶级”是指“人”；“主义”是指“思想”！！“人”可以因“主义”改变而必然改变“阶级”；“思想”可以因“阶级”改变而必然改变“主义”吗？按照作者的逻辑，“人”＝“思想”？！｝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绝对肯定，对资产阶级绝对否定。他把"资产阶级"作为一切邪恶的代表，"无产阶级"作为一切美德的化身。于是，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对道德上的缺点或思想上的错误，总要归咎于受资产阶级的腐蚀或影响。毛还提出"兴无灭资"这种"左"的口号。
如果无产阶级是完美无缺的，那么无产阶级还要不要消灭自己呢?如果无产阶级思想总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它岂不变成了绝对真理吗?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毛在 1940 年时还只是把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用"帝国主义反动文化"一词来加以抹杀，至于西方古代和启蒙时代的文化还是要批判地吸收的(《毛选》2 卷 706_707 页)，现在却连这也不提了。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曾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毛选》3 卷 939 页)他还评论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说："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这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同上,831 页)后来就走到反面，产生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不是这样，姑且不论；可是毛泽东自己也走上了这条路。毛泽东主义成了五四以来危害最大的新八股、新教条。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个人迷信。｛评论三百八十：首先由自己把别人思想“绝对化”，然后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这是一种“狂想症”精神病人早期症状的臆想！！｝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扯皮的主义"。这个话表明，毛泽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消极理性"来理解的。辩证法当然可以说包括了"扯皮"，但不能停留在这里。不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谁也不让谁，这样吵架下去，争斗下去，永远没个完。甚至同一个人，今天可以抓住这一方面来反对另一方面，明天又可以抓住另一方面来反对这一方面;每次这样做都可以讲出一番道理，因为事物总是包含着相反方面的。知性容易产生教条主义;消极理性的好处是对这种知性的教条提出挑战，指出它必然陷入矛盾。但消极理性也会产生怀疑主义，或者变成诡辩。｛评论三百八十一：作者这个蠢货，除了认识“理”这个字外，对什么是“理”，根本就没弄明白，当然就只能胡说八道了！！｝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毛泽东如何把辩证法变成了诡辩。一次是在 1958 年 11 月 23 日的武昌会议上，在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虽然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虚报成绩，但又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这几句话，冲淡了作假的严重性，似乎作假是自然的、不可免的事;似乎虚报成绩的现象存在，适足以证明生产有伟大成绩是真的了(当然，这实际上不是真的)。诚然，真是与假比较而存在的，但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评论三百八十二：作者此言本身就是唯心的！如此绝对地说“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真与假，显然与事实不符！例如，现成就有中国这30年的“改开”事实为证。当邓小平说他领导下的“共产党”是“真”的；然后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数以十万计的国营、集体企业，利用权力通过“抢劫先富”政策让官员们据为私有，让三千万以上的职工下岗，对数以亿计的工人农民实行经济政治迫害和掠夺，以事实证明了这个“共产党”是“假”的，至少其领导层过半数的多数是“假”的；这可是发生于整个中国长达30年的事实。只要不是有病或者眼晴有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说，不等到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几乎“人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难道如果现实中不存在虚报成绩的现象，人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了吗?另一个例子是 1966 年 7 月 8 日"文革"初期，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上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用这个话来为"文革"辩护，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等于说，一个人想要身体健康，就必须大病一场。诚然，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但大乱之后也许是中治，也许是小治;为甚么一定是大治呢?如果天下大乱一定能达到天下大治，那么就不怕天下大治又会达到天下大乱吗?这完全是玩弄概念，不是具体分析。"文革"后期，天下已经乱了多年了，毛还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而不说"八亿人口，不和行吗?"｛评论三百八十三：作者，浅薄之徒！！｝
毛泽东为甚么需要"斗争哲学"
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牺牲了理论的一贯性和严密性。｛评论三百八十四：什么样的“理论”?“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当然正确！！｝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反对过"只要斗争不要团结"的错误，现在，他自己也走上这条路了。从此，毛泽东就沿着这条路滑下去，一直滑到"文革"时期大行其道的"斗争哲学"。"团结-斗争-团结"，变成"斗、斗、斗"了。这不是说毛泽东后来绝口不提团结，在政治的意义上他有时还讲团结，但是，再也没有提到哲学的高度了。｛评论三百八十五：作者在自打嘴巴！！｝
在 1974 年初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和谢静宜一唱一和地叫嚣:"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这虽然不是毛泽东的话，却是符合他的"斗争哲学"的。并不是一切斗争都是推动事物进步的;象"文革"这样的斗争只是给我国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大倒退。
批判"斗争哲学"，绝不是说要从此抛弃一切斗争。我们提倡保护环境，但同时也不能放弃自然斗争，例如对付洪水和疾病。我们需要社会安定和人民团结，但也不能取消社会斗争，例如反对专制和腐败。在有的时候，这种斗争可以尖锐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并不是一切斗争都是如此。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方式是要看具体条件而定的。无节制的斗争和无原则的和平都是我们所不取的。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并非由于他在哲学理论上的失误而导致他行动上的错误，相反，他的哲学观点的改变是为他的错误行动做辩护。我们不要误以为，毛泽东是因为接受了"斗争哲学"，然后才变得很"左"，很好斗；不是的，毛泽东这种在哲学上的倒退，是他在政治上搞极左路线的反映，是适应他发动的"反修斗争"和"文革"的政治需要的产物。
毛泽东在 1964 年的哲学讲话中说过："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了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评论三百八十六：这正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其中，已经隐藏着在毛主席来说必然应有的站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一边的立场。因为在阶级社会中，被压迫程度最严重的就是无产阶级或贫苦穷人，而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就是那些遭受剥削压迫但程度不一者的集合体。｝
从认识的顺序说，哲学当然不是最先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无疑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有深刻的影响。然而哲学又应该批判地考察实际的东西，包括阶级斗争。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他把这些运动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其实不过是用"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来使他进行的政治迫害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而已。哲学应当关心政治，但哲学不能把统治者的意志和政策当做先验的前提来接受，哪怕它打着"人民"的旗帜。那种要哲学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观点，取消了哲学对政治和阶级斗争进行独立审查的作用。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曾沦为神学的奴婢;现在毛也要哲学成为党的奴婢，这被他说成是"理论联系实际"。｛评论三百八十七：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毛泽东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成为英雄和领袖的。一旦没有敌人，没有斗争的对象，革命领袖的光辉就有变暗淡的危险。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本来应该进行和平建设。新时期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领袖人物。然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是不在行的;搞政治斗争，特别是玩弄权术却是毛泽东的拿手。于是，国家就不得安宁了。
1998 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他的小说《耶稣基督眼里的福音书》里，叙述魔鬼曾想改邪归正，向上帝忏悔。但上帝拒绝了，而上帝拒绝的理由是惊世骇俗的:
"因为我不能没有你所代表的邪恶而存在。如果魔鬼不是魔鬼，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
上帝的敌人是魔鬼，可是上帝又不能没有魔鬼。魔鬼与上帝同在，绝对的恶与绝对的善共存，这就是神圣的辩证法。｛评论三百八十八：难怪作者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精神病症状！！这可决不是什么“辩证法”，恰恰是正统形而上学的经典解释！即以静止的、“绝对的恶与绝对的善”往复永存的观点看待现实的结果，当然就“需要上帝”、神、绝对精神的存在了！而符合现实的、真正辩证法的观点决不是如此。道理简单，早期人类的“绝对的恶”是真实的吃人，如今就已经基本绝灭了，并不“共存”于今天；早期人类的“绝对的善”（除母子间的本能外）基本没有。而对战争敌对方官兵、平民的优待和救死扶伤所表现出来的“善”，只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上帝无所不能，只是不能消灭魔鬼。魔鬼是上帝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有魔鬼的诱惑和对魔鬼的恐惧，人们才感到需要上帝；否则，上帝也就可有可无了。
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为他们受到阶级敌人的压迫。敌人越多越凶恶，越不能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没有敌人。一旦外敌打倒了，毛泽东就要在内部搜寻新的敌人，搞内斗了。不过毛泽东搜寻的"敌人"不再是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他认为试图或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外或多或少有一些独立思想的分子，这些人被毛泽东说成是"反党""反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和镇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种恐怖感，加上系统的强化的政治思想灌输，人们变得盲目地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尽管这样，人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知道哪一天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政治迫害到"文革"发展到顶峰。为了搜寻和肃清他视为心腹之患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毛在人民群众中制造一种虚假的危机感，似乎资本主义复辟的大祸临头，修正主义篡党的危险迫在眉睫，｛评论三百八十九：事实胜于雄辩！今天中国的现实表明，作者不过是鼠目寸光之流罢了！！｝只有拜倒在毛泽东的脚下，一切听从他的指挥，斗争斗争再斗争，国家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下级和上司斗，群众和领导斗，同事和同事斗，学生和校长老师斗，"红五类"和"黑五类"斗，子女和父母斗，朋友和朋友斗，"造反派"和"保皇派"斗，"造反派"的这一派和那一派斗....直斗得中华大地昏天黑地，日月无光，直斗得八亿人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所有这些人都声称他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谁敢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这种斗争的狂热中，任何被怀疑为对毛泽东不忠的人就面临灭顶之灾了。｛评论三百九十：那是因为是第一次“文革”，由于多数人民不具备比较长远的眼光，既不明白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伟大意义，人民又没有经验罢了。如今可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说当时人民对于哪些人是人民的敌人，人民尚未清楚也不容易看明白的话，那么，今天人民可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到了必须出现第二次“文革”时，走资派和资本家们除了利用权力和金钱外，就势必再难欺骗愚弄民众，组成势均力敌的反人民派别来与人民派别对抗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实际意义。
1998 年11 月 完稿于瑞典隆德大学东亚暨东南亚研究中心
1999 年 4 月 修改于北京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王若水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___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周恩来大力纠“左”
1971 年发生"9.13 事件",林彪机毁人亡以后,中国政局面临一个转折点,形势十分微妙。
“文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毛主席的副手的地位,这在当时被宣传为保证中国不变色的伟大措施。｛评论三百九十一：目光短浅！！相对于“唤起民众、组织起来、造反有理、监督政府直至取代政府”，这一“文革”根本性任务或目的来说，“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只能是处于第二位的任务了！这是如毛主席似的具备宏才大略眼光者，才有此种以超前意识看到了根本问题所在，并采取此种最有可能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釜底抽薪”式的办法！实际上，如今看来，在毛主席多次对江、张和全国人民强调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间断地号召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来看，毛主席必定已经意识到在封建官国意识极为浓厚的中国，此种“复辟倒退”几乎不可避免，结果只能是程度的不同与人民的忍受限度和反抗时机的选择罢了。无论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还是另外什么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都势必只能如此做，区别仅在于时间的迟早和程度。因为一当中国人民的基本温饱（即不饿死人）得到根本解决之后，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必需经历的一个坎。过了这个坎没有反复后，中国社会的问题也就融入了世界性问题之中了。当然，新中国越过这个坎，是在中国处于几千年历史中的最低点的旧中国基础之上进行的，本来旧中国经历了众多殖民帝国对清末的侵略、掠夺和半殖民地统治，人民就已经饥寒交迫了；又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人民就更加不堪；再加上蒋介石为筹集战争经费，通过“法币和金元卷”通货膨胀，对中国人民实行“剩下骨头都要榨出油”来的法西斯政策，人民也就只有九死一生了。任你是谁，对于已有百年苦难史的“东亚病夫”称号、整个国家堪称“一穷二白”的中国，其重新奋起的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一世界性问题，则是毛泽东在其文章言论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预言失误了的。这就是，一、《论持久战》中预言的日本民众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的反抗和日本革命的兴起；二、前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领导层的反抗和革命；三、文革中对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人民起来反对的时间性预测。所以说，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世界指出的方向性人民道路，其伟大意义就在于此！！｝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刘少奇则反对毛主席，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林彪是一贯拥护和紧跟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把毛泽东的红旗举得"最高最高",对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最好",把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最活"。这样的人当然是最值得毛主席信任的。1969 年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毛泽东可以放心了。"文革"接近尾声了。｛评论三百九十二：事实与逻辑不通，屁话！｝
正在这时,"9.13"事件象晴天霹雳,把林彪的神圣形象击得粉碎;不但如此,它还对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提出了质疑。刘少奇千不好万不好,还没有发展到要谋害毛主席的地步啊!如果"文革"折腾了这么多年,只是为了让林彪这样的大坏蛋当权,那么"文革"是不是失败了?
群众在震惊之余,普遍觉得,毛主席挑选林彪作接班人是错了,当初挑选周总理就好了,虽然他们嘴上不敢这样明说。｛评论三百九十三：此种言论足以证实作者的鼠目寸光！！实际上，此种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具备代表性的封建传统（非独立自主）思想意识，正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希望打破的深植入中国广大民众思想中的奴性意识！！道理极简单，任何人都是会死的，毛主席、周总理也是会死的。就算毛主席真正能够选择又一个“后毛主席”作为接班人，这个“后毛主席”还有可能再选择一个“后后毛主席”吗？显然，此种可能性就小得多了。更重要的是，人是会变的！！就算毛主席当时真正选准了一个“后毛主席”，能够保证这“后毛主席”不会变质吗？能够保证这“后毛主席”不会想尽办法重现封建世袭制度吗？显而易见，没有谁能够保证！！因此，能够“釜底抽薪”式的根本解决接班人变质问题，真正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唯一办法，就是人民自己尽可能多的人的觉醒！让人民中尽可能多的人掌握自己支配自己的一切的支配权！！这，就是毛主席发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所在！！！当然，此种奴性意识并不仅仅属于中国民众独有，从前苏联领导层违反民意、极少数人就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事实就可以看出，这其实已经属于世界性普遍问题了！！｝
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林彪叛党叛国的第一个结果是九大正式确立的毛林体制的解体。
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是林彪。本来,按照惯例还应该有一个修改党章报告;如果要作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九大党章草案对早先的党章的修改是很大的,但有关修改党章的一些问题,只是在讨论时由康生作一个发言来加以解释。可是到 1973 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这一回是由王洪文来作这个报告了。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表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是:在九届一中公报的政治局名单中,周恩来排名第四,在陈伯达之后;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和林彪之后,就按姓名笔划为序了。这种做法以前是没有的。
1970 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9.13 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
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1971 年11 月 14 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6 月 8 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8 月 1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评论三百九十四：这其实正是毛主席说林彪是“极右”的原因！！以如此“极左”完全违背文革初衷的手段残酷打击干部，正是林彪利用文革为自己掌权扫清障碍、清君侧的手段。显然，林彪此类极高级干部的思想，都仍然停留在“做皇帝、掌大权、封建世袭”的时代，就更别说中低级干部和普通民众了！！｝
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9.13 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71 年底到 1972 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71 年 12 月 26 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4、5 月间,周恩来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72 年 7 月 14 日,周恩来接受扬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却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抵制。我这里不能详述,只举一个例子:那个反对"空头政治"的《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文件》,就是被张春桥否定的。以后,国家计委将这个文件改写成一个关于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到 1973 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去讨论,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都赞成,唯独上海反对。张春桥还说这是"光荣的孤立"。
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甚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英。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英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于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英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做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只跟他一个人联系。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 72 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象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____那意思好象是:不是你领导吗?那你就来管吧!
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对鲁英说:"你们以后不要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 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英提出一个名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英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英当做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英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英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英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571 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申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过"深挖 516 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 516 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了。｛评论三百九十五：如果“516”主要是反周恩来的，则属于极左。这个“左”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左”。属于不实事求是的“左”，不是“路线”的“左”。道理简单，“516”的主要干将们，即使真能把周恩来搞下来，也轮不到他们来当总理。所以，“516”的主要干将们本身的目的与夺权抢位无关，纯粹是为了“打倒”而“打倒”；“说林彪是 516 的总后台”则属于另一种性质了。林彪的反周恩来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无关，主要目的是夺权抢位、清君侧，属于“路线”的“右”。对于同一个“516”中的“主要干将”和“总后台”来说，都是“反”，但此“反”非彼“反”，“总后台”至少要多看了一步以上！这一点可以通过林让其儿子年纪轻轻就掌握空军实权看出来！与邓小平的路线有程度差异但本质相同！｝
1972 年 8 月1 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
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8 月 8 日, 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英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话锋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英要支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编辑部同志的另一个不满意之处是觉得《人民日报》这么多有能力的人,张姚都不依靠,只信任一个草包,这明明是"任人唯亲"。11 月间,在讨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时,同志们纷纷提出:鲁英不能当第一把手。有人激动地说:"报社有很多老干部、好干部都没有使用,鲁英这样的人却当上了主要负责人。鲁英这样的水平,放在领导岗位上,与其说是爱护他,不如说是坑害他。这对党不利,对他也不利。这件事,讲起来实在令人痛心!"
9 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
1972 年 3 月21 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评论三百九十六：其实，办法是显然的。关键在于必须进行思想理论的创新！无此创新，就必然只能走向越来越狭窄的过“左”老路上去了！！｝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 10 月 14 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评论三百九十七：哈哈！！作者这个“异化派”分子，在“文革”中一没有被撤职；二没有被开除出党，竟然被“漏”了过去；在“改开”中，故技复施，终于被“伟人”邓小平给抓住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英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312 期(11 月4 日)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道。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评论三百九十八：“文革”当然是不能否定的！但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任他是谁，都是可以批判的，前提只有一个，即必须讲理。而相对于反人民反革命者或号称“最革命者”来说，人民总是最讲理的！！｝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AAA
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 11 月 4 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说要讨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评论三百九十九：错在哪里？？难道作者说了“它是错的”，它就是错的了吗？？｝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72 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 72 年当年就有 26 号文件、31 号文件、38 号文件、42 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 11 月 1 日印发的,时间还在10 月 14 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 11 期(11 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10 月 14 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甚么出尔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11 月 6 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11 月 24 日,《文汇情况》第 335 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情况》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加以示众。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我的一封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几件事看出:
(一)11 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二)12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象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和第 11 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既想要转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三)12 月 1 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 23 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登奎是政委,他在 12 月 11 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英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英当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 12 月 5 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 月 1 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 8 月 8 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评论四百：作者自己把别人的言论范围自行扩大，然后把扩大的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这“招”应该是作者从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学来的吧？｝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甚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评论四百零一：没有真材实学，做着宣传理论工作，思想理论水平又极低的人，就只能把“中央精神”当作“圣旨”，全身心地投身入努力迎合、揣摸、理解此“圣旨”的“圣意”上，基本抛弃了毛泽东一直主张的立足于人民立场上的独立性（毛泽东《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这样的人，本就不是做宣传理论工作之人。做个接待员、护士什么的就好。｝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评论四百零二：其他就都错了！！唯有“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是对的，“文革派”的这种“左”属于好心办错事的“左”，根源还在于对“公和私”的正确理解和判断上。｝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发表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57 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 11 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甚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 月 6 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评论四百零三：“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这种右，属于“保存实力”的右。林彪历史上同时还有“打仗不做赔本买卖”的原则，这原则应该是毛主席欣赏林彪的原因之一。问题在于不能过分追求“保存实力”（保存实力与打仗不做赔本买卖在矛盾不尖锐时是不易分别的），特别是不能为了自己的权位目的而“保存实力”，此点特别表现在“辽沈战役”的发起上。因为“保存实力”过分了，那就有可能走向旧中国军阀、封建割据、另立山头的右了。｝《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评论四百零四：“班子”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 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评论四百零五：作者这个蠢货，头脑竟然如此僵化！！难道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得吗？“三年灾难”导致饿死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民宁愿饿死都不抢粮造反。在人人都被毛主席唤起并且懂得“组织起来造反有理”的文革时代，难道这不就是避免“三年灾难”重演、根除“不二错”的最根本办法吗？｝
周恩来的讲
12 月 19 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英、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英也许作了某种猜想,在车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那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____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叠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
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王若水同志听到 8 月 1 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 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自己的政府嘛!｛评论四百零六：林彪有“他自己的政府”不是当时林彪的主要目的，因为最高权力尚未到手。这是只有首先把最高权力拿到手的前提下，才会作为主要考虑的问题！！而从林彪打算利用“文革”，推行无政府主义，目的则在于清除作为其儿子掌权前后主要阻力的老将、老干部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林彪的“路线”确实要比邓小平的“路线”在程度上更右。这也表明，周在对大问题的看法和深度上，确实不如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象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英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英同志是上海《解放日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说鲁英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1972 年2 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甚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 8 月 8 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 五.一六 '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英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打断。当鲁英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 1967 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 1972 年第 31 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 11 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想通。｛评论四百零七：实际上，要判断林彪是“左”是右，首先就得找出他的根本目的所在。而在我看来，林彪之所以后来要争当国家主席，根本目的除了他自己外，还在于为其儿子掌权铺路。此点从“571 工程”上看得最清楚，林彪都知道自己的命可能长不过毛主席，那他争当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什么？如果仅仅从“青史留名”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无法解释后来又不惜因此事与毛主席闹翻，甚至于铤而走险地搞谋杀、搞军事政变，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为其儿子掌权铺路，为其儿子世袭“家天下”组织班子！！由此亦可以解释清楚林彪在文革中的“极左”和“无政府主义”表象。这些“极左”行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扫清必定会阻挡其儿子世袭的老将们，其实质就是利用“文革”清君侧。这当然只能是极右！至于说林彪“右到叛国”，显然不能作为充足理由。因为那是在搞谋杀、搞军事政变失败后作为后路的被迫选择，决不能认为这是林彪主动选择的根本目的！｝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象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象《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 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英)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11 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红旗》11 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象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评论四百零八：错！！两者同为右。｝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之前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12 月 6 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找王若水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12 月 15 日、16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 12 月 5 日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12 月 17 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看《周恩来年谱》)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好象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象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们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
“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春桥在撒谎。粉碎“四人帮”后,据揭发,参加座谈的工人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但他们被告知:"春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发言者是根据事先定的调子讲的。这证实了当时我们的猜想。
“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
今天看来,我所编发的龙岩文章是有缺点的,但并不是如张春桥批评的那样。龙岩文章并没有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工具。张春桥说被"敌人"抓住了,指的是外电。他是把西方记者都当做敌人的。这种事本来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即使要追究,也不能怪《人民日报》,而应当怪张姚自己。《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于前,《红旗》的文章发表于后。张姚对《人民日报》文章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明说,叫《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文章,进行纠正就是了。他们不这样做,却通过《红旗》来公开唱对台戏,这才被"敌人"抓住的。周恩来说党报党刊要通气,正是指这一点。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件的提法。关于前一个文章,张春桥说:"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如此。他的极右有行动....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词句来掩盖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甚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英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甚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
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象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评论四百零九：作者奴性的过分表现！作者“我批到谁头上了”的意思似乎结果会很恐怖，但实际上，作者擅自发文，在作者极力反对的“文革”中，并没被开除出党；而在作者赞赏的“改开”中，同样擅自发文，倒是没想到“我批到谁头上了”的问题，就不仅仅被撤职，还被开除出党。这实在让读者怀疑，作者难道性本下贱吗？当然，作者之所以如此所作所为，是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奴才性（非独立自主）上得到解释的。原因就一个，作者所赞赏的“改开”能够给予作者比较高的退休工资和待遇。也就是说，几个小钱就能让作者这“理性的人”把是非、真理给抛弃掉，就更谈不上什么人民立场了。那么，作者能说自己是个“理性的人”吗？。｝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 8 月8 日张姚在《人民日报》 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甚么 11 月初发出的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 11 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 12 月6 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评论四百一十：奴才性条件反射！当然，作者作为一个自认的“聪明”人，别说是上级的“脸色”不好，就是说的话有点“意味深长”，已经足够让作者“一惊”了！如此“做人”不太累吗？？。｝"还有一种讲法,说鲁英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好。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甚么不讨论?"
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英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甚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 19 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是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评论四百一十一：作者自己选择如此做人，可是真够累的！！｝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一颗新星升起
这次会后,我除了参加整理会议的记录,做检讨,接受批判以外,暂时还回到北京军区开会,因为那里的会议还没有开完。
12 月 28 日凌晨二时,我在睡梦中被叫醒了。是纪登奎要找我谈话。他似乎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刚刚吃完夜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对我很客气。他说 19 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他没有参加,因为他有个外事活动。他对我的谈话,有几句我是记下来了的:
“我读过你的文章《桌子的哲学》,向部队推荐过。主席 17 日接见我们,还谈到了你,说'我认识这个同志'。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就不对你说了,因为中央也没有叫我同你谈。不过主席是很器重你的。"
实际上,纪登奎已经在前一天的会上透露了毛泽东 17 日对政治局成员谈话的精神了。现在许多书上叙述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还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是根据姚文元当时作的笔记,比较简单。我听到的纪登奎的传达要多一些,讲了两个问题,大意是:一是形势问题。林彪事件后,部队有些灰溜溜。当前形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另一个是批林问题,林彪路线是极右。在这里说到,收到王若水同志一封信,我知道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并不高明嘛!
“并不高明”这个话,同"器重"显然是不一致的。我知道毛泽东对我有好评,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纪登奎大概不知道 19 日那晚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具体情况,否则也许他不会对我这样说话。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 17 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这就是周恩来说的"收到你的一封信,主席批给我们办"。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严格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谁呢?(｛评论四百一十二：又想拉靠山了？！｝
这件事的含义,在纪登奎和我谈话的第二天就看出来了。
12 月 28 日,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结束,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个王洪文。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接班人问题,说:"主席从 64 年起就讲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贫农出身,参加抗美援朝,又当过工人,三十多岁;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养。"
周恩来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毛主席说,外国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其实老的中间也有'修'的。我(毛)的意见,是要搞些年轻人当军委副主席、党的副主席。"接着周恩来说:"我讲一讲,让你们有个精神准备,让你们震动一下,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满,也会摔跤。主席讲年龄要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工人农民。"这时,全场的眼睛都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本来已经很左了,却仍要反右。这样的事建国后发生过多次了。从大的说,这次事件以前有批彭德怀的例子,在这次事件之后有"批邓"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评论四百一十三：恰如改开中，“本来已经很右了,却仍要反左”，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我才省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不仅会批到江、张、姚头上,甚至难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会有损毛泽东这面旗帜。即使主张批左的人(如我们)主观上丝毫没有这种企图,但是事情的发展会有它本身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空头政治",这些错误难道只属于林彪吗?张春桥说"大乱"、"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些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是毛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他要这样辩护,正因为害怕有人会说这是无政府主义;而他之所以害怕,正因为这些事情确实是无政府主义。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评论四百一十四：概念不清，害人不浅！！因为文革想要创造的是“人民政府主义”。它在形式上位于“传统的少数人政府”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属于最先进的“多数人参与治理的人民当家作主政府”！！｝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 年,《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谁呢?
从那时开始,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他在1957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 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 1957 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 1957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
“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象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甚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评论四百一十五：如果毛主席此言属实，由于作者对此“印象还很深”，所以，此言中极为浓厚的“造反”精神给作者的“印象还很深”。当然，由于立场品格完全不同，作者的“造反”是决不敢反到“活皇帝”的。这可通过作者在改开中的言行给出证明。作者后来“文革”中的给毛主席写信，理应就是受到了这次谈话精神“鼓动”的行为，因为毛主席已经说了“提意见,顶多撤职”，决不会被“开除出党”的。实际上，后来，由于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实在太强，造反精神实在太弱，所以，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毛主席只好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到马路上去闹”都是可以允许的了，只求能够对消除中国人的奴性、敢于起来反对封建官国传统有帮助就好！！｝
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对邓拓说:“我看你很象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就想起刘 。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即刘 );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
*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据说是毛泽东在 1957 年 4 月 10 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 1973 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汉元帝即刘奭,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刘 作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有没有在 1957 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 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奭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点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评论四百一十六：胡说八道！！儒家在说“王道”时，有意隐藏了前后两字，准确的说法是“帝王道理”。意思就是“帝王就是道理”！！儒家在说“仁义”时，有意为帝王隐藏了罪恶根源，即为“尊者讳”。准确的说法是“帝王无恶前提下讲仁义”。意思就是“帝王就是正义、仁义”！当然，儒家们是决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他人作嫁的，儒家强调的“王道、仁义”是有其特殊含义的，即从孔子学说传承下来的对儒家们要讲“王道、仁义”，其正统解释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对这一点，今天中国“改开”社会也正在“尊儒尊孔”，这有孔子这奴才教主像立于中国政治核心处为证。而处于社会现实的人们，就可以清楚明白地看清“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这些如此“漂亮好听”的骗人词汇后面，其实仍旧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本质。｝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刘奭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刘奭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
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接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杨恽被贬为平民。杨恽回到家乡后,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 60 年,刘奭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 54 年,刘奭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奭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奭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那么容易的。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评论四百一十七：既然作者也知道，“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那么容易的”。那么，如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呢？作者可别说，自己只考虑指出问题所在，即做个“口头改良派”，并不想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源吧？？当然，以作者的眼光和水平，想必是看不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的了。表面上看来此问题的“根源”是“君主”，实际上，是整个“官国”社会体制。在“官国”体制中，“君主”处于核心地位，当然最重要。但“君主”只有一人，下面各级官员成千上万。当“君主”个人威望、能力很高（如开国君主）时，是足以使得自己的真实意志基本贯彻到底（最基层）的；一当“后续君主”威望即无、能力又欠佳时，尽管可以通过神秘化和孔孟学说来愚弄和统治底层民众，但对官员特别是近臣们来说，是绝难以服众的。“后续君主”甚至会被近臣和下属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秦末赵高“指鹿为马”、明末崇祯被迫自己上吊等史实的由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的逐步觉醒，世界各国中国家最高权力的封建家族世袭制度正逐步被人民抛弃，这时，就更加体现出了封建、资本社会传统的官员任免、运行体制，对社会所造成的“肠梗阻”危害了。｝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1972 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 1957 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评论四百一十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1972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 1974 年"评法批儒"的先声。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象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不为毛泽东所喜欢就是自然的了。
1988 年 3 月周恩来九十诞辰前夕脱稿
1998 年 4 月修改补充,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周年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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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答高寒先生
王若水
今夏一位在国外的朋友托人带给我一篇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是高寒先生的《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这篇文章早在１９９６年就在《北京之春》上登载了，当时我没有答复；我的印象是，作者和我的观点其实差不多，他提的两点商榷意见，都是不难答复的，只要仔细看看我的文章就可以了。现在高寒先生重新把他的文章在网络上发表，大概是希望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并希望得到我的答复。这次我又把高文看了两遍，感到分歧比我原来设想的要大；而且我想，大多数读者未必会去重读我的文章。因此，答复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国外发表後，我又曾做过多次扩充，但论点没有修改；新的版本也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国内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中流传。当然，我对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负完全的责任。现在我就对高文答复如下。
关於精神劳动产品的价值问题
我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提出，劳动价值论应用於精神产品是不合适的；并以《阿Ｑ正传》为例，说这部作品的价值是无法按其创作时间来计量的。｛评论四百一十九：不是“不合适”，而是至今人们尚未能够找到或拿出令人信服的对精神产品进行“计量”的标准和理论来！而此种“标准和理论”，理应不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因为那不是人人想“劳动”就能够“劳动”出来，但却是较多人想“劳动”就有可能非常接近的，或者由较多人通过集思广义式“合作劳动”就有可能非常接近的。相对于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的“成熟”物质产品而言，精神产品更接近于能获取“超额利润”的“非成熟的进步”物质产品。此种“标准和理论”，最有可能主要是用其令人信服的新观点（所谓亮点），通过与历史上大致相同地位的精神产品对社会的贡献进行比较来“计量”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其系统性、全面性、逻辑严密性、通俗易懂性、易操作实践性等等多方面综合因素！！实际上，至少在目前来说，此种“计量”能达到最低程度的准确性的难度极高。对于更具“物质”性的东西目前是用“专利权”来“计量”的；而对于更具“意识”性的东西目前是用“版权或知识产权”来“计量”的。｝高文说：“商品的价值量从来不是按个别劳动时间来计算的。”当然不是；只能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这是劳动价值论的要求。这就需要两个条件：首先产品必须是规格化的；其次要有众多工人来制造许多这种同一规格的产品。然後，把他们各自耗费的劳动时间加以平均，就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是衡量产品价值的尺度。那么对於艺术创作这样的精神产品怎么办？高寒先生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一旦你要将它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要使之成为有价物，你就得象寻求公约数那般，将其抽象化为可与其他有价物作比较的抽象劳动物。”这里所谓的“公约数”，说得具体些，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怎样把鲁迅的《阿Ｑ正传》和其他有价物作比较，求出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这是问题的关键。
高寒先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按照劳动价值理论，当鲁迅将《阿Ｑ正传》拿到市场上去交换时，无非会碰到三种情况，或高於，或低於，或等於其商品的价值。”鲁迅的《阿Ｑ正传》是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精神产品；它只能由鲁迅一个人写出来，而且只能写出这样一部。｛评论四百二十：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了。似乎应该说，正是因为一、当时的时代（社会存在）；二、鲁迅个人和家庭的遭遇（个人存在，由小康到潦倒）；三、成人前的兴趣和成人后的志向；四、个人走向社会后的选择与奋斗；等等。｝所以，它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它就没有价值；即使有价值也无法计算，至少不能用劳动价值的理论来计算。而当你不可能知道《阿Ｑ正传》的价值时，谈论它的价格是高於，低於，或等於其价值就没有意义了。这和桌子不同。桌子是规格化的东西，是可以重复生产的，因此，它是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同的工人可以用不同的劳动时间做出同样规格的桌子，或多於，或少於，或相同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因而会有不同的价格，而这价格还会视市场供求情况而有涨有落，或高於，或低於其价值，而总体上价格和价值是相符的。
高寒先生以为这种情况同样适用於精神产品，他说：“倘若一定要‘逼问’某部作品的价值量如何计算，‘劳动价值论’的回答大约只能是：其价值存在於它的市场价格之供求曲线的平均值中。”（这里使用“逼问”、“大约”这样的字眼，透露了答问者的信心不足。）高寒先生忘了，《阿Ｑ正传》的手稿只有一部，只能卖出一次，只能有一个价格（稿费）。因此，它没有平均值。（说价值存在於价格之供求曲线的平均值中，这个话也不准确。按照劳动价值理论，价值存在於商品之中，先有价值而後有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市场交换并不创造价值或决定价值，只是实现价值。）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精神产品不能够参与商品交换。虽然无人能说出《阿Ｑ正传》的价值（当然是经济学上的价值，不是文化价值），这部作品仍然是有价格即稿费的。鲁迅拿到稿费後，可以去买桌子，衣服，大米，等等。但这并不能说明劳动价值理论适用於精神产品。这种交换是不是等价交换呢？或者说，《阿Ｑ正传》和它所交换来的物品之间，价值是否相等呢？这个问题对劳动价值论是没有答案的。
高寒先生说我的文章是“通过某一具体劳动（譬如鲁迅写《阿Ｑ正传》）的不可重复，不可摹仿性来否定商品的劳动价值论，换言之，即用具体劳动的不可比性来驳斥抽象劳动的可比性，可以说有点文不对题。”我不是说“某一具体劳动”；我是说“精神劳动”，《阿Ｑ正传》不过是一个具体例子而已。我也没有“驳斥抽象劳动的可比性”，我是否定精神劳动的可比性。如果是从具体的体力劳动抽象出来的一般劳动，当然是可比的；但精神劳动不行。具体的精神劳动也可以抽象，譬如可以把鲁迅写作《阿Ｑ正传》的劳动加以抽象，和其他劳动比较，这样一来，可比的就只有劳动时间了。但这不是荒唐吗？要比较，也只能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比较，而精神产品既然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如何比较呢？
上面的意思，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都已经说过。高寒先生说我的问题“至多只能用来针对取消了商品後的‘按劳分配’”。不对。它也适用於商品经济。
我举《阿Ｑ正传》的例子，就是商品经济的例子。等价交换是资产阶级法权。依据这个原则，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资本家使用工人的劳动力进行生产。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等价交换原则如何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筑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我认为他的分析对体力劳动是有效的，但无法说明对精神劳动的剥削。不错，如高寒先生所说，马克思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都包括在“雇佣劳动者”的概念之内；但马克思并没有说明他们是如何生产剩余价值的。原因很简单：劳动价值理论不适用於精神产品。对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如果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衡量，是不可能的；而用具体的个人劳动时间去衡量，则是可笑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如果前者有问题，後者也就动摇了。｛评论四百二十一：剩余价值显然是存在的。这有必要对不同的“劳动”、不同的“劳动产品的功能用途”、不同的“交换”，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进行区别后才行！｝（高寒先生说劳动价值理论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因此我只能批评亚当斯密而不该批评马克思。但马克思不是简单地照搬亚当斯密而是批判地继承，对这个学说的完善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什么就不能也批评马克思呢？这也算是“逻辑混乱”吗？）
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资产阶级虽然标榜“等价交换”，可这是虚伪的，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把这个原则付诸实现，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前提是取消商品交换，取消货币，生产产品的劳动不再表现为价值而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表现（参看《哥达纲领批判》）。如果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的今天，在看得见的将来还没有取消商品和货币的前景；如果精神产品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无法参与按劳分配，那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岂不成了空想？｛评论四百二十二：一个时代的“精神产品”总是建立在此时代的“物质或物化产品”基础之上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从事前者的“劳动生产”者仍然远少于从事后者的“劳动生产”者。从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后两者人数可相比拟时，“社会选择或抽象交换”而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会对“按劳分配”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这时对“精神产品”的“按劳分配”将会变成“按择分配”。这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岂不成了空想”无关，因为任何现实社会的“上层建筑”通常并不参与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按劳分配”！如果用一种比较粗略的比喻，就是，目前的社会处于“滥竽充数”的时代。｝这种社会主义又怎能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高寒先生说我的问题“至多”只能针对取消商品生产後的情况。即使这样，这个“至多”还不够吗？
高寒认为我的问题“不切题”，因而替我代拟了这样的问题：“离开了市场，没有了商品交换，社会怎样来计算各个劳动者之个别劳动量中那可作为取酬依据的劳动量？如若这‘劳动量’不是指‘社会必要劳动量’，那就只好按个别劳动量来计算了，而这样一来，马克思的‘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中的所谓‘等量’又如何计算？”
这不是我提的问题。我提的问题是精神产品如何计算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参与按劳分配的问题，而高寒的问题是说取消了市场後的社会主义社会无法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显然，这是包括体力劳动在内的）。尽管如此，高寒这个问题是提得很好的。我的问题加上高寒的问题，足以表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的，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评论四百二十三：对于“精神劳动及其产品”，此“劳”非彼“劳”。重新给出适合的定义即可！这可是个极重大的问题。因为历史的进步表明，“精神劳动及其产品”势必越来越多！｝
然而高寒却要贬低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这个问题“至多”只能适应於“按劳分配”而不适应於“按需分配”。但既然只有通过“按劳分配”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那么社会主义的不可能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不可能。这样，马克思主义还有权享有“科学”的美名吗？也许这就是高寒先生不愿意从他的问题导出逻辑的结论的原因吧！
不仅如此，如果本世纪世界财富的增长主要是科技发展的结果，如果精神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对社会的贡献远大於他所得到的报酬，如果体力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在本世纪的提高主要不是由於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而是由於科学技术之赐，那么马克思的“消灭剥削”的理想就比原来设想的要复杂多了。
关於列宁的客体概念和反映论
现在来回答哲学方面的问题。
我批评列宁的命题“认识的对象，即客体的存在，是独立於人之外的”，认为这和马克思说的人的劳动的特点是在产品做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构成了这一论点不相容。高寒又认为这是“文不对题”，理由是：“列宁的话，是指的所谓‘从物质到意识，从存在到思维，从实践到认识”，而马克思的话是指“从意识到物质，从思维到存在，从认识到实践”。前者是第一阶段，後者是第二阶段；“不能用认识的第二阶段去驳斥认识的第一阶段”。因此，据说我违反了逻辑上的“同一律”。｛评论四百二十四：此处列宁对认识对象的定义，其中的“人”显然是指“认识”者本身！或者扩大了说，其中的“人”是指那些把自己当作“主体”而非“客体”的“人”来说的！作者在后面文中说“列宁对认识对象的定义，在逻辑上就排除了人是认识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认识”者就把自己作为“客体”而“排除”了！因为一般思维正常的人都决不会说：自己的存在，是独立於自己之外的！｝
我们就来讨论列宁的关於所谓认识的第一阶段的命题（这里我暂时采纳这种两阶段的说法）说起。这个第一阶段是“从物质到意识”，或“从存在到思维”。我并没有否认“从存在到思维”的过程，我只是说：第一，不能象列宁那样定义作为思维对象的“存在”；第二，也不能象列宁那样把“思维”说成仅仅是反映，又把反映了解成仅仅是复写。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反复强调的是这样的命题：“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於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列宁选集》卷二，78 页)这里的“对象”是全称，包括所有的认识对象。例如我面前的这张桌子，当然是列宁说的认识对象；因此，桌子这个客体，连同它的一切属性，都是独立於人以外而存在的。这个观点对吗？在人把桌子造出以後，桌子会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它不是完全独立於人的。例如，桌子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这两种属性，也是独立於人的吗？脱离了人，桌子就没有任何用处，也不能进行交换，更不消说根本不会产生桌子了。这样说来，把“对象是独立存在於人之外的东西”当作一个全称命题，加以绝对化，就不对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後，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是和列宁的对象定义不相容的。这是一。
其次，按照列宁的反映论，人的桌子的观念就是，也只能是对现实的桌子的反映。所谓“反映”，就是摄影，复写。先有原型，而後有摹本;先有桌子，而後有桌子的观念。任何事物及其观念的关系，都是如此。人的每一个观念，都有其现实中的对应物作为其前提，正如原型是摹本的前提一样。列宁认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以往的唯物论是没有区别的。几十年中，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就是这样说的。
这种唯物论的认识论是非历史唯物论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认识论的问题放到历史唯物论的框架中来考虑，就会有新的看法。任何认识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没有超历史的认识。认识的对象，连同认识的主体，都在历史中变化着。桌子这样的东西，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历史中产生的，是人造出来的。我在１９６３年写的《桌子的哲学》中曾提出，归根结底，是先有桌子的观念然後有桌子。桌子是人造出来的，人在造第一张桌子之前，脑子里一定有一个目的，一个意象，一个蓝图，这也是桌子的观念。这个桌子的观念不是现实的桌子的反映（这并不是说，这个第一张桌子的观念是凭空出现的。它的产生需要客观的物质条件。《桌子的哲学》已有说明，这里不详说）。如果把人的意识说成仅仅是反映，又把反映了解成仅仅是模写，那就无法解释人的创造发明。｛评论四百二十五：“反映”是能动地“反映”！！｝
高寒先生企图为列宁辩护。他说：“如将‘反映’之意释为‘依样画葫芦的复写’”，就是“曲解论敌”。一点也没有。这是《唯批》一书反复强调的论点，书中处处是明确地把“反映”同“复写”当作同义语使用的（我还需要引证吗？）。列宁在这本书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表明他说的“反映”和摄影、复写有任何不同。复写不是依样画葫芦，又是什么呢？说复写不是依样画葫芦，那才是曲解。而且，还有“摄影”这个词呢？如果摄影不是依样画葫芦，那是因为它比依样画葫芦还要忠实，还要精确。
自然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桌子是木头做成的，木头来自树木，树木是自然物。木头经过劳动的加工，就变成桌子，而劳动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在桌子中物化了人的劳动，人的智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见物又见人”，并且是从物中见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指出，过去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缺陷，就是把现实只是从“客体”的形式来了解，没有从“主体”（旧译为“主观”，不妥）方面来了解，没有了解为实践。马克思的这个观点，超越了旧唯物论的主体和客体的僵固的二元对立。旧唯物论认为，客体就是客体，主体就是主体；客体就是独立於人以外的存在。列宁也没有超出这个窠臼。诚然，我们不能说，当人没有看到这张桌子时，它就不存在；桌子是独立於人对它的感觉的。但没有人就不会有桌子，桌子这个客体的产生是依赖於人的实践的。马克思的贡献就在於，他把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他就把“主体能动性”的优点从唯心论那里夺过来，融进了唯物论。｛评论四百二十六：必须区分此处的对象“桌子”，是指已经存在了的桌子还是尚在头脑中的“桌子”。前面列宁所说的“认识的对象”，显然是指前者！｝
请允许我从自己在１９８６年发表的《关於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中引两段文字：
“我们不仅要了解世界，还要了解人；不仅要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来进行这种了解，还要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进行这种了解。人是客体，也是主体。这一点费尔巴哈也认识到了。但费尔巴哈只把人看作是认识世界的主体，没有看到人也是改造世界的主体，因此，他眼中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人的实践活动的，是不包括人的社会历史的。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德意志意识形态》）。”
“自从世界（这里是指地球）出现了人以後，世界就变了样。这个经过人改变了的世界，又重新成为人的认识和改造对象。这样，人同自然的原始关系（自然先於人而存在）就日益变成了人同自己的活动的产物的关系，而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这就是历史。 ...马克思把人放在世界之中，把自然、社会和人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把世界看作是人的世界，这样，现实世界就不仅仅是客体，而且也是主体。”（《智慧的痛苦》，２６７－２６８页）
高寒先生提出：思维与存在是以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具有同一性的，而这个同一性的基础是实践。｛评论四百二十七：此处“认识的主体”应该修改为“认识、改造的主体”！高寒这一说法，具备创新性。但由于属于深层思维，难言对错！｝这是对的。我在１９６０年写的《关於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中已说过，“实践——这是真正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钥匙。无论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都不理解现实的实践的意义，而离开了实践就不能科学地说明存在和思维怎样互相联结和怎样互相转化。”（《在哲学战线上》，３４９页）１９８６年的文章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高寒说在这个问题上，《唯批》没有过失，这却是我不能同意的。上面的论点，是《唯批》没有的。《唯批》只是强调存在和思维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完全忽视了两者的辩证关系。这就难怪我们的对方会紧紧抱住《唯批》不放。实际上，列宁後来在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後，在他的《哲学笔记》中，观点已经有一些改变，不过这是教条主义者不愿意注意的。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早已不是那个草昧未开的洪荒之世了。它已经经过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劳动改造，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过程也不知反复了多少遍。原始的自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它已经是“人化的自然”（马克思语）了。人的实践成果，又重新成为人的认识对象。因此，差不多每一个“从物质到意识”的过程，前面都有“从意识到物质”的过程，正如每一个“从意识到物质”的过程，前面都有一个“从物质到意识”的过程一样。这是一个无尽的连环，只是在终极的意义上，纯粹的物质客体才是出发点。列宁的错误就在於，他只知道“从物质到意识”是唯物论，从“意识到物质”是唯心论，哲学上的这两条路线是绝对对立的。他并没有想到在“从物质到意识”之後，还要接上一个“从意识到物质”的阶段（这不是唯心论）；更没有想到，第一阶段“从物质到意识”的那个物质，本身也是前一阶段“从意识到物质”的结果。所以，我并没有用认识的第二阶段去否认认识的第一阶段，倒是列宁用认识的第一阶段否认了认识的第二阶段。不能用列宁说的是认识的第一阶段来为列宁辩护。除非你把认识局限於原始人的认识，除非你把认识的对象局限於星星和太阳，否则你就不能说你的认识开始阶段的“存在”是纯粹的客体，是不依赖人而独立存在的，没有打上人的印记的东西。｛评论四百二十八：作者这是在胡搅蛮缠！！按照作者的“逻辑”，作者在写自己的姓名时，由于“王”字是“一个无尽的连环”，是从最古老的“王”字演化而来的。所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写自己的姓“王”字时，就必须把从最古老的“王”字演化至今的所有“王”字都交代清楚，否则就是“用认识的第二阶段否认了认识的第一阶段”。需查《唯批》，此处之“人”是指什么人？？｝
不仅桌子之类的人造物是认识的对象，人、人的社会也是认识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唯物论都承认“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和“从存在到思维”的原理。但双方对这个“存在”的理解是不同的。旧唯物论理解的存在，就是自然，是物质，是独立存在於人之外的存在。这样，人、人的社会、人的历史，就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存在，包括了自然和社会，而主要是社会存在。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不是物而是人，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实践的人。所以，我认为对马克思的哲学来说，“实践唯人主义”是比“唯物主义”更好的名称。｛评论四百二十九：“人”这个概念太混乱！！｝
高寒批评我说：
“用‘社会存在并不是人之外的东西’来否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也不能成立。这是因为作为社会存在，‘人’是认识的客体；作为‘社会意识’‘人’则是认识主体，人是世界万物中唯一具有一身兼有二任的角色。”｛评论四百三十：“人”这个概念太混乱，尽管在无需指明的情况下，“人”确实是“世界万物中唯一具有一身兼有二任的角色”。但在需要指明时呢？？作者这里所说的“人”，在前者是指他人；在后者是指自己。而作者在此却用同一个抽象“人”来表示，难道：他人＝自己吗？难道在需要区别主体客体来进行讨论时，让客体＝主体，还能够讨论问题吗？｝
第一，我根本没有否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我想我的文章对这一点表达得很清楚，不知怎么高寒会说我是“用‘社会存在并不是人之外的东西’来否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是不是反映社会存在，这个问题和社会存在是不是在人以外没有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存在”就是独立於人以外的东西，这是列宁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批评的是列宁，不是马克思。
第二，不错，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可是刚才我说了，《唯批》里并没有这个观点。列宁对认识对象的定义，在逻辑上就排除了人是认识的客体。高寒提出这一点，本来应该是对列宁的批评，不知怎么他会用这来为列宁辩护；本来应该是对我的论点的支持，不知怎么会变成对我的批评。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在谈论主客体的问题时，不能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实践的角度。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而且首先是实践的主体。只有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才是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认识不能改变客体，实践才能改变客体。客体不仅是认识的客体，也是实践的客体。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何客体会打上人的印记，从而不再是纯粹的客体。｛评论四百三十一：作者的“纯粹的客体”大概是指未以人的实践作用过的“原生态”客体。在哲学上，有这个必要吗？｝
由此看来，列宁在《唯批》里论述的反映论虽然是唯物主义的，却是前马克思主义的。
关於马克思的方法
高寒说马克思关於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不是建筑在价值判断上的。这当然是对的。那么是建筑在什么上的呢？爱讲逻辑的高寒先生认为，是建筑在逻辑推论上的。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推论其实异常简单”：
“从一般意义上说，其实不过是建之於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万物皆过程 ’的辩证法宇宙观；从特殊的意义上说，则是根据他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推导出来 的。这个推论其实异常简单：既然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那它也就不会永久存在；既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可以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那么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会同样促使它让位於另一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
真是“异常简单”！马克思穷毕生之力收集资料，辛勤研究，写作《资本论》，其实是多余。他只要从辨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公式出发，进行“推导”就可以了。这里需要的只是逻辑。
可是，第一，这种“推导”至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资本主义不是永世长存的，它会被另一更高阶段的社会代替。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个未来社会就是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评论四百三十二：这是一条“过程链”或“逻辑链”，没有前者通常就不会有后者，至少不能直接产生出后者。尽管也可能存在着“跳跃”。就如物理学中如果没有“黑体辐射灾难”，就不会发现“普朗克量子”一样。既然“资本主义不是永世长存的”结论已经能确定，那么显然，找出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是永世长存的”内在原因，就是《资本论》的任务。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是“战略”，后者相对于前者来说是“战术”，由后者的结论导出共产主义就又上升到了“战略”。而既然由《资本论》找到了资本主义必定崩溃的内在原因后，极为显然的理由就是，如果消除了此“内在原因”，其办法就是消灭私有制，则结论或结果显然就是共产主义了。｝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的要义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不可克服的，它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停滞和破坏，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无产阶级陷於贫困和失业，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在政治上，胜利的无产阶级将实行一个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然後国家将消亡；在经济上，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以社会所有制代替私有制，以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分配；这个阶段之後，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将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达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无论用辩证法的还是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能“推导”出这一整套东西来吗？在这里，逻辑是帮不了忙的。而如果马克思没有一整套东西而只是泛泛地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更高阶段的社会所代替，马克思就不是马克思。
第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前提又是怎样得来的呢？按照高寒的说法，似乎又是从黑格尔的“万物皆过程”的辩证法原理推导出来的（後者是“一般”，前者是“特殊”）。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都是“异常简单”了。人们把马克思说成是天才，不对了；任何懂得“万物皆过程”的辩证法普遍原理的人都可以推导出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并不需要马克思。｛评论四百三十三：这种说法不对！。“万物皆过程”的辩证法普遍原理仅仅不过说明了“万物皆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些什么东西决定的？由些什么东西推动的？这些“过程”又是如何实现其“运动”的？这些“万物皆过程”的辩证法普遍原理可都没说。当然，如果你说是由“万物”决定的；由“万物”推动的；这些“过程”又是由“万物”实现其“运动”的，那么，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说，其实质仍然停留在“万物皆过程”论上，没有丝毫进步。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就已经认识到了“万物”即物质；“过程”即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分成了三大派别：唯物决定论；唯心决定论；处于前二者之间的唯物唯心共同决定论。马克思不过是揭示了“意识是由存在所决定、意识的重要性在于改造世界”罢了。其实就是“异常简单”。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是此种真理性揭示的第一人，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异常复杂”。当然，此类“异常简单”仅指极端抽象的哲学原理。对于涉及到具体事物时，“比较复杂”是可能的，有时甚至是必然的。例如《资本论》。｝
无论马克思或是恩格斯，都没有这样“推导”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在对他的唯物史观作经典式的表述时，说的是这是他的“研究”得出的结果，而得到後又用来“指导”他的研究。甚么是“研究”呢？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说：“研究必须充份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什么是“指导”呢？“指导”和“推导”不同，後者是刚性的，前者是柔性的。在运用某一原理进行“指导”时，如果发现它与事实不符，那就必须修改原理以求适合事实，而不是裁剪事实以适合原理。｛评论四百三十四：此言正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杜林的先验主义方法时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马恩选集》卷三，374 页)。｛评论四百三十五：确实，“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但是，已经确定了的原则，则必定是行动的出发点！｝杜林曾断言,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对此，恩格斯反驳说：“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後，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辨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同上，477 页)
列宁是第一个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来源作了某种推导式的说明的人。在《唯批》中，他在按照“反映即摄影”的观点解释了“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命题之後，断言历史唯物论不过是把这个原理推广应用到历史领域。他说：“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卷二，219 页)这样，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就是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摄影。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说得更清楚：“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於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列宁选集》卷二，３１１页）
显然，列宁认为旧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是一种“推广”的关系，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列宁说的是“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是从一般唯物主义的“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原理推导出来的。
那么,怎样解释宗教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呢？人们头脑中有鬼的观念，神的观念，难道也是客观存在的鬼和神的反映吗？如果不是，那么又怎样用反映论来解释宗教的来源呢？｛评论四百三十六：作者在这里玩弄了一个小花招，目的是为了回避自己无法解释的东西。作者为什么不说：“如果是呢？”在下一段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即“宗教这样的虚幻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是由主体即人自身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因为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并不是完全机械地来源于反映论，还来源于基于反映论基础之上的想像、臆造和推论，否则人们根本就造不出桌子来，因为自然界没有。同理，“鬼和神”的观念自然界没有，但人们通过基于人类自身反映论基础之上的想像、臆造和推论，人为造出了“鬼和神”的观念或者实体。｝
照相式的反映论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用的。马克思的又一重大贡献，就是他不从客观对象来解释意识形态的来源，而是指出，宗教这样的虚幻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是由主体即人自身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是人对这一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和我清楚地意识到桌子的观念是来自现实的桌子是不同的。费尔巴哈已经指明，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人在创造出上帝後，却不认识自己的创造物了，反过来拜倒在上帝面前，说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祈求上帝的保护和恩赐。这是一种颠倒，一种异化——人性的异化。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宗教的异化来源於现实的异化。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因为世界本身是颠倒的世界。(这里的“世界”当然不是原始的自然，而是人的世界，即社会、国家；这里的“观”也不是摄影，而是看法和观点。)马克思的意思是，无数个别人的活动聚合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它超出了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转过来支配了人。人处於苦难之中，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才会产生幻想，以为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主宰一切。单是批判宗教是不够的，还要批判这个需要宗教的幻想的苦难的现实世界，并用革命的手段来加以改造。
有趣的是，马克思也用过“摄影”这个比喻，但他的意思和列宁不同。列宁是在“忠实的摹写”这个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相反，是说照相机的呈像是颠倒的：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恩选集》卷一，７２页）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即“人们的存在”；他在这里说的“意识”是社会意识，特别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如宗教）颠倒了现实的关系。如果在这里可以用“反映”这个词的话，那么这是一种颠倒的反映，是一种异化。
所以，列宁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一般唯物论原理的推导是完全错误的。｛评论四百三十七：如果说“唯心意识或史观”是“倒像”，则唯物史观就是“正像”。草率地下结论倒是容易得很，但是，错在哪里？？｝但是这个观点却被斯大林加以继承和发挥，他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企图说明历史唯物论是辩证唯物论的“推广”。他在文章中用了一连串这样的句式：“既然”，“那么”，“这就是说”。例如：
“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那么很明显，没有甚么‘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没有甚么私有制和剥削的‘永恒原则’，没有甚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正如资本主义在当时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样。”
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式，从辨证法和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了历史唯物论。
我不知道高寒先生对此会怎样评论，但这种“推导”不符合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却是毫无疑义的。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派看
我在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和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问题，现在再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为例。高寒提出，列宁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实质上是“为布尔什维克用暴力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行径作‘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这是说得很中肯的。
但高寒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没有任何质疑，他认为问题只在於对这个概念作正确的了解：｛评论四百三十八：如此言属实，则高寒对此概念之理解正确，但其解释错误、办法似乎不妥！｝
“你们有什么逻辑根据可以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中，就只能具有一党执政这一种模式？”“你们又有什么根据可以证实，一个资产阶级可以有多个政党来代表其利益，而无产阶级却只能有一个政党代表其利益，并且任何一个他党的出现都只能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评论四百三十九：这些问题多少有那么一点道理。因为，所谓“党”，不过就是一种阶级组织形式，本质上就是一个阶级用于代表和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如果由于无产阶级或人民大众的不觉醒，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种“形式或工具”的领导权几乎每次都被反人民的阶级所窃取。所以，如何真正解决领导权被窃取的问题，才是历史进步所必须解决的第一位的问题。而能够最终解决此问题的方向，只能是毛泽东的“文革”方向，即“唤起民众，组织起来，造反有理、监督政府直至取代政府”！只对“毛”（即党）提出问题而将“皮”（即阶级）不顾，只对“形式”（即一党）提出问题而将“内容”（即一阶级）不顾，如此提出问题，永远都不可能解决问题！｝
无产阶级可以有不只一个政党来代表，这是“欧洲共产主义”提出过的论点。我想，“无产阶级的多党执政”，会比“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好一些。但是，这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为什么就非要无产阶级不可呢？高寒先生所称道的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就不是这样的。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是势力最大的政党，但不是唯一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间最长，但也有非工人阶级的中间党执政的时候。谁来执政，由选民决定；选民并不一定非要选工人阶级的政党不可。这不是更加民主吗？｛评论四百四十：此段足以表明作者的理论水平之低下，与其“异化”观点如出一辙，只抓住了一点皮毛、一点表象，就敢于大发歪论了！所谓代表“无产阶级”，难道是这个党自己说“代表”就是代表了吗？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或者说人民，代表他们真实利益的“主义或信仰”只能是唯一的！而自称代表他们的“政党”，却可以有无数个！无产阶级或者说人民判断某个“政党”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或者是虚假冒充的代表，或者根本就是骗子“政党”，依据只能是，一看其“主义或信仰”和理论；二看其是否言行一致；三看最终结果是否他们真正得到利益了！｝
马克思是反对救世主观念的，他认为历史变革是群众的事业。但他又相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实现这个规律的伟大任务是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理论根据。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後，又确立了一个“救世阶级”。列宁继承了这个思想，又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实际上是“救世党”。这个先锋队又由几个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这就是列宁关於“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观点——中苏论战中，中共就是用这一套理论来为个人崇拜辩护的。从救世阶级到救世党，从救世党到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评论四百四十一：极为荒谬！把“个体”概念与“群体”概念混淆；把“极少数人”概念与“绝大多数人”概念混淆。｝
马克思之所以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彻底革命、最坚决拥护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後的一百五十年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共产主义（包括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无论无产阶级的这种特殊的救世阶级的地位，都不过是空想。的确，出现过一批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出现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但那都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死抱住“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不放呢？｛评论四百四十二：作者也真敢大言不惭，拿自己当作比马克思还要马克思的人物了。｝
高寒说，人们责难马克思主义关於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他们的理由不外是：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欣欣向荣，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没有寿终正寝的迹象。对此，高寒评论说：
“谁也无法否认人们所据以列举的这些事实，问题上这些事实是不是就真与马克思关於社会化的生产力将必然追求着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有关论断相矛盾，从而逻辑地得出否证的结论来？”
高寒先生又一次违反了同一律，转移了论题。
人们所说的是：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同马克思关於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论断相矛盾。高寒说的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同马克思关於“社会化的生产力必然追求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矛盾。在这里，“社会主义”这个有确定含义的名词，被偷换为“社会化的生产关系”这个含混的字眼了。马克思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化发展，但这种社会发展受到私有财产的束缚。他的结论是废除私有制。所以，马克思不是仅仅一般地主张生产关系社会化，而且是主张“废除私有制”这种特殊的、彻底的生产关系社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部也在发展着社会化，但是废除私有制这种彻底的社会化，却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的。高寒先生把这个最重要的“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主张避开了，所以他才能说“不矛盾“。
在下文中，高寒想为“废除私有制”辩护，但他继续把问题落脚到“生产关系社会化”。他以今天发达繁荣的西方国家都在实行“高额所得累进税制”为根据，说“虽然我们不能说高额累进所得税制等同於‘消灭私有制’，但它无可否认也具有实际上的‘剥夺’大资产的意义，无可否认地具有平衡财产的实际占有意义，因而也无可否认地具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意义。”
不错，高额所得累进税无可否认地具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口号。现在争论的问题并不是“生产关系社会化”，而是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的主张。我们可以承认高额所得累进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但这个政策是资产阶级政府也可以实行的，实现了这个也不意味着实现了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高寒说高额累进制具有“剥夺”大资产的意义，而且是“无可否认的”。马克思说的“剥夺剥夺者”，是指剥夺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使他们不能再进行剥削，这是一种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和高额累进税的改良措施完全是两回事（我这样说，并不带有革命就一定好，改良就一定不好这样的价值判断的成份在内，虽然我并不认为社会科学可以完全排除价值判断）。
此外，高寒又根据格．伦斯基的《权力与特权》一书的论点，说在美国，“按财分配”、“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在发挥作用。於是他说，这个历史大潮使人叹服马克思理论的逻辑力量，即：“社会化的生产力必然会社会化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化改造。”或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必然地要向社会化的生产关系演进”。
高寒先生一再违背了“从本来意义上把握”对象的要求，每次都小心地避开马克思本人表达得清清楚楚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变成“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化的生产关系”改回去，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人们的反应就不会仅仅是“叹服”了。
我感到遗憾的是：高寒先生在“震惊”（！）於别人的“不顾逻辑常识”之後却未能避免自己的逻辑混乱；他在要求别人“准确把握对象”时自己也往往未能很准确地把握对象——无论是商榷对象还是辩护对象。
高寒并不否认，“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中的某些论断已经陈旧了、过时了”，应该根据历史的发展情况予以修正。“譬如，对它那些有关未来社会略图的若干描述，我们除了应将其作为科学假说来看待外，还能当作什么呢？既然在自然科学界，即使是在实验室环境中，尚且有个‘测不准原理’，那我们为何却不允许马克思主义有它的历史误差呢？”
这里高寒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而且反过来指责批评者是“不允许”马克思犯错误，何况这只是“误差”。我不知道高寒说的“误差”是指甚么。马克思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包括废除商品和货币，实行按劳分配。本来，高寒对这一点不是没有怀疑，例如前面谈到他提出实行按劳分配时如何计算劳动量的问题，大概这就是他说的误差。但是这个小小的“误差”，就动摇了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大厦；而高寒却仍然要说这是“科学假说”而不愿承认它是空想。其实，科学假说是对已经观察到的事实作出的可能的解释，并不是对未来发生的事情的预测。
高寒批评了列宁，说他想在落後的俄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这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阐述的论点。我想进一步说的是：那么，生产力要发展到甚么样的高度，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呢？在《共产党宣言》问世後一个半世纪的今天，即使在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能实行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科学社会主义”吗？
高寒先生对列宁主义的批判，我是基本上同意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做了同样的论述，尽管高寒先生一句也没有提及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相同处。高寒承认他是“批毛”“批列”，但他走到马克思面前就停住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和中共的一切错误都原於违背马克思主义。郑义先生说他是“原教旨主义”，是有道理的（对郑义先生的答复，我只看到题目，还没有读到内容）。当然，我也和高寒先生一样，认为列宁和毛泽东在一些基本原理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应当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後人加在他头上的东西区别开来，还马克思的本来面目。例如郑义先生文中涉及的“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不是马克思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无论人性本身还是评判善恶的道德标准，都是在历史中变化的。又如：把“大公无私”当作共产主义道德，虽然是很流行的观点，但和马克思不相干。很少人知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共产主义要对任何一种道德“宣判死刑”。理由是，无论是“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是以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公”与“私”）相分裂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消灭了这种社会条件，从而社会就不需要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而是要求个人充分发展，实现自我。这就是《共产党宣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不应完全否定；｛评论四百四十三：作者认为完全正确的东西，恰恰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违反了“万物皆过程”的辩证法普遍原理的东西！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作者把马克思认为到了共产主义后才出现的东西，拿到今天来宣扬。这需要查找马克思原文来核对。看来，除了水平眼光这东西，还有立场这东西，在做人和做事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实践的唯人主义”，就是一份应当继承的遗产，而这恰恰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的。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怀有敬意。这是我和郑义先生的不同。但我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作“完整准确”的了解（或高寒说的“从本来意义上把握”），马克思仍然是有错误的，而且是基本观点上的错误。後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悲剧，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已埋下了种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要彻底批判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就不能不牵涉到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和高寒先生的分歧。｛评论四百四十四：王若水类知识分子的人生格言，与其说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不如说是“吾爱真理，但吾更爱自己”。此种“爱自己”与“为真理献身”的程度距离甚远或根本就不沾边，甚至与马克思当年为了“主义”而被统治者无理驱逐出祖国的事都不沾边，仅仅是指使得自己原高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有些许下降或受到一点委屈时，就可以怀疑或干脆抛弃真理了！当然，从纯粹个体来说，个人选择“吾爱真理，但吾更爱自己”本无可厚非，问题就在于你必需公开说明自己的立场，而不能采用为了高薪高待遇欺骗民众的办法。明明自己的最根本立场是“爱自己”，却极端无耻地号称自己的最根本立场是“爱人民、爱真理”。然后，在公开并言行一致的前提下，由人民来选择你是否能够代表人民，并让你获得高于人民的地位和待遇！！｝
高寒先生认为，他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看待的。他是想用这种态度同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他称後者是“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尽管高寒说他心中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多大程度上仰赖於科学“不是没有一种自我怀疑”，但“至少眼下马克思主义还未被我内心中的自我批判所驳倒”。高寒先生说他“希望能读到够得上科学批判水平的文章”。我不能怀疑他的诚意，但这是不合逻辑的。既然他事先已经断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且这种信仰到现在还没有动摇，那么他怎能“希望”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呢？须知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都不承认自己把马克思主义当宗教看待。相反，他们和高寒先生一样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保卫马克思主义就是保卫科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反科学，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就是真理，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错误。一系列的思想批判运动，就是在这个名义下进行的；而共产党政权对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惩罚，就像欧洲中世纪教会对异教徒的迫害一样。共产党人为他们的态度辩护说，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宗教信条，马克思主义也要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他们坚持说可以修改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至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结论是不能修正的（修正主义之所以大逆不道，就是他们胆敢违反这一条）──其实他们修改的也未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而且也未必修改得对，但他们必须这样说。高寒先生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共产党不同，但这种卫道的精神却是相似的。在我看来，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学说，一个学派，是百家中的一家，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这样更好一些呢？这种态度，既不是把它看成蛊惑人心的邪说，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定於一尊。
我把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加以批判，高寒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地位，反而去肯定它的这种地位”。我认为不是“没有任何理由”，相反，是有理由的。
甚么是“正统”？要确定一个标准似乎不容易。卢卡奇在《甚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只是指方法。按照他的说法，哪怕你把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命题都否定了，但只要你还坚持这个方法，那你还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评论四百四十五：这话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在我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仅仅指方法，还应该指马克思主义立足之根本即立场。并且后者比前者更具标志性。｝但我恐怕他这个说法很少人同意。卢卡奇阐述了他对这个方法──“总体辩证法”的理解并批评了恩格斯。不论他批评得对不对，人们还是公认恩格斯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卢卡奇不是。卢卡奇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但每一个学派都自认为正确，所以这就不好说了。
《辞源》解释“正统”一词说：“旧称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为正统。反之则称为僭窃、偏安。....後也泛称学派、宗派一脉相传的嫡派为正统。”这是中国的说法。“正统”一词的英文是 orthodoxy，形容词是 orthodox。一般词典的解释，指某种宗教或学说，其地位“已确立的”（established），或得到“普遍同意的”（generally approved），或“符合习惯或传统的”（conventional）。这种界说的好处是根据既成事实来判断，不牵涉正确与否，从而可以省去许多争执。不论按哪种含义，中国共产党都可以称他们是正统。他们有一个正统的谱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取得了国家政权，享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权威，掌握了强大的宣传和教育工具，有人数众多的党员和追随者。他们所铨释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审定教科书的标准，而且写进了宪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派别无法抗衡的。
但关键在於正确不正确，而不在於正统不正统。也许高寒先生以正统自居；至於我，却宁愿做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或者说，修正主义者。□ ｛评论四百四十六：以作者的水平，做个“修正主义者”都不合格。因为作者根本就没有“主义”，顾准至少还有“主义”。所以，顾准的思想理论水平至少要高出作者一个档次以上。｝
(１９９９年７－８月於北戴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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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王若水
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年了。在文革的十年中，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惊心动魄的事件真可谓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仍觉得扑朔迷离，有许多不解之谜。
大家知道，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一个使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毛泽东本人的说法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说法为以后的官方所采纳。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在犯文革这样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种说法为相当多的人接受。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还应该问：毛泽东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人们可以说：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新事物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错误更是难免。这也是官方的说法。
但是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换了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的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其实，这并不需要特别的英明，只要有普通人具有的健全的常识就够了。那么，以毛泽东这样本来有高度智慧和敏锐判断力的人物，为什么犯这种悖于常理的错误？仅用"缺乏经验"这一条是说不通的；缺乏经验，为何不谨慎一些呢？对此，《决议》说，毛泽东变得不谨慎了，骄傲了。骄傲是事实，但是毛泽东的骄傲为什么要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呢？骄傲是一种心态，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心理因素呢？
从来拿不出复辟的证据
｛评论四百四十七：正如“从来拿不出”戈尔巴乔夫意图解散前苏共、解体前苏联的“证据”一样！但是，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不妨再想一想：毛泽东口口声声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他真的相信危险有那么严重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从来没有拿出过有力的证据。在理论上，毛泽东不止一次重复列宁的这些言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的力量仍比无产阶级强大，而资产阶级的反抗则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时时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为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列宁的这些话是针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俄国说的，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况而照搬到中国。在六十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泽东没有理由害怕资本主义复辟。他早在一九四九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时都不怕，为什么在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被消减以后反而怕起来了呢？
其实，在文革中，毛泽东并没有花什么力气来对付社会上过去的资本家，这些人只要红卫兵一动就跪下了；毛泽东真正用全力对付的是党内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即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那么，"党内资产阶级"是些什么人？毛泽东为什么说他们搞"资产阶级复辟"？
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是指一些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他认为这些人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毛泽东多次表现出他对官僚主义的厌恶，也多次警告过干部腐化变质的危险。他说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他把"四清"运动中农村一些干部的多吃多占、贪污浪费行为说成是"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毛泽东这话使人相信，他是为了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保持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而发动文革的。
这个理论是经不起深究的。｛评论四百四十八：确实不用“深究”，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照毛的说法，似乎干部的道德败坏就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这样的干部就要千方百计地复辟资本主义。但第一，贪污腐化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专有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一直就有。第二，贪污腐化分子只不过是牟取个人利益，并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雄心壮志。｛评论四百四十九：一个人如果是鼠目寸光时，就会对事实都视而不见！｝
在文革中，确有许多干部由于官僚主义和腐化而受到批判，可是这并不是文革中大批判的重点。作为头号批判对象的刘少奇既不是官僚主义者，也不是腐化变质分子。此外，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刘少奇是忠诚的共产党人，对这一点毛泽东其实很清楚。｛评论四百五十：就算是如此，毛泽东同样也很清楚博古、张闻天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但他们同样也能把当时几乎全国的苏区和红军给毁灭了！｝
然而从一开始，毛泽东就蓄意把他打倒。早在一九六六的《五·一六通知》中，毛就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赫鲁晓夫"指谁？是泛指还是具体有所指？一九六七年《红旗》第五期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解开了这个谜。文章斥责刘少奇说："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
以戚本禹的身份，是说不出这个话来的。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阅过，这只能是毛泽东的意思。李志绥的书证实了这一点，他回忆说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开群众大会，刘少奇做自我批评，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隐身在幕后的毛泽东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四五五页）
毛泽东凭什么说刘少奇是"反革命"？有证据吗？没有。
毛泽东对准刘少奇的第一炮是他写的《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攻击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措辞激烈，言语严厉，帽子极大，可实际上没有多少内容。刘少奇当时不过是提出派工作组和转发一个关于制止乱打乱斗的文件而已。派工作组本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可是毛泽东却不认帐了，让刘少奇和邓小平承担全部责任。｛评论四百五十一：毛泽东同意派工作组是同意派工作组下去搞好文革，可不是让派工作组去反文革和镇压群众的。作者这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至于说，“让刘少奇和邓小平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同意发动“文革”，主要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们都是举手同意了的。｝毛泽东还硬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一本代表官方观点的书说："刘少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的工作都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都是对党和毛泽东公开的，他的重要论著在发表以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至于党中央对干部的任免，也不是由刘少奇个人而是由党的领导集体讨论决定的。他在言论中和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过的，他并没有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译本》，三七八页）这一点，毛泽东自己难道不清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有一个解释：这是蓄意罗织罪状。
一九六七年，又硬说刘少奇赞扬过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没有证据表明刘那么说过，即使说过又算得了什么问题？）而大张挞伐。毛泽东还亲自出来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在延安时期被列为学习材料，那时毛泽东是肯定的；现在却说这本书是"欺人之谈"。毛对这本书的主要指责是其中没有谈"无产阶级专政"，这似乎就说明刘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就说明刘是"修正主义者"。所有这些批判尽管是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但无论从党纪和国法上都是不足以给刘少奇定罪的。最后，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当刘少奇已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这样，刘少奇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完了。尽管这个决定和处理都是在批判刘少奇两年之后，可是在此之前谁都能料到，刘少奇必然是这样的结局。毛泽东已经把事做绝了，他没有后退的余地，置刘少奇于死地是既定方针，"叛徒、内奸、工贼"这样的罪名，不过是使这样的处理合法化罢了。因此，刘少奇专案组使用的诬陷、罗织以及逼供等手段是毫不奇怪的。
总之，上面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一定另有原因。
◇斯大林问题和毛的态度
文革的发生是突然的，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念头却酝酿已久，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我们必须多费一些篇幅，从五十年代的"斯大林问题"谈起。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领袖。谁来代替他的位置呢？这个人要有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资历和丰功伟绩，要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崇高威望。这样的人本来应当由苏共的领导来充任，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指定的继承人马林科夫（他很快就下台了）还是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在斯大林死后，世界上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和毛泽东相比。以毛这样的性格，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这是极为自然的。｛评论四百五十二：这有什么错吗？｝几十年中，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盛行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享有政治的和理论的绝对权威，现在该轮到毛泽东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斯大林逝世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罪行。斯大林问题的揭露，是一个轩然大波，震惊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善良的普通人。
如果中共抓住这个机会，认真地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自我批评，那么后来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本来是完全可避免的。中共准备这样做吗？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显得很冷静。这种冷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的表现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对于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应当感到满意。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比斯大林高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不是很好。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支持王明，苏联政府支持蒋介石，毛泽东对此是心存芥蒂的。过去不能批判斯大林，现在可以了，可以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也是证明毛泽东的正确，比斯大林高明。
但是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后来，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又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惧的是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全部否认斯大林的功绩，也没有彻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却妨碍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要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所"忧"。
毛也不会不想到，"肃反"的错误，他自己也不是没有犯过。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毛在赣西南搞肃清"ＡＢ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这个大冤案一直没有平反。
这就难怪当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善良的普通人为斯大林的残暴行为感到震惊的时候，毛泽东却批判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这就是说，毛泽东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揭露得太多了，批判得过分了。
现在，斯大林已经不再是毛的阻碍，赫鲁晓夫也没有被毛看在眼里，可是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却妨碍了毛泽东。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种世界性的万人膜拜的威风，尽管那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在中国流行，可是和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相比，在程度上和规模上却是瞠乎其后的。
毛泽东要保护自己，就要保护斯大林；他要为自己树立斯大林在世时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要想办法为"个人崇拜"翻案。
在开始时，毛泽东迫于形势，不能不说几句赞成反对个人崇拜的话；后来他就一步一步改变腔调了。
中共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第一个公开反应，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文章表示了对苏共的支持，说："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一论》中强调对斯大林不能否定得太多："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同年，中共中央举行八大，也对苏共批判个人崇拜予以肯定和表示支持，但不是很热烈。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没有提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只是在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出。这显然是要把个人迷信问题放在一个较为次要的地位。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在成都会议上讲话，开始为个人崇拜局部翻案了：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列举了两党之间的一系列原则分歧。其中一条是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说："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不久，《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在联名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九评"中的第二篇）中，又把公开信中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论点发挥了一通。这就把反对个人迷信全部否定了。
把这些言论同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时所表示的态度相比，可以看出变化之大。一九五六年是赞扬苏共对个人迷信的批判，虽然毛泽东后来表示了一些保留，那也不过是觉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在具体做法上太过分了，"一棍子打死"。现在却是从原则上反对批判个人迷信了。但是，拿出来的理论根据却是根本站不住的。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斯大林只是不满，对赫鲁晓夫则是痛恨，原先只是说赫鲁晓夫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现在却要一棍子打死赫鲁晓夫了。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因为他需要别人崇拜他。
到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斯诺问到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到文革前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不听他的话。"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搞一点崇拜。"
到这里，毛才算是吐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不过他的理由是站不住的。他夸大了别人对他的不服从，以便为自己要求别人崇拜找到籍口。
◇大跃进：毛超过苏联的尝试
毛具备了一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条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
毛下决心向苏联挑战，使中国赶上苏联。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扛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利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毛
选》五卷三四四——三四五页）
毛说苏联的钢、煤、石油都"不算数"，其实自己心里是很嫉妒的。如果是自己的，那就算数了。｛评论四百五十三：作者的极端偏激可见一斑，不仅仅是不知自己姓什么，连自己还是个中国人都给“忘”了！！难道毛在这里说的“钢、煤、石油”是毛自己个人的吗？？｝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当时，赫鲁晓夫正处于国际共运分崩离析的困境，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毛泽东及时的给予了支持，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毛还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
赫鲁晓夫表示谦虚，说："应该以中苏两家为首。"
毛泽东显得很有自知之明："我们没有资格……"｛评论四百五十四：按照作者的逻辑，这种话根本就不可能说嘛！｝
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说："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么。"
毛泽东努力说服他："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没有先例么！"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与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会面时，重复了这个思想："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需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评论四百五十五：按照作者的逻辑，这种话根本就不可能说嘛！当然就更不可能还帮助前苏联去劝别国了！不知作者这种蠢货对此是如何解释的？当然，从作者一贯的做法来看，自己不能解释的东西就视而不见就行了。｝
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苏联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说："你们再加把劲，能不能用十年的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只能说："我们努力，还是可能的。"
毛泽东说："你们用十年的时间超过美国，我们十五年超过英国。"
这个豪言壮语赢得了会场上的掌声。
然而毛的雄心比他宣布的还要大。早在前一年（一九五六）的八月，他就说要在五六十年中超过美国："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是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选》五卷二九六页）
现在毛鼓励苏联超过美国，难道他满足于超过英国？不。那么他只要赶上美国吗？也不。毛的真正对手是苏联。他要比苏联更快地赶上美国，他要比苏联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
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要以中国为首了，而他也就是世界共运的领袖了。
毛泽东在莫斯科谈话的意思是两点，第一，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第二，这个头必须是苏联。如果，事实最终证明苏联当不了这个头，怎么办呢？赫鲁晓夫既缺乏杰出的领袖才能和理论修养，也不享有斯大林曾经享有的崇高威望。如果苏联在经济建设上再落后于中国，它还能是头吗？
毛深谙《老子》的策略："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现在不是时候，毛泽东在等待这一天。苏联会发现，这个头是不好当的。当然，苏共习惯于当"老子党"，不过，毛也想争夺这个"为首"的地位。
这次，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挑战，只是意味深长的伏笔。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是学苏联，虽然有成绩，但没有自己的创造。现在，毛泽东要亲自挂帅了，要走自己的路了。既然是他来挂帅，当然要一鸣惊人，超过老大哥。
毛的雄心可以从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看出来。当时毛泽东的精神显然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他破例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六次讲话，反复讲后来居上，年轻人超过老年人（注意：苏联是老大哥）的思想。他从中外历史上列举了一大堆杰出人物的名字（贾谊、王弼、孔夫子、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等等），说明他们都是年轻时崭露头角，敢于创立新学派，向老古董开战。他批评有些人精神不振，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他讲了一件事情：中国画家画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一起的像，把毛泽东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实际情况相反，毛泽东身高要高一些）。这件事显然使毛泽东耿耿于怀。他评论说，这是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好象塑菩萨，总是比人大好几倍，为了吓人。
在两个月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把他讲话的题目定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这个意思就更进一步了。毛说，马克思也是人。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马克思没有干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样革命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评论四百五十六：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可悲的是自己的思想言论基础基本是因为受到了某人思想理论的正面影响，在自己的思想言论中却在无原则地为了大反特反地反对而反对某人。这，只能证明这一个人是个十足的蠢货而已！｝
毛泽东的潜台词是很清楚的：马克思都可以超过，苏联还在话下吗？
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背景
毛泽东的这个雄心，赫鲁晓夫也感觉到了。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的目的很明确：他想如果他能够在五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最后的遗言》第十一章）
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大跃进的失败已经明摆着时，毛泽东还在武昌会议上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要搞得快一些，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我设想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到多少钢"。"总之，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实际我们先进入，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酥、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按博士的头衔，但并不妨碍他们的博士之实。"
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阴影
不难想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多么丢了中国的脸。国际上传为笑柄，赫鲁晓夫也在一九五九年初的苏共二十一大作了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本来想显示，从他抓经济后，形势顿然改观，和别人完全不同，证明他的反对反冒进是对的。
不料，大跃进搞糟了。从此毛有块心病（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赫鲁晓夫的影子。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帐？斯大林在世时也是一个神，赫鲁晓夫一个秘密报告，他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受到全世界的指责和唾骂，这件事一定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他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
一九五九年，我听了康生的一个讲话，其中有一段话使我震惊，一直忘不了。大意是：过去都说斯大林的错误是肃反扩大化，现在看来，斯大林肃反还不彻底；比如，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就没有挖掘出来。这是斯大林最大的错误！康生讲这几句话时，声色俱厉，脸都涨红了。｛评论四百五十七：这倒是改开中国的今天，众多老百姓也有的类似说法！！但是，老百姓的观点与高级干部的观点是理应有很大不同的，否则高级干部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了老百姓一层了！！实际上，就算是斯大林肃反更彻底，仍然是会另出一个勃鲁晓夫、戈鲁晓夫、叶鲁晓夫的。｝
我相信这也是毛的意思，至于发明权属于谁，并不重要。｛评论四百五十八：在作者认为并不需要证据的地方，作者就可以完全不要证据了！｝对毛重要的是，他一定要在他活着的时候找出党内可能的赫鲁晓夫。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这个会议本来是要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但毛泽东既要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种纠正是很有限的），又十分讨厌别人出来说三道四。偏偏性情耿直的彭德怀在这时多嘴，上万言书，形势陡然改观。尽管彭德怀字斟句酌，措辞温和，表明自己完全出于善意，但还是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他能够猜想到，党内外对大跃进都会有意见，只是有敢说不敢说的区别；知识分子经过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已经噤若寒蝉了，但党内的高级干部会不会有人出来批评他呢？现在果然跳出来一个彭德怀。毛泽东从彭德怀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才作秘密报告的，彭德怀却在毛泽东健在时就"发难"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上书的反应是迅速而坚定的：他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纠左"转为"反右倾"。"纠左"是和风细雨的，因为那实际上牵涉到自己；"反右倾"却是暴风骤雨，因为他认为彭德怀是对自己"下战书"。"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里通外国""分裂党"……这顶顶大帽子往彭德怀头上扣了下来。特别是"里通外国"，好像说彭德怀和苏联有秘密的组织联系，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此外，毛在张闻天的信中，劈头一句就是："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但既然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有根据的，于是大家也就跟着这个调子批起来了。但不管怎么逼迫，"里通外国"和"军事俱乐部"始终查不出任何证据。事情很清楚，这是毛泽东蓄意诬蔑。｛评论四百五十九：这个“任何证据”，大概只能一、中央公布当时的文件；二、李锐能够诚实地公开自己的所有言行了。据说李锐就曾经向毛主席下跪认罪并主动揭发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组织。｝
许多人弄不清，为什么毛泽东要对彭德怀如此心狠手辣。历史上的宿怨（毛泽东是记仇的）？还是彭德怀的"犯上"（毛对自己的权威是很敏感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毛从彭德怀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
在小组会上，很多人都说彭德怀是魏延，有反骨。七月三十一日，常委会上，毛还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彭德怀不喜欢个人迷信，不喜欢毛主席这个称呼，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也是批判的重点。
然而这一个时期，国内经济形势却十分严峻。一方面，"反右倾"给左的势头火上添油。另一方面，由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和苏共的争端上，国内的工作放松了。主要是政策上的错误，加上气候条件和苏联的停止援助，出现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在这期间，饿死的灾民以千万计，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饥荒死亡的人数。这无论如何不能证明毛泽东的正确，反而使人感到"反右倾"是反错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不能不改变左的政策。一九六一年初，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七千人大会：察觉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他在讲话中也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不再提出在二十或十五年间超英赶美，而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在这个会上，刘少奇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一个正式书面报告。在对这个报告做口头说明时，他讲得稍稍坦率一些，说：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方，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四四九页）。还说：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些。迟几年办是可以的。"刘少奇还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说彭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评论四百六十：作者在前面说：“在小组会上，很多人都说彭德怀是魏延，有反骨”。那么，这些“很多人”中，是否就包括刘少奇？如果包括，只怕刘少奇就别有用心了！道理简单，除非说明理由并且真有道理，否则一个人总不能采用“猫哭老鼠”的招吧！｝
刘少奇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对他是致命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是毛常说的话，刘却公然表示不同意；刘说主要是人祸，这人祸是谁造成的呢？｛评论四百六十一：对，到底是谁造成的？｝刘表现出对彭德怀的同情，其矛头所指更是昭然若揭了。更重要的是，这些话说明刘对"三面红旗"其实是不赞成的；他现在不便说，却说要到五年十年之后再来总结经验，这不是要等毛死后来算帐吗？毛正在探查潜在的赫鲁晓夫，现在这个赫鲁晓夫已经露出苗头出来了！
实际上，毛在"七千人大会"号召大家讲话不过是"引蛇出洞"的故技。他肯定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嗅到了某种危险。不过他当时什么也没说。
有一个人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并且马上抓住机会加以迎合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人就是林彪。早在一九五九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林彪就以毛泽东权威的衷心维护者的面目出现。。他声色俱厉地斥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在这次会议后，林彪就在军内发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他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的处境再次不利的时候，在别人都在谈论工作中的缺点的时候，林彪却出来唱赞歌。大讲了一通成绩如何大，缺点如何小，成绩要归功于"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困难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受到了干扰。林彪的发言结束后，毛泽东带头鼓掌。毛泽东还对罗瑞卿夸奖林彪的讲话水平如何高，说"你就讲不出来"。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看清了党内的形势：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的，是对"三面红旗"有所保留的；林彪是维护毛泽东的，是"紧跟"和"高举"的。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开始想到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比刘少奇更合适，毛已经从刘少奇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他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这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埋下了用林彪换掉刘少奇的伏线了。从文字上看起来，毛泽东说的是下一代的问题，实际上，他是认为老一代也有问题。两年后，毛泽东和胡志明谈话，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四八九页）这意思就很明白。
主要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李富春等人对"八字方针"的贯彻，到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经济已经明显好转了。毛觉得，他着手反攻的时机到了。
◇为报复找理论依据
到这年的七月和八月，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开始算帐了。他把一些正确的意见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他认为彭德怀向中央递交的申请书（彭在六二年六月写了八万字的长信，要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搬出"阶级斗争"的口号来，无非是要给自己整政治上的对手找藉口，找理论根据。
从这以后，毛泽东不断给阶级斗争加温，他同时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作战。一九六三年五月，他主持指定了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文件，其中说，"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同年六月，中共中央发表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当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连续发表了九篇批判苏共中央的重头文章（俗称《九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有关文艺的第一个批示，提出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问题。随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并对一些文艺作品开展批判，这个批判迅速扩大到整个学术界（如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最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纲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时的林彪异常活跃。他善于对毛泽东察言观色，并千方百计加以迎合。在文革刚刚开始发动的时候，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在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中，说出了毛泽东最喜欢听的话：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所经过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震动了整个会场，这就是有名的"五·一八"讲话。这个讲话经中共中央批示同意，转发到全国，事先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应该感到满意，现在终于有人公开说他超过马克思了。特别是林彪讲到"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那几句话，真是把毛的心思摸透了。
文革不仅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有密切联系，也和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有密切联系。江青在文革中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受了一肚子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这话确实泄露了毛泽东的满腹心思。庐山会议后的七年，"七千人大会"后的四年，毛泽东开始报复了。｛评论四百六十二：这话有点道理但并非主要原因。谁都知道当时毛主席是为了大局，自担错误帮刘邓等“承担了主要责任”，而刘邓为了逃避“这是要上书的”责任，反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没事人”似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光明磊落、敢于在关键时刻承担重大责任的人。那么，这样的人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吗？这也可以从邓小平执掌大权后，胡赵的下台与邓责任的推卸、《邓小平遗嘱》中自己说“六四中也没人下令开枪”（大意）中看出来。因为在此种相类似的情况下，饿死人地区距离北京遥远，后者就在北京，邓掌实权与当时毛掌实权一样，实在于理说不通。｝
纯粹从认识上的"失误"来说明文革，例如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错误地理解了"修正主义"，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理解方法假定，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理性的行动，是受他的理论指导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动机有很大的心理的、情绪的因素，有不少非理性的成分。
◇夸大修正主义危险
如果我们按照字典上的解释来理解毛泽东使用的一些词汇，就不明白毛何以那样担心"修正主义"，何以如此夸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六十年代的中国，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通过心理分析来解读这些符号的隐秘含义，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所谓"修正主义"，在字典上的含义是指出现在共产主义内部的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张，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毛本人也这样解释过"修正主义"，所以他并不是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但是，毛泽东把要求纠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错误的意见称为"翻案风"，又把"翻案风"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什么关系呢？在文革中，"修正主义"一词的实际用法发展到指对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包括错误的话）的不同意见。这就隐含着一个意思：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都是不能修正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休想效法赫鲁晓夫来批判毛泽东了。"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也是这样，按照字典上的解释，它是指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按照这样解释，也不会懂得毛泽东为什么会那样害怕"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要指责彭德怀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被打倒，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毛泽东误认为他们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而是毛泽东怀疑他们有朝一日会来纠正他的错误，对他的"三面红旗"改弦更张。这一点，毛泽东并没有估计错。但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却是有意的夸大。刘少奇尽管认为毛泽东有错误，但是不可能在毛泽东身后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那样的方式来对待毛泽东。有可能的是他采取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有限地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例如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他也可能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示过去中央的工作有不恰当之处。即使这样，也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
所以，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并不是他们的理论认识，而是他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毛泽东需要夸大"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党全民动员起来以维护他的权威并打倒刘少奇。并不是毛泽东先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发动文革；相反，毛泽东是先要搞文革，然后发明出一套理论，来使这个行动合法化、合理化。也不是毛泽东误以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因此才要打倒他；而是毛泽东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要打倒刘少奇，因此才给他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如果说刘少奇要象赫鲁晓夫那样搞"修正主义"（这里暂时假定赫鲁晓夫搞的是修正主义），那是错了；但如果说刘少奇将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效法赫鲁晓夫来修正毛泽东的某些错误，那是很可能的。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看对了，并没有什么"失误"。｛评论四百六十三：胡说八道！证据呢？｝
以上是我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的看法。当然，这里只涉及毛的主观动机。文革并非什么人想发动就可以发动的，还需要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客观条件。我们还需要回答"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革"的问题。不过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需要另文探讨了。
□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六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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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霸道
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底，由于我上书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批左，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引起毛的不悦，批评我"也不高明"。随后，在《人民日报》掀起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毛对姚文元谈到这件事时，追述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判太子刘示的故事。毛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当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在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个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但大家都记得，毛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并说邓拓象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汉元帝即刘示，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汉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刘示作太子时，有一次谈话中建议他父亲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有没有在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毛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对太子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然而刘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他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因此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刑名之学属于法家。颜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刘示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件事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王道霸道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称为"王"；诸侯结盟讨伐背叛的封国以维护王室的，则称为"霸"。不论"王"或"霸"，都是本于仁义，任贤使能，赏善惩恶，禁暴诛乱；只是"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他对汉宣帝的"王道不可行，儒道不可用"的观点很不满意，说俗儒固然"不足与为治"，但真正的大儒还是有的，云云。他说了这一大篇，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只是在和稀泥。
汉宣帝和太子的分歧是法家和儒家的分歧。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儒家主张复古，法家主张改革；儒家主张礼治，法家主张法治。法家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而儒家强调仁义教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想要富国强兵，采用法家是必要的。商鞅见秦孝公，第一次大讲"帝道"，孝公听得打磕睡。第二次讲"王道"，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讲"霸道"，这才听出味道来。商鞅后来终于受重用，使秦国富强。秦始皇统一天下是法家的胜利，焚书坑儒是对儒家的沉重打击。
汉初接受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与民生息，实行黄老之治。到汉武帝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如此，汉武帝自己却是不大遵守儒家那一套的。武帝杀人如麻，每年处决的囚犯达数万人之多。某一官员有罪，部下要连同处罚。使用酷刑，判刑宁重毋宽。冤枉好人的，没有关系，从宽处理；对罪人判轻或放走的，就要杀头。这种苛政是违背儒家教导的，以至后来宣帝想给武帝的祭庙定庙号时，还有大臣从儒家的观点表示反对，说武帝把老百姓害得太苦，"无德泽于民"。
宣帝身世特殊，从小在民间长大，了解百姓受酷吏之苦，即位后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他听说河南太守黄霸为人宽厚，执法公平，就任命他为延尉正。他还征召了儒家知识分子夏候胜。可见宣帝并非不用儒家学派的人。路温舒曾上书宣帝，说：秦王朝犯了大错误，其中的九项汉王朝都改了，只有一项还存在，就是任用狱吏。审判和囚禁是天下的大事，因为死了的人不能复生，被砍掉的肢体不能重新长出来。希望皇帝"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宣帝对路温舒的建议比较欣赏，不久下诏要求审判公平，而且亲自裁判一些大案。但并没有根本的改革。他自己后来又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包括大臣盖宽饶、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刚直清廉，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说这是把刑余之人(宦官)当做周公、召公，把法律当做《诗》、《书》，又引《易经》的话，主张"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宣帝恼火了，认为这话充满了怨恨诽谤，要查办。有的官员挑拨说："盖宽饶是想宣帝把天下禅让给他了，这是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认为盖宽饶是忠心正直的人，只是词不达意，上书为盖宽饶辩护，说：盖生活朴素，"居不求安，食不求饱"，是爱国的忠臣；由于他的职务是察隐侦私，又由于他的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求皇上宽恕。宣帝没有理会，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ZZ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他因为对宣帝杀了不当杀的人有些不满，背后议论了几句，大意是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这事被人揭发，贬为平民。杨在家赋闲后，大肆购买产业，靠财富过舒服日子。有人写信劝他："你原为大臣，罢了官以后，应当闭门不出，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怎么还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呢？"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这封信稿后来被查出来，于是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盖宽饶、杨恽都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人于死地，也难怪刘示要劝父亲了。宣帝批评儒生的话也许不无道理，但这不能为他的"持刑太深"辩护。他杀盖宽饶和杨恽，主要是因为他们冒犯了他的尊严，是因为他要用重刑来使臣下对他诚惶诚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话，本来是不能公开说的，只因为要教导儿子，怕儿子心太软，将来坐不住皇位，才脱口说出来。可这一句话，道破了汉朝皇室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所谓"阳儒阴法"是也。鲁迅说的好："在中国，其实是彻底未曾有过王道。"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确是兄弟，这之前和这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不过，法家是主张以言定罪的。《韩非子》中第一篇《初见秦》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者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这真是吓死人。可这种话，当皇帝的是高兴的。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家哪派，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至于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方针宣传的事，本和汉帝批评太子的事扯不上，不知毛怎么会冒出一句："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心想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温和，就想起刘示。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毛无动于衷；可看到宣帝批评太子的话，他就很欣赏。当时正强调双百方针。毛大概也在实行"霸王道杂之"：人民内部实行"王道"(批评自我批评)；对敌人实行"霸道"(专政)。可是，尽管他提倡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旦知识分子讲的话触恼了他时，他就马上把他们当敌人对待，实行"霸道"了。在这次批评邓拓后不久，毛就发动了"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另一次谈到王道霸道是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当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议题是工业、农业、市场等问题。在李富春讲话时，毛插话说："工农商都要挂帅，只是工挂帅，李先念不挂帅不行，要有点霸道，不要太王道。"(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845-846 页。)其实，这个问题和什么"王道""霸道"不相干，加上这一句，只是表明毛的心态。不久毛泽东就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斗争，"霸道"起来了。
毛泽东自称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可说读破了，还觉得不够；再加上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书，他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中南海那样的环境，他整天埋头读古书，沉湎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不知不觉把自己想成皇帝，用封建时代的思维框架来设想当代中国的事情。他把各省委书记称为"诸侯"，把党内的文字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称为"秀才"。文化革命前，有一次他对邓小平的讲话不满意，就质问："哪个皇帝讲的？"
毛也象皇帝一样，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谁冒犯了他的尊严，谁对他不够顺从，就毫不手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彭德怀是这样，对刘少奇也是这样。固然，他不主张杀人，可他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把人整得家破人亡。谁主张温和一点，他就把谁看成是儒生。一九七二年他批评我在信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说"并不高明"。可是我是援引周恩来的话；他直接批评我，间接批评周恩来。尽管周恩来忠实地执行了毛在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指示，可是毛看出来周在内心中是不同意文化革命的。所以，周提出批极左思潮，毛就怀疑这是要纠正文革的错误。他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就是为他的霸道辩护。这和五十年代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还表明，他对周恩来不放心，不愿意周当他的继承人。从这以后，我预感到周恩来的厄运。果然，隔了一年，毛泽东就授意江青搞"评法批儒"。
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并不是要实行法治(当然法家的法治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用这来恐吓知识分子，叫他们闭嘴。在文化革命后期，毛已经意识到文革搞糟了，可他就是坚决不承认错误，还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的"大批判"文章用恐吓的语气说：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就是说，谁敢说文革不好，就准备活埋吧！
毛对毛远新表示过："任何时侯我都不下罪已诏。"这句话透露出：他清楚地知道文革是场大灾难，可他绝不后悔。"罪已诏"这个词，再次泄露出他把自己想象成皇帝，可他连一些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皇帝都比不上。
毛泽东是共产党人，可是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后，他不大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更谈不上读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著作，而是一头栽进了故纸堆中，从《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中学治国之道，而他学的还是一套权术和霸道，这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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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精神污染”前后
王若水
八十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时间不长，震动却是不小的。近年已陆续有一些文章对此作了回顾。笔者也在 1997 年写了《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叙述了我所知道的此事的大略经过。不久前又看到了卢之超的回忆文章《80 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材料和观点。因此，我也想对我写的上一篇文章作一些补充。上次主要是谈周扬，这次补充一些我个人的遭遇，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人道主义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有它的时代背景。它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来不是偶然的。那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对那场浩劫痛定思痛;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加上又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了思想，因此很自然地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我们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为甚么这种惨剧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发生?怎样才能防止这种灾难重演?从指导思想上看，既然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是否要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过去对人道主义的多次批判是正确的吗?"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修正主义口号吗?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和个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吗?
另一方面，党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这也需要从理论上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然意识形态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么，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念)如果还是原封不动，继续过去"左"的一套，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产生"信仰危机"。1980 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引起很大的轰动，就是一个信号。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提出来的。
1980 年 8 月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 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 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否定了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 这并没有错, 问题是他所说的人太抽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 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 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这并不是肯定人道主义的第一篇文章，但它是影响较大的一篇。胡乔木当时是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作者说:"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
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我听了很高兴，并建议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1980 年好文章"奖。
那个时期，我也写了一些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1979 年第 1 期的《外国哲学史集刊》发表了我的《关于'异化'的概念》，那是一篇六十年代的旧稿。1980 年 6 月，我在回答学生问题时通俗地解释了一下"异化"概念，举了思想、政治、经济方面的例子;后来这篇谈话登在《新闻战线》1980 年第 8 期上。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我约稿。我交给他们《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后来就成为他们编的论文集的书名。1982 年春，《中国青年》杂志鉴于青年学生对政治教学的不满，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我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教给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而且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文章发表后，一个北大学生写了一篇长信给我，对我表示感谢，并对现在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提出抱怨。《中国青年》杂志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了这封信，胡乔木看后很重视，叫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内部简报上转载，并分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后来研究生院还为此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登在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上。我的一篇较长的论文《为人道主义辩护》，是发表在 1983年 1 月 17 日的上海《文汇报》的"争鸣"版上的。此外还有关于人道主义、异化和文艺问题的文章。
那是自由讨论的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很多，我没有听到来自党中央的任何批评意见。
突然的转折：对周扬讲话的不同看法
转折点是 1983 年 3 月 7 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讲话的发表。
这篇讲话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包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是帮助周扬起草讲话稿的人之一。讲人道主义是我的建议，讲异化问题是周扬主动提出来的，于是这一部分是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合起来讲的。
周扬的讲话在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事后讲话稿立即送到了胡耀邦和胡乔木那里审阅。胡耀邦没有在送审稿表示什么意见。胡乔木则在第二天(3 月 8 日)给中宣部打电话，明确表示了这个讲话不能发表，说:"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质问:"这篇讲话目的何在?"胡乔木还指示，要有人(他提到了邢贲思的名字)到大会上讲一讲，要讲到"要害"，"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于是，原定3 月 9 日结束的会突然宣布延长，理由是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 日和 11 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中宣部理论局的人在紧张地奔波，找人发言;邢贲思说是事忙，没有上台讲，但另外找到了黄楠森等四个发言人。
对周扬的讲话有不同意见，这没有什么奇怪，但采取这种动员人上台发言的事，却是不正常的。第一，如果要有自由发言，那么应该是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都可以讲，而且应该由他们自己提出。第二，胡乔木对周扬讲话有意见，完全可以亲自当面对周扬谈，不应该采取这种由上面暗中授意别人发言的方式。
胡乔木的谈话
胡乔木的确当面对周扬谈了话，那是 3 月 10 日在周扬家中，在座的还有几个其他同志，我也在内。谈话开始时，周扬夫人苏灵扬拿了一个录音机来，被周扬阻止了。后来周扬曾表示后悔，说当时录音就好了。有的文章说有录音，这是不对的。但现场有两个人作了详细记录，一个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一个是我。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已在收进《忆周扬》一书的文章中说过了。这次谈话的态度和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那种严峻的口气很不相同。我得到的印象是:对周扬，胡乔木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的话，而且说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只是说讲话有一些"不够"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胡的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觉得这里没有分歧，而且周扬的讲话中也有这种内容，只是没有那么详尽;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对周扬的一种批评。
卢文说到，“谈话中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现将胡乔木那次谈话中涉及我的地方摘录如下: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论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马克思早期强调人，后期更强调社会。”
“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只讲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没有和马克思的整个观点相联系，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实际有不同的立场。不讲这个问题，单讲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人道主义，不容易使读者了解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这是在批评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若水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开头用了《共产党宣言》上的话，说人道主义是一个怪影。结尾说:'你是谁?''我是人。'这种套用就是说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起码是反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似乎中国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我不愿这样发挥，但是很难避免这种联想。这样一头一尾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
“若水同志如认为我的意见对，可以再写一篇文章。你写文章比我们容易。你的文章也有文采，生动，有逻辑力量。”
胡乔木对周扬很客气，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对我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我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最使人奇怪的是，最后他希望周扬“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而在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中，他认为这篇讲话是根本无法修改好的。至于临别时胡乔木说他是受胡耀邦委托的话，我没有听见。
胡乔木对周扬讲话的反对态度，和他在三年前对汝信文章的赞扬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实际上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一样的。卢文说，以周扬的身份，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难道汝信的文章就没有这个问题吗?胡乔木为何又加以表扬和鼓励呢?也许胡乔木后来认为自己支持错了，要改正错误，那么他在授意汝信作检讨时，可曾作过自我批评?
党的文件中确实曾简单否定过人道主义，但那是毛泽东时代的事;至于当时的宣传，我不知道"口径"是什么，只知道这个问题正在报刊上讨论，中央并未干预。周扬发言的场合是学术报告会，他的讲话题目就是"探讨"。探讨和和宣传是有区别的。
风波是怎样变大的
周扬不愿意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去修改他的讲话，这可以理解。那意味着要大大扩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的篇幅，这就将改变原文的重点，并破坏全文的结构。原文的主旨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纠正过去简单把人道主义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左”的观点，而胡乔木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是反右。人道主义问题只是周扬讲话的四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可能过分膨胀。但是，作为报纸的负责人，我们没有在发表前请示胡乔木是违反组织手续的(尽管胡乔木在这次谈话中并没有明确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他的确说过要修改)。秦川和我当时都承认了这个错误，作了检讨。我们的检讨只限于这一点。
我们只是在3 月 16 日周扬讲话发表后，才知道胡乔木在 3 月 8 日给中宣部打的电话，也才获悉中宣部当时正在根据胡乔木的建议要周扬把文章修改后在《哲学研究》发表，为此还发生争吵。
看来在整个事件中，至少在初期，胡乔木是起主导作用的。卢之超的文章说，“胡乔木对这种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抓得很紧，不断打电话给邓力群和中宣部布置任务。邓力群可能认为自己对这样专门的哲学问题了解不深，独自的主张不多，但执行乔木的意见很坚决。”我想这大体符合事实。不过卢文又认为，“从当时情况看，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作，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的”，矛盾之所以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是由于“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急于要把他的或他所热烈拥护的观点公布于世，秦川则全力支持”，而周扬则“一时很难接受批评和意见”。卢文说的做工作，指的是延长会期，增加发言;还指中宣部召开会议，宣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开展正常的讨论。这里作者显然弄错了时间，因为这个会是在 3 月 25 日召开的，那时周扬讲话已经发表，而中宣部也已根据胡乔木的授意给中央打报告，要批评周扬和《人民日报》，并把王若水调走。采取这样的措施而又想不造成震动，要别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我"掌握"着《人民日报》，不对;《人民日报》是由党中央掌握的，总负责的有社长和总编辑，我只是分工管几个部门而已。｛评论四百六十四：作者说“我"掌握"着《人民日报》，不对”，却能够自行决定文章的发表？能让人相信吗？但这并不涉及作者文章内容的正确与否，而是就事论事。｝
有人断定王若水是千方百计利用周扬的威信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其实周扬在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时，我因事忙，还曾一再推托。当然周扬是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秦川和我也是同意的。发表周扬讲话，除了我们的责任以外，也因为胡乔木虽然强烈反对周扬的讲话，但又要在周扬和我们面前掩盖这一点，以致我们误以为"分歧不大"。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胡乔木 3 月8 日的电话，知道胡乔木讲了"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为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早在 3 月8 日的新闻报道中，就预告了将全文发表周扬讲话，但是在从 3 月 8 日到 3 月 15 日的长达八天的时间中，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发表。
我写了书面申辩
我在看到中宣部向中央的报告后，除了在会上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外，又在会后写了书面声辩，其中说:
“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件事过去也作过，为甚么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呢?我想是用什么来代替的问题。过去是代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现在是要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而在我国家还是争论对象。乔木同志最近谈话，是一个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肯定了这个口号，这就是我感到兴奋的缘故。乔木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说这个话的重要意义，而似乎认为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联系实际，向群众作宣传。乔木同志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说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讲可以，我们怎么敢讲?人家会说你是擅自解释，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拿我来说，在这以前只是想为人道主义辩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争得一个合法地位，还不敢拿到群众中去宣传。"
“‘报告’还说:'不论作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我觉得，对周扬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的主观愿望都不作肯定，而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所谓'势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乱'，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推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稍作调查就知道，实际情况是这个报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况且，什么叫'混乱'呢?思想界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并不是周文造成的。本来，周扬同志的报告使大家觉得清楚了,倒是后来四位同志的报告，引起了纷纷议论。当然，作为百家争鸣的体现，也可以这样作。但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为甚么恰恰要对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措施呢?为甚么偏偏去找不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同志去发言呢?"
“我觉得乔木同志 3 月 8 日的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周扬同志讲话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如乔木同志想的那样，那就应当主要处理周扬同志，而不是我，否则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但是，首先要提出站得住的证据。单是 3 月 8 日的电话，是不能服人的。怀疑不能作为处理的根据。能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把整个事件的起因考虑一下，重新做出判断呢?如果连周扬同志都不受信任，广大知识分子会怎么想呢?"｛评论四百六十五：作者这些话，可就真有些在自己证实“有人断定王若水是千方百计利用周扬的威信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了。｝
这里我补充说一下:就当时形势看，过去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左"的流毒还很深，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口号只是刚刚提出来，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共识，更谈不上在群众中普及;即使有什么不妥当，也不妨展开自由讨论，怎么马上又要重复过去的政治批判呢?究竟是反人道主义的"左"的思想危害大，还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右的思想的危害大?更何况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只是胡乔木硬要给我们插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标签而已。邓小平说从 1957 年到 1978 年，我们连续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可是对胡乔木来说，过去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宣传都没有问题，用不着检验，用不着反思，好象从"反右派"到"文革"这一系列惨剧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而他还说自己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胡乔木质问:现在讲人道主义，目的何在?这问得很怪。他说我们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胡乔木批评别人"抽象地讲人道主义"，与此同时他却在抽象地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有不同模式的。胡乔木并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或后来邓小平所称的"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那种苏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怀疑，也充满优越性，那还要改革干什么?我们把重点放在价值观念的更新，胡乔木把重点放在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左"的一套。我们要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改革的实践;胡乔木则要求人民不要有任何抱怨和怀疑，要把任何改革的呼声都压下去。这就难怪胡乔木从 1983 年起的多次讲话中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那篇重头文章中，没有或极少谈改革开放。｛评论四百六十六：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政治敏感性上只配给胡乔木提鞋。作者竟然都没有意识到，谈“异化”本质上就是在反邓小平的“改革”。｝
关于异化概念的运用
我再就“异化”讲几句。我们没有多讲资本主义的异化而是着重讲社会主义的异化，因为前者已经有了定论，而后者还是有待探讨的新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异化，马克思讲得很多，很深刻;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只是说过，共产主义将消灭异化，没有多作论述，而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其高级阶段，即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商品生产，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即使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们现在离这个阶段还很远。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由于他认为共产党“异化”了?毛泽东确实说过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不过我怀疑他在这样说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异化"这个词。周扬在 1963 年作的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说到"异化"是普遍现象;毛泽东审阅修改过这篇讲稿，这表明他当时至少不反对这种提法。但此后毛泽东本人似乎再也没有提到异化概念。本来他可以用党的异化来为发动"文革"提供理论根据，但他没有这样作，说明并不是"异化"概念误导了他。｛评论四百六十七：作者理论水平实在太差了！克服“党的异化”是党自身为了防止倒退，本身是一种被动行为；文革是在使用其他力量（唤醒民众）推进“党的进步（吐故纳新）”，是一种创新，其本身是主动的。其间的差距是难以比较的。｝这是一。其次，任何概念都可以被误用，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内，这不能证明这些概念本身就是错的。毛泽东把阶级斗争运用于党内，这难道是"阶级斗争"概念本身的错?异化概念也是这样，既使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概念，他的意思也只是说党内异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而我们是说毛泽东本人从党和人民异化了，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无法无天"(用他自己的话)，给整个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解，异化理论不但不能为"文革"辩护，反而是对"文革"的一种批判。｛评论四百六十八：确实，“异化理论不但不能为"文革"辩护”，其本质就是对文革的一种肯定。这当然决不是如作者们“我们的理解”所能够理解得了的，因为这需要有真实本事的眼光和水平才能看出来的！｝
卢文说到，周扬给邓小平送过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这可能是邓小平表态的一个原因。文章还说，“周扬年老有病，材料当然有人帮着出主意和收集。”我想这种猜测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也是把周扬估计得太低了。早在 1963 年，就在周扬的主持下编辑出版过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就有不少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所以，这个材料在周扬那里是现成的，不需要别人帮助收集。周扬确曾告诉我他托某元老送材料，不过他说那是关于 1963 年周扬的报告经毛泽东审阅的情况。我没有听周扬谈到送马克思语录的事，但我更相信，邓小平是受了胡乔木的影响。
本来，在起初批评我们的时候，胡乔木着重的是人道主义问题，而较少谈到异化;到后来异化问题才变得比人道主义更严重。我过去不清楚这个变化是怎样开始的。这次卢之超提供了线索。根据他的叙述，胡乔木是在看到我在 1980 年的讲异化的文章才断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又说这不是批资本主义而是批社会主义，异化不是讲资本主义异化而是讲社会主义异化。这是 83 年 6 月和 8 月的事。8 月底，邓小平和胡乔木有一次谈话。"乔木谈了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些材料肯定不是周扬送的。此前胡乔木曾批了一些材料给中央领导人看;有的也让周扬、胡绩伟、秦川和我一阅，例如人道主义思想对大学生的"腐蚀"，港台报刊对中国大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评论，等等。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信任胡乔木的，还委托他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稿。胡乔木自称他没有向邓小平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是邓小平同志自己感觉这个问题重要。我想，胡乔木这样说未免太谦虚了。
我曾给胡乔木送过一个材料，是我收集的若干国家共产党关于人道主义的提法，那是在周扬文章刚刚受到批评之后。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再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我对他说，这样会卷入国际上的争论。后来他在正式发表时就把提法作了一些修改，说如果正确地理解，使用这个概念“并无不可”，但容易引起误解，云云。尽管这样，我觉得胡乔木还是想避免在国际上引起争议。他的小册子除了出版汉文单行本以外，还有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发行量仅次于《邓选》,但偏偏没有出版外文翻译本。看来我的材料没有完全白送。
整党和“清污”
卢之超说到，1983 年 11 月他从国外回来后发现，"有一些老同志发表了尖锐严厉的言论，一些群众对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方面的种种精神污染现象也十分愤慨。据说有位中央领导人感到小平讲精神污染已有不少天，报纸对此没有专门言论，气势不足，份量不够，要求宣传部门加强指导。"
这里涉及 10 月份十二届二中全会后的情况。本来，二中全会的议题是整党，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早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党任务还包括清理那些在"文革"期间紧紧追随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干坏事的人。全会在 11 日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 12 日闭会前的讲话中提出来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二是"精神污染"。但全会并没有对第二个问题做出决定，认为"精神污染"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召开的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
整党和“精神污染”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整党是针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和组织不纯;而"精神污染"主要指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至于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文化界和社会风气感到愤慨的，恐怕主要是淫秽出版物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尽管这也被称为"精神污染"，却是和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不同性质的问题。究竟哪个问题更重要，更紧迫呢?根据二中全会精神，应该是整党。可是全会闭会不久，当时的《红旗》杂志就在第 20 期发表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这不符合二中全会的决议。二中全会决定虽然也提出"统一思想"，但主要是从政治上和路线上说的，而且是把"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并重的。｛评论四百六十九：如果作者所说以上属实，则当时中央高层决策层中的“斗争”清晰可见！｝
这篇评论引起国外媒体纷纷猜测。南斯拉夫通讯社在 10 月 19 日的述评中说:《红旗》的评论强调在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党必须主要同右的思想作斗争。这是自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把右的危险放在首要地位"，"措辞和语调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写出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作者和文学作家同其他散布色情货色等人相提并论。"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说，这暴露了"理论界艺术界的严重思想分歧，而这也意味着政治界的严重分歧"。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推测说:"这也许是表明有可能调整自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开放政策。"
在二中全会会后一段短时间内，报纸上还是以整党为主题的，但很快变了。10 月19 日《人民日报》新闻中首次出现"精神污染"字样，22 日就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标题中，23 日又出现在社论中。24 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消息。25 日又报道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指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本来我们听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向党外传达)。同日的头版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26 日，报纸头条继续报导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有关发言。以后，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位了。｛评论四百七十：转移人民注意力。这才是根本目的！｝11 月 1、2、3 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仅 11 月 2 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精神污染"一词的使用如此频繁，以至《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宣传文教单位接到指示，要清理本单位从 1981 年以来发表过的文章和出版的书刊，还要检查工作人员在各种讨论会上的讲话。问题严重的单位，上级可以派出工作组，对其领导班子加以整顿。后来扩大到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情况。每个党员都要检查自己近几年的言行。某省的社会科学单位党委觉得要清理的文章太多了，决定凡是论文题目中带"人"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谈人色变"。
邓小平强调说过:"整党不能走过场。"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整党能不受干扰吗?
幸而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为题的社论，其中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长期的斗争。就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六十年代就受到了批判，"文革"中更在"横扫"之列。当时上纲上到了顶，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现在要批评一些同志在人道主义上的错误观点，绝不能采取放纵态度，但也不可操之过急。写文章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允许被批评者说明情况和进行答辩。不允许象过去那样搞什么运动。
那时，我已被免职了，不了解详情，只知道书记处讨论了“清污”的一些偏差。第二天，11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文章，说不能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后来，书记处又指示: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整党工作，不要把它扩大到经济领域，要划清政策界限，等等。这些都是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做出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
然而，有些人却感到不满意，认为“清污”是虎头蛇尾，草率收场。卢文是这样表述的:"不久就渐渐地括起一阵风，似乎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而他"发现原因在上面，这里又不能不提到胡耀邦"。"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木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
卢之超的叙述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3 月 26 日向我们宣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前，胡乔木说:书记处已经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说要征求有关的三位同志(周、秦、王)的意见。我感到纳闷:为甚么不按正常程序，先听听我们的声辩再作决定?为甚么先匆匆忙忙表示同意，然后又说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事后意见会有什么用处?我猜想这是不同意见折衷的结果。原来，胡乔木邓力群要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送书记处决定，而胡耀邦提出要核对事实，听取声辩。其实，这是党章的规定，胡耀邦不过是要求按党章办事而已。另外，说胡耀邦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没有研究，也许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认为自己有权来对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做出判断，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评论四百七十一：难道胡耀邦对西藏民族问题就有研究了？为何他就敢于胡乱作出“判断”？由此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涉及到个人的相对小的问题是很“慎重”的，因为这会涉及到他个人的名声；对于涉及到一个少数民族的相对大的问题就很不“慎重”了，因为这只会主要涉及到组织或国家的名声。｝
卢文还提到了 12 月 14 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几位负责人谈话的事，说"这个谈话明显的是批评胡乔木、邓力群两个人"。胡耀邦这次讲话还是很委婉的，说乔木、力群同志也感到有些问题，所以打了几次招呼(据我所知，邓力群是在书记处讨论后出面打招呼的。胡乔木打招呼的事，我不知道);又说这不是纠偏，也不是走弯路，是中间拐了个弯，现在要回到小平同志讲话。在谈到"走样"的原因时，他还说："万里同志说得好，主要是封建思想和左的干扰。"当然，胡耀邦说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可以理解为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但是，胡乔木也在我们面前批评过胡耀邦，语调还没有这样客气。
另外，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篇批判“精神污染”的大文章中，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精神污染”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这就不怕造成误解吗?
我写答辩文章的遭遇
最后谈谈我写反批评文章的遭遇。卢之超说文章之所以没有发表，是因为“王若水以还要修改为理由要回了稿子，不久就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了。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当时王还是一个党员，而香港还在英国治下。....好象那时人们脑子里党性、党的纪律、内外有别之类的观念还比现在强。"
, 这件事过去了十五年，我本无意重提，但既然卢文把这件事端了出来，我就不得不加以澄清了。
1984 年 1 月3 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礼堂作讲演，我去听了。我最注意的是结尾时他说的:"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地、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不象是一般的套话，当时也赢得一片掌声。我甚至觉得这个话主要是对我说的，因为胡乔木批评的主要是是周扬和我;周扬已经作了检讨，能够出来参加争论的人第一个应当是我了。
讲话后，胡乔木叫秘书送了一份讲稿给我，附信说，请提意见。我想处在我的位置，提意见是不方便的。但后来又说要来人，当面听我的意见。我只好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提了几点意见外，最后说:
“乔木同志说欢迎争论，我恐怕即使有人愿意出来争论，也没有什么报刊会发表。我希望乔木同志的讲话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作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而要使讨论成为真正的讨论，就不能只有批评而无答辩。如果允许我作一次公开的答辩，澄清我的观点，说明我现在的认识，然后请大家针对我的文章来反驳，这不仅对我个人有更大的帮助，也将使整个讨论进行得更深入更细致一些，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和最后结论，怎样岂不更好?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大概没有什么用了。"
胡乔木没有接受我的“暂缓发表”的意见，但他叫人转告我:你可以写文章说的是"可以"。我想，为甚么不说"欢迎"了呢?我并没有立即写。2 月 8 日，邢贲思(他是胡乔木讲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社科院的一个座谈会上，再次说:"乔木同志说，若水可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不合适，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
我不能去争论为甚么我的文章就不能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发表，这种平等是我不能奢求的;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就不错了。当初周扬的文章如果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是就不会闯那么大的祸了吗?｛评论四百七十二：这说明作者还是非常留恋原来的官位的。｝
一直到 2 月 16 日，《哲学研究》负责人终于来约稿了。我对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写一篇不能发表的文章。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你看我的文章写出来后，能送审通过吗？"
他强调说，他估计有可能登。他还告诉我小平同志有批语，除了赞扬文章写得好以外，还说“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3 月中旬，我写出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交给《哲学研究》，并要他们送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审阅。后来他们告诉我，审阅通过了，定在 4 月号上发表。
对这件事，《哲学研究》和我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消息传得很快。不久，香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人民日报》编辑部很震动，报告了书记处。胡启立当天就回了电话，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请说服动员王若水同志。我说这是胡乔木同意了的。胡启立打电话问当时在杭州的胡乔木;胡乔木说没有理由不登，但可以推迟一期，到 5 月份发表。
《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对我做工作，要我撤回。那时我受到的压力很大。会上会下，白天夜晚，同志们纷纷来劝说我。他们都是好心，担心又会引发新的一轮“清污”，但我的固执态度使他们很失望。后来有人建议，说文章读起来吃力，不如多征求意见，再改几次，改好后再说。这个意见我接受了，因为我自己也感到不很满意。我没有说撤回，但答应如果发表，一定事先给编委会打个招呼。
与此同时，《哲学研究》也得到社科院院方的“缓登”通知。
我把打印稿分送一些朋友征求意见。不少人来索取，我都给他们；只是叮嘱，这是未定稿，请不要外传。一共送了几十份。
到了 5 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告诉我，他们得到院长的通知，王若水的文章再推迟一期，到6 月份发表。我不大清楚为什么又要推迟，但心想只要能发表，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乘机多改几次。
不久，胡乔木找秦川和李庄谈话说：我和胡绩伟、王若水是多年的老朋友，请向他们致意。在他们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后，还是老朋友。他没有提到写文章的事。
这是一个信号，我应当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我没有理会，继续改我的稿子。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杂志《镜报》6 月号突然登出了我的文章。
胡乔木看了很生气，把《镜报》上的文章复制了若干份，分送中央其他同志。他并向秦川打电话查询，声调很严厉。他还说他根本没有要王若水写文章。
报社气氛紧张起来。6 月 20 日，编委会为此召开会议。我在会上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不会蠢到这种地步，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的文章不是没有地方发表；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都审阅过我的稿子，并同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当中虽经过一段曲折，但乔木同志并没有改口说不登，我也没有说撤回。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把稿子拿到香港去呢？大陆的读者当然比香港多，而且，大陆发表后，香港也不会看不到。
同事们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不过多数人相信我不至于把这篇文章投到香港去。
胡乔木终于找到了理由，他下达指示：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来了，国内就不发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应予以拒绝。
我想，这表明胡乔木并不想和我争论，批判我的观点;现在变成纯粹的政治问题了。
7 月 13 日，编委会开会。我在会上保证五点：一、我和《镜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该刊的主编或其他编辑记者；二、我没有把自己的文章交给《镜报》；三、我也没有委托、授意或暗示任何人把这篇文章交给《镜报》；四、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篇文章送给《镜报》；五、《镜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还说，我不同意说这是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因为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再说《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社长徐四民是全国政协委员)。其实香港登的是我的未定稿，我还要修改。经过查对，《镜报》登的正是我征求意见的那一稿。
后来到香港去作了调查。《镜报》编辑部说稿子不是王若水送来的，是内地一读者寄来的;但他们拒绝说出这个人是谁，声称有责任保护。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不过也没有解除对我的怀疑。
但不管怎样，“清污”已经过去了。("清除精神污染"前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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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王若水
从追求到幻灭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讲中国人如何寻找革命真理的话。他说，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後，先进的中国人，象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後，中国革命才面貌一新，取得胜利。於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时间过了四十多年，这个描写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的话，现在可以移用来描写马列主义了。在建国以後，多次运动，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翻天覆地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因此很自然，“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评论四百七十三：唯有真正的蠢货，才会认为“毛泽东把中国拖到”的是“绝境”！套用邓小平搞的30年“改开”中的一句话，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混乱”，正是人民寻找真正“当家作主”过程中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30年“改开”倒退才真正是“把中国拖到了绝境”！道理很简单，搞资本主义就必定会走向经济危机，这是没人可以否认的。当中国的经济危机到来时，就不仅仅是共产党，必然的还有整个国家的“绝境”就真正的到来了。这是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描写现在一些包括我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恩格斯说到十八世纪法国的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自认为代表永恒真理和普遍正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法国革命胜利了，结果如何呢?新的制度诚然比旧制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丛生，充满罪恶。所谓"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不过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我读到这一段话很有感概。共产党也曾用豪言壮语向人民做过一次又一次的许诺，指点着那宏伟美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图景，後来呢?谁都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评论四百七十四：唯有真正的蠢货，才会看不出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当“三年自然灾害”出现时，人民宁愿饿死都不愿意造反，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其根源则在于人民的自己不觉醒。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造反，都是由于人民活不下去了。而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为何竟然会出现人民宁愿饿死都不愿意造反的极反常奇怪现象？当然，原因有多种。例如人民过于相信共产党。但首要原因仍然是人民的自己不觉醒。因此，真正解决人民的自己觉醒问题才是对付此类问题的釜底抽薪的根本办法。而经历过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中国人民，仍然会让人民自己两三代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创业而创建出来的国有、集体企业，转手就被掌权的抢劫犯们公然窃为己有。此情此境，与“文革”前发生的人民宁愿饿死都不愿意造反的奇怪现象如出一辙。如果今天中国的左派们，至今仍然认识不到“改开”30年对于全国人民心理的巨大伤害及其所在，是必定难以真正唤起广大民众的！！。｝
毛泽东逝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体系竞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千疮百孔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重新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经济的道路。这期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於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评论四百七十五：这倒是作者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描绘出来的真实本质。｝
二十世纪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在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到这个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的红旗落地。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实践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也是一个问题吗? ｛评论四百七十六：能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
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担任过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工作的逄先知说过：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自己也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们跟着苏联人说"马列主义"，好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一个东西，谁违背了列宁主义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未想过，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尽管它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评论四百七十七：这就得要看作者所说的“东西”的定义了。如果把理论和实践分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当然不是“一个东西”。把理论付诸实际的实践行动，相对来说，可要比理论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还必须具备并创造出许多条件才行。并且，作者此种“学派”说，本身就是一种忽视至少是轻视“实践”结果的谬论。道理简单，列宁主义这一“正确学派”（而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正统学派”）得出了正确的“实践”结果。那么，其他所谓“学派”有什么结果呢？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那么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也只能认为不过是关于宏观物体自然规律的一种“正统”学派；而黑格尔关于“潮汐”是源于月球“口渴”的“学说”，也应该是一种“学派”了。｝
过去习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一样。实践的结论果真如此吗?
其实，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点只是证明了列宁的思想。但是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在贫穷落後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评论四百七十八：一种主义能够在短时间内，把一个“贫穷落後的国家”打造成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国家。那么，作者所说的这种“失败”只能解读为“胜利”。至于其后的苏联解体，那属于戈氏这个败家子的事了。｝
在二十世纪初，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据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的 1897 年的调查材料，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後。列宁承认这一点，他在《两个策略》中批评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於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於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於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1 卷 541 页)
当然，列宁认为这样的革命要有工人阶级来领导，并在胜利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上 548 页)。"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同上 547 页)。
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後几个月，列宁就发动起义，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而且并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提出过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列宁并没有提到这个过渡的经济条件，而这本来是最重要的。｛评论四百七十九：唯有真正的蠢货才会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任何学过一些极简单历史的平常人，就都知道政权和政权建设才是一个国家中“最重要”的东西。前苏联的解体，正是源于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忽视。｝第二国际和俄国有一些理论家反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俄国没有这种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在 1923 年初写的《论我国革命》中反驳了这种观点。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抛开那些对论敌表示愤怒和讽刺的词句，其实真正的论据是很薄弱的。
列宁说:"我们为甚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 卷 691 页)"我们为甚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後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同上 692 页)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前提。现在列宁说，达到这个水平也需要前提，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种前提，这就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然後走向社会主义。
但驱逐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这已经是在搞社会主义革命了。对方的意思是说，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或社会文明的前提；而列宁把对方的逻辑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达到社会主义水平的前提。这样一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东西。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就这样草率对付过去了。三十年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重述了列宁的观点。斯大林承认，在十月革命後，“由於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选集》下卷，542-543 页)同一个斯大林在不久前还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同上 502 页)，现在变成上层建筑创造基础了。｛评论四百八十：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没有预见到的问题。而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原有的“上层建筑”不适合当时的“经济基础”被推翻了；新建的“上层建筑”尽管有所改善，但从发展的角度看仍然不适应发展着的“经济基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告诉人们，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建立是相对容易的，而适应“全新经济基础”的“全新上层建筑”的建立是相对困难的。由于“上层建筑”必需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前瞻性，所以，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必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全新的“上层建筑”。因此，时刻注意并刻意追求此全新的“上层建筑”，就成为了政权组织所有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其本质仍然是政权问题或领导权问题。注意，此种对“全新上层建筑”的刻意追求，一定只能有利于而绝不能危害“全新经济基础”，否则就会走向反面了。由于前苏联及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也就没有搞文革类似的运动，所以，苏联最终解体了。而邓小平的改开路线实行30多年的结果，恰好就是对“全新经济基础”的刻意危害，这有今天中国公有制已经不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了为证。当邓小平与改开组织利用其宣传机器，大肆鼓吹并实际执行让几千万工人、几亿农民“重新走入风雨、从头再来”的改开先富政策和抢劫运动时，难道邓小平与改开先富抢劫犯们就没有想到，人民也会让邓小平与改开先富抢劫犯们“重新走入风雨、从头再来”吗？？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怎么可能呢?斯大林说，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同上 543 页)苏维埃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化，就解决了这个矛盾。
斯大林说俄国工业中的生产力具有社会性，其实一切近代工业都是这样。但是在工业发展初期，其社会性也是很低的，所以它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并不显著；只有到工业高度发展後，这个矛盾才突出起来。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这个矛盾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评论四百八十一：唯有真正的蠢货，才会如此思考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矛盾“突出”或尖锐起来，才去解决呢？如果这个矛盾人们都没能预见到，那没有话说。既然此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极大量的事实已经出现，你却还要去继续这个过程，这等同于自己找死，难道作者有病吗？｝但当时的俄国离这个阶段还很远，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怎么可以以此为理由搞社会主义革命呢?斯大林用"特别是"这个词来强调社会性存在於工业中，以便使读者忽视在工业以外的农业，而俄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从整体说，俄国的生产力并不具有社会性。照斯大林的逻辑，等於说，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适合於俄国落後的生产力水平。｛评论四百八十二：放屁！问题在于创建适合于全新的“经济基础”或“生产力”的“上层建筑”或“生产关系”仅仅只是走了第一步，距离基本完成还相当远。而斯大林却认为已经完成了！｝
这是违反规律的。斯大林的辩护完全站不住。不如说，俄国革命是依靠了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条规律，那就是:生产力一定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布尔什维克做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无法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农业，许多年内还达不到沙俄时期的水平。如果一种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那么凭什么说它是先进的呢?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他说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选》3 卷 1060 页)。"在革命胜利後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於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产阶级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毛选》4 卷 1431 页)。他还预言那时"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毛选》2 卷 650 页)。到一九五三年，毛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还说，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是三年後，他就忘掉了自己说过的话，匆匆忙忙搞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评论四百八十三：中国不是前苏联。仅仅为了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就必须搞农村集体化，非如此不能重整山河，兴修水利！更别说还要筹集大量资金，搞“两弹一星”了！｝
一九五六年，中共在八大决议中，说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後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等於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适合中国的经济水平的。｛评论四百八十四：这种提法是错误的，甚至是因果颠倒了的！｝
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後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批评第二国际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其实他自己就在搞机会主义。
如何看资本主义
建国以後，我们本应当批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毛泽东却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修正主义”(revisionism)这个词，本应当译为"修订主义"。修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了。现在不管对错，一律斥为"修正"。由於我们多年批判"修正主义"，"修正"这个词也变成了"以错误代替正确"的贬义，这和这个词的本义正相反，并且造成一种印象，好象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修正的。｛评论四百八十五：作者对于“修正”这个词作如此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所谓“修正”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解。一种是指“修改正确的东西使之变成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另一种是指“把原来错误的东西修改为正确的”。这是作者所理解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应当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修正的，问题只在修正得对不对；或者说，是不是真正的修“正”。斯大林和毛泽东有一个教条，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是可以修正的，基本原理则不能。他们批判“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如果错了也要修正；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观点，是教条主义。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权认为自己是永远不会推翻的；我同意这个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即代表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打倒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当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势力来看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寿命不长了。晚年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纠正了过去的过分乐观的看法，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阶级的战略应当是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当很好地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
二十世纪初，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重新论证资本主义到了最後阶段。然而二次大战後的世界历史证明:帝国主义阶段过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着。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变化，它仍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变化，马克思预见不到，列宁也预见不到。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应当说，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恩选集》2 卷 83 页)，｛评论四百八十七：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有重大错误！遗漏了其成立最重要的条件或前提！即，理应在其中加上“纯粹自发的、无外力干预的”限定词。也就是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应该修改为“无论哪一种纯粹自发的、无外力干预的社会形态”。要证实此点，历史事实比比皆是。例如，国家层面，美国的建立与美洲印地安民族的大绝灭。是从原始部落形态跨越进入奴隶社会，然后又跨越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国内部层面，新中国建立后，西藏奴隶社会跨越进入社会主义形态。认真想想，看来在马克思此重要结论之前，仅仅加上一个定语限定词，仍然不能以之合理地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这就只能向上另找突破口了！（原文出于马克思第十三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但当初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过早地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的毛病，不是中国党独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根子在老祖宗那里就产生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处在发展初期，他们是资本家又是经营者、管理者；对於发展工业和商业，他们比共产党有经验。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庆祝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这是把一大批有经营管理经验和能力的人抛弃了，不是有利於生产，而是相反。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从海外和境外“引进资产阶级的人才和经验。刘少奇在 50 年代公私合营前提出"剥削有功"是对的。让他们进行一些剥削，换取他们努力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财富，这是得大於失的事情。八十年代我写过一篇《重提猫论》，其中说，我们长期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猫与鼠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的。真正的老鼠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贫穷"与"落後"。资本主义是一只猫，它可以帮助我们消灭这两只老鼠。资本主义有利也有害，但是它的祸害比较起贫穷与落後来是较小的。
中共曾经吹嘘过在大陆消灭了剥削，实际上从来没有过。我们应该反对超经济的剥削，反对过分的、残酷的剥削，但是完全消灭剥削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必要。资本家个人的消费总是有限的，大量的利润还是要用来扩大再生产，既给社会增加了财富，给国家增加了税收，也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由於官僚主义的决策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任何资产阶级的剥削也不能比的。｛评论四百八十八：此类蠢货骗子通常就会弄些连他自己也没弄清楚的概念来吓唬老百姓，例如“超经济”的剥削等。例如“神、上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等。｝
我想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拿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到底哪一个阶级是进步的，哪一个阶级是落後的呢? ｛评论四百八十九：如此的问题过于肤浅，谈何“尖锐”？问这种多数国家在百年前到当今时代，同一个社会中又同时存在着并且仍然存在的阶级，而又在社会生产中两者并无直接联系的阶级时，作者就必须特别给出其心目中两者的比较准确的定义（如具体比较那些方面的进步或落后）才行。否则，问这样的问题，实际上等同于问“拿官员和资产阶级比较，到底哪一个阶级是进步的，哪一个阶级是落後的呢?｝
几十年来，我们从政治学习中受到的教育，都是告诉我们，农民阶级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後来变成反动的，是专政的对象(这就是《5.16 通知》的思想)。
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衡量一个阶级的进步与否，要看它的经济地位，要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是同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它和无产阶级、科学技术人员一起，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力，因此它是进步的阶级；至少在它没有变得阻碍生产力发展之前，我们不能说它是反动的阶级。上面我已谈到经营管理的作用，现代的资本家许多已变成了股东，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反对普通人在银行存款获得利息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反对从投资中获得利润，只要这对社会的生产发展有好处。这是从总的历史过程来说的，它并不排斥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资产阶级可以在政治上可以采取反动的立场。｛评论四百九十：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采取反动的立场”时，执政组织能够怎么办？能够采用什么手段保护绝大多数人即人民的利益不被侵犯？如果不能对此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则此执政组织就一定不能自己说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如果一定要这么说，那就一定是假冒的。人民就可以不支持它甚至推翻它！｝
《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是过早地认为，这种积极作用已经完了。对於农民，《宣言》却认为，这个阶级是和小生产联系的，因而是没落的和保守的阶级；他们只有离开原有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才能变成革命的。後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联合农民的思想。这是为了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不表明他们认为农民是一个先进的阶级。
列宁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农民。同农民联盟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渴望改变自己的贫困地位，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农民究竟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即使取得胜利，最後还是回到封建主义，起义领袖背叛了原来的阶级，当上了新的皇帝。
那么知识分子呢?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评论四百九十一：事实如此！！｝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评论四百九十二：作者此种说法可就把自己定位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疯狗一族了！！没有毛泽东，在当今世界，中国以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就连作为一个国家、一个人的基本资格都不具备，谈何“进步的思想”？难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作者说的“资产阶级的平等”？难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治外法权”就是作者说的“资产阶级的自由”？难道“4.12大屠杀”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就是作者说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共产主义——科学还是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去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只有他们才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非常好的，可是怎么实现呢?｛评论四百九十三：人类社会在理性指导下的进步只能是逐步的。不明白这一点而想着一蹴而就，那才真正是空想！｝如果你去读一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甚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的。马克思描绘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工人"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可是这种制度并不诱人。就我来说，还是宁愿带着钱包，到市场上去自由选择。不但如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到了这一条；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现在所有自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够格的。怎么办?要这些国家不用"社会主义"的名称，也不好办。於是有些学者区别了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评论四百九十四：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迷信！｝
马克思为甚么要消灭商品与货币呢?因为他要彻底消灭剥削。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大於他所得到工资，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和他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相等。这种情况，使得剥削成为可能。只要有商品和货币，价值与价格的背离就是不可免的。要彻底消灭剥削，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就要废除货币，直接按照工人的劳动来计算他所创造的价值来付予报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证券。同样，一切产品也不能有价格，而是标明其中含有多少劳动量。工人就用他的劳动证券，去领到具有同等劳动量的产品。这样也就消灭了商品。
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建立在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劳动创造价值，一个产品的价值，就以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比如造一张桌子，甲要三天时间，乙要两天时间，丙要一天时间，那么制造这张桌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两天，这就是它的价值。这个理论，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应用到简单劳动上，好象没有什么问题；应用到复杂劳动上，就有些困难；应用到单纯的脑力劳动上，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完全不行了。体力劳动的产品，是可以规格化的。甲乙丙三个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须是一样的，这样才好比较，才好用数字来计算。但是脑力劳动的产品怎样比较?怎样计算?鲁迅写《阿 Q 正传》，该给多少报酬才是不多不少?如果有另外的张三和李四，也写出了《阿 Q 正传》，一模一样，那就好办，可以把三个人所化的写作时间平均一下。但《阿Q 正传》是独一无二的，别人写不出来，那么就没有什么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不仅如此，仅仅按一部文学作品的写作时间来给予报酬，也是不公道的。写作一小时总比造桌子一小时的劳动复杂得多。那么怎么计算?按计算复杂劳动的办法也不行，因为这里有天才，有灵感，这是根本不可能计量化的。按照一部文艺作品的创作时间来衡量其价值，这是可笑的。
还有，在这个信息时代，信息是最宝贵的财富，但如何计算信息的价值?用劳动时间也是不行的。
战後的科学技术革命表明，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他们所创造价值，比工人农民多得多(尽管他们离不开工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对脑力劳动的蔑视以及"工人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评论四百九十五：区别产生认识。思考：此“价值”与彼“价值”应该用同一种货币来进行衡量吗？｝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除了科技的作用以外，企业管理的作用难道可以忽视吗?同样一个企业，由某个厂长来经营就亏损，换一个厂长来就扭亏为赢。应当承认，经营管理也是创造价值的；不过这种劳动也是脑力劳动，同样无法按时间来计量其价值。
所以，在现代的条件下，单靠工人来创造价值是不行的，还要靠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还要靠经营者和管理者，即现代的经理阶层。工人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工作者也是生产力，经营管理者也是生产力：财富是由这三部分人联合创造的。虽然我们无法计算这後两部分人的贡献，但是可以肯定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总经理的贡献要比一个工人大得多。｛评论四百九十六：仅仅是这样说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道理简单，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以其贡献就理所应当地做“皇帝”，至少毛家理所应当是当今中国最富有的家族。而这必定又是作者作为反毛者所声嘶力竭加以反对的。这就是作者这种不求甚解的蠢货必然会导致的悖论所在。｝
这样，“剥削”的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了。从总的方面来说，现代社会财富的巨额增长，工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不是由於工人和农民加重了劳动强度，而是受益於科学技术；科学家所得到的报酬，一般的是低於他们的贡献的。难道不可以说，脑力劳动者所给予体力劳动者的，要大於他们得之於後者的吗? ｛评论四百九十七：按照这种说法，马克思家族就应该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了。因为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应该给他付出最大收入的国家。｝
我们不可能要求严格的按劳分配(尽管这已载入宪法和党章)，但是我们应该要求相对合理的分配。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相对合理的分配也没有做到。
马克思为甚么要废除私有财产?
这是基於两个理由:一、为了消灭剥削；二、为了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残酷的剥削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废除私有财产将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而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看到严格的按劳分配的不可能，那么全面的计划经济可能吗?资本主义经济是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人们能不能用自己的手来完全代替那只看不见的手呢?事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现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复杂万千，就是有一个万能的超级计算机，也不可能把全部变数纳入人为的计划之中。这一点，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们至多只能做到在市场的自发经济基础上加上人为的计划调节，但不可能不要那只看不见的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海耶克批评马克思过於迷信理性的力量，错误地以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可以用理性来设计的；我以为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评论四百九十八：马克思并不是“过於迷信理性的力量”，而是没有如列宁、毛泽东们找到具体的办法和可操作的手段罢了。当然，其理论亦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马克思“迷信理性的力量”则是有着极充分的历史根据的，那就是，无论人类社会是在进步或者间而有之的倒退过程中，人民总是在稳步并且势不可当的走向觉醒。这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既然完全消灭剥削和彻底实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废除私有财产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了。｛评论四百九十九：理由何在？？｝不要说在本世纪初的俄国没有条件实行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就是在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生产力水平很高的美国，如果要没收私有财产，取消货币，那么美国的经济马上就会崩溃。｛评论五百：作者这蠢货就这水平？什么叫做“没收私有财产”？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要把家庭中睡觉用的床这种“私有财产”，也要“没收”了？？｝
马克思对这种危险，并不是没有一点预计，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尽管在原则上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但它的十条纲领并不是那么激进的，只提出剥夺地产，高额累进税，没收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国家垄断经营银行、运输业等；至於消灭阶级差别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马克思只是含糊地说那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事。
有趣的是，今天我们来看《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会发现，在有些方面，如高额累进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乡对立的消灭以及义务教育，西方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评论五百零一：一种是被动，一种是主动；一种是盲目的由于民众的反抗导致被迫的、支离破碎的、无系统无理性的行为，一种是受到民众欢迎而主动的、统筹兼顾比较全面的、有系统有理论指导下的行为，能够互相比较吗？这就好比作者的“离职和脱党”，是出于作者自愿的与被迫的，两者一样吗？？。｝
时代变了，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转到资本主义，或者采取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两种制度正在靠近。
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要解放全人类，但他们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又误以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私有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下去，社会将迅速两极分化，好象一个葫芦形，中间最细，两个头，一大一小，一头是人数很少的大资产阶级，另一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历史的发展否定了马克思的预言。｛评论五百零二：作者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确实不小！！｝拿现在美国的例子来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整个社会象一个橄榄形，两头小，中间大；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至於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贫困化，而是大大改善了。恩格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在六十年代的《资本论》中描绘的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看不到了。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工人不接受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评论五百零三：那是西方民众觉醒程度不够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思想理论本身进步不大的原因。｝
工人阶级队伍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在车间劳动的“蓝领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了。
从战後这些年的历史看，资本主义世界中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不仅是工人运动，还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黑人等少数民族运动。工人阶级也不一定走在社会的前列，更谈不上领导社会的潮流。现在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在衰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是没有的。大学里倒有不少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那并不是同工人运动结合的。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即通过解放全人类而解放自己。《国际歌》批评了“救世主”的观点，但这种把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赋予一个特定的阶级的观点，何尝不是承认有一个“救世阶级”?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领袖专政
马克思关於工人阶级赋有历史特殊任务的观点，为列宁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他的共产党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既然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那么它当然要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怎样来实现它的领导呢?通过共产党。这是列宁的观点。
在中国，过去把一切邪恶的品质都归於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被说成是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於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似乎就是一切美德的化身。这样的无产阶级只存在於头脑里，在现实中从来不曾存在过。现实情况是，工人身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品质缺点，於是就把这些归咎於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腐蚀。｛评论五百零四：按照作者自己在前文关于“白马非马”中的说法，这等于是在说“普遍是特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某个或某些工人”就是“无产阶级”。而这时，作者这种说法，作者就不认为“都是片面的、错误的”了。同时，对于作者来说，讨论这个问题时，作者只需要“形式逻辑”就“够用”，并不“需要辩证逻辑了”！！｝
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似乎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政治上还是社会地位上。他们应该有的特殊地位，被代表他们的党占有了。
这样，共产党就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其他的人们都是被改造者、被解放者、被教育者。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有了合法性。社会主义国家成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党治国家或“党国”(party-state)。我们中国叫做"党天下"。
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喜欢国家(此处的"国家"指国家机器，或马克思说的"政治国家")。他们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暂时的过渡。国家要消亡，国家的某些职能将转交给社会来承担。他们心目中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并不是国家所有制。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後来马克思没有重复这个观点，而恩格斯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不是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这又被说成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列宁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党又是由少数领袖来代表的，这样共产党专政又变成领袖专政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要属於列宁。
马克思和列宁都抨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确实不完备。列宁的抨击尤其严厉，他声称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而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这个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进步，过去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穷人、少数民族，现在都有平等的选举权了；人民也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游行等自由权了。相形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来表达民意，监督和控制党和领袖，防止滥用权力，其结果是党和领袖凌驾在人民和无产阶级之上，异化了。｛评论五百零五：作者在这段中，充分表露了其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作者说“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确实不完备”，都两、三百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极不完备。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完备？？作者说“这个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从来没有出现过”，套用作者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还不到百年（从前苏联建立时算起），尚不“完备”罢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所说的“一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进步”，那正是由于世界上出现了极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民主，其结果导致了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人民的觉醒使然。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思维正常的人们都决不会否认这一点！！｝
当年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抨击，如“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移来描绘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倒是很合适的了。现在官方已经不再重复列宁的论点，而是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情况。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列宁回答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为领袖的人们来主持的(《列宁选集》4 卷 197 页)。
列宁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群众和阶级，政党和领袖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的；但列宁却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照这个说法，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群众，所以群众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因为党是由领袖领导的，所以最後是归结为领袖专政。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理论的容易受到批评，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企图加以弥补，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不能划等号。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党专政，但不是说"完全"是。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前提是"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党和阶级间有着正确的相互关系"(《斯大林选集》上，423 页)。"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同上 425 页)。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危险，可是後来他自己忘掉了。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似乎一个党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它就代表无产阶级，用不着征求一下广大工人的同意；一个党曾经代表过人民，那么它就永远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来审查是否合格。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的工作出了问题，有了缺点，需要纠正和改进，第一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几十年中，不断加强党的领导，随之是领袖地位的加强。党是全能的，党的全能又归结为领袖的全能。
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想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就批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九评”的第二评即《关於斯大林问题》中说:"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於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在这里，正是利用列宁观点中的弱点来为个人崇拜辩护。
列宁观点中的主要问题在於忽视了这一点:党是可能从本阶级异化的，领袖也是可能从群众异化的；异化了的党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异化了的领袖也不能代表群众。
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法防止党和领袖的异化。毛泽东在 1957 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没有看到，最主要的危险是党和领袖的异化。後来，为了要搞"文革"，他提出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其实，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他脱离了人民，君临於群众和党之上，谁也不能制约他了。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批判“救世主”思想的，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实际上代替了救世主的地位，成为救世阶级。到了列宁，这个救世阶级又为共产党所代表，成为救世党；党又掌握在领袖手中，於是领袖实际上成为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已陷入困境。列宁胜利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使得马克思主义走到东方来了，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列宁主义从此成为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旗帜，十月革命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的道路。但俄国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并未经过批判的审查。列宁组织“第三国际”，就急於推广俄国的经验，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现在再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一个马克思遭到严重误解的领域。为甚么会误解呢?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研究工作已经做了几十年，为甚么还有误解呢?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较少受到误解的，因为马克思有三卷《资本论》摆在那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有误解了，因为马克思讲得少。哲学呢?我们过去受苏联影响，只读恩格斯和列宁的几本书，很少读马克思原著。马克思早年钻研哲学，写过一些文章，但都不好懂，後来他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重要遗著只是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才发表，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 年哲学手稿》和《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列宁都没有读过。不能说列宁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了解是深刻的，斯大林就更不消说了。斯大林有条件读到上述的马克思著作，但他根本不重视，也不知读过没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又是受苏联影响的。我们长期跟在苏联後面，把列宁主义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合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个影响时间是很长的。
为了说明列宁的哲学思想同马克思的不同，让我们先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起。
《唯批》的基本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个命题好象没有错，难道马克思不是也这样说吗?问题就出在对"反映"的了解。列宁是把这个词和"摄影""复写"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他在书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声明"反映"和"摄影""复写"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论，是常识的唯物论。在中国，由於多年来照抄苏联的说法，学校和课本中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许多人也就以为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
列宁反复强调，认识的对象，即客体的存在，是独立於人之外的。这种话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但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命题。我面前的这种桌子，当然是独立於我的意识而存在的；但是桌子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出来的。造第一张桌子的人，总要事先有一个设想，也就是桌子的观念。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的特点，就在於他在制造一件产品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的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恩全集》23 卷 202 页)。不仅桌子，所有的社会财富都要这样看。自然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初把财富看做是单纯的客体，看成是独立於人以外的、不依赖於人的自然物，亚当斯密则把财富看做是劳动的创造，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体，还要看到桌子的主体方面，也就是从桌子中看到人的劳动、人的意志、人的智慧。这就是见物又见人，并且是从物中见人。不仅如此，桌子是商品，它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什么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离开了人，离开了社会，就没有什么价值。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後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按照列宁的观点，客体就是客体，不依赖於人存在，这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马克思在著名的《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以往的唯物主义对现实只是从客体方面来了解，没有从主体方面来了解，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说的是对马克思的第一个误解；现在来说第二个误解。
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按照他的反映论观点对此作了解释。他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18 卷 338 页)
那么马克思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吗?错了!
马克思说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它并不是在人以外的东西。马克思说的“社会意识”，包括宗教、道德、文艺、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它们不是反映人以外的东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这种反映也不是依样画葫芦的复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是在贬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是说这是一些打上了阶级烙印的虚幻的观念。拿宗教来说吧，它不但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物的“近似正确的复写”，甚至根本不是复写。那么怎样用社会存在来解释它的来源呢?｛评论五百零六：作者这种水平极低级的理解能力，可就太现眼了！难道有什么“宗教”，不是当时的“人或社会”这种“客观存在物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吗？难道有什么“宗教”，它的“神”的具体画像、塑像，不是人或在人和物的基础上加上臆想所“造”出来的吗？。｝
人创造了上帝，但人却反过来说上帝创造了人，这是一种异化，一种颠倒。马克思说:"国家、社会创造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马恩选集》1 卷 1 页)"宗教里的苦难就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或者说，它是"人民幻想的幸福"(同上2 页)。50
因为人民遭受苦难，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作为祈求的对象，把幻想寄托於死後的天国。这样，宗教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它是一种曲折的、歪曲的反映，不是那种照镜子式的反映，不是列宁理解的那种反映。
列宁在《唯批》後写的《哲学笔记》中，局部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说人的心灵认识事物，“不是简单地、直接地、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地、二重化地、曲折地..."。照镜子和照相是一回事，说认识不是照镜子，就是说不是照相。
其实，意识形态已经不属於认识论的范畴了(并非一切思想都是认识)。拿客观的桌子产生桌子的观念这种"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意识形态的产生，是根本不行的。前者是用人以外的客观对象来说明感觉和表象的来源，而後者是用人自身的社会存在来解释意识形态的根源。｛评论五百零七：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决裂”的现实意义了。当然，“决裂”说来简单，做起来则难。哪些属于必须马上完全“决裂”？哪些属于内容“决裂”并重建，保存形式？哪些属于一部分“决裂”，保存另一部分？｝在前者的情况，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是来自面前的客观对象。在後者的情况，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受什么东西在背後推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跟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马恩选集》4 卷 250 页)｛评论五百零八：所谓“唤起民众”所说的“觉醒”，就是说让人民意识到那些“没有意识到的”的东西！才能最终让那些通过权力建立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意识形态”完结！｝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只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就是哲学上讨论的“心物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的“物”吗?否。马克思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存在，但所有这些都是离不开人的。它是指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人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人的社会存在；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不是纯粹的物质，人有肉体和精神，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简单地把一般唯物主义原理搬到社会历史中而得出来的。
官方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这样就一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人性)，另一方面抹杀了人的个性。他们的根据，就是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普遍误解。
第一，社会关系是很丰富的，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等都是社会关系，不能全部归结为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诚然很重要，但是把这种关系从人的总体抽出来，抛掉其他关系，这仍然是抽象的人。马克思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仅仅是阶级关系。｛评论五百零九：区别产生认识！粗略来说，至少必须严格区分家庭与社会、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区别。并且，所谓“人的本质”中的“人”，到底是指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还是指二者兼而有之。不说明此点，则等于什么都没说！在我看来，能够得到人类所有人都认可的抽象的“人”目前根本就不存在，无论是指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这样的抽象的理想“人”，随着人民的逐步觉醒，正在逐步“创造”出来的过程之中。所以说，认可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人或事，同时对另一具体的人或事不认可，就应该属于标志人民觉醒程度的内容之一部分。｝
第二，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许多人都忽视了，马克思在上面那句话之後，紧接着说:"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甚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
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说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哲学手稿》)，又说劳动是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而劳动是自由的实现。我们有足够的根据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是自由。但这个本质不是现成地给予人的；换句话说，人不是生而自由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既区别於卢梭，又区别於萨特。人能够自由，这只是人的潜能，要通过劳动来实现它，而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而生产方式是前一代人留下来的，不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的、从动物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反杜林论》)｛评论五百一十：作者又在“玩”抽象概念了！！！马恩在此处所说的“自由”与通俗意义上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作者并不特别强调其根本不同而又使用同一个“自由”来表达，就显然属于别有用心了。｝
但是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人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又会陷入新的不自由。例如，一定的社会关系本来是使得人的自由能够实现的条件，却又可能变成人的新的桎梏，这就是社会关系的异化。
现在我们可以较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话了。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是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反人性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於没有批判这种“现实的本质”，所以没有革命性。按照马克思，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不仅要批判，而且要推翻:"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马恩选集》1 卷 9 页)。
从这个观点来看，阶级性虽然可以说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这是异化了的本，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被摧残为畸形的人，变成了奴隶，变成了活的机器，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雷锋以当齿轮和螺丝钉而自豪，马克思则尖锐地把这当做资本主义对人的扭曲来批判)，这是人性的异化。｛评论五百一十一：作者在此处对雷锋言行本意的刻意歪曲，可谓登峰造极，已经属于疯狗了！！｝
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对他的生活状况的愤慨，就是由於"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马恩全集》2 卷 44 页)
马克思曾赞扬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但是他从没有把工人阶级描写得完美无缺，象後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阶级性，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践的唯人主义
几十年中，某些流行的哲学教科书翻来复去讲的是“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种讲法，没有跳出旧唯物论的窠臼。人们以为，只要加上“思维对存在起反作用”就足以和旧唯物论划清界限了，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一九三二年马克思的《1844 年哲学手稿》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件大事，欧洲一些"马克思学"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他们发现了一个不同於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一时轰动了欧洲。虽然这项研究为二次大战所中断，但战後又以其冲击波震动了北美，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著作，并且孕育出了不同的学派。可以说，《手稿》赋予马克思主义第三次生命。
中国翻译《哲学手稿》不算太晚，一九五六年第一个译本就产生了。然而由於原文的艰深和译文的晦涩，当时只有少数人注意。到八十年代初才在学术界形成研究的热潮___然而这时青年人已开始厌倦马克思主义了，他们追求更时髦的东西，从尼采到萨特。另一方面，官方又把这种"异端"马克思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和批判对象。到现在，青年学生仍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此一家，无非是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别的呢?
然而如果不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联系起来，就不可能对马克思有完整准确的了解，就看不到马克思思想中最宝贵的东西。
马克思的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或实践的人。马克思是哲学是一种历史哲学，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恩全集》42 卷 131 页)。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人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着人的世界，同时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着自己。｛评论五百一十二：这一说法极为荒谬！因为自有人类以来的一切“学说”，都是可以归结为“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或实践的人”的。不管这种“学说”是宗教、是迷信、是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马克思哲学并不仅仅只是“历史哲学”，因为马克思哲学还建立在“物理学三大守恒律及生物进化科学等”自然科学基础之上。且只有如此马克思哲学才可能包括唯物论和辩证法。｝
最初的人和动物的区别不是很大的。人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就是解决衣、食、住的问题，因此就要进行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点的重要性予以充分估计，说这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恩选集》1 卷 32 页)。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都谈不上。
但仅仅是停留在维持生存这个水平上，人和动物就没有多大区别了。“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哲学手稿》)
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种流行的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最关心的是人们的吃饭穿衣这种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就是人人都过富裕的生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吃饭哲学”。
E.弗洛姆早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马克思关於人的概念》中就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观点。他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样批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也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批评过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公式用来解释历史(见(《马恩全集》32 卷 671-672页)。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因此，阶级斗争不仅是争取生存资料，而且是争取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见《马恩选集》3 卷 572 页)。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享受；我们在许多年内把享受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这是违反马克思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只反对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的背上，要改变工人只劳动无享受和资本家只享受不劳动的状况。享受有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或文化享受)之分，物质享受是消极的，精神享受高於物质享受。享受不是最高的需要，最高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这要通过自由劳动来实现。所谓自由的劳动，并不仅仅是不受剥削而已，而是一种创造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性的需要，同时也是享受，是"乐生的要素"。马克思认为，即使消灭了剥削，只要劳动是为了衣食，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这种劳动就仍然不是自由的，是不得不进行的，它仍然属於"必然性的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於"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恩全集》25 卷926-927页)。恩格斯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人类就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但是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领域是人类不能完全摆脱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自由王国才能繁荣起来。
这里的关键在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经济学上有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开支与家庭总消费支出之比，其数值越小越表明生活富裕。按照马克思，必要劳动时间越少，自由时间越多，越表明生活的自由和丰富。所谓自由时间，主要不是指闲暇时间，而是指进行创造性劳动(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建筑设计、理论构思、文艺创作、艺术表演等等)的时间。
马克思曾从人的发展角度把社会形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形态(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特点是人的依赖性；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人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三大形态的特点是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财富的基础上的。(见(《马恩全集》46 卷，下，104 页)｛评论五百一十三：（相关原文出自46卷上，104页。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原文：“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为了创造这种人，就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全面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样的社会不要求个人牺牲自己，相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异化克服了，人将成为“自为的人”，世界成为“为人的世界”。人将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我在 1986 年发表的《关於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中说过:"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过百万富翁的生活，这是普遍存在的误解。它的错误不是把共产主义看得太高了；恰恰相反，是看得太低了，因为在这里使用的价值尺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尺度。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物'而是'人'，不是享受，而是创造(创造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人不是占有得多的"富有的人"，而是充分发展了人的本性的"丰富的人"。马克思是重视物质生活条件的，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这不等於说，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正相反，马克思把精神的价值放在物质的价值之上。黑格尔提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而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见黑格尔:《历史哲学. 绪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个思想，把自由看做是人的本质。
只有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才能把他的哲学思想和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吃饭哲学”，这是一种浅薄的了解；毋宁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革命的哲学，自由的哲学。｛评论五百一十四：固然，“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吃饭哲学”，这是一种浅薄的了解”；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以“吃饭哲学”作为最基础的唯物，则是一种更为“浅薄的了解”。因为正是社会是否已经完全满足了“吃饭”，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最为基本的存在！！导致作者此种对马克思主义更为“浅薄的了解”的原因是，作者已经完全满足了“吃饭”。而更多的人是否完全满足了“吃饭”，是不在作者考虑之列的。所以，对付作者这种蠢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也暂时处于未能完全满足了“吃饭”问题的过程中，他就有可能不再说出这种蠢话来了！！｝
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或者害怕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这是对马克思的第五种误解。这种误解在西方很流行。我在哈佛时，有个学生问我：“如果要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之间做选择，他们会选择什么?"他们总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由，是因为这些国家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这样宣传。在我们国家，"自由"一词在很长时间里是带一些贬义的，好象这是只有西方国家主张的东西。在六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头版曾出现过一条报道，题目是《管庄——自由王国》。管庄是北京东郊的一个住宅区。你以为它是说管庄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吗?不对。它是说管庄的秩序如何乱，小偷、流氓如何猖獗，卫生情况如何糟，总之，是无人管理，一塌糊涂，这就叫"自由王国"。一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的报纸，就是这样亵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六种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是轻视个人价值的，共产主义就是“大公无私”的社会，就是集体主义彻底克服个人主义。有这种误解的人，以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这是不错的；但把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这也是阶级社会的观念。马克思指出，有两种集体，一是“虚幻的集体”；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这样的集体，它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民利益。另外一种是“真实的集体”，它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集体中，个人并不湮没在集体中，而是在集体中得到自由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在他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集体和个人的对立的物质基础已经消除了；所以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既不是“自我牺牲精神”，也不是“利己主义”(《马恩全集》3 卷 275 页)。
当然，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找到了一条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道路，前面已经说过了。
上面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澄清一些误解。这还不是所有的误解，但仅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误解是很严重的。我敢说，这些误解，并不是只存在於一般人的心目中，而且存在於一些学者的头脑中。｛评论五百一十五：哈哈！！首先就体现存在于作者的头脑中！｝
十九世纪的欧洲，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悲惨命运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作为人道主义者和革命家的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於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今天的头号问题了。虽然如此，只要异化存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就没有过时。剥削是异化，但只是异化的一种形式，还有其他形式的异化。今天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武器，南北对立等，都不是自然灾难，而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祸害，是人的行为异化的後果。我们今天要坚持改革开放，但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权力的异化，现在金钱的异化也严重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进步的代价；不要任何代价的进步道路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异化的批判和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现象，马克思的思想就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武器。
总起来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但不是列宁所阐述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也和马克思本人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不尽相同。｛评论五百一十六：作者这种伎俩，不外是：抽象地肯定马克思主义中最抽象的部分，否定其中的具体部分；然后再对其抽象的部分进行歪曲，最终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只不过，作者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核心处，即讲理并且合理。｝这种哲学，我想称之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唯人主义"是我创造的新译名，德文里是Humanismus，英文里是 humanism。译为人本主义也可以，但我觉得"唯人主义"更好。过去译为人道主义，但这个词的伦理道德色彩太重；这个译名可以保留给英语中的另一个词，即 humanitarianism。实践的唯人主义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在先性，但是它在解释历史时是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马克思在早期一度自称为 Humanismus，後来他抛弃了这个名称，改用了唯物主义这个词。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马克思改用这个名称的原因和得失，我们也不需要处处以马克思为根据。我只想说，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思想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生命力。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它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也可用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利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我所信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的检验，有多少错误就否定多少，不必可惜。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完整准确的认识，要把後人加在马克思头上的东西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审查，而不是弃之不顾，好象它根本不存在。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
马克思逝世後的这一百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动地的变化。如果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衰落，那么西方国家的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又使人看到马克思的某些卓越的预见。自动化使人从单调累人的体力劳动下解放出来，电脑则使人从某些枯燥乏味的脑力劳动下解放出来。过去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理想，已经为现实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一些变化，即使没有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在这种社会中，马克思的若干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恩格斯引用过歌德的这句话。这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适用。据我所知，毛泽东也表达过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产生将近一个半世纪了，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应当欢迎。我只是想补充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第二，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发展；这些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也可以不是。说得确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灭亡不是简单地消失，而是被“扬弃”。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应当做的工作，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黑格尔做的一样:从这个思想的废墟上救出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象历史上许多思想巨人一样，马克思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在一个新世界的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毫无疑问会有自己的位置。
1995 年 10 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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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
王若水
“五四”作为一个启蒙运动，可以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准备，但在中国，这一启蒙竟延续如此之久而难以取得进展，这就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了。当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时，回顾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的口号，无论是“科学”和“民主”，还是自由主义、个性解放、人权和人道主义等，这些近八十年前提出的口号至今仍然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
尽管经过近四十年的弯路，共产党终于承认了市场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了经济体制，但却仍然不承认宪政民主同样是现代化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尽管鲁迅在“五四”时期就已提出“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可是，直到现在人的现代化仍然未被当作目的而提上议事日程。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把上一世纪迟迟未完成的这些任务带到新世纪里继续艰难地推动。｛评论五百一十七：这是已知的作者死前最后的政治经济主张！从这时来说，开除他出党是正确的！由于人的思想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开除他出党是正确的！｝
谈到“五四”的启蒙后继无力，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五四运动是如何夭折的？1986 年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最早提出"革命压倒启蒙"和"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其实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1]当时着重探讨的是"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面临的窘境和本身思想的转变。本文则想通过份析延安整风事件，对毛泽东和"党文化"所起的作用作一些探讨，从而说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是如何被"党文化"压倒的。
毛泽东和共产党曾高唱民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的大部份地区（即国民党统治地区），民主运动一直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企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镇压这种运动，但并不成功。而共产党则强调抗日和民主的一致性，声称其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民主的中国。
1933 年 1 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宣言提出，与国民党军队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之一就是国民政府要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毛泽东在 1937 年 5 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2]他提出的民主化目标是：一，将国民党一党一派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最低限度也应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3]他还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4]
1943 年 3 月 14 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说："现在所进行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民主的旗帜下反对法西斯主义。"按照这一说法，共产党人是把自己看成是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同盟军的。1944 年7 月，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等人谈话时就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见任何中国官员时，可以谈论民主；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5]
那时在野的共产党对民主的热情确实很高。1944 年 6 月 12 日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6]
一直到1945 年，毛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还批驳了国民党关于"大敌当前，民主民生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的说法。在这个报告里，毛甚至提出了"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这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而新民主主义制度则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7]
他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8]
从这些言论来看，毛泽东似乎是个主张启蒙思想的政治家，反对用“救亡”或“革命”来“压倒启蒙”。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反对党八股》（1942 年）、《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唯心史观的破产》（1949 年）等文着当中，他都谈到了启蒙运动和救亡以及革命的关系。他说，五四以前的所谓"新学"、"西学"，就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如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9]｛评论五百一十八：事实如此！实际上，在毛主席看来，剥削压迫者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越重，对人民的启蒙就越快越有效！！这，已经为众多历史事实所证实。当然，改开今天的现实，例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等问题，同样也在证明，并且必将证明这一点！｝按照这种叙述，似乎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倒了启蒙。毛泽东宣称，"五四"以后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共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才能领导"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资产阶级思想至多只能充当一个盟员；共产主义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继承者，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10]
从反对教条到贬低知识
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带动了抗日救国浪潮，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寻找献身救国的道路。他们一要抗日，二要民主。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令他们失望，共产党既鼓吹抗日又争取民主的立场则吸引着他们。"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国民党暂时停止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了。中共抓住这个机会在 1939 年 12 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由毛泽东起草的决定说，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那时，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很多人从国民党统治区涌入延安。在 1938 年 5 月至8 月的四个月当中，经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及各界人士就达 2,288人，当时延安每天接待几十到一百多新来者。[11]到1938 年 12 月，延安的抗大有学员一万人，陕北公学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加上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12]小小的延安城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城里人面孔。
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从未成为对日作战的前线，那里并没有日军可抵抗，但这些怀着抗日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仍然像朝圣一样来到处于抗战后方的延安，因为投奔共产党能满足他们心中对革命的虔诚之感，那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附近山上的一座宝塔成了革命和光明的象征。[13]在那种气氛下，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感觉到，知识分子需要共产党更甚于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党完全不必发愁吸引不来知识分子，即使边区的物质条件差，即使对知识分子有些不尊重，也没关系。｛评论五百一十九：总体指责需要大量事实！｝
城市来的年轻人给单调的延安生活带来了生气和活泼，延河两岸到处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笑语。这些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受到“一二·九”和“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也真诚地相信共产党关于民主的宣传。[14]他们起初喜欢这个新的革命环境，但时间一久，就发现这里并非一切都好，而开始了种种对共产党统治区的议论。但是，这些天真的青年人遇到的回应并不是更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而是共产党发动的整风运动。
中共的党史教科书都把延安整风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用民主方法解决党内分歧的典范。周扬甚至把“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并列为“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确曾纠正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但这一事件中的“审干”运动和一些冤案近年来陆续被披露，揭示出“延安整风”反对思想解放的另一面，因此现在对“延安整风”有再评价的必要。｛评论五百二十：在当时，任何“思想解放”都不能解放到反对、腐蚀或弱化抗日救亡阵线的方向去。｝
1941 年 5 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此后在中央领导层进行了整风。1942 年 2 月，毛又连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随后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正式开始。起初，整风运动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15]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要使中国人从老八股、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整风运动则是要使中国人从新八股、新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6]
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即“言必称国际”），说他们“把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可以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17]他挖苦教条主义者说："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18]
这些批评本身是对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反对国际派的教条主义的同时，他还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贬低书本知识。他不仅对王明等人，而且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加以嘲笑。他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9]毛还说，学习书本知识并不难，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相反，大师傅做饭倒要困难得多，"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火大了要焦，盐多了要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从文中提到的那些笑声可以想象得到，坐在台下的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会觉得毛泽东的挖苦实在是痛快。｛评论五百二十一：那是说得有道理！｝
应当承认，知识分子不应该以为有了知识而自高自大，他们应当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村的情况，不能轻视工农兵，要了解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但是，工农大众也没有理由鄙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同样可以给工农兵很多帮助，工农兵也应当向知识分子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互动的。事实上，在普通工农大众中间，并没有鄙视知识分子的习惯；真正想鄙视知识分子的，是一些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类的党员干部，他们没受多少教育，不少人工作能力不强，但以革命的“功臣”自居，最不愿在知识分子面前承认自己的“短处”。毛泽东用对知识分子的鄙视迎合并支持了一些工农干部把知识分子视为异类的心理。｛评论五百二十二：事实明摆着！作者不会否认毛泽东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吧？”那么，“一些工农干部把知识分子视为异类”为什么就没有把毛泽东也“视为异类”呢？关键在于毛泽东一是说得有理；二是真心帮助工农大众并提供他们最急需、又容易懂得的东西。而作者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们，除了很能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外，这两条做到了吗？。｝
而对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来说，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景仰使他们不敢挑战毛泽东的说法，而只能默认。从此，在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自卑感，似乎有知识还不如没有知识，受过教育反而成了一种原罪；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的“乐园”欢迎工农兵，却并不欢迎知识分子。
启蒙精神的活的载体是知识分子群体；贬低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站到了启蒙精神的对立面。｛评论五百二十三：知识分子也有多种。作者这是把所有知识分子想当然地当成了“救世主”的化身，至少是“救世主”的当然代言人，并且别有用心地使得知识分子处于工农大众对立面和高于工农大众一等的地位上。｝毛泽东是以启蒙的名义抵制共产国际，同时也以“工农兵”的名义压制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他把“工农兵”、“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神圣化，而他则在这些名义下以自己的权威主义代替了共产国际的权威主义，以自己的教条主义代替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和延安整风留给中共以及中国社会的最大的遗产之一。｛评论五百二十四：尽管不能说“胜者为王败者寇”总是正确的，但工农大众需要胜利！唯有真正的蠢货才会反对胜利！｝
延安整风运动最后树立起了新的偶像和教条
启蒙运动是要把一切现成的事物带到理性法庭前，接受批判的审查。所以，启蒙精神就是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为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改造。青年马克思曾宣称，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代表著作《资本论》的副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承认的理性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理性；他说，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恩格斯说，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权威，但反对迷信权威，反对权威主义。｛评论五百二十五：所谓真正的“理性法庭”在哪里？由什么人组成？就在工农大众之中并由工农大众加上如毛泽东式的知识分子们组成！｝
尽管毛批评了追随斯大林的王明路线，可是他小心地避免涉及到斯大林；不但如此，他还要维护斯大林的权威，并借此建立自己的权威。他宣称要以联共为榜样，要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他提出，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他赞扬这本集教条主义之大成的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20]｛评论五百二十六：作者怎么就不自己编写出一本非“集教条主义之大成的书”来？当时当地有比此书更好的书吗？｝
毛一面反对教条主义，一面又宣扬教条主义。例如，毛批评宗派主义的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21]他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好像"根据"只能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去找，从中央文件中去找；于是，凡在这些著作和文件中没有讲过的事，就都是错的，不可以做。至于马恩列斯的话又有什么根据？中央文件又是根据什么形成的？马恩列斯或中央文件是否也会出错？那是绝对不可思考的大逆不道之问。在这方面党是不允许党员和民众采取"实事求是"态度的，虽然毛确实曾提倡过这种态度。｛评论五百二十七：作者以自己所认为的“好像”观点强加于人。总体指责需要大量事实！｝
毛的这种论证方式正是地地道道的教条主义。延安整风以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开始，又以确立毛式教条主义结束。“言必称希腊（共产国际）”变成了“言必称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曾提出要反对“洋八股”或“党八股”，说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毛指出，不除去党八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但只要中共内部仍然保留对马列主义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式态度，党八股就会继续存在。当然，也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在毛本人文风的影响下，延安报纸上的文章写得生动一些、短一些了；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依然不允许在报纸上自由探讨的精神，报纸的内容更是不得越雷池一步。所谓的“雷池”，就是党的文件、毛的指示文章以及马列的“经典著作”。｛评论五百二十八：作者难道就忘记了“救亡”这一大事了吗？｝1949 年以后，随着对新闻出版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讲话，报刊上的文章是千篇一律，"党八股"泛滥成灾。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党八股"更是发展到了最高峰，人们只会不知所云地瞎背毛的语录了。｛评论五百二十九：东拉西扯，不知所云？｝
批判毛的“个人崇拜”时不应忽略“个人崇拜”背后的“党崇拜”，这源于马列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宣称，无产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就给了无产阶级一种特殊的高于其他阶级的地位。｛评论五百三十：从此言看，开除作者出党就有一定的道理！｝列宁提出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又为“党崇拜”进一步奠定了政治基础。毛泽东则发挥了这个观念，他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22]据此，党就天然地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犯下多少严重的错误，其地位也不可动摇，因为，它代表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又掌握了最先进、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马列主义。｛评论五百三十一：因果非必然，逻辑混乱！｝
波普尔指出，凡是不能证伪的就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也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条。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相信他们自己的学说是科学而不是空想，但这是否属实，则要由后人根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独立的审查。｛评论五百三十二：这是作者的一个基本主张，基本正确！是反驳作者使之自相矛盾的一个基本点！｝在毛泽东说上述话的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共产主义并未实现，怎么能说这种学说就已获得实践的证明呢？｛评论五百三十三：在当时，前苏联就是一种“实践的证明”！｝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社会科学中诸多流派里的一支，它不可能也不应当垄断思想界。一种理论是否能被公认居于主导地位，取决于学术争论中的证伪和公评；如果用权力消灭了开放自由的学术争论，则任何理论流派都没有资格再宣称自己是真理。｛评论五百三十四：由于“学术争论中的证伪和公评”还需要取决于“理论、水平与现实”，此言部分有理，却根本错误。“主导地位”只能取决于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即便这个“主导地位”是通过欺骗来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的，正如邓小平的“改开先富”路线一样！但是，欺骗者就是欺骗者，可能欺骗得了民众一时，决不可能欺骗得了民众一世，欺骗者的“尾巴”或迟或早总是必然要暴露出来的！！而民众的觉醒意识和水平越高，则受到欺骗而上当的情况就越少。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当然，倘若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意识形态来运用，那么，在政治权力的支撑下，它确实可以取得垄断性地位；然而，如此则马克思主义就与科学无关了，更不能再在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等号，因为依靠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而自我宣称为真理的做法本身就违反科学精神。
而且，宣布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真理的做法事实上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过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23]但是，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却不容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评论五百三十五：事实俱在，此言为胡说八道！但对邓小平来说则属实！这有作者提出的“异化理论”，在两个时代中受到的对待为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目的是为了在"科学"的名义下宣传教条，用教条来巩固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永远垄断。一旦马克思主义被宣布成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可以假科学之名进而宣称，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才合乎科学，违反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科学，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就是反科学。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是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既然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教条主义者不懂中国的实际，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又受其阶级立场的局限，所以他们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唯有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派才具备诠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政治领袖之所以神化教条，是为了用教条来神化自己。毛泽东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似乎只有他才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他才是正统；似乎弄通了马克思主义就"一通百通"，就具有了判断一切、裁定一切的能力和权威。毛泽东在党内和中国的"话语霸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党文化”的纲领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是篇重要文献。中共建国后，文艺界每年都要纪念这篇文章的发表，毛的其他文章都未受到这种方式的对待。此文不能被看作只是面向文艺界的，而应被视为是针对整个文化界的。"讲话"涉及到三个主要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人性；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还是应写黑暗。毛泽东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今天的文艺应写光明，歌颂工农兵。这三条原则都是与启蒙精神对立的。｛评论五百三十六：作者这“启蒙精神”的定义是什么？是对谁而言的？｝
首先，文艺家应当关心政治，尤其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他们的作品应该有抗日的政治内容，这并不错。问题在于，毛泽东却把“文艺为政治服务”规定为一个长期、普遍的原则，此观点来自列宁。[24]文艺要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呢？毛泽东说，要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的政治服务。笔者以为，这种政治即便得到人民的拥护，也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更不能说这种政治就不可评论、不受质疑、不需要实践检验。文艺家可以有自己对政治和现实问题的看法，不一定要和共产党完全一致。这个"从属"和"服务"的提法取消了文艺的自由，取消了文艺对政治和现实的批判功能；这样，政治家就得以对文艺家指手划脚、横加干涉，"应当写这个、不应当写那个"，"应当这样写、不应当那样写"。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把哲学当作神学的婢女，列宁和毛泽东则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婢女。鲁迅在承认他的作品是"遵命文学"时，大概没有想到，在他所景仰的共产党统治下，作家会丧失精神的独立性，被迫去适应当权者的需要。｛评论五百三十七：哲学必须且只需成为人民或人民政治的婢女！当权者为人民时，就必须适应当权者的需要。不然则否！｝
其次，所谓的“人性论”本来是关于人性的理论，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这个术语一直被当作贬义词来用，似乎讨论人性是错误的、要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讲人性。毛泽东批驳“人性论”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首先，承认具体的人性，这也是一种人性论；不能说一讲人性论就必须是抽象的人性。其次，毛在否定抽象的人性的同时，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体的人性等同于阶级性。｛评论五百三十八：什么是普遍的人性？｝[25]如果说，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在人性观点上有错误，其错并不在于他们承认普遍的人性，而在于他们把人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并把某些本阶级的阶级性误认为普遍的人性。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普遍的人性。｛评论五百三十九：此言是否百分百的正确？作者如此推重此言，是否教条主义？｝他又说，人的现实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是"总和"，就不是只有阶级关系，还应有其他关系，如亲子、夫妻、朋友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关系。如果只承认阶级性而抹杀其他，如此描写出来的"人"仍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人"。
说人性中没有超阶级的侧面也是不对的。超阶级的爱情是存在的，超阶级的民族性也同样存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中都有过这样的描写。贾府的焦大固然不爱林妹妹，宝二爷和晴雯之间还是很缠绵的，而《雷雨》中的周家大少爷和小少爷都爱上了丫头四凤；苏联小说和电影《第四十一》也写了内战时期一个红军女战士爱上一个白军军官的故事。虽然这类爱情往往以以悲剧告终，但这并不表明共同的人性不存在，反而反映了人性与阶级性的矛盾和冲突。“阿Ｑ”按阶级成份说应当是雇农，可鲁迅刻画的“阿Ｑ精神”却代表一种普遍的国民性，并不限于某一个阶级。｛评论五百四十：作者对“阶级或超阶级”的理解过于肤浅了！尽管“宝二爷和晴雯之间还是很缠绵的”，而当晴雯病得快死了，想喝口水都不得时，跟她“很缠绵”的宝玉却能够狠心地独自离去，这当然是宝二爷和晴雯之间的“超阶级的爱情”的体现，这当然是“普遍的人性”了！而改开浙江中出现的“依法扒灰”事实，就不仅仅是“超阶级的爱情”的体现，同时亦是“超伦常的爱情”的体现，当然更是“普遍的人性”了！｝
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人性”定义为“大公无私”、“最有远见”等，似乎一切革命的美德无不具备。后来，中国的文艺作品中就应声而出现了样板戏里那种“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这是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并非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乃是人的异化；因此，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终也是应当克服的东西，这样才能在更高阶段上实现“人性的复归”。只承认阶级性，把阶级对立绝对化，这就一方面否认了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也否认了人的个性。｛评论五百四十一：按照作者的说法，今后的文字必定是无纸张化。那么，当初中国的造纸术根本就没有发明的必要了！｝[26]到了文革开始时的"五一六通知"发表时，上述否认共同的人性的观念就进一步发展到公然否认人人平等（宣称"无产阶级"和所谓的"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平等可言，无产阶级就是要压迫资产阶级），从而掀起了对"自由"、"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因此，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人的觉醒"，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人的丧失"。｛评论五百四十二：胡说八道！从邓小平的“改开”至今来看，资产阶级实在太下贱了！！“压迫资产阶级”是必需的。问题在于其“人”与其“度”的选择上。｝
再次，所谓“歌颂”还是“暴露”的争论之实质，就是允许不允许批评、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毛清楚地表示，他是鼓励歌颂而不欢迎暴露（批评）的，“对于人民，这个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该歌颂呢？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他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好像所有文艺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么，有没有农民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呢？是不是对所有的作家都要按阶级来定性呢？难道作家除了歌颂之外写的就必然是暴露性的东西，那么有没有既歌颂又暴露、既不是歌颂也不是暴露的作品呢？其实，资产阶级作家也不一定只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美国记者斯诺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歌颂了中共和边区，可是毛泽东不还是认为斯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吗。｛评论五百四十三：整体与局部之别！作者水平低劣！｝
人民、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应当歌颂的；可是它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而毛泽东却把这些东西神圣化了。｛评论五百四十四：歌颂、批评与善意、恶意之别！｝其实，延安的那些作家并没有说共产党不好，新民主主义不好；否则，他们跑到边区来干什么？他们只不过对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某些制度上的缺陷提出了批评，认为革命队伍里不应该有这种东西。而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是批评共产党，就是批评无产阶级、工农兵、人民大众，就是立场有问题。毛泽东一方面贬低知识分子，贬到一文不值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抬高“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抬高到实际上不容批评的地位。我说“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说人民大众不能批评；相反，他承认，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是需要批评的，甚至可以讽刺。但是他说，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他警告说，这种批评“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立场上去了”。在毛看来，对敌人的讽刺和对人民的讽刺是不一样的。怎样区别这两者呢？难矣。｛评论五百四十五：自打嘴巴；水平低下者固然“难矣”！｝说是可以批评，可又左一个必须这样批评，右一个必须那样批评，使人感到要符合这种所谓正确的批评实在太为难、太冒险（谁不害怕“站在敌人立场上”这一罪名呢），于是还不如不批评的好。今天来看王实味和丁玲的杂文，都感到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写批评文字的，但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
驯服知识分子
整风运动的最初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可是很快毛泽东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他说：“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就开创了用阶级斗争方法来统一思想的先例，要用所谓的“无产阶级思想”来消灭一切所谓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曾批判国民党的“一个主义”论调，毛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内部还各有各的主义。”[27]这是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扩大共产党的势力而寻找理由。可是在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他却只允许"一个主义"，而且这个主义的解释权还是属于他的。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搞思想斗争，提出"兴无灭资"这种极左口号，这一思想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
为什么毛不能容忍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呢？他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而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抗日战争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28]毛的话说得很重，却是完全错误的，他竟然把接受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投降日本联系起来了。他凭什么认为这些为了抗日而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是要投降日本呢？这些知识分子究竟宣传了一些什么样的主张、要来"改造"共产党呢？即就毛在讲话中批评的那些言论而议，哪怕都是错的，也谈不上要"改造共产党而投降日本"。
毛在“讲话”中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对工农兵没有感情，“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他们“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需要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使自己的心理改变到承认自己不乾净，工人农民最乾净，这才叫“立足点的变化”，或者立场的转变。这些知识分子头脑里究竟装着一些什么样的“剥削阶级的脏东西”，为毛泽东如此深恶痛绝呢？拿受到重点批判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来说，前者不过是为延安妇女的艰难处境（婚姻的负担，男性舆论的压力等）鸣不平；后者只是批评有些干部对下级漠不关心，缺乏同志之爱，有官僚主义，不愿听一些新来的学生出身的青年的批评，以及党内有等级制度等。这些批评并无不实，更无恶意，不过是希望共产党变得民主一些，不正之风少一些，党组织若果真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不能认真听取这些意见呢？退一步说，即使批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有何了不得呢？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最不满、最讨厌的一点，说穿了，正是知识分子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即他们所继承的五四传统和启蒙精神，他们怀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和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确实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它们并不“脏”，反而比农民阶级的思想进步。共产党在动员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的时候也充份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在涉及反对自己的态度时，毛泽东喜欢的，还是农民追随者的驯服、盲从和愚忠。而知识分子却因为具有自己的特性而喜欢批评，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肯盲从，不肯老老实实地当驯服工具。这就令毛泽东不能忍受了。他所需要的启蒙，不过是为了打倒王明之流而“启”共产国际之“蒙”；一旦知识分子表现出真正的启蒙精神，批评延安生活的不合理方面时，毛就终于忍不住而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了。｛评论五百四十六：知识分子的“理想性”常常表现为不切合实际；而知识分子的切合实际时，又常常表现对权力、上级的奴性和对工农大众的优越性、高人一等上。｝
毛对付知识分子的一个办法就是给他们插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既然小资产阶级不属于无产阶级，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就必须用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消灭自己的启蒙思想，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思想独立，贬低自我，否定自我，放弃自我，学会作党的驯服工具，｛评论五百四十七：这完全属于刘少奇《修养》的功劳，作者显然张冠李戴了！｝这才能使自己的立场“转变过来”，才有希望在革命的阵营中得到“新生”。这种炼狱般的磨炼要多久呢？毛泽东当时说，“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29]其实，在毛泽东眼中，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无论怎样改造，都不会令他满意，他要把知识分子一辈子置于被改造的境地。
人们有时或许会感到奇怪：毛泽东本来是以反左起家的，为什么自己后来变得那样左呢？其实，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一面反对王明的左，一面推行自己的左。这在“讲话”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等等，本来都是启蒙运动所张扬的东西，在延安整风中统统被自称继承了“五四”精神的毛泽东所阉割了。这既非抗日的需要也非革命的需要，只是党及其领袖独裁的需要。[30]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从字面上看很好听。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科学的"意味着以马列主义教条为标准；"民族的"意味着排斥西方文化（即"资产阶级思想"）；"大众的"就是适应"工农兵"需要的（贬低精英文化的）。｛评论五百四十八：这，才是作者这个蠢货骨子里所隐藏着的肮脏东西！｝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当时曾建议在这一提法中加上"民主的"，却被毛泽东否定了。将毛泽东一手扶持起来的这种政治文化称为"党文化"是比较确切的。笔者虽不知道是谁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但觉得这个概念很有用。"党文化"的指导原则中有列宁主义的成份，有斯大林主义的成份，也有毛的带中国特色的发展，其社会基础则是占党员大多数的农民。在延安整风期间，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与这种"党文化"相撞而被压倒了。
“审干”的恐怖和对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镇压
要驯服知识分子这个不够听话的群体，毛泽东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宣传或所谓的“教育”，而且还靠高压、靠迫害、靠恐怖手段。延安整风期间被推荐为学习材料的《联共党史》“结束语”中写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这是斯大林用残酷手段肃清异己之行动的理论辩护和经验总结。其实，一部《联共党史》，除了讲列宁，就是讲斯大林如何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并消灭他们的历史。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历史同样如此，而当毛泽东破除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权威之后，中共的党内斗争历史就更是如此。毛虽然批判过王明的左的组织路线，那是为了替自己夺取党内权力；一旦权力到手，毛就开始奉行斯大林的所谓“党内斗争”路线，直到把刘少奇诬指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而置于死地。
其实，毛泽东年青时就对恐怖手段有兴趣[31]，以后在革命中也一直奉行这个原则。他在江西苏区任用了一个杀人魔王李韶九，在毛的指挥下整肃所谓的ＡＢ团，造成了骇人听闻的血腥大清洗[32]，毛后来不过是承认杀错了人，却从无忏悔。在延安时代，毛又找到了一个建立恐怖政治的得力助手康生。康生 1937 年与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苏联已熟悉并学会应用斯大林的肃反式恐怖政策。回到延安后康生很快倒向毛泽东，毛授予他对党内干部生杀予夺的大权，委任康生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后来又兼任整风运动的总学委副主任（主任毛泽东）。这样，康生从苏联搬来的那套斯大林"肃反"式阴谋诡计就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行使的残酷斗争的土办法结合在一起了。毛任用迫害狂康生，其实并不象许多人相信的那样是用错了人；相反，这正是毛的聪明之处，他借用"洋干部"康生之手达到了全面整肃的目的。事后，毛又象当年整肃ＡＢ团事件后那样，轻描淡写地承认整错了人。现在的党史著作都着重讲李韶九和康生的罪责，其实无论是李韶九还是康生，都未因残酷整肃而受到毛泽东的惩处或批评。
毛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曾批评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提倡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种做法后来被大肆宣传为毛泽东的贡献。确实，在延安整风中，毛解决党内高层领导人如王明的问题时大体上是这样做的，并未过份整人。这倒不是毛泽东真的宽容大度，而是因为“国际派”的后面站着斯大林，毛泽东不能没有顾忌。[33]但对付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时，毛就没有这样客气了。他诡辩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不能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至于用来对付敌人却是"完全必要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如果我们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他们的奸计"[34]。可见，毛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丝毫也不妨碍他采用高压手段对付他想打击的人，只要给打击对象戴上一顶"敌人"的帽子就可以了。｛评论五百四十九：胡说八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能够产生“恐怖”吗？｝
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这里还提出了“敌对思想”的说法，换言之，就是要治“思想罪”。表面上毛表示：“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态度"[35]（这些原则后来就发展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但延安整风时毛实际上是采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对待不同思想的。所谓的"治病救人"原则其实是有条件的：你必须"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即主动承认有组织上认定的所谓"错误"；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错，要为自己辩护，那就属于"不可救药"了，"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你就不适用了；而一旦把你视为"敌人"，你就更不能申辩了，只有"坦白交代、争取宽大"。这套按照"有罪推定"原则建立起来的处理手法既用于党内，也用到了司法体系当中，所以中共统治下之没有人权保障远始于延安和江西苏区时代。
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响应党关于整风的号召而发表批评言论的。整风运动起先把党内高干关于历史问题的学习推向全党、变为整顿“三风”的学习，那时毛的初衷是趁热打铁、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揭发党的高中两级干部中的问题，以克服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从而统一全党思想，建立一元化的领导。在发动群众对干部提意见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显得最活跃。他们的批评固然针对某些人，但批评的内容却广泛得多。青委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还有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都出现了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的杂文，内容包括弃旧娶新、生活待遇上实行等级制度等。当然，最受注意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尤其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据康生说，中央研究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野百合花”这篇文章的看法。[36] 显然，王实味讲出了许多新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期间，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院领导罗迈（李维汉）在讲话中提出：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群众的个人思想两个方面；院长、秘书和各主任是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墙报文章要署名等。王实味带头反对这些意见，主张整风应该着重整领导人，全部委员都应由选举产生，墙报文章可以匿名。｛评论五百五十：彼一时此一时！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因为主要矛盾不同！！｝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罗迈的意见被大会以 84 票对 28 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评论五百五十一：这又说明了什么？｝接着，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连发三文，指名批评罗迈。来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王实味一时成了明星。这些现象反映出新来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在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之前，这种情况还未发生过。
一些高级领导人将王实味等人的活跃看成是“目无领导”，把王的批评视为“挖苦讽刺”，到毛泽东面前去发泄怨气。最早批评丁玲和王实味文章的就是两位将军王震和贺龙。王震看了王实味的文章后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37]贺龙说："丁玲，你是我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38]毛泽东立刻作出反应："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39]不久毛就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表示：我们的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当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主义，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随后，毛又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汇报院内墙报上的一些激烈的批评意见，专门去看了《矢与的》墙报，然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紧跟着，《解放日报》上就出现了一些批评王实味的文章。
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康生在会上汇报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有中共领导人趁机表示，特务分子正利用党内的整风进行活动，故意夸大缺点错误，反对领导，并写文章、出墙报、进行“小广播”，鼓动不坚定的党员反党。当时，毛泽东一方面仍然强调，整风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只是个别较严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对干部进行审查，发现和清除反革命分子。[40]会后不久，在康生的插手下，中央研究院给王实味戴上了"托派"的帽子。接着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也肯定了王实味是托派。他并且提出，要发现托派、国特、敌特这三种坏人，拯救好人。这样，思想问题就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政治问题又和敌我问题混在一起。
与此同时，除了党内许多高层干部对群众批评的怨气越来越大以外，敌情也严重起来。蒋介石正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报刊也利用王实味事件及《轻骑队》等墙报的言论大肆宣传。于是，毛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全面整肃按照整风精神向干部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给受到群众批评冲击的干部报复那些目无领导、好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的机会。这样，整风的对象完全改变了，变成了整肃批评者。[41]王实味开始遭到一连串的批判和迫害，随后甚至搞出了一个"反党五人集团"，指王实味为这个集团的头目，给他套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罪名。中央研究院党委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王不久被逮捕。
在处理王实味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审干”为名的政治大迫害。1942年 11 月，毛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所谓的"反革命"，当然不包括毛视为依靠力量的农民军人，而是指白区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整风运动本来有一个目标是反对宗派主义，可是这种"抓白区来的反革命"的做法恰恰是最大的宗派主义，反映了农民军人等"土包子"对外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歧视和不信任。1942 年12 月，康生以总学委副主任的身份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耸人听闻地声称延安"特务如麻"。1943 年 4 月 1 日，康生亲自圈定名单、指令抓人，一夜就逮捕了 260 多人。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除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外，还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此决定说："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7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15 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于是"审干"运动又发展成"抢救失足者运动"。
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起初并未找出什么“特务”，两单位为此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于是再采用逼供信的办法，于是这两个单位的一百多人中百分之七十左右被逼承认是“特务”。[42]军委三局电讯学校有 200 多人，居然挖出 170 个"特务"。中央秘书处有 60 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总人数为 390 人，清出了 208 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共有三四百人，被"抢救"的达百余人。据胡绩伟回忆，他所在的《边区群众报》社，算是搞得比较文明的，可是气氛也很紧张。"每天开斗争大会时，陕北干部的总支书记一上场，就把手枪摆在桌子上作为威慑力量"，还动不动把人吊在房梁上。报社四五十个外来知识分子中，未被当特务斗争的只有两人。[43]
在延安之所以会在半个月内就挖出特嫌分子 1,400 多人[44]，是因为在"审干"中采用了恐吓和刑讯。许多人承受不起那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而自杀，仅延安一地的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从 1943 年底到 1944 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理出"特务"15,000 多人。驻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描写当时的气氛说:"延安的形势令人沮丧。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人们都无意维护真理和保护被诬陷的同志，也无意听取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释。人人都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倒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人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引用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45]在此之前，延安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活泼的。毛泽东虽是公认的领袖，得到大家的拥护和爱戴，但人们还可以对他的讲话、决策、用人到恋爱婚姻有所议论批评。例如，毛说"工人农民最乾净"，就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46]然而，"审干"开始以后，人人变得谨小慎微起来，而对毛的个人崇拜却滋长起来。
毛泽东以及他周围那些农民军人都把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言论看作是向共产党和毛的个人权威的挑战。1945 年整风结束后的中共"七大"期间毛谈到王实味时还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47]王实味不过是发表了几篇批评时弊的文章，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就被说成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是"称王称霸"的"总司令"，把共产党"打败"了，于是共产党就"好好整风"──肃清反革命。
为什么国民党镇压知识分子难以收效？
同样是镇压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什么国民党总是失败（如 1935 年的"一二·九"和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而共产党却能成功呢？因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基本政治口号（抗战时期的"抗日"、"民主"，抗战结束后的"反内战"、"反独裁"）是认同的，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既然他们把救国救民的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了，并因此把共产党的敌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那么，当共产党提出要肃清反革命时，他们怎能反对呢？谁能说边区没有特务呢？他们至多只能在清理到自己头上时尽力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如此而已。｛评论五百五十二：作者“鼠目寸光”，仅仅是对“口号认同”吗？｝
国民党对付学生用的是一套笨办法：水龙、警棍、枪口、监狱；越是这样越遭到学生的反抗。｛评论五百五十三：这才是真正的恐怖！作者却美其名为“笨办法”。因为身受其害的并不是作者，作者为此种“白色恐怖”开脱，就可以清楚作者的“人格”了。要对付作者这种“性格低贱”者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也用“水龙、警棍、枪口、监狱”此类“笨办法”来对付他，他则反而会不无欣赏地为迫害者开脱。所以，作者理应是国民党员，却混入了共产党。这是正常人的行为方式吗？！｝学生遭到迫害时能在其群体内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感、光荣感，被迫害是受到群体舆论赞扬的英雄行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市民社会”基本上还是存在的，虽然比较弱势，各种倾向、舆论多元化的报纸杂志仍能出版。如果青年学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不公正对待，仍然可以诉诸舆论，总会有人出来同情他们，为他们讲话。
而边区的“审干”运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重庆、昆明等国民党统治的城市来到延安的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个有严密组织、有军队、又掌握了边区政权的党，这个党还有对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的崇高理想和一套完备的革命理论。自由知识分子一到延安，他们的一切，从生活到工作，就都只能依赖共产党，首先在经济上就失去了独立性。而且，他们很快就发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不同，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个一元化的社会，党的控制无所不在。尤其是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精英中大部份人已加入了共产党，尚未入党的也正积极地争取入党，而共产党又是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他们必须时刻听从党的指示。开起会来，他们只能按照上级定的调子来讲话。上级说王实味是错的，他就一定是错的；上级领导说王实味是托派，他就一定是托派；领导说要批判王实味，他们就必须群起而攻之。也许有极少数的人敢出来为王实味说话，但却很难得到响应，而这种人随后一定会受到打击。萧军就是一个例子，由于他不同意对王实味的做法，最后竟不让他吃公粮。而且，自由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区所依托的那种“市民社会”在延安是完全不存在的，有人受了共产党的不公正打击，报纸不会登他们的辩护，没有人会出来帮他们讲公道话。即便是那些非党社团，如延安有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也受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受打击的人找这样的团体求助是没有用的；相反，正是这个团体全体“一致”地决定开除了王实味的会籍。
在延安，受迫害者只能以孤立的个人身份面对一个强大的威权的党，不仅在经济、社会活动方面如此，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们以前是共产党的狂热拥护者，并为此来到延安，被审查时从一开始就在精神上处于劣势。他们不能反抗共产党，那会否定自己以往的信念和追求，结果只能竭力证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共产党可以批评他们和党不是一条心，他们却不能指摘共产党不相信知识分子。要他们从整体上批评审干运动，认为这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应该把清理思想和清理敌人这两件事混在一起、不应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肃反，对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过高的要求。｛评论五百五十四：延安是允许青年学生自由出入的，他们为什么不走呢？｝
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镇压面前之精神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面对的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卡里斯马”（charisma）型的领袖人物。他有谋略，有手腕，有传奇性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有一套理论，有个人魅力，写起文章来有文采，讲起话来风趣生动。虽然那时毛还未被神化，但他的个人威望正如日东升，无论工农兵还是知识分子都为之倾倒。对他的指示，学习还来不及，哪里谈得上质疑呢？知识分子的那一点启蒙精神，在这里不够用了，何况毛泽东还打着启蒙的旗帜呢？
从桀骜不驯的王实味被整肃后的情形就能看出，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镇压面前是如何惨败的。王实味被监禁期间如何受折磨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现在所知道的，只是王被捕几个月后被带出来见中外记者的情形。一个记者的描述是：“一个脸色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记者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48]当时王实味对记者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当被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他还驳斥外界的"谣言"，说他不但没有被迫害致死，而且生活得很好。｛评论五百五十五：事实胜于雄辩！｝
毛泽东是胜利者，王实味的精神崩溃了！毛在延安审干时提出过“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因为延安不像江西苏区那样封闭，常有中外客人来访参观，杀人捕人的事多了会严重破坏中共的形像。｛评论五百五十六：杀人捕人的事，蒋介石国民党难道就不怕！反而能够得到作者的开脱，立场不同也！原因不外是当时蒋介石掌着权，按照中国传统就理应属于作者此类人的主子。｝但是，1947年春，王实味还是在行军的路上被杀了，时年41岁。其实，他即使不被杀害，也早已在精神上成了一个"木偶"。这样的情形在1957年、1966年又反复大量地出现，值得深思。
农民运动和民主革命
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情况，带上中国的特点；他实际上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改造得适合中国的农民运动。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批判地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但这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却变得敌视启蒙精神了。这是启蒙运动在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两股要求变革的力量，一是农民运动，一是民主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就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其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新兴的社会势力，但力量相对弱小。
中共是一批激进的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起初，党用较多的力量来做工会工作，搞工人运动，但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不足以支撑中共想发动的革命。中国是个农业国，在农民中也蕴藏着要求变革的力量，而且比工人的力量大得多。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对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应如何认识，与农民阶级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在党内本是有不同认识的。陈独秀一方面承认农民是伟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农民的落后意识深表忧虑。
1926年，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保留地赞美和支持当时的农民运动。这个报告获得了时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的赞赏。1927年中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剩余部队被迫转移到农村，与农民武装汇合或打游击；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则上了井岗山。农村根据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莫斯科的重视，但仍被视为城市工人起义的一种辅助手段。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迫迁入江西苏区根据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从此中共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党把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而农民成了革命的主力军。与农民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共产党的力量，从此弱小的工人阶级有了一个强大的声称代表他们的共产党。但中共这种与农民的关系又使党的阶级属性成了问题。毛泽东说这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但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农村也包围了共产党，党脱离了城市就意味着脱离了工人阶级。因此，党员中的农民成份大大增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大多数都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党内的农村作风、农民习气、农民意识大为泛滥，共产党则变得越来越象个农民党了。
毛泽东本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只上过师范学校。青年时期的毛在湖南本也可算是当地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活跃分子，但他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去北京时却发现，自己在那些大知识分子面前其实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而已，甚至算不得一个知识分子，每月工资仅有八块大洋。他回忆那时在北大的情景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本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49]
体验了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那种挫折感后，毛又回到湖南搞农民运动。这时，他发现自己在气质、心理、习惯、思想上，其实和农民更亲近。他叙述自己的感情变化经过时说：过去，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相互熟悉了，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中共许多早期领导人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留过学，还有不少人到过欧洲，在他们面前，毛只能算一个土包子了。特别是从苏联回来的“国际派”的人排挤他，嘲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这更是对毛的刺激。毛到延安后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是一种发愤。但毛从此有了一种“仇知识分子情结”。
在土地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名为“工农干部”，其实工人很少，产业工人更少，绝大部份来自农村，其中大部份加入了军队。他们因此对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复杂的排斥心理，由于在文化上不如知识分子而感到自卑，更怕知识分子干部抢了他们的位置；同时又觉得知识分子不会种田打仗。正如1939年毛泽东所说的："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50]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主要依靠的就是这批农民军人。所以他高度评价农民的造反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51]他认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52]；"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53]毛虽知道革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但他也和那些农民军人一样，并不喜欢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恰好适应了在党内占大多数的农民出身的党员的心理，他们对那些从城市来的人从来就没有多少亲切感。
虽然中共的大部份农民军人从来不懂得多少民主，也未必是为了民主政治才加入农民造反队伍的，但毛泽东懂得，他必须把这场农民革命包装成民主革命，以迎合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城市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革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54]毛的理由是：农民的绝大多数要求"耕者有其田"，而"耕者有其田"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55]
历次农民战争的口号确实都是分田分地，但分到土地后农民就满足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的目标，而是市民阶级的要求。把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混为一谈，这是根本错误的。｛评论五百五十七：极端僵化、静止地看待问题的结果！！实际上，问问今天中国城市中的所谓“市民”就可知，百分之七、八十原来都是农民！！｝马克思、恩格斯曾热烈地注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并期待这个运动能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56]但后来他们失望了，批评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想"改朝换代"，"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57]其实，就连中共领导的苏区土地革命也不能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改革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运动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区别。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现行运动。它的基本任务，就是使全体国民从传统的小农文明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品格与素养的人。”在启蒙运动和农民运动相遇时，“启蒙运动自然就会发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掠夺、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方面，他们确实是同一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实践却大相径庭。启蒙运动所希望改变的，却往往是正是农民运动所坚持的；启蒙运动所希望达到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希望去除的。”[58]｛评论五百五十八：原来作者所谓的“启蒙运动”，不过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运动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自由”，做“自由人”，宁可失去或不要土地！这显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运动的根本目的！对于这种“启蒙运动”，中国农民的正常本能反映，必然只能是拿起锄头！！显然，作者本质上就是迷信西方资本意识形态一奴才！｝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现代化，经济方面是工业化的大生产和发达的市场经济，政治方面是宪政民主和法治，思想方面是建筑在个人自由、平等和人权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而农民的企求却是，有个好皇帝或贤明的领袖，能分给他们土地，从而过上安稳太平的生活，实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至于那些参加了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其想法其实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头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一种强烈的"穷人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
马克思对农民有这样的分析：由于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孤立的，缺乏社会交往，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他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指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他认为，路易·波拿巴就是法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小农的代表，他正是利用了农民渴望主宰的心态，利用农民对“拿破仑”这个名字的迷信，得以复辟帝制，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登基。｛评论五百五十九：如果马克思的以上言论属实，则应该理解为是指当时的“农民”，而不是今天的农民。否则，就是根本错误的！｝
和毛泽东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是落后的阶级，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中国的现代革命中，农民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立场，更谈不上“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转入了农民阶级的队伍，站到了农民阶级的立场上。
延安整风模式评析
将延安整风和“审干”的一些做法与中共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相比，会发现惊人的相似。｛评论五百六十：作者眼力和脑力看来都不行了。｝其共同的行为模式是：一，中央在开始阶段表示要整风，要改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向或作风上的某些缺点，号召大家大胆提批评意见，充份发扬民主；二，大家纷纷展开批评，形成热潮，平时没有机会讲或不敢讲的话都说出来了，其中有些不中听的意见惹恼了领导人，但他并不急于反驳，一面观察形势，让对方充份暴露，一面寻找机会，准备反击；三，领导人突然来个急转弯，声称整风受到了干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进攻，或者是敌人利用这个机会来破坏，思想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变成敌我问题，于是，反教条主义变成了反自由主义或修正主义，纠左变为反右，整风变成肃反。
1957年2月，毛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本意是反左，他还强调，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个新问题，延安整风就是这样做的。随后，党中央决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后来却突然转为"反右派斗争"。斗争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不过是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出来打头阵的则是工农："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最后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大批人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毛泽东后来把他指挥的"反右"运动称为"阳谋"，确实，"反右"的整个过程不就是延安整风期间"审干"运动的翻版吗？
1959年的庐山会议也是如此，开始是和风细雨地纠左，彭德怀的意见书一出来，马上转为狂风暴雨的反右倾。1962年初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号召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刘少奇也讲了几句真话（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半年后毛就提出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就相继发动了农村的"四清"运动，外事、哲学、电影、戏剧、历史学各方面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运动，最后一直延伸为既斗"走资派"、又整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59]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也是从反极左转变为"评法批儒"、批右。1974年毛批评了几句"四人帮"，好像又要纠左，但不久还是变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小平。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政治运动“三段式”，是因为实际上毛泽东在每次运动初期鼓吹的所谓“民主”，不过是一种服务于他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工具（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毛每次为这类政治运动确定的目标，其实都是特定的、有限的，可是不能明说。由于把真正的政治目标隐藏起来了，只好用“整顿党风、纠正错误”之类的说法来发动广大党员或群众──即所谓的“发扬民主”，以达到这个目标。起初，党员和群众总是不大敢讲话的，为了打破沉默，鼓励他们批判、议论，毛就要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原则，诸如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啦，什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啦，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怕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啦，什么“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让群众讲话，天塌不下来”啦……。毛如此表示了自己的诚意，于是党员或民众就真的开始发言了。但是，毛心中暗自允许的言论尺度其实是很小的，而党的干部又从来都有那么多可被批评之处，所以党员和民众批评的范围很快就会超出毛所允许的界限。这样，毛又处于本能而提高警惕，准备“引蛇出洞”了。他一旦抓住了机会，马上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强调“集中”，要展开“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毛泽东在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一种工作方法，这是可以的；但以此来代替民主制度的"多数决定"原则却是不行的。实际上，这就是毛对"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里，所谓的"民主"只是让群众发表一些意见而已，而且意见的发表也得在党的指导控制下进行；至于对群众的意见采纳与否，采纳哪种意见，则是党的权力；群众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他们的意见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必须由党来选择判别并作出决定，这就是所谓的"集中"（"从群众中来"）；然后，党要教育群众，把党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用党的决定来统一思想，这就是"指导"（"到群众中去"）。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而这个领导骨干的主要标准就是"无限忠心"，然后"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当然属于"落后分子"，甚至是"斗争对象"。
按照这个“民主集中制”，党总是正确的，永远比群众高明。如果把这种党居高临下地倾听下面的意见的形式称为“民主”，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家长制的“开明”而已；古代的皇帝也能作到，甚至做得更好，唐太宗不就能“从谏如流”吗？。古代君主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君主让大臣发表意见，后者是“党主”让群众发表意见。在“民主集中制”下，群众中自然会有人懂得看党的眼色讲话，争取当“积极分子”；他们的意见也会被采纳，而在形式上还好像是党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在“民主集中制”里没有制约党的机制，党如果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或其决定并不符合群众的意愿，也照样会得到贯彻执行；而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则因为受到强大的压力而难以表达，如此党的错误就很难纠正。毛在延安整风中推动的“审干运动”虽然是完全错误的，但仍能顺利无阻地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当时党报上的文章、群众在会议上的发言，形式上是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实际上不过是重复党的指示而已。在“民主集中制”下，形式上看是有“群众运动”，实质上这只不过是“运动群众”；用这种方法，“民意”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毛本人就说过“造舆论”），并形成一种声势。
延安整风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事件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无不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一个接一个的这种运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盲目跟随者；一次又一次的压制、摧残、打击、迫害，摧毁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也是毛泽东最后能够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把文革说成是“五四”传统的继承，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文革宣传迷信，提倡愚昧，搞暴民政治，完全是反科学、反文化、反理性、反启蒙。这都是对“五四”精神的反动，是延安整风的恶性发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知识分子的精英备受蹂躏，中华民族的生机摧残殆尽。直到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中国才有了转机。｛评论五百六十一：如果作者都反文革，就说明了中国太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文革了！这样看来，对于一个人，都必须严格区分其言与行两方面，其思想亦必须严格区分其名与实或旗与实两方面。这里的“言、名、旗”是指其面对公众的言论、理论、旗号；这里的“行、实、实”是指其私下非面对公众的行动、实利、实践。而作者此类人，恰恰是在这两方面有矛盾、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的那类人。｝
但是，毛泽东建立的这种制度模式并未完全改变。1978年批了"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标志着启蒙精神的复苏。但道路仍有曲折，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议"起初开得生动活泼，会上的发言不乏真知灼见；但党中央却认为，一些知识分子走得太远了，超过了他们允许的限度，于是又刹车，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四个凡是"。1983年10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本来的决定是要"整党"，解决党风和组织问题；但会后很快就变为"清除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批异化理论，把矛头转向知识分子。可见，即使在后毛泽东时代，也仍然可以看到延安整风的余绪。一般说来，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整人没有过去那样厉害了，但到"六四"时又开了枪；此后，毛时代的政治运动的一套做法有时还在重演。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不仅因为“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未完成，还因为现在又多了一个启“党文化”之蒙的需要。笔者认为，对“党文化”的影响不能低估。首先，知识分子应当反思，重新对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教育进行批判的审查，从左的精神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恢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民素质得不到改造，人的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国也无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跨进新千年之后，我们仍要举起启蒙的火炬，把上一世纪未能走完的启蒙之路继续走下去！｛评论五百六十二：实在是怀疑文革后的作者有否“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根本就已经变成了资本和权力的叭儿了！为了权力巴结邓小平，反人民反延安整风反文革反毛泽东！因反延安整风被邓小平赶走成无主子的叭儿后，为了迎合西方资本和精英，就连带着反共产党反马列主义了！｝
【作者注】本文是提交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何应付２１世纪的挑战”（香港，2000年12月14日─15日）的论文，初稿成于2000年12月，修改于2001年5月。
【注释】
[1]舒衡哲现为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八十年代初曾与李泽厚合作。她写过《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遗产（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andtheLegacyoftheMayFourthMovementof1919）》，该书于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中文译本，中译本作者名译为微拉·施瓦茨。她在给笔者的信中曾强调，事实上是她先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这一问题及相关观点的，李泽厚在自己的文着中使用了这一观点却未提及她的名字。
[2]《毛选》一卷，第255页。
[3]出处同上，第257页。
[4]出处同上，第274页。
[5]《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6]《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6月13日。
[7]《毛选》三卷，第1058页。
[8]出处同上，第1060页。
[9]《毛选》二卷，第696至698页。
[10]《毛选》三卷，第832页。
[11]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第139页。
[12]《毛泽东年谱》中卷，第99页。
[13]延安的延河边有一座嘉岭山，山上有一座出名的宝塔，因此这座山又名宝塔山。宝塔始建于唐代，明代重修，是九层砖塔，八面八角，登到塔顶可鸟瞰延安全景。
[14]当时延安也确实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如"三三制"、民主选举等。参看李普的《我们的民主传统》，胡绩伟的《青春岁月》。这个传统在共产党执政后反而被逐渐丢掉了。
[15]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列宁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支部。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把共产国际神圣化是中共党内流行的风气。
[16]出处同上，第827页。
[17]出处同上，第820页。
[18]这段话以及下面贬低书本知识的话不但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而且十分粗野，所以中共建国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将其删除。
[19]《毛选》三卷第815页。这些话就是要剥夺知识分子借以骄傲的文化资本。不过，毛的这句话有语法错误，"比较地最无知识"此语连用了"比较"和"最"这两个彼此互斥的比较级副词，任何中学语文老师都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20]《毛选》三卷，第803页。
[21]出处同上，第826页。
[22]出处同上，第817页。
[23]"怀疑一切"是十七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所用的方法。"怀疑一切"并不是指否定一切，而是强调否定那些经不起怀疑的东西；对于经得起怀疑的东西则予以肯定。无论肯定或否定，都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思考和审查的。怀疑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求真理。
[24]参看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一卷），1995年第3版。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把此文中的"文学"一词改成了"出版物"。这样修改政治上好听一些。但对这一修改是有不同意见的，由于此词原文的多义性，在有的地方这样改可能合适；但在另一些地方，依上下文似仍应译作"文学"。即使译作"出版物"，文学作品也属于出版物。胡乔木的意思是，"党的文学"的概念是错的，但它不是列宁的观点。我的看法是，"党的文学"就是列宁的观点，不过它显然是个错误观点。
[25]"抽象的人性"是抹杀了具体的人的特点，脱离了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得出的；因此，它是和"具体的人性"相互对立的。"普遍的人性"中的"普遍"，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指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并包括特殊于自身之中的普遍性，亦即黑格尔说的"具体的普遍"。因此，普遍的人性即存在于具体的人性之中；不能用"具体的人性"来否认"普遍的人性"。
[26]下面的一段话出自1942年7月周扬批判王实味的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性论者又常常以个性之热烈辩护者的而登场。解放个性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起了它在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上的巨大作用，但是现在却早已不是易卜生主义的时代了。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从属于解放民族，解放社会的斗争。……尤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个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是应当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人性论者关于个性的观念却正是旧的个性，即是和集体性对立的个性的观念。"笔者在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只想指出：如果和集体对立的个性是旧的个性观念的话，那么，和个性相对立的集体性也是旧的集体性观念；这种集体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幻的集体"，也就是异化的集体。要提防少数人把自己的利益冒充为集体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的这篇文章是带总结性的。由此可见，对共产党不赞成个性解放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而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赞成个性解放的话是不能信以为真的──不过是宣传而已。
[27]《毛选》二卷，第687页。
[28]出处同上，第396页。
[29]出处同上，三卷，第857页。
[30]毛其实并不避讳"独裁"这个字眼。他在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见《论人民民主专政》。
[31]在他二十年代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就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见《毛选》第一卷，第17页。
[32]1930年到1931年，毛在赣西南搞肃清"AB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中就杀了几十个团长，打出四千四百多AB团分子。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以上的干部里，共有七百多人都被当作AB团关押，被先后处死；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全军覆灭了!地方的情况更糟，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永新县被错杀的约,890人，连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也遇害。
[33]其实，毛指责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对国民党只团结不斗争，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假马列主义，又说王明的机会主义如不改正，有走向敌人的危险，这些罪名其实都安得过重。与其说王明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如说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应声虫。说王明对国民政府有"迁就主义"是可以的，但这是共产国际的要求；说王明是"投降主义"就过份了。而毛当时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更谈不上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了。
[34]《毛选》三卷，第835页。
[35]出处同上，第828页。
[36]参看高新民、张树军的《延安整风实录》，第360页。
[3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83页。
[3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
[39]出处同上，第56页。
[40]《〈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第200页。
[41]参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至142页。
[42]温济泽，《征鸿片羽集》，第776页。
[43]胡绩伟，《青春岁月》，第226至227页。
[4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
[45]《延安日记》，第165至166页。
[46]参看胡绩伟的《青春岁月》，第218页。
[4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2至143页。
[48]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99页。
[49]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
[50]《毛选》二卷，第618页。
[51]出处同上，第619页。
[52]出处同上，第638页。
[53]出处同上，第600页。
[54]出处同上，第666至667页。
[55]《毛选》三卷，第1074至1075页。
[56]《马恩全集》，第7卷，第264至265页。
[57]《马恩全集》，第15卷，第545页。
[58]姜义华，"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抗与对流"，载《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
[59]笔者认为，毛泽东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就产生了除掉刘少奇和发动文革的动机。参看笔者的"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明报月刊》（香港），1996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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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王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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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个人履历
王若水（1926－2002），笔名王澈，祖籍江西泰和，出生于上 王若水(后左二)
海，4岁时举家迁居湖南，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逃难到四川。高中时就读于雅礼中学。１９４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１９５０年后，历任《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评论组组长、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哲学研究》杂志编委，辽宁大学荣誉教授。是中纪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实践论》、《在哲学战线上》、《为人道主义辩护》、《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明镜出版社）、《新发现的毛泽东》上下（香港明报出版社）。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50年代参加过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后与杨献珍派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论争。1963年发表《桌子的哲学》，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77年被提拔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工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80年代初，发表<关于异化的概念>、<谈谈异化问题>，向中国读者介绍异化概念，并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又发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978年至1982年任第五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离休。
编辑本段个人其它信息
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委，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辽宁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1989年和1993年，先后两次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邀请，赴美做访问学者。1994年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1998年下半年赴瑞典，任隆德大学东亚及东南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去世。
2010年12月15日星期三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