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九章 召开十大
第七节 批评外交工作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未经本人审阅）
毛：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
基：我们方面的感情是这样。我告诉过总理，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象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毛：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 SNOW（埃德迦•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毛：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对。
基：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他们不团结。
基：不团结，而且不象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恩来（对毛）：帮助蓬皮杜，他（指基）同意。
基：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两家联合。
毛：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象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
毛：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译员： MODE OF ACTION（行动方式）。
基：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末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这是我们的立场。
毛：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基：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还有治外法权。
毛：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
赔不起。
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注：此件节自外交部绝密文件（［73］办文特1号。）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基辛格访华，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Ｈａｎｄ ｉｎ Ｈａｎｄ。”
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这就好。”
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６月５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插话：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指李白） 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蔬菜都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肉面包，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指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个别人。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个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尽转呢？日本人最好挡住在石家庄、太原以北。可是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呢。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作半败北论。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顽固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现在此人还没有落气，但是不能见人了。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你们搞的托洛斯基文件，我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他就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西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象尼克松讲的。
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
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潮流就不同了，结果还是照我同一些要革命、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批那个速胜论。名为批党外的，实际上批党内的。又批亡国论。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插话：二世）姑且说是威廉X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部覆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中国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得人，我就不能杀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插话：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外交部［73］办文特17号）
（注：文中省略号是原有的。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上写有：“记录：王海容、唐闻生”）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56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哎，一样。”
（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１９４７３年１１月１２日。）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
批周会议
作者不详
文革到了末期，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一直让人捉摸不透，总的而言，可以用“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来形容。到了1973年底，因为周恩来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判让毛泽东感到不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要求周恩来批判自己，导致一向沉稳的周恩来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众拍桌子，差点引来大祸。
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判
正当周恩来紧张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时，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中国访问。这是基辛格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访华。其目的是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合作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要求美国“跟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暧昧，强调有困难，还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对此多少有点不满。
接下来，周恩来同叶剑英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对基辛格说：我们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好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到了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同意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事先已经毛泽东及在北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圈阅。
周恩来挨批大发雷霆
就是基辛格提出的关于中美之间建立热线的问题，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官员的汇报后，认为周恩来态度软弱了，说了错话，犯了错误。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开始时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之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对周恩来上纲上线
周恩来的这一怒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
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刚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非常震惊，有不寒而栗之感。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
要是以往政治局开会，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但这次他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外人很难体会到的。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说：“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
张佐良在形容当时的周恩来的情况时说：“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毛泽东“恩威并施”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但毛泽东很快就发觉了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搞得太过。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一方面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但同时又批评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 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同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毛泽东像是有意趁此机会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根据会谈记录，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制止了江青借机打倒周恩来的企图，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戛然而止。
批周会议
作者不详
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这次会议的气氛极为紧张，可以用如临大敌来形容。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会议的议题竟是：批判周恩来。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 “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刘少奇、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刚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非常震惊，有不寒而栗之感。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以往政治局开会时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这次周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这场大批判的起因到底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并不复杂。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 11月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按照以往的贯例，周恩来都会先向毛泽东作请示。可偏巧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因时间紧急，在思来想去后，周恩来拍板答复基辛格：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周恩来的话说得很活，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承诺。然而，这件事随后就经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于是，一场扑天盖地的风暴呼啸而来。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周恩来的错误又到底在哪里呢？一切说来话长。
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而，毛泽东可以容忍周恩来对现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调整，也可以为收拢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和改弦更张。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
1972年12月，毛泽东借批王若水来信之机，发出了批极右的指示，并借助他的权威一举扭转了形势。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出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区，而反右则成了宣传的主流。
与此同时，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传、组织、政法大权。这等于是将九大后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组又立了起来，成为了另一个“政治局”。周恩来的一大部分权力被分走，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会议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调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职，当作接班人培养。毛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央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而限制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属于周恩来阵营的叶剑英的权力。
1972年对于周恩来是很重要的一年。他不仅在这一年进行了批极左的文革抗争，成功主持了中美接触，还在这一年查出了身患癌症。
中美接触是周恩来晚年的一件大事，周恩来为此掸精竭虑，费尽了心血。而中美的成功和解也使周恩来成为西方各国交口称赞的人物，中国外交也被说成了“周恩来外交”。然而，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并不满意，归根结底在于认为周恩来始终不是真心拥护文革，而是存有异心。加上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
1973 年6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限制进攻性武器等协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面见周恩来，向中国通报了有关情况。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毛对周的第一次敲打。
不久，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但趋势是联合起来企图主宰世界。应该说，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内部参考，也不违反外交纪律。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大为光火。他认为该文观点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因此是在和他唱对台戏。而外交部的后台就是周恩来，这事绝脱不了干系。毛当即召王海容、唐闻生来，严厉批评了《新情况》的这篇文章，指责为“放屁一通”。随即，又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话，再次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说此文不错（《新情况》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讽刺和挖苦，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和不耐烦。
这次对于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周已发展到了公然不听招呼，遂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风。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2月5号，会议火力空前猛烈，周恩来被烧得焦头烂额。连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也不得不讲了话。邓的发言较为委婉，指出周的问题的严重性，但却不是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最后忠告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会上会下，以往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而这时人们都尽力回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以示划清界限。会议后期，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很严重，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江青和张春桥不但不予以谅解，反而斥责周是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批判。
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毛泽东此举只是为了重挫一下周恩来，并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样的话政治上的代价未免太大，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恐怕又要反复。于是，毛又发出指示，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给会议降了温。他又针对江青的讲话，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一石二鸟，既给周定了性，又敲打了江青：不要自行其是铲除异己，只能在毛划定的圈子内行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周恩来起初想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做。江青更是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要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恩来只好自己关起门来写检讨，对照着毛泽东定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此时周老病交加，眼睛也花了，写字手发抖，记不全会上对他的批判发言。他想请唐闻生和王海容帮助一下，却遭到了训斥，说他想企图通过她们摸毛泽东的底。最后，周恩来照单全收，承认了会议强加的所有罪名，总算完成了检讨。毛泽东阅后，觉得差不多了，便批示道：“可以了。”一场滔天风波总算过去了。事后，毛泽东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彻底批判了周恩来所谓的“错误外交路线。”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谈笑风声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12 月9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旁敲侧击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对周恩来的耿耿于怀，由此可见。
周恩来虽然最终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却极为严重的损害了他的精神和肉体。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周恩来的癌症病情加重，身体迅速垮了下来。
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第八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摘录）
功高盖主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走"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周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周由此大祸临头。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处处把自己隐匿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但到头来还是犯了中国政治上的大忌，因声名震主而在劫难逃。在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在外交上打了大胜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稳住了文革败局的阵脚，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然而，为此出了大力的周氏非但没有受到奖励，反而因为在海内外声誉鹊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祸临头。
可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想整周的念头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临头都被周氏一一化解。这与其说是由于周为人处世圆滑，善于自保，逢凶化吉，不如说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的缘故。本书在前面对此己经有所叙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直是第三号人物，这使得他能够在中共建国后频繁的党内斗争中相对超脱，避开了与毛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却被历史推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也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不过这让嗜权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后才能心安。
毛泽东本来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对他心理上的重创，使得毛更是变本加厉，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政治上越来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却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为跌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尽管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政治上并无二心，但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决不允许任何人的威望超过他本人，哪怕是有这种可能也不行。尼克松访华时，毛非常注意西方舆论界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断让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收集翻译西方主要报刊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让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很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思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益发强烈起来。
更让毛泽东感到事不宜迟的是，中共十大召开在即，在政治上面临着重新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党内外多对毛抬出王洪文这样的"儿童团"来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张由周恩来顺理成章接班的呼声却很高。这成了毛的一大块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已在病重期间向周交权的事抹掉，又怎么可能再把权交给他呢?
为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在十大召开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来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开刀。这样，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又可借机在政治上给他脸上抹黑，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为接班人铺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求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一直想找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在中共党内斗争术语中意味着犯了右的错误。在文革那种凡事左三分的年代，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
周恩来见状，知道这是毛泽东在有意敲打他。为了不使事情闹大，他遂立即采取顺守之道，表示接受毛的批评，改正错误。随后，他在与布鲁斯的谈话中，按照毛的口径，"采取了蔑视和批评的态度"，抨击了美苏在全球争霸，企图主宰世界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在事后向毛补报了检讨，并送上他与布鲁斯的谈话手稿笔录，说"真口仍有错误，请即指正"，尽量以低首下心的姿态，化解毛来者不善的批评。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这时，外交师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
其实，这并不代表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观点，更准确地说，美、苏之间同床异梦，钩心斗角，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周氏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诸口通报。
当时担任"主席联络员"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正在处心积虑敲打周恩来的毛这下抓到了继续往下做文章的题目，而且火气很大。平心而论，毛在实施"联美整苏"策略时，并不真正相信美国方面对中美和解的诚意，一直怀疑美国借此打"中国牌" ，"踏在中国的肩脖上向苏联跳"。这次美，苏签订核协议，彼此之间打得火热，令毛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更令毛泽东大为光火的是，这次外交部搞出来的"屁文件"居然跟著西方的舆论跑，渲染什么"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根本不提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在毛看来，外交部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周恩来在暗中与他唱对台戏，企图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来就因西方新闻界大加渲染的"周恩来外交"一直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更是火上浇油，非要大大发作一番不可。
于是，毛泽东决心施以重手，彻底打掉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他在接获王海容、唐闻生报告的第二天，严厉地批评了《新情况》简报和外交部的通报，甚至使用了"放屁一通!"之类的粗话，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毛在大发一通火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七月四日，他又亲自召见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齐悟和准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在谈话中继续发挥，又把外交部狠批了一顿，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周，但矛头所指已经呼之欲出。这里，不妨照录几段：
"都说此文不错(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作者注)。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作者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冲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这篇谈话，表面上虽是即兴漫谈，海阔天空，通篇重点却是冲着周恩来的。不过故意藏头露尾，指桑骂槐，要害的地方用语很重，露出杀气，已经大大超出了对一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像"贼船"、"搞修正主义"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
其中有关"贼船"那段话，毛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指乔冠华-一作者注)、姬老爷(指姬鹏飞一-作者注)的贼船。谈话记录后经毛的修改，删去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字样，改为现在这样。关于这一点，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特别向与会者作了说明，解释了"上贼船"这句话的来龙去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毛泽东在放出"上贼船"这番话来的时候，周恩来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疗。一九七二年发现周患有膀胱癌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发展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开始出现了肉眼血尿，整个事情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对周本人讲出实情，并批准医疗组的治疗方案。为此，周在三月十日住进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榜胱镜检查。
尽管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医疗组只准做检查，不准电烧，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在这次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之后，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定期对周进行膀胱镜检查、电灼术和灌药治疗。
这次，毛泽东在"七四谈话"中对周恩来的敲打，周因当时正在玉泉山接受检查治疗而一无所知。不过他已经从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外交部《新情况》简报"放屁一通"的批评中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在这种小题大做的背后，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冲着他而来。于是，他立即采取主动，抢先作自我检查，以求能够多少缓和一下气势汹汹的事态。
七月三日，周恩来在准备到玉泉山接受治疗之前，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各同志，根据毛泽东对《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所作的批评，承认他自己"在对美关系上没有能认真研究"，"更没有找你们务虚，讲些实质问题"，表示他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并建议外交部"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小极性" 。
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外交部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这是"右的"，表示："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很好领会和认真执行王南的指示，没有做好总理的助手，干扰了主席和总理，使我们深感沉痛(重)和不安。对于这一严重的错误，我们负完全的责任。"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毛措辞严厉的批评，让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厂什么事。周恩来当时刚刚做完治疗，见毛对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进行这样严厉的批评，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给毛写检讨，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周在信中检讨说：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于三日晨写了一封检讨信给外交部同志。现因不及再写，特将给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为初步认识。待主席阅后，拟再向政治局报告。
为了化解毛泽东来势汹汹的批评，周恩来随后又放下手头上其它工作，全力应付这件事，设法消解毛的火气。周恩来这种主动请罪的姿态，弄得原本还想进一步大做文章的毛洋东一时不好再搞下去了，只好暂时住手，表示："检讨不要写了"。不过，毛还是存心给周审牵地抹了一笔。他对周的信作了批示，说："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应研究改正办法。"并下令在政治局会议上传阅。
接下来，毛泽东似乎还嫌这样做得不够，又授意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把他在"七四谈话"中批周的点睛之笔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的意思，写入十大报告之中。通过此举，毛泽东不仅给周恩来的脸上刻上了"右倾顽症"的标记，并且在十大政治报告中立此存照，为其后继续做文章留下了伏笔。
果然，批周这场戏并没有结束，更确切地说，才刚刚拉开序幕。四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已经在劫难逃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严厉的批判斗争，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劫难。
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人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作者是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参考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或揭发材料以及相关档案综合而成的。
政治局批周会议
事情的起因还是出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而且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前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总是先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由毛定下调子，然后再同美方举行正式会谈。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十一月十一日，周先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由于不久前刚刚挨过毛的敲打，周在会谈中表现得十分谨慎，主要是听取美方通报情况，自己不轻易开口表态，只是在基辛格恭维他时，周才打断了基辛格的话，表示："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的不够。"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作为精明而有眼光的政治观察家，基辛格已经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他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毛刻意要让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这种心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这为周恩来遭受随之而来的横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注脚。基氏这样写道：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周恩来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泽东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喧宾夺主，抢了锋头，要向外界显示毛本人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才是毛接连批评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周在随后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更加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同时严格按照毛谈话的口径，表态回答问题，并没有失当之处。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以往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导，采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当然知道兹事体大，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答以：此事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双方谈得既坦率，也还融洽。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十一月十四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
然而，就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刻，突然横生枝节。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正是这次临时会谈，触发了一场对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批判斗争，演成中国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对此，中国大陆官方的出版物一直讳莫如深，或者故意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把一切责任通通推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身上，而为真正的幕后主使毛泽东遮掩开脱。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有难言之隐的缘故，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周关系中令大陆官方极为尴尬的一幕，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批周时所扮演的角色和其后获得重用的原因。
现在该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如果说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来，但苦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借口而屡屡搞不下去的话，那么这次他确实抓住了周的"辫子"，显得"师出有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十三日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事后证明，周恩来并没有请示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早晨答复了基辛格，表态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就是后来指周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毛泽东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的由来。于是，根据毛的提议，在政治同内部展开了对周的批判斗争。
这里让人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奉命唯谨的周恩来办事竟会如此疏忽。这实在是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判若两人。周氏办外交的一大特点，就是历来谨慎小心，总是强调"授权有限"，反复以"外交无小事"来提醒外事部门，而他本人又怎么会在事关中美军事合作这样敏感的问题上擅作主张呢?况且他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
如果说毛泽东对周恩来"大事下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批评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他只有"小事天天送"的问题，而绝无"大事不讨论"的可能。实际上，长期以来，周总是有意无意地让人感觉到他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借以避开揽权独断的嫌疑。这正是周能够与毛共事多年而始终安然无恙的要诀之一。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理由不先请示毛泽东就自己擅作主张，其中显然另有隐情。虽然后来周氏在接受批判时，吞下了这颗苦果，但内心有难言之隐却是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据当时担任周处理对美事务主要助手的乔冠华回忆，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助手们都以为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请示毛泽东。可是，从专门记载他每日活动的《工作日志》来看，周却在这之后莫名其妙地审查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电视记录片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恩来做出这种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来呢?倒是负责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卫秘书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道出了其中的隐情-一原来周当时曾打过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由于警卫工作的性质，不可能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主脉，因而他们在书中谈到批周这件事时，把时间和地点弄得有些张冠李戴，不过他们回忆当时周恩来在打完电话后的情形还是可信的。
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生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外人看来，周恩来表面上好像是在深夜审查基辛格访华的电视纪录片，其实是在得知毛泽东已经睡下后，正着急地等候消息，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在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是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由于他经常失眠，所以睡觉对毛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常常因为睡不好觉而大发脾气。因此当毛睡下以后，周一向不去打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三日深夜和基辛格谈完后，为是否为这件事叫醒毛心里很踌躇。但事情又很急，不能等，所以才急得"团团转"。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毛泽东以睡觉为借口来挡驾周恩来，就像当年用同样的借口来挡驾即将大难临头的彭德怀、刘少奇一样。不过，周当时似乎并没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思量再三之后，最后还是按照在工作中一直恪守的规矩：当毛睡觉时，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惊动他。同时在情急之下，他采取了某种临时变通的作法，由他自己拍板作了决定。
当然，周恩来还是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所以，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说的是活话，避免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只是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这样做并没有越出作为一国总理的职权范围。
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他虽然深居简出，各种消息却很灵通。在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他就把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从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为了不让周这回轻易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还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在意。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恩来敲响了开台锣鼓。他在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并放出很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也成了陪绑，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会议定下的调子。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张挞伐，周恩来虽在党内斗争中久经沙场，似一开始还是措手不及，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更令周氏难堪的是，毛竟让他本人来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不过，善于采行顺守之道的周恩来马上采取主动，一面向毛作出检讨，一面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的方式，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试图化解来势汹汹的批判势头。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担心这样说的分量不够，又赶紧补送一信，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周恩来的这种检讨，当然被毛泽东认为是没有触到疼处，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同时让他领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极左的旗号，另搞一套是决然没有好结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冶局会议上向周恩来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说周"左"，"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逼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一时难从接受上纲如此之高的批判，不大相信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开始时还尽量忍耐克制，希望毛能出来制止她的这种搞法。
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由分说。周对这种在政治上对他的栽赃污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恩来的顶牛，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斗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让的人员名单，除了让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枫参加以外，还饶行深意地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
这样，批周的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扩大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间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甩石头"一语，是毛在对付林彪时所采用的策略之一，意为发出警告一-作者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危言耸听地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赶紧低头认罪的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越闹越大，到头来咎由自取，落得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晚节不保的下场。于是，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腹的委屈，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开始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批周指示，而是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会上对周氏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更是让一些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工农代表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但是，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同身上泼污水，上纲上线，痛加批判。在会议的发言中，"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此外，还有人乘机泄私愤，翻历史老账，借批周来洗刷自己，狠狠踹周一脚。
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周恩来虽然久经党内斗争的风雨，伹还是有些吃不消，为此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沉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他理解会上多数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并不计较，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两年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乔冠华向已经病重的周氏当面检讨这件事，请求他原谅时，周表示："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会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的意图，引导会议批周。会后，他们又在一起凑着，研究怎样向毛汇报。开过几次会议后，华、汪两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这便是"四人帮"正式形成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他们的代称。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周恩来挨批判期间，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会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是要抢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为此，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反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斗的调门。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加给周恩来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并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
邓小平在会上的角色
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违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在说明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仅从个人原因上来说，固然有充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毕竟太深了，一损俱损，邓不愿背负弃主忘恩的骂名。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如此，在建国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周、邓两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小，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一到欧洲便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显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闯荡磨练。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之牵制毛泽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眼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一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邓一生的际遇。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工作不大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至超过林彪。
建国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邓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眼下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听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借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为了不让江青打乱自己的部署，同时也看到周恩来已经被整服，毛泽东遂又换了一副面孔，出来纠"偏"，给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降温。其实，工于心计的毛早就为此预留了转圆的余地。就在他对周大兴问罪之师的同时，又故作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这次，毛一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一-作者注)才是迫下及待。"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通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违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借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圃，作了有分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不敢了吧?
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又放出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并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而收场。一直在幕后指挥的毛泽东见周已被整服，又转而出来做好人，让会议期间传达他旨意的两位小姐背黑锅。两位小姐当然不服，遂在私下里说出这番话来。
这场轩然大波，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水后而收场。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枯坐终日，对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给自己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当年周在为"反冒进"问题写检讨时身边还有秘书帮忙，现在则连个帮手也没有。他曾向担任毛联络员的两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他是企图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
更让周恩来作难的是，现在别人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敢给他通气，心里茫然无底，不知道究竟检讨到哪一步才算了结，只好一个人冥思苦想，最后索性照单全收，把会上安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硬加给自己，才总算交出了书面检讨。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终于使得毛泽东高抬贵手，又像当年延安整风一样，对他网开一面。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不过，毛仍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意在外交系统中把周彻底搞臭。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罢休，执意要把周扳倒，四处放风，交底打招呼，为倒周制造舆论。
这样一来，周恩来犯错误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弄得沸沸扬扬。可是，毛泽东似乎仍觉意犹未尽。十二月九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特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当着外宾的面，谈笑风生地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得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对他本人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里有鬼。为了开脱自己，毛又在这次会见时的谈话中嫁祸于人，让他的联络员王诲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当然不服，在私下里发牢骚说：这是毛的一贯作法。"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周恩来最后总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遭受的折磨和打击，却是十分沉重和难以愈合的。在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经年逾古稀并且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对种种横加的上纲高得可怕的罪名，而且明明是欲加之罪，却无处申说，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咽，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甚至连对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也不能吐露一点，只能全部憋在心里。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心情极度抑郁。这期间，他几乎变了一个人，脸色很难看，一天到晚呆坐在屋子里，不说一句话，甚至连胡子也不刮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周恩来的保健医牛张佐良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它的会议也不多。他的心绪不会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么表情，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搞得整个西花厅的气氛很沉闷。
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张树迎回忆道：
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应为人民大会堂一-作者注) ，每次开会回来总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下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批判期间，周恩来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时，他的病情也明显加重，饱受病痛的煎熬。本来，在这次基辛格访华前，就已经发现他的膀胱癌复发，小便的颜色变深，接下来又出现了血尿。但相应的治疗工作却因这场平地风波而延宕下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因无端蒙冤受辱，心情郁结而使得病情加速发展，体内的肿瘤细胞长得很快，侵犯了周围的血管，造成溃烂出血，膀胱里积存了大量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厕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长时间，用力晃动身子才能排出。扩大会议后期，周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为此，江青、张春桥还斥责周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的批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毛泽东在下令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是在考虑另外做文章的题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罢甘休，打定主意要扳倒周恩来，为政治上全面接班扫清道路。因此，一九七三年岁末的中国政局依然是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幕后发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江青在前台唱主角。这场来势汹汹、令大多数人当时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运动，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显露出了本来面目：名为"批林批孔"，实则批"党内大儒"周恩来，而周这时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了。
2010年1月11日初稿
2012年5月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