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八章 批林整风
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说：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在广州讲话。 他在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一九六七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 他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 毛：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恩来：头子在班房里。 毛：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ALl-ROUND CIVIL WAR。 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 毛：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二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 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毛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把毛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 他说：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 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批林“不要过头”。 一九七二年九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 姚文元在审稿中均删去。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国庆社论。 经周恩来审定，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阀”，“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所写《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可偏废；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进行了无情的、激烈的斗争，宣告了它的破产。然而，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了反对革命，往往还要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兴风作浪，毒害群众。当前，在深入进行批修整风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中，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剖析和批判，清除刘少奇一类骗子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流毒，是很有必要的。 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很多，但它的基本观点可以用蒲鲁东的一句“名言”来概括：“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这三句话，就是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忠实誓愿。”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时说得更明白：“他的理想是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理论”，首先是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一切活动从来都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绝对自由”。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里曾经深刻地批驳过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服从任何权威的谬论。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的发展趋势，就是“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所谓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要是没有权威，没有对权威的服从，组织起来就是不可能的。恩格斯特别指出：就是在社会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土地和工厂公有化以后，权威也还是需要的。恩格斯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拿纺纱厂来说，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工序才成为棉纱，另外，蒸汽机要工程师来照管，要技师来进行日常检修。因此，就需要有统一管理和指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用民主讨论的方法，但是一经决定以后，就具有权威性，大家都要服从。再拿铁路、海轮做例子，也是这样，如果乘客不服从铁路员工的指挥，全船的人不服从船长的指挥，那就要出事故。所以，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下，总是要有权威，要有对权威的服从。恩格斯说，“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的权威，也没有绝对的自治。“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是违反基本常识的。 无政府主义者这种“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的主张，不仅在生产领域里行不通，在政治领域里也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从追求“绝对自由”出发，把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当作应该打倒的权威。他们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这就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完全抹煞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革命的权威和反动的权威之间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但这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革命本身就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无产阶级不是立即废除国家，而是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靠自发的活动，而“不应该承认任何权威的领导机关”。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政党的领导，才能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变成自觉的革命斗争。当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却鼓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取消党对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领导作用，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为资产阶级效劳。 无政府主义鼓吹不要国家，不要政党，不要纪律，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一切政治斗争，不要革命，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出发，脱离阶级的解放而侈谈个人的解放，反对政治斗争而推崇自发性，这实际上就是反对和阻挠无产阶级觉悟起来，组织起来，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去完成推翻和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一窍不通。他们根本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阶级社会的一切现象，不懂得个人的命运取决于阶级的命运。在他们看来，群众并不是划分为阶级，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人的简单的总和。“一切为了个人”，就是他们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列宁曾经尖锐而深刻地指出：“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在上面搞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下面的无政府主义的歪风邪气就会泛滥成灾，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做官当老爷，大搞特殊化，反对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鼓吹“规章制度万能论”，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妄图使群众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恰恰为无政府主义的滋长准备了肥土沃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这样作，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手法，揭穿了说，就是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真的不要任何政府。他们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使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上台。他们只不过是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们一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一面又拉山头，结死党，挖空心思地“大树特树”他们一小撮的“绝对权威”，并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以我划线”，妄图对干部和群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统治。他们这种滔天罪行，流毒所及，歪曲和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腐蚀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干部和群众中制造了思想混乱，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准备了条件。 由此可见，刘少奇一类骗子，正是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今天，要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就要深入批判他们这些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它的流毒。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尽管刘少奇一类骗子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学会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并揭破刘少奇一类骗子是怎样不断变换反革命的策略，处心积虑地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对自己的腐蚀和影响，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进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自觉地消灭自己身上的某些不正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和群众一起肃清无政府主义的余毒。应该肯定，群众中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用学习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帮助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他们就会自觉地清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余毒。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文章 五十二年前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部光辉著作中，列宁反复论证了加强无产阶级“极严格的纪律”的必要性，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指明了建立无产阶级纪律的前提条件。我们重温列宁的这些教导，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的纪律观念，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更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革命纪律对无产阶级说来，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列宁把加强无产阶级纪律问题，始终看作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手段。 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革命纪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是一盘散沙，不能组织起一支思想统一、步调整齐的战斗队，也不能把一切力量集中在同一攻击点上，团结对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掌权以后，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行革命纪律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一再强调说：“现在，政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工人手里，一切事情都决定于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性。”谁如果否认和削弱无产阶级纪律，那事实上就是为资产阶级效劳，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正确地、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列宁甚至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资产阶级曾经利用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不偷懒、不盗公肥私和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等口号，来掩饰自己的剥削阶级统治地位，当时革命的无产者讥笑这些口号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无产阶级则应该把这些口号变成迫切的行动口号。道理很简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广大工人和劳动农民已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因而他们从事劳动的性质、目的和结果都随之起了根本变化。工农群众只有树立起为共同的革命利益而忘我劳动的严密纪律，才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还总结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经验，指出维持、检验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所必须依靠的基本条件：“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认为，没有这三个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而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列宁的上述教导，为加强党的和非党群众的革命纪律指明了根本方向。 根据列宁的指示精神，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首先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思想觉悟。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纪律都是有阶级性的，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基础服务的。无产阶级纪律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党性，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完全能够依靠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来维持。尽管无产阶级纪律本身是带有强制性的，但它主要不是靠强制，而是靠每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自觉地用革命纪律约束自己。因此，无产阶级纪律是一种“自觉的纪律”。与此相反，地主资产阶级的纪律是建筑在剥削和奴役工农群众的基础之上的，是同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因此他们的纪律“完全是靠棍棒或饥饿来维持的”。无产阶级纪律的阶级性及其特点，要求各级领导在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觉悟的同时，还必须把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作为保证执行革命纪律的中心环节去抓。正如毛主席经常教导的，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而每一个革命者则要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提高思想觉悟，树立坚强的纪律观念，抵制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做到自觉地遵守和维护革命纪律。 根据列宁的指示精神，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做到这一点，各级领导就需要同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真正打成一片，杜绝和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为此，领导干部要事事以身作则，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自觉地抵制和反对各种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同时，要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把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对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提高认识，加以改正。对于群众中遵守革命纪律的模范事迹要给以鼓励和表扬。对个别屡教不改和严重破坏纪律的，要依靠群众进行批评教育，并采取恰当的纪律措施，不能姑息迁就，放任不管。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和革命纪律，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根据列宁的指示精神，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左”右干扰和破坏，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群众只有从切身经验中深信党的路线正确，才能够自觉地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而斗争，并自觉地遵守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所必需的纪律。因此，无产阶级的纪律教育必须同生动的深入的路线教育结合起来，使群众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及各项政策的无比英明正确，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就能够自觉地做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长期以来，我们党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各级领导班子要在批修整风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路线和纪律的完全统一，团结广大群众，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文章 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出现的反革命两面派和大阴谋家。他打着极“左”的旗号，干着反革命勾当，比公开的敌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也有更大的危险性。了解他一生中的罪恶活动和马克思、恩格斯怎样对他进行原则斗争，可以吸取不少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识别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是很有教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最近，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通俗小册子《巴枯宁》（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值得向大家介绍的。 小册子告诉我们：巴枯宁出身俄国贵族，年青时曾当沙皇军队的军官，后来被卷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激流，抱着个人野心投机革命。不久被捕，在狱中向沙皇写了悔过书，成了革命的叛徒。以后隐瞒了自己叛徒的历史，混入了第一国际。巴枯宁很早就认识了马克思。由于巴枯宁的反革命面貌当时没有暴露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耐心帮助他和教育他。但是，巴枯宁根本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反而逐渐形成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最充分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他还认为，什么地方存在权威，什么地方就没有自由。因此，他反对一切权威。由此出发，他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祸根不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国家本身。因此，他反对一切国家。他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才能彻底消灭阶级，使国家逐渐消亡，而主张立即“废除”国家。他这种超革命的极“左”观点，曾经在一个时期里蒙蔽了不少工人运动中的不坚定分子，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巴枯宁看到马克思在工人运动中的崇高威望，便想利用马克思达到自己篡权的目的。他向马克思写信假惺惺地说什么“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但就在他写这封信前不久，他却又搞了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以它为外围，组织暗藏的以巴枯宁为首的地下司令部。这个同盟中最内层的秘密组织叫做“国际兄弟会”，人数以一百人为限，规定“只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加入。这样，巴枯宁一面假装拥护马克思，一面又结死党，在第一国际的各个支部里搞自己的秘密小支部，把这两手配合起来，软硬兼施，一心要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但当他们这一手失败后，就又大搞分裂活动，力图削弱第一国际。他们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贩卖无政府主义黑货，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不断粉碎了巴枯宁的阴谋，并从理论上反复批判了他的反动谬论。与此同时，革命实践也不断宣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破产。 巴枯宁一伙在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以后，并没有洗手不干，相反，他们恶毒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是“独裁者”、“权威主义”者，要求“支部自治”。当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巴枯宁的阴谋活动时，巴枯宁就狗急跳墙，指使死党暗杀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正象马克思说的：“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一八七二年，巴枯宁及其死党终于被开除出了第一国际。 为了彻底清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光辉著作，彻底揭露了巴枯宁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深刻地粉碎了巴枯宁的反动学说，从而使巴枯宁一伙受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唾弃。 这本小册子的材料丰富，叙述简明，讲的虽然是历史，却紧密联系着现实，是一本较好的学习参考读物。 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一些领导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能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 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周恩约见公安部负责人。 周恩来说：干部下放是你们带的头，统统下放，等于靠边站。底下跟着你们学，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政治性错误。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出事，把耳目、有经验的干部都不要了，这还不是政治性错误？这是肯定的。我还不给你们加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难怪公安会议开了，我说了话，底下也不执行。你们给底下一个机会，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统统搞掉。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 总理并中央： 在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和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对外工作发展很快。但是，外事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一些环节上还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外事工作体制，外事工作队伍的状况和一些规章制度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作需要。在接待工作、口岸工作、归侨和外国人的管理工作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拟于近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现将关于会议的几个设想报告如下： 一、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中 联 部 外 交 部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的批语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 恩 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张春桥的批语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妥否，供参考。 春 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江青的批语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 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 当天，张春桥、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和江青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 毛泽东在会上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德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谈话。 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 江青在讲话中指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一个版面（指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龙岩文章的第二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理论部）。 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l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 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二、研究资料 中共中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摘录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 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 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王若水• ◇ 周恩来大力纠“左” 本文叙述１９７２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 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对一些青年读者来说，在回 忆这一段历史之前，也许有必要把当时的政治背景交代一下。 １９７０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９•１３事件 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 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 法似乎有悔悟之意。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４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 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 ，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６月８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 夫人，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对邓小平 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 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 方式”。 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 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 左的力度。９•１３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 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 ，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７１ 年底到１９７２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 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 ，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 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 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 ７１年１２月２６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 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 左思潮。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４ 、５月间，周恩来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 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 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 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 ”，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 “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７２年７月１４日，周恩来接受扬 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 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 ，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 拔掉。”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 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 《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 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甚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 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英。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 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 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英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 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于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 。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英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 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 做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只跟他一个人联系。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 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７２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 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 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 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象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 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那意思好像是：不是你领 导吗？那你就来管吧！ 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 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对鲁英说：“你们以后不 要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１９７２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 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 “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英提出一个名 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英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 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 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 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英当做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英外 ，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 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 都要比鲁英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英的地位摇摇 欲坠了。 ◇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５７１工程”。 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 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 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 ，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 ，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过“深挖５１６反革 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５１６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 要批极左了。 １９７２年８月１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 再次强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 来主管的）。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 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 ，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 地讨论和贯彻。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 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８月８日，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 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 ，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英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 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 话锋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英要支 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 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 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 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 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 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 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 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９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 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 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 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１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 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 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这篇文章， 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 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 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 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 这个机会，就在１０月１４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 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 ，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英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 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３１２期（１１月４日）登了一篇上海 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导。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 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 面倒的。 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１１ 月４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 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说要讨 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 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 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 “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 ，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 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 ，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 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７２ 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７２年当年就有２６号文件、３１号文件、３８号文件、４ ２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１１月１日印发的，时间还在１ ０月１４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１１期（１１月出 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 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 确路线。此外，１０月１４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 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甚么出尔 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 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 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 《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１１月６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 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 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 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 有过。 １１月２４日，《文汇情况》第３３５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 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 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导 、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 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 一项内容”（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情况 》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 来加以示众。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 ？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 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 我的一封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几件事看出： （一）１１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 无政府主义。 （二）１２月１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象游蛇一 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 执行。”这和第１１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 既想要转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三）１２月１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导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 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 ，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２３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 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 ，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 时纪登奎是政委，他在１２月１１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 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 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 。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 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 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 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 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英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英当 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 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 。“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 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１２月５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 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 在８月１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８月８日却说，批“左” 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 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 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 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 甚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 ，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 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 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 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 。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 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 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 反。５７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 ”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１１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 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 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 ”。我说：我不懂为甚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 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 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 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 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 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１２月６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 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 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 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 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 什么了不起。…… 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 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 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 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 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 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 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 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 周恩来的讲话 １２月１９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英 、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 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英也许作了某种猜 想，在车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 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 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 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 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 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 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 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 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哪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 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我当时还不知道 ，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 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 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迭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 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 ！ 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王若水同志听到８月１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 ，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 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１１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 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 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 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 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 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 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 ，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 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 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 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 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 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 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像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 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英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英同志是上海《解放日 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 说鲁英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 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 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 没有直接关系的部份。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 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１９７ ２年２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 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 ”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 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 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 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甚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 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 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 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 ”。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８月８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 ’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 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 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了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 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英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 来打断。当鲁英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 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 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 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 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 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 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 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 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１９６７年， 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 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 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１９７２年第３１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 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 ”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 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 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１１期上说林彪 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 我还要好好想通。 ◇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 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 《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 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 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 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 为过份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 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像《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 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份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 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英）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 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 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１１期的文章，他叫秘书 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 彪的本质问题。《红旗》１１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 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像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 ，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 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 》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 。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 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 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 ”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输定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 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 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 ，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 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 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 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 ，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 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１２月６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 ，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 问题。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找王若水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 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１２月 １５日、１６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１２月５日的信和对批 极左问题的认识。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 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 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看《周恩来年 谱》）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 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 青同志意见。”好像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 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 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像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 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 “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 ，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 件的提法。关于前一个文章，张春桥说：“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 形式也是如此。他的极右有行动……。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 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 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 相反的。只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 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 词句来掩盖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 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 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 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 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 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 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 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 别人，那么为甚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 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英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 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甚么用这个词？‘ 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 。我在政治局也提过。……。”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 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 全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 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 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 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８月８日张姚在 《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 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 ，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 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 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甚么１１月初发出的 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１１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 。张姚１２月６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 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 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 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 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 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 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 ，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 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 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 我一惊。）“还有一种讲法，说鲁英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 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 好。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 他们讨论，为甚么不讨论？” 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 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 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 ，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 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 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 ，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 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英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 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 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 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甚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 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 “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 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 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１９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 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 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 是，向来是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 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 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 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气 ，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 并不高明。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１７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 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这就是周恩来说的“收到你的一封信， 主席批给我们办”。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 ，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严格 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 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 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谁呢？ ◇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１９７３年， 《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 ”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 不曾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 地是批谁呢？ 从那时开始，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 他在１９５７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 刘是（大两边＋百）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１９５７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 。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 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 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 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 编辑说： “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 一致？几个副总编辑象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 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甚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 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 你们不忍心反对他。……” 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说到这 里，他转过脸对邓拓说： “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 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有君子作风，就想起刘是（大两边 ＋百）。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 汉元帝（即刘是）；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 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 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据说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日对《人民日 报》负责人的谈话，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 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 游不断”。他说他父亲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１９７ ３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 有的同志建议：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 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汉元帝即刘是，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 帝纪》。刘是作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 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 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 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 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有没有在１９５７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 帝；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是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是 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 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一个 重要争论点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 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 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 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太子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 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 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 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 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结了不少怨仇。有人向 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杨恽 被贬为平民。杨恽回到家乡后，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 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 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 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 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 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６０年，刘是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 前５４年，刘是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 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 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是要说一句“持 刑太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 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 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 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只 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 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 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 那么容易的。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 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忠臣，他却没有任何 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 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１９７２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 周恩来；这和１９５７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 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 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１９７２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１９７４年“ 评法批儒”的先声。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象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 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就不为毛泽东所喜欢了。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 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 正“文革”的错误。 □ 原载《人民日报回忆录》，作者于一九九八年四月修改补充。 周恩来“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王永钦 2000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 批判“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这年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在揭批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文革”中一直想方设法保护干部的周恩来，便有了较多机会和可能，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不久，李富春受中央委托，连续主持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错误打击作了平反。9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10月初，报经毛泽东同意后，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通知。同时，军委三总部机关也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金秋里主持工作。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泽东在接见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军委“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周恩来十分关心仍被监管的许多老干部的情况。11月12日，他在公安部检查监狱情况的报告上，一连写下十几条批语：报告中反映监管人员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常以威吓和惩罚代替教育的内容旁，周恩来批道：“不合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在反映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好了是立场不稳”旁批道：“错误认识。”在反映有的医务人员觉得“反正是‘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啥”，旁批：“极其有害的思想!”他要求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以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此时关在监狱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的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了一角五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 周恩来对各地被打倒的干部，同样十分关心。作为第一步，就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他们治病，检查身体，改善住宿条件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得到周恩来关照的有江华、王恩茂、谭启龙、冯白驹、贺诚、廖汉生、林枫、朱穆之、张化东、刘建章等，还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艺界的人士。 最让周恩来牵挂的是那些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他想方设法，查明有关情况，准备为死者恢复名誉或解决其他遗留问题。解决贺龙同志问题便是其中一例。据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回忆：自从贺龙1969年6月被迫害致死后，她本人也被押往贵州一个山沟里监管劳动。1971年10月，周恩来派人到处寻找她的下落，终于在贵阳磊庄空军某部干校找到她。来人对她说：“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薛明回到北京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写明了有关情况。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也抱病去参加了。当薛明的女儿说“周伯伯你也要保重身体”时，周恩来抬起头，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是人所共知的。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历经磨难。1967年2月，陈毅和谭震林、聂荣臻等几位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在会上激烈抨击“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做法，向中央文革的几位主要成员提出质问。在1968年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被指责为搞“二月逆流”的成员再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林彪垮台不久，陈毅于1972年1月初不幸因患癌症去世。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叶剑英立刻赶到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几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1月8日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向陈毅的遗体深深鞠躬，又轻轻掀起覆盖的白布单的一角，抚摸陈毅的手背，向他作最后告别。1月10日下午，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按事前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方案，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只请内宾，不请外宾。但追悼会开始前一刻，毛泽东决定出席。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作出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追悼仪式前，毛泽东接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对他们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穿着睡衣急忙赶到八宝山，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致悼词，这种最高规格的追悼仪式，暗示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是应该平反的。无疑，这对“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老干部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半年后，周恩来还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并没有停留在感动上，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各种场合扩大其影响，抓紧解决干部问题。1月下旬，他在一次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为什么不批驳?1不久，周恩来得知因“杨、余、傅事件”受到株连的杨成武大女儿杨毅在河南关押处突然身亡，他立刻采取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分赴河南开封和滑县，悄悄地将杨成武全家人实行保护性转移。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李德全等一批老干部相继病逝。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示有关部门，要对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同时指示政协机关也应对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掌握情况，改进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这以后，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发表论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工作的进展。 70岁高龄的周恩来一桩桩一件件地落实着党的干部政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和保护着每一个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而他自己，却在1972年5月，确诊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他注意休息，增加睡眠，减轻工作负担。毛泽东在医生的检查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然而，周恩来并没有顾及这些，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全身心地继续工作着。 纠正农业和工业中的极左思潮批判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在周恩来心中，一直把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国务院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和口号，总是加以纠正。他指出：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所以，农业政策要讨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我们希望每个省、县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认为非到千里之外才能求得‘仙方’。”他还针对“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口号指出：“这样提不好。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应当提‘社会主义大协作’。讲‘共产主义风格’还可以，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还都未经过嘛!”。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 “文革”期间，工业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停产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严重下降，工伤事故却大幅度增加。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抓企业管理，要求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调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批判长期以来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1971年底到第二年2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提出必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整顿企业的方针，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成为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其次，周恩来十分注意提高产品的质量，他多次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一再告诫对产品质量需要“提高警惕”，“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周恩来认为，现在主要是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不敢管，致使无政府主义泛滥。所以，他特别强调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把生产搞上去。 除科教领域的极左干扰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他敢于碰硬，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入手，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1972年6月，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月2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他还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更危险。7月14日，周恩来叮嘱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2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依据”，将这个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在教育上，周恩来勇敢地向“文革”中提出的“左”的教育制度进行挑战。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可以边学习，边劳动。”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 人们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了一套“左”倾的教育政策。1971年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招生办法，不仅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而且为“走后门”上大学敞开了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周恩来在这个被视为“文革”重要成果的“规定”刚刚公布一年之际，就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论点，这不能说不是对“左”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战。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思潮”。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导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他强调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 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文章发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马上追查组织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以及它的内参《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或相关报道。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思潮”。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便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不久，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72至73年间以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解放一批老干部，使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对挽救党和国家，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周恩来称他为“好同志”，并安排他从外地回北京治病。在同一封信上，周恩来还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表示了他对邓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劳动三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周恩来正式通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回京后的住所。 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至此，曾被“文革”中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得以复出，恢复了领导工作。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1这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而把许多“查无实据”、仍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实际上是一次有步骤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开始。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清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2月2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1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2，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规定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这个规定，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除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代表反对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赞成这个《规定》。 但是，以后接踵而来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却使周恩来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2009年10月26日初稿 2012年4月2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