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九章 召开十大
第八节 批林批孔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究竟是个什么人？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孔子，就一定要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看一看孔子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子的政治立场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到前四七九年），鲁国人，是一个已经没落的殷氏族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公元前七七○年到前四七六年）晚期。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如公元前五五○年，陈国筑城的奴隶暴动；公元前五二○年，周王室的“百工”（大部分是手工业奴隶）起来造反；公元前四七八年，卫国的手工业奴隶围攻卫庄公，过了八年，他们又起来赶走了卫侯ｚｈé＠①。奴隶们用逃亡和武装起义来反抗，从根本上震撼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奴隶制度摇摇欲坠，新兴的封建势力已经起来。所以，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孔子站在那一边？可用下列几件事情来说明：
当时，在奴隶和人民群众阶级斗争力量的推动下，土地所有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中，土地全属最大的奴隶主贵族头子──天子（王室）所有，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被分封和赏赐的土地，只有享有权，没有私有权。所以这样的土地叫“公田”。到春秋中期，有些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力量起来，他们开垦私田，数量越来越大，而且可以买卖。最初，王室和公室不承认私田，后来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被迫向私田征税，承认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孔子所在的鲁国，于公元前五九四年实行“初税亩”。这标志着由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的转化，由此出现地主和佃农，以及由贫民转化的自耕农等新的生产关系，个体经济得到发展。
当时鲁国有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就是新兴力量的代表。公元前五六二年，他们"三分公室”，季孙氏采取征税的新制度；过了二十五年，又“四分公室”，这一次，孟孙、叔孙也和季孙一样，都采取征税制度，改变了生产关系。这是发展着的封建制向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的进攻，是进步的行为。
对于这件事情，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呢？
他认为，季孙、孟孙和叔孙，本来也是奴隶主，是大夫，却这样不守本分（“过其所爱”），破坏了从殷商以来传统的奴隶制度，这还得了吗！因此，他想尽办法要削弱这三家的势力，以维护鲁国公室的奴隶主统治。
当时，孔子的学生冉求，是帮助季孙氏实行改革的。孔子气愤得很，说冉求背叛了"周公之典”，即背叛了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宣布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还要他的学生们“鸣鼓而攻之”，对冉求实行围攻（《论语·先进》）。
孔子维护什么制度，反对什么制度？这还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齐国。齐国新兴力量的代表是田成子（古代“田”和“陈”是同一个姓，所以又叫陈成子），他为了反对当时统治齐国的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采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争取了群众，终于在公元前四八五年，杀掉了齐国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孔子对这件事很是反对，力劝鲁哀公出兵去讨伐，鲁哀公知道自己的力量弱，打不过齐国，才没有敢去。
第三件事情：孔子反对铸刑鼎。
当时，由于奴隶不断反抗和封建力量的兴起，原来奴隶制的“礼治”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用“法治”来代替。奴隶制的“礼治”，其实就是规定奴隶主和奴隶的“尊卑"上下关系。奴隶主是统治奴隶的，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但是这时，奴隶很不听话，已经到处起来反抗了。有些倾向进步的人，看到这种趋势，认识到必须改变旧的统治办法，对贵族和奴隶的关系，要规定一些法律条文，对奴隶主有些限制，叫作“刑书”；那时是铸在鼎上的，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叫“铸刑鼎”。它后来就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律；后来主张“法治”的，就是代表新兴封建力量的法家。
孔子对于这件事，也是坚决反对的。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人铸刑鼎，他听到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严伟大呢？这么一来，贵贱之间一点区别都没有了，还成个什么奴隶制国家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第四件事情：孔子杀少正卯。
孔子一生都想做官，以实现他那套反动的政治理想。但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他才当了三个月鲁国的司寇，并代行宰相的职务。他上台才七天，就把当时鲁国一位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叫做少正卯的捉来杀了。
原来，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代表各个阶级的思想家，都创立学派，互相辩论。少正卯和孔子一样，当时都在鲁国招收门徒讲学。他们是意见根本对立的两派。孔子杀少正卯，实际上正是当时阶级斗争的表现。请看孔子是怎样宣布少正卯的罪状的（见《荀子·坐宥》）。
孔子说：下面五条，只要犯有其中一条的人，就应该处死。
一、通达古今之变，了解事物变化的人，是容易铤而走险的（“心达而险”）；
二、不以奴隶制的正道而行，固执地走所谓革新之路的（“行辟而坚”）；
三、把他的所谓革新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的（“言伪而辨”）；
四、对奴隶制统治中所产生的一些腐朽不稳的现象，知道得非常之多的（“记丑而博”）；
五、把反奴隶制的道理说得义正辞严似的（“顺非而泽”）。
孔子说：现在少正卯对这五条都犯了，所以非杀不可。他根据这五条定少正卯的罪案，那就是：
一、聚众结社（“居处足以聚徒成群”）；
二、鼓吹邪说（“言谈足以饰邪营众”）；
三、淆乱是非（“强足以反是独立”）。
少正卯倡导革新，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的。孔子杀了少正卯，连他的学生子贡也怀疑是错误的（《孔子家语》）。当时人民群众都爱戴少正卯，颂扬他是杰出的人物。
够了，这几件事情足以说明，孔子是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的。
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五十二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孔子却要以此为“己任”，下决心要做到“死而后已”。当时人民群众非常讨厌他，有一位守门人骂他是不识时务（“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诘·宪问》），是逆时代而行的反动人物。孔子和他的学生到处游说，有些地方的群众就围攻他们，他们吓得跑了，“若丧家之犬”。这就是站在反动立场的孔子应得的惩罚。
孔子的思想──“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殷周奴隶主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主阶级的团结，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提倡"仁”。现在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上就已经有“仁”字。奴隶主提倡“仁”，就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成员之间亲爱团结；同时还要欺骗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让他们服从统治者，不要反抗（“怀于有仁”。《商书·太甲下》）。孔子最崇拜的“圣人”周公，不是就自称他是仁爱又顺从祖先的吗（“予仁若考”。《周书·金腾》）！他们看来，在奴隶主阶级中，只要人人相亲相爱，又能顺从氏族祖先，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仁亲”就是“宝”（《礼记·檀公》）。可见奴隶主把“仁”看得非常重要。
孔子对“仁”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发挥。他给“仁”规定了许多内容：孝悌、忠恕、正名、德、智等等，都包括在内。我们分析这些内容，就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子归纳得出：“孝”和“悌”是“仁”的根本。
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奴隶制社会是氏族贵族的统治。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属于同一个氏族，有共同的祖先。孔子感到：当时奴隶主内部矛盾很尖锐，你争我夺，这样就会导致奴隶主统治的崩溃。所以他提出：只要奴隶主内部，人人都能对祖先、对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从纵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悌”就是平辈的兄弟之间，彼此都能相亲相爱，就可以从横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奴隶主阶级在纵横两方面都团结一致了，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就可以达到巩固氏族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目的。同时，奴隶主内部实行“孝”“悌”，就能够影响奴隶们也趋于厚道（“民德归厚”。《论语·学而》），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
所谓“忠”、“恕”，也完全是为奴隶主的利益服务的。孔子提倡“忠”，就是要奴隶忠于奴隶主，大夫、陪臣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周天子，目的就是要巩固各级奴隶主的统治。他提倡“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但他决不是要对奴隶实行宽恕，而只是对那些已经沦落的奴隶主实行恕道。孔子自己就是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小时候做过许多被认为卑贱的事，管理过仓库和牧畜的事情。他很能替自己这样的人着想。他要求对没落的奴隶主不要过于求全责备了（“毋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只要他没有大错误，就不要抛弃他，要做到在奴隶主内部“故旧不被遗弃”，大家团结一致，以防止奴隶们起来造反。
上面已经说过：春秋是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新兴的封建力量抬头了，如鲁国的季孙氏、齐国的田氏，他们都向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进攻，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破坏了奴隶制的“礼治”。孔子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新兴力量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约束自己的行动，就是不仁。他就把殷周以来的“克己复礼”的办法搬了出来。（《左传》：“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志”是“记载”的意思。）他对学生颜渊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要奴隶主们都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动，恢复礼治，奴隶们也就会规规矩矩地服从统治。这就叫“天下归仁”。这样，奴隶主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
因此，孔子还大声疾呼地说要“正名”（《论语·子路》）。
什么是“正名”？就是要用主观的观念（“名”），去规定和范围客观的存在。
这是因为，在奴隶主的残酷统治下，奴隶的不断起义，新兴封建力量的抬头，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使得奴隶制社会的秩序十分混乱（“礼崩乐坏”）。当时，政令和军令已经不能从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周天子那里发出来了；各国诸侯的权力也发生了问题，有些落到大夫、陪臣手里；另一方面，象少正卯这样的人又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已经造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于是孔子下了决心，要用殷周以来奴隶主阶级那套主观的观念，去规定和范围正在变革中的社会存在，以恢复固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妄图挽回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颓势。
据说，他还因此写了一部他当时的现代史，叫做《春秋》。后来孟子说：孔子这部历史写出来以后，使得那些“乱臣贼子”都感到害怕。因为它是用正定名分的观点去写的，想把变革了的社会现实改正过来，恢复旧秩序。孟子吹棒他，说孔子写《春秋》去改正被紊乱了的名分，这是在代替周天子行使最高权力──去巩固奴隶制的统治。所以，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孟子·腾文公下》）。
实际上，这不过是孔子的巩固立场的又一表现罢了。
这也是孔子所说的“仁”的工夫。
孔子所说的“德”──“为政”要“以德”，也并不是要对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行德政，只有在奴隶主阶级内部，才行所谓德政。《荀子·礼论》：“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这个“有”字，古代同“域”字，这是指居住在城市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当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主要是士君子──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而民──奴隶，大都住在城外。当时所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这“中国”是指“国中”，即城内。这也就是说：德只能施于住在城内的大小奴隶主；而对住在城外的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却只能施刑罚。用鞭子去对付劳动人民，这就是奴隶主的“德政”！
孔子认为，“仁”还包括“智”──知识。他竭力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奴隶主“圣人”是上等的天才，奴隶们不过是下等的奴才。一个是绝对的智慧，一个是绝对的愚蠢，这两个阶级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改变的。所谓天才的知识是从那里来的呢？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认为"圣人”的知识是天生的，不是来自实践。孔子就是这样赤裸裸地主张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的。
所以孔子十分看不起生产劳动。他的学生樊迟要求学习农业劳动知识，孔子很生气，他说：这是奴隶们干的事情，我才不干呢。他骂樊迟是“小人”（《论语·子路》）。劳动人民怎样回答他呢？有位正在耘田的老农看到孔子，说他不过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只会过不劳而获生活的寄生虫（《论语·微子》）。这是对孔子的最正确的评价。
孔子讲了许多“仁”，但是他将奴隶等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排除在“仁”之外。在他看来，奴隶们是只能供驱使、被奴役的，决不能让他们知道任何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辱骂他们是“鸟兽”，是那些奴隶主贵族老爷们不屑为伍的（《论语·微子》）。他特别轻视妇女，认为不论男奴隶也好，女奴隶也好，都是很难畜养、很难对付，也是不可以亲近的（《论语·阳货》）。他认为：在奴隶主中间，可以有不仁的人；而在奴隶和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中间，则是根本不可能有仁者的（“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说“仁者爱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并不是要爱一切人（包括奴隶），他所爱的，仅仅只是奴隶主阶级。他也讲“泛爱众”，好象是要普遍地爱大众了，其实，当时的“众”字，因为社会变革，已经不是殷商和西周初期那样，还有奴隶的含义，而只是指“君师”、“群臣”了（《礼记·曲礼》郑玄注）；所以，他所爱的仍旧只是奴隶主阶级。
毛主席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千万不要上孔子的当，尽管他说了不少漂亮话，什么“治亲”呀，“报功”呀，“举贤”呀，“使能”呀，“存爱”呀，这些“仁政”，都只施于奴隶主阶级内部，而“民不与焉”（《礼记·大传》）──奴隶们是不在其内的，他们是只能被奴役、被鞭挞、被屠杀的。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孔子满口“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戳穿了看，他的思想，都是为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当时，反对孔子的儒家，站在封建阶级的进步立场的是荀子，以及他的学生韩非等法家。先秦儒法两家的斗争，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表现。这方面，我已经专文阐述（《红旗》）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孔子在当时，是站在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反对新兴的封建势力；他的思想的实质，是要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论证劳动人民只能被剥削、被奴役、被统治。用一句话说，他就是要论证“剥削在理、造反有罪”。因此，后来的剥削阶级，不管是封建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当他们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可以反对孔子，喊“打倒孔家店”；一旦他们取得政权，成为反动的统治阶级之后，却都要利用孔子的思想，来欺骗劳动人民，为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所以二千多年来，孔子一直被他们尊为“至圣先师”。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能揭穿孔子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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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车加取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治时期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历来评论的人很多，意见虽然有些出入，但多数意见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暴虐行为，反动措施，直接导致秦朝覆亡。例如，汉朝人贾谊批评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废除了先王之道，烧毁了诸子百家的书，以欺骗民众（“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烧了书，用残暴的刑法对待人民（“焚文书而酷刑法”），所以它的灭亡必然是很快的（“故其亡可立而待”《过秦论》）。贾谊的这个看法，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唐朝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也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秦朝衰弱了，所以不久就在刘邦、项羽的打击下垮了台。贾谊、章碣等人的看法，是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错误之见。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应当认真辨析一下它的具体内容、性质和效果。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面对这一新的政治局面，是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瓦解统一，取消中央集权，当时秦朝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派人主张分封诸侯。廷尉李斯反对分封，认为推行郡县制，有利于巩固统一。秦始皇毅然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下凡引此文不另加注），由中央委派地方长官，以便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此后，李斯升为丞相。但是，主张分封的人并不甘心，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时过八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博士淳于越又把这一斗争挑了起来。当时秦始皇在咸阳宫中召集群臣举行盛大宴会。博士仆射（博士的长官）周青臣在秦始皇面前称颂，说把过去的诸侯国改为郡县，统一了中国，是威德空前的大事业。淳于越听到周青臣的话非常不满，便恶意攻击，说推行郡县制是不遵守古代法制，周青臣的话是“面谀”。秦始皇就把这两种意见交给群臣议论。丞相李斯当即反驳淳于越。李斯说：时代变了（“时变异”），不能照旧（“不相袭”），古代的规章制度今天不能效法（“三代之事，何足法”）。并指出：现在诸生不学习当代的东西而专门推崇古代的东西，用古道来反对当今的政治，以欺骗民众，扰乱人心（“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此，他主张禁止私学，建议焚书。凡是敢于在背地里谈论《诗》《书》的处死刑。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道不检举的同罪。命令下了三十天还不烧的，脸上刺字，罚做筑城四年的劳役。（“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李斯想要通过这种办法，使天下人不能以古非今（“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传》）。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批准执行。秦始皇这一措施，给了“以古非今”者以严重打击。
就在秦始皇公布这个法令的次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年），“方士”侯生和卢生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他们私下议论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专门重用管刑罚的官吏，虽然设有博士七十人，但不重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这显然是对秦始皇采用李斯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诽谤和攻击，为淳于越之流鸣不平，为儒生博士争权夺势造舆论。这两个靠方术行骗的人在这样大肆攻击秦始皇之后偷偷地跑了。秦始皇知道后，联想到诸生在咸阳诽谤朝政，用谣言欺骗群众等情况，便令掌司法的官员审问诸生，严加追究。诸生相互告发。违犯法令的共有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就将这些儒生全部在咸阳活埋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以警告以后的人。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焚书”，并不是要毁灭文化，烧光书籍。他“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鲁迅：《准风月谈》）。他只是要烧除秦国史书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私藏的《诗》、《书》、诸子百家等典籍。而对于“博士官所职”的书籍不烧，所有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明确规定不烧。因此可以肯定，秦始皇焚书是有限的。秦始皇“坑儒”，是为了打击主张复古的反对派，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儒生都杀掉。对于赞同郡县制的周青臣和一些遵法的儒者是不加害的。汉初著名的儒者伏生、叔孙通、陆贾、郦食其等人在当时都没有遭到什么迫害。而且，就是在“坑儒”事件之后，秦王朝之内仍然有博士儒生，还选取博士。例如，秦二世得到陈涉起义的消息的时候，便召博士诸生发问。当时就有“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对答，“待诏博士”叔孙通还因对答之词使得二世满意，“拜为博士”（《史记·叔孙通列传》）。这就说明，秦始皇不仅没有杀害无辜的儒者，而且还任用了一些儒者。
“焚书坑儒”就其性质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反篡权复辟的“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中国自春秋至战国，是处于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奴隶暴动对奴隶制的摧毁性的打击，由于新兴地主势力日益抬头和发展起来，并逐步夺取了政权，进行封建制的社会改革，全国就由几百个小国归并为几个大国，新的郡县制逐渐代替着旧的分封制，进步的封建制代替了腐朽的奴隶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奴隶主贵族垂死挣扎、妄图挽回奴隶制的反动性，其结果是一败涂地。而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实行社会变革的进步性，从而获得了胜利。秦始皇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他直接继承了商鞅变法的事业，沿着法家的政治道路，重用法家李斯等人，灭了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他还在统一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废除了分封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国家体制等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发展了封建制度。但是，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于失败，梦想从历史垃圾堆里爬出来，篡权复辟。为其代言的一些反动政客、儒生博士王绾、淳于越、侯生和卢生之流，依然继承其祖师爷孔丘、孟轲的衣钵，顽固地坚持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他们在新形势下，称颂《诗》、《书》，以古非今，造谣惑众，主张分封诸侯，反对郡县制度，企图瓦解统一，取消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辟奴隶制。毫无疑问，他们“以古非今”是反动的。秦始皇和李斯顺应当时“势之所趋”，否定了早已过时的分封制，坚决推行业已发展的郡县制，并揭穿了反动派以古非今的反动面目，给予坚决打击，应该说是做得很对的。因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当时新取得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同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奴隶主贵族的一场政治斗争，是统一不久的秦王朝粉碎旧势力复辟阴谋、维护新封建统治的一次果敢行动，是“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它。贾谊等人把它说成是反动措施，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从秦始皇统治时期来看，自“焚书坑儒”之后，虽然民间还有人收藏和诵习《诗》、《书》、诸子百家的书，也还有人诅咒秦始皇和封建国家制度，但是秦王朝内部就再没有一个博士儒生敢于明目张胆地“以古非今”，反对郡县制，反对中央集权，从而使郡县制得以较为顺利地发展，日益巩固了地主阶级国家的统一。从秦朝以后的中国历史看，秦朝的封建统治制度，对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秦朝以后的各个封建朝代，不管其地方建置的名称怎样改变，基本上都只是郡县制的变换和发展；无论其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怎样变化，基本上也只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演变和发展。正如清初人王船山所说，郡县制实行了两千年，而不能改了（“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读通鉴论》卷一）。近代人谭嗣同也说，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是秦朝的政治制度（“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卷上）。因此，我们可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经对封建国家的巩固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么，是否可以因秦朝覆亡于“焚书坑儒”之后不久，而断定这是由“焚书坑儒”所导致的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看。“焚书坑儒”之后的第三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奴隶主贵族分子陈余和儒生孔鲋之流都乘陈胜、吴广起义的时机而叛秦。再过三年（公元前二○六年），秦朝就垮了台。如果从表面上观察问题，就会觉得秦朝灭亡同“焚书坑儒”似乎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仔细分析当时的矛盾，就能看到情况并非如此。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一方面要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另方面又要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打击反动派搞复辟活动，而“用苛法峻刑使天下的人不安宁”（“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则是秦王朝对人民的迫害。陈余、孔鲋之流叛秦，同农民起义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秦朝的灭亡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陈胜、吴广起义，是反对封建剥削者的革命斗争，促使了秦王朝的灭亡。因此，秦王朝是被农民革命所推翻的。章碣等人硬是把“焚书坑儒”同陈胜、吴广起义，刘、项亡秦连在一起，断言其因果关系，完全是牵强附会，混淆了历史是非。
我们今天对待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历史事件，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透过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看实质，揭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诅咒秦始皇“焚书坑儒”，念诵章碣《焚书坑》诗，借以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寄同情于淳于越、侯生和被坑的儒生等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否定秦始皇“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歪曲历史，颠倒是非，企图拉社会倒退，也恰恰足以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从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党叛国的罪恶行动来看，他们以唯心史观颠倒历史，制造反革命舆论，其险恶用心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当年淳于越之流代表历史上腐朽的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反对秦朝统一，反对封建制度，妄图恢复奴隶制；今天林彪反党集团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然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是短命的。淳于越之流的复辟阴谋，在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中早已破灭。林彪反党集团的复辟阴谋，也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砸得粉碎。这就是不以一切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原载《辽宁日报》，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略有删改）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统一事业，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都不能单纯归结于偶然的原因，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必须注意“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秦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开始于秦孝公，完成于秦始皇，其间整整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充满着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由于适应了封建制一定要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发展趋势，才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①，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汉承秦制”②，这说明秦所创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逆转不了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批判尊儒反法思潮，必须认清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而要正确认识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弄清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这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及其各个阶段的特点。
一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③。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
商鞅变法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早在春秋时期，奴隶们反抗奴隶主奴役压迫的斗争连绵不断，推动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承认土地的私有，使奴隶制经济打破了一个大缺口。到了战国初期，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中原各诸侯国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的反抗也十分激烈，著名的以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就发生在秦国④，据《庄子·盗跖》篇记载，跖率领“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同时，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大权落在庶长──宗族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手里。国君的废立全由他们作主，经常发生争夺君位的内乱。国君在与奴隶主贵族的尖锐冲突中，迫切需要寻求一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秦国的地主阶级，正是在奴隶制统治的这个薄弱环节中找到了缺口，逐步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公元前四○八年，秦国实行“初租禾”⑤。这表明秦国地主阶级的存在得到了合法承认。公元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开始取消残暴的奴隶制的殉葬制度，即所谓“止从死”⑥。过了十年，秦献公又采取了“户籍相伍”⑦的新制度。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反映。秦孝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急切地希望“变法以治”⑧。他一即位，就颁布命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⑨
究竟按照什么政治路线实行变革呢？秦国由于位处偏僻的雍州之地，不得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⑩，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统治比较薄弱，拿不出什么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西行不到秦”①①。这说明儒家当时在秦国的影响比较微弱，远不如在中原地区的广泛而强大。因此，秦国的国君直率地认为应当采取同孔子思想相反的政治路线：“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①②。用了孔子的一套就会亡国，这是对于当时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
商鞅，卫国人，原名公孙鞅，是李悝的学生，是个“好刑名之学”①③的法家。他从卫国跑到了秦国，虽然受到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欢迎，但也遭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对。当时，在秦国朝廷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秦国旧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和杜挚，妄图按照儒家的路线改造秦国，叫嚷“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①④，竭力主张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局面。商鞅驳斥这种传统的奴隶主思想是“世俗之言”，说是“治事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①⑤，竭力提倡变革。在这场地主阶级革新派与奴隶主贵族保守派的激烈争论中，秦孝公坚定地支持了商鞅的主张，确定了变法的路线。从公元前三五六年开始，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如“开阡陌封疆”①⑥，奖励地主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推广“民为什伍"①⑦的连坐法，实行县制，以及统一度量衡制度等等。商鞅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竭力倡导“ｌù＠①力本业”①⑧，即要求努力从事耕织，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①⑨。他在变法中特别规定：凡是“耕织致粟帛多者”可以“复其身”（免除本身的赋役）。相反，如果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②○，就要连同他的妻子没为官奴婢。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沉重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势力。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要受到旧贵族反动势力的顽抗。商鞅的时候，秦国的京都里“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②①。贵族奴隶主胆战心悸，咬牙切齿，“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②②，“畜怨积雠比于丘山”②③。他们纷纷聚集在公子虔的旗帜下，唆使太子“犯法”，竭力阻挠变法的实行。商鞅面对着这种“法之不行，自于贵戚”②④的局面，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对宗族奴隶主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他对公子虔处以割鼻的重刑，罚唆使太子犯法的公孙贾面上刺字，杀了破坏变法的贵族祝ｈｕāｎ＠②。商鞅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在咸阳附近的渭水边上镇压了七百多个旧贵族，维护和巩固了新的封建制度。据记载，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②⑤，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②⑥。当章太炎早年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就曾正确地评论了商鞅，说：“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②⑦
秦国的宗族奴隶主集团在经受了猛烈的打击后，转入地下活动，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但背地里却在日夜酝酿阴谋，妄图复辟。商鞅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摆脱不了那个阶级所特有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他虽然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但他根本不可能依靠人民，就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力量也缺少足够的估计和广泛的动员。他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因此，当秦孝公一死，商鞅的变法就搞不下去了。特别当那个和旧贵族站在一个阵线上的太子──秦惠王上台以后，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立刻进行反攻倒算，“告商君欲反”②⑧。公元前三三八年，贵族奴隶主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
商鞅死后，复辟的逆流一度统治了秦国。秦惠王推行了一条与商鞅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排斥法家而信用旧贵族。秦惠王有个舅子名叫魏ｒǎｎ＠③，后封于穰，称为穰侯。他是惠王、武王、昭王三朝的“元老”，经济上“富于王室”，政治上“威振秦国”②⑨。穰侯竭力迫害法家，把来自韩、赵、魏等国的地主阶级谋士，一律斥之为“徒乱人国”③○，充分暴露了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
在这个时候，中原各诸侯国也同时出现了一股反对法家的逆流。商鞅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引起了各国奴隶主的惊慌与恐惧。他们把秦国看作是“不识礼义”、“好利而无信”的“虎狠”之国③①。在这场对法家的围剿中充当急先锋的，是儒家的孟轲。儒家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思潮和学派，它的创始人孔丘就是一个顽固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终生为维护奴隶制统治而奔走呼号。孟轲继承了孔丘的反动事业，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③②制度，叫嚷“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③③，即不准触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他同孔子杀少正卯一样，咒骂法家是“民贼”③④，要求严厉镇压。商鞅“决裂阡陌”③⑤，“隳经界”③⑥，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孟子大讲“仁政，必自经界始"③⑦妄图恢复早已分崩离析的“井田”制。商鞅提倡“耕战”政策，鼓励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辟田与胜敌”③⑧的途径而改变社会地位。孟子则抛出“恒产”论，说什么“民之为道也，有恒产都有恒心”③⑨，主张对"辟草莱”者处刑④○。商鞅主张“法治”；孟子则鼓吹“王道”“仁义”。孟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商鞅变法的一种反动，完全适应了贵族奴隶主的复辟需要。
但是，封建制度终究要代替奴隶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秦国内外反动派的复辟活动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④①。这话说得不错。秦国在废除“井田”制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犹如潮水一样不可阻挡。据记载，“秦惠王并巴中，……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④②这是典型的封建赋税的剥削形式。到了秦昭王时期，秦国不仅关中地区农业发达，就连边远的蜀地也是“沃野千里”，有“天府”④③之称。这一切说明，旧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桎梏打碎以后，必然造成了新的地主经济的繁荣。
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新兴地主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权地拉，力求建立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统治形式。它同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商鞅变法时期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那末，随着这个问题的基本解决，两个阶级的斗争就逐渐集中到政权问题上去了。秦昭王在位期间，由于魏ｒǎｎ＠③等人专权，“私家富重于王室”④④。秦昭王为了夺回丧失掉的权力，和新兴地主阶级有了共同语言，逐渐倾向于法家，认识到“儒无益于人之国”④⑤。有一次，昭王生病，一些奴隶主贵族有意冒犯禁令，买牛肉为他祈祷。昭王毫不踌躇地认为“法不立，乱亡之道也”④⑥，下令每人罚盔甲两副入库。
就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范睢从魏国来到了秦国。他逃避了穰侯魏ｒǎｎ＠③的搜查，在给昭王的“上书”中指出：“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④⑦范睢继承和发挥了商鞅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④⑧的思想，反对"世臣”、“世禄”制度。同儒家的贵族分权思想根本对立，范睢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家思想。他告诫昭王说：“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④⑨。这就是说，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君的绝对地位。范睢批判以魏ｒǎｎ＠③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世袭特权而搞“远攻近交”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了“远交近攻”⑤○的政策，范睢的路线博得了帮昭王的赞同，于是，“拜范睢为客卿，谋兵事”⑤①。
秦昭王任用范睢后，在对外的统一战线中连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从而加强了昭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秦昭王“强公室，杜私门”⑤②，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一小撮旧贵族驱逐到关外，拜范睢为相。此后，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国的政权机构中重又占据了优势。
但是，范睢虽然位居相位，实际上却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秦国，旧贵族势力当时还是相当强大的。在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范睢动摇了，于公元前二五六年“谢病请归相印”⑤⑧。他的后任蔡泽也只当了几个月的秦相，就由于惧怕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攻击而主动辞职。范睢、蔡泽的下台，固然说明了他们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不敢将变法事业进行到底；同时，这也深刻地说明，在秦国地主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仍然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
二
在这场地主阶级与贵族奴隶主的长期、曲折、反复的斗争中，秦始皇继承了商鞅、范睢的事业，是在全中国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雄主。
秦始皇执政以后，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秦始皇曾经采取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步骤：其一，铲除以吕不韦为首的集团，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秦王朝的建立；其二，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这两起历史事件，是秦国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继续。
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战国末期，齐、楚等六国所用的宰相，都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楚国的令尹子兰、黄歇，赵国的赵胜等。只有秦国却大量任用客卿，任用那些在六国站不住脚而逃亡到秦国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范睢、蔡泽、李斯等。但是这时在秦国，工商奴隶主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他们成为复辟活动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秦国的乌氏倮、巴寡妇清以及蜀之卓氏等，就都有僮（奴隶）千人，富“拟于人君”。吕不韦是这股社会势力的最著名的代表。他是个“阳翟大贾”，拥有“家僮”万人，“家累千金”⑤④，是个大奴隶主。他依靠政治投机而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吕不韦的上台，得到了秦国华阳夫人等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是当时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的结果。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他在经济上，激烈反对秦国传统的“强本弱末”政策，胡说“本”不是指“耕耘种殖”，而是“孝”与“贤”⑤⑤，妄图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破坏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封建农业经济。在文化思想上，吕不韦招集了一批对新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妄图反对与取代在秦国居于传统地位的法家思想。
《吕氏春秋》的出笼，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儒法论争的一个新动向。战国末年，由于没落奴隶主阶级力量的日益衰落，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早已发生了动摇，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地，法家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日益强大，出现了象荀况、韩非那样杰出的代表人物。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吕氏春秋》表面上标榜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采道家思想。儒家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则宣扬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无必要和不可能。两者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正在没落中的奴隶主旧贵族的统治。《吕氏春秋》是各种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大杂烩，它鼓吹儒家的“仁”和“义”⑤⑥，又夹杂进无为而治之类的思想，根本目的是想倒退复古，恢复儒家所主张的奴隶制度。
秦始皇一登位，便面临着一场与以吕不韦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的严重斗争。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很自然地找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作为反复辟的思想武器。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据记载，当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以后，曾经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⑤⑦秦始皇在亲政后的第二年，根据韩非“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⑤⑧的原则，实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⑤⑨的政策，罢了吕不韦的官。吕不韦罢官后，死不改悔，继续与六国旧贵族秘密串连，阴谋发动叛乱。事发后，于公元前二三五年畏罪自杀。吕不韦这股势力的消灭，标志着秦国地主阶级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此后只过了十几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就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巨大胜利，也是法家的思想的巨大胜利。它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奴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焚书坑儒”的起因，是关于究竟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的论战。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在这个事件中，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是那批坚持孔学的儒生。
在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奴隶主贵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力量已经基本上垮台了。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还具有相当大的力量。根据历史记载：在朝廷中的博士七十人中，有不少人是儒者；在地方上的，著名的儒者就有孔鲋、张耳、陈余等人。这些人中的有一部分，对新制度极端不满，挑起了秦朝向何处去的新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首先跳出来的是丞相王绾。他站在贵族奴隶主的立场上，建议恢复分封制。廷尉李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开倒车，指出如果恢复分封制，诸侯“相攻击如仇雠”⑥○，必然会恢复到过去奴隶社会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皇总结了秦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赞同了李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坚决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⑥①，同中央派出官吏进行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奴隶主通过秦王朝政权机构中的代理人，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公元前二一三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跳出来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⑥②，明目张胆地鼓吹复辟殷周时代的奴隶制。于是，重又在朝廷上掀起了一场新的大辩论。
在这场论争中，李斯坚决驳斥了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强调“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⑥③，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他还指出：“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⑥④，这是在制造复辟的舆论，应当实行镇压。他指出儒家以“私学”相标榜，“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⑥⑤，这样下去，势必会威胁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不准“道古以害今”，“别黑白而定一尊”⑥⑥，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即将全部覆灭的情况下，进行了垂死的挣扎活动。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竭力诽谤“法治”是“乐以刑杀为威”，攻击中央集权是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⑥⑦，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对这些从事奴隶制复辟活动的反动儒生实行了镇压，在咸阳“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梵书坑儒”是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当时新建立的政权所必须采取的专政措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早在秦孝公当政的时候，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⑥⑧的主张。法家韩非在同儒家的辩论中，更提出了“散其党”⑥⑨的主张。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历代国君，由于当时斗争的重点在于政治、经济领域，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不如秦始皇时候那样地尖锐、突出，因此，没有对儒家思想从法律上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秦始皇的实行“焚书坑儒”政策，是在总结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经验后，才逐步认识到了“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⑦○的道理。
由上可知，“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于秦始皇的天性“残暴”，而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秦始皇“好文过于余主”，并不是“必以文学为戮”。在秦朝的七十个博士中，单是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八人未曾被坑，其中有的人虽持有不同的政见，但由于没有在背后搞阴谋活动，照样可以“优游论箸”⑦①。
但是，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与一般儒生不同，他们在地下刮阴风、点阴火，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是儒生中的极右分子。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严厉的镇压，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从而引起整个中国向奴隶社会的大倒退。因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贵族奴隶主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推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大都对这个革命行动采取了欢呼的态度。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⑦②明代的儒家叛逆者李贽歌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⑦③。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则直率地认为秦始皇“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不妄诛一吏”；如果秦朝继任者得人，“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⑦④。而历代的反动派，直到刘少奇、林彪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代理人，都是咒骂秦始皇和吹捧儒家的。历史的事实说明了如何评价秦始皇、如何评价孔子，始终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阶级斗争。
三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⑵⑶）地主阶级统治者从尊法反儒转化为尊儒反法，是同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地主阶级从革命者变成反动派，从先进者变成落后者的历史转变过程相适应的。
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这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刚取得政权不久，由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激化了它同农民的阶级矛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显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种情况，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指出的：“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也曾经继续发生过究竟是坚持前进的封建制还是倒退回落后的奴隶制的争论。儒生郦食其就曾经劝刘邦实行分封制，甚至连分封诸侯的印也都刻好了。但在张良的劝阻下，刘邦终于醒悟过来，认识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气愤地骂郦食其说：“竖儒，几败而公事！”⑦⑤
秦朝的制度为汉朝所继承下来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下去了。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过去了，一开始就存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这时的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失去了当年作为一个进步阶级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性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虚伪的保守的劝人安分守己的儒家思想，比起直率地宣传地主阶级专政、提倡变革的法家思想来，要更有利于封建统治。于是，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从此，经过改造了的儒家学说转而为地主阶级新主子服务，孔学成了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综观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可以看到，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其间充满着流血和牺牲，还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局部的复辟。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要抗拒的，新的社会制度终究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秦始皇虽然早已死了，但他的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唐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⑦⑥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⑦⑦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天若有情天赤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今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同样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个真理。秦始皇尽管遭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林彪之流的谩骂，但自有其历史的功绩。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
① 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后汉书·班彪列传》
③⑥⑧ 《韩非子·和氏》
④ 《汉书·贾谊传》注：“跖，秦大盗也。”
⑤ 《史记·六国年表》
⑥⑨⑩②④ 《史记·秦本纪》
⑦⑥○⑥①⑥②⑥③⑥④⑥⑤⑥⑥⑥⑦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⑧ 《商君书·更法》
①① 韩愈：《石鼓歌》
①② 《列子·说符》
①③①④①⑤①⑥①⑦①⑧②○②①②⑤②⑧④⑧ 《史记·商君列传》
①⑨ 《商君书·农战》
②② 《盐铁论·非鞅》
②③ 刘向：《新序》，见《史记·商君列传》“集解”
②⑥ 《战国策·秦策（一）》
②⑦ 章太炎：《ｑｉú＠④书·商鞅》
②⑨ 《史记·穰侯列传》
③○③⑤④④④⑦④⑨⑤○⑤①⑤③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③① 《战国策·魏策（三）》
③② 《孟子·梁惠王下》
③③④○ 《孟子·离娄上》
③④ 《孟子·告子下》
③⑥ 《通典·食货（一）》
③⑦③⑨ 《孟子·滕文公上》
③⑧ 《通典·选举（一）》
④① 《韩非子·定法》
④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④③ 《华阳国志·蜀志》
④⑤ 《荀子·儒效》
④⑥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⑤② 《史记·李斯列传》
⑤④ 《史记·吕不韦列传》
⑤⑤ 《吕氏春秋》卷十四
⑤⑥ 《史氏春秋》卷二十一、十九
⑤⑦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⑤⑧ 《韩非了·有度》
⑤⑨ 《韩非子·显学》
⑥⑨ 《韩非子·诡使》
⑦○⑦① 章太炎：《秦献记》
⑦② 李白：诗《秦王扫六合》
⑦③ 李贽：《藏书·卷二目录》
⑦④ 章太炎：《秦政记》
⑦⑤ 《史记·留侯世家》
⑦⑥ 柳宗元：《封建论》
⑦⑦ 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廖去广
＠②原字忄加灌去氵
＠③原字冂外加二
＠④原字九加言（半包围）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第十一期； 转载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劲云戈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孔子死去已经有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历代反动派、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派，都捧他为“圣人”。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五四运动时期曾经批判过尊孔思想的陈独秀，当他搞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就叫嚣要“重新评定”孔子的“价值”，说什么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瞿秋白曾经搞过“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当他向蒋介石屈膝投降写《多余的话》时，就承认他自己“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有“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王明、刘少奇都是尊孔的。彭德怀也不绝口地宣扬孔子的“忠恕之道”。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背地里装模作样地谈论“忠恕”和“仁义”，甚至在阴谋炮制反革命政变计划时也不忘写上一句“不成功便成仁”。他们是信古好古、装潢门面吗？不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抬出孔子的亡灵，借用孔子的名字、口号、语言和服装，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
孔子是没落的贵族奴隶主的后代，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是为了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妄图把社会拉向后退。现在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革命，竭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当代的中国社会拉向后退。因此，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目标就是“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以后，孔子以复辟西周贵族奴隶制度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无疑是反动的。孔子施行“仁”的方法是“忠恕”，而“仁”的标准和限度则是“中庸”。所谓“忠恕”，孔子曾简单地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所谓“中庸”，就是不要“过”和“不及”。孔子对“仁”，还有“爱人”、“泛爱众”等欺骗性解释，来掩盖其爱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质。孔子的这些反动论调，适应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需要，被他们吸收和发挥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们用以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方面，王明是突出的一个。
叛徒、卖国贼王明，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对孔子思想不进行阶级分析，反而跟在蒋介石屁股后边宣扬“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胡说孔子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种用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道德来冒充全民族的思想、传统、道德，正是孔子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的反动伎俩。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在政治上必然走上投降主义道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竭力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划分左、中、右，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界限，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回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去。积极推行王明路线的彭德怀，很懂得王明这一套的来路，他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却跳出来大讲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彭德怀鼓吹这一套，就是不准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不准革命人民起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奉苏修主义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华旨意，配合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又重新祭起“尊孔”的破旗。他恶毒咒骂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的“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仇恨一切进步措施的反动立场。
（二）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孔子要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主张从“克己”做起，即要奴隶主们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多少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他又很相信“天命”，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天”赋予的。因此，孔子和他的学派特别强调“修养”和内省的工夫，即所谓“慎独”。他们要人们不去接触外界，只要关门修养就能使人从心灵深处体验出“天”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和德性。这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一套。为了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适应地主资产阶级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叛徒刘少奇把孔子及其学派的“修养”，搬到共产党内来。
刘少奇也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早年被捕叛变，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给他的“四书”，从敌人狗洞里钻出来又重新混进党内。他早就是一个尊孔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鼓吹说：“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应该充分利用它”。刘少奇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把反动说成“进步”。他所指的所谓“合理因素”和“有用”的部分，并且要加以“利用”的，就是孔子及其学派的唯心主义的“修养”。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出版的黑《修养》，就是刘少奇利用孔子思想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杰作”。在这本黑书里，刘少奇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大量引用孔子及其门徒关于“修养”方面的话，号召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向这些复辟奴隶制度的“圣贤”学习唯心主义的“修养”经。他要求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讲孔子的“忠恕之道”，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体贴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在刘少奇看来，“逆来顺受”才算得上实行了孔子的“忠恕之道”，才算有了“修养”。在黑《修养》中，刘少奇妄图利用孔子思想，按照他自己对待敌人屈膝投降的叛徒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员。他妄想否定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深刻阐明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毛主席所培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实行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机会主义政党，从而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又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要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统统交给国民党，实行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隆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刘少奇要我们放弃武装斗争，就是妄图把我们党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只进行“议会”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把我们的党员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不搞革命战争、不要武装夺取政权的“议会迷”。
一九四九年，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即将在全国建立的时候，刘少奇又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一九六二年，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特别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刘少奇再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在这两个版本里，刘少奇继续发挥其尊孔思想，而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权和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问题时，却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也没有用。在引用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两段语录中，刘少奇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及有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论述，都有意地删去了。对照他的另一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其反对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用心，就一目了然。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下，召开了一次疯狂吹捧孔子的黑会，竭力煽动尊孔的黑风。刘少奇在天津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说，“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他还要革命人民“要有很大的气量去容忍一切无理的事情，不要斤斤在意气上计较”。这实质上就是不许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是什么没有“气量”啦，什么在“意气上计较”啦，就是没有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了。总之，刘少奇就是要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孔子的所谓“仁政”，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黑《修养》的要害。
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刘少奇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
很难怪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杰出地完成了”把孔孟思想“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任务”。刘少奇就是妄图利用孔子思想腐蚀和毒害我们的党员，使我们党员越“养”越“修”，使我们马列主义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从而使整个党和国家都改变颜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黑《修养》，批判了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沉重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罪恶企图。
（三）
孔子言必称周公、文王，说他们是天生的“圣人”，是“生而知之”的特殊天才，非常崇拜他们。至于他自己，有时虽然也说是“学而知之”者，但实际上他标榜自己也是象周公、文王那样的“天才”。他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孔子梦想把当时社会拉回到西周天子的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去，造成他所谓的“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就是要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承天命的奴隶主贵族的总头目手中。他又特别强调贵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上知”和“下愚”的界限。为了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即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孔子大力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形成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他们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寻找一个可以把它付诸实践的机会，甚至支持并准备亲自参加被他视为有利于复辟奴隶制度和打击新兴地主势力的地方叛乱。由于孔子这种对抗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行径，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只能到处碰壁。当时就有人批判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孔子的这些反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后来被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地主阶级吸收和发展为封建帝王的“天人合一”、“王权天授”的反动政治理论。
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也是尊孔派。他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疯狂地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正义措施，而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辩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来自孔子的“生而知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林彪混进革命队伍以后，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林彪同刘少奇一样，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效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在背地里攻击我们对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驳斥主张对敌人施“仁政”的孔孟之徒时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坚持了毛主席这一条原则，才保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林彪的咒骂，只是暴露出他自己是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代理人。
林彪继承了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林彪按照孔子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打扮成什么“超天才”。他和他的死党利用各种形式“大树特树”林家父子的“绝对权威”，为建立林家父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还网罗了一小撮反革命死党，结成一个阴谋集团，并建立武装特务组织。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林彪的指使下，这一小撮反革命死党又炮制了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精心策划了一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林彪同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一样，在人民群众中极其孤立，因而他们的阴谋计划必然遭到彻底失败。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实际上是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几个死党壮胆，作垂死的挣扎罢了。林彪反党集团永远也“成”不了“仁”，请出孔子的亡灵和主义，也无法挽救他们彻底败亡的命运，就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子的倒行逆施一样，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我们党内企图借用孔子的亡灵来达到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更加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第十一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３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过几天没有空，无法开会。
传达主席指示，分两步。第一步按规定范围，第二步，中央正在搞个通知，传达到县团。编辑小组全体可以听，其他部门斟酌决定。以后中央通知发下来，照办。
主席讲话要全印一下，看看主席同意不同意。文字上有个本本。
下期，有几个问题，要抓起来。
一、抓大事文章，要改出来。现比较一般，思想没有和当前联系，不很领会精神，主要讲抓大事和反修防修，贯彻基本路线的关系，一般领导方法上的问题少讲。
二、学《哥达纲领批判》要有一篇，主席强调学这本书。过去找黑龙江写批判国富民强，写得不大好，没有充分体现精神。这篇著作讲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主席说，资本论第一部分难懂，可以先读《哥达纲领批判》，有人不懂劳动不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还有给白拉克的信，讲不同派别联合时，马克思主义者应坚持的原则。一篇讲不完，你们研究，以正文为主，包括有马恩的信，要有一点文章。
三、红楼梦问题，主席讲过多次。发过一篇，一般可以，不算出色。你们议一下。主席要许世友同志看五遍。我们看几遍？“红”看五遍，马列应看多少遍？评“红”还需要有文章，最近看，没有很深刻的。
水浒也总要写文章，上次看一篇《李逵论》。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招安，是两条路线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内部斗争。前半部斗争，是逼上梁上还是妥协投降？革命路线胜利。后半部是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错误路线胜利，革命失败，最后被搞死。主要是“红”。看有无好文章。
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部队写一篇扎实文章，发扬光荣传统。主要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第五。从建军路线、建军思想来谈，谈社会主义时期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性。各地传达，主席亲自指挥唱歌。要写得扎实一点。
五、批林整风，如何深入一步？社论提出主要从反修、防修教育，从这个角度深入。各地都有讨论。就近组织北京写，便于修改。反修防修写得好较困难，思考一下，研究实际材料，党校不行，省市写。
六、批孔，写进社论。已经搞的，留下一篇孔府，还有王荆公年谱一篇。批孔，苏修也叫，国民党叫得厉害，蒋介石新年文告有一半内容讲这个，反对批孔，如挖了他的祖坟，洪水滔天。国民党精神虚弱极了，不得了了，大叫大喊，说我们几十年搞批孔，五四从批孔起来。
辽宁一篇下期出来（讲打仗的）。
上海一篇批人性论。
蒋介石一上台就捧孔。搞一点杂文，不要正式文章，批他，把资料排比可以。
自写一篇。
其他经验典型继续搞。
教育有一组发不出去，好几篇何时发才好。
其他根据主席指示，讨论，贯彻进去。
计划可以报告给我，不要等批。先办。
《红楼梦》主席叫军队同志读五遍，中国古典小说最好的是《红楼梦》。吊膀子是现象，本质是政治斗争，真事隐去，不好讲，恋爱是现象。过去评“红”文章多讲宝黛爱情反封建。争夺厨房，上次请你们读59、60回，主席提的。只有从阶级分析观点去看，否则看不出来，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处理阶级关系去看，才能看得懂。我也看，以后可以吹吹。不是吊膀子的书。
（讲抓典型）主要强调对立统一规律，看工厂，看好的，中等的，坏的，比较中才能发现问题。光看坏的，漆黑一团，光看好的，就没有矛盾了。抓典型，从对立统一强调。大家反映走后门厉害，主席讲，有贪污才有廉洁，没有贪污就没有廉洁。
孟增林的文章怕话讲得绝对，要留有余地。你们看看。
抓大事这篇文章山西不一定写得出来。要结合批林整风，又不具体讲。总要结合那些大事，非抓紧不可，讲学习，批林整风，路线，政策，政治局议政，军委议军，也要议政。编辑部要议政、军、文议了才有题目，抓得准。
稿子发现有问题，改就是了。我抓重点，大的路线政策不要错，具体的错了，改就是了。措词错了再改。以后多负点责任。更正下次再说。
上海小评论改了几处。我们不搞奖励，但话不说死，不讲思想政治工作，抓不起纲来。这里只讲工人，农民也有不同。主席一贯关心工人生活的，注意群众生活问题说一两句。
注释可以不要。
小评论稿，上次讨论看到的，他们举例，大庆大寨开始苦得很，靠政治工作。但不把话说得没有余地，当然，我们社论不会提倡的，奖金也五花八门。
自然科学稿继续改，用不用再说。
传达通知下来，编辑组可以听，行政部门那些听商量决定。
北大清华一文，迟群看过没有？精神还可以。整一下八大学院什么时候搞（指出题目考教授）？不一定做得出来。
你们这期搞完，明后天目录登出来，付印后你们先办，讨论，不等批先办，批回又要等几天。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
2010年1月4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