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薄”的垮塌与假左派之命运 [复制链接]

论“重薄”的垮塌与假左派之命运



有网友在一篇解读“重庆模式”及“3.15事件”的文章中，提到“重庆模式”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笔者对这个提法略有异议。本文不是专门探究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只不过是想以此为头绪，展开话题，做个开场白。

“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定义，是专指无产阶级专政初期，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社会主义工人国家暂时无法全部没收并直接掌管资本主义企业，只能在工人监督和政府监管之下由资本家负责其运行的一种临时性经济政策。因为现今时代既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重庆模式”显然不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社会里由国家或政府直接管理、控制企业、资本运作的模式人们通常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内部对于国家垄断份额大小的争端和分歧在理论上或者策略上的表述体现为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前者认为在经济行为当中市场应该大些，政府应该小些，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以为市场应该小些，政府应该大些。以此比照“重庆模式”固然有那么一点点凯恩斯的苗头，凯恩斯的味道，但依然够不上十足的凯恩斯主义，因为重庆若干年来的经济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要“壮大国企”、“收归国有”等方面的意向与企图,重头戏始终倾斜于市场方面。至于“加大投资力度”等等政府行为则举国上下都在做，非为“重庆模式”所专擅。重庆不管是国有资本规模还是政府投资比重，均远未达到足以形成“垄断”的地步。所以，“重庆模式”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究其本质，依然还是深圳模式，是“深圳模式”的内地复刻，是“深圳模式”21世纪的升级再版。疯狂地招商引资，疯狂地圈地买地，仍然是“重庆模式”最主要、最核心、最直接的经济发展动力。而最可见、最明显、最突出的社会效果，就是为中外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以持续剥削和劫掠的廉价资源与廉价劳动力场地。完全可以说，今天的重庆，就是昨天的深圳。进驻重庆的中外资本家，甚至比滞留在深圳等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更其优哉游哉，安居乐业。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重庆模式”被人为地涂抹上一层比当年老邓粉刷“深圳模式”时候更为浓重、更为炫目的“红漆”以为表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辨别一种事物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必须深入分析，由表及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还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物，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尤其要看他做的是什么。说的都不足以凭信，更何况是“唱”的了！

大权独揽而又捣鬼乏术的中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眼见三十年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倒行逆施越来越多地遭到人民群众的质疑和反抗，已经危如累卵，无以为继，“转变发展模式”实属迫不得已。但是，如同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统治者一样，他们是黔驴技穷的，他们除了尽情发挥“说唱艺术”借以麻痹、慰籍和舒缓雇佣奴隶愤怒绷紧的神经以外，唯一还能够做得出来的即是暂时的退却或让步，如所谓“调控”或“调整”等等，所有这些政策、手段与措施，无外是在“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方法之间选择那一头更为偏重一些而已。如果说以“深圳模式”为蓝本的资本主义改革的前三十年主要倚重的是“大棒”，“重庆模式”则可能意图更加偏重一点“胡萝卜”，诸如“共享”啦、“分蛋糕”啦、“N次分配”啦、“共同富裕”啦之类，通通不过是些“胡萝卜素”而已，甜味剂而已。对于人民群众，“网开一面”纵然比“竭泽而渔”感觉稍好，可以略做喘息，但这种“朝三暮四”的欺骗伎俩，只有到了假左派、伪毛派、资产阶级说客、死不改悔的改良主义份子那里才会被无耻肉麻地吹捧为“社会主义回归”、“伟大的民族复兴”，而有着几千年剥削压迫与奋起反抗历史经验的人民群众对于这种“怀柔”战略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杠杆，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撬动这个世界。

自一战以来，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换言之即是，当今各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均已到达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具有三十余年资本主义复辟历史的资产阶级国家，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所谓特色资本主义，其特殊性就究竟“特”在哪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考察，这个特色“特”就“特”在我国存在着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并绵亘于历史之外、硕大无朋又不可一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把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出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所获得的政治筹码转换为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从而垄断国家，也垄断社会，致使社会成为“天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比较一下前苏联和我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异同还是蛮有意思的。前苏联的官僚垄断资本利用超强垄断能力这个“比较优势”，曾经一度制造出一个“功绩”远远超越了老沙皇国家的新沙皇国家，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而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祖师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慈禧太后式的人物，其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买办政治本性严重影响了对于“垄断优势”的充分发挥，上台伊始就惟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马首是瞻，大搞分散、自由的个人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他的如此施为，除了造就出一个时不时就要肝肠欲断、欲哭无泪一回的左翼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阵营这样一个“副产品”以外，直接效果就是迅速培育、扶植或者孵化出一个同样对外严重依赖买办卖国的社会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及其服务于资本家阶级的“市民阶层”。这个资产阶级的逐利与扩张本性，命中注定他们必然是“数典忘祖”的和“不念旧情”的，只要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只要他们感到在其他地方再也无利可图，他们势必要“以怨报德”，反噬其主，欲图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一杯羹，争权夺利，直至彻底掀翻。可谓殷鉴不远，俄罗斯的民族资产阶级恰好正是这样做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社会一般”资产阶级的民族性远逊于买办性，因此他们独木难支，根本撑不起“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这面旗帜，因此，不管中国的资本家阶级面对“国企”这块肥肉怎样的垂涎三尺，不管他们对俄罗斯资本家阶级“一股独大”的社会现状何等艳羡有余，不管他们对仅靠搞了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就如同手握丹书铁卷般希图一劳永逸，安富尊荣，福禄绵长，子以父贵，鸡犬升天等“封建现象”如何愤懑不平，由于骗取不到人民大众的支持，他们也只好权且咬牙忍耐！他们同官僚资产阶级连接的脐带一时还难以剪断，两个资产阶级之间的蜜月期仍未结束，“一辱俱辱一荣俱荣”的伴生性历史命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另一方面，官僚资产阶级自身的苦恼纠结，比自由资产阶级一点不少。官僚资产阶级首先苦恼纠结于自家的神庙里供奉的不是自己的真祖宗，马克思和毛泽东，这两个光辉的名字始终是属于穷人的，是一切私有制度和私有化阶级的敌人，每逢大典要祭拜这两个人，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惕惕怵怵，五味杂陈。其实，依照他们那位“老佛爷”的遗诏，应该是早就预备好要“重新评价”和“脱衣摘帽”了，可惜天不我与，那个“适当的时候”不仅迟迟不到，简直遥遥无期。据“设计师”早年测算，当JDP达到某个美元级数的时候，整个社会将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局面，大富康宁，小富亦安，届时他们既可以公开宣布共产主义子虚乌有，社会主义走不可通，于是乎原罪赦免，改名换姓，华丽转身，平稳过渡，实行公开、全面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普世性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社会。可惜完全出乎意料的是，社会现实与设计师的蓝图几乎截然相反，改革后的中国， 居然成了世界上两极分化第一、贪污腐败第一、环境污染第一、资源浪费第一、群体事件第一的失败国家，民怨沸腾国家，内外交困国家。不要说脱衣摘帽，政治方面稍微一点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酿成大祸，弄出没顶之灾，他们梦寐以求要移出“祖庙”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名字反而成为他们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所在。这些事实，为我们分析解读“重庆模式”与“不厚事件”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

导致不厚先生迅速下台的真正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搞“文革”或“文革余孽”。文革的重点是清理走资当权派，是防复辟，反复辟，既不是“唱红”，也不是“打黑”。任何一个人，只要你不呆、不傻、不乜，不是别有用心，都会明白，“重庆模式”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马牛而不相及。无论是以“文革”的名义构陷人罪的人还是以“文革”的名义“强挺”某个封疆大吏的人，他们恰恰皆是别有用心，恰恰皆是在装疯卖傻，也恰恰皆是在歪曲文革，丑化文革，玷污文革。可以断定，将来官方解释交代“重薄”事件的时候，绝不会有“文革”二字出现。对文革的态度只是资产阶级私下里内定的政治底线，不大可能用于公开“量罪”，老温在公开场合提及“文革”实在是疲累之下一时失控“说走了嘴”，照规矩同样也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毛泽东的名义作为一种“红色保护层”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集体政治资源，是绝对禁止个人“开发利用”的。重大场合之下，以及重要国家官员，怎样提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何时拜访韶山、西柏坡、岸英墓等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厚先生擅用毛泽东的名义，耍弄“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的阴谋伎俩以求加官进爵，犯了大忌，越了雷池，何况对 “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只能停留在中央，而且一贯精神和舆论方向也是早就内定好了的，将来终究要做“重新评价”的。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一心”就是平衡，就是和谐，不厚先生以一己之私企图打破道统平稳运行，下场唯有被“共诛之”和“共讨之”了。实在说，对于焦头烂额苦无出路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来说，“重庆模式”确实是个不错的模式，放任的资本主义早晚要走向集约的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的集约或“重庆模式”的集约其优劣得失上峰应该有所考虑，有过掂量斟酌，辗转反侧，七上八下。但考虑归考虑，斟酌贵斟酌，第一不可以“强加”，第二不可以居功自傲，索求太甚，第三你也得留给人家一些发挥的余地，不能独享或垄断发明权，第四要给点时间，要资本家阶级这个“狼崽子”、“忤逆儿”甘愿套上个笼头，即便只是象征性的，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如意的，需要软硬兼施，耐心细致，不厚先生过于迫不及待，急于求成，结果当然适得其反。

不厚先生被“私营”、“官有”两个资产阶级在讨价还价、权衡利弊之后一致选择抛弃，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必要同情，也完全没有理由同情。不厚先生身为一个贪多务得的官僚资产阶级无良政客，其选择“唱红”还是“唱白”，并没有多少内在的必然性，只有偶然的主观随意性，一如其在大连选择锐意改革，任职商务部选择大胆开放引进输出一样，刺激他选择的初衷和目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社会理想主义的，不厚先生讲毛泽东的好话和温先生的“苟利”之类一样，出发点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更不会是无产阶级革命。其实，何止不厚先生，那些竭力“挺薄”的人士，如乌有之乡的范乡长，他们“满嘴里跑火车”的发言人张宏良，以及司马南、孔庆东者流，又有哪一个不是如此？他们窥探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虽然势力上依然强大，但理论上却日益式微、吹鼓手严重匮乏、为资本家阶级的“自由之声”独领风骚、反客为主直至“欺君罔上”这样一个尴尬窘境，自以为巧言善变，有口舌之利可逞，于是乎脚跟脚地跳将出来，以左的嘴脸和声口出现来唱帮腔，上演“对台戏”和“秀双簧”，言在防右反右，旨在“重振朝纲”。“重庆模式”甫尔一出，他们即嗅出门道，如获至宝，自以为一把揽到了“通天绳”，一脚踩上了“进阶梯”，随即掀起了针对重庆模式及其缔造者一轮又一轮的海吹，直吹得唾沫星子乱溅，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兀自不肯罢休，把古往今来所有马屁文人的丑态表演得纤毫毕现，一览无余，他们兴奋得不得了，恍惚中似看见自己已然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成了一言可以兴邦、青史名留得，凌烟阁上得的开国功臣！这般政治赌徒千算万算，唯独漏算了一个事实；在当前中国，单独宣誓卖身投靠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是没有前途的，是不中用的。在这一点上新左派诸君明显比他们清醒得多，其他诸人暂且不提，连混得最差劲的韩德强，这位乌有公司的后台老板之一，也似乎悟出个中三昧，不然何以会“冷不丁”地大喊一声：“支持梁稳根进中央”？

    “重薄”一出来，假左的队伍很扩张，因为挨挤进来大量新的投机分子；而今“重薄”已去，将有多少人能从“保党救国”的迷蒙中觉醒过来，笔者拭目以待。跟着张宏良，天永远不会亮，这个不争的道理已经被再次得到充分验证。依笔者判断，不厚先生本人不会遭遇多大冲击，蒙受多少损失，但他的政治生涯无疑已经终结，除非进入“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代， 否则其“东山再起”的机会绝不会再有。依然在那里泣血“挺薄”朋友们，奉劝你们最好把精力节省下来，用到该用的地方去。至于“红歌”，作为安魂曲自然还会官准下去，会“余音袅袅，绕梁三不绝”的，听歌的人多，听惊雷的人反而会少，当局如此盘算，大致不会错出多远。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庄严宣布共产主义者不是一般地私有制，而是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无论有没有革命高潮，这一条从未有过丝毫动摇和改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实现就是资本家阶级私有制和官僚资产阶级私有制，企图把革命力量引导向其中任何一方作为附庸的，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人民群众的敌人，革命斗争的对象。对于资产阶级，无论是社会一般资产阶级，还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态度只有一个，用鲁迅先生的表达即是：我们“一个也不宽恕”！

2012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