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廖晓评论：孙锡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个重大问题”
阅读评论者写在前面的话：阅读评论者注：一、大括号｛｝内以“评论”二字开头的黄色字体为阅读评论者的评论。也就是说，读者只要在文章的搜索栏中输入“评论”，通常就能够搜索到此文章中阅读评论者所作的评论。其他颜色的文字是作者的一种阅读时的思考标记，读者可以不去管它。
二、原文为从网络上下载复制，原文中如果原有文字错误，仍然保持原状。
三、如果文章过长，则对未评论部分进行部分删节，并分为几部分发出。
四、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如果有对我的文章感兴趣者，请登陆我在网易的博客“xgliaoxiao湘桂廖晓”，链接为：
http://xgliaoxiao.blog.163.com/blog/孙锡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个重大问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10/188435.html作者：孙锡良文章发于：乌有之乡点击数：8435更新时间：2010-10-13顶荐【字体：小大】
【复制本文】【下载本文】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010/188435.html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个重大问题”
1，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如何重新审视《宪法》？
｛评论一：这倒是抓住了根本的“形式”，却忽视了根本的“内容”。由于中国至今仍然号称为“社会主义”，因此，在当今世界上，忽视了根本的“内容”也就等于忽视了根本。｝
2，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评论二：因为根本的“内容”已经出现了某种带根本性的颠覆，颠覆者们必然要求根本“形式”的配套颠覆。｝
3，中国由谁来主导政治体制改革？
｛评论三：从中国的官国传统来说，当然应该是颠覆者们。只不过由于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曾经存在过，人民已经部分觉醒，近30年的反毛泽东又效果极差，颠覆者们十分担心自己会被自己搬起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罢了。所以，就只能重弹30年来用得十分顺手的欺骗愚弄人民的骗术老调了。｝
4，中国谁来负责对全民进行政治文化的辅导？
｛评论四：同上。本来亦应该是颠覆者们。只不过数千年来传统统治者们极力寻找的欺骗愚弄人民的“孔孟之道、驯服工具”理论，直至今天效果仍然不佳（对官员尚可）。反而出现人民越来越不被传统统治者驯服的现象，这实在是让传统统治者伤透脑筋、无所适从。当然，最令传统统治者们气愤的首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其次当然就是网络的出现了。｝
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出台什么样的“政改方案”？
｛评论五：这就得要看其本质是什么样的“政改方案”了。这得首先要看是对多数人有利还是对少数人有利说的。不首先说清这一点，就等于什么也没说。当然，目的是欺骗愚弄人民的“政改方案”除外。此种“政改方案”的标志就是号称对全民（即所有人）都有利。｝
6，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评论六：同上。｝
7，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评论七：现行路线与组织的信仰和宗旨相悖，无法保证。｝
8，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是为倒向西方作准备？
｛评论八：见评论十。｝
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评论九：如果权贵资本等少数人的力量强，则阻力来自人民和组织内正义力量等多数人；如果人民和组织内正义力量等多数人的力量强，则阻力来自权贵资本等少数人；。｝
10，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走向？
｛评论十：从根本上来说，最可能的走向取决于力量对比。｝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如何重新审视《宪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依法治国”也是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治国方略，所以，不管干什么事，做什么决策，决不能偏离法律的轨道。改革也好，变革也罢，只要有法可依，自然顺理成章；只要程序合法，自然行为正义。《宪法》是万法之源，任何法律法规决不能脱离《宪法》搞空中楼阁式创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关乎国家稳定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依法办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我从过去到现在，为什么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宪法》这根柱子不放，就是担心中国某些势力和某些精英头脑发热，搞一套没有根基的“政改方案”，这样不但不会达到预期目标，相反会威胁到共产党自身的执政地位，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稳定。｛评论十一：一国的《宪法》本质上是什么？？不过是一“思想”也！任何思想都必须有力量支持才能使得其成为现实，而不是成为空想或一纸没用的条文！｝
既然有很多人一直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体制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那么，我们不妨认认真真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重新品读一下，看看到底是《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落后了，还是现实中国的经济体制偏离了宪法的正确轨道，如果真是我们的《宪法》规定有问题，那么就要先启动修宪的程序，再推动《宪法》护航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认定《宪法》没问题，那么，“政改”改什么、怎么改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违宪行事，即便在某些人看来非常民主的西方国家，尊重《宪法》也是被视为珍重生命一样，《宪法》决不只是案头的摆设品，她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器，是震国之宝！如果说中国一定要学习美国的政治体制的话，我认为首先要学会美国对《宪法》的尊重和保持《宪法》稳定性的态度。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视而不见的人没有资格谈“政改”。 ｛评论十二：一国的《宪法》本质上是什么？？不过是一“思想”也！任何思想都必须有力量支持才能使得其成为现实，而不是成为空想或一纸没用的条文！作者知道支持“美国对《宪法》的尊重和保持《宪法》稳定性的态度”的根本力量是什么吗？如果对此完全无知，却在此谈什么对《宪法》的“尊重和保持”，不是纯粹的空谈是什么？？为了让作者知道对此问题，我并不是“完全无知”。在这里可以给出在我在他人文章进行阅读评论中的简要评论和分析：
｛评论六十：作者的三个“不对”中，只有最后一个“不对”有点道理。所谓“文革”就是应该是以“文”为主。由于是“革命”，不是说一定不能出现一点“武”的，但一定不能发展到主要是或只剩下“武”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已经“变味”了。而作者说的第一个“不对”，只能说明作者的眼光过于狭隘，完全没有从人类社会人民发展进步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因此也就必然体会不到，“文革”以及之前的“双百”、“四大”，还应该再加上共产党独立进行的22年的“武装斗争”，这一切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今后整个世界的人民争取自己的利益、反对任何剥削压迫的成套武器系统。其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和伟大，是要通过今后的历史发展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了。至于作者说的第二个“不对”，那是没有从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的缘故。革命不依靠人民，还能依靠谁？所以说，“文革”依靠人民是完全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第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人民还没有经验罢了。正如美国在建国时允许其“人民”有持枪权（这里的人民加上引号是表明其最初的人民定义的狭隘性），其结果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民众的“无法无天”，但其结果并未导致美国的灭亡，反而造成了美国民众的有力量和最基本的底线觉醒，最终造成了美国的强大。｝
文章名称：“湘桂廖晓 阅读评论《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全文）》”
网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1009/178512.html。
在我粗略地看来，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逐渐形成的整个体制，从最根本的“硬件”根源来说，就建立在美国在建国时允许其“人民”有持枪权这一点上；而从最根本的“软件”根源来说，则在于其国家属于完全新建，其最初的“人民”由欧洲多国敢于“玩命冒险”的各色各样的人组成，没有或者基本没有单一国家中所有的历史传统和负担（典型如皇族、贵族和宗教，当然最重要的是没有强有力政府、军队和执法系统），所以，就敢于对任何过分的不平等行为说“不”。并且在仅仅说“不”不能起作用时，就敢于以行动来说“不”。实际上，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之所以（被迫）选择了总统任期制，从根本上来说，是美国在建国前其“人民”自认并坚持其“人民”有持枪权这一事实在起作用。难道华盛顿仅仅以其自己庄园中的几百奴隶就能够包打美国了吗？正是由于美国在建国时允许其“人民”有持枪权这一事实在起作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的任何地方，如果出现了任何过分的不平等行为，或者出现导致人民无法生存的剥削压迫行为时，人民自然并且必然以“枪杆子”来说话。并由此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美国人民的“底线制度”，造就了美国人民最基本的底线觉醒。如果对此事实进行抽象，就有：当且仅当人民手中掌握了处于当时当地比较先进的“硬件”资源、同时具备一定的独立自主人的思想时，就一定能由人民创造出最能体现“与时俱进”的社会制度。这句话还可以表达为：当“底线”这个“度”是由人民大众掌握在手上时，是最能体现真正的“底线民主”（不是正常的人民民主。因为靠近“底线”的现实是社会倒退的结果，而不是人民主动觉醒的结果）的。这，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喊出“造反有理”口号的历史根源。因为，当人民自发进行或在正确理论主义指导下（而不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造反”运动时，就已经表明当时当地的社会现状已经处于或跨越了“底线”这个“度”上了，所以，此“造反”运动必然“有理”。当然，由于当时尚未出现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这种“底线觉醒”是一种被动的或说无主动意识的“底线觉醒”，尚未能上升到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必须建立在以力量支持的“讲理”基础上的主动意识和觉醒上。而在美国建国已经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时代的进步就必然要求人类抛弃美国这种已经过时了的体制（因为如今美国的制度体制已经造就出了美国成为“世界独裁者”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这可以通过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行为规范、以欺骗其本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卑劣手段、公然入侵主权国家伊拉克的事实看出来。），综合并学习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当然特别是本国）的优秀部分，抛弃其落后部分，创建一更好的、真正得到人民认可和支持的社会具体制度模式，并在得到公认的理论基础上，使其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条再次明确告诉中国执政当局和全国人民，社会主义是根本制度，不要试图变色，“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这种提法是否在真实存于现实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是不是领导阶级？好象很难这样讲了。工农联盟整体上已经沦为实事上的弱势群体，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早已经从工农联盟中脱离开来了，资本家就更不在这个联盟中了，工农阶级已经完全与新兴资产阶级站在了对立面，这样的基础还能作为基础吗？如果工农地位没有得到宪法层面上的保障，那么，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提法是不是缺乏阶级基础？是不是缺少群众基础？按新时代精英的解释好象是这样说的：对工农阶级既强调民主，也强调专政，最后归结为集中。这种说法我认为有违宪之嫌。中国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把民主权力交给人民，还是确定把专政工具放到工农阶级身上？｛评论十三：一个“制度”是否会“变色”，决不是条文能决定的，也不是空谈能决定的，必须亦只需要力量的支持才能决定的。｝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这个条款非常好，如果真能得到执行，精英口中常喊的“民主”不就有了吗？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由选举产生，现在的代表为什么都集中在权贵、资本家和明星群体中呢？这是谁分配给他们的权力？都是人民选上去的吗？我听说某些精英很喜欢西方的选举制度，我没有到美国选过议员，不知道好坏，但是，我总是在考虑，现在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我们都不敢光明正大的搞，那再搞一套比现在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不就更是摆看的吗？真能放开胆子让人民选举的话，不妨趁现在就开始选选看？相对的民主都不敢让人民充分享受，却天天高喊更广泛民主，似乎有些“吹泡沫”的嫌疑。｛评论十四：此段说得好。｝一些人口中的“政改”说来说去，核心不就是民主吗？现在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力都要搞“回收制”，政改之后的民主就不怕再回收吗？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蔡剑忠先生的看法是：中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出现大倒退，执行力度还比不上四十年前，要推进民主，第一步是把现有的民主权力落实好。
.........
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条款非常模糊，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人能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写到宪法中，原因很简单，权力说了算，权力说市场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那进宪法也就很自然了，然而，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以“私有制”为背景和主体的经济体制，假若中国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就不适用市场经济，既然中国提出搞市场经济，说明宪法本身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公有制为主体就只能是一种口号了，如果按照这种推理来看，消灭公有制也是有源可寻的，当然，如果中国决定就是要走资本主义，我认为可以公开摆明观点，那样可以明正言顺地搞市场经济，不需要加什么“前缀”，在理论体系上，从来都是有章可循的，不是中国人捏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没有错，但是，社会主义不能什么都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当今中国，为什么出现如此混乱的经济局面和复杂的社会矛盾？理论混乱是导致秩序混序的重要原因。｛评论十五：这话有道理！｝
.........
第一百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从目前宪法的规定来看，司法不受行政干涉、不受个人干涉好象已经名存实亡，谁能解释个中原因？政改以后就能不干涉了吗？还是这帮政府官员，还是这帮权贵，谁能首先放弃司法干预权？大家都羡慕美国的司法独立，中国宪法不是也规定得很好吗？不执行，再好的宪法又能怎么样？｛评论十六：笑话！！“美国的司法”真的是“独立”的吗？那么，如何解释著名的“辛普森杀人案”？如何解释“美国黑水部队杀害伊拉克无辜平民被美国法院宣判无罪”案？这两件可都是极著名的案件，那些不怎么著名的知有多少？当然，相对于改开的中国，“美国的司法独立”程度确实比中国高，但相对于改开前的中国30年则不然。尽管会有人指出“文革”中的乱象，但那只是为了摧毁中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极为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国传统，实现天翻地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前的“乱象”，非如此不能建立崭新的人民社会。｝
以上所列条款，并非是所有宪法失效条款，宪法不被尊重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列出了一些与所谓“政改”相关的条款，寄希望以此来分析未来“政改”的正义性和可行性，凡属参与组织和实施政改的政治人物及专家都必须首先对宪法进行再学习，抛弃现行《宪法》搞理想主义的政改，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完全与西方接轨了，也是与中国脱节的，不适应中国的政改毫无疑问是瞎折腾！
二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近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从官方到民间，从平面媒体到电视网络媒体，似乎大部分人都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了解决中国尖锐矛盾的最锐利的工具，我也多次谈到过“政改”，但我对“政改”的预期没有大家那么乐观，据我的观察，90%以上的老百姓其实也许并没有看懂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什么回事，“政改”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更没几个人能够洞悉，本文我先不对“政改”下结论，到最后一章我再下结论，我现在只是谈谈当前中国为什么热衷于搞“政改”。｛评论十七：“政改”，当然是必需的；并且不仅仅是“政改”，还有“路线改”！｝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大家注意：上面谈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和目标并非是一个很新鲜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提出“政改”已经将近快三十年了，但是，政治改革却越改越倒退，越改越僵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环境，如果直爽一点讲也许不如六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样停滞和倒退势必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一次“政改”高潮如期而至，我这样说可能还带有一点大道理的成分，如果再进一步具体化一点，我想此次政热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原因：｛评论十八：正如进步的思想要成为现实需要力量支持一样，倒退的思想要成为现实同样需要力量支持。一个社会中通常的主动力量表现形式即政权组织。30年改开社会的倒退和僵化，清楚地说明这个组织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作者所说“如果直爽一点讲也许不如六十年前的政治环境”则不敢苟同。如只说“某些方面”则可，如说“总体或主体”则极不妥。例如，在蒋介石“民国”时代敢于以言论或行动反对蒋介石的可都是杀头的罪；“九一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间，敢于以言论或行动反日本者可都是坐牢的罪。当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对于世界各强国来说，蒋介石“民国”时代是“最自由”的。因为蒋介石不仅给了各强国驻军权和“治外法权”，甚至于就是首都和大片国土都能“自由地”让日本“代管”。｝
第一个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与经济体制改革脱钩。
.........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脱钩是中国必须进行“政改”的原因之一，改革的视野不要只盯在政治体制上，同时，也要盯在经济体制上，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就要经济压倒一切，必须适时取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简单提法，为经济为中心了，其它的东西就必然只能服从经济，一旦经济改革方向走错，其它改革也要跟着错下去，政治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形成“双约束”，只要人类社会“国家”的概念还存在，政治和经济就需要双腿走路，偏废不得，迁就不得，近几十年来的政治改革缓慢，并不是政治体制本身错了，而是它在屈从于经济体制改革，它在迁就就经济体制。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决策核心层，几乎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敢于挑战“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原则，否则就是与邓小平唱对台戏，就会失去资改派的支持，最后形成一种局面：大家都把政治体制改革挂在口头上，不做实事，经济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至于经济改革方向是否合乎宪法和法律，就留给理论专家去自圆其说吧。中国未来的政改之路，必须首先解决两者脱钩的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谁向谁靠拢呢？目前只有一个标准——宪法。如果大部分国民认为宪法也不行了，需要先修宪，那么国家就应当优先启动修宪程序，再启动政改程序。｛评论十九：这也就是中国极为根深蒂固的“官国”传统思想导致的了。在中国，就是出现了毛泽东的一次文化大革命之后，尽管有所改善，仍然以“官员崇拜”为老大。其他任何“崇拜”都必须屈服于它。只有当此种代表少数人的政权导致人民反抗造反革命，此政权混不下去了，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权，即“周期率”再现时，又来重现一轮新的“官员崇拜”。当然，“进步”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即由孔孟之道宣扬的“皇帝＋官员崇拜”，改变为“官员崇拜”罢了。但是，这种“进步”是相对于民国时代而言的，相对于前30年的毛泽东时代而言，就是名符其实的大倒退。又由于时代的进步必定要求统治者必需给出其统治方式的理论解说，这可就极端难为了“改开”的理论专家们。一、如何让人民相信“改开”中抢劫国家和人民财富据为己有的“官员抢劫犯”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榜样、正义”的化身；二、如何让人民相信此种抢劫行为正义，而人民又绝对不能有样照样地学着做（因为如人民以后也同样做，那这些抢劫犯们“辛辛苦苦”抢劫得来的一切又将化为乌有了）；三、虽然人民无权而不能“学习”此种由掌权者路线主导的“改开抢劫”运动，但其后的官员们却是可以“学习”的。并且仅仅“学习”还是不够的，还得“进步”，这就是后来者贪污受贿、抢劫的金额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放肆、露骨的原因了。尽管同样是偷偷摸摸地“学”。这即是“官员崇拜”的传统使然，也有现实的“榜样”使然，（尽管这是“坏榜样”。但在“官员崇拜”传统下，是“好”是“坏”则是由官员说了算。）四、由前述各条，其路线走向，必然接着就有“新官”因为“穷”，为向“老官”的“先富”看齐，必定以更贪婪的手段“赚钱”。这就是改开的贪官由“59现象”向“29现象”“进步”的原因了。而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时社会就会有用“新官”不如由“老官”世袭的封建传统言论冒头了，这就是“官二代”出现的原因了。结果，中国的改开社会就“进步”到了封建社会了！！对此现实及其与时俱退，要想让“改开”的理论专家们将如此明显的悖论，从理论上“自圆其说”。 实在是难！！其难度就如造“永动机”一样难。所以，如果“改开”的理论专家们不想让自己成为疯子，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胡说八道了。｝
.........
第三个原因：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未来中国政治走向本身的需要。
什么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之核心其实就是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一句话就是政治民主的问题。当前中国很多人吵着要政改，理由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实际上这只是政治层面之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真正想搞政改的政治人物，背后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更新中国未来政治人物上、下、更、替的模式，做好未来中国政治版图的分配方案。而跟在政治人物背后吵着闹着要政改的普通人民大多数是幻想享受民主权力的一群体理想主义者和无知附从者。｛评论二十：此目的并没错，因为它是中性的！问题更深层的关键目的在于是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为极少数人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都没有制定好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更替方案，“安排”是前六十年中国政治人物的大原则，国家领导人的更替是“安排”，地方各级政治人物的上下更替都是“安排”，民主选举只是一个程序而已，多半是形式主义，即便毛泽东曾经在中低层搞过较为广泛认真的选举，但是，因为上层的“安排”程序注定了整个民主程序无法健康走下去，邓小平时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完全趋于“安排制”了。
从已经过去的六十多年来看，“安排制”未必是最坏的东西，但也谈不上是很好的东西，“安排”能否服从、能否有效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权威和国家机器的保驾护航，但是，毛泽东、邓小平都注定只是中国历史中的历史符号，他们不可能“安排”好中国的世世代代，他们管不了中国未来政治的走向，越往后面发展，现任领导人越是不能“安排”好下一任领导人，因为，不管在哪一级，领导人的个人威信和魅力都必定是逐步消退的，他们无法在得不到群众拥护的前提下为后任提供足够的权力支持，甚至有可能产生新旧权力之间的相互损耗，这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不相适应的，改革势在必行，“安排制”向“选举制”转变是必经之路。但是，要做到这种转变，又必须要回到宪法的大框架之下，因为现行《宪法》对党、政、军、人大、政协等权力架构的产生都有明确的论述，有些程序明显与选举程序是不相符的，那么要想顺利通过政改方案，仍然是需要先理顺《宪法》与《选举法》的关系。｛评论二十一：30年的改开，“安排制”本身是走向倒退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前30年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财富被抢劫到极少数个人手中为证。作为一个社会循序渐进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安排制”向“选举制”转变是必经之路”，这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的关键处在于：在此“转变”之前，为了防止出现世界上已有的“选举制”的重大弊病；又必需体现时代的进步；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制度和相应的机构设置上，必须要做的本质改进和准备工作是什么？而以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西方民主，尽管在过去的时代起过进步作用，但如今已经严重过时了，其标志就是：在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整个世界，完全有能力解决而至今仍然未能基本解决整个人类的温饱和饿死人问题。显然，这，只能是整个世界的主流体制问题所导致的。｝
我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做好未来中国政治版图的分配方案呢？既然民主是大家想象中最好的行使政治权力的手段，怎么中国的政改又会变成“政治分配”呢？我要告诉大家，民主其实也是政治分配，美国也不例外，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罢，都是靠各自的利益集团在支撑，选民选举的结果实际上利益集团决战的结果，中国未来的政治分配如果按资改派的设计也会走向这个方向，现行中国已经由原来的无产阶级专家的国家演变成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三分天下的格局，资产阶级成了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工农阶级）处于被领导地位，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中产阶级。未来中国的政治力量角逐的战场就是这三个战场，政治利益的分配也会在三者中间以相对平衡的方式解决，如果说中国要推出政改方案的话，毫无疑问会围绕这三个阶级的平衡上做文章，没有人能够做出纯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除非有一种情况出现：中国经济上重新回归社会主义原则立场。｛评论二十二：作者此言差矣！似乎作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原则立场”，并不是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立场。如果真是如此，则此“社会主义原则立场”必定是一假货！！｝
上面谈到的三个原因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并非全部，认清了主要矛盾，我们就知道如何解决矛盾，认清了主要原因，我们就能看清未来政改的方向是对是错，老百姓多半没有机会和权力参与政改，但是，有权力站在自己的角度分析政改的正义性和可行性，回避社会主要矛盾搞单相思的政改注定是要遭遇挫折的。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底由谁主导？
一般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都是在建国时由《宪法》规定好的，很少进行大的改动，“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修改宪法，改革政治体制，中国进入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后，邓小平先生为了推动经济转型，也提出了中国式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让政治体制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但是，象邓小平这样具体绝对威望的政治人物也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原因归结起来非常复杂，我想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无法绕开《宪法》的框架，中国共产党可以不执行宪法的部分条款，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撇开《宪法》不管，所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决不是单个人或者单一政治力量可以做到的事情。｛评论二十三：笑话！作者说“象邓小平这样具体绝对威望的政治人物也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就从不知道，邓小平有着什么“具体绝对威望”。如果他真有什么“具体绝对威望”，他怎么就不直接“称帝”呢？他怎么就不让他的儿子直接“接班”呢？他敢吗？？也许会有人说他不想这么做。但从他对自己的子女们的“热心扶持”，就可以看出，那决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敢，他没那个胆，也没那个能耐！作者说“我想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无法绕开《宪法》的框架”，实际上，对于他来说，当今中国的现状就已经充分表明,“绕开《宪法》的框架”，他邓小平是有“办法”的。所以，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邓小平他“无法绕开《宪法》的框架”，同样也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敢，他没那个胆。所以就只能偷偷摸摸的“摸着石头过河”，打左灯向右转。这种偷偷摸摸的“能耐”他邓小平倒是用得挺顺手的，因为用惯了。历史上他就常有“讨照检，错照犯，案照翻”的“优良传统”的。那么，为何说邓小平就没有“称帝”、“接班”的能耐呢？那是因为，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邓小平敢说对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不论姓社姓资”，但决不敢说选择接班人问题“不论姓邓姓蒋”。前者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理论的不完备，可以在模模糊糊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打左灯向右转；后者则完全不可能模模糊糊，当然更不可能偷偷摸摸了。｝
目前，为什么中国政治层面“政改”呼声如此之强烈，主要原因我看不在于有谁有信心能够做得好这件事，更多的是在于表达一种政治态度，也许是一种政治主导权之争，在混乱的“政改”声音背后，我们并没有看出来有谁能够完全可以承担起政治体制改革大任。｛评论二十四：那是因为30年的改开传统所致。“能够完全可以承担起政治体制改革大任”的现体制“精英”们，都是信奉“先富”理论的，所以，要寻找“能够完全可以承担起‘先富’ 政治体制改革大任”的“精英”，那可是一抓一大把；要寻找“能够完全可以承担起‘共富’ 政治体制改革大任”的，那可就属于“稀缺资源”了。而更重要的是，要“共富”，要挽回民心，就必需清算罪恶，抬高底部。这又是代表“先富”们的掌权者决不允许的。所以，就只能看：谁笑到最后了。｝
国务院有关人员近两年对政改的呼声最高，国内讲，国际上讲得更多，似乎有独揽政改主导权之意，从近期国际媒体的反应来看，也能感觉出中国的“政改”有点变味了，部分人可能试图借助国际（尤其是西方）宣传工具来推动中国的国内事务，国内群众在网络及民间讨论中，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清楚政治人物口中的“政改”与人民群众期待的“政改”有何区别，这里面的交叉点到底有多少更没有几个能洞悉，绝大部分网友的跟风与其说是理想主义，不如说是初级盲动主义，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在没有推出明确“政改方案”的条件下谈论政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说国务院能够推出某种供人民讨论的“政改讨论版本”，那么发表意见是完全有必要的，然而，实事上国务院办不到这件事，为什么呢？国务院的领导是由国家主席提名的结果，“政改”的核心要点又是领导制度，自己的任命权在国家元首手上，难道说国务院还能反过来主导国家元首和党最高领导的人事改革吗？至少从目前中国宪法的规定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与国家元首是实质上的国家最高权力领导，不是虚拟领导，也不是象征性元首，从这个意义讲，国务院想突破《宪法》框架来另立一套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说来，国务院是不可能来主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政府部门却是喊得最响的部门，为什么？怎么判断局势？大家不妨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评论二十五：作者所说“在没有推出明确“政改方案”的条件下谈论政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此言正确；而“实事上国务院办不到这件事”此言错误。关键在于“国务院能够推出某种供人民讨论的“政改讨论版本””本身是决策还是建议上。是“决策”当然错误，因为作者也说了“难道说国务院还能反过来主导国家元首和党最高领导的人事改革吗”？是建议，则正确。实际上，这个所谓“国务院办不到这件事”的根源在于某些人视“官位”重于一切上。特别是当某些人需要“官位”所掌握的权力来实现其阴谋时更是如此。｝
.........
最后，我们只能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导“政改”的可能性，从中国的社会制度及《宪法》赋予的权力来看，我个人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才能够承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角色，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建国以后就确定领导地位的政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党，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由共产党主导的，符合程序的政治改革主导者毫无疑问应当是党中央，但是，令人有点捉摸不清的是：党的高层和研究机构在“政改”宣传上的力度似乎并没有国务院那么强烈，并且，共产党所谈的政改方向与国务院所谈的方向似乎也并非完全合拍，中国共产党好象并不急于完全走西方化道路，并非想完全照搬西方民主一整套模式，但是，政府有关部门却采用了完全与西方接轨的做法，党政运行轨道方向上并不平行，我想这不仅仅是观念分歧问题，更多的是路线分歧，如果不想在政改之前引起思想混乱的话，党政部门应当尽快协调统一，以免留下政治斗争的不和谐痕迹。｛评论二十六：作者天真！整个30年的改开，就是一个将阶级已经初步融合（指实体而非思想）的社会重造为两个阶级严重对立（即指实体又指思想）的过程。作者却仍然在幻想着“和谐”。结果只能是以作者自己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中国共产党主导政治体制改革也并非能事情变得简单，因为共产党既是改革的主导者，又是被改革的主体，两者的同一性就决定了改革的难度，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要对自己动刀子，共产党手握刀子往哪里动，力度有多大都非常值得关注，敢不敢对社会主义宪法动刀子？如果不敢动现行《宪法》，敢不敢把经济违宪部分拉回到宪法轨道？敢不敢对从上到下的“领导产生方式”动刀子？敢不敢对党政关系和权力分配动刀子？敢不敢对全国人大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份量动刀子？敢不敢让司法独立出去？敢不敢真正做到“一人一票制”？选举制度不发生根本性转变，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搞的必要。上面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的难点，也是共产党政治结构中的核心部分，都是一块块肉，怎么割舍？怎么保护？
中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到底有多急也许不能简单地以经济矛盾来评判，最重要的评判指标应当是整个社会的和谐指数和未来中国长久的需要，政治改革的方向性指标是人民的幸福，中国政治改革的主导者应当主动承担国家大任，不要被某些方面逼着往前走，更不能留下“政治惰性”的坏形象，政治改革怎么改由主导者说了算，不是由“积极分子”说了算，主导者要主动走，不要被推着走。｛评论二十七：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能说出“主导者说了算”的话来，真不知作者思想仍然处于什么时代？？众所周知，清末就是由慈禧“说了算”；民国就是由蒋介石“说了算”；改开30年的倒退就是由邓小平“说了算”。最终结果如何？？｝
四中国谁来负责对全民进行政治文化的辅导？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质变过程，都需要主观和客观的环境支撑，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样，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他们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属于一种主观动力，但是，改革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仅仅为了政治运作的少部分人，而是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广大老百姓是共产党推广政治改革的客观环境，没有这个环境的支撑，没有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能够有效实施改革抱负。｛评论二十八：作者知道产生“没有这个环境的支撑”的现实原因吗？避开此原因不谈，而谈什么“支撑”，当然就只能是空谈了！｝
谈了几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我敢肯定地说，中国的老百姓当中，还不到1%的人真正了解什么叫“政治体制”？更别谈政治体制改革要改什么了，｛评论二十九：如果手中掌握着整个国家的信息资源的中央和政府高层，都不知道（也许是不想让人民知道）“政治体制改革要改什么”，难道作者能够责怪中国的老百姓“真正了解什么叫“政治体制””吗？｝近三十几年来，绝大老百姓都远离了政治，1989年以后，人们甚至对政治产生恐惧和厌恶情绪，政治基本上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搞政治的人可以通过政治操弄获得经济改革的厚重的利益成果，而普通民众往往只能成为政治场中的玩偶，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各种宪法赋予的权力都与他们渐行渐远，偶尔少数人想突破政治壁垒参与游戏，最后多半被强大的排斥力挡在外面，他们很难进入圈子内部。｛评论三十：如今看来，作者所说的“政治”太有必要区分为人民大众的政治与精英们所说的政治了。说“近三十几年来，绝大老百姓都远离了政治”，如果是指“精英政治”则可，如指“人民政治”则不对。否则就难以解释如此众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至于说到“排斥力”，当然肯定有。但作者却忽视了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即：当“精英政治”排斥“人民政治”,由30年前原有的政治比较清明而走向混浊甚至邪恶时，民众中的先进分子对此种政治的自然抵触排斥。这个世界之所以最终总是逐渐走向进步，就说明并不是用金钱、权位总是能够买到一切的。｝
中国如果真要下定决心搞突破现行宪法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并非绝对不行，只要程序合法，改改未必不好，但是，99%的中国人不懂政治体制，让少数人来推动改革与玩弄人民的感情又有何区别？在我看来，中国在推动实质性政改之前务必要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重新唤醒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重新辅导好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在一个政治文化贫瘠的土壤里播撒西方民主的种子未必能够成活，当然，有些人也许会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民主，不是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好，就算不是照搬，先把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给老百姓辅导一下也行嘛。｛评论三十一：作者说“重新唤醒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重新辅导好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作者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在打算搞“运动”吗？邓小平可是极力反对搞一切“运动”（当然是除了抢劫国家和人民财富据为己有的运动之外）的，难道作者不知道吗？而如今的中国，至少在明面上仍然打着“邓小平理论与路线”的旗号下，能够让作者搞“运动” 吗？笑话！！｝
人类的消费需求有层次论一说，生存的需求处于最低层级，文化消费在人类消费需求中是最高的层级，同样，文化本身又具有二次分级的问题，认知文化是最低的层级，政治文化则是文化需求中最高的一级，中国人从整体上说还处在比最低层级还落后几十年的水平，距离最高级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的漫长也注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复杂艰难。｛评论三十二：这种语言可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精英”语言！如果说，中国人民未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前，也许此言还有那么几分道理。这有“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民宁可饿死也不造反为证。而在人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尽管仍然出现了改开中国家和人民财富被抢劫而人民亦不知道造反的事实，但是，饿死人与财产被抢劫相比较，虽然都属在社会进步情况下被新定义为罪恶的东西，后者显然较前者为轻。这，就是一种进步，尽管是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会让后人笑掉大牙的“苦涩”的进步。而改开中国家和人民财富被少数人抢劫据为己有的现象则属于一种世界性现象，最近的例子就有，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完全是由美国金融资本所造成，这些危机制造者反倒基本没事，最终却通过国家财政由美国人民买单。此种罪恶现象对于西方各国人民来说，已经近乎成为一种“惯例”，只要出现经济危机最终都必然极明显地归结到国家和人民财富被少数人抢劫据为己有。而此种罪恶现象能够在西方一再重演，说明西方各国人民整体来说觉醒水平并不高。唯有中国是在人民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后，第一次在中国出现。鉴于毛泽东时代“三年自然灾害”后毛泽东处理此类事情的办法，承认错误并极力从根本上纠正错误，最终得到了人民的谅解和拥护。显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好榜样”是中国人民亲身经历过的，西方民众就没有。所以，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要求今天的执政者如毛泽东时代所做的那样，承认错误并极力从根本上纠正错误，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得到了人民的谅解和拥护。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榜样和启示作用，中国民众就比西方民众在觉醒程度上稍微高一点。｝我以个人名义，想先于执政党给人民进行一下最简单的政治文化辅导，希望能让部分老百姓的头脑中有一点痕迹性的东西留存，便于今后政治高潮的到来有点准备。
.........
中国为什么没有正常的政治文化？因为中国的官方政治过于浓厚，并且排斥民意政治，缺少人民参与，政治成了政客间的内部文化，有很强的排外性，曾经一度的全民政治突然降温至全民政治冰川纪，中间甚至连个缓冲的阶段都没有，政治文化被死死地按在国门之外，80、90后出生的年轻人，已经没有接受基础性的政治课程，他们绝大多数人把政治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官场斗争，而不是正常生活，即使在官场也缺少现代政治文化，多半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吏治文化，腐朽不堪，并且比封建时代还要糜烂，如果不对全体中国人重新补上政治文化课程，中国就不可能走向政治文明！｛评论三十三：这段还算不错，前面几段可就有“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可就糊涂了”的感觉。实际上，“政治”决非作者前几段所说的那么复杂，在我看来，所谓“政治”就是“关于大众”的事。所以，真正的“政治”就是“大众政治”。而作者前几段所说的“政治”就是“少数人政治或精英政治”。其特点或标志就是，无论所讨论的事情是复杂还是简单，为了能够让“少数人或精英”能够垄断话语权、执行权和解释权，其“软件”即政治理论，必定是尽其一切可能地“绕圈子”。明明就是在家门口发生的事，精英们就能够从北极绕到南极，直到把民众给绕糊涂了，才最终回到家门口；就算是回到了家门口，又仍然给你来个模模糊糊，对所发生的事来个模棱两可。结果就是，让民众充分感觉到了精英们的“理论高深”，又让民众不知其所云，以达到让民众自认为自己确实是“愚民”、从而非常轻视自己和自己的力量的目的。其本质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代版。这些，都属于改开理论家的精英们的“功劳”。｝
其实如果从新中国算起，中国也不是从来都没有政治文化，从1949到1976，中国有过自己的政治文化，虽然这种文化有很多不足和缺陷，但是，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热情点燃了，政治头脑也被武装了，有很长时间出现过“泛政治化”倾向，终究比政治赤贫还是好些，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离开不政治的，每个普通者百姓都将会是政治的参与者，所以，接受政治文化的辅导之后，我们必须思考中国自己的政治历史和政治未来！｛评论三十四：作者作为中国人，如果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一定不能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或第二次文革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的。｝
整个中共执政团队还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参与者的政治文化水平都很低，有很多身居高位的人甚至也是政治赤贫者。｛评论三十五：此言正确。并且必需说“有很多身居高位的人甚至也是封建或传统政治富有者”，却是“有很多身居高位的人甚至也是大众或现代政治赤贫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进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人物本身的文化辅导也跟普通人民是同样重要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不是一两天获得了，是一个长期开放政治环境下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过程，最后与科技文明一起共同促成了经济革命。反观中国，在没有任何环境支撑的情况，试图用经济高速发展来实现“一好百好”的单纯想法已经越来越接近碰壁了，｛评论三十六：“改开”本质上就是另一种的“运动就是一切”，其核心当然必定是唯心的！！｝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政治文明也不是一天可以实现的，中国所有关心政治走向的人都必须沉下心来关心一下整个国民的政治文化辅导的大问题，只有把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人民才能用最好的方式参与到政改进程中去，只有人民理解了上层政治改革的合理性才会支持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句话对于普通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也是适用的，请执政党重视她！
五中国执政高层和权力机构会推出什么样的“政改方案”？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个常规的认识：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必须在做事之前做好计划或者规划，至少得先做个准备。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想改革没有错，天天呼喊也没有错，但是，事情到了火燃眉毛的时候，老百姓连“政改方案”的底本都没看见，一大帮人都成天在网上跟着瞎起哄，连哄吵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啊？再退一步讲，就算现在有关方面无法拿出可供讨论的政改方案，因为最高层可能没有达到一致，但是，至少可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也能够象香港市民一样先自己凑合凑合嘛，说不定老百姓可以先讨论出很多的“政改版本”，有了这些版本说不定能减少政改主导层的很多麻烦，经过浓缩以后，说不定可以成为几种相对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层讨论版本，香港市民能整出中央认可的“政改方案”，大陆十三亿多人难道就整不出？｛评论三十七：这段对口号式“政改”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却未能指出其本质就是掌权者对人民大众的“忽悠”、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代版。｝
.........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把中国的选举制度推进到一个完全合理的程序轨道，中间产生了很多偏差和问题，甚至出现了违宪情况，党和政府的中高层领导都没有纳入到正确的选举制度当中，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选举制曾经短暂地扩大了五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后来却因为种种原因嘎然而止，选举制度退回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状态，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分配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模式，也不是西方的政治模式，这种“特色选举模式”已经逐步演变成政治怪胎，有政治分脏的感觉，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继续操弄下去了，这样下去根本就不是政治与经济是否相适应的问题，而是回归到封建时代的超级愚昧的落后政治。｛评论三十八：此言差矣！！作者说“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把中国的选举制度推进到一个完全合理的程序轨道”，那么，什么是关于选举的“完全合理的程序轨道”？ 一、如果这是指完全合理的选举制度，按照唯物辩证法，则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的进步是一个逐步完善的渐近过程，“完全合理”的东西可以无限逼近，却理应无法达到。二、如果这是指人民（或人类）觉醒的“程序轨道”，则文化大革命的唤起民众、组织起来、造反有理、监督政府直至取代政府，正是真正创造人民当家作主“程序轨道”的首次尝试。而判断其是进步还是倒退的标准，我认为就是，邓小平的“改开”通过权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当时的中国人民是否比较广泛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呢？众所周知，当时并没有出现这一情况（虽然在《邓力群自述》中说到了79－80年间，几个大城市中出现了因“反文革”而连带“反毛、反党”的游行示威，但因为这些人属于邓小平的支持者一类，当然邓小平们不会动用坦克去对付他们。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看来，这些人不过属于“疯狗”一族，并不代表人民）。而“改开”30年后的今天，相同的问题，中国人民是否比较广泛地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呢？我想，今天的中国人，决不会否定此种“广泛质疑”已经成为了现实问题了。那么，人民对国家统治集团的执政合法性，由未质疑到质疑，显然，这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个国家是在倒退而不是进步！！因为，由未质疑到质疑，正是“周期率”即将重现的必然表现！！｝
如果中国最高领导团队最终决定采用西方的选举制，我想在未来的“政改方案”推出之前必须做好几件大事：首先，全国人大必须启动修宪程序，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一步，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干出公然全面违背宪法的重大事件，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会愚昧到这个程度；｛评论三十九：“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干出公然全面违背宪法的重大事件”吗？？笑话！！｝其次，重新制定《选举法》，如果有新《宪法》支撑的情况下就可以启动新选举法的制定程序，只有一部完整的新《选举法》才能保证每个有选举权的人能够站到投票箱前，即便是中国学不会西方那一整套东西，就象阿富汗一样，形式上还得象模象样，否则，与大国形象会不相适应；｛评论四十：看来作者对中国的“政改”的要求，只不过是要“形式上还得象模象样”就行，也就难怪有如此水平的文章了！！｝最后，区域规划调整的问题，有很多人可能都不懂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条来，并且我认为这一条是最重大的课题，如果按照现行的行政选举区划来搞西方式选举，不出十年，中国必然要产生大分裂，后果会比前苏联严重十倍，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是定将发生的必然事件。
中共执政高层，如果能在政改之前做好这三件事情，我不反对中国探索一下西方的民主模式，如果做不好这三件事就请在政改问题上另辟蹊径，一条走不通的路闭着眼睛往下走，只能撞得头破血流，没有任何其它的好结果。
即便是中共不打算照搬西方选举制度，仍然按照中国宪法的原则行事，“政改”之路也是要进行的，一方面原因是现在行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变形，与宪法要求的体制相差甚远，虽然不能说是颠覆，但是，走偏的角度很大，必须要校正，另一方面来讲，现行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中有关选举的内容从来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过，从来都没有让最大多数老百姓满意过，从来都没有形成一整套具有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选举制，选民基本上都是看客的地位。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在宪法的原则指导下，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制定一套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改方案”是完全有必要的，不是多余的程序，我从不认为毛泽东时代的选举制度是完美的，以后的时代就更不用讲了，究其原因还是没有真正重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力，现在，是到了还选举权于人民的时代了。｛评论四十一：“软件”的正确运行，首先必须要在“硬件”正确的保证下才能做到。然后才能谈及其他！｝
.........
据我目前的观察，中共高层之中亲西方人士已经逐步占据上风，国内外媒体的焦点也大都集中在亲西方人士身上，只要有机会，就会有人借用西方力量催促中央下定决心搞政改，这种“内挤外压”式的政治环境已经让中国的政治力量角逐进入到一个关键的选择期，最后的“政改方案”有可能是政治力量斗争的产物，谁是胜利者，谁的“政改版本”就是最后的方案，失败的一方必须面对现实缴檄投降。“政改方案”的难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政治角力难决高下的一个判断指标，只要能相持下去，就不会就任何版本面世，因为谁也不愿意因此彻底丧失中国政治的角斗场。｛评论四十二：这话有点道理！｝
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无论何种改革，都有它的目的性，都会有目标和任务，在众多的任务中，又会有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务，判断一项改革是否是动真格还是喊口号主要指标就是看它是否设有必须完成的最重要使命，如果某种改革提出一大堆同等重要的任务，那这种改革多半是为某种具体政治意愿服务的，不是做真的改革，如果涉及到体制上的改革就更加要有优先项，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第一要务是什么必须明确，近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了很多目标任务，但党和政府确立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所有制转变”，怎么转换？简单一点讲就是逐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以私有制为主体带有资本主义属性的经济体制，虽然在正式政策文件中没有得到体现，但实际执行是样这操作的，这种大跨度转变是在一种“不争论思想”的指导下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特色式改革，“不争论”就是不允许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只要求扎实地推进私有化过程，不强调表达上和法理上的明正言顺。｛评论四十三：此段揭露比较准确！也就是说，30多年的改开就是建立在欺骗全中国人民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作者的立场是什么？在我看来，作者的立场不外是：过去了的欺骗就算了，断不可再欺骗了。这种立场的产生是因为作者大概认为，导致今天中国的“抢劫私有化”现状是无法改变的了。而在我看来，一方面，这个世界上国家社会中的一切事物，根本就没有无法改变的东西存在。只要唤起民众，找到力量支持就行。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涉及到今后中国社会的最可能走向问题。在人民大众不成规模地展示自己的力量，逼迫掌权者改变路线、纠正错误的前提下，1949年以前旧中国存在、被新中国基本消灭了的一切罪恶现象，都将必然地在今天“改开”社会重现出来！！例如，“黄、赌、毒、贪、腐、黑社会、资本家”都已经出来了，“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矽肺企业、十小时及以上工作制”出来了。现在就看旧中国的“土匪遍全国”何时出现了？？如果再往后看，就有“军阀割据到混战”再到外敌入侵了。｝
.........
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也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长期存在，只要宪法没修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任何试图动摇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允许的，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坚定维护者和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党地位，反对任何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行动。｛评论四十四：作者幼稚！作者作为一个组织成员，如果不能清楚明白地掌握自己加入组织时的信仰软底线；如果对任何超越组织硬底线和组织信仰软底线的行为不能坚决反抗，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清楚明白的组织成员。那么，你为何要加入此组织？你加入此组织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为了混碗饭吃还是因为有相同的信仰？对比前苏联，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前苏联共产党，完全超越了组织硬底线的行为时，前苏联共产党上千万的组织成员有何反应？？这些组织成员们是“支持党”还是“反对党”？？如果“党”都被解散了，并且正是被组织成员们所说的“党”解散的，再说“支持或反对”有任何意义吗？？当然，中国由于有了前苏联这一“榜样”，想必（仅仅是想必，具体如何仍需今后的事实来说话）会有一些组织成员起来反对此类完全超越了组织硬底线的行为。而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们，也理应（仅仅是理应，具体如何仍需今后的事实来说话）不至于做如此有“前车之鉴”的明显蠢事。更有可能的是，首先完全超越了组织软底线（相当部分超越在中国共产党中已经是现实），然后让共产党完全变质成为“国民党、刮民党”。这时，不过让人民重演一次“文革”直至“武革”，再续毛主席的人民事业即可。以上言论可适用于任何组织，并不仅仅针对共产党。｝
.........
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我敢肯定地说，从执政党的本意来讲，决不会以颠覆自己为目标的，｛评论四十五：天真幼稚！！现实就有前苏联共产党的事实，作者竟然就能视而不见！如此说法，作者究竟打算把戈尔巴乔夫解散前苏共并让前苏联解体而获得诺贝尔“婊子牌坊”奖的“历史功绩”置于何处？？｝从来都不会有这样的政党，但是，如果用人不当，思考不当，选择了错误的政改道路和政改方案，有可能出现被阴谋分子利用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威胁甚至是丧失，为了防止政治体制改革出现方向性错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我认为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第二个问题：中国完全倒向了西方又能怎么样？如果说中国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派取得了胜利，拥有了政改主导权，让中国实实在在地倒向了美国，中国人民可以享受美式民主了，是否就意味着民主这个东西在中国就真的成功了呢？我看不然，一般专家分析民主能否成功会套用一个因素——法律制度。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独立的司法是保证民主成功的最关键一环。我本人也基本支持这种说法的合理性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它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能否取得民主成功的一个最重要考量因素还不是法律，而是文化与素质。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不缺法律典制，但是，中国从来都是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人不畏法是有历史传统的。｛评论四十六：目光短浅！非中国人如此，各国均如此。或者说是个人就理应如此。如果说也存在着非如此的人，那是因为这些人尚未觉醒到自己也是一个人，只能说这些属于被奴性思想统治着的人。他们属于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的人类中的另类！｝我强调文化与素质的重要性决不是有意侮辱中国人，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素质，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政治文化，没文化的人也有少数者很有素质，在现代社会，一般来说，文化与素质大体是成正比的，但在中国，这个规律是例外的，印度人的整体文化水平并不比中国高，但是，印度人的整体素质却比中国高出很多，｛评论四十七：作者此言极不妥！“整体素质”是个什么东西？难道现存于印度底层社会中的根深蒂固的“种姓制”也是一种“整体素质”？｝所以，在印度可以实行一种比较憋脚的英式民主制，而在中国连印度那样憋脚的民主制都做不到，庸俗的现代中国人把“民主”这个东西玩成橡皮泥，想怎么变形就怎么变形，并且最终都能用“中国特色”一而统之的糊弄过去，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美式民主到了中国就会变成金钱与暴力的角斗场，这一点我是敢肯定地下结论的，不会有多少偏差。苏联倒向西方解体了，但民主取得了一点进步，然而这种民主仍然是寡头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俄罗斯不想学好，是因为本来就没有一种理想的适合所有国家的民主，俄罗斯人相对较高的素质还能保证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与俄国人相比，中国人的素质差距之大绝不是用一百年可以接近的，还用二百年时间，中国也许达不到现在俄国人的整体素质，这就是中国无法真正套用西方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评论四十八：作者既然说了“因为本来就没有一种理想的适合所有国家的民主”。那么，中国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套用西方模式”呢？这是明显的悖论嘛！“西方模式”也许是中国某些人的“爹”，但绝不是中国人民的。但这并不是说就不应该自己去对“西方模式”中有益方面有选择地“拿来”用。｝
.........
我想把阻力来源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县级以下政权及普通老百姓；第二个层次是党的高层理论研究机构、学者和智库精英；第三个层次是省地级政权和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团体；第四个层次是中央最高领导系统。
先分析第一个层次，这一层次基本可以认定为农村层次，在这一层次中，虽然人数众多，基础很厚，但是，说得难听一点都是听命者，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主导政治，除非统治阶级已经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逼得底层人民造反，否则他们都是逆来顺受者，即便是县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对中国政权的走向基本也属于不闻不问的心态，他们只比农民多一点点政治觉悟，我可以下结论的说，这一层绝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所在。｛评论四十九：作者此言差矣！！这一层次正是决定“政改内容而不是形式”的长期最大动力或阻力所在。｝
再看第二个层级，党的高层理论研究机构、学者和智库精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不管是宣传资料也好，还是政治理论研究也好，都离不开这部分人的所谓看法和成果，即便是各种媒体，其实也是这些人的展示平台而已，媒体赚的是钱，而占据媒体的还是能代表政府和政治立场说话的一群人，象各级党校、各级高校、各种智库、各种民间研究机构，他们的声音实际上就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现象的总结，这部分人有可能本身就是党的喉舌，有的是借助国外势力形成的挤压国内政治的精英集团，我认为，在这个层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两方面的较量都已经集中体现到了媒体信息之中，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动力派声音很亮，但是，阻力派也不甘示弱，两个方面都没有列出自己的清晰目标，都是在试探对方底线，有点等待时机的感觉。
第三个层是省地级官员及资改派。这一层级大部分是观望派，在资改派中，主张西方民主化的居多，因为，这样更有利于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和资本家参与政治的权力，但他们一般不太表态，因为怕因干预政治祸起萧墙，所以选择观望。而省地级官员更喜欢选择观望，从他们的地位看，不上不下的，既不须承担太多政治代价，也不需要担心太多利益损失，无论怎么改，他们都处于能够自保的范畴，只有省级党、政、军首长会被更高层逼迫表态，其他人估计表不表态都无所谓。在这个层级基本上不存在大范围动力与阻力的问题。｛评论五十：作者此言差矣！！这一层次正是决定“政改内容而不是形式”是否“走样”的短期最大动力或阻力所在。｝
.........
影响中国政治改革结果的第二个因素是做世界大国的决心和信心。从未来世界五十年的发展来看，我预计，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须做未来世界五极中的一极，必须要有这种决心和信心，如果没有，我们从现在起就无须以大国自居了，也不必以大国来激励自己。只要中国想当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国家政治体制必须是中国的，必须是世界模式中的一个样板之一，不能为世界提供可以效仿模式的国家就没有资格在未来世界中担当重要一极，中国未来就是要成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的旗手和阵地，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过“三个世界”的理论，我想提出另一个观点：未来世界将成为“二元世界”（在我的书中有专门论述，此处不表）。中国将是未来“二元世界”理论中的一元。｛评论五十一：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中国是以其在地球上所占地域和人口，决定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也就是说，是其自然属性决定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世界大国，并不是其他因素决定的。如果一个从自然属性来说本来应该属于世界大国的国家，在现实世界上并不是或不能算得上一个大国，其原因只能从此国家内部去寻找，而决不能主要归结于外部。所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是一种自然的要求、自然的回归。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中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是一种国家民族的坠落、国家民族的耻辱。而产生此种国家坠落和耻辱的根源，正在于国家政权领导人或领导层的极端腐化坠落。为了不让此种耻辱在中国再现，同时亦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要求，就必需真正解决国家政权领导人或领导层的极端腐化坠落问题。这本质上就是人民民主或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
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及世界平衡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必须再当旗手，社会主义是人类必须跨入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无论遭遇多少波折，最终的方向是不变的，中国曾经坚定过，现在又开始怀疑，未来也许还会犹豫，不过，最终还是要扛起社会主义这面大旗。｛评论五十二：在今天的世界，一个世界大国是否能够“再当旗手”，是源于其自身的言行和所作所为，是否真正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拥护所决定的。或者说，主要是因为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拥护的思想理论和自身榜样作用所决定的，并不是主要通过强权政治来达到的。正如美国通过其军队和中情局动用军队侵略和阴谋挑起政变，在多个弱小国家中制造战争和动乱，以强权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各国，最终却总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然，美国政治精英们的此种言行，显然是延续了过去大英帝国直至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殖民到侵略的扩张理论，但此种理论已经随着二次大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被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各国人民的觉醒，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