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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王立军事件”和“重庆模式”的几点看法

                                                             东方红网编辑部（2012年4月4日）



     自今年二月初以来，关于“王立军事件”和“重庆模式”的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广大网友也都比较关心。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当时就曾原则性地表示过了。现在，作为思想交流，再比较详细地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仅供广大网友深入研究参考。



“王立军事件”的性质及其影响



     据官方媒体的报道，“王立军事件”大体经过是：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24小时。2月7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专程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经美方同意后，在总领事馆内同王立军面谈两三个小时，王立军“愿意”离开美国总领事馆，后被有关部门带到北京审查。

     王立军为什么私自进入美国总领事馆？在美国总领事馆内又干了些什么？至今为止官方没有公布明确的审查结果。因此，国内外各种版本的猜测、传言，层出不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网络上甚至传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王立军的自白》、《基辛格访问重庆后为美国政府撰写了一份秘密报告》等等，都像煞有介事。其实，这些猜测、传言大多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且经不住人们的分析和逻辑检验，极不可信。关于王立军为什么跑到美国总领事馆要求“避难”，国内外的网络传闻中主要有这样三个版本。一是，说王立军手下的人在办案中牵连到薄熙来的夫人，因此而惹恼了薄熙来，两人反目成仇，王立军害怕薄熙来报复而逃到美国总领事馆。这个版本的发明者是美国等国外的反华反共势力媒体。二是，说王立军手下的人在办案中发现牵涉到温家宝的夫人（涉嫌操控珠宝钻石的交易），薄熙来让王立军向公安部做了汇报，因而惹恼了温家宝。温派公安部的人到重庆抓了王立军手下的几个人，因此，王立军害怕温家宝加害于他，而逃到美国总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这个版本是来自服务器在国外的某网站。这个版本给人以与第一个版本故事情节相同，只是角色变换的感觉。第三种说法就更为离奇了，说薄熙来家滥用权力，窃听对手甚至中央领导的通话，企图“搞政变”，企图“搞垮”某人与某人，不让某人接班，因此才怎么这么的。我们认为，这三个版本似乎都没有什么可信度。

     “王立军事件”已经过去50多天了，为什么至今还是朦朦胧胧的？为什么当局没有拿出一个真实的“版本”告知国人？客观地说，要搞清楚这里边的“真相”的确是比较困难的。难就难在这个事件的当事人，只有王立军和美国总领事馆两方，再没有第三方。就是说，没有旁证。王立军被带到北京被“依纪”、“依法”审查，这么长时间了，肯定要有所交代和说明。但王立军本人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角儿，他的交代和证言是不是真实，这是需要分析的。常识告诉人们，一个被审查的人，会出于保护自己不被惩办或减轻惩办的动机，而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言，这样，他所提供的材料的可信度是要打折扣的。另一个当事方，即美国总领事馆，因为它代表美国这个国家，就具有比王立军大得多的解释权和认证权。这样一来，这个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个什么样，就有被美国中情局操纵的可能。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是一个善于操纵舆论、善于制造谎言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且还是一个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千方百计要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这个本性和他的图谋决定了它会毫不客气地“用好用足”这个事件，它会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可以把这个事件像捏面团那样，既可以捏成个小猫，也可以捏成个小狗，更可以无中生有。当年，美国中情局利用叛逃美国的中南海的医生、叛徒李志绥，为妖魔化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就编造出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那样的弥天大谎。今天难道美国帝国主义就不会故伎重演吗？就不会利用“王立军事件”再造一个谎言吗？人们还会记得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美国就是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特别是利用了“8.19事件”，支持主张“休克疗法”，主张解散共产党实行总统制的叶利钦派，打击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包括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派。最终在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与美国帝国主义内外勾结和美国的导演下，修正主义集团中的叶利钦派赢了，苏联迅速解体。从50多天来事态的演变情况看，“王立军事件”很可能正在被美国中情局利用和操纵之中。诚然，这只是我们的分析和推断了。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王立军事件”的性质以及它将对我国今后政治走向有何影响的问题。综上分析，我们认为：

     （一）“王立军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不管王立军过去的工作有过多少成就，在重庆“打黑”有过多大功劳，也不管他逃往美国总领事馆有多少理由，都不能掩盖他的行为是叛国投敌的性质。

     （二）在美帝国主义的主导和操纵下，在“中国的叶利钦派”的积极配合下，“王立军事件”已经被里应外合地演变为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而这场斗争，很有可能加快西方化的直选制、三权分立、多党制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步伐。这样的政治改革如果实现，无疑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其结局很可能是“苏联第二”。对此，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三）薄熙来在“特色”领导集团中是一个搞改良主义的当权派。我们不同意有人提出的所谓领导集团中有“资改派”、“社改派”之分，如果要分的话，也不过是复辟资本主义有“激进”与“渐进”的区别，在“特色”路线上，他们是一致的。所以，薄熙来也不是有人所讲的所谓的“社改派”。但他与王立军的叛国行为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作为本次两会发言人之一的赵启正，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薄熙来本人也在3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王立军突然出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是“始料未及”，自叹“用人不察、颇为痛心”。我们认为，薄熙来的这些话，是真实的。总之，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上只有“失察”的领导责任，而无直接责任。

     由于薄熙来的免职带有突然性、悲剧性和背离组织常规的色彩，所以网评和街谈巷议，人民群众大多对重庆的改良措施持欢迎态度，因之对薄熙来被免职表示惋惜，这可能就是俗话所说的“人心向着弱者”吧。

     （四）虽然官方说“王立军事件”是个孤立事件，但这个事件还没有完，大幕拉开了，闹剧还在延伸。特别是美国的背后插足，使这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黎阳同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王立军事件’中处处有美国人的影子，而且整个事件从头至尾全是美国人在引导舆论。通过直接左右影响中国政局的‘王立军事件’，美国人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如此之深，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完全可能利用这个事件，插足中国的权力中心，力求左右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走向，这正是美国梦寐以求的。

     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要坚决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相互勾结，防止和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走向殖民地化。



“重庆模式”与改良主义



     对于“重庆模式”怎么看，关系到对改良和改良主义怎么看的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本网文章中反复引证的革命导师列宁的有关教导。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它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在统治阶级仍然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坚决反对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局限于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因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2页）。

     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以后，网络上的舆论和社会上的反响犹如暴风骤雨，来势迅猛。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和评论。这些评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观点，对“重庆模式”的性质以及对薄熙来被免职的分析，是比较客观和正确的。这些评论认为，“重庆模式”说到底，是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的某种改良，而这种改良，是不可能作为突破口回归社会主义的。有的网友于3月15日在《华岳论坛》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有多少人都希望，这样的改良能持续下去，能继续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但是现实还是无情的，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其实很多网友早就发贴说明过薄熙来一定会失败。而他失败的原因，就是被他自己体制内的同伙打倒，而不是被那些原来就不相信这套改良（应指“改良主义”——引者注）的网友所骂倒的。他的改良不过是想让邓的事业能继续下去。可惜，帝国主义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国内的新兴利益集团也不会，因为他们都急不可奈地要把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益明确下来。”

     本网早在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的第二天，就在一篇编辑部的按语中谈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王立军事件”的发生，某领导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演”，薄熙来的被免职，是值得人们反思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采取了某些改良或改善的措施，应该说，这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有一定的好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反对这种改良或改善。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改良主义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改良，是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而改良主义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的某些改良上，用改良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脱离无产阶级斗争的立场，起到麻痹工人阶级的消极和破坏作用。所以我们说，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还是改良主义（这三种‘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行不通的。联系到薄熙来在重庆所实行的某些改良，也仅仅是局部的改良而已，而事实证明，连“唱红打黑”这样一些根本就没有触及私有制等基本制度的“小打小闹”都不被统治集团所容忍，由此可见，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

     本网一直对改良主义持批判态度，2011年3月，本网先后发表了两个版本的《马恩列斯论改良和改良主义》语录，以供大家学习。我们对“重庆模式”，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一贯的立场和态度，是以马恩列斯毛的教导为根据的，它表现在李成瑞、刘日新、林伯野等同志先后在本网发表的文章之中。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所谓“重庆模式”的改良，在重庆这个局部地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某些社会矛盾，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特色”路线的统治，起到了某种局部的稳定作用，尽管这种稳定作用是很有限的。第二，薄熙来在重庆所采取的某些改良措施，对重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日益贫困化、日益窘迫的生活状况确实带来了某些有限的改善。因此，薄熙来的施政得到重庆底层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就在情理之中了。第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没有反对过“重庆模式”的某些改良，我们反对的是有人把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标榜为“复兴社会主义的样板”、“中国和世界革命的方向”等等。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就是改良主义，而改良主义的本质就是消融革命、反对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第四，因为左派队伍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滋生出来的改良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立的，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具有不可轻视的麻痹、腐蚀和瓦解作用。所以，我们认为，一切忠实于马列毛主义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革命同志，对这股改良主义思潮，绝不能不闻不问，任其泛滥，而应该认真地加以批判。



我们对“王立军事件”的宣传问题



     “王立军事件”的发生与薄熙来被免职，在许多情况还不是很清晰明了的条件下，我们在选文上是比较慎重的。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网友通过这个事件，对改良主义本质的认识提高了，头脑更清醒了，对马列毛主义批判改良主义的理解更深刻了。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一些过去对改良主义抱有幻想的同志，也纷纷改变过来。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有一些网友，对这个事件的评论，不够冷静，也缺乏阶级分析（包括一些在网友中享有一定声望的学者）。一些人认为王立军是“受害者”，甚至说王立军是“当代的岳飞”，是“民族英雄”……。这些认识，我们是不能苟同的，因而也不能发表或转发这类文章。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虽然赞同文章的观点和立场，但考虑到斗争的策略和网站的安全，没有上网发表。例如，针对薄熙来被免职，一些同志反思了过去“打某保某”的做法，对某人也不抱幻想了（多维网透露，对薄熙来的处理是某某等人联手共谋的）。这些指名道姓地进行揭批的文章，只能在国外的某些网上发表，本网不便转载。此外，有一些思想观点好，分析较为透彻的文章，我们采取删掉敏感词句的办法转发在我们网上。

     一些网友对本网的这些做法不甚理解，产生了一些误会和疑问。有的说，为什么《东方红网》不表态，不支持薄熙来？有的甚至联系到一些网暂时被封而诘问：为什么《乌有之乡》、《旗帜网》、《红色中国网》被封，偏偏你们《东方红网》没有被封？

     对于当局为什么没有封我们网（《马克思主义评论网》也没有封）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对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是认真地思考了的。我们认为，“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当局与网管部门最为关注的是重庆问题。有的网站，例如《乌有之乡》，在重庆问题上发表过大量宣传、歌颂与支持“重庆模式”、歌颂与支持薄熙来、王立军的文章、讲座、影像，提出过以“重庆模式”为标本的所谓的“毛派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路线、方针等，甚至还提出“要薄熙来当总理”的呼吁。这就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警惕和关注。3月28日乌有之乡网站站长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的回答，就把封网的问题基本说清楚了。他说：“至3月15日上午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发表过支持重庆探索的文章的诸多网站就陷入了瘫痪，不能正常访问。……3月15日下午我们也接到政府有关方面的暗示，告知网站面临生死危险。后来经过抢修，网站内容做些调整，始得以恢复。”这就是说，乌有之乡被封，主要是因为重庆问题，而我们网站从没有发表过肯定“重庆模式”、赞扬改良主义的文章。这是其一。其二，我们网站始终十分尊重马宾、秦仲达、李成瑞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文章都放在我们网页的突出位置上，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们以一大批老革命家支持我们，而感到光荣和欣慰。其三，我们向来不赞同介入上层的派系斗争，不赞同所谓的“举、用、批、促”的方针，更不支持所谓“拥x批x”那一套。我们认为作为左派网站，不能随意提口号，随意举旗帜，应该始终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始终批判修正主义、帝国主义、改良主义、资本主义和卖国主义。我们认为，在汉奸问题上，只批汉奸而不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抓住问题根本，因为路线正确与否是最主要的，是决定一切的。其四，东方红网站自成立以来，一贯坚持我们的办网宗旨，如果有违背的地方，欢迎广大网友监督和批评，我们会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绝不讳疾忌医。

     东方红网已经走过一年另三个月的历程了。一年多来，我们得到广大左派网友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使我们网站的宣传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在此，我们再次表示衷心感谢！我们诚恳地希望，一些对我们网站有这样那样误解的同志，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实践的检验，一定会逐步理解我们、支持我们的，对这一点，我们是坚信不疑的。



张宏良教授的“长篇讲话”和我们的批判



     2012年2月8日，乌有之乡更新发表了张宏良教授的《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是张宏良教授1月2日在乌有之乡网站在北京举办的来自全国各地12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所做的“报告”。这个“讲话”自封为当今中国爱国进步力量的“政治核心”。有“纲领”，有“路线”，有“理论根据”，有“目标”，有“口号”，有“战略策略”，可以说，是集张宏良教授多年来所宣扬的改良主义思想之大成，已经形成体系，并且多次自称“完全正确”，俨然一副“毛派共产党人”领袖的派头，摆出一副“号令三军”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本网于2月26日，召开了批判张宏良改良主义的座谈会，对张宏良的“讲话”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批判。会后发表了座谈会纪要。李成瑞同志不顾年高体弱，也带头写了一篇《简评张宏良教授的长篇讲话》（要点）。对于本网的座谈会和李成瑞同志“简评”文章，得到了许多左派同志和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支持，李成瑞同志文章的跟帖就有400多条，其中绝大多数的跟帖认为，批判改良主义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李老的“简评”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和观点的，对改良主义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但是，也有对我们批判改良主义的做法和李成瑞同志的“简评”不理解、不赞同的。

     乌有之乡站长在3月28日的答《时代周报》记者问中，还在坚持张宏良的改良主义错误，把批判改良主义的同志打成“教条派”。他说：“乌有之乡提出了‘反腐除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的主张。而与此同时，一些对共产党现状更为悲观因而对于采取的态度和主张更为激进的最革命的教条派从2009年起就在猛烈地攻击乌有之乡是保皇派，他们主张传统的暴力革命道路。这次薄王被免职之后，他们高兴于所谓改良主义的破产，证明他们的革命之路的正确。这种分化跟这次被免职事件无关，而跟重庆探索的出现有一定关系。”张宏良本人也在3月26日写给朋友的信中，对自己的改良主义的错误不仅没有认识，没有反思，没有认账，反而倒打一耙，说别人是对他的批判是“指责”，是“妖魔化张宏良”，是“落井下石”、“借刀杀人”，“在客观上帮助右派”等等。我们认为，乌有之乡站长与张宏良教授的这些看法，是不占理的。至于右派人士反对他们，与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批判改良主义的文章，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张宏良是左还是右，是“极左派”还是“右派”，“张宏良是不是改良主义投降派”，那不是他自己的表白或几个人的说法所能定论的。这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最后由革命实践来检验，才能定论。

     有人说，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这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张宏良处于极端危险之中”，继续批判他的改良主义，就是“落井下石”。张宏良本人也在给他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搞清楚。究竟是谁首先挑起的这场争论，是谁在搞“落井下石”。首先，在去年，张宏良针对我们批判改良主义的文章就大骂“那些高喊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抽象口号，其实是一些形左实右的反革命派”。这个“反革命派”的大帽子好厉害呀！在今年，张宏良的长篇“讲话”是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的第3天（2月8日）由乌有之乡更新发表的。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抛出他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和“路线”，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继续进行辩论和反驳呢？其次，张宏良教授在他的讲话中多次批判教条主义，却只字不提批判修正主义；乌有之乡站长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责备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是“教条派”，是“极左”，是“主张传统的暴力革命道路”，这难道不是助纣为虐、“落井下石”吗？再次，所谓“张宏良处于极端危险之中”，需要问一个为什么。是因为他坚持了马列毛主义，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所致吗？显然不是；是他“主张传统的暴力革命道路”所致吗？那就更不是了，张宏良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到底为什么有此“危险”，无需别人指教，张宏良教授扪心自问，就最清楚了。其实，他说“极端危险之中”，也有些夸张，并非到“极端”的程度，张宏良毕竟还在自由地宣扬他的改良主义、自由地批判“教条派”和“暴力革命”，还在自由地鼓吹“党群一体化”。如果说真有什么“危险”存在的话，那就是张宏良的改良主义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无路可通。

      还有的同志把我们同改良主义的斗争视为“打横炮”，是所谓“帮了右派的忙”，这样看问题也是不对的。恩格斯曾经谆谆告诫无产阶级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资产阶级我们只把它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恩书信选集》第313页）。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同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欧根.杜林的斗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杜林打着“革新科学”的幌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攻击，在哲学上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反对废除私有制，否认暴力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主张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平均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后来因为他批评德国当局和大学制度——而不是因为攻击马克思主义——被当局和校方解雇了他的柏林大学编外讲师的职务，杜林不得不到一女子中学任教，后来又被解雇，直到他在大学讲课的权利被剥夺。按照张宏良教授的说法，在杜林处于“危险”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杜林机会主义思想的批判。虽然当时杜林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只有30几岁，还是个年轻人，但因其机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中造成的极坏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不得停下手中其它工作而站出来批判这个年轻的机会主义者，不得不对他的机会主义思想加以肃清。恩格斯从1876年开始，陆续在《前进报》发表文章，逐点批驳杜林的观点，同时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直到1878年才全部写完。这就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恩格斯并没有担心有人会攻击他“落井下石”而停止对杜林的批判。恩格斯这种在原则的问题上绝不让步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发扬的。

     我们对张宏良教授“讲话”的批评是严肃的、不客气的，但如果张教授以及曾经赞同张教授意见的同志，不再坚持自己的改良主义错误，能够幡然悔悟，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我们是真诚欢迎的。

     毛主席说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办事。

     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贪污腐化，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正确道路奋勇前进！

                                             （责任编辑：长缨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