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形态变革的大反思之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与文化意识形态变革
周 承 友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完成时期，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过度前期达到基本完成。但当帝国主义时代来临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进一步发展却走了歧途，导致了第二国际破产和西欧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对此列宁已给予了基本总结。那么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后来的发展状况究境如何呢？概略地说，随着西方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呈现出“三条线索、四大拐点”的格局。
在西方，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19世纪未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上半期，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带来的矛盾十分尖锐，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灭亡的必然性，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再次高涨，第三世界开始形成。由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迫进行重大改良。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经过50-70年代的二十年大发展，经济上出现美、日、欧三足鼎立和一体化，政治上的盟主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和外部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社会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阶段。197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80年代的又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特别是苏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开始的两极格局的消解，一批国家走上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之路，到“苏东剧变”，使西方发达资本国家获得了又一次大的发展，普遍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知识化（服务经济）社会、信息化社会、全球化社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再次独霸天下。但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依旧证明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换，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经济学上，经过30年代的大危机，新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转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70年代大危机后又转向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结合的）经济学。政治思想上，二战前主要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二战后是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左翼激进思潮。社会学上，70年代大危机前主要是现代化理论（包括韦伯的新教伦理），大危机后是所谓后现代化理论和8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哲学上，从19世纪中期特别是20世纪初，出现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换，形成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包括意志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科学主义思潮包括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罗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必然根植于西方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之中，并随西方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阶段性变化而改变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因而必须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但是，尽管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都发生了阶段性变化，而其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内在矛盾却依然未变，所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在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上，20世纪以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主要表现为：“三条线索、四大拐点”。
所谓“三条线索”就是：（1）第二国际破产后，西方社会民主工党的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转向非马克思主义即改良的资本主义道路。（2）是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其典型表现是：19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主义”（即“半马克思主义”），和苏共二十大后借助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形成的所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即修正主义）。（3）是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其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西方共产党建立到苏共二十大之前，它们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同时在30年代中期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开始酝酿不同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苏共二十大至“苏东剧变”，是“欧州共产主义”形成和发展时期（而“欧州共产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半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至今，是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所谓“四大拐点”就是：（1）第二国际破产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一次远离”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是：西方社会民主工党转向改良的资本主义道路。（2）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19世纪20年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一次靠近”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是：19世纪20年代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至于1918年西方共产党的建立及其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东欧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那主要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结果。（3）以苏共二十大为转折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出现“第二次远离”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是：所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即修正主义）的出现和西方共产党、工人党的“欧州共产主义”的形成（转向“半马克思主义”）。（4）以“苏东剧变”为转折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出现“第三次远离”马克思主义。2008年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是否成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五个拐点”（即再次“靠近”马克思主义）还有待观察。
马克思主义，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无法体现出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仅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基本观点，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民主义。
就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而言，中外学界认为，它的第一个新形态是20世纪20-60年代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根据目前理论界的研究介绍，如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物化、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市民社会与国家、党建与知识分子理论，科尔施的总体性与革命性理论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可概括为：实践和总体性（包括主客体和主客观）辩证法——主体性和物化——阶级意识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并主张总体性革命，突出主体性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由此他们反对自然辩证法，贬低经济因素的作用，反对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说列宁退回到旧唯物主义）等。可见，一方面他们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理论，如注重唯物史观的实践性、总体性、辩证性、主体性和阶级意识或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展示了马克思实践论的唯物史观的表象特征。因为他们注重了西方社会特点，吸取了西方黑格尔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等的合理因素，如黑格尔的辩证法、韦伯的新教伦理等思想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的一些基本观点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社会性和客体性构成研究所得结论的必然性方面。所以，他们当时至多算是一个“半马克思主义”者。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有缺足的地方，但他们批判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实属正常情况。
“法兰克福学派”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真的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吗？不排除其中个别学者的个别思想可能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属性或因素，但总的说来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都相去甚远，连同意这些界定的学者们自己也承认，在其理论基础、使命、道路和承担主体等方面，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是大相径庭的。如极力为这些界定而“淘金”和“贴金”的名家王雨辰等人自己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旨趣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很大的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不再是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而是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就法兰克福学派来看，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仅仅是体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而从其理论的具体内容上看，他们主要是用西方古典人道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此作为批判当代西方社会总体异化的理论武器”。“虽然他们的社会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也较为深刻，但如何寻找革命的主体和现实的自由解放之路，始终是困扰他们的理论难题，因而他们只能抽象地谈人、异化、人道主义等概念，最后也只能以抽象的艺术审美救世主义作为其理论的结局”。“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一种反主体性的哲学”，（汪信砚、王雨辰的《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探析》，载《新华文摘》2008年第6期）。可见，仅仅因为他们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或解构（即某些人所说的“家族相似”点），而无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基本观点，就把它们归之于“西方马克民主义”，是完全错误的。究其原因，明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现和存在，也就 明白了其所以然。这些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基本上属于西方资产阶级左翼思潮，马克思主义可以吸取其合理因素，但它们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
所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它主要包括前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以沙夫和科拉科夫为代表的波兰“哲学人文学派”、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它们是在50年代非斯大林化过程中产生的，理论上借助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成的。根据依俊卿专著《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术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观点，他认为，它们大都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一方面致力于剖析20世纪人类普遍的文化困境，表现出对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另一方面集中于批判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弊端，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历史和命运的反思，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在实践哲学、需要理论、激进民主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人道主义等方面都作出了比较独到的探讨。但同时，它们在哲学上，以人为出发点，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否定唯物主义的物质本源性，主张实践一元论，否定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否认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认识是选择和创造，否认历史决定论，把社会形态变革归因于人的自由选择；政治上，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变革上，否认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涵，提出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变革，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存在方式和结构变革等。可见，它们基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初理论，特别是否定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批判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关键环节。尽管它们作了一些有益探索，它们就是一种修正主义。其理论的大部分在戈氏的苏东改革中获得了展示，结果归于失败。
关于“欧洲共产主义”，根据它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形成时期的观点（其中因“中苏大论战”等也有一些党在个别方面仍然坚持东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其内容主要是：（1）在马克思主义、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它们不再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提“列宁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还需要发展。肯定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强调民主制，主张建立群众性政党，并认为自己并不是国内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党，主张党联盟。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导权，主张建立广泛的民主联盟。（2）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主张多样化，走和平的、民主的改革之路，强调暴力革命不适合西欧社会，同时不排斥必要时用暴力的可能性。（3）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建立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混合经济，实行政治多元化，建立多党议会民主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4）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上，不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提新国际主义，主张把一切民主力量（民主党）联合起来，认为各国党独立自主，权利平等，反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搞民主集中制（一个中心），奉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可见，它们淡化或放弃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失去了“批判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这个关键环节，从实践的可能性上看，其目标很难实现。而戈氏的苏东改革结果也大部分验证了其主张。所以“欧州共产主义”也只能算是一个“半马克思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的那些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等，它们大多与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相去更远，也被赞同这些界定的学者们称之为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的“远亲”。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可能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探索因素，如市场社会主义中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但基本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的继承和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满天飞”了，西方劳工大众的解放运动不就高涨了吗？所以这些称呼完全是学者们的“把玩”，迎合着资产阶级的需要。而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在1970年代大范围的国际会议基本停止，其理论在很多方面进一步多元化，有的则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价值追求而非制度追求。同时，这些各种类型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也都淡化或放弃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或强制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思想（当然，这个关键思想的形式和特点也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
“苏东剧变”之所以成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是因为“苏东剧变”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氛围进一步蜕化，很多人的认识进一步迷盲，并出现了一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换姓、转向或分裂（包括东欧的加入）。2008年中国的一份文献中说：目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拉美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激进左翼思潮的异彩纷呈与相互激荡。可见，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好象变成了“大杂烩”。至于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从1998年起基本上每年都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但所取得的进步并不明显。2008年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使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势头有所回升，但可能仍不会有大的起色。
总之，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是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远离”中个别方面可能有所发展，但至今还没有出现与西方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新变革相对应并吸取其合理思想的、能够唤醒和积极推动西方劳工大众进一步获得解放幸福的、比较完整的（包括某一个学科方面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第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欧州共产主义”可算期中的两个“半个”）。究其原因：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及其带来的劳工大众的变化和涉列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学者、党员的社会地位变化，在于其国家和国民至今最大地集中地享受着全人类创造的积极成果，也在于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及其榜样力量的丧失。西方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都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继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列斯毛的东方形态之后必须再有一个新的大发展。
2011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