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左翼对民主问题的争论
作者 袁庾华
内容提示：
谈民主，必须包括西方代议制民主和中国文革式大民主。“大众民主”也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不能和大民主混淆。类似于中国大民主的还有西方的“参与民主”。
“社会主义的遗产”不是那些“招牌”，也谈毛主席和党史。
真正的社会主义遗产，首先是文革的大民主传统，网络不能替代““四大”；“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不民主的基础上。民主不会导致国家分裂；新“血统论”中的“红二代”现象对原“毛派”阵营的分化，“毛主席一再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原“毛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围绕民主和体制，都在左右分流；毛主席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就是“人人起来负责”。
真正的民主，将改变世界，也能改造中国。
“左派内部争论的焦点转变成了民主问题”,应该是从去年秋冬开始的。在这之前，仅仅是几个海外和学院内的新左翼学者或“明星”式人物能够在主流媒体上谈民主。多年来，海外一些媒体和学者一直在惊叹：中国的左派反对民主，都是一些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这应该是一种误解。笔者在中国底层社会广泛的感到，怀念毛主席的左派群众，尤其是饱受专制迫害的文革造反派和其他群体极其渴望民主。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影响的意识。应该说，这些学者批判西方民主还是比较深刻的。只是回避了现今中国有没有民主、要不要民主，又如何看待中国文革式的大民主，以及它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这些更要害的问题。
就中国当代社会在野的两大政治力量——自由派和毛派来说，他们都需要民主。如果说其中有些差异的话，那就是自由派强调的是自由，而毛派和所有社会的左派一样更要求民主，而且要的更多、更大、更实质、更彻底。
一、本文所谈民主，包括西方代议制民主和中国文革式大民主
笔者已看到的左派关于民主问题争论的文章，基本上指的都是西方代议制民主。“选举式民主”和“形式民主”、“宪政民主”等等，都可以统称为西方代议制民主，尽管它们之间会有所区别。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强调选举。据此，有没有普选就成为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首要标准。当然，它的“普世”意义也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上述西方民主也可以称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因为西方民主史上还有一个不以选举为特征的“古希腊民主”，也有以“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来区分它们的。这两种民主之间没有继承关系。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西方民主，一般指现代西方民主制度。
谈民主，尤其是在中国谈民主，就不可能只限于西方代议制民主，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说，感受最深、至今还实际影响着中国民主进程的还是中国文革式大民主，正式称为无产阶级大民主，简称大民主。它还震撼过全球，象幽灵一样至今紧随着这个世界，对它的评价同样有很大的分歧。大民主也推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但是，它更重要的特征是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甚至军事、司法等最广泛领域的直接参与，它的监督和参与贯穿了民主的全过程。去年网上有我三篇谈民主的文章：《袁庾华在中国农大谈大学生和社会、民主和政改》、《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先生访谈录》（台湾《思想》第18期）、《袁庾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谈文革、自由派和毛派》，以及2005年的《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较为集中的表述过我的民主观，相同的内容本文不过多重复。
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有些同志把我提出的“形式民主和大民主的结合”的“大民主”，误读成“大众民主”了。“大众民主”本来就属于西方的形式民主、即代议制民主，自然就不需要结合了。西方的“大众民主”和中国的大民主是阶级属性根本不同的两种民主，对它们的混淆会冲淡对中国大民主的重视。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大众民主”就成为西方民主问题的热点，中国“改开”以来，有关“大众民主”的话题大量出现在高校学者的论文中和许多专题研讨会上。和一些自由派左翼一样，我也认为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中“大众民主”是对“精英民主”的进步。但是，有了中国大民主的伟大实践，就会觉得“大众民主”那一点进步就太不过瘾了。说来说去，“大众民主”不仍然局限在选举的框架内，即使是”直选”，甚至再理想的加上“直免”，不还是选个“主人”、换个“主人”吗？联系中国的现实社会，能“选主”、“换主”总比不能选不能换要好得多，如此，又何必要反对“代议制民主”。只是我们觉得包括“大众民主”在内的这些代议制民主很不够，我们有理由也有足够的自信要求更多、更广泛、更实质性的民主，这就是和西方代议制民主根本不同的中国文革式大民主。
西方也有一种类似于中国文革式大民主的“参与式民主”。1960年，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了“参与民主”的概念（中国的“大民主”一词，据说是李慎之先生1957年首次提出），“参与民主这个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并且迅速扩展到劳动阶级.....”,它的社会实践运动直接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推动，只是其规模和广泛性较中国文革要小一些。大民主和“参与民主”的共同特征就是群众的广泛直接参与，“参与”正是相对于“代议”的。近年，中国学术思想界在为中国的民主寻找出路时，也热起“参与民主”这个话题。这应该是左翼特别要重视的现象，它必然会联系起并推动本土的大民主。
也有学者借用了汪晖的两种民主形式（政治和社会的）作为总结民主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的尺度。我理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指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民主的社会形式”，我想它不应该仅限于经济平等等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广泛的社会民主运动。汪晖本人也曾指出中国的左、右派都没有重视社会运动。我认为，沿着经过亿万人民在极其广阔的社会领域内实践过的中国大民主的方向，应该有人类民主史上最好的一种“民主的社会形式”，多年来，我一直提倡两种民主的结合，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这两种民主形式的结合。
二、"社会主义的遗产"不是那些“招牌”，也谈毛主席和党史。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遗产，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对于左翼来说，“是未来社会主义复兴的重要基础，有了这些遗产，左翼就可以合法地主张社会主义”。
可是，当年苏联的解体，不正是经过“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合法程序。我们总不好意思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比他们的“人代会”更能代表人民吗？我们的“人代会”里今天究竟还有几个工农群众代表？几十年来，大量的摧毁公有制和其他社会主义遗产，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如取消“四大”权利）经济权力（取消罢工权利）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各种权力的法案，不都是从这里通过的、盖过它的章吗？我们又怎能只相信某些人所说的那几个“不”呢？
也以苏俄为对照，今天的俄罗斯虽然没有了这些“招牌”，俄罗斯大学门前的地摊上还摆有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画像、塑像（普京的更多一些，还有勃列日涅夫），街上成千上万的游行示威队伍，其标语牌也在主张社会主义，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概没有这样主张社会主义的 “合法”游行的权利。今天的俄罗斯去掉了公有制的招牌，还保留了苏联时代免费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电气等大量福利。而保留着一部分公有制招牌的中国，却失去了毛泽东时代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住的起房的基本保障，尽管建国初期受经济力量限制，福利水平比较低。而今天拥有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却在全社会到处听到：“生不起、活不起、死不起”的哀叹。苏共、苏联垮台后，也没有像我们“10.6”政变后那样血腥地镇压革命造反者，倒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曾有的毛主义者受到苏联共产党的镇压。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是列宁亲手缔造的，那么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那些工人党、社会民主党不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培育的吗？毛主席1965年对谢胡说“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就变成反革命的了”。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马、恩、列缔造培育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自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后没有一个重新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的，没有一个重新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要说共产党，就是“工人党”“社会党”甚至“国民党”“人民党”等等，其党名也好听，问题是好看吗，好吗？即使不好，也有和不好的比较。我们揭露了戈尔巴乔夫那些前苏共领导人当年如何搞特权的丑恶行径，但是比较我们中国一些显赫家族的罪恶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失去了假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今天至少没有严重的国家安全、民族危机问题。
我以苏俄作为对照，并没有肯定它转型后的合理，它的社会腐败、社会中妇女地位和少数民族地位、以及整体国力的惊人下降等等严重社会问题，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只是比较后感到，即使如此，它也没有我们这个保留那么多“社会主义遗产”的中国问题更多、更严重。
党章、宪法中仍保留的毛泽东思想和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则只是执政党的合法性需要。当年，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对他讲：苏联推到了斯大林、还有列宁，我们如果推到了毛泽东就什么都没有了。用我的话说就是掌权的合法性没有了。这就是后来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表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挂下去的用意所在。用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的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于毛泽东本人，而不是相反（据《德性统治。文革中的领袖和党》下同）”。“十六大”的新常委班子去西柏坡，“十七大”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井冈山》，“十八大”也会有类似的表示，都是同样的道理，而不是人们寄希望于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愿望。史华慈的书开篇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吸引人注意的方面之一是毛泽东（或毛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毛主席一生的斗争经历更多是在党内，他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主要阻力也来自于党内，他去世后几十年的反毛妖风主要来自党内，今天中国的反毛势力也主要集中在党内。去年山东一位老同志说：“一部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反毛史”，这句话听起来别扭，但认真回顾90年党史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想，他主要说的是党内上层。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在党内上层集团中遇到的阻力最小的是1943年后的一段时间，那是共产国际解散的前夕，习惯于有个“婆婆”的党的上层集团为了能打下天下的根本利益，把重大决策的最后“拍板权”交给了毛主席。如果主席在党的上层集团是经常得到多数支持的，还需要这个“拍板权”吧？用毛主席自己的体会，他解放后遇到的难度（主要是党内的阻力）远非过去三大战役所能相比，包括对外抗美援朝的决策和对内合作化的推动、开门对党整风等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到了文革所谓“狂热的个人崇拜热”时，毛泽东成了一个完全的“独裁者”，这种说法则完全是出于对文革政治的无知。
文革十年，恐怕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困难的十年。1966年文革开始后，首先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用“第二次反右”的恐怖手段大整知识分子和群众、领导全党自上而下的全面对抗。接着是1967年春上面的“大闹怀仁堂”、下面军队对造反派血腥镇压的“二月黑风”，同时开始和林彪集团长达5年的明暗较量。1972年到1975年“复旧势力”的纠缠。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刚刚打开局面，他就去世啦！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造反开始后，95%以上的党组织和大多数党员是不情愿跟他走，或者不跟他走，或者是反对他的。文革中的好的形势，则主要是批判各级党组织的党外群众推动的，当然，首先有毛主席在党内外群众中的巨大威信这个特殊条件。海内外，认识文化大革命也有这样一个过于简单的说法：毛泽东是用他个人的巨大威信发动群众起来打倒了共产党，最后玉石俱焚。一个失去了党的支持，一个失去了群众拥护。陈云曾说，如果毛主席在建国初去世，他的威信会更高一些。他说的威信是指党内（而且是党的上层集团），如果不是毛主席搞那些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稳坐天下，就是又一代“王侯将相”，当然要感恩于毛主席。只是这样，就没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地位的毛泽东，就没有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高华说，毛泽东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无对手。这话说的过于浪漫啦。不客气地说，毛主席一生最大的对手就是这个党。我们不挑明这点，就是继续欺骗中国人民。其实，我们也欺骗不了人民，两个普遍存于社会的现象是：
一个是，大多数群众都是怀念毛主席的，这一点连茅于轼这些反毛的急先锋和大右派都是承认的。另一个是，群众一谈到腐败就归之于“一党专政”，随便议到社会上的几乎任何负面现象，他们顺嘴就会说出“那还不是共产党干的”。无论是否正确，在广大群众的心中，毛主席和共产党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当多的持反毛立场的“红二代”也不反对这样分开，只是他们认为，国内外反动派所谈的那些共产党的“极左路线” 和“罪恶”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李民骐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99%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了，听起来吓人，而剩下的1%也有80万啊，如果这个党还有80万共产主义者也是令人鼓舞的！我接触过很多长期宣传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员，有的品质还十分高尚，从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知识分子一直到在中央高层工作的都有，但是有80万吗？即使有，另外的七千多万党员呢，他们能改变这个党的路线吗？！还有一个当年毛主席在、“四清”
还搞不下去的对照。由于这个社会的主要权力和主要利益都是党控制的，所以一切想利用政治渠道取得利益的人都要钻进党内，相当多政治品质极坏的人已经进入这个党，如果用纯洁来衡量的话，这个党的队伍已经远不如群众队伍了！今天更应该回顾毛主席一生一直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自己”这些教导。
所以，与其寄希望于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他们更受约束，难有所作为）的虚无缥缈，不如寄希望于群众，去积极宣传、组织群众更有意义，而如果总是引导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把幻想寄予一两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物身上，那只能是有意的欺骗，也是彻底的反马列毛主义的立场。
三，真正的社会主义遗产首先是文革的大民主传统，网络不能取代“四大”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也确实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宝贵遗产，包括物质和精神的诸多方面。至今，我们甚至还有老本可吃。结合本文的民主主题，我认为，首先是文革留下的大民主传统。至今，它还在中国广泛的社会运动中。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我想举几个我直接接触过的工农运动的例子。
1997年著名的河北省邯郸市魏县“邵村事件”，就是多年上访无果，他们依然造反夺权，三千多村民召开大会以及党员大会，通过民主程序罢免了贪污百万的原村头的党政职务，选举了新的党、政班子。由于得不到上级党政组织的承认，村民们就亲切地称其为“我们的造反派政权”。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包括串联附近几个村共同抗粮税，也包括利用了江泽民对一千多武警进村开枪的指责），村民们取得了部分胜利，李文堂的村委会主任得到承认，但几个村民代表在狱中被折磨的惨不忍睹……四年后，我们去参观冀南（河北南部）“毛主席纪念堂热”时，到了这个村，村民们，包括孩子仍亲切地介绍：“我们的造反派政权”；
2000年6月12日郑州市造纸厂工人也因欺骗性兼并并多年上访无果后，工人们召开了“职代会”，撤消了原来受欺骗的“职代会”决议,夺取了厂里的权利，当我陪同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一位工人运动专家站在厂门口看大字报时，事后有人描述说我们三人一人哭了，一人笑了，哭的是那位工人运动专家，他在这里终于看到了中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希望，笑的是我，我面前贴的第一号通告，第二号通告等大字报，怎么和1967年“一月风景”中我们夺权的大字报那么相似，而我们接触的工人领袖才40来岁。这个厂工人的斗争得到国内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全国性的串联、签名和国际左派的声援，据说，还被搞到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最后上面通知撤消了兼并，并释放了工人领袖、高级工程师李家庆。
2004年5月17日，我参加了送张钦礼同志的骨灰兰考县之行，并纪录了全县人民来迎接的动人情景（见《张钦礼魂归故里-送行散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是一条近20米的横幅“学习张钦礼同志精神，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喊的口号是：“打倒走资派，打倒贪官污吏！”“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海外的一篇报道说，文革过去几十年后，中国腹地的这个县几十万人来接这位“囚徒”县长，示威群众喊的还是文革的口号，用的还是文革的斗争方式。还有一些例子，听说的更多。从几年前的“通钢事件”到最近粤中的罢工潮，粤东以“乌坎”为代表的农运都有一些相似的特点：造反夺权，民主选举。尤其是十多年来，年复一年持续升温、遍布全国各地纪念毛主席的群众集会活动，更是充满了文革大民主的气氛。
2002年4月的第一期美国的《时代》周刊，刊登了来自中国的两幅大型照片，一副是辽源工潮中警察和工人的对峙，另一幅是在郑州的省工人文化宫（现改建后称“五一公园”）的地上画的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像。十多年来，这个每天都有大批不同观点的群众议政的地方，美国的“亚洲自由之声”电台称之为“中国的海德公园”， 这应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民主橱窗。
不过这种中国式的“海德公园”，郑州还有商代城墙、大石桥、市内公园；外地还有洛阳市的周王城公园、植物园、牡丹广场、洛莆公园；新乡市的卫河公园；山西太原的迎泽公园、玉门河公园；河北石家庄市的长安公园；北京的景山公园、天坛；山东济南的英雄山；青岛的崂山公园；江西南昌的抚河公园、八一公园、人民公园；上海的虹口公园，浙江杭州的吴山、西湖第二、六公园；湖北武汉的中山公园、东湖长天楼、首义广场；湖南长沙的烈士公园；广东广州的白云山；甘肃兰州的雁滩公园、绿色公园；陕西西安的兴庆公园、革命公园；辽宁沈阳的劳动公园、八一公园；吉林长春的儿童公园、海狮公园；黑龙江哈尔滨的儿童公园；云南昆明的翠湖公园；贵州贵阳的文化宫广场；成都的人民公园、塔子山、成华公园；重庆的沙坪坝公园（红卫兵烈士墓）、红岩纪念馆、观音桥广场等等，尤其是近几年恐怕已遍布全国的大中城市。
在这些“政治广场”中，有的在一个广场内就有两个政治观点明显不同的区域，例如郑州五一公园，“毛派”在东部，西化派（自由派）在西部，也不是“泾渭分明”，很多人经常游走于东、西部，两边都参与。这些“政治广场”主要是传递非官方信息，抨击主流舆论，更多是不同观点的辩论，吵架是经常的，个别也有肢体冲突。在广东雷州半岛的湛江市中心的赤坎南华广场，每天，毛主席像高挂在上部，红旗招展，广场内有做生意的，更有一堆堆的人们在议政，广场周围是一圈一圈的小字报（打印文章）栏，地面上也有人用粉笔写“大字报”，其图景好像是复制文革中各城市到处都有的现象。这类例子太多太多，有谁可以否定它不是文革大民主传下来的呢？！今天广泛利用它的有毛派，有自由派，甚至还有“民国派”等各种观点的活跃分子。用德国社会党主席加布里尔的话说：“政治争论是民主的本质”。这样广泛的社会民主气氛，在全世界都难找。一位在北大读马哲的台湾青年人，由于反感北大实际教授的反马克思主义，来郑后，我陪他到商代城墙上听工人议论政治，他听后告诉我，在台湾尽管有了民主制度，但是除了政党经申报批准的集会外，群众自发的聚在一起议论政治，还是不敢，两蒋时代的恐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啦！海峡两岸的这种不同，使我想起黄仁宇总结中国现代史说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建构了一个现代化的上层结构，毛泽东和共产党建构了一个现代化的下层结构，后者比前者的影响更大。套用到今天两岸的民主情况，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今天两岸的交往越来越多，是否在民主问题也有所促进，算是一种期待吗。
据说，当年邓小平曾微服去“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被大家认出来后，他高度评价了大字报是个好东西，要求永远搞下去。只是后来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他时，邓就下令封了民主墙，其气度未免小了一些。
海外“人民文革派”一位代表人物武振荣说的好，在中国争取民主中，要想绕过“四大”，那才是乌托邦。
其实，大民主和大字报都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那些知识分子首创的（现代中国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北大学生贴出来的），在被毛主席肯定后，各级党委组织群众运用它打击了右派分子和更多的真心帮党整风的左派份子（扩大化的所谓“右派”）。1958年的继续反右运用的“四大”，也基本上运用这种经验：党委领导，矛头向下。1966年文革开始后，各级党组织又故技重施，直接操纵“四大”去整知识分子、整群众。他们没想到这个基本经验这次却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大”自此成了造反群众打倒党内当权派的武器，尽管也有很少量大字报是矛头横指离开大方向的，但主流是矛头向上的。当权派想整群众可利用权力的各种手段，但群众整当权派则只有这一种武器。在群众广泛使用大字报的那些年头，不要说当权派搞腐败，就是搞点特权也是提心吊胆的，这是主流现象。所以在中国能广泛威慑当权者的就是这个东西。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根本不在乎什么是法律，但是，群众一起来，大字报一帖，他就老实了。
1975年《宪法》肯定了“四大”，国家保障群众使用“四大”，。如果当年“四大”能够继续下去，它也会根据参与者的要求和协调，受到一定程序的控制，形成一定的法律制度。
可以设想一下今天，如果满街都有了大字报，贪官们要么跑了，要么躲起来了，要么投降或者投机啦，一时间你在社会上甚至连个警察都找不到，社会秩序反而特别的好。有些人会说，《宪法》已经取消了“四大”，你贴大字报不是违法吗？这样说，是搞错了概念，1979年修改《宪法》取消了1978年《宪法》关于“四大”的权利，1982年《宪法》又取消了罢工的权利，但是，如今，《刑法》并没有把“四大”和罢工列为违法的条款，面对近年尤其是南方沿海的罢工潮，也许会有应对的法规，但是，包括《宪法》在内、所有的法规都是滞后的，更多还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现在有了网络，已经替代了大字报或者叫网上贴大字报，我不懂外文，不知道国外在网络上是不是用贴字，反正中国用贴，是有当年贴大字报的感觉。应该说，网络较传统的大字报传播得更远，更广、更快，但是它还有几个方面是根本不能替代大字报的。
首先，绝大部分劳动群众、一般市民至今还没有掌握用网络做政治、社会斗争的武器，有经济文化技术上的各种原因。而当年的大字报在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的中国，人人都可以使用，经济成本低廉，废报纸、墙壁、煤灰都可以用。
其次，如果说贴一张大字报要几分钟，但干了后撕下来恐怕十分钟都不够，但网络上以秒计，就可以锁定不准你发表的东西，决定权在权力和资本的手里。
还有，大街上的一张大字报可以引起成百上千人的情绪，并扩散到更多的人。然而，今天那些在网上吞云吐雾的左愤、右愤们，电脑一关，一个个的冲动也大多消失在一间间小小的斗室里。也就是说，它也可以是消解社会情绪的有效工具。我想，官僚资产阶级如果也宣传网络可以替代大字报，就可能有这个动机。
至于报刊的“新闻自由”，你是求不来的、等不来的，恐怕还需要大字报为它争取。如果报刊那些新闻自由真的来了就又有新的问题，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杨伟中先生去年来郑州时对我们讲，在台湾原来两蒋的高压下新闻界还有个斗头，现在新闻自由了，你甚至找不到对象，因为市场对你压力更大，得罪的不是家，你的饭碗都没有了。
所以中国的“四大”，永远是人民最方便、最廉价、最有力的民主武器，他完全可以和网络联手，和报刊联手，只有这样，人民才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证一个更切实的民主社会。
四、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不民主的基础上。民主不会导致分裂。
有的文章问“民主会不会使资本的统治获得合法性”；“民主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中华民族能不能承受了这样的代价。”
关于“资本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我这里所说的“资本统治”，基本上相同于布尔迪尔的三种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后两种都是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包括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会不会获得合法性，而是这些资本统治的合法性本来就有，并广泛的存在，而三种资本（也称铁三角）混合统治的合法性在中国恐怕是最强的，只是某些方面远不够完善。也不是今天才有，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也同样存在，只是主要体现在后两种资本统治上，这就涉及毛主席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暂不在本文展开。
症结所在，仍是民主问题。仍然要靠民主来解决，尤其是靠其中的大民主的广泛性和力度。
至于“最近媒体一直在炒作富豪移民问题”也包括许多的娱乐界明星，其实他们都是附属于“裸官”现象的，那么这些“裸官”是担心腐败问题吗，也未必全是。因为他们的仕途经历比老百姓更相信“无官不贪”。不过，也正是越来越严重、在目前条件下几乎无法解决的腐败问题使他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社会转折正在面临，而转折后的社会无论是左是右主导，其唯一的合法性就是对已有腐败的清算，哪怕清算者将来再去腐败。
也就是说，只要社会发生大的变化，今天的这批贪官没人保得了他们。所以无论富豪明星，他们和“裸官”“惴惴不安”的是越来越迫近的社会变革。
至于民主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也不是一个复杂问题。年底秦晖先生在郑州的《中原论道》上讲到文革大民主时期的新疆、西藏两派打的一塌糊涂，但是这一时期的新疆和西藏恰恰是最没有民族问题的时期。我认为，也正是文革这种大民主，才使分裂势力无存身之地。我们也看到了不搞民主的今天，分裂的危险却越来越严重。近年来，我两次去新疆，亲自看到，听到维族等少数民族对毛主席的感情比我们汉族更深更纯，有关藏族同胞这方面的报道就更多。因为是毛主席和当年共产党的民主改革使他们永远改变了世世代代非人的地位，这是任何神都做不到的。闹分裂的主要是他们的上层势力。今日中国国家分裂的主要危险也主要来自上层，毛主席在时就一再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今天毛主席不在啦，问题就更严重了，我们还要特别警惕中央出卖国主义。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有权力担心上层会不会有人在他们和其西方主子都认为条件成熟后（例如美国的先中东后中朝的战略顺利实施，美国承诺他们的腐败罪行可以在海外得到包庇），先通过一些御用文人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造舆论，然后以中央名义做出决定，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案，允许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较集中地区“高度自治”，沿海再建立“政治特区”，然后这些地区请来联合国监督公民投票，就可以“合法”地完成分裂。我认为，这才是西方敌对势力最寄希望分裂中国的方式。只要上层不出现卖国主义和卖国集团，就不会有“遍地汉奸”的现象。如果你只把矛头对准下面的小汉奸，实际上是转移了人们对上层是否有卖国问题的视线，那就更危险。
十年前，我在清华就和同学们交流过这样一个看法：贪污腐败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是犯罪，那么我们那些显赫家族想如何逃脱未来中国对他们的追究呢？他们明白跑也不一定跑得了，还可以追回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就是说，只要中国分裂了，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原告去追诉他们的罪行。用一位毛派律师的话说，消灭了原告就消灭了原罪。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亡国才能保证他们家族的私利。这应该是上层卖国集团的动机，何况这些显赫家族和大小“裸官”在海外的把柄就握在人家手里。
一般来说，仅仅有一般民主制度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这是大多数民主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的台湾省已有的实践所证明的，必须有大民主的力度。但是民主国家一般不会出现执政集团内外勾结卖国的问题（会有投降问题）。我们今天严重存在的国家安全问题，民族危机问题（例如转基因等）正是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上层有人背着我们造成的。如此严重的状况已经非一般民主条件下能够解决了，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安危，广泛、直接参与下的大民主，才能力挽狂澜，对付危机，才能救中国。在这个反危机的斗争过程中，会有一定的代价，这个斗争的代价是中华民族能够承受的，也必须承受的。
五、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
“左派内部发生了分裂，一派主张先从政治革命开始”；另一派主张先从文化革命开始。后一派是要“通过争夺文化领导权来争夺政治领导权。”
这个想法是否有点类似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葛兰西到阿尔都塞的思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先颠覆争夺文化霸权。葛兰西在狱中的这些想法，没有能够经过实践的检验，而阿尔都塞借助的社会实践是法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此文正是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从政治革命开始，经过经济和社会革命，最后文化革命，“最终由于文化革命的失败而功亏一篑”的教训，因此，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先从文化革命开始。上述总结中忽略了一个“大”字，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一个“大”字就大不一样。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那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是典型的政治大革命。
那么，文化大革命对二十世界中国革命史是不是“功亏一篑”呢？毛主席在文革前夕给江青同志的信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1966年6月15日对江西省委书记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1968年接见巴卢库时又说，趁他在世时让年轻人锻炼一下，以后就看他们的了。在给江青的信中，主席还说，他是准备被打得粉碎的。1966年国庆节，主席对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说，他是准备被枪毙的。从文革初到结束前，江青、张春桥都一再表示，他们是准备被杀头的。也就是说，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毛主义集团）是准备了文革失败的。不过，失败却不是文革留给历史的句号。
德里克说：“文革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挣扎”，我接了一句话：“不过，这个挣扎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正在经历的只不过是它的一次较大的反复。”用老百姓的话说，无非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今天，在西方思想界，包括政界，无论左右都有许多人认为这场深深影响过全球历史的文化大革命还远没有结束，美国新保守主义不就是为了对付它而在全球崛起的。如果此文的“文化革命”含有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的思路是相通的。
但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却是更困难一些。当年，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中央的宣传部还成了压制无产阶级文化的“阎王殿。而今，大官僚阶级的权利和大资产阶级的市场对文化的霸权已是其他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能相比的。成千上万家电视台、报刊，不会有我们一家，而绝大部分群众还是靠电视、报纸来了解世界的。用福柯的话说是“权利制造知识”，尽管对其怀疑、反感是普遍的，却没有替代它们的。2300多家高校和无数讲坛，有我们几席？眼睁睁的看着这架教育机器在不停的生产“行尸走肉”，却无可奈何。仅仅靠几个网站能直接影响的人群难占全部人口的千分之几，就是这个人群中又有多少人有你们这样的抱负。
六，“新血统论”中的“红二代”现象，“毛主席一再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一些左翼文章也思考了“新民主主义”的问题。“回到新民主主义”是今年的一个热门话题。“新民主主义”留给历史的意义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今天大家都有意回避了革命两字。新民主主义取得胜利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要么从这里开始艰难的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要么“巩固”一下，就十分容易的回到带有封建印记的特色资本主义社会。这曾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邓重新上台后，又提出了五十年代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改变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
“回到新民主主义”，对于一些高干子女来说，一直是一个很美的梦：鲜艳的红色外衣、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三代就可以成为贵族的向往。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埋葬了他们的这个梦，挖了他们精心构筑的为贵族“寻根”的“祖坟”。
相隔四十多年后，一场“新血统论”的“瘟疫”开始在我们这个本来就已经够乱七八糟的社会蔓延。什么“官二代”、“强二代”、“工二代”、“农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等，已成为我们在市场社会中到处回避不了的各种交易需要的身价。而一个“红二代”现象还成了原毛派阵营大分化的一种重要催化剂。
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政治队伍中，总是有些人喜欢走上层路线的。有的人先傍“相”，傍不上就翻脸“清君侧”直接保“帝”，靠不上就再找其他“权臣”、或者“王储”。 他们的政治口号也和其投机一样多变，当然也需要一些高调来欺骗。
近年，一个活跃的“红二代”现象成了许多人政治“投资”的热点，甚至不惜把人家经营多年、倾注多少人心血的地盘，作为赌注押了上去。“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一“寇”一变，“四寇”也就分化了。
这个现象也松懈了不少人原有的焦虑，比较革命事业的艰难、无力甚至无奈，毕竞这些人有的“红色血统”会给人一些安慰。只是不愿意回顾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和他们在“改革开放”
中的表现。今天，任何政客都会使用“白”“黑”“红”的各种脸谱和表演手法，还是毛主席的话：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一时一事的表现，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表现。
这个现象更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我是去年春天才被一位总是颇有见地的毛派理论家提醒的，“搞来搞去，还是他们‘摘桃子’”，....不久前,郑州一位青年毛派提醒我们：“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凡是提到高位的高干子弟，他们的父辈都是被毛主席整过的，一个都不例外，人家的眼不瞎！”有人补充说，他们的父辈也都是随邓复出后搞“改革开放”的相当重量级人物，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去年六月，我在重庆的报纸上看到薄一波小女儿五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血泪般的控诉他的父母、兄弟在文革中所受到的“残酷迫害”。
也看到过薄一波在邓小平去世时立即挥笔写下“千古一人。一人千古”的题词，和他回忆“恩师”刘少奇的极其深厚的感情的文章，这和他在其位置不得不说的对毛主席的几句官话是无法相比的。我们为什么非要自作多情、自欺欺人呢！
又刚刚看到另一报纸所载李敏回忆1965年见到爸爸的文章：《毛主席一再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毛主席也是一位伟大的予言家，恐怕没有人怀疑。需要注意的是，多年来，还有一些“太子党”明显的表达出对“新权威主义”的兴趣，在当代中国恐怕只有他们会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搞法西斯主义。
在“红二代”中搞“太子党”这类帮派的人还是少数，相当多的干部子女还是很反感“红二代”这种新“血统论”的称呼的。
七，围绕民主和体制，两大阵营都在“左右分流”。
近年来，一些现任党军高官的高干子女频频出席民间的时局研讨会、发表并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性讲话，甚至有人在这些场合公开批评现在的中央领导人软弱无能，这是除了文革时期以外的任何时期从未有过的现象。不管其背景如何，只有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前总书记、国家主席的公子、女婿等等），可以挑战现有政治局面，就像文革初期他们最早造反也曾打开的局面一样，无论如何，但愿这种“文革式”现象客观上也能推动社会的民主气氛。
这种现象也同样分化了其他思想阵营，有趣的是，原毛派阵营中“革”与“保”两大派大论战中使用的一些名词，什么“救党派”、“保皇派”、“带路党”，什么“投降”、“招安”，“革命”、“改良”等等，现在也“一个不少”的涌进自由派阵营的争论中。这两大民间思想阵营过去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现在“统一”话语啦。两大阵营中各被视为“保”的一派，主张也大致一致。一个是寄希望于“党内健康力量”，要“使用党章和宪法”。另一个则寄希望于“党内改革力量”，“中国政改可以在《宪法》框架内进行”，“中国进步的希望就在共产党内”。两个“保”派都把政治希望一厢情愿的寄于各自选择的一两个上层人物身上。而两大阵营的另一派，都各自坚持不同的信仰、理念，但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先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说到底，是围绕民主和体制这二大要害问题上，两大阵营都在“左右分流”。“左右分流”是常态，今天倒没人议论。一个奇特的名词“左右合流”却在原毛派中激辩。
所谓“奇特”是说这个词好像是在拿人们的常识开玩笑，试想，左右如何合流？要么左向右靠拢，他原来的左就不存在了，右向左靠也同样。或者，原来的左右都向中靠，他们也失去了原来的左或右。据说，这个名词是有关官方多年前警告当时一毛派网站的底线，如果面对它倒有一种左中右全合流的可能，只能叫“汪洋大海”。
然而，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内容却会有“左右共识”。
八，“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就是“人人起来负责”。
1945年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的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尤其是今天被引用得特别广泛，左翼中也有人质疑黄先生记述的是否准确，警惕的是别人利用这段话去推销资产阶级民主。我认为，民主要的就是广泛。重要的是，这段话比较苻合毛主席一生对民主的奋斗轨迹。尤其是“人人起来负责”这句话即区别了与现代西方民主的根本性缺陷，同时，又有他领导的亿万人民参与的大民主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
毛主席的一生，就是为“人人起来负责”不断探索“新路”的一生。
作为文革一代人，我们不会忘记当年亿万人民开始起来造反时，最喜欢引用的毛主席青年时代的那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回忆中国革命的民主传统，毛主席首先是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提倡“军事民主”和各种民主。继而又在革命根据地中让没有财产、没有文化的农民，用他们最简便的方式拥有“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权力。从投身社会运动开始，无论是大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自始至终的强调了“半边天”妇女的民主权力。——这些领域，恰巧是西方民主史上最难实现的民主权利。
在“大跃进”的群众运动中，从济南一家小小的“成纪”面粉厂到当时中国第一大企业鞍钢，诞生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民主管理企业的经验，被毛主席总结为“东方的《鞍钢宪法》”。它也深刻地影响了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中民主要求，为经济民主提供了一个样板。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司法民主的“枫桥经验”，他“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依靠群众，就是对已经犯罪的人，95%都不抓。文革中全面贯彻，大规模的砍监狱放犯人，全民陪审等“群众专政”的经验，就是要探索人人都参与管理国家、用“大民主”消亡国家机器的新路。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就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在争论“国家大事”，个个投身于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这是人类民主史上仅见的奇观。
正是沿着毛主席“人人起来负责”的群众路线，也将逐步削弱政府的传统职能。西方人认为，政府是最不可靠的。马克思要求彻底砸烂现有的国家机器。今天，如果在一个没有民主、却有“全球化”背景下的极度腐败的社会中，去强化政府的职能，那将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陷入一个更危险的处境。作为左派，我们反对“大市场，小政府”
的道路，结合中国的经验，我们主张“大民主，小政府”。从而去争取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去探索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
九，民主，将改变世界，也能改造中国 。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这里所说的“彻底变化”当然包括中国今天的社会制度，而“翻天覆地”决不是我们已有的视野和经验所能认识的。
进入2012年，就是毛主席这一预言后整整五十年。
还未进入2012年，就有人为它制造了一个“世界末日”的恐怖气氛。进入2012年，来自西方的热点问题，要么是已经冻死几百人的“极端天气”，要么是继续恶化的“欧债危机”，正在蔓延的欧美社会的抗议风潮，“这场运动显示出来的所有欧洲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一种紧张情绪”，他们“极度蔑视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度”（杨斌引用《巴黎人报》）。在电视新闻上看着“占领华尔街”和欧洲多国群众的抗议活动，我们许多过来人不禁感慨道：多么像文化大革命啊！这应该是当年世界性的大民主浪潮留下的遗产。
沃勒斯坦认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美国就在下坡路上节节抵抗。沃氏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
就是曾席卷全球的文化大革命以后，用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的话说，文化大革命对美国的影响，就是全世界都反美了。当年，包括克林顿夫妇在内的那一代美国青年，有几个没卷进狂热的左派运动。他们都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质疑、颠复过几百年来的“西方文明”。近年，我们更看到了美国不可逆转的衰退趋势。这个上帝“最优秀的选民（大多数美国新教徒是信加尔文教义的）”，曾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星球再也不可能有新的替代者。克林顿在总统任上曾宣称:“美国将是最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时，美国《新闻周刊》的社论是：“历史的最后一位巨人”，今天或许该由我们给美国和西方文明史也做一个结论了：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世界霸主。
西方的危机感更集中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动摇上，其“末日感”，与其说是世界的，还不如说是他们几百年来以习惯的“西方文明”的。现在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社会制度和国际上重要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包括抵制性的）。一轮新的大民主的浪潮一定会使它们有一个 “翻天覆地”的“彻底变化”，一个各种族平等的、全球民主的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国将是其中一支极其重要的建设力量。这也是它的历史使命：“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2012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图腾崇拜，“龙”也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人们有对它的恐惧，更有对“龙腾”的期盼。
进入2012年的中国，一面仍是“千年盛世”的喧嚣，却有“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的哀鸣。一面是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紧张，任何改良都难解其痛痒。寄希望于哪一两个人的上台吗？除非我们全部是傻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毛主席话）。
毛主席说的这个“不同特点”，需要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斗争实践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总结。我们不是“非暴力论”者、不是“议会迷”，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学习、熟悉并运用各种各样的民主斗争的武器。毛主席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这句话，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下面这句话也还是比较克观的：关于民主，你要么开门让它进来，要么看着它破门而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经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演习的中国，民主已经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群众的优势。大民主的群众运动胜似千军万马，因为我们的对手——官僚资产阶级，基本上是一支见不得阳光的腐败队伍，其腐败和虚弱的程度是相一致的，大字报就是使其显现“纸老虎”本质的最锐利武器。群众开始贴大字报时会有的风险、代价较其他斗争手段要小的多。如前所述，大民主还是警惕、揭露卖国势力，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最有效武器。
当然，大民主的斗争形式需要在斗争实践中规范、提高，还要善于和各种形式民主相结合，相互取长补短。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结合，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结合，民主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结合，中国一定能够探索出一种较为完善的民主形式，并以此从根本改造中国，也为人类走向理想社会开辟一条更好的道路。
附注网友跟帖：
宋-志刚 (2012-2-20 10:32:15)
这个现象更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我是去年春天才被一位总是颇有见地的毛派理论家提醒的，“搞来搞去，还是他们‘摘桃子’”，
精辟。值得深度思考。为什么搞来搞去还是他们摘桃子？就是现在这样搞下去还是会被他们摘桃子，所以愚以为【批修--必须挖根】，否则100年后还是他们摘桃子。。。。。。
深切怀念 (2012-2-20 11:04:59)
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民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没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lgl35150047 (2012-2-20 11:11:18)
不错，理论完全符合列宁的“民主”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死了！“文革”万岁！“文革”的精神遗产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人民大众之中，这种精神，无论反动统治者怎样试图抹杀都无济于事。中国的明天的希望正在这里。
xbx99 (2012-2-20 11:50:39)
鼓吹重庆模式，将恢复社会主义江山的希望寄托在红二代薄xL身上是错误的。
星火001 (2012-2-20 12:04:01)
主席说民主更多是手段,此文从头到尾都是把民主做为斗争手段、斗争武器来强调的。
“至今还实际影响着中国民主进程的还是中国文革式大民主，正式称为无产阶级大民主，简称大民主。”“西方的“大众民主”和中国的大民主是阶级属性根本不同的两种民主，对它们的混淆会冲淡对中国大民主的重视。”——这是针对某教授近年反复提出、甚至自已都不懂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大众民主”对我们“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混淆。
星火001 (2012-2-20 12:39:03)
有一种误解,认为大民主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
文革中的大民主实饯就是“反修防修”，主席在主要是防修，主席更主要是为他身后修正主义上台而作的演习准备。
“毛主席在文革前夕给江青同志的信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1966年6月15日对江西省委书记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1968年接见巴卢库时又说，趁他在世时让年轻人锻炼一下，以后就看他们的了。”
燎原1969 (2012-2-20 13:40:46)
本文的民主观，符合马 列 毛的民主观。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几篇文章中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我也来说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