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面对阶级兄弟的碧血，我们如何能视而不见？谁他妈要他们“平反”！
——回应《远航一号：所谓“六四”，我们不理睬它！》
赤旗
“成千上万的工人跟在（开枪的部队）后面。他们手无寸铁，其中一些还是女工，有些人骑着自行车。数千工人跟在部队后面却没法和他们作战，他们只是唱着国际歌。部队后列的士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士兵们偶尔会开枪，大家会趴下，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因为每次他们又爬起来，死去的人躺在地上。人群就像沙滩上的海浪一次次地涌上来，他们只是唱着国际歌。”
首先，作为一个托派，我很欣慰地看见近几年毛派同志们（假如毛派朋友们不介意，我称一声“同志”）在关于“六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总比乌鸦学舌般地跟着“中共”官僚资本主义集团重复着“反革命暴乱”的谎言为好。即使这种论争一时达不成共识也没有关系，——争论是思想的最好触媒。（巴甫洛夫）
但是，读完“远航一号”的评论“六四”的文章《所谓“六四”，我们不理睬它》（以下简称“不理睬”），我感到很遗憾，这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1989年的全民民主运动及6月3日到6月4日发生的血腥镇压（以下简称“六四事件”）是一个客观发生过的大事件，在七周的时间内覆盖中国百多座城市，上千万人卷入（在五月中后期，学生仍是核心力量，但不再是多数力量），镇压导致数百人到数千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和普通市民），数万人被捕（其中多数不是学生）。“六四”事件本身对于此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台独势力兴起”、“香港社会自我认知”和“苏东剧变”都具有重要影响。直到今天，香港每年十来万人参与“六四”烛光悼念晚会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政治运动地标。社会的变革即是历史（马克思）。无论对于“六四”这一历史事件态度如何（革命或者反革命），一个左派怎么可能视而不见的“不理睬”呢？
“六四事件”和“平反六四”是两回事。“平反六四”那是哭着跪着求资产阶级统治者给自己个好脸色，所以这才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而“六四事件"和其中众多工人与普通市民的勇敢牺牲则是值得任何左派赞颂的。我们要的不是平反六四，而是记住六四，记住六四的教训和牺牲，在下一次即将到来的斗争中不再犯六四的错误。
如天安门事件亲历者《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作者，原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吴仁华的描述：“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实际上，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著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而已，与戒严部队军人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
早几年经朋友推荐就读过“远航一号”同志写于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阶级斗争》一文（其中关于六四的部分，远航一号已经节录在“不理睬”一文）以及和其中的附录：“我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大学生与革命”。其实，这些文章对于我认识“六四”也有不少帮助。
也因此知道“远航一号”同志在1990年因为在北大组织悼念“六四”一周年集会，而入狱两年。也是因为那段经历，北大经济系的高材生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发生了彻底转变，逐步从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马列毛主义者，据说也曾经浪迹沿海地区，是中国最早一批考察农民工问题的左派。（以上都为网络上公开的“远航一号”的个人资料，希望不属于随意披露个人隐私）
事实上“远航一号”同志在1990年代的立场（见其节录的（四）腐败问题和社会动乱一文）更接近于如今网络中正面支持和赞扬“六四”的不少毛派同志，将1989年运动称为 “超越了狭隘的学生运动而上升为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的人民革命。……工人阶级参加了革命，但仅仅是自发地和本能地参加了革命。在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领导力量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还不能够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也就不能够追求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利益。”
而今天，“远航一号”同志却将这场自己亲历并为之付出代价的运动称为“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是由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导的、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为了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为该阶级争取更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场运动；也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赃斗争。虽然少数工人群众参与了运动，但是不影响运动的基本性质。”
“远航一号”同志说“还有那么几个思想糊涂的左派同志才支持六四“，岂非是说90年代的自己“思想糊涂”？梁任公说过，今日之我不惜与昨日之我战，明日之我不惜与今日之我战。但列宁说过，哪怕是朝同一方向多走半步，真理也会变为谬误。
如何认识和分析“六四”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列宁曾经评论过的俄国1905年革命。一方面，列宁说“1905年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革命范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反而会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而迅速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另一方面，列宁又说“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当然1980年代中共政权在经济和政治属性上远不同于20世纪初的俄国沙皇政权，但是专制控制与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两点是类似的)
我们假设一个问题，假如没有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相关镇压，今天的中共统治集团当时是否会继续推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而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是否仍然会发生？假如答案是的话，那么所谓“六四”运动本身是资本主义反革命的观点就不值得一驳。
我们再假设一个问题，假如没有1989年当局的血腥镇压的话，在当局惨无人道和肆无忌惮地推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时，工人阶级、受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否能更有信心和力量组织抵抗，而不是如同整个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几乎在毫无抵抗和中下阶层互相敌视的状况下，让统治集团顺利完成复辟呢。假如答案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六四”镇压对与统治者的意义。
（以下，引用中国劳工论坛2009年出版的纪念1989运动20周年一书《1989——震惊世界的七周》中的部分内容。如有网友有意索要电子版本（PDF）全本，请发EMAIL到:shehuizhuyizhe@gmail.com, 如有意购买印刷的中英文版本,请联络:cwi.china@gmail.com ）
正如马克思对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评论，“1989年群众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中国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64”之后，中国民众既失去了“假平等”也没能赢得“伪民主”。1989年之后的20年里，1949革命所赢得的诸多社会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同时民众也没得到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英所吹捧的“市场经济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正如莫里斯•迈斯纳在《邓小平时代》一书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被中国人民所珍视的。它不应是一种仅仅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执有的观念。中国人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萌发于世纪之交，而后迅速从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传向城市大众。”
1989年运动从一开始缺乏重要的成功因素，群众与领导层互不了解对方的动机和立场，更谈不上整场运动拥有明确的目标和策略。处于斯大林主义一党专制政权统治下的工人阶级与民众需要的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在仍然保证原有的国有计划经济体系和全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结束一党专制，允许自由结社；并停止已显露邪恶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这应该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而非是某些亲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所希望的“西方化的民主”。在这里谈论民众在运动中是否需要“保持理性和忍让”或者要遵守“现存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毫无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与法学家的幻想相反，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有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的法律，只会造成社会危机。”
1989年运动的领导核心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天生软弱性使他们无法独立承担政治任务，往往最终会与统治者媾和，更由于他们在根本的经济政策与意识形态上与当局导向的合拍，使整场群众运动最后被“无意识地”血腥葬送。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尽办法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害怕群众会超越他们所设定的种种目标；而后又不得不依赖于群众的力量以压迫当局作出让步。每一步反应和“正确的决定”都是在犹疑不定中被迫做出的。4月时学生排斥工人群众参与游行如此，5月拒绝总罢工也是如此；
而当军事镇压已经不可避免之时，却仍然寄望于 “改革派”上层官僚在权力斗争中胜出和坚持所谓的“和平理性”的斗争。在形势有利的时候，坐视时机白白错过，在形势恶劣的时候，不知变通又手足无措，反使民众和自己成为了镇压的牺牲品。理解1989年的运动对于已经死去的、曾经斗争过的乃至今天仍然在坚持斗争的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假如我们不能真正认清和了解1989年群众革命运动发生的前因后果及其对我们和整个世界的影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20年乃至30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我们也无从认识和探知中国在这个新世纪的走向。“64”那夜的血就象“禁忌”一样深深地封存了人们的记忆，整整一代人尤其是其中的所谓“精英们”被折断“脊梁”沉迷于金钱和堕落之中。在当局谎言的层层涂抹下，对于中国新生一代的青年来说，“1989年”、“64”和“天安门事件”就象从未发生过一般，他们从出生起就患上了“先天失忆”。
但无论多少谎言都无法掩盖真相。事实是1989年运动之后，20年来中国所出现诸多热点事件，每一次体制内外的突破和镇压，最近的如《08宪章》、《新京报》回收、《读书》更换主编、“新毛派”的崛起、“爱琴海”网站被封、《冰点》停刊，每一件事以及这些事件背后的人都最终可以追溯到1989年的那场运动和6月4日的那个凌晨。而中国各地所发生的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工人罢工、农民骚乱还是市民抗议也好，“64”的血都成了摆在人们面前一道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他们（当局）杀过人，他们会不惜再杀人”。“64”成为了所有中国人无法饶过的一道坎，假如不能正视1989年运动和“64”的镇压，那么中国社会新的突破与出路也无从谈起。
待到枪声响，辩论已莫及 。(When guns speak it is too late to argue.) 我们今天无法无视六四,因为那里留下了无产阶级兄弟姐妹的斑斑血迹,我们今天无法无视六四，更是因为1905年的教训不能在1917年时重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