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复辟，李成瑞功不可没，怎么是诬蔑？在许多紧跟毛泽东干革命的人被清洗的时候，李成瑞却从一个副部级干部知为正部级干部，在他升任统计局局长的1983年，根据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计划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1949至1982年的人口数字，而后就有了美国人口学家“大跟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2700万这一结论，而后又有了蒋正华的饿死1700万这一数字，到1992年，也就是在李成瑞离职十年后还撰写《大跃进时期人口变动》，证明“大跃进时期非线性死亡人数2158万（约2200万）这一数字，为大跃进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提供理论支持，不仅如此李成瑞还特意在其文章中提示自己为这一数字负责。2005年，还在撰写文章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元凶邓小平、陈云歌功颂德。不仅如此，为了证明复辟资本主义的元凶陈云的”丰功伟绩，还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诬蔑文化大革命革命和江青张春桥等人。这些事实谁能否定得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功臣，为了洗脱自己身上的污垢，现在又举起早就被他抛弃的马列毛主义旗帜，而且还真的奏效，被某些人吹捧为“革命老人”！这难道不让人深思吗？三十多年来，那些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的人总是在官僚队伍中为工人阶级寻找救世主，而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一再被这些诬蔑为极左分子，卖国贼、汉奸。这难道不让人深思吗？
下面是李成瑞为陈云歌功颂德，诬蔑文化大革命和江青、张春桥等人文章之一：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
和理解陈云的经济思想
——兼谈陈云经济思想活的灵魂
李成瑞
陈云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丰富的经济思想，是他留给党和人民宝贵精神财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怎样才能很好地继承和运用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呢?我认为，基本前提是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研究和理解他的经济思想。几年前，我和朱佳木等同志一起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经过课题组同志几年的努力，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研究的成果作为一本60万字的专著，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在研究和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对于陈云每个时期的经济思想，首先如实地阐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然后如实地阐述陈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的政策思想、理论观点；再如实地阐述它在当时实践中经受检验的情况。这样的原则，也正是陈云本人的要求。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出版《陈云文选》时，他明确提出：编他的文选，一定要保持历史的原貌，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我们是尽力按这个要求去做的。我们的任务是把陈云的经济思想“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避免任何主观性、片面性。对于陈云的经济思想和理论观点，如何进行评价，如何结合当前实际去运用，一概留给读者去思考、研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由历史长期的反复实践来判断。下面概略地谈谈陈云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贡献及其活的灵魂。
一、陈云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陈云的经济思想是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逐步探索、形成和发展的。它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革命战争中发育成长。陈云在中央苏区，作为全国和苏区工会的领导人，提出了工人经济斗争的正确方针，在劳动政策和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反对当时流行的“左”倾错误，同时坚决维护工人阶级应有的权益。在延安时期，他作为西北财经办事处的领导人(抗日战争后期)，针对当时陕甘宁边区对外贸易入超、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巨大的问题，提出统筹运用贸易、金融、财政政策的思想，在被敌顽包围封锁的农村根据地实现了外贸出超、金融稳定、财政结余，为抗日大反攻积蓄了力量。在东北时期，他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人之一，提出了结合当地农村在日本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特点，逐步推进土地改革的主张；在沈阳解放后创造了完整地接管新解放大城市的经验，并提出把日伪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的一系列政策观点，从而推动了东北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支援了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战争。这些经济思想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并成为陈云后来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综合平衡、公私经济关系、内外经济关系、政经关系等方面的思想的源头。
第二个时期，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奠定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初，他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面对长期战争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提出统一全国财政、现金、外汇、物资管理，集中力量战胜私人投机资本，树立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的思想，迅速地平衡了财政收支，稳定了市场物价，为他的综合平衡思想奠定了基础。他还主持了两次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提出了对私人资本实行利用、限制和某些改造的政策和观点，为他后来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构想提供了初步基础。
第三个时期，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大改造”中基本形成。陈云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任，在编制“一五”计划中，没有照搬外国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兼顾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在执行“一五"计划中，对两次小冒进及时地进行了调整。他在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57年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这一时期，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稳步前进的一系列政策观点，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他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56年提出了以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为目的，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三主三辅)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构想，即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综合平衡论和主辅关系论的系统提出，标志着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成。这个时期，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他提出了充分利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同时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他强调经济工作者一定要有坚强的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反对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在经济建设与人口的关系上，他积极支持和倡导节制生育、减缓人口增长速度的主张。
第四个时期，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经受考验和充实发展。
在“大跃进”中，“以钢为纲”、高指标和“共产风”等做法，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否定了综合平衡和“三主三辅”的思想，使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恢复了合理的比例，调整了生产关系，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曲折过程，从反面和正面证明了陈云的综合平衡和主辅关系思想的正确性。陈云作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和国务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始终坚持了上述正确思想，在前期力求减少“大跃进”的损失，在后期积极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并使他的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第五个时期，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进一步发展。
陈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地点回到北京，顶着“四人帮”的压力，针对尼克松访华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提出了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曾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以后在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一书记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经济工作。他针对“文革”刚结束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提出实行清醒的健康的调整的主张，以后又针对两次经济过热，及时提出坚持按比例原则进行调整的主张，并反复强调把农业当作头等大事，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综合平衡思想。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率先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有计划按比例”和“市场调节”两条都要有，要改革过份集中的经济体制的思想；以后，当他发现另一种偏向时，又提出“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不能丢”，并且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从而使他关于主辅关系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在对外全面开放后，他针对已经和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对外国资本家要在欢迎中保持警惕、帝国主义本性没有变的思想。他还大声疾呼：要把环境问题、水资源问题提到国策和战略的高度。陈云在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汲取广大群众和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果。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共中央决定了路线、方针、政策，陈云在组织实施中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一种是陈云为了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征求大家意见，自己加以总结而提出来的，其中有些经中央采纳，付诸实行，也有些当时未被采纳，但对后来的实践产生了影响。
二、陈云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贡献
纵观陈云在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除了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外，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目的论和方法论)
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首先是建立和发展什么性质的经济，以及用什么方法建立和发展这样的经济问题，即目的与方法问题。早在1956年，正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关键时刻，在有些人照搬外国经验，急于过早地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忽视市场作用的情况下，他提出应当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1即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产量扩大、服务周到，从而有利于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l985年以后，正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时刻，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情况下，他又着重指出：“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能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2(文内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一一引者注)
用什么方法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陈云强调：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办事情必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做到实事求是。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他还指出：现在，“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3(着重点是作者加的--引者注)陈云大力提倡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对此，后面还要专门谈到。第二，关于搞好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综合平衡论)。
陈云指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要做到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外汇收支、物资供求的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中的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环节之间，都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他指出，按比例发展，才能实现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效益。这种思想是以马克思阐明的社会再生产原理为依据的。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的有些人，在运用马克思这一原理中，只注重了马克思阐明的扩大再生产要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观点，孤立地突出重工业，忽视了马克思阐明的扩大第一部类必须以第二部类的相应扩大作保证的观点，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使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提高，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陈云的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阐明的再生产原理的回归和丰富发展。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陕甘宁边区提出统筹贸易、金融、财政的观点，初试锋芒，获得成功，成为这一思想的源头；新中国建立后，他主持了全国财政、现金、外汇、物资的统一管理和调度，迅速制止了长期战争形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奠定了综合平衡思想的基础；在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他注意了各个方面合理的比例关系，及时地纠正了1953年、1956年的两次小冒进，使综合平衡的思想臻于成熟，于1957年初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述。有人认为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而且只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误解。上述史实说明，他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计划经济尚未建立或开始建立的情况下产生和逐步形成的。他关于综合平衡的论述，包含着理论与方法两个层次。其中的理论层次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是长期是适用的；而实施方法的层次则是随着各个时期经济体制的不同而变化的。
第三，关于经济建设要与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思想(协调发展论)。
这个思想是综合平衡思想的延伸和扩大。早在1957年，陈云研究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时，就思考人口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当时许多人对节制生育还不大理解甚至有所抵触的情况下，他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关系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4他还提出了实施节制生育的若干具体办法。由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曾被国务院任命为节育委员会主任(因不久发生“大跃进”未能开展工作)。
关于环境、资源问题，他在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时就开始注意。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多次提出关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以及重视水资源问题的建议，并大声疾呼，要把这一问题提到“国策”和“战略”的高度。他要求把水资源问题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位置，并列入经济建设的长期计划。当然，由于当时这方面的矛盾暴露得还没有后来这样尖锐，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也方在开始，所以陈云在这方面的思想，远未像他在综合平衡等方面的思想那样充分展开。但陈云对这一问题重视较早，提得较高，在我国当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还是不能忽视的。
第四，关于经济体制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正确处理多种所有制和不同经济运行机制中主体部分与辅助部分的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思想(主辅关系论)。
陈云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提出了“三主三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想，即在所有制上(当时用“经营”一词来表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个体所有制为辅；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计划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为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上，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1979年初当经济体制改革刚刚从农村开始，尚未扩展到城市时，陈云著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和“市场调节的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部分，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又是必需的部分。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即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区别不同的社会形态。这就是说，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决定社会的性质和上层建筑的性质。陈云主张在所有制上以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非公有制为辅，就是在承认我国现阶段存在多种所有制的情况下，为我国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提供了保障。
陈云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他所说的计划经济既包括指令性计划部分，也包括指导性计划部分(如政府把一斤皮棉价定为八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他特别指出“指导性计划不等于市场调节。”他所说的市场调节专指“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5这与许多人认为计划经济只包括指令性计划部分，而把指导性计划部分与市场调节部分一起视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划分法，是迥然不同的。我们应当按照陈云的原意去理解和研究他的经济思想。
陈云说：“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6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阐明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而且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计划调节生产的规律。马克思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问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7恩格斯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8有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讲过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没有讲过社会主义有计划的规律。从以上的引文看，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经济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同时，还要有商品经济和市场。后来，经过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实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已经提出要发挥商品生产和市场的作用。但为时不久，即行停止。陈云在1977年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有计划按比例”和“市场调节”两条都要有的观点。当时的重点是指出那时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的缺点，所以主张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后来到1988年，当他看到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中出现另一种偏向时，他指出：“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9他要求提高计划的科学性，以计划作为主要依据，加强宏观调控。陈云着重指出：“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10这里所说的“第一部分经济”就是占主要地位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他把经济运行机制上能否坚持这一条，同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
第五，关于积极地清醒地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为建设我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服务的思想(内外关系论)
陈云关于对外经济交流思想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其一贯的精神是客观地分析国际情况，从本国实际出发，立足自力更生，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使对外经济交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而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敞开门户并伸出援助之手的情况下，他重点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没有忘记研究如何打破西方的封锁和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充分发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作用，同时，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资金靠本国人民的劳动积累来解决，技术设备方面只要自己能解决的，决不依赖外国。这一方针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方面，即不照抄照搬外国的建设经验，而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汲取外国有益的经验。
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陈云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重点研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同时也没有忘记继续开展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他的主要观点是利用资本主义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深入地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新的特点，并以此为根据灵活地调整对外经济交往和斗争策略。
后来，当对外开放政策已全面实行，出现了另一种问题时，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为建设我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服务。围绕这一方针，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原则：要在现有基础上引进新技术；引进国外新技术必须考虑国内资源条件；要在进口设备的同时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要通过引进消化，增强我们自力更生、开发创新的能力；对于国际上对我封锁的敏感的重要技术，要像当年搞原子弹那样集中力量攻关；引进外资要避免盲目性，不能把自己的产品搞掉了。
陈云还强调：外国的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要让他们有利可图，欢迎中要有警惕，防止上当受骗。要注意消除对外经济交流带来的消极后果。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要高度警惕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11
第六，关于经济工作者必须有坚强的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经济部门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权威，保证经济工作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思想(政经关系论)。
陈云认为，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有一支坚强的经济工作队伍。他长期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又长期从事党的建设工作。因此，他对经济工作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对经济工作干部的思想建设给予特别的关注，要求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12他提出，为了加强经济工作，必要时抽调“一等的干部”充实财经机构，并要实行“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干部政策。要吸收和团结党外懂技术、懂管理的人共同工作。他强调经济工作干部要树立坚强的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这样才能克服盲目性，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致使经济工作走偏方向。在改革开放后，他指出，有些人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甚至违法乱纪、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他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搞不好。他郑重地告诫全党：“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同志们要坚决地刹歪风、正党风，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从精神文明建设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13
上述6个方面，是陈云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贡献。它们都属于全局性的、宏观经济方面的思想。除此之外，陈云对于许多重要的部门经济问题(如农业、钢铁工业、化肥工业、建筑业、外贸、商业等)以及微观经济问题(企业经营管理)，也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和解决中向前发展的。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正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正确处理客观存在的这两对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矛盾而进行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综合平衡论和协调发展论是关于如何处理社会生产力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矛盾的思想；主辅关系论是关于如何处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思想；政经关系论是关于如何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思想；内外关系论是如何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矛盾的思想。贯穿于所有这些思想之中的，是他的目的论和方法论。其中的目的论，即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因改革而改变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思想，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要求；其中的方法论，即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倡用90％以上的时间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等等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根本要求。
毛泽东对陈云的经济思想有很高的评价。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关于高指标问题，毛泽东与陈云有不同看法。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肯定了陈云的意见。1959年4月，毛泽东说：“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钢、煤指标问题，正确的就是他(指陈云--引者注)一个人。今年一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同年6月底，毛泽东说：“大跃进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1962年1月，毛泽东说：“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就不讲话。”1964年5月，毛泽东说：我对陈云很怀念。“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14
邓小平对陈云的经济思想也有高度的评价。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邓小平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这就是实事求是。下决心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的指导方针的束缚。”15邓小平还赞成陈云提出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清醒的、健康的调整的建议，并支持他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倡议。陈云始终把自己看作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一代人中的一员。他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16陈云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采取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的态度，从不以一贯正确自居。1945年5月在中共“七大”会议上，陈云的发言中，头一个问题就是“讲算账”，检讨了他1933年离开上海前，在工人运动中受了盲动主义的影响，在领导罢工中犯过的错误。17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辽东党委书记期间，那里的土地改革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过阶级划分不清、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不加区别等“左”倾错误，他在有关会议上主动检讨，并详细地总结了经验教训。18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发行一万万分“折实公债”，对稳定物价、回笼货币起了很好的作用，但集中发行的做法有缺点。陈云检讨说：“一下发这么多，而且和税收等挤在一起，这种办法不妥。”19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于1979年3月一致建议，请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时，陈云说：“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我要有自知之明。”20
陈云对自己的论著和观点，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出版《陈云文选》时，他指出，编他的文选，一定要保持历史原貌，要把它们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21他在1992年发表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22
三、陈云经济思想活的灵魂：
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的唯物辩证法
我们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内容是什么样的，还要研究陈云的经济思想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当然，可以说这是由中国实际情况的特点决定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人们的思想总是客观实际在头脑中的反映。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同样的客观实际面前，人们往往有不同的思想观点呢?这就有个思想方法问题。因此，还要研究陈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特别是他提出并坚持运用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种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的唯物辩证法。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既要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内容，更要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活的灵魂。
陈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的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今天，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很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我们在处理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进行宏观调控中，在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中，在处理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与作为非主体的私有制经济的关系中，在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中，在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中，陈云的许多反映客观规律的经济思想，仍然是用得着的，是可以按照今天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活的灵魂，即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思想方法。陈云是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人。他不仅写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些关于哲学问题的论文；而且在他所写的许多经过实践检验的经济论文中，也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陈云的三卷文选，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他的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宝贵财富中最宝贵的部分。
陈云一贯提倡学习哲学。他在1987年7月1 7日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着重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且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23他还多次谈到，延安时期毛主席三次当面同他谈过要学哲学并派教员帮助他们学哲学的过程，以及组织学习小组坚持5年学哲学的经验。
我国有句古话：“鸳鸯绣好直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陈云不是这样。他不仅把绣好的“鸳鸯”留给后人，更要把刺绣的“金针”传给后人。这个“金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1987年7月17日的谈话，生动地体现了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把“金针”度与人的拳拳之心。
二、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种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继承和发扬陈云两个“始终坚持”和两个“善于”的思想作风。
陈云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结合长期实践经验，提出了上述15个字的方法论，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可以说是抓住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它不仅回答了应当实事求是的问题，而且回答了如何实事求是的问题，便于应用和操作，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它深入浅出，通俗明白，可说是一种独创性的“大众哲学”，为广大干部乃至群众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藏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门路。
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24他提倡开调查会要让人们无所顾虑，真正畅所欲言；还提倡在各行各业广交敢讲真话的朋友。他反复讲，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制定计划，搞综合平衡要从开步走时的经济水平出发，不能“倒过来”，先定一个长远目标。
陈云认为客观实际中存在着许多矛盾。要做到全面地看问题，防止片面性，就要多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听反面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25对各种不同的意见，要加以比较，上下比较，左右比较，前后比较，以便作出符合实际的全面分析。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陈云还讲不要怕挨骂，他说：“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26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陈云逝世后发布的《讣告》中，对陈云的思想作风有这样两段评价：“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27陈云的两个“始终坚持”和两个“善于”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
三、树立和保持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和人生观，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提供必要的前提和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方法论是过河的船和桥，那么，立场和人生观就是指南针。没有指南针就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陈云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掌握运用时说：“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28他还提倡讲真理，不讲面子。他说：“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已。”29
陈云还强调，要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必须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改正错误；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关系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他说：“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家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只要有勇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30
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党的思想建设中应有之义。只要能在新形势下完成“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整个现代化大事业，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和内外干扰，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注：
18、20、28、29：见《陈云文选》第一卷，第348、254、346、296页。
19：见((陈云文选))第二卷，第97页。
1、2、3、4、5、6、7、8、11、1 2、1 3、1 6、22、2 3、24、25、26、30：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2、347、246、68、350、244、26 7、245、370、372、347、284、379、360、371、372、33、190页。
17：见《陈云年谱》上卷，第415页。
9：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10：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页。
14：这里引证毛泽东对陈云的评价，参见《毛泽东传》第521、9l 3、9 39、953、1203、页：
并参见《陈云年谱》中卷，第331页，下卷第13、22、23、105、130页。
l5：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4、355页。
21：见朱佳木等：《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27：见《人民日报》，1995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