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的产生（转载） [复制链接]

贴者按：修正主义的产生摘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哲学中修正主义的斗争》一书。



                                                                       修正主义的产生
        

      

　　　恩格斯逝世之后，“正统派”领导人倍倍尔和考茨基所软弱地加以抑制的机会主义逐渐篡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实际上已经掌握在机会主义者手里。机会主义者还控制了相当部分的地方报刊。职工会机构则在更早以前即已被改良主义者所掌握。

     德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部分议员在几年之间逐渐变成了伯恩施坦“实际纲领”的拥护者。议会党团在党的生活中愈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九十年代后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质上已成为议会党团的附属物。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蜕化过程中，机会主义的毒素愈来愈深地渗入了党的机体。虽然当时的“正统派分子”倍倍尔和考茨基还居于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基本方向却表现为机会主义加强其实际控制。伯恩施坦经常占了“正统派分子”的上风，当然，有时他也作暂时的退却。

    他怎么能不占上风呢？当权的“正统派”愈来愈明显地成了党内的“中游”，一次又一次地向修正主义让步，并且常常反对左派和左派的行动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党，它的领导愈来愈远地离开了革命马克思主义。

    由于上述情况的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分裂成了三个政治派别。修正主义者，中派分子，德国革命的左派。中派主义的实质是中派主义分子企图用‘阶级和平’和‘纯粹民主’的政策来麻痹工人阶级。由于他们离开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在战前和战时就为修正主义开辟了道路”①。

    诚然，倍倍尔大约在二十世纪初期还在继续进行着巨大的政治事业，他最接近工人群众，他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党的最有原则性和最强有力的反对者。有时倍倍尔善于战胜那种逐渐顽固地冲击着党的小资产阶级的日常利益。那时，他狠狠地回击了伯恩施坦主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期，倍倍尔仍然是工人群众所崇拜的人物，他在工人集会上是一位非常具有煽惑力的杰出的演说家②。

    ①(《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提纲)，《新德意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第二四○期。)

    ②H.H.卡列耶夫在给A．A．博尔慎科的信中曾这样描述倍倍尔在九十年代。有一次在慕尼黑工人集会上演讲的情况：“会议规定在晚上八时开始，但是五时以后听众就入座了，到六时半，会场已被六时下班的工人所占满……。不待说，会场无法容纳所有的听众，因为二十分尼一强的入场券一共只有四千张。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人多得连苹果也无法落地……。讲题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者》。倍倍尔的强有力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话是非常锐利有力的。演讲者描述了所有的党派，谈到了它们的过去和现在。他以他那天才所固有的活力痛击了这些党派。最后他以下列的话结束：‘拉萨尔死了，马克思死了，所有的人都会死去，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要去世的，伹是社会民主主义是永远不会死去的！’

    有时演说被叫好的欢呼声听打断，这时就连刺耳的铃声也显得十分无力了。” (《熬德萨州历史档案》，编号：ф．1127,д67))

    但是，倍倍尔的政治路线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往日不断纠正他的路线的恩格斯已经不在人间。倍倍尔反对机会主义的言论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尖锐性。他经常发表一些言论，强调在党的基础上和在党的内部克服分歧和矛盾的必要性。

    不言而喻，“正统派”适应右派纲领的过程并不是直线的。社会民主党的下层早在“伯恩施坦辩论”时期即已从考茨基的演说中觉察到了他的虚伪的调子，他们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施加了压力。

    一九○三年利雅多夫在《火星报》上发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一丈中，正确地写道，“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仍然忠实于老的传统，他们不愿去理会新出现的一些预言家。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发生修正主义企图的问题并不是从上面提出来的，而是从下面，由群众提出来的。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的一百一十五条建议。这些建议是由德国各地的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其它组织提出来的，每一项建议都在公众集会上研究和讨论过，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些建议看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切有组织群众所做工作的结果。”①

    ① (《火星报》，一九○三年九月十五日，第四十八期)

    一九○三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期间，柏林第二选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要求开除伯恩施坦、布朗和赫列出党。这并不是个别的要求。

    倍倍尔和考茨基在左派，特别是在卢森堡的批评下曾被迫较坚决地谴责过伯恩施坦分子。在这方面，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推动了考茨基向左转，并使老年的倍倍尔回忆起了他过去革命出青年时代。但是，倍倍尔和考茨基的这些言论是暂时性的，他们愈来愈深的陷入了与机会主义相调和的泥坑。他们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党的实际活动方面都向右派作了愈来愈多的让步。无须赘述，他们反对和右派分子分裂，他们不准备和右派在组织上割断联系。他们只肯对机会主义的个别论点进行批评。就是这些批评，考茨基也不是彻底的，而是模棱两可。伯恩施坦主义是在“正统派”明显的纵容下在党内发展起来的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陶醉于它在广泛发展方面的成就，不再注意机会主义的错误。“正统派”惧怕真正的批评，拒绝谈论本身的弱点，他们最害怕群众和群众运动。列宁写道，“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②

    伯恩施坦在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期间所发表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在他早期的论文里就已经出现过。但是由于当时受到恩格斯对改良主义的无情批判的抑制，伯恩施坦暂且只发表了一些个别的修正主义论点。比如，一八九○年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的任务》一文中要求党在议会进行“肯定的活动”’。他写道，“走向政治完全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而不是回避议会。”①

    ①支持伯恩施坦的有以下一系列的报纸：《欧芬巴克晚报》，《厄尔倍菲尔自由新闻》，《法兰克福人民之声》，《布朗斯威克人民之友》等。

    ②《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275页。(重点是引者加的一一著者)

    一八九三年，伯恩施坦在《国际会议活动的界线》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同资产阶级妥协是达到社会民主党的目的的手段。他断言说，“如果工人政党能够通过妥协和联盟较容易地达到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目的，那它为什么必须拒绝这一点呢？”②

    一八九六年伯恩施坦在《阶级斗争和妥协》一文中又提到了关于和资产阶级妥协的问题。伯恩施坦在该文中公开宣传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断言说妥协的原则永远是党的策略的基石。他写道，“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的确已经取得了某些东西，可以说，在它的摇篮里就躺着妥协。这个党所由以生长的根子之一，即‘马克思主义的’根子正是由于在同‘人民党’之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结成联盟而发展起来的。党不断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党的健康并不因此而有所损伤。”③在《空想主义和伦理主义》一文中，伯恩施坦进一步谈到了“现代社会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④。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历史和理论概述》，一九○二年圣彼得堡版，第13页。)

    ②同上，第135页。

    ③伯恩施坦《社会主义历史和理论概述》，第146页。

    ④同上，第160页。

    不待说，所有这些改良主义的原理已经初步包含了修正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未来的纲领。修正主义在一八九九年伯恩施坦所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表现得最为完备。

    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攻，开始时并未受到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任何坚决抵抗。更谈不上什么回击了。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的言论并非出于自愿，这种言论是由于受到社会民主党下层的压力而被迫发表的。普列汉诺夫在《新时代》上发表的驳斥施米特和伯恩施坦的论战性论文和左派代表人物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对考茨基的言论也有相当的影响。

    考茨基允许在《新时代》上刊登伯恩施坦的论文和他在“伯恩施坦辩论”时期发表极端调和主义的言论决不是偶然的。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高声宣称，“伯恩施坦并没有使我们意志沮丧，而是迫使我们思索，我们应该为这一点而感谢他。”

    考茨基在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公开地表明了他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伯恩施坦进行合作，坚决拒绝与伯恩施坦作任何形式的决裂。考茨基写道：“……我仍然希望，当他(伯恩施坦一著者)进入另一个环境，而我们又能使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更紧密的接触，一一我希望这一点能做到一一那时他过去的观点将使他显出光彩。当这个希望还存在着的时候，我宁愿避免和他作任何的分裂，那怕仅限于在理论上的分裂。”①

    考茨基力图延缓对伯恩施坦的论战，而当论战违反他的意愿而开始时，考茨基又企图缓和这场论战，他庇护伯恩施坦并责怪左派分子的批评。他在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一些信件中，要求普列汉诺夫缓和对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的批评。普列汉诺夫批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的论文，正是由于考茨基的意思而没有很快地在《新时代》上刊登出来。考茨基在以后甚至于懊悔刊登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文。

    ①《劳动解放社文集》，第五集，国家出版社一九二六年版，第226页。

    考茨基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巧妙地利用了左派分子的不稳定性。例如，卢森堡听从了他的劝说而在一九○一年十月三日写道，她拒绝刊登驳斥费舍尔的声明①。

    列宁在以后谈到考茨基对修正主义的庇护时写道，“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②列宁揭穿了所谓考茨基对修正主义采取“不调和态度”的神话。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期，只有列宁对修正主义展开了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斗争。

    当权的“正统派”力图避免党内情况的尖锐化，竭力掩盖党内分歧，这是贯穿于所有讨论过伯恩施坦主义问题的党代表大会中的一条红线。虽然倍倍尔在社会民主党下层的影响下，在反对伯恩施坦的言论中，也曾在某些问题上对修正主义作了很好的回击。但是一般来说，修正主义是进攻的一方，而“正统派”却是防御的一方。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十分确切地描述了“正统派”的立场：“总之，德国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反对加以改变，而我们却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以及与它调和的态度。” ③

    “正统派”对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进攻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让步。他们避免和伯恩施坦主义发生断然的冲突，希望用让步来换取凶恶的修正主义的怜悯。他们企图使斗争限制于“同志式的辩论”，实际上却意味着对伯恩施坦主义采取了调和的态度。

    ① 参见《卢森堡书信集》，“红色处女地”出版社，一九二三年，第60页。

    ②《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64页。

    ③《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334页。

    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公正地写道，“国际上喜欢‘在争论中采取同志式的方法’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懂得‘正统派’在本质上完全不是修正主义者的同志，因而只要‘正统派’不愿意背叛自己的事业，就应当同修正主义进行殊死的斗争……。总而言之，伯恩施坦先生的观点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根本不兼容的；因此任何把这个学说同伯恩施坦的真实观点加以调和的企图是早已注定要完全失败的。”①

    修正主义在斯图加特、哈诺威、律贝克和德累斯顿的党代表大会上受到了谴责。但是这些谴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形式。在上述代表大会通过反对伯恩施坦的决议的同时，修正主义者却在党内接连不断地夺取了阵地②。

    ①《火星报》，一九○三年，十月一日，第四十九期。

    ②十分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斗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在党代表大会上“激进主义”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胜利是值得怀疑的。赫耳别克在《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和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这本小册子中写道：“激进主义在德累斯顿的胜利只是表面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和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厄尔倍菲尔，一九○五年，第25页。)

    决议并不能决定斗争的结局。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修正主义者很快就破坏了为时甚短的“停火”，并且更加激烈地掀起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发表演说，写论文和小册子。“正统派”的位子被挤掉了，因为他们本身也逐渐转到了修正主义的立场上。

    总工会委员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总部。《前进报》以最公开的方式为修正主义者进行辩护。党的中央机关报表示对来自团结在《莱比锡人民报》周围的左派分子对修正主义的批评不能容忍，激烈地攻击《莱比锡人民报》和其它左派报纸。例如，倍倍尔对格拉德瑙厄尔和厄伊斯涅尔表示不满，提出了改组编辑都的问题①。

    “正统派”对社会民主党的下层组织反对伯恩施坦的运动不给予支持。伯恩施坦所写的小册子受到柏林和其它地方的一些党组织相当尖锐的批评②，但是党的执行局并不支持对修正主义的这种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与积极投入反对伯恩施坦斗争的左派分子相反，考茨基和他的同伙们在一八九八年完全没有参与党的地方组织的辩论。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之后，当各地展开关于伯恩施坦主义的激烈争论时，同样是如此③。

    ①见倍倍尔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九日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马宛思列宁主义学院档案，ф．200，第456号)。

    ②例如，一八九九年四月八日，在阿耳腾堡党的会议上讨论了伯恩施坦的书以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谈到：“今天党的会议非常遗憾地发现在伯恩拖坦的建议中有着使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原则庸俗化的企图，会议希望整个社会民主党能够与会议团结一致。” (《莱比锡人民报》，一八九八年，第85期)。

    ③卡尔斯鲁厄的辩论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莱比锡人民报》报导称：“我们收到从卡尔斯鲁厄传来的辩论情况如下：正像我们预计到的，科耳勃同志在联盟的选举会议上作了一个十分片面的报告。他激烈的同倍倍尔和梅林展开辩论。科耳勃在党的代表会议上的态度引起了深刻的不满，在辩论时，发言非常激动。最后，大会决定另行召开会议。科耳勃对这一决定发表声明说：‘下次会议我不出席’。”(《莱比锡人民报》，一九○三年，第231期)。

    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之后，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写道，“对修正主义宣布了死刑。这很好。但是实质上这个宣判只具有道义上的意义。修正主义者仍然在党的组织里占有强大的势力，而这一点非常不好，因为看样子修正主义者要利用这股势力为自己的策略作新的尝试。老实说，我们认为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在削弱修正主义的实际影响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要比它实际所做的为多。”①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谴责了伯恩施坦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并没有放弃“同化”修正主义的思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派遣伯恩施坦参加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伯恩施坦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了殖民地问题委员会。

    这是对“伯恩施坦问题”不彻底的决议直接的嘲笑。只要回忆一下伯恩施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对民族问题所持的露骨的资产阶级立场就清楚了。

    伯恩施坦在斯图加特会议上仍然坚持这个立场，在这个会议的全会上他代表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大多数极其无耻地声称，“在殖民地问题上，我们所应该采取的不仅是否定的政策，而且应该执行积极的社会主义的殖民地政策……由于存在着殖民地，就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去考虑。文明的民族对殖民地国家的一定的保护是必要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承认这种必要性。”②

    有什么此这个声明更露骨和更无耻的呢！伯恩施坦是德国帝国主义公开的辩护人，普鲁士沙文主义的鼓吹者。这就开辟了一九一四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走向帝国主义政策的道路。

    ①《火星报》。一九○三年十月一日，第49期。

    ②《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者工人会议记录》，一九○七年，第28页。

    与此同时，在柏林，在汉堡和其它城市里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继续要求对伯恩施坦的纲领给以回击。根据报纸上有关各地辩论情况所作的评述和其它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来分析，可以说明这点①。

    ①见《莱比锡人民报》，一九○三年，第228期。

    修正主义者莉里.布朗在她的回忆录里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工人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情绪，以及他们对伯恩施坦的斗争情况。她叙述了女工们在她为修正主义辩护的讲演以后所作的发言内容，“一个眼睛发红的刺绣女工发出了尖叫的声音一一布朗同志将我们看成什么也不懂的傻瓜。另一个女工恶意的瞟我一眼，跟着说一一伯恩施坦也认为我们还没有成熟，他和其它人一样，也是一个资产者，他向我们支吾搪塞，要我们安静地等待基督再世，而且还叫我们不要给他添麻烦。路易莎.策玲格尔在我之后发言，她是汉堡烟厂的女工，她有着一副很粗的几乎是男人的脸型。她的声音也完全像男人一样。由童年开始的艰苦劳动已经夺去她身上的一切温柔的和女性的特点。

    －－我认为有必要对伯恩施坦向我们基本原则的进攻予以最坚决的回击，这对于每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男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完全是可能的。

    大家都不停地望着她，她古怪地叫喊着，伴随着粗鲁的和生硬的动作。

    －－我知道，不但如此，我还知道，随着贫困的增长，反对贫困的愤怒情绪也增强了，即使是最温和的人们，当他们在遭受饥饿折磨的时候，看到酒馆的玻璃里有人在兴致勃勃地张口鼓腮地大吃大喝，也会紧握拳头，不愿去听狡猾的资产阶级辩护者、自由派的吱吱喳喳。我们和他们之间只能有斗争，只能有敌对的战争，一直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富裕的、肥胖的伯恩施坦先生之流的人们却十分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她停住了，显得无力的样子，她的脸色更苍白了”①。

    修正主义者很少敢于在工人的集会上发表改良主义的纲领②。只有狭小的工人贵族阶层对修正主义者表示充分同情。修正主义者还在官气十足的党和职工会机构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修正主义像怕火一样地惧怕群众。改良主义者阿乌艾尔曾经谈到在政策和群众之间有必要永远保持一定的距离。

    修正主义遭到来自左派方面的沉重反击。在九十年代末期，左派分子还没有在思想上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更谈不上组织上的统一。因此，他们不能坚定地和修正主义相对抗。左派分子围绕其周围的《莱比锡人民报》在这一时期反映了左派分子各方面的弱点以及他们的观点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不够成熟。

    ①莉里．布朗：《一位女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第二卷，彼得格勒，一九一八年，第164--165页。

    ②这里还有莉里.布朗谈到的一个例证：“对伯恩施坦的不满变成了对一般修正主义者的愤怒，而修正主义者本身也以很不妥当的行为助长了这种愤怒，他们的这种行为只能解释为缺乏气概。有一个修正主义者公开声称‘我们应该成为自由派’，这话被激动的听众理解为：我们应该将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藏在衣袋里。另一个修正主义者说：‘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拥护者并不意味着不分青红皂白地抨击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工人们补充说：‘可不，应该向资产阶级讨好才对。’”(《一位女社会主义者回忆录》，第二卷，第280页。)

    但是不能不看到，左派分子逐渐成了削弱伯恩施坦主义发展的力量，虽然他们并不能消灭伯恩施坦主义，也不能使它停止发展。九十年代末期左派分子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一些论文批判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就在当时，他们把福尔马尔和伯恩施坦所代表的思潮看作为完全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东西。

    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期间，《莱比锡人民报》写道，修正主义者企图抹煞和掩盖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敌对性。问题是在于支持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准备去摧毁它：“在福尔马尔的言论中这个深刻的区别完全消失了”①。

    左派报纸尖锐地谴责伯恩施坦所写的修正主义小册子。《汉堡回声报》认为这种小册子“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党和党由以吸取力量的思想，企图使党彻底放弃它以往的策略”。报纸指出，“让他(伯恩施坦)本人鼓足勇气公开地老实声明，他在工人问题上已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客。”②

    《斯瓦比亚每日卫报》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伯恩施坦已经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企图掩饰这一点是十分荒谬的。”③

    《平等报》论述了伯恩施坦观点的资产阶级性质，“伯恩施坦所颂扬的理论和策略不是别的，而只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战场的边界上布置野营的所有资产阶级分子的理论和策略而已。如果社会民主党把这些理论和策略当作自己的理论和策略，那它就必然要灭亡。”④

    ①《莱比锡人民报》，一八九八年，第236期。

    ②《莱比锡人民报》。一八九九年，第81期。

    ③同上，第81期。

    ④同上，第85期。

    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之后，社会民主党内部在伯恩施坦主义出影响下所出现的逐渐瓦解的过程，已引起马克思主义公开敌人的极大重视①。资产阶级真是喜出望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一些论文和小册子里千方百计地吹嘘伯恩施坦主义的成就，夸大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所出现的政治思想上的蜕化的发展程度，以便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

    修正主义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不应该把修正主义的产生解释成是由于个别人和个别集团的错误。它产生的根源是在新的时代一一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下工人运动发展的性质。它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影响的直接产物。修正主义的内容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

    “正统派”的代表者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他们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的阶级本质，因而也不了解修正主义的客观必然性。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直接联系。党内公认的理论家考茨基在他对伯恩施坦的批评中一字不提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的阶级内容。这里十分明显地表明了考茨基对公开的机会主义的迁就行为。

    ①奥本海迈尔在 (《社会民主党的党内斗争》)一文中写道：“最终目的甚至对于认为可以达到的人们也成了越来越遥远的事情，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目的还在渺茫之中，成为‘不可预测的’了。正像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的讨论中所典型地表明的，今后十年期间，党的策略将必定是可能派的，机会主义的，简而言之，即‘修正主义的’。正统主义已不是别的，而只是从机会主义的斜面上滑下去的党的一个微弱的障碍而已。”《时代》，一九○三年第470期。)

    考茨基认为，修正主义本身也含有某些正面的东西。他在以最具有“正统观点”的言论来反对伯恩施坦的那个时期所写的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危机》(一九○五年)中写道，“只要修正主义认识到它所能完成的界限，并且像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派一样，把它的重点放在说明发展的过程和发展的结果上，那末修正主义就能在研究各方面关系方面作出不少事情。”①还在这以前，一八九六年考茨基和别耳福尔特一巴克斯辩论时，就承认修正主义一翼在党内存在的合理性。

    考茨基不愿意去听任何关于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政治危机的话。他认为修正主义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民主党进步的产物”，而修正主义本身正好反映了为达到社会主义而对“新道路的追求”。后来孟什维克的报纸《我们的曙光》像考茨基一样地写道：“修正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党成长的结果。”②

    这种认为机会主义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合法的微细差别”的“理论”，公开鼓励了修正主义分子，使他们更有“勇气”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要求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平等伙伴。

    伯恩施坦分子非常无耻地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把修正主义说成是党内的一种倾向，一种思潮。伯恩施坦分子施坦费尔在《新时代》上的一篇名叫《派别和党》③的论文中挖苦地宣称，在党内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的思潮。伯恩施坦分子企图在表面上承认党的原则，以便于他们进行破坏这些原则的活动。修正主义分子对党进行秘密破坏活动的技巧是非常高明的。

    ① (见《历史唯物主义》选集中考茨基所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危机》，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第387页。)

    ② (《我们的蹯光》，1913年，第7-8期，第68页。)

    ③《新时代》，第二十四年度，第一卷，第292页。

    考茨基在回答施坦费尔时，得出了下述“聊以自慰”的结论：“党内群众是统一的；如果不提那些小资产阶级占有优势的地区，修正主义在党内是没有地盘的”①。修正主义“只是随着我们日益发展壮大而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现象”②。

    中派对修正主义的容忍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点考茨基的自供很能说明问题。当考茨基已经被揭露是一个叛徒，是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苏联的鼓动者之后，他在伯恩施坦八十诞辰时曾以老奸巨滑的政客口吻公然无耻地对他的朋友宣称，“自一八八○年起，我们在党的政治事务方面就已成为两个形影不离的朋友了。但是，即使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有时也会发生争吵。我们之间的争吵也不时发生。”

    社会民主党内的许多左派分子也并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的阶级本质。比如，梅林开始时就曾多次把修正主义解释为党内的偶然情绪，他指出，“修正主义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它“是德国无产阶级队伍内由于在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的压迫下进行了十二年的不断斗争后所产生的相当程度的疲惫和困乏的结果，是敌人的侵袭和迫害有了某些缓和的结果，以及是相当长时期的工业高涨内产物” ③。

    ①《前进冲突的跋言》，《新时代》，第二十四年度，第一卷，第326页。

    ②同上。

    ③梅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几点意见》，一九○七年圣彼得堡版，第98页。

    梅林在他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一书中写道，“目前战斗的呼喊一一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一只是空洞的口号而已”，“整个修正主义已像油布上的水一样，从它(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一著者)那里滑下去……而成为不说明任何问题的词句了。”①帕尔乌斯得出结论说，“目前党内的无产阶级因素无论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或者从相对意义上来说，都比过去强得多。”②

    甚至卢森堡，党内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决的战士，开始时也远远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卢森堡承认混入社会民主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对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她同时认为工人运动发展的本身也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第二个原因。她写道，由于历史的矛盾的形势极端复杂，群众在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中迷了路。群众在自发的运动过程中离开了革命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本身的产物，工人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 ③。当然，这样来认识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不正确的。这种认识与所谓“自发理论”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列宁极其明确地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问题，并且极其明确而有力地指出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派。修正主义者无论在哲学问题上还是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上，都完全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④。

    ① 梅林《捍卫马克思主义》，国家出版社，一九二七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第121页。

    ② 帕尔乌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内》，一九○七年圣彼得堡版，第72页。

    ③《火星报》，一九○四年，第69期。

    ④ 《国境使者》的社论《伯恩施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九年，第402--403页)写道：“伯恩施坦承认勃伦坦诺的追随者使他注意到许多事实，其中有的他过去根本不认为有任何意义，有的他过去估计不足，此外，伯恩施坦甚至不以为耻地承认，他从尤里乌斯.沃尔夫的名著中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自由资产阶级并不掩饰他们和修正主义的内在联系，而且还宣扬这点。他们非常高兴看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产阶级报纸《法兰克福报》还在一八九四年写道，“社会民主党很快就将成为改良的激进党”。《柏林日报》《沃斯报》等报纸把伯恩施坦的言论看作社会民主党向“改良的民主党”转化的明证。纳乌曼牧师在《救济》杂志上写道，由于伯恩施坦的言论，社会民主党正处于瓦解的前夕，而党的领导将由“工会运动活动家”，即机会主义者所掌握。自由派沃尔夫在谈到伯恩施坦的论文《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时，十分满意地指出，这篇论文所表达的观点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迎头痛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开宣战①。

    而且，修正主义分子也自认为是民主主义的左翼，是“社会改良党”的左翼②。

    有点儿小名气的机会主义者阿岛艾尔在哈诺威所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大声宣称，“我很少是伯恩施坦主义者，正像我很少是马克思主义者。”③他说的第二句话是确切的。伯恩施坦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左派分子说，“因此，应当把一切宣言放在一旁，而把议会主义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即把它看作为具有真正巨大力量的、在我们共同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①。

    ①《社会科学杂志》，一八九八年，第251页。

    ②马萨利克一八九九年在《时代》上写道：“伯恩施坦完全正确：他的党不敢表现出它的实际面貌，伯恩施坦认为，社会民主党只是民主主义的左翼，社会改良党的左翼。”(《时代》，XIX，第87页。)

    ③《德国社会民主党哈诺威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一八九九年，第207页。

    伯恩施坦在一九一一年写的一本名叫《关于党内的派别》的小册子里，肆无忌惮地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人民的党，它的任务已经不是去完成社会革命和摧毁现代国家，而是用社会主义去“渗透”现代国家。《共产党宣言》中的纲领性措施本来应该在过渡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去实现，但伯恩施坦却相反地认为，应该在现代“民主国家”的范围内用不流血的合法手段加以实现，而且其中有某些措施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实现了。

    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刊登的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论文，轰动了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对于“伯恩施坦对社会民主党的叛变”没有一家较大的杂志或较有影响的报纸不会作出最活跃的反应。

    自由主义玩弄两面手法。自由主义以“反对党”出现，企图“依靠”人民。但是，它最惧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自由主义的真正本质是对容克地主的奴颜婢膝。哈尔登堡曾经说，应该自上而下地去完成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完成的那事情。十九世纪末期德国的自由主义也是这样。他对于能够导致工人阶级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治组织的一切，以及能够促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巩固的一切，全都极力加以反对。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首先就在于此。它企图利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的帮闲文人道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一九○三年，第398页。

    资产阶级终于在修正主义身上找到了它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以便使工人运动接受了它的思想影响。

    迭耳勃留克，勃伦坦诺，奥本海迈尔和其它德国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以及后来英国、法国和俄国伪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曾非常高兴地写到这点。特别使他们感兴趣的一点是那些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这些人过去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却叛变了马克思主义。纳乌曼写道，“马克思主义原来虚假的或实际的统一被破坏了。伯恩施坦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与他在民族社会范围内所经常谈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他说得很好，很巧妙，而最重要的是，这是由他批判的。如果是我们批判的话，那末这就是敌人批判的，但如果这是他批判的，那末就是同志在发表意见。”①

    俄国资产阶级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例如一位评论家在俄国《教育》杂志上写道，“重要的是现在这种批评来自一位八十年代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机关报的编辑的人，来自马克思的朋友和同志。重要的还在于，伯恩施坦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基本论点，但他并不是一个投身于敌对阵营而去维护敌对利益的人。这是同志式的批判，它的力量也正在于此。”④

    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政治危机大为高兴。当时出现了许多小册子用各种耸人听闻的书名，大谈其马克思主义的瓦解和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①纳乌曼:《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救济》，一八九九年，第4期。

    ②《教育》，一九○一年，第2期，第70－71页。

    在哈诺威的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正确地谈到了伯恩施坦的著作在资产阶级的帮闲文人中所取得的成就，“从无政府主义者到迭耳勃留克和沃尔夫，到处都一片喝采。例如，勃伦坦诺就得出结论说，伯恩施坦出色地论证了他们一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一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一切。”①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桃》演讲笔记(一八九八年)中，论述到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修正主义者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勾结时写道，“现在资产阶级所高兴的是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和康拉德.施米特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文所引起的论战。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把这两位作家宣扬为有理性的和勇敢的人，说他们懂得了社会主义学说的谬妄，而且不踌躇地抛弃它。例如，尤利乌斯.沃尔夫教授，一个以消灭社会党人而颇为知名的人，就想在几篇登载在今年的《社会科学杂志》的论文中，借助于从伯恩施坦和施米特那里抄来的论据来粉碎马克思的学说。”②

    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宣称，拥护社会主义的和拥护自由主义的人们之间有可能缔结协定，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因为每一个能够自由思考的人都可以接受“温和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诺西格写道，“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最猛烈的敌人也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是人类诚实的朋友” ③。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自由派霍尔科尔特在英国议会上宣称， “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哈诺威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96页。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376页。

    ③诺西格：《修正社会主义》，第一卷，柏林，一九○一年，第8页。

    自由资产阶级在修正主义的帮助下，千方百计地企图使无产阶级和那些受到资产阶级社会“改良过的”、修饰过的和“改进过的”人们相调和①。自由资产阶级在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了新的方法。

    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不愿意把日常政治活动和总的革命领导原则结合在一起，而是放弃后者。这就是在人生的海洋中航行不要舵，不要目的。机会主义者使自己的活动只顾及眼前的利益和方便。但是，机会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真面目，隐藏自己的真正目的一一叛变无产阶级的利益。自发性乃是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屈从于它的政策和思想的方便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自发性的理论会成为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自由主义为了夸耀自己的“大公无私”，并不反对向社会主义卖弄风情。在九十年代，出版了大量的资产阶级论述社会主义的书籍。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里宣布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由恋爱而结婚。他们断言：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彼此不是敌人，社会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但是，社会主义者必须放弃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方面是受了法国革命和布朗基主义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是受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观念的影响；他们必须同意，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勃伦坦诺、舒尔采一格弗尼茨等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世界观，“改变”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直接从思想上为修正主义的观点准备了条件。

    ①参阅《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212页。

    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首先以十分明显的仇恨向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法则从社会经济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这个法则乃是阐明阶级矛盾尖锐化和现代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出发点。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沃尔夫一八九二年在他所写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一书中，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向互相对立的贫富两极集中的学说，以及关于社会不断分化和由此而引起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学说①。

    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奥本海迈尔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社会的基本法则》一书中写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主要基础，特别是《崩溃理论》（一一著者）和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主要基础②。“因此，攻击积累的一般法则不仅打中了马克思的经济观点的要害，而且还打中了马克思总的社会主义观点的要害” ③。

    所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一一赫尔克纳尔、施穆勒等等，都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反驳这个法则上。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为修正主义的批判铺平了道路。伯恩施坦、康普夫迈耶尔等人与他们的资产阶级同行比较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任何新的“论据”。所有他们的深奥道理，归根到底都可以在自由派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文献中找到来源。

    ①沃尔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一八九二年斯图加特版，第246页。

    ②奥本海迈尔：《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社会的基本法则》，柏林，一九○三年，第6页。

    ③奥本海迈尔:《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社会的基本法则》，第9页。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首先根据的是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沃尔夫、勃伦坦诺等人的社会结构计划。一九○九年伯恩施坦在阿姆斯特所作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报告中公开承认，他所提出的社会结构计划完全是仿效沃尔夫的。

    否认贫富两极分化和他们的累进增加，从而否认中产阶级的消亡和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早已成为资产阶级著作的共同点。伯恩施坦追随着勃伦坦诺和舒尔采一格弗尼芡，也来反对马克思关于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学说①。

    勃伦坦诺资产阶级学派的代表者否认阶级之间的对抗，他们只承认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基础的条件下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斗争。这就不能不意味着拒绝阶级斗争和革命，宣传国内和平。舒尔采一格弗尼茨写道，“不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最后的崩溃，相反地却是社会因素逐步渗入现存的社会制度，出现‘社会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六十年代认为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就开辟了前所未闻的远景，这是过去人们所梦想不到的远景，协会，合作社等等。工人将变成国家资本的共有主，国家资本那时将不仅是剥削，而且还养活劳动。”④

    ①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之一纳乌曼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一文中写道：“在舒尔采一格弗尼茨和社会主义者伯恩施组的观点之间，有着直接的吻合”。(《救济》，一八九九年，第4期。)

    ② (舒尔采一格弗尼茨：《是马克思还是康德？》，一九○九年圣彼得堡版，第65页。)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也同样进行这种辩护。资产阶级的仆从勃龙胡别尔写道，“伯恩施坦把过去资产阶级作家所肯定的东西用公式表达出来……”①奥本海迈尔在一八九九年宣称，“伯恩施坦是第一位在事实的压力下抛弃了关于中产阶层被消灭的神话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 ②

    沃尔夫，勃伦坦诺，舒尔采一格弗尼茨提倡改良，反对革命，提倡议会活动，反对阶级斗争。他们用改良的伪善诺言来掩饰一切，似乎用改良的办法就能够保证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转变，并且还大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密切联系。某些自由派甚至愿意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卫的阶级斗争的权利。

    事实上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极力在分裂和削弱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清除马克思学说中的革命内容，而用庸俗的改良主义来替代它。列宁在谈到勃伦坦诺主义时写道，“资产阶级的理性躲避一切非议会的斗争方式，躲避一切公开的群众发动，躲避一切真正的革命。” ③

    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家并不主张取消对工人的剥削；而只是主张采取“缓和的方式”，这种缓和并且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提高资本的利润率为条件。勃伦坦诺在《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间对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的小册子中露骨的谈出了这个“实利主义”的观点。

    资产阶级欢迎自己的“小兄弟”一一修正主义，后者为了当前的改良而终于放弃了革命，把社会主义改变为改良主义。

    ①勃龙胡别尔：《今日的社会民主党》。一九○六年耶纳版，第50页。

    ②《社会科学杂志》，一八九八年，第593页。

    ③《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226页。

    自由资产阶级为伯恩施坦鼓掌。伯恩施坦成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英雄。而修正主义者并没有提出抗议。此外，修正主义的报刊还殷勤地把自己的篇幅提供给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社会主义月刊》实质上已成为在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的各种不同观点自由讨论的刊物。议员和部长们为了在国会中发表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演说，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月刊》上找到大量的引文。

    修正主义者同样也很愿意为自由主义的报刊撰稿；他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体面。自由派是这个政治联盟的主要人物，他们千方百计地推动修正主义的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进一步的修正。资产阶级自由派京特尔写道，“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是无法调和的；修正主义本身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良相比较只不过气质不同而已。”①

    ① (京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运动》，《德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一九○五年，第45页。)

    《普鲁士年鉴》的作者们毫不含糊地断言，没有任何地方像伯恩施坦的著作那样把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论证得如此之好，甚至德国的自由主义也可以因此而庆贺自己的复活了。洛伦茨写道，“伯恩施坦的著作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实行起来与我们目前的国家生活不相结合的要求。伯恩施坦没有任何一句话否定过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本质的因素。伯恩施坦所理解的工人运动并不含有任何革命主义的因素。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与马克思和唯物主义者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他本人称他的‘社会主义’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 ①

    德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代言人，特别是天主教集团在从右的方面攻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也着重强调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联系。卡特兰写道，“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在形式上是对立的，但内容是共同的，因此根本谈不上用自由主义去征服社会主义。”②

    资产阶级报刊广泛议论自由派和修正主义者联合行动的问题。佩施写道：“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应读作修正主义一一著者)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原则的分歧。” ③

    九十年代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非常有趣的一段过程。很多著名的理论家离开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补充了一批资产者。这样，资产阶级通过修正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就变得更大更直接了。

    在这个期间，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阵营跑到社会民主党队伍里的有福尔林得尔、施陶定歇尔、纳托尔普等很多人。而且他们一开始就在社会民主党内起着很大的思想作用。

    ①洛伦茨：《马克思一伯恩施坦一考茨基》，《普鲁士年鉴》一八九九年柏林版，第345页。

    ②卡特兰：《机会主义》，一九○八年弗赖堡版，第207页。

    ③佩施：《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秩序》，一九○七年弗赖堡版，第26页。

    修正主义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领导人和指导者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诺西格写道，“奥本海迈尔把社会主义的公式应用于农业政治方面，桑巴特在社会主义主要问题的讨论中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最后，伏尔特曼和马萨利克批判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自由学者的共和国就这样在社会主义教义的基地上产生了，目前正在和狂热的群众在报纸上和演说中层开不停歇的战争的修正主义大军的总参谋部就这样形成了。”①

    修正主义者跟随资产阶级思想家之后，也宣布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福尔马尔和伯恩施坦在他们的声明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和逻辑上的继承性。伯恩施坦写道，“如果把自由主义当作一种世界运动来看，那末社会主义不仅在时间先后上，而且从它的精神内容来说，都是自由主义精神上的继承人。在实践上每当社会民主党对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必须采取一定态度的时候，这一点就表现了出来。”②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间并无原则上的区别。甚至于像别耳福尔特一巴克斯之流的“社会主义者”，在谈到伯恩施坦的立场时也这样说，“伯恩施坦为了袒护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急进主义，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

    伯恩施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之间有着很大的近似。伯恩施坦写道，“虽然马克思对边沁③作了苛刻的讥笑，但是前者却是借助于英国社会主义的联系环节才超过后者的。”④

    ①诺西格：《修正社会主义》，第一卷，第36页。

    ②伯恩施坦：《社会问题》，一九○一年圣彼得堡版，第219页。

    ③边沁(1748一1832)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主张保留对于许多种罪犯的残酷刑罚，主张对起义领袖处以死刑。一一译者

    ④ 伯恩施坦：《关于社会自由主义或合作主义问题》，一九○○年柏林版，第88页。)

    福尔林得尔也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一致的论调。他写道，“从自由主义(指它的真实意义)出发的道路，无论从历史上说，或者从逻辑上说，都将导向社会主义。”彻底的自由派就是社会主义者，每一个社会主义者从他的世界观来说都是自由派。这就是修正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所奉行的公式。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声明这一点。比如，伏尔特曼在哈诺威党代表大会上宣称，“社会主义从它的理想意义上来说是自由主义这个词汇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实现。我们从自由主义那里学会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念。”①

    由此可见，修正主义公开承认了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直接联系。这是断言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思想体系问题上“灵魂相同”的出发点。从自由主义阵营转到社会民主党来的修正主义分子，如福尔林得尔，纳托尔普和施陶定歇尔等对后一点特别下过功夫。

    修正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在资产阶级的主义思想家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资产阶级不单单是修正主义的鼓舞者，而且还是修正主义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的经常指导者。列宁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的命运都是这样：他们本身的努力得到资产阶级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热情‘赞扬’。”②

    当伯恩施坦的《社会问题》问世时，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对他进行十分热烈的赞扬以后，就开始对他的纲领作“友好的批评”。他们要求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彻底和更坚决的修正。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哈诺威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47页。

    ②《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67页。

    资产阶级代言人对于修正主义在批判上所具有的“否定的性质”并不满足，他们要求修正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另外提出一套正面的纲领，以便和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相对抗。自由派奥本海迈尔和诺西格等人认为伯恩施坦反对“正统观念”的行动尚有不足之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表现没有信心和不够彻底。他们认为，这似乎是由于修正主义者还缺乏能够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条体系”相对抗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正面的纲领。

    因此，修正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教师就急忙出来帮助他们了。出现了一系列“批判”社会主义的书籍和为了代替似乎已被击败的马克思主义而为工人运动拟制资产阶级纲领的书籍。伯恩施坦和伯恩施坦主义由以产生的自由资产阶级思潮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为增加。

    许多资产阶级代言人着手制定所谓“伦理社会主义”。这个“商品”原来也是进口货，并非自成一家的(修正主义的)独创。

    新康德主义者柯亨就曾提出过“伦理社会主义”的观念。他在他的社会学体系中企图把马克思描绘成只是一位道德家，而马克思的学说只是浸透着对现社会进行道义上的谴责的体系。社会主义是伦理的，而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合理的。

    后来，投入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纳托尔普、福尔林得尔和施陶定歇尔支持柯亨的“伦理社会主义”，并且加以补充和发挥。资产阶级所提出来的“伦理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正面的纲领”，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特洛伊马”了。

    资产阶级代言人使这一纲领具有了理论意义。康德哲学和它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就是“伦理社会主义”的总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不是阶级斗争和革命，代替它的却是康德主义的绝对的无上命令。舒尔采一格弗尼茨写道，“马克思主义想成为政治的学说，为此，它必须具有伦理的基础。”①

    他们宣称人类社会运动的普遍法则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诺西格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和本质的“人类的团结”。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独有的财产，而是所有的人们伦理上的要求。这样，社会主义就变成了道德上自我修养的无止境的现念，要想真正彻底地达到它是没有希望的，它变成了“人类品行的道德准则”。说什么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它只是一个观念而已。

    例如，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舒尔采一格弗尼茨就会毫不含糊地谈到这点：“德国的社会主义目前处于一种已经发育完成的少年人的地位，它必须投入‘某一种积极的生活’，……为此，它应该把我们古典时期所说的‘观念’作为它的最终目的，即我们应当逐步追求但是并无希望完全达到的永久的目的，正像《前进报》在一九○四年纪念康德时曾经提出过的全民的任务。……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切道德的永久原则，那末非常清楚，社会主义决不可能在某一固定的、暂时被规定的社会制度中出现并完全得到体现。这个伦理高于一切具体的社会制度，它本身并不规定任何固定的秩序。这个道德上的理想应该只是一切愿意表明自己的文明权利的社会形式的准则。”②

    ①舒尔采一格弗尼茨：《是马克思还是康德，》，第58页。

    ②同上。第53—64页。

    资产阶级代言人企图使社会主义变成为失去任何具体历史内容的“理想”。修正主义者所作的也正是这样。自由派奥本海迈尔公开承认了这点。他写道，修正主义者“为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和战略，还可能把社会主义仅仅当作一种象征，一种旗帜，但绝对不能当作运动的目标”①。

    最初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把各种各样的矛盾都加之于马克思主义，他们编造了一套谎话，把马克思主义说得矛盾百出。例如，桑巴特写道，“革命者也像坚定不移的进化论者一样地从它们那里(指马克思的著作一一著者)为自己取得武器。”②

    这种无稽之谈在法国和英国的土壤上也找到了贩卖场所。例如，英国《双周评论》杂志写道，“当前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改良，建设，另一个是颠复，破坏。马克思主义结合了马克思的两个观念，从而制造了有名的对立性。”③美国的《美国政治社会科学科学院年鉴》杂志写道，“说明马克思思想的要素是容易的，但是要想把这些因素联系起来却很困难。马克思本人是否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完全统一起来也是值得怀疑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是相互之间联系很少的观念的结合体，它根据当前政治辩论的情况，有时从结合体中取出某一个观念，有时又取出另一个观念。”①

    资产阶级思想家虚构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之间的矛盾，《资本论》和恩格斯的“信件”之间的矛盾，他们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含有各种不同的原则，“英国式的和平的建设性的政策”和“法国人的布朗基式的革命活动”。马萨利克写道，“不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二元论和在英法两种策略之间的动摇。”②

    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首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诽谤，说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著作和策略“同对虚无主义的调和精神结合在一起”，而在他们进化过程中前者战胜了后者。伯恩施坦关于必须将“革命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中排除出去的修正主义纲领只是抄袭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著作而已。

    ①奥本海迈尔：《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和修正主义》，《比较法学和国民经济学国际协会年鉴》，一九○三年，第八卷，第7l页。

    ②桑巴特：《马克思的生平事业》，一九○九年耶纳版，第29页。

    ③哈利逊：《社会主义和伯恩施坦》，《双周评论》。一九○二年。第一期。第56页。

    ①《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科学院年鉴》，一九○一年，第137页。

    ②马萨利克：《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危机》，《时代》，一八九九年，第十九卷，第74页。

    伯恩施坦为资产阶级所树立的功勋是他发挥和完善了资产阶级关于恩格斯进化的诽谤，以及他为了证实这点而对事实的进一步歪曲。伯恩施坦在这方面的“功勋”是无可置疑的。资产阶级企图将伯恩施坦本人的观点当作恩格斯“进化”的进一步发展。例如，马萨利克就曾写道，“从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伯恩施坦的‘前提’是第一本试图对一八九五年的恩格斯及其追随者的政治遗产进行认真探讨的著作。”①

    修正主义千方百计企图掩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纲领的阶级内容，否认这个纲领的剥削性质。例如，伯恩施坦企图将奥本海迈尔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说成是与社会主义直接关联的学说。伯恩施坦写道，“我一直(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上所登载的许多论文可以证明这点)坚决维护这样的观点：原则性的对立并不存在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 ②

    修正主义者企图掩盖这样一些事实：自由主义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自由主义在过去并没有革命的或进步的传统，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特别具有反动的性质。

    资产阶级通过它的代言人顽固地促使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进行更坚决的斗争。在它看来，修正主义的立场还有不足之处。奥本海迈尔指出，如果伯恩施坦希望自己的结论是彻底的，他最终必须归结于自由主义政党的纲领。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伯恩施坦主义终究还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它已断了翅膀，但它的模棱两可仍然有罪。

    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迫使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的堡垒展开猛攻。京特尔写道，“或者是退回到旧的教条，或者是坚决前进，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伯恩施坦前怕狼后怕虎”③。

    ①马萨利克：《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危机》。《时代》，一八九九年。第十九卷，第74页。

    ②伯恩施坦：《关于社会自由主义或合作主义问题》，第16页。

    ③京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侈正主义运动》，《德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一九○五年，第20页。

    桑巴特认为，修正主义之实际脱离马克思，只带有渐近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代言人看来，这个过程太缓慢了。舒尔采一格弗尼茨会向修正主义者发出号召说，“通过马克思的坟墓前进，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记得马克思唤醒德国工人的功勋。同活着的人一道前进，同饶勒斯正确地称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的康德一道前进。”①一八九九年八月十八日马萨利克在致伯恩施坦的信中，会向伯恩施坦建议，在他的书再版时，利用他的反对者的模糊和矛盾，向马克思主义展开进攻②。

    自由主义者奥本海迈尔曾经提出过一项建议，要求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合成一个运动。“社会的或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写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纲领只能是自由主义，“在改变纲领时应该放弃集体主义和革命主义，也就是说，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高峰和倾向倒塌。这样，社会民主党就变成了人民民主党” ③。奥本海迈尔在九十年代经常和伯恩施坦通信，对伯恩施坦有很大的影响④。

    桑巴特洋洋得意地肯定说，现代社会经历着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状态”，这种状态需要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

    ①舒尔采一格弗尼茨：《是马克思还是康德？》，第67页。

    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档案，编号：ф204，第1051号。

    ③奥本海迈尔：《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科学基础》，《比较法学和国民经济学国际协会年鉴》，一九○三年，第八卷，第79页。

    ④参看奥本海迈尔一八九八年十月五日、十四日、二十二日的信件，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八日、五月十一日、七月二十一日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收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

    无须赘述，一切调和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企图都是枉费心思。自由主义促使修正主义愈来愈坚决地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奥本海迈尔说道，“未来的口号将是，‘摆脱马克思的束缚。’”①。

    列宁在《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一文中，从《晚刊》上引证过一位自由派的一段有趣的话：“修正主义者过去想，而且直到现在还在想，用某种方式把马克思抓住，而仍然成为另外一个政党。这真是妄想。要就是把马克思整个地吞下去，要就是把他完全扔掉，不彻底的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针对这些话，列宁幽默地指出：“说得对，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有时候也在无意中说出了真话！”②

    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内在的社会政治的共同性，表现在修正主义者的实际活动中和他们的改良主义策略中。他们要求支持帝国主义的祖国，支持它的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对外侵略政策，以此来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相对抗。伯恩施坦分子是使工人阶级“普鲁士化”的组织者，他们鼓吹效忠于反动的容克地主国家。

    施彼耳支持德国的保护关税政策，伯恩施坦论证了德国获得殖民地的必要性。伯恩施坦是德国军国主义忠实的代理人。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月刊》上说：“军国主义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概念”，③他根据这个说法谈道，如果军国主义是意味着为了防御和保卫民族而教育人民，那它就是好事，社会民主党就应当支持它。

    ①奥本海边尔：《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科学基础》，《比较法学和国民经济学国际协会年鉴》，一九○三年，第八卷，第76页。

    ②《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71一472页。

    ③《社会主义月刊》，一九○七年；第一卷，第439页。

    一八九七年在汉堡党代表大会上，“德国帝国主义的歌手”施彼耳在修正主义分子的欢呼声中无耻地宣称:“我们一直被迫考虑到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是，正由于我们处于这样的地位而又无力阻止战争，因此就不应该拿坏的武器，坏的枪炮给我们的士兵。”获得奖状的资产阶级的走狗海涅在机会主义的《前进报》上断言，“军费是有的，这些费用本身是保卫民族所必需，而对于我们的理想和原则却没有妨害。例如，对支出有关的新炮……”。

    一九○○年在美因兹党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卡耳韦尔提出了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理论”：工人们为了提高他们的工资，似乎应该全力支持国际竞争中的工业资产阶级，因此社会民主党应该解决关税政策方面的所有问题。这实质上是公开号召发动帝国主义战争。

    像克韦谢耳、希耳迭勃兰德和罗合尔之类的叛徒，为了维护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帝国主义政策，厚颜无耻地要求为了所谓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要承认德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在议会党团中，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投票赞成资产阶级的国家预算。法国的内阁主义在伯恩施坦分子那里找到了热烈的崇拜者。《社会主义月刊》上出现了一系列“论证”米勒兰主义的论文。伯恩施坦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大声宣称，他是以米勒兰的经验为根据的①。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00页。

    资产阶级大肆宣扬地祝贺修正主义者的“卓越的实践上的成就”，同时非常注意无产阶级群众对右派领袖叛变时反应。资产阶级对伯恩施坦分子的殖民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纲领大加赞扬。资产阶级赏给他们一个称号，称他们为认识到了占领“生存空间”对德国国家和德国人民的必要性，“誓忠于”德国皇帝的人。德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会写道，终于有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清了俄国威胁德国的危险，以及为反对俄国而“准备防御”的必要性。

    伯恩施坦分子企图压制党内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他们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面前所表现的奴颜婢膝是非常无耻和令人作呕的。下面就是一个例子。《慕尼黑邮报》刊登了一篇抗议牺牲成万人的帝国主义制度的文章。福尔马尔立刻打电报向资产阶级报刊表示歉意。《莱比锡人民报》在《福尔马尔和好风度》、《关于好风度》这两篇论文中痛斥了福尔马尔的无耻行为。

    修正主义者原来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彻底抛弃了革命，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反军国主义。伯恩施坦分子把社会主义变成了“伦理观念”，这样就使社会主义变得遥遥无期，实际上就从日程上取消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自由主义者奥本海迈尔写道，“当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它的最终目的时，它就死亡了。”①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运动影响的直接产物，同时它也是早已披粉碎了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翻版，这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反动力量．成为无产阶级斗争道路上的障碍。此外，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本身而言，它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的一定的表现形式。

    ①奥本海边尔：《社会民主党的党内斗争》，《时代》，一九○三年，第470期。

    修正主义观点的折衷主义体系是同普鲁东主义，同格庭和赫斯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紧密联系着的。列宁在谈到这种联系时写道：“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①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纲领明显地具有拉萨尔性质。伯恩施坦以拉萨尔的话作为《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的题词，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事。拉萨尔的那段话说：“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历史的新时期的朝霞出现了。谁主张普遍选举法，谁就是召唤和解。”

    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根据地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拉萨尔主义。索烈耳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名义上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一直含有许多拉萨尔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马克思批评了哥达纲领，但哥达纲领仍然能够在一八七五年被通过；马克思的信直到一八九一年才被公布。自从社会主义者获得了选举上的成就以后，拉萨尔精神就开始占居了统治地位。”②

    修正主义者本身非但不隐讳他们忠于拉萨尔主义，而且还大声地夸耀这点。康普夫迈耶尔在拉萨尔逝世四十周年时写道：“如果说我们今天怀着兴奋的心情纪念活在我们中间的拉萨尔，这就说明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拉萨尔对于我们是鼓舞人心的、推动前进的力量。”③这个修正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文中还无耻地宣称：“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工作者纲领》由于它具有伦理和文化的性质才引起了德国劳动阶级思维上的革命。”①

    ①《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15页。

    ② (索烈耳：《马克思主义的分化》，第三版，一九○五年巴黎版，第34—35页。)

    ③(康普夫迈耶尔：《拉萨尔一一一个同时代的人》，《社会主义月刊》，一九○四年，第736页。

    拉萨尔主义以其宣传“和平道路”和含有民族主义精神而引起了德国改良主义者的兴趣。拉萨尔认为，社会主义一一“工人阶层的观念”是自由和理性概念发展的结果。拉萨尔对工人们说：“应该解除你们脚上的镣铐，但是要用和平手段从理性出发，并在有产阶级的同情帮助下去解除它。有产阶级中间的先进人物，科学人士已为解放打下了基础。”②不是革命，而是群众法制感的增加和普选法一一这才是实现“工人阶层的观念”的道路。

    拉萨尔主义完全合乎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纲领的要求。修正主义的纲领与拉萨尔所提出的与资产阶级调和合作的纲领相似，正像两滴水一样。

    修正主义者企图将社会民主党发展史说成是拉萨尔主义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历史，而且他们认为，拉萨尔主义从未在党内消失过。波利提库斯在一本别有用心地命名为《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的小册子里写道：“拉萨尔派只有在今天才能最后战胜马克思主义，因为它非常坚决地转到了施维泽尔③所指出的道路。”④在修正主义者中间广泛地流传着个口号：“回到拉萨尔去。”

    ① 康普夫迈耶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月刊)，一九一三年，第678页。

    ②《拉萨尔文集》，第二卷．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88页。

    ③施维泽尔(一八三三一一一八七五)，全德工人联盟自一八六三年到一八七五年的领导人之一，他执行了与俾斯麦容克政府妥协的拉萨尔政策。一一译者

    ④(波利提库斯：《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一九○三年果里戚亚版，第4页。

    修正主义者公开承认，他们的纲领首先是与拉萨尔的关于必须把现代国家当作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因而对它采取“肯定态度“的纲领有联系。伯恩施坦分子对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国家及其对内对外政策的崇拜，正是根据这个提纲而来的。

    修正主义者还同样坚决地强调，他们的观点是与拉萨尔关于工人阶级运动的民族性的观点相一致的。波利提库斯在他的小册子里写道：“民族社会主义开始为德国人民争取福利”①的时刻已经到了。因此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一九○三年即已宣布了民族社会主义，他们要求党站在民族的、德意志国家的立场放弃马克思的国际主义观点。

    众所周知，拉萨尔不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而是作为一个自由派来解决民族统一和无产阶级在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年②战争中的策略问题的。后来，拉萨尔甚至和俾斯麦缔结了形式上的协定。他迎合普鲁士国家的政策，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于它的利益。

    ①《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一九○三年果里戚亚版，第53页。

    ②拉萨尔于一八六四年逝世，此点估计为着者的笔误。一一译者

    拉萨尔在施勒斯维希一霍尔施坦因问题上坚决拥护容克地主普鲁士的积极侵略政策，并因此而露骨地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他在致洛贝尔图斯的信中写道：“不，我不是民族自决的支持者。我在关于意大利战争的小册子中，已经明确地叙述了我的观点……您可以从那里读到我所表达的观点，并将从这个观点中看出，我只承认大的、有文化的民族有民族权利一一您一定不否认这种权利一一但是不承认那些共权利更多地只能是被同化和在有文化的民族帮助下前进的种族有这样的权利。”①

    所有这些都是改良主义者深为敬仰的。他们完全依靠拉萨尔的沙文主义纲领，充当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积极散布者。拉萨尔关于民族国家的观念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复活和传布；随着德国的军事形势愈益具有威胁性，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愈益露骨和厚颜无耻而更加固执和坚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腐烂的过程在这点上也表现出来。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拉萨尔大受赞扬，变成了德国和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动旗帜②。

    由此可见，伯恩施坦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是拉萨尔主义的继续。修正主义者波利提库斯曾直截了当地说：“一方面是拉萨尔和施维泽尔的观点，另一方面是伯恩施坦的观点，它们两者之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最小的细节问题上，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共同点。”③

    ① 拉萨尔一八六三年五月八日致洛贝尔图斯的信，引自维诺格拉德靳卡娅：《拉萨尔》，国家出版社，一九二六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第191页。

    ② 例如参见马.阿德勒：《斐迪南拉萨尔逝世五十周年》，《斗争》，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

    ③波利提库斯：《是马克思还是法拉萨尔》，第48页。

    ④《斗争》一一月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坚持机会主义的中派立场，用左的词句来掩饰它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和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效忠。一九○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在维也纳出版；一一译者。

    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谈论着修正主义的纲领的拉萨尔主义内容，谈论着拉萨尔观念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复活。资产者赫耳别克写道:“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的修正主义思潮只是旧的拉萨尔和施维泽尔社会主义思潮的苏生而已。……”①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厌其烦地说：修正主义应该借助拉萨尔来消灭马克思主义，只有依靠民主主义者拉萨尔才能够战胜马克思的“爆炸理论”。

    修正主义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其根源完全是出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列宁写道：“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机会主义处在背叛的边缘。早在一九○五年，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③在论述机会主义的辩证法时就写道：“非常广泛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为背叛；由量变转为质变。因此可以说，机会主义是有步骤的小的叛变，而叛变则是大的机会主义。”④

    修正主义的发展，以及“正统派”对修正主义的迁就，反映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逐步蜕化的过程。

    ①赫耳别克：《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和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第14页。

    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91页。

    ③《前进报》是布尔什维克秘密出版的报纸，自一九○五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八期。列宁是该报的组织者、思想上的领导者。沃罗夫斯基，奥里明斯基，卢那察尔斯基担任该报的编辑。《前进报》在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译者

    ④《前进报》，一九○五年，第八期，第5页。一奥里察斯基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