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复制链接]

文章中WUC指-无产阶级，GM指--革命

                评《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作者：萧喜东  2000.10月号

设计论和实践论


    和制度论相联系的另一个流行思维方式，就是设计论，它认为：只要在纸上完成学术上的理性设计、解决了智力上的问题，一个制度是否能正常运作、是否优于其他制度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一旦设计出来一个理论上的最优的制度，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它实施于人间，从此完事大吉。和这种书生气的设计论相对立的，是实践论，它认为：建设新社会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而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实现的，体现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特别是与人奋斗的实践中。假如说，制度论、设计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就是按照蓝图盖房子、设计和建造出一种结构，是对自然的机械性的改造，那么，矛盾论和实践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是博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战略交手，其指导思想是兵家辩证法。

    在实践论看来，无论是社会的总体布局，还是微观管理的安排，都不是仅仅靠在纸上预先解决智力问题，然后机械地付诸实施的。任何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观念，只能在具体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在智力上一次性地、预先设计出“最佳”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实践总会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因而也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具体的、个别的智力问题，因而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地GM。
  
    设计论者认为学术、知识等等是理性的、价值中立的、和权力无关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一位设计论者的朋友经常劝导我们：左派也应该象右派那样，搞出高学术水平的调查研究和政策方案，才能说服听众。我们的回答是：右派所生产的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是和他们所垄断着的信息渠道、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无法分开的，让左派和右派展开学术上的奥林匹克竞赛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无关宏旨的。


    一个最反映制度论和设计论心态的提问方式就是：“假如你上台你推行什么政策？”这个问题的肤浅性在于：不懂得经济纲领和社会政策是对过去的斗争历史路径依赖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那要看我是怎么上台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上台后和新中国领导人上台后的纲领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欧领导人上台主要依靠外力而不是群众运动，而新中国领导人是靠革命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而执政的；制度安排是斗争力量对比和博弈较量的结果，而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从上至下地布置出来的。究其根本，制度论和设计论反映了一种轻视群众、把社会过程视同物的管理的精英心态。


    其实这也是中国经验和苏联经验的重大区别之一。毛泽东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精辟地道破了这种分歧：“把群众斗争只看作［经济计划］‘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


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评价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在左派内部，这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盖棺论定的题目。这里，我们按照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试图提出一个有别于易静山的看法。


    不能用制度论的孤立、静止和非历史的观点看待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如果成立，我们就必须知道：这是在什么世界和历史背景里而言？和它对立着的事物又是什么？“斯大林模式”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关系？显然在这篇评论里是很难详细讨论有关的大量理论问题和历史资料，这里只好简要地说明一些初步的看法。


    十月革命的初衷并不是在落后的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赶超战略”等理论与实践，是在全欧洲革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挫败、苏维埃工农政权被长期孤立这一始料未及的严酷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是在得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支援的条件下，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依靠俄国自身的薄弱物质基础保卫工农夺取政权的革命果实的悲壮努力。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主动选择，不如说是整个欧洲革命失败的被迫结果。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家建设的意义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俄国内部的社会制度变迁，而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震荡、大改组和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企。这才是考察和评价所谓“斯大林模式”应有的世界历史框架。
  
    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与其说是在苏联内部，不如说是在苏联外部：在于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震荡，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发达地区的唤醒和鼓舞。我们观察到：苏联的出现，对西方社会的劳动阶级和广大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迫使西方统治者给人民更多的权利，迫使西方社会作一定的改良，使西方主流体制被迫接受人权、民族自决、男女同权等等和共产主义思想有关的口号。但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以及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则是恰恰相反：反革命军事围堵使苏联长期处在革命恐怖之下，使苏联领导忙于肃反，困于内讧，西方军事压力和颠覆阴谋是压抑苏联内部民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苏联对世界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鼓舞和支持是人所共知的，其实，苏联和世界体系脱钩、以赶超战略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在一个时期内更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倾慕和学习的对象。
  
    另一方面，苏联经验在创造财富方面虽然是成功的，但在劳动者充分当家作主、实现彻底解放方面，没有完全达到人民对新社会的期望。如何评价苏联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失误，仍是一个尚待完成的重大课题。这才是评价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经验的关键，而易静山的文章完全没有触及。


    对于斯大林，实行三七开是大体不错的，问题在于：他的三分错误的实质是什么？这些错误和苏联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失误有什么关系？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和斯大林的苏联有什么样的继承关系？


    不仅需要加深对斯大林三分错误的批判，也要加强批判庸俗观点对斯大林的那些批判，比如，个人崇拜，粗暴专制等等。不错，这些是斯大林的问题，但除开个人崇拜和粗暴专制之外的那些苏联社会的黑暗面，才是苏联经验中更应该加以批判、肃清和克服的。这包括：拒绝承认人民内部矛盾、见物不见人、效率挂帅而非政治挂帅、专家治厂治国、培养高薪阶层、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沙文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机会主义（如雅尔塔协定美苏合作统治世界）。所有的这些黑暗面，都在斯大林时期就出现了，而且形成根深蒂固、盘根错结的习惯势力。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在斯大林的三分错误中，至少有一分、两分是修正主义的错误？

    刚才已经说过，只有把“斯大林模式”放在冲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唤醒和鼓舞被压迫人民的框架里，“斯大林模式”才是被肯定的。相反，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WUC专政下继续GM这个范式之下，“斯大林模式”就成了“毛泽东模式”的对立面，苏联经验就成了新中国经验的对立面，“斯大林模式”（或苏联经验）就是一对矛盾中保守、落后和反动的一方，就应该加以否定和扬弃。对“斯大林模式”既肯定、又否定，这才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应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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