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77.8伪11大（伪G一大）标志所有制领域官僚资产阶级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初步 形成
在本文序言里，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断：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 一个人 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 小人 而是写成 巨人 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 相反，我 则是 证明 ，法国 阶级斗争 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摘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序言》 】
晚年的恩格斯在189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明确指出：
【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致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 社会的经济发展 ，是 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是 由此 产生的社会之 划分 为 不同的阶级 ，是这些 阶级 彼此之间 的 斗争 。————摘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年英文版导言》】
对于“资产阶级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这样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必须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研究探讨。
一、没有政权的强大反作用，大规模变更所有制就无法进行
本文力求遵循马列毛主义的教导，对1976年以前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存在的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的构成划分以及1976年前后的阶级斗争进行梳理分析，得出以下观点：
1976.10.6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军事政变导致的全局性资本主义复辟，根源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彼此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矛盾对立面斗争统一所产生的“倒退”性“转化”结果。
1976.10.6，资产阶级用武装政变夺取党政最高领导权，占据矛盾主要方面，自上而下实施血腥暴力的全局性反革命复辟，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1976.10.6华汪叶李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是导致两大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政党和政权性质突变的决定性条件。
1976.10.6是政党和阶级专政性质突变的分界点。
1976.10.6当天，华汪叶李集团发动的反革命军事政变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央政权，代之以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央政权，标志着资产阶级专政从此建立。
1976.10.6，资产阶级用暴力夺取党政最高领导权，自上而下实施全局性反革命复辟，由此打开了资本主义全局性复辟的闸门。
1976.10.6就是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实施全局性资本主义复辟的起始点。
1976.10.6就是【 中国GCD 】同【华D叶李陈汪 伪G 】的历史分界点。
1976.10.6就是【 无产阶级专政 】同 【华D叶李陈汪/D/H/ZH/J/H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分界点。
1976.10.6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同【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内）历史时期】的分界点。
1977.8的伪11大（伪G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政党、政权 质变 过程终结。
而对1976.10.6的华汪叶李政变，则还有其他说法，兹列举两种：
第一种说法：“ 个人叛变 不等于 集体叛变。认定个人性质、党和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性质的改变，有不同的标准和条件。在世界历史上，有发生了领导人的政变而导致执政党和国家路线和方向发生改变的事例，但那都有各自具体特殊的环境和条件。象华国锋这样的 个人 叛变，对 当时 条件 下的 中央领导集体 以后发生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但 不能在 二者 之间简单地 划等号 。”
照这种说法，华国锋的 “个人” 叛变作用是空前强大的。
那么，76.10.6前后，10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仅仅出了 华国锋 一 个 “叛徒” 吗 ？
根据前文列举的大量事实，我们要问：除了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这些组织政变的核心主谋外，华国锋的徒党李鑫、陈锡联、吴德、吴忠、张耀祠、武建华、吴烈、杨贵等等难道没有参与政变吗？这些人不是“叛徒”吗 ？纪登奎、倪志福、王海容、唐闻生、吴冷西等等在1976.10.6以前不是已经成为动摇变节的阶级异己分子了吗？ 这些人是“个人叛变”还是“集体叛变”？
与华汪叶李勾结串联、在政变后充当反革命维持会的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乌兰夫、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等等不是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吗？这些人是“个人叛变”还是“集体叛变”？
积极充当华汪叶李反革命走卒的杨成武、梁必业、李德生、苏振华、张廷发、耿飚、粟裕、肖劲光、吴富善、傅崇碧、宋时轮、肖华等等不是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吗？这些人是“个人叛变”还是“集体叛变”？
在1976.10.6当天，华汪叶李把持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在专政吗？在1976.10.6当天，华汪叶李把持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没有发生质变吗？
在1976.10.6当天，中南海警卫团（8341部队）、北京卫戍区、军委三总部、各大兵种总部、公安部、北京市委、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首脑机关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喉舌等等上层建筑、专政机关没有发生质变吗？
1977年8月华国锋主持的伪11大上，被清理的原10届中央委员高达63名，而被华叶D李汪“擢升”为伪11届正式中央委员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成员高达91名，这91人加上【完全赞同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完全赞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的另外110名原10届正式中央委员，总计201人，这总计201人的庞大集团，难道也是什么“个人叛变” 的结果吗？！在1977年8月华国锋主持的伪11大上，难道没有发生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集体叛变”吗？！
在伪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年半前————1977.8月的伪11大（伪G一大）上，华国锋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以 粉碎‘四人帮’ 为 标志 ，宣告 胜利 结束 了”。
华叶D李汪伪11大中央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路线、纲领”还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纲领”？
华国锋这些话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意志？是无产阶级的意志、还是资产阶级的意志 ？难道是什么“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意志吗？！
假如说“1976.10.6”政变仅仅属于“个人叛变”范畴，没有出现“集体叛变”的话，那岂不是恰恰让马克思所说中了吗？————“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 一个人 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 小人 而是写成 巨人 了。”
对于这第一种说法，前文已经一再作出了反证————1976.10.6就是【毛泽东路线的 中国GCD 】同【华D叶李陈汪 伪G 】的历史分界点。这里不再赘述。
请看第二种说法————所谓“1976.10.6华汪叶李反革命军事政变是 资本主义复辟 完成 的质点”。这种观点似乎是说，“1976.10.6华叶汪李资产阶级上台标志资本主义复辟已经由量变完成质变”；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口咬定————“1976.10.6之后不存在任何公有制”。
与华国锋、向群一类异口同声叫嚷“（1976.10.6以前的）党内根本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清源————魏巍、澄宇的门下走卒就是这第二种说法的鼓吹者。
这里着重剖析一下清源谬论的实质，探究一下1976.10.6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所有制演变问题。
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政党、政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建立在一定生产力之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在社会形态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可以起到巨大作用，经济基础并非社会发展中的唯一积极力量，上层建筑可以通过对经济基础的巨大作用加速社会形态的演变；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演变，是原来社会形态内部矛盾斗争统一的结果，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本文认为：1976.10.6资产阶级用暴力夺取党政最高领导权，占据了政党、政权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政党、政权的性质，1976.10.6是政党和阶级专政性质突变的分界点。
1976.10.6当天，华汪叶李集团发动的反革命军事政变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央政权，代之以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央政权，标志着资产阶级专政从此建立。
1977.8的伪11大（伪G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政党、政权 质变 过程终结。
1976.10.6当天开始，资产阶级用暴力夺取党政最高领导权，自上而下实施全局性反革命复辟， 1976.10.6是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实施全局性资本主义复辟的起始点。
而按照清源之类的谬论，在1976.10.6资产阶级上台、政党、政权质变的一霎那时刻，中国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同时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在1976.10.6资产阶级上台、政党、政权质变的一霎那时刻，中国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就“不存在任何公有制”了；在1976.10.6资产阶级上台、政党、政权质变的一霎那时刻，资本主义复辟已经结束；在1976.10.6以后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了。
那么，1976年10月7号凌晨1时这个历史节点是不是属于清源所谓的“1976.10.6 后 ”？
在1976年10月7号凌晨1时，原十届中央的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那些仍然当权的毛泽东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都被 镇压了吗？
具有十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身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1976年10月7号凌晨1时 都被剥夺权利、被镇压了吗？
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县、军队、工厂、公社、学校、商店、医院革委会中当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1976年10月7号凌晨1时都被剥夺权利、被镇压了吗？
在1976年10月7号凌晨1时，那些仍在当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军队、工厂、公社、学校、商店、医院都已经是“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吗？
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是在1976.10.6 当天被镇压清洗的吗？各地的军队、工厂、公社、学校、商店、医院中当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是在1976.10.6 当天 被镇压清洗的吗？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据《1976年ZH国大事记》，1976年10月6日华汪叶李反革命军事政变得手后，于当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7日三四点钟】。
就连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是在1976.10.7（也就是1976.10.6后）才被吴德们镇压下去的（见《1976年ZH国大事记》）。
《1976年ZH国大事记》还说：
【10月8日至15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被彻底粉碎。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解决保定地区 武斗 问题的《布告》，《布告》说：保定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根子就是“四人帮”。《布告》重申要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成立由秦基伟负责的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规定了解决保定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按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1月16日起，开始着手解决保定地区长期武斗的这一“老大难”问题，共拆除了192个武斗据点，收缴了数以万计的枪支弹药，逮捕了21人。
11月17日，中央办公厅给各地发出这个《布告》。】
那么在1976年10月7号————即上海的武装起义尚在准备、尚未被镇压的时候，那些正在调集民兵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们掌握的生产资料都是“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吗？
这个《1976年ZH国大事记》的作者不是指1976年11月保定的武斗事件【根子就是“四人帮”】吗？那些后来被逮捕的21名所谓“武斗者”，不正是1976.10.6后执行毛泽东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吗？这些革命派在1976年10月7号丧失了无产阶级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吗？他们的“武斗”装备，难道是从什么“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中偷来、抢来的吗？
所谓“76.10.6 是 资本主义 复辟完成 的 质点 ”、所谓“76.10.6 后 不存在任何公有制 ”的说法不是歪曲事实吗？难道“1976.10.7”就不是“1976.10.6 后 ”吗？难道“ 1976.10.7.1：00”就不是“1976.10.6 后 ”吗？
华汪叶李及其新组建的伪G中央政权在“1976年10月7日零时”之前就已经全部完成资本主义 复辟 了吗？诡辩论者的逻辑，或许只有诡辩论者的同党能够理解。
本文认为，政权 与 生产资料所有制 是两个事物；分别是2个相对独立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当然政权 与 生产资料所有制 之间又形成一个对立统一关系；而作为上层建筑主要成分的阶级专政与社会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统一体）之间也有着矛盾对立统一关系。
阶级专政的性质可以强有力作用于所有制性质、作用于经济基础性质、作用于社会形态性质的演变；一般情况下，阶级专政的性质能够反映出所有制性质、经济基础性质、社会形态的性质；但在两种社会形态更替时期，阶级专政性质的改变往往 先于所有制性质、经济基础性质、社会形态性质 的改变；在两种社会形态更替时期，阶级专政性质的改变 往往与 所有制性质、经济基础性质、社会形态性质 的改变并不同步。
首要的问题是政权问题。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这是一般规律。”
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说：【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
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
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
1949.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阶级专政性质 发生突变。
但1949.10.2乃至1949.10.2以后相 当一段时间，全国解放的进程仍未结束。全国范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规模变更也就尚未提上日程。
据《ZH国gcd历史大事记》：
【1949年10月1日之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地区有：广州（10月14日），桂林（11月22日），重庆（11月30日，蒋介石逃离），南宁（12月4日），云南、西康（12月9日），成都（12月27日）。
1950年4月16日至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三万余人。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1949年10月1日之后，随着革命政权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逐步巩固，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运用人民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
【到1949年底，除西藏和少数地区外，全国大陆解放。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人民政府先后没收了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企业共二千八百五十八个，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农村，已在一亿二千万人口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ZH国gcd历史大事记》】
清源之类为了鼓吹其荒唐谬论竟然到了歪曲历史事实胡说八道的地步了，清源居然说什么【49以后，这时在经济基础里虽然依然是资本的个人占有，但这种个人的占有已经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这种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了————摘自《清源：76以后不存在任何公有制》】。
难道原本的蒋介石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经济、国际垄断资本所有制经济、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经济【在 1949.10.1当天 】“就已经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已经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了”吗？
首先，1949年以后，原本的蒋介石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经济、国际垄断资本所有制经济是被无产阶级政权 没收 转为 社会主义 全民所有制经济，而不是清源歪曲的什么“国家资本主义”：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 全民所有 。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为 全民所有 了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其次，1949年以后无产阶级政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对象不是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而是民族产阶级所有制经济，是对一般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其三，清源所谓【49以后…资本的个人占有 已经 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完全是歪曲事实————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很明确，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是1949年后无产阶级政权推进的【没收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合作化】这“一系列变化” 的结果 ，没有这“一系列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占有不可能【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
而直到1950年12月之前，也还有国际垄断资本所有制经济并未【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
【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此后，对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人民政府也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把一千多家外国资本企业陆续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部分。————《ZH国gcd历史大事记》】
1949年10月中央政权建立后，也仍存在巨大规模的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的大面积废除是在1950年以后——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三十日公布施行。《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此后，土改运动在有三亿一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地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ZH国gcd历史大事记》】
可以说，没有政权的强大反作用，所有制变革根本无法进行。
1949.10.1以后 ，所有制性质、经济基础性质、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 是在 政权——上层建筑 的强力作用 下 通过 一定的过程 才得以改变的————首先通过军管、没收等国家强制手段，在 较短 的时间（“较短的时间”也是一个过程）内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对一些帝国主义资本采取了征用手段） 质变 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随后用较长时间开展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程到1956年才结束。也就是说，直到1956年，所有制性质、经济基础性质、社会形态性质 全面质变 为 社会主义 的过程才基本结束。
也就是说，1949年10月1日后，【（无产阶级政权通过军事管制等国家强制手段）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 全民所有】标志着所有制领域“社会主义质变”的开始，【没收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所有制领域“社会主义质变”的开始】绝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当天发生、更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当天或1949年10月1日之前 已经完成 的。
前文所引的《ZH国gcd历史大事记》记载：
【到1949 年 底 ，…随着 人民解放军 的胜利 进军 ， 人民政府 先后 没收 了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企业共二千八百五十八个，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1949.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阶级专政性质 发生突变，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 革命的开始；但 革命性质、阶级专政性质 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所有制性质、 社会形态性质 同时已经 立杆见影 相应发生了改变 ；1949.10.1政权性质改变后，所有制性质、社会形态性质没有立即同步改变，也不可能立即同步改变。
之所以说，1949.10.1是 新旧社会 的分界点，是就 社会历史分期 讲的，是说明，自这个历史时间节点开始，全国范围内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秩序 开始全面建立 ，但绝非意味着 全国范围内新社会制度、新社会秩序的建立 已经全面完成。
同理，1976.10.6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标志着政党性质、阶级专政性质 发生突变，但阶级专政性质 的 质变 并不意味着所有制性质、 社会形态性质 已经同步改变；从1976.10.6起，在全国范围内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 开始全面建立 ，但绝非意味着 全国范围内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建立 已经全面完成。
二、对经济唯物主义的批判
清源一类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抛出的 “1976.10.6华叶汪李资产阶级上台标志资本主义复辟已经由量变完成质变”、 “1976.10.6之后不存在任何公有制”等论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蓄意歪曲和践踏背叛，是典型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潮的直观反映，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唯心主义反动思潮的直观反映。
何谓“经济唯物主义”？
【经济唯物主义，又称“经济决定论”。一种庸俗的机械的历史观和 崇拜 自发性 的机会主义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首领伯恩施坦、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孟什维克等都是经济唯物主义的鼓吹者。经济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认为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二）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三）宣扬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革命阶级不需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自觉的革命，新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四）简单地用 经济因素 的 自动 作用 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对经济唯物主义作了彻底地揭露和批判。特别是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写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批判了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揭露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进一步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除经济因素之外，对历史发展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阶级斗争、上层建筑和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1890年9月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列宁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书中，又进一步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了经济唯物主义。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 ... GJ89G41&xpos=84】
《简明哲学辞典》（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三联书店出版，197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说：
【经济唯物主义：片面的、庸俗的、认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历史观。经济唯物主义否认政治、政治机构、思想和理论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经济唯物主义的维护者在西欧有伯恩施坦，在俄国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和孟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是经济唯物主义的代表。经济唯物主义者企图把自己的庸俗唯物主义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和经济唯物主义根本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从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解释政治机构、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同时也强调政治机构、思想和理论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简明哲学辞典》的【恩格斯】条目中还说：【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硬要人相信，似乎历史唯物主义只承认经济的变更起决定作用，而否认上层建筑——国家、思想体系等的任何作用。……恩格斯在1893年给梅林的信中写道：这种见解的基础“就是那种死板的非辩证的因果观，根据这种观点，原因和结果是永远如此地相互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绝无相互作用。这些老爷们（即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编者注）常常故意忘记，历史现象一旦为其他原因、归根到底为经济原因所产生，便立即对周围环境发生作用，甚至可能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在1894年再一次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 互相作用 并对 经济基础 发生 作用。 并非 只有经济状况 才是原因 ， 才是积极的， 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
清源一类极力鼓吹的所谓“1976.10.6华叶汪李资产阶级上台标志资本主义复辟已经由量变完成质变”，所谓“1976.10.6之后不存在任何公有制”等反动思潮，不过是极力掩盖华叶D李汪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上台后，利用资产阶级中央政权自上而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历史罢了，不过是极力掩盖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残酷镇压北京、保定、上海、武汉、广州、浙江、福建等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腥罪行罢了，不过是极力掩盖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动用国家暴力机器，通过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经济上、舆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面清剿、残酷打击，通过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强大反作用来全面破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罪恶历史罢了，不过是极力掩盖资产阶级中央政权通过实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针、政策迫使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 资本主义质变 的罪恶历史罢了。
列宁指出：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1917年9月）
前文已经引用了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论断：【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
而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张春桥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1976.10.6华叶李汪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上台后，如果资产阶级中央政权不自上而下全面推行【“抓纲治国”，……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不动用暴力机器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权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面清剿，如果不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面清剿，如果不动用暴力机器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全面镇压，如果不制造人妖颠倒、混淆黑白的反革命舆论，如果不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名字”作掩护，如果不玩弄所谓“提高职工工资、改善职工生活”一类“灌迷魂汤”式的麻醉欺骗策略，如果不推行经济领域“利润挂帅”等资本主义复辟行动，那么，1976.10.7当天乃至1976.10.7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北京以外各地尚未被镇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会自动退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舞台吗？1976.10.7当天乃至1976.10.7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北京以外各地的公有制经济体中，官僚资产阶级能够垄断生产资料、垄断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吗？1976.10.7当天乃至1976.10.7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原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生产关系会质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统治和服从的生产关系”吗？原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协作、竞赛”经济关系会质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金钱（利润）、竞争”经济关系吗？
1976.10.6资产阶级上台后，资产阶级反革命中央政治局、资产阶级反革命国务院、资产阶级反革命军队8341部队、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的黑司令部、资产阶级反革命中央军委三总部的黑司令部等等这些资产阶级反革命中央政权，能够在1976年10月6号一夜之间把全国范围原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转换为全国各级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把持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经济吗？
三、华国锋伪中Y的利润挂帅
对于华叶D李汪1977——1978统治下的社会性质，也还有一个说法（据说这个说法的提出者是清源的论敌）：【76年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是党内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占领上层建筑的突破口, 其后的二年是党内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逐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过渡期(过程), 经济基础领域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从三中全会开始的。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理】。
本文已经论定【1976.10.6资产阶级夺取政党、政权的最高领导权，标志政党、政权已经发生质变，标志资产阶级专政从此建立。1976.10.6就是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实施全局性资本主义复辟的起始点】。
所以，本文认为所谓【76年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是党内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占领上层建筑的突破口，其后的二年是党内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逐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过渡期(过程)】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而所谓【经济基础领域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从（1978.12的伪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 的】这个观点，当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难道说上层建筑领域资本主义复辟的同时经济基础是静止不变的吗？上层建筑领域资本主义复辟的 同时 经济基础领域没有资本主义复辟吗？
1976.10.6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夺取党政最高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后，资产阶级反革命在对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清洗镇压的同时，没有派出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原本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工厂企业进行管制、接收吗？将原本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工厂企业进行管制、接收后，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没有推行“揭批四人帮为纲”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吗？将原本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工厂企业进行管制、接收后，原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生产关系” 没有质变 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统治和服从的生产关系”吗？将原本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工厂企业进行管制、接收后，原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没有被上台了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所垄断吗？
在1976.10.6——1978.12的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华叶D李汪反革命集团没有在经济基础领域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吗？
请看：
1977年3月3日——1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一九七七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进行的重大斗争，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这对于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起了积极作用。
————摘自《中国gcd大事记》
所谓“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难道不是“要不要坚持华叶D李汪等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为首的党的领导”吗？所谓“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 等等，不就是公然割裂无产阶级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变相鼓吹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吗？不就是华国锋伪十一大报告所谓“揭批四人帮为纲、抓纲治国”、“迅速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日益增强的物质基础，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反革命舆论的先声吗？所谓“要不要规章制度”不就是资产阶级“管卡压罚”舆论的出笼吗？不就是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革命理论的反攻倒算吗？所谓“要不要引进新技术”不就是片面鼓吹外国经验、对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革命建设方针的变相否定吗？当年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洋奴哲学、爬行道路，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洋框框，走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道路，对外国的好经验可以借鉴，先进技术可以引进，但决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是错误的吗？所谓“要不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就是“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抛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竭力从分配方面拉大差别、推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伪装吗？所有这些不就是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体现吗？
在1976.10.6——1978.12的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华叶D李汪反革命集团没有在经济基础领域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吗？
再请看：
北京号召利润挂帅(1977.08.27)
在党的十一大精神鼓舞下，全国到处是热气腾腾的喜人景象，国民经济正在出现新的跃进局面。......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各级财政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高度重视。
社会主义企业要不要盈利？国家要不要积累？这是一个被“四人帮”搅乱因而必须澄清的大是大非问题。......企业上缴利润多，国家积累多，基本建设就有更多的资金来源，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就有了物质基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企业实行经济核算，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诬蔑为“利润挂帅”。......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一些企业盈利下降，有的还发生亏损。他们的罪恶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家底搞光，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搞垮，搞乱无产阶级天下，以便乱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必须广泛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大张旗鼓地批判“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揭发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增加盈利，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职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利润挂帅”是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利润为中心，不顾党的政策，不顾产品质量，不顾国家利益，搞资本主义的邪门歪道。“四人帮”干扰和破坏严重的地方就是这样干的。我们必须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切企业单位，除国家允许的政策性亏损以外，都必须有盈利，不许亏损。......
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是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加强对扭亏增盈工作的领导，把这项工作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认真贯彻执行。要指定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财务工作。各级领导都要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抓扭亏，抓盈利，抓积累；而且要大抓、狠抓，抓紧、抓好、抓出成果来。为此，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典型，树立标兵，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企业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既要抓好生产，又要抓好财务，坚决克服只抓生产，不抓财务的错误思想。对国家规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逐项进行考核，全面实现多快好省。不能为国家盈利，甚至发生经营亏损的企业，不能选为大庆式企业。......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和税收，必须及时足额地缴入国库，任何地区、部门和企业单位，都不得擅自挪用、挤占和留用。......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全国形势越来越好。革命蓬勃发展，生产蒸蒸日上。我们一定要抓紧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生产，切实做好扭亏增盈工作，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积累，为实现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摘自1977.08.27《人民日报》“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文）
http://chinausnews.com/zrg/viewt ... page%3D1&page=2
这个资料表明，在1977年8月，华叶D李汪伪G中央在经济领域已经公然祭起了“利润挂帅”的黑旗。
1977.08.27《“人民”日报》这篇《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的文章就是华叶D李汪伪G中Y推行资产阶级经济主义的一个确证，就是华叶D李汪伪G中Y在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确证，完全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全面反动。
197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6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1976年政治经济学讲话》）指出：
【怎样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呢？毛主席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政治、思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及时地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完善、不适应的部分，巩团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保证生产的社会主义方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不断的发展。否则，如果不抓革命，只埋头搞生产、搞技术，不仅生产上不去，而且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就会复辟。所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生产发展的动力。
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把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仅仅归结为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否认劳动群众在生产中的决定作用，鼓吹“生产第一”、“技术第一”、“专家治厂”，贩卖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这种谬论的实质，是抹煞社会主义时期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否定革命统帅生产，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他们的反动谬论，为我们党制订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这一方针科学地阐明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辨证关系，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引着我们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1976年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第三讲 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刊发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也掐头去尾拼凑了一点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个别词句，以遮人耳目，然而文章通篇找不到一处毛泽东始终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字样，根本不提“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割裂“革命”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极力片面鼓吹“为‘国家’增加积累，增加盈利”，这难道不是“利润挂帅”、“生产第一”的资产阶级经济主义吗？
其实，就算华叶D李汪们也还把“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叫上几声，世人也都明白他们到底要革什么命——他们的革命对象就是所谓“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篇文章出笼的时间是1977.08.27，正是华叶D李汪伪11大（1977.8.12——1977.8.18）结束之后。可见，在1977.8华叶D李汪伪11大之后，华叶D李汪及其徒党们就连口是心非地喊上几声“抓革命、促生产”也很不情愿了。
社会主义生产到底该怎样正确解决“积累”问题？
《1976年政治经济学讲话》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必须是满足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必须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及时地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速技术改造，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的活动。在进行生产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怎样布局等，都必须服从这一规律的要求；在安排分配时，规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构成，也必须服从这一规律的要求；在组织交换时，内销与外销、供应城市与供应乡村的比例的规定，各类商品比价的确定，也都必须服从这一规律的要求。总之，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一切“利润挂帅”、“生产第一”、“自由经营”、“自由价格”、“物质刺激”、“分光吃尽”等修正主义的邪门歪道，都是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的，都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与之相适应的实现目的的手段的一种反动，其结果必然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1976年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第三讲 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必须贯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根本原则，但与此同时，也应考虑国民收入的物质构成，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受着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所制约的。一般地说，积累基金的增长应当同生产资料的增长相适应，消费基金的增长应当同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适应。努力发展生产，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1976年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第八讲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一、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
而1977.08.27《“人民”日报》这篇《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的文章叫嚷“不能为‘国家’盈利…的企业，不能选为大庆式企业”，难道是“兼顾社会主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吗？难道考虑了“国民收入的物质构成，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吗？难道是“服从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吗？难道不是在鼓吹“利润挂帅”、“生产第一”吗？
这篇文章鼓噪什么【要指定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财务工作。各级领导都要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抓扭亏，抓盈利，抓积累；而且要大抓、狠抓，抓紧、抓好、抓出成果来。…企业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既要抓好生产，又要抓好财务，坚决克服只抓生产，不抓财务的错误思想。对国家规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逐项进行考核…..】
看看社会主义企业到底该怎样抓好企业管理的，好吗？
【在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从事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刘少奇一伙出于反革命目的，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全面推行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他们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实行“生产第一”、“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大搞“专家治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对广大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相互关系，阴谋把社会主义企业引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坚持政治挂帅，就是要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技术、业务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政治是统帅，是领先的，它决定着经济、技术、业务的发展方向。因此，在企业的一切工作中，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要坚决反对那种埋头业务，忽视政治，用物质刺激代替政治思想工作的错误倾向，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虽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诸如政治管理、生产管理、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和生活管理等，但其根本任务则是紧紫抓住 阶级斗争 这个纲，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努力使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手里，巩固和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促进生产高速度地发展，使企业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那种把企业仅仅看成是生产单位，把企业管理的任务仅仅理解为发展生产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
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实质，为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指明了方向。————《1976年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第四讲 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三、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毛主席讲：【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1977.08.27《“人民”日报》这篇《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极力鼓吹“抓生产，抓财务，抓指标、抓考核，抓扭亏，抓积累，抓盈利”，他们是在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吗？华叶D李汪伪中Y统治下各个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手里”吗？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工农群众、干部和技术管理人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革命精神吗？所谓“各级领导都要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抓扭亏，抓盈利，抓积累；而且要大抓、狠抓，抓紧、抓好、抓出成果来”，体现了 “工农群众监督干部，帮助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等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吗？这篇文章所谓“企业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是在搞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还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人民群众在这些企业里不是已经变成“驯服工具”了吗？这篇文章所谓“企业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不正是毛主席批判的“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的“反动权威”吗？他们同群众的关系不就是“统治与服从”的“猫鼠关系”、“父子关系”、“油水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吗？除了Dshoping体系上的走卒（76.10.6前的走资派）外，所谓“企业党委主要负责人”的绝大部分在1976.10.6以前不就是毛主席严厉批判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成员吗？只不过从1976.10.6资产阶级建立专政之后，他们已经和Dshoping走资派集团一起演变为了上了台的官僚资产阶级罢了。这些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在《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抓生产，抓财务，抓指标、抓考核，抓扭亏，抓积累，抓盈利”的黑指示下，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将“阶级斗争为纲”变成“揭批‘四人帮’为纲”，用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偷换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疯狂推行“利润挂帅”、“生产第一”的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难道不是事实吗？
通过上述资料的对比，还能够说什么【在1976.10.6——1978.12的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华叶D李汪反革命集团没有在经济基础领域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吗？所谓【经济基础领域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从（1978.12的伪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 的】说法还能够站得住脚吗？
恩格斯说：【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 国家权力 的以及和它同时 产生的 反对派 的运动 的反作用 。......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如果华汪叶李不能攫取政权，资产阶级能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吗？！
恩格斯讲“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历史充分证明，1976.10.6华汪叶李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就是立即全面“阻止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并将经济发展转到相反方向”，从而以刀和血、以蜜糖包裹的毒药来充分发挥 上层建筑 对于 经济基础 的巨大反作用 直接导致原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 76.10.6——77年7-8月 之间 十分短暂 的时间内 基本上 转变为 由官僚资产阶级所主导、 由复辟了的大大小小 官僚资产阶级分子 掌控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经济。
1976年10月6日，华汪叶李发动政变上台，完成了由修正主义者到官僚资产阶级的转变，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华汪叶李攫取了最高国家权力。对1976.10.6后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华汪叶李、华D叶李陈汪们来说，“暴力（即国家权力）”当然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1976.10.6资产阶级夺取政党、政权的最高领导权，资产阶级专政从此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已经建立，政党、政权已经发生质变。从1976.10.6开始，上台了的资产阶级随即利用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中央政权自上而下启动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科技各个领域全局性的资本主义复辟。
政党、政权的质变当然有一个过程，实际上大概在1976年底——1977年初，毛泽东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核心骨干基本上已被华叶D李汪伪G的国家机器清剿完毕，到1977.8华叶D李汪伪11大之前，全局、全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主体队伍遭到全面清洗，在1977.8，得到“擢升”的91名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成员与华叶D李陈汪等原10届中央委员会的110名叛徒、动摇变节分子一起组成了华叶D李汪的伪11大（伪G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1977.8的伪11大（伪G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政党、政权 质变 过程终结。
1977.8的伪11大（伪G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顺利”举行，也标志着自1976.10.6开始的全国、全局性资本主义复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原10届中央委员会63名中央委员
遭到整肃，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斗争已被基本平息或被加以控制，各地当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大部分已被清理，全国范围、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已被强大暴力机器支撑下的华叶D李汪反革命路线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全面占领，“利润挂帅”的政策已经普遍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金钱、竞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原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互助协作、劳动竞赛”的生产关系。
基于上述论证，本文认为：1977.8的伪11大（伪G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质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
1977.8的伪11大（伪G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华叶D李汪伪中Y统治下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