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形态变革的大反思之二
——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文化意识形态变革
周 承 友
在东方，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世界的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就进入一个全面展开的新阶段。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大体上可从文化意识形态发展本身和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规范两大层面去把握。文化发展，从学理上讲，一般区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类；从现实上讲，它包括文化的生产、流传、分配、消费或生活等多环节，但一般重点涉及的是文化与科研单位。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定形态的文化，即与一定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利益直接关联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体系，它主要是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人们的思想状态而体现的，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文艺学、社会学、史学及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等都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它不仅仅涉及到文化与科研单位，凡是人们集中工作或生活的单位或地方，都是意识形态工作（自觉或不自觉）的着有成效的地方。所以，意识形态的管理特点和重点涉及的地方等必然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管理。这都是正确认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或阵营文化意识形态发展变革的科学基础。
认识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文化意识形态变革，当然必须明确它所及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状况。但当我理解了二战前后东欧与苏联的关联史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或新中国的关联史，通观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或阵营的社会存在到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文化意识形态变革，典型地体现在苏联、前南斯拉夫和新中国等三国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并且主要表现在如下九件大事的更替上。
第一件大事：20世纪初列宁主义的诞生和胜利。
列宁是第二国际后期左派的著名代表，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大力批判修正主义，并结合实践和时代的新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创新。1903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从实践上看，列宁的事业，十月革命前重在“批判旧世界”（革命）方面；十月革命后重在“建设新世界”（巩固新政权，走向社会主义）方面，经过十月革命初期、反对国外武装干预和国内战争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到新经济政策施实时期，新的苏维埃政权获得巩固，并成功的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从理论上讲，列宁主义，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多方面，最重要的如：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阶级斗争和新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包括工农联盟、民主和法制）理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包括唯物史观）的哲学理论等七大方面。
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发展，提出了文化革命思想，要求充分利用和改造旧的文化遗产，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教育和改造旧的知识分子，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到列宁逝世前，新型文化事业广泛发展起来，并初步形成了（党政）集中统一领导和比较民主化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如1920年8月党的宣传鼓动部成立，同年11月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成立，1921年2月经改组后的统一领导文化发展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建制。那些反对新政权的社会团体和旧知识分子被解散或流放、驱逐出国，其他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得到发展并享有较大自由。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巩固，证明了列宁主义的胜利。当然，列宁主义的胜利，是在与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反对者的斗争中实现的，如同党内先后出现的三个反对派的斗争。实践表明，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前进的一面光辉旗帜。
第二件大事：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苏联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过渡的转折、完成和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斗争及斯大林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特别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和新政权的初步巩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为苏联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大方向，并开了一个好头。但在列宁逝世后，除依旧落后的经济文化、深厚的旧历史传统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外，又出现一些新情况：如因新经济政策的施实而带来的国内的新变化——旧势力、旧思潮的抬头，欧州邻国的快速发展，1925年“洛迦诺会议”中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新的战争威胁出现。面对这新旧情况交织的复杂的局面，究竟该如何选择？以接续列宁的事业，建起一个新世界，仍然是一个全新的历史任务。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等人仍坚持列宁的政策，但托洛茨基则继续坚持其“不断革命论”，否定动摇新经济政策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等，托氏受到批评，被解除军事领导职务。1925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对待农民问题与斯大林出现分歧，并组成托——季联合反对派，还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斯大林凭借多数人的支持战胜了当时托、季、加等左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还发展成一种国际性思潮，并组成了第四国际）。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基本完成，联共（布）十四大、十五大分别提出了新工业化（重点是重工业发展）和农业集体化方针，从1926年起新经济政策转入第二个阶段。但因旧势力的抬头和国外敌对势力渗透，1928年春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和工业战线的一系列破坏事件，包括“沙赫特事件”。于是，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运用经济制裁和司法手段惩治投机倒把等非常措施，并准备施实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有计划（五年计划）发展。 由此，又引起了党内争论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新反对派。布哈林，强调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所谓“慎重”，强调主要靠经济手段（市场力量）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强调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市场和原料，反对加快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在当时条件下，若施实布哈林路线，那将是苏联在二战中的亡国。1929年4月斯大林再次依靠多数人的支持战胜了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当然，斯大林对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是“一棍子”打下去的）。所以，1929年也就变成了过渡时期大转折的一年。
与1928-1929年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大转折相适应，以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文中提出思想理论上的发展赶不上实际工作，还流行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应有新的发展）为标志，也开始了苏联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过渡的大转折。即先后出现了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批判和文化机构与社团的大改组，同时也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注重行政手段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和人文社会科学上的新的理论范式（总体上的阶级分析范式）。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范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范式、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法学范式，和30年代中期酝酿或初创的后来定型的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史学范式、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经济学范式等，并组成了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系统，培养了大批思想理论工作者，充实到文化宣传部门和社会各单位。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上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大转变，人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受到改造或扼制。在此同时，斯大林也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利用旧知识分子，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短期内使苏联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了国民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带来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仅在1929-1930年因一部分知识分子参与破坏事件，才对其中的极少数采取了粉碎政策。
随着苏联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斯大林主义基本形成或完成。1924年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明确提出，是斯大林主义开始的标志。斯大林主义，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等多方面内容，其重要思想如：“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经济、文化思想），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国家和党的建设理论（包括其民主、法制思想），关于民族问题、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理论等。实践证明，斯大林主义，是与20世纪上半期苏联的社会存在的发展要求和那个时代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它基本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创造性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由理论变成现实，缔造了第一个让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初步解放幸福的强大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明确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轮廓），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斯大林主义，当其基本形成或完成以后，在应对二战期间和战后至他逝世前的后两个时期，它还在继续发展。从实践上看，斯大林在三个时期里实行的政策并不完全相同，如他在三个时期里采取的三种不同的国际战略，即二战前的“和平共处”战略、二战期间的“联盟合作”战略、二战后的“冷战共处”战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1948年再次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但并不剧烈。从理论上讲，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讨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定位和发展问题，建立非国家化的全民所有制经济领导机构问题等。可见，那种所谓斯大林主义的僵化、教条化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所谓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也仅仅存在于1937-1938年战争前夜特殊条件下（如德国特务机关伪造的苏军内部情报）的肃反扩大化中。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也只是斯大林主义的支流，它只是说明斯大林体制和斯大林主义必然要发展，但它并不是构成否定斯大林主义的理由；否则，历史就无所谓发展。
第三件大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际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给民族和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如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自主性、土地革命、工农联盟、武装斗争的观点。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及其转变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有别于苏俄革命的道路和形式。其中，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探索就具有典型意义。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并带来了19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进入中国共产党自主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1930年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又形成了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总结。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包括后来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宪政》、《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到1940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权观点、革命分“两步走”的观点、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观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观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观点、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观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观点等。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带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其部分理论早在二战后的东欧革命实践中就已变成现实。可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具有国际意义，它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一条新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四件大事：20世纪40年代未50年代初“南苏纷争”和铁托主义的出现。
南苏分歧，早在二战后期就已存在（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南的解放直观上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和与英美盟军有过直接合作的情况下取得的）。后来分歧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南在对外事务中自行其是，甚至想充当巴尔干地区的领袖，存在分裂刚刚形成的无产阶级阵营和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倾向，如南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南和保两国提出和坚持建立巴尔干联邦计划等自行决策；而苏共从当时欧州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两种社会制度冷战出现）和大局（恢复捍卫苏联）出发，不同意南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只是在此前的支持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现出其保守主义或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倾向）。1948年1月苏联宣布不赞成南、保等国建立巴尔干联邦计划，是南苏纷争的真正起点，1948年2月苏南保三国领导人会议召开，南苏矛盾公开化，3月南共政治局对苏方采取强硬立场，同时苏联指责南共，停止与南的贸易谈判，撤走在南的军事顾问，4月南共中央会议仍采取对抗立场，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劝说南共无效。1948年6月欧州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开除南共，指责南共在内外政策上执行了一条“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其对外政策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内政策背离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接着对南实行经济封所、政治和军事压力。“南苏纷争”走向“南苏分裂”。
总之，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建立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或联盟，甚至存在一个联合中心（当然是正确路线的非行政化的中心），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需要。苏共处理南苏关系的方式和形式过当，但对南共的指责是基本正确的，它不仅从南苏分裂过程中南共内外政策实践中得到说明，更体现在南苏分裂之后南共内外政策的变化和转折之中。
1949年是南共领导人重新思考的一年。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和国家消亡的思想、托洛茨基的反官僚主义、布哈林主义、第二国际后期的伯恩施坦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等成为南共重新思考和吸取的资源。铁托主义也在这年露头，它最初就体现在其对外政策上。1949年五六月在巴黎外长会议上南苏公开对抗，7月南共关闭了南与希腊边界，改变其原来支持希腊革命力量的立场，9月卡德尔代表南共在“联大”的发言：“批评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势力范围，主张各国之间应当和平共处、积极合作、独立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铁托等南共领导人还认为：不应当把国际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否认世界革命论，说当代资本主义在逐渐朝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其国内政策的改变表现在：工人自治及其社会所有制、非官僚化、权力分散化、民主化、放弃真正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上，而1950年联邦议会通过的《工人集体管理企业法》（或《工人自治法》）是其正式开始。经过1949年底-1951年对政府机构的两次重大改组，1951年12月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而取消国家计划改行社会计划，扩大市场作用，1951年基本放弃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1953年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1952年南共“六大”和1953年第二部宪法对南共和政治体制实行改革，加上南的对外政策和对国际共运认识的转换，到1953年底南的新体制和铁托主义初步奠基。此后，经过1958年南共“七大”，1963年第三部宪法，1964年南共“八大”和65年的重大经济改革，1969年南共“九大”和1971年的修宪，到1974年第四部宪法颁布时铁托主义基本形成。
铁托主义，包括其关于时代、战争、和平与革命、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的观点，关于公有制、工人自治及社会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即自由分散的市场经济）与社会计划和联合劳动结合的经济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政治自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消亡）和南共引导作用，社会主义权力分散化（如各民族享有在联邦机关的平等代表权）、民主化（如“代表团制”的议行合一制）和法制化（司法独立），干部的民主化、轮换制、非职业化、非终身化的政治观点，关于文化意识形态的自治和多样化的观点等。铁托主义，除其公有制的部分解释（实际化上存在着形式化和蜕化）、党政关系、国家政权民主化机制（也存在形式化）方面外，基本上全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更是远离列宁主义。
铁托等南共领导人也非常重视文化意识形态发展，建立了一套通过自治（包括市场化）和加强立法等间接手段为主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并因南共放弃了真正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导致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和铁托主义占主导的格局。早在1950年代初特别是南共“六大”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和西欧社会民主工党思想的影响就已兴起，并在南共政治局形成了以吉拉斯为代表的所谓“激进改革派”。虽然1953年开展了所谓“反右”斗争，1954年撤销了吉拉斯的党政领导职务，阻止了西化式的民主化和多党制在南的变现，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过渡并没有真正开始。50年代中期在南共反斯大林主义中伴生了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南的开花——南斯拉夫“实践派”思潮的兴盛。该思潮发展在1968年学生反抗运动失败后虽然受到一定的遏止，但直到70年代中期在社会上还仍有很大的影响。1958年的南共“七大”的“南共纲领”受到包括苏共赫鲁晓夫在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广泛批评。1961年在南共内部又形成了“两个无形阵线”之间的尖锐斗争，1964年南共“八大”倾向一方，并开始了市场自由化和国家邦联化政策，1966年反对市场自由化和维护中央集权的一派失败。此后，自治利益多元主义、多中心国家主义、劳工群众斗争兴起，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反而出现退步。
总之，在铁托主义的指导下，南共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虽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1970年代未80年代初甚至达到所谓“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其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社会阶级阶层的突出分化，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获得与其他阶级阶层（如官僚经理技术专家阶层或阶级 ）一样的平等地位和权利。铁托主义在经历了1949-1953年的奠基时期、1953-1974年的基本完成时期、1974-1989年的发展和危机时期，到1989-1991年的“改旗易帜”和联邦解体时，前后历经40年而走向失败。根本原因在于：铁托主义的修正主义本质。铁托主义是包括“改革新世界”在内的一种新修正主义的开端。
第五件大事：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赫鲁晓夫主义的出现。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内外政策出现调整，但赫氏起初并未取得主导权。赫氏首先发动了逮捕强势领导人贝利亚事件，于1953年9月获任苏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后逐渐迫使第一位领导人马林科夫在1955年2月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在赫氏所作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两个体系”、现代战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并作了以批判“个人崇拜”为名歪曲和否定斯大林功绩和形象的秘密报告，这标志着赫鲁晓夫主义的出现。随即，开始了所谓大规模地平反活动，也导致了“波匈事件”和国际反共逆流出现。1957的苏共政策相对收紧，并出现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撒销赫氏苏共第一书记和“赫——莫之争”的党内斗争，赫氏凭借国防部长朱可夫等中央委员的支持再次获胜。此后，赫鲁晓夫主义形成加速。1958年人道主义思潮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兴起，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再次掀起大反斯林主义活动，并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等观点。赫氏也开始了以放权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为主、包括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的工业建筑业在内的经济改革，和调整党政领导机构、精减机构人员、建立干部更新（任期）制度等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文化科教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和科教等新发展，但他的改革总体上并没有改造和离开传统体制。
赫鲁晓夫主义，主要体现在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政治（内涵）、对外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上。如政治上，所谓大规模平反和释放政治犯，大肆歪曲和否定斯大林的功绩和形象，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全民党”、“全民国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对外国际关系上，提出所谓“核时代观”，强调所谓“生存利益”，否认“两种制度”和“两个阶级”的斗争，实行“三和路线”，企望“三无世界”（无军队、无武器、无战争），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等。意识形态上，表面坚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文学上出现所谓“解冻文学”、“劳改营文学”；史学上大反斯大林主义，要重新评价历史；哲学上出现人道化倾向；法学上出现所谓“全民法”等等，实际上背离了马列主义。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基本照旧，但也有所松动。
赫鲁晓夫主义，是暗里基本继承传统体制，明里否定斯大林主义，吸取伯恩施坦主义，开始推行霸权主义的新修正主义。1964-1985年的勃列日涅夫等苏共后继领导人，既继承了赫鲁晓夫主义的本质，又与赫鲁晓夫主义有所区别。如勃氏强调干部队伍稳定，提出“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大力推行霸权主义，当然也停止了反斯大林主义活动。见于苏联是第一个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地位，赫鲁晓夫主义的出现，也就使新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开始了主流地位的获得和扩散。
第六件大事：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大论战”。
1949年新中国建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完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过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提出“三和路线”，歪曲和否定斯大林的功绩和形象，导致国际反共逆流出现。对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表了正确评价斯大林功过和初步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中共与苏共赫鲁晓夫主义出现分歧。但1958年前两国两党关系还比较亲热。从1958年到1960年，因赫鲁晓夫霸权主义的推行，国家关系上的分歧迅速上升；同时，苏方不断加强自己的理论宣传，如苏方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不断地转载其《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刊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与中共的观点相矛盾。1960年4月，中方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了表明自己立场的纪念文章，并在1960年6月初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作了一定的宣传解释工作。紧接着，苏方就在1960年6月中旬各国兄弟党出席的罗共“三大”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发动了对中共的突然围攻，并即刻于7月份就作出了分裂两国关系的决定，如撒回援华的苏联专家，撕毁与中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同。尽管如此，中方在1960年11月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经过协商同意发表《莫斯科声明》。之后，苏共继续指责中共，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举行，赫氏修正主义进一步发展，并在二十二大上直接指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间接指责中共，中共争辩无效，中共代表团被迫提前回国。自《莫斯科声明》发表以后，世界几个主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再也没发表经过协商的共同文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已经分裂。可见，中苏之间意识形态上的论战和国家关系上的分裂甚至恶化，主动方是苏方，中方始终处于应战状态，直到1966年3月党际关系中断。
“中苏大论战”，自1960年4月起至1964年10月止，历经四年多，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1960年4月至1963年7月为间接论战阶段，1963年7月至1964年10月为直接论战阶段。论战中，苏方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中共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中方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头三篇”、“前七篇”、“二十五条”和“九评”。“头三篇”是指1960年4月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等报刊上的《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关于目前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指名批判了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上也把矛头指向了苏共，第一次把中苏在两国和国际关系中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上升到理论高度。1962年欧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相继召开，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并不断攻击中共，加上苏共的指责，中共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出台了“前七篇”，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这些文章，扩大了论战范围，加强了论战的力量，仍间接指向苏共。为筹备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1963年3月30日苏共寄信中共，提出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于是，中共也出台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其内容有“二十五条”，并于1963年6月14日回复苏共，6月17日公开发表。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其中系统地、公开地、直接地指责中共，从而使中苏论战转入一个新阶段。为此，中共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出台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即“九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10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中苏论战停止。1964年11月21日中方发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作出了：中苏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赫鲁晓夫下台表明修正主义的大失败，苏共新领导还在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对这场论战给予了总结。
“中苏大论战”，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主要的是：斯大林问题、（核武）时代和世界矛盾、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与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际共运的分裂和团结等问题。对此，虽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重大改良和变化，传统社会主义改革也势在必行，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转向社会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转换时代，但资本主义的本性及其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对立和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趋势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都是不会改变的，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的本质并未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所以，中共在整个论战过程中，结合现实，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有所发展，从而有力地批判了新修正主义，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论战中占据上风。
总之，“中苏大论战”中，中共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挑战着新修正主义国际主流地位的获取，阻止和延缓着新修正主义的快速发展和改旗易帜。勃列日涅夫等时期停止反斯大林主义活动，就是其例证之一。
第七件大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起源于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它是中国内政发展，特别是1962年后修正主义现象的泛滥和“社教”运动实践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实践逻辑”的结果，如“社教”运动中“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右翼）“走资派”概念的提出。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对该理论作了简明的概括，1974年毛泽东的《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和1976年中央4号文件即《毛主席重要指示》等更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原因。
无产阶级专下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简明要点是：一、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二、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把他们篡夺的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主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行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同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还从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发展上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原因。如，毛主席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破了又会产生，生了又要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部分党员不思前进，有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毛泽东的大过渡观）。
实践证明，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改革道路的偏离或和平演变，都是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走资派的原因，即使将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出现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走资派的可能，而且靠任何形式的少数人的民主也是不可能解决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走资派形成问题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初次探索，虽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也因官僚主义者阶级左翼（两面派）的隐敝性而扭曲了文化大革命并获取了最高领导权导致革命派被镇压、官僚主义者阶级右翼走资派重新上台，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可见，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开辟了“改革新世界”（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条正确新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又一个新阶段的一面光辉旗帜——毛泽东主义。
第八件大事：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邓小平等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中共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要从理论上认识，更要从实践中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特定部分构成；它有“两个内核”：⑴“唯生产力论”或“生产力中心论”；⑵“阶级斗争熄灭论”，二者相辅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源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奠基，1982年的“十二大”提出命题，1987年的“十三大”初次命名和概括，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时初步形成，1997年的“十五大”给第一部分正式命名，2000年第二部分命名出现，到2001年的“党庆”大会上总书记讲话时基本实完成，2003年第三部分命名出现，2007年的“十七大”统一命名开始。其形成和发展过程总体上看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是初步形成阶段，1992—2001年是基本完成阶段，2001年至今是继续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它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双虚化”过程 ：即随“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虚化”过程，再随“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公有制经济虚化”过程
到2001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入世”为标志，经济上，产权关系、劳动关系、分配关系、调节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且变革的基本态势已经落定。那些还存在的所谓“国有和集体经济”，名义上“姓公”，其实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差无几。“公有制经济虚化了”。2000年，国家统计局测算（是最保守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系数达0.417，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它说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已十分悬殊。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足以证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但仍未改变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党国体制”），而且工农大众已彻底沦为“弱势群体”。一组权威统计数据显示：1975年的四届全国人大中，工农民代表所占比例达62.3%，1978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中，他们还占有“半壁江山”；而在改革开放中，工农民代表人数持续下降，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十届人大中，工人、农民、一般服务业人员代表，占全国人大代表的8.5%，省级人大代表的16.12%，市场人大代表的19.09%。至于政协委员中，工人、农民、一般服务业人员就更少。2001年，中共八十周年党庆大会上总书记讲话：提出了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但也提出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吸收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资本家）入党。“新的党的主体基础观”表明：中共党员理论与党的主体变化统一了，作为国家政权核心的中共的党性公开转换了。而党员和党性变化都是党的路线变化的结果。它表明：“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转换了”。所以，到200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完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内容和实质，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中共也对它进行了多次概括。这里，主要依照中共最权威的中宣部理论局编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2009年1月，学习出版社出版，概括为“十四条”），遵循理论体系自身建构的逻辑原则（如：“发展道路”条目含有小结和进一步展开的特点），把中宣部的“十四条”增补为“十六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十六条）是：⑴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先进性、以人为本）。⑵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主要矛盾。⑶根本任务和目的：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⑷政治保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⑸依靠力量：广大人民群众。⑹发展动力：改革开放。⑺发展道路、战略和布局：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科学发展，“三步走”，各方面发展。⑻发展本质（核心）：社会主义本质观。⑼经济建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转变发展方式。⑽政治建设：民主法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四有”新人，核心价值体系。⑿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改善民生。⒀国防和军队建设。⒁祖国统一：“一国两制”。⒂外交和国际战略：对外开放，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韬光养晦。”⒃党的建设：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先进性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三大基本问题而展开的，那么社会主义本质观也就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缺失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质形态”的两个根本标志（或制度）：（1）公有制经济（它是资产公有、自主联合劳动、按劳动分配和共享利余及其内生的计划主导的大统一体）；（2）人民民主专政即本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必然和结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却真实地把这两个“社会主义质形态”的根本标志“虚化了”。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空壳化”。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整个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前，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呜”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实行事业化和政治化意识形态管理。此后，是多元化的形成。
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而中止推荐制，提出办重点学校、重点班，否定“七二一”指示。另一方面，紧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各种思潮兴起，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9年初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生剥削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的可能，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去“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提出划清文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意识形态领域的“去政治化”（即“去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正式开始。1980年提出：“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的那种政治批判，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不搞人人过关和运动”。十一届六中全《决定》提出，用精神文明建设代替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此，思想政治教育和政工系统的地位和作用或“软化”或“虚化”。文化教育走上“智育化、专门化、精英化”的路线。
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划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外开放，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当然，1983年也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动，但很快停止。1987年还开展了反对（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限于党内，并且说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八九风波”后，虽然得出了“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但面对危机后的科学反思改革开放的思潮，它很快被扣上“左”的帽子，并不许争论，还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还要求“更大胆的闯。1996年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重申了以前的政策，并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政策。可见，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去政治化”政策始终未变。同时，早在1979年文化传媒娱乐上就开始了市场化，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之后，科教文领域的市场化广泛兴起。1988年文化部和工商局颁发文化市场管理法规，正式承认“文化市场”。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教文的产业化（市场化）大步迈进。2000年“文化产业”概念正式写于中共中央文件。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正式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其实二者的主要区别仅仅是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可见，1978年以后中国也建立了一套主要依靠法规、自律和市场化等间接调控手段主为的、“去政治化”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
1978年后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和对外开放的直接后果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涌入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总体走上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复制和“接轨”的道路。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是其最初的集中表现，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西文化和现代化问题讨论”）奠定了中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格局的基础，并酝酿着中国改革开放重心的转移（由学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早期改革转向学习西方）。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格局是：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中特理论”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的指导思想，它除其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仍然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外，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没有多少实质上的区别。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绝大多数公民所盲崇的思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中上层社会和中高层经营管理者、知识分子中间拥有最广阔的市场。它们是当今中国社会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潮。新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起源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中，兴旺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时期，它不仅深入到政治领域，而且深入到经济领域（如经济上的产权制度和企业股份化改革）。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八九风波”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其发展势头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但从1992年起，它的发展再次兴旺起来，突出的表现是新自由主义，并深深地莰入经济文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之中。在新世纪里，它还表现为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派和极右派。
（2）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反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它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如新儒家思潮、“国学热”、“东方文化派”，在1980年代未到1990年代初还表现为以何新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1990年中期以来，它的发展进一步广泛和深入。如以《中国可以说不》（1996年）、《全球化阴影的中国之路》（1999年）、《中国不高兴》（2004年）等著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
（3）无产阶级意识，包括明确的批判资本主义和反省改革开放、认同真实地马列毛主义的左派思想。在明确的意义上讲，它最初的表现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坚持马列毛主义和“八九风波”后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的“老左派”；其次，是1990年代中期后兴起的“新左派”；新世纪至今，突出地表现是，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毛派”。
新时期，文化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化，还突出地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变化上。如哲学上，由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模式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马哲、西哲和中哲的“三界并立”，对马哲的解释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模式转到西马的“实践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解读模式，再到90年代中期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解释马哲的解读模式，哲学领域和马哲都多元化了。文学上，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到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文化”、“寻根文学”、“现代派”等等，文学也多元化、西方化了。伦理学上，由集体主义和革命的人生观转到个人功利主义，由“政治伦理模式”转到“世俗伦理模式”，价值观念出现大翻转。法学上，由法的阶级性转到法的社会性，再到法律移植，最后是与“国际接轨”。政治学上，由政治问题的阶级分析，到运用西方政治理论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再到西方各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吸取。经济学上，由70年代未8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东欧改革经济学，到80年代中后期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再到90年代中后期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获得。史学上，由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到“生产力一元论”（而不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全面发展观，再到“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最后到 “世界史范式”和“超越唯物史观”。可见，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就是：“去政治化”（即“去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和“多元化”。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里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入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头”。同时，它之所以没有导致名义上的亡党亡国，秘密和关键就是它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中共高度集权的领导地位没有变，中共没有分裂。
第九件大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主义的出现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由此开始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形成戈尔巴乔夫主义。从戈氏六年多的改革实践中看，戈尔巴乔夫主义的起点：是赫鲁晓夫主义，最初的明显表现是戈氏对外国际关系上的赫鲁晓夫主义。但因其前任勃列日涅夫等三位领导人的政策又与赫鲁晓夫主义有所区别和社会主义阵营改革的新形势等，戈尔巴乔夫主义既继承又超越了赫鲁晓夫主义。其缘起点；就是戈氏的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特别是戈氏的公开性政策（戈尔巴乔夫主义的真正起点）。戈尔巴乔夫主义，包括经济、政治、民族关系、文化意识形态和对外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从实践上看，它体现在戈氏的改革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85年3月至1986年6月戈氏公开性政策的突出，是为改革的初期（即起步阶段）；1986年6月至1989年5月首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为改革中期（可看作“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欧州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验阶段）；1989年5月至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是为改革的后期（可看作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工党后裔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验阶段）。当然，“八一九事件”后也可划出为第四个阶段，即西化自由派主导的改革阶段（此时戈氏失去了政局主导权）。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两个阶段，体现着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两种形式。戈尔巴乔夫改革，并没有带来后苏联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4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加速经济、科技发展战略和改革主张。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召开，重申“加速战略”，提出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共同解决全人类和全球性问题。苏共二十七大，标志着戈氏改革全面起步。但直到戈氏公开性政策突出之前，除常有的领导层更新和对外国际关方面外，总体上看，并没有多少新的具体的改革政策。此时的领导层更新，在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两级变动幅度较大，基本上抛弃了此前的传统型干部，改革型干部（包括温和改革派和激进改革派）获得了支配地位。同时，对外国际关系方面，也不同于其前任。如1985年7月戈氏提出：暂停一切核试验，把战略武器削减50%等新建议，以便为苏美首脑会晤铺路。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上戈氏说：核武器将摧毁全人类，抛弃打倒帝国主义，不再刺激别国革命，“社会主义有无数种，但它有一个总目标：社会主义与和平”等。可见，戈氏已回到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上。
1986年6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氏把他自己讲话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加以扩展，提出了他的公开性政策。接着《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莫斯科新闻》等数家主要报刊的主编更换，一大批改革派和自由派人士掌握了舆论大权，同时释放了数十名持不同政见者。由此，报刊电视的导向迅速转变，民众的政治热情被调动起来，打开了意识形态多元化、持不同政见运动、特别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兴起之门。所以公开性政策的施实，标志着戈氏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由此，反斯大林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各种独立组织越来越多，民族动乱出现，1986年12月的“阿木图事件”是戈氏执政时首次较大规模的民族动乱。
1986年7月，戈氏在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时提出：愿意在撤走欧州战略武器的同时削减（华约占优势的）常规武器，以换取美国限制其发展战略防御计划等“一揽子方案”。1986年10月苏美（克雷雅未克）首脑会晤未取得任何积极成果，而戈氏回国却在电视上陈述时说：“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都受到错误认识的支配”。1986年7月28日戈氏视察远东“海参崴”讲话时，也提出了其亚太新外交政策。1987年2月戈氏邀请八十多个国家一千多位知名人士到莫斯科参加“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确保人类生存”的大会，会上，他提出了苏联的“足够安全”新理论，认为苏美之间竞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等，戈氏的新思维外交出台。1987年4月戈氏访问捷克斯洛代克并在华约领导人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有权自主解决本国问题”，还提出“从大西洋到鸟拉尔的欧州”，“共同的欧州大厦”等观点。1987年11月2日在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的各国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及民族解运动领导人的大会上，戈氏发表《十月革命和改革：革命在继续》的讲话，戈氏再次歪曲和否定斯大林的功绩和形象，并说“不允许对话，不允许进行建设性讨论，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再次对东欧共产党人在改革问题上施加压力。1987年12月苏美（华盛顿）首脑会晤，戈氏放弃“一揽子方案”，接受里根提出的中程导弹“零点方案”，签订了中导协议等。可见，戈氏的新思维外交已超越了赫鲁晓夫主义，开始走上投降主义外交之路。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阻碍机制”、破除教条主义问题，并说在苏联历史中“不应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由此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盛行。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和《国营企业法》（草案），“三自一全”（企业自主、自治、自负盈亏、完全经济核算）和“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经济管理方法为主的新经济体制框架确定，随后颁布了十几项具体政策。1987年6月《苏联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出台。1987年11月戈氏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国外出版。书中说：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最充分地展示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的优先地位”。1988年2月中央全会通过《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决议，公开表明苏共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是唯一指导思想。1988年6月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公开性决议》，废除报刊检查制度。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召开，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通过了《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新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政治体制框架确定，国家权力重心开始由苏共转向苏维埃。同时，大会上针对外高加索地区少数民族闹事等提出了“逐步把联邦的权利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等，分权退让的民族政策开始。1988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对苏共中央领导机构施实大改组，以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为首的温和改革派经过1987年年中和1988年春夏两次大的斗争后至此基本失势。到1988年底，各种独立组织几万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崛起，1988年5月成立的“民主联盟”首唱反对党角色，1988年7月29日二十五个非正式团体聚会成立“人民阵线”，主张更为激进和西化改革，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的历史终结。民族动乱和冲突不断，民族主义势力兴起，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苏维埃通过《主权宣言》。同时，1988年8月，苏联报纸连续发表谴责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章，政府发言人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1988年12月戈氏在（纽约）“联大”演讲中，宣布苏联将在1990年底以前单方面裁军50万，减少坦克一万辆，飞机800架。此后又单方面宣布销毁部分化学武器，减少部署在东欧的战术武器，大幅度减少苏联在东欧的驻军。戈氏对外投降主义充分显现。
1989年初，在苏联“人民代表”（即议员）竞选中，众多反党反社会主义人士、激进和西化自由派人士、民族主义者当选为“人民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构。1989年5月25日至6月9日第一次苏联“人代会”召开，国家政策和干部人选明显受到“人民代表”和“人代会”（即新议会）的制约。如苏共提名的政府主要干部人选，除总理雷日科夫外都被议会否决。在“人代会”举行期间，“跨地区议员联合会”成立。可见，国家权力重心转移基本完成，苏联事实上完成了政治多元化，并接近多党制。
1986年6月到1989年5月的苏联，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欧州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
1989年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苏联社会民主化制度初次建立。同时，伴随社会动荡和危机形成，特别是众多激进改革派、西化自由派人士和民族主义人士当选为“人民代表”（议员），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它标志着西化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势力正式崛起（合法化），苏共权力被衰弱，苏联政治格局的一个阶段性变化完成了。它也标志着戈氏的改革将进入又一个新阶段。1989年3月26日，由原任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激进改革派走向西化自由派的叶利钦当选为“人民代表”（议员），1989年12月他成为“跨地区议员联合会”主席，1990年5月29日他当选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1991年6月21日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并随即访美，受到美国的青睐。叶利钦成为本阶段改革演进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1989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公开提出“脱苏”口号。1989年9月戈氏访问东德，并警告东德共产领导人“不识时务的人必须受到生活的惩罚”。1989年11月26日戈氏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理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1989年12月苏美（马尔他）首脑会晤，戈氏承认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错误的，提出将欧州建成“主权民主国家联邦”。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决议，并决定实行总统制，允许多党制，会议期间苏共公开分裂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民主纲领派”和“主流派”。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人代会”修宪，开始建立总统制等西方政治体制。同月，波罗的海三国公开发表《独立宣言》。1990年4月制定《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程序法》。1990年5月政府报告中决定实行市场经济。1990年6月俄联邦议会发表《主权宣言》。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确认此前实行的政策，同时不再提苏共的领导地位。1990年10月在众多方案中总统的《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基本方针》通过，它提出了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垄断化、非国家化及私有化方针。1990年11月提出新联盟条约草案。1991年4月戈氏绕过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1991年7月戈氏访英，就苏联私有化和削弱联邦中央权力作出承诺。1991年8月被虚化的《新联盟条约》公布，并准备签署。1991年8月19日“救国派”发动政变，三天后流产。
“八一九事件”后，西化自由派主导着政局。1991年8月23日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停共令”（后转为“禁共令”）。8月24日戈氏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建议苏共中央等自行解散。12月8日俄、乌、哈等加盟共和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宣布苏联停止存在。12月25日苏联国旗降落，苏联解体。
1989年5月至1991年12月的苏联，上演了由它自己导致的东欧剧变的历程。本阶段的苏联内政改革，实际上就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后裔所要走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验。
由此可见，经济上的不断市场化（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政治上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竞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离” ），民族关系上的分权退让的民族政策和邦联制的联邦制，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化、多元化，对外国际关系上的和平的投降主义等，它们构成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主要内容。戈尔巴乔夫主义的实质，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对外投降主义，是达到“改旗易帜”的修正主义，是修正主义的集大成者。
综上所述，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三条主要线索：（1）列—斯—毛的马克思主义；（2）托洛茨基主义（它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是偏左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践成果）；（3）铁—赫—邓—戈的新修正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两跃成功、两种曲折”。“两跃成功”：即列宁式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毛泽东式或二战后期东欧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成功，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初创成功。此后，进入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发展阶段，而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发展中却出现了“两个转折”：一个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转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推进到又一个新阶段；另一个是铁—赫—邓—戈的新修正主义转折，走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发展中的“两个转折”都失败了，即出现了“两种曲折”，但原因并不相同。第一个转折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内涵或本质，而失败在社会主义形式或体制的继续革命中，没有完全解除新修正主义的产生问题。第二个转折中，实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内涵或本质，注重了社会主义形式或体制上的变革，或守旧或过头，结果必然是和平演变。由此可得，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对外国际关系等整个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都必须开展周期性的继续革命，而且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内涵或本质，如公有制经济（它是资产公有、自主联合劳动、计划主导、按劳分配和共享剩余的大统一体），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主要是：经过阶级斗争，逐渐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消灭由这些社会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全球化；又必须充分吸取并改造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如其商品（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中的积极成果，并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有限的商品（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大多数人的民主法治。因为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而来的并且是转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阶段。
当前，随着东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发展的基本失败（当然还有几个小国正在进入或开展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任务也必将随之出现转换，即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向：重新探索“批判旧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发展的失败只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曲折。而失败是成功之母。随着东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及其政党的恢复与觉醒，经过一定的酝酿期，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必然会重新高涨起来！
2011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