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十章 批林批孔
第三节 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甚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甚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甚么呢？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 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早在流失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甚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甚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甚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三）关于林彪体系
甚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甚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是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耽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甚么压制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甚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甚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甚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甚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鲋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甚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秘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那有那么优哉游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用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B52打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甚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的社会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 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甚么？要求甚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那里来？对社会的产品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那里来的？相当的部分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从那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籍的又是甚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以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甚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甚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一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道：“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势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的大字报：《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谈反潮流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 * *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 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 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 “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 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 “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184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1968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 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 - 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 “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 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呵！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那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确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的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 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效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的大字报：《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为了打击李一哲，全市上下都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了！
在那些人那里，批林批黄他们完全没有发挥的积极性也一下子迸发出来，他们把全部的怒气都倾泻到了李一哲身上，他们把全部的积怨都算到了李一哲身上 ── 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
李一哲是什么人？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他们有什么罪？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那些盘踞在广东土地上，为林彪的南逃搞反革命割据，长期进行着准备的毒蛇们，罪是不大的。他们策划反革命军事演习，他们阴谋夺取报纸和电台，他们为了反革命目的制造大量军火……总之，他们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所干的这一切都可以算作是“同志”犯错误。而李一哲只是写了一篇为相当大部分工人和群众所同情、所支持，为某些人认为是“反动”的文章就有罪了，而且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为了压制李一哲进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掩盖他们的毫无原则和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他们搬出了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鲁迅所不齿的吓人战术。
什么是“吓人战术”？为了把他们的面目勾画出来，我们不妨引用两段毛主席对这种“战术”的评论：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可以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毛主席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
毛主席指出：
“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广大的革命同志们，请拿毛主席的这些评论和那些现在正在施行着吓人战术的人对比一下，看看像不像？在我们看来真是维妙维肖，像极了。他们也自称马克思主义，可是为什么他们吃的却不是真理、实事求是和科学这三碗饭呢？
他们现在在“动员”群众的时候，对人民群众说：“我们对李一哲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不要跟他在学术上兜圈子，不要跟他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
是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性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是说得对的。但我们什么时候要求过他们作“学术”上的斗争呢？我们的文章从来也没有以“学术”的姿态出现过。
“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论上是抵抗不住的，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回避理论上的辩论，回避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只有一个法宝，就是“压”或“压不服就抓”。压服了自然是胜利，压不服就抓也是胜利，都可以雄纠纠气昂昂地“得胜回朝”了。
在思想领域里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也是“压”。但是，为什么“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呢？难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时候是不能讲理论，不能通过现象去揭露实质，也就是说，不能摆明道理，讲清事实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无赖歪曲。
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毛主席又说：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会跳出来说，不对，这种充分说理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只运用于人民内部，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李一哲的文章是“反动文章”，当然不能和他讲理。
可是，难道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便可以是不讲道理的了么？毛主席在上面提到的需要批判的“牛鬼蛇神”难道也是人民内部吗？但在毛主席看来，对敌斗争也同样适用讲理的原则。在上面，我们也看到毛主席说过，吓人战术，对敌人也是“毫无用处”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写的“九评”便完全不是多余的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究竟有什么理由把我们──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从人民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呢？你们有什么法律根据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哪一条告诉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地把人民群众划成“阶级敌人”？如果你们可以这样随便把我们划成“阶级敌人”，那么，广大支持、同情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否也可以划为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的同情者呢？为什么你们这样敌我不分？联系到你们对刘、丁之流那样心慈手软，对人民群众却如此心狠手辣，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你们说，划我们是“阶级敌人”有根据，根据的是毛主席的“六条标准”。
不对！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划分我们人民内部言论行动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而且毛主席也多次说过，衡量言论行动是非需要时间的检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何况在我们看来，在相当部分同情、支持我们的工人群众看来，我们的文章也完全没有违反这六条标准。为什么你们那样热衷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敌我不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穿了都是为了一个──吓人！
以下就是他们吓人战术的逻辑：
李一哲的文章──“反革命的大字报”──不进行理论辩论──压倒（甚至可能抓）──于是就胜利了。
是不是这样呢？一切有革命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可以再看一看，议论一下。
1974年12月11日
（附注：“批林批黄”，黄指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刘、丁之流”，刘指曾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的刘兴元，丁指曾先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的丁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的大字报《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我们的一评（《吓人战术》）刚贴出，某些权威立即打上门来，毫不羞耻地反问道：“怎么能说我们是吓人战术呢？怎么能说是煽动群众围攻呢？”他们炫耀着一篇“宣集文”的文章，（这篇文章像文件一样发到各个单位，组织学习，供人在批判时参照），并吹嘘说，这是一篇“像样的文章”了，已经把李一哲批得“体无完肤”了！
好一个“没有吓人”！好一个“没有煽动群众围攻”！你们在许多单位强迫干部和群众对李一哲大字报表态，这难道是假的？你们从上到下，层层动员，层层加码，这也不是事实？就在你们这篇“像样”的文章里，在这几万字的“批判”中，你们几次、几十次返来复去地重复下面这些字眼：“恶毒”、“极其恶毒”、“极尽诬蔑之能事”、“疯狂”、“丧心病狂”、“极端狂妄”、“别有用心”、“蓄意破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动理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批林批孔运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煽动匈牙利事件”等等，“简直无以复加”！──这些东西是不是吓人？用这些东西来吓唬工农群众，吓唬天真烂漫的 青年学生，妄图煽动他们来压制不同意见，围攻革命同志，围剿李一哲，白纸黑字，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吓人战术又是什么？
好一篇“像样”的东西！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几顶帽子，几根棍子，总是那么几个名词、形容词，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么？你们用这些东西就可以吓住人民群众，就可以把李一哲驳得“体无完肤”了么？好吧，在这里，我们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剥掉“宣集文”的革命权威的外衣，让广大革命群众看一看，他们在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的狰狞面目，而且以后我们还将陆续予以评论。
“宣集文”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
“宣集文”说李一哲“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使他们感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这岂不是说，在这些威心目中从来就认为毛主席就是秦始皇了么？右派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是秦始皇，林彪恶毒咒骂毛主席是秦始皇，现在“宣集文”公然把毛主席看成是秦始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的，毛主席在右派和林彪的攻击面前，是承认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但是，毛主席在这里完全是从镇压反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说的，是有条件的，怎么能把右派和林彪咒骂我们的东西神圣起来呢？怎么能够说毛主席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秦始皇呢？
我们在文章里“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难道不对么？我们要搞评法反儒，“宣集文”他们要搞尊法反儒，一个评法，一个尊法，一字之差，正是反映了两种立场。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尊法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法呢？
无论怎样，作为广东理论权威的“宣集文”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封建专制的皇帝合二为一，等同起来，这难道是我们能容忍的么？
“宣集文”对毛主席的咒骂，比他的前辈又有了一个发明 ── 叫做指桑骂槐，他们借打击李一哲之名， 行反对毛主席之实。请看两段话：
“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么？这是李一哲的无耻捏造，这是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恶毒的诽谤。”
注意！“宣集文”用了“无耻的捏造”和“最恶毒的诽谤”来破口大骂。他骂谁呢？骂李一哲么？不是，他在代表他那个特权阶层骂毛主席。因为这个“无耻的捏造”全部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们几乎是逐字照抄的。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把这个意思传达了出来。他写道：
“毛（主席）的信念所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见《斯诺访华文集》第6页，新华书店发行）
“宣集文”，我们不能不愤怒地质问你：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无耻的捏造”吗？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最恶毒的诽谤”吗？
“宣集文”，你决不能滑过去，你必须正面回答以上的两个问题！因为你的又长又臭的文章的整整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向毛主席的这个诊断开火，都是在代表着混进党内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向毛主席发泄最刻骨的、咬牙切齿的仇恨。如果你们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从此哑口无言了，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你们是被毛主席打败了，你们是被我们打败了，你们是被中国人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打败了！
“宣集文”另一个反毛主席的真凭实据是：
“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
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
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
“宣集文”疯狂反毛泽东思想
“宣集文”写道：“李一哲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不准思考，不准研究，不准探索，……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注意！这里有个省略号──六个点，我们的原文是“天才史观”，“宣集文”把它代表了“毛泽东思 想”，这岂不是明明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就是天才史观”么？这岂不是承认你们从来就是把林彪的“天才史观”作为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么？
“宣集文”还写道：“党章上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李一哲却诬蔑为‘封建性的新礼教原则’，并且别有用心地把它诬蔑为维护林彪体系的神圣支柱。”
无赖+流氓的卑鄙歪曲！我们明明讲的是林彪提出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礼教原则，“宣集文”却说成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这不是明明告诉人们，他们还要把林彪这个被“十大”废除掉的原则塞进我们的党章，而且还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么？
“宣集文”猖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宣集文”说，找遍李一哲的全文，都找不到一个镇压地富反坏右的字句，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李一哲主张保护地富反坏右。
他们还当面责问道：“你们‘对四届人大的希望’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么？”
我们当场反驳了他们。我们说，我们写的是：“除了放火杀人……等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这里说的明明是人民的范畴，难道你们认为人民应当包括地富反坏右么？他们当场哑了口。
其实，“宣集文”的这个指责本身，不仅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满脑子浆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敌我不分，总是喜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也许他们还会说，你们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先生们，“抓鸡脚”不要抓得太离谱了，我们文章里完整地引用了党的基本路线，你们是不是说，党的基本路线里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呢？而且党中央在许多文件里，例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里不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么？那是不是说《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保护地富反坏了么？这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罪名，你们担当得起么？
“宣集文”蓄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宣集文口口声声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要被那些“万岁不离口”的东西迷惑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写得好：“难道高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人们，都真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了么？”
“宣集文”不惜造了一个大谣，胡说李一哲主张“一切为了民主，民主就是一切。”根本不敢提及李一哲主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特别是那些小蒋介石的观点。不言而喻，这恰恰是“宣集文”最反动的东西。
即使是在镇压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上，“宣集文”也歪曲了毛主席的专政思想。毛主席主张的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而镇压的是那些抗拒改造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
一九六八年教训了我们。林彪一伙曾在“镇压阶级敌人”的口号下镇压了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现在“宣集文”又大肆鼓吹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是不是又要镇压李一哲及同情支持李一哲的干部和群众了呢？说穿了，他们高喊“专政”时就是要镇压人民的民主权利。
“宣集文”真的要无产阶级专政么？如果真要，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根本否认我国出现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根本否认有镇压人民群众的“小蒋介石”的存在，举个例子吧，广东就有一县委领导班子非但抗拒中央“不准私建楼堂馆所”的指令，反而变本加厉地动用国家资财，为几个人营造别墅，甚至变县木器厂为私人家具厂，而且在上级发现后又一直拒不退赔。这是不是喝人民血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类事实，即使仅仅是前一段的运动揭发出来的还少吗？你们为什么不去主张严厉惩办这些大贪污犯、大盗窃犯、新资产阶级分子呢？
“宣集文”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宣集文”说，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和实质，是解决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是解决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这是一个如同毛主席批驳过的社教运动中“四清四不清”、“两类矛盾交叉”的理论，这是一个用杜林的模式印出来的绝对的终极真理，因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谬论！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质只能是毛主席指出的“一反两继续”，只能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
“宣集文”说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但是他对“走资派”、“特权阶层”、“新资产阶级分子”、“新贵集团”的提法那么恼火，否认它的存在。那么何来的两个司令部呢？难道刘少奇、林彪真的是光杆司令或者仅仅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代表？究竟中央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抑或相反？
按“宣集文”的说法，岂不是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纯粹的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了么？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放肆污蔑！
“宣集文”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权威，请问，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联想到你们在批林以来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却反而对人民群众的批林运动咬牙切齿，你们的面目不是很暴露了么？
“宣集文”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
“宣集文”以上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他们多年来不读马列，甚至不读毛主席著作么？不仅仅是。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即坚持林彪那一套东西。
他们以为对李一哲的批判，只要扣上“反动”、“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任他们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就可以把李一哲压下去，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工人同志们，一切正直的同志们，现在在你们面前有两篇东西，一篇是李一哲的，一篇是“宣集文”的。有对立面就好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究竟哪一篇是反动文章，究竟李一哲反动，还是“宣集文”反动？而且，究竟什么是批林批孔的大方向？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要“批判李一哲”，究竟是为了什么？
结束这篇评论之前，我们再说两句话。
自告奋勇充当“批李”马前卒，耀武扬威杀进北京路的赵真哲同志，你不是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口号本身没有错么？你不是说要坚持这个口号么？现在“宣集文”在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基本路线、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文化大革命──请你在北京路上带头高喊一句“打倒宣集文！”吧。
对于“宣集文”，我们这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便抓了他几个“鸡脚”，把他送给我们的帽子回敬给他。让他尝尝戴上他自己制造的帽子的滋味罢了。我们并没有对他“打倒”或“专政”的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还要继续揭露他，批判他。
帽子是要你自己戴才合适的，“宣集文”同志：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以势压人的新“党阀”，“新学阀”──这顶帽子，你戴一戴，看合适不合适？
1974年12月16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的大字报《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
列宁在揭露杜岗时说，先歪曲社会主义，把一大堆谬论说成是社会主义，然后成功地推翻这些谬论，就以为把社会主义驳倒了。
现在“宣集文”和其他“权威”以及街头那几条不三不四的汉子耍的就是这一套把戏。
一切正直的工人同志和广大群众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论述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可是这群无赖却喋喋不休地大骂我们，说李一哲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鼓吹“绝对的民主”、“纯粹的民主”，于是他们便煞有介事地长篇论述为什么没有绝对的民主，为什么没有纯粹的民主。
还有什么比公然的歪曲更可恶呢？难道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社会主义的法制是资产阶级的法制吗？
（二）
我们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的，因此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这种人民的民主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个专政。反过来，党内走资派、野心家剥夺人民的民主本身也就是对人民的专政。那种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年，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里，有了刘少奇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揭露他们的民主；一九六八年夏季在广东省有了林彪、黄永胜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反抗他们的民主；“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了林、黄的一伙在广东捂盖子的民主就没有了人民群众揭盖子的民主……难道这一切不是事实吗？
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什么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也从来没有主张过超阶级的绝对自由。那些对我们作了诬蔑的人完全是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捏造。
那么，我们主张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我们主张的是人民群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作斗争并对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右实行革命专政的民主。
难道这个民主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这个民主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为了使那些无赖开开眼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把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整个基本意思表达出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该保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并镇压或制裁那些剥夺人民这个斗争权利的“小蒋介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他们会质问我们，难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这样一种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吗？
我们说，这种民主权利，路线正确时就有，路线不正确或受严重干扰时就没有。
他们说，这种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什么时候都有。
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民主，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恰恰在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权利，曾经有过被剥夺的事实，他们不承认在保护还是剥夺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到底是他们的看法有根据呢？还是我们的看法有根据？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我们现在知道，刘少奇之后，林彪便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野心家，但是“九一三”前，人民群众有没有揭露和批评林彪，并向之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呢？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甚至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否认，那时候是不能揭露和批评林彪的（甚至对林彪的党羽也不能揭露和批评，广东1968年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就是证明），因为林彪已经把谁反对他就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条文塞进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之中，（见“公安六条”），难道这不足以证明革命人民群众向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曾经遭到过剥夺吗？
现在从“宣集文”到赵真哲之流却在那里吵吵嚷嚷说，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从来也没有被剥夺过。在他们看来，昨天喊“林×××永远健康”是“无产阶级民主”，今天喊“打倒林彪”也是无产阶级民主。但在我们看来，人民群众喊“永远健康”的时候，恰恰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被剥夺了向林彪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他们现在大吹大擂说，他们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好吧，让我们来问问他们：
“九一三”之前，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去揭露、去批评、去反对林彪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呢？
你们采取这些具体行动的时候，又去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大厦”开会，又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纸张”乃至笔墨呢？（见赵真哲“三批”）
就是说，在“九一三”以前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首先是林彪）作斗争的无产阶级民主权利，你们究竟是如何“最广泛地”具体享受到了呢？
你们能够回答出来吗？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在那里吹牛皮，唱高调吧，就请你们靠边站吧！
（三）
他们又会跳出来说，好吧，就算人民群众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曾经被剥夺过，但现在不是又有了吗？
好一付无赖的嘴脸。
是的，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人民群众基本上有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潮流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付出了大量鲜血和生命的结果，好了，有了结果了，在林彪路线淫威之下，连屁都没有放一个，甚至可能还在那里为虎作伥的“宣集文”、“赵真哲”之流便出来摘桃子了，充英雄了，吹嘘他们粉碎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了。
也许，他们会抱怨说，在人民群众向林彪作斗争的民主权利遭到剥夺的时候，要他们出来反潮流是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那么，在前一段的运动中，在基本上有了这个民主权利的时候，你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出来“集文”一下，“真哲”一下呢？你们打人民群众的屁股那样积极，那样卖力，打林彪、黄永胜一伙的屁股却是那么消极，那么不得力，人们不得不问，你们这些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文章，它的策划者，它的炮制者，它的执笔者，“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四）
对于“宣集文”的批判，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当我们明确地指出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时候，他总要把“人民”砍掉，然后再来问一句：哪个阶级的民主？似乎是“左”得很，似乎是“马列”得很，但是这一切仍然掩盖不住他顽固地企图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面目。
我们说：“人民群众绝对地、无条件地使用大字报这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他们却把这种人民民主说成是“纯粹民主”、“一般民主”，那么，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求的“不纯粹的民主”和“不一般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林彪、黄永胜使用刺刀和子弹的民主，是私立专案，私设公堂，私设监狱，草菅人命的民主，是“政治市容清扫队”使用水龙和扫把的民主，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人民群众使用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毛主席曾经热情洋溢地说：“已经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因此，作为人民群众（整个意义上来说的人民群众）揭露和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武器的大字报，也应当绝对地、无条件地“永远使用下去”。这个道理，和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无产阶级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掌握枪杆子的道理一样，是不难理解的。
最近，《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第一版连续发表了几篇署名文章，他们在教训人民群众“怎样看大字报”，“怎样对待反潮流”，“怎样辨别香花与毒草”等等。
但是，非常奇怪，这样教训人民的先生们，就是闭口不谈毛主席是“怎样看大字报”的，闭口不谈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十八号文件的内容。
他们把我们的大字报说成是“反动大字报”和“反动潮流”，可是他们绝对不提倡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大字报去反潮流，据说，大字报会破坏“安定”，会上李一哲的当。
于是，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标志”应当取消了，应当换标志了，马列主义的“标志”（大字报）应当收起了，修正主义的标志（水龙和扫把）要准备了。
先生们，你们是大字报的取消派！你们是中央十八号文件的顽固抵制派！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运动）的拼命反对派！面对着这些反对派，我们必须再次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警句：“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五）
为了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宣集文”公然炮制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他说：
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就是必须遵循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规定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公然歪曲。
所谓“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条件”，就是说，什么人能够享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呢？
毛主席说：人民。
“宣集文”说，不管什么人，“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不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没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
究竟是毛主席正确，还是“宣集文”正确？
对于六条标准，毛主席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就在提出六条标准后，毛主席紧跟着说：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讨论，而不是妨碍这种讨论。”
毛主席还说：
“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认真学习一下毛主席的这番话就可以看出：
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在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检验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标准。
“宣集文”的理论对毛主席所作的“修正”就在于企图在六条标准的幌子下去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在于企图用毛主席鉴别是非的标准去代替划分敌我的标准。
两者之间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没有，完全没有！
“宣集文”这种反动理论在实践上所必然带来的危害，和事实上已经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
就是由人民的一部分去压迫人民的另一部分，就是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
我们知道，人民内部，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都始终存在着左、中、右的派别（“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解决它的办法，“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许一种观点讲话不许另一种观点讲话是有害的。一派压一派的“派别专政”是不行的。“一派掌权（是）不灵”的（毛主席）。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
必须揭穿的是，“宣集文”鼓吹和炮制这样一种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的反动理论，他的真正祸心，决不是要搞什么“派别专政”，他炮制这个反动理论，是为了使他们可以随便剥夺被他们自己认为不符合“六条标准”的人民群众行使民主的权利。所以，尽管“宣集文”“无产阶级专政”不离口，但他们主张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附注：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后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批判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李一哲批倒了“宣集文”。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不解。）
二、研究资料
李九莲年谱
李九莲，女，1946年生，江西赣州人。
文革时为赣州第三中学学生，校团委宣传股长，学生会学生部长。文革中任第三中学革命造反派”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
1968年分配到工厂当学徒工。
1969年4月3日，年轻的李九莲因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太理解（当时对刘少奇的政治面目有些误判），主要是因为怀疑野心家林彪的若干观点被友人告发而被捕。
1972年7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获释。
1974年春写出大字报《反林彪无罪》，要求平反。赣州地区数万人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给予声援。4月再次被捕。1975年5月兴国县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李九莲断断续续绝食73天进行抗议。
1976年底，李九莲在狱中宣读“我的政治态度”一文，反对华叶等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右派军事政变、逮捕江青，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同文中对铁杆走资派邓小平亦颇有不敬，由此触怒了军事政变集团，1977年12月14日被判处死刑。
直到1980年1月新华社《内参》上报后才得以重新审查此案，1980年9月江西省委研究认为李九莲“属轻罪重判，错杀“，但此后为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奔走的“李调会”成员仍持续受到政治迫害。直到今日，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仍未完全平反。
1946年 9月9日
李九莲出生于江西赣州市。祖籍江西丰城。父李忠华，老共产党员，赣州通用机械厂工人（大革命时期赣州总工会秘书长陈赞贤麾下的工人赤卫队员）。母卢菊英，家庭妇女，略识字。她共生育过十一个孩子，九莲是第九个。这些孩子们死的死了，送人的找不回来，只剩下一男四女。上有兄姐下有两妹，李九莲排行居中。
1947年 李九莲因病休克被父母装入提篮扔出去，听见哭声又提了回来。
1948年 因家境贫困李九莲被送人做童养媳。
1949年 赣州解放，父亲把李九莲背回家。
1953年9月 李九莲入学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1955年 因体弱多病李九莲休学一年。
1956年9月 李九莲回到文清路小学继续读书。
1960年9月 李九莲进入赣州市第六中学读初中，初二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干。
1963年9月 李九莲入赣州市第三中学63（一）班就读高中，任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
1966年8月
李九莲参加原空军司令刘亚楼侄女邹军领头组织的赣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队”，为三头之一，任组织委员。（赣州一中学生舒北斗任宣传委员。）
1966年10月1日 李九莲作为红卫兵小将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1966年10月底 李九莲参与组织赣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任副团长。（曾昭银任团长。）
1967年4月22日
李九莲率团参加朱毅任总指挥的为营救因“反军”陷狱的舒北斗的红卫兵五千五百三十五人绝食。李九莲堂兄李全瑞代表江西冶金学院参与指挥。绝食“斗争”持续了七天七夜。
1967年4月27日 周恩来联络员与绝食指挥部通电话，询问赣州红卫兵绝食情况，商谈解决方案。
1967年6月6日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六．六”通令。同日中央文革严令当即释放舒北斗，李九莲为此而欢欣鼓舞。
1967年6月29日 至7月14日
李九莲姐妹三人分两派，经历了赣州发生的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武斗。武斗丧生者达168人。李九莲震惊不已，陷入深深的忧患。
1967年8至9月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在接见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时说“江西有个舒北斗，李胜（原赣州军分区政委）变成了李败”。举城欢呼之际，李九莲却陷入协查赣南医专陈耀庭“现行反革命”案的犹疑和痛思之中。
1967年秋 李九莲作为代表出席“江西省第一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提名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1967年12月18日 赣州军分区发布《关于为舒北斗革命小将平反的声明》，军分区政委李胜停职检查。
1967年12月， 赣州市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八大成员之一的学生代表舒北斗、曾昭银同时参军入伍。当时舒北斗任市冶安保卫办主任（佩发手枪）兼赣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政委。曾昭银是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李九莲一一为他们送行、留念。
1968年2月 李九莲被分配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为厂民兵团武装基干连民兵，建党对象。
1968年夏 李九莲姐李兰香赴军垦，妹李青莲插队崇义，小妹李玉莲远赴深山“共大”，哥哥李东林则在西宁基地有“科”难“研”。
1968年秋 看到纯洁的青年熊辉被以现反判刑的布告，李九莲同情不已。
1968年秋 “清队”（“三查”）开始，李九莲的父亲、老赤卫队员、共产党员李忠华因黄埔军校同姓同名者被“揪出”，常跪地求李九莲代写认罪书，屡遭李九莲拒绝。
1969年3月21日
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1969年2月28日 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1969年3月5日 曾昭银在不知信的作者的情况下，接信后上交团政治处。信很快被转往赣州地区保卫部。
1969年4月 曾昭银被当作“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部队和赣州军管小组保卫部让他协查“反革命匿名信”。
1969年4月30日 曾昭银与李九莲见面时，李九莲说破实情。当夜曾昭银向军管小组保卫部报告。
1969年5月1日凌晨三点
由冶机厂保卫科长宋德恒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1969年5月1日徬晚，曾昭银约见朱毅骗造“恶攻”林副统帅信是左手写，他说他原来并不知道信是李九莲写的。
1970年1月29日 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李九莲交厂群众处理的意见。保卫部同意。支左部队赵副师长一人认为处理太轻，怒而携卷往省革委会要求重判。
1970年2月 林彪死党、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付主席的，全国罕有”。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1970年6月21日 李九莲父亲李忠华在对女儿的极度思念中含冤饮恨郁郁而死。
1971年1月5日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作出（71）赣刑字第3号判决书，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1972年6月20日
鉴于林彪折戟沉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遮掩对李九莲作过的判决，批复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对李九莲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2年6月20日上午八时 李九莲被释放出狱。
1972年7月 李九莲被安排去远离赣州城的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陈也矿区当电焊工，但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1973年5月 李九莲向市、地、省投诉无效，进京上访最高法院、公安部。上访的困窘中节食资助一位带着孩子的新四军干部的妻子――也是冤屈上访申诉者。
1974年3月初 赣州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李九莲听从朱毅意见给曾昭银写信，要求曾昭银帮其辩冤。李九莲同学丁承华为其送信给曾昭银。
1974年3月18日 李九莲往见曾昭银。曾昭银拒绝帮她翻案。
1974年4月4日
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1974年4月13日
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74年4月14日 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代表义愤的赣州人民，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年4月14日 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1974年4月16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1974年4月17 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年4月18 李九莲去舒北斗家恳请他鼎力相助。
1974年4月19 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李九莲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74年4月20日傍晚 朱毅由全南回到赣州，直趋地区公安局见领导询李案。
1974年4月20日晚十点 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1974年4月22日
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年4月25日 晚 朱毅在市委党校礼堂演讲李九莲问题真相，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1974年的4月25日 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1974年的4月25日下午 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1974年4月26日 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
1974年4月26日
顶着巨大压力，“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庄严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1974年4月27日 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
1974年4月28日 李调会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1974年4月29日 在地区工交办主任杜昭和家庭的压力下，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1974年4月30日 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1974年4月30日 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李玉莲交出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1974年4月30日 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1974年5月2日
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自由民主讲坛持续数月之久。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发表入情入理、动人心魄的讲演。
1974年5月9日 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4月24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1974年5月10日 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1974年5月11日 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1974年5月11日 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1974年5月12日
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1974年5月18日 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1974年6月1日 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1974年6月2日
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个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1974年6月1日 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1974年6月7日 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1974年6月10日夜
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接着，1969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年6月11日 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1974年6月13日 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1974年6月14日 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1974年6月17日夜 万人空巷：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1974年6月29日 大雨滂沱中，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1974年6月30日 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年7月4日 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年7月10日 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按着李案的黑手》。
1974年7月12日 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
1974年7月23日
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于是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以鲁迅杂文《野草》命名的刊物，寓意野火烧不尽。此时更名亦有在“投枪和匕首”的寒光中萌发新叶之意。
1974年8月 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1974年8月8日 《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为李调会鸣不平。
1974年8月20日 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1974年8月21日 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1974年9月15日 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1974年9月30日 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行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1974年10月中旬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利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新指示，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1974年10月22日 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终于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4年10月23日 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1974年10月25日 为应对即将而来的大规模镇压，避免一网打尽，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1974年10月28日 朱毅将《九吐心丝》底稿和《野草》等李调会文件交钟海源保存，以备不测。
1974年10月29日
上午，朱毅贴出的《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1974年10月30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1974年11月1日 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1974年11月 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
1974年11月
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面对越愈恐怖的高压，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共产主义者臧克家的《弔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D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泪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碰死在它身上！――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1974年11月29日
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撒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传单如雪花从剧场空中飘落。因遭“线人”邹根保出卖，4人被当场拘捕。
1974年12月3日
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称调委会“一赴兴国、两张小报、三请领导、四赴南昌、五次大会、六上北京”，“这些活动都是为李九莲翻案，都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妄图干扰和破坏大好形势。”
1975年1月
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10月22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年5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年5月22日 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三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
1975年5月30日 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年5月30日 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年7月3日， 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例行检查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
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1975年9月27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刘庭荣（后被判刑15年）、管佑龙（后被判刑15年）、钟海源、康为民（后被判刑7年）、林锋（后被判刑5年）、罗斌（后被判刑15年）、邱彩云（后被判刑10年）等16人被拘捕。
1975年12月20日 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6年5月 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陈益南《回忆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揭景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让造反派第二次风光》 现在的人们，以为文革运动就是一派观点对另一派观点，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其实，这是个误解，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实际上，文革中发生的情况，既复杂交错，而各地发展也不平衡。更特别的是，对于文革的理解与诉求、愿望，上面与下面，往往想的是两码事，而仅仅只是在运动的某些过程形式上，好像显得是追求的同一个东西。 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极鲜明的体现了这个道理。 在高层，批林批孔，一则是为出现令人尴尬的林彪事件，做一些事后的补救说法，以证明林彪是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才欺骗了世人的。二则也是对于任何企望否定文革、回复旧体制者，从理论上堵死因林彪事件而露出的漏洞。 而到社会底层，受压数年的造反派则利用这次高层“反复旧、反倒退”的机会，利用上海的王洪文这个造反派头头居然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特别情况，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大反击，从而达到了又一次为自己“平反”翻身的目的。 现在很多人以为，在文革中，造反派作为一支产生于文革、也拥护文革的特别政治势力，一定在文革中都享尽了荣华，抖足了风光。然而，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人们的想象，很多情况甚至是恰恰相反，十年文革，从整体上讲，给予造反派的苦难，远远多于风光。除上海那个特殊的地方外，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省（区），自从中共“九大”后，随着“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这二个运动的进行，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们便先后跌入到了重新挨整受压的境况，文革初期他们曾被戴上过的“右派”、“黑帮”、“小邓拓”等政治帽子，相当多地又重新以“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罪名，被打入了专政对象的行列。文革中因造反运动而产生的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依然在行使权力，但它的构成，只剩下了“三结合”中的军队首长与原地方领导干部，而已将原在其中的造反派分子都踢了出去，并且，也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对造反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肃。 可以说，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后，除上海的王洪文等，因其得张春桥、姚文元特别庇护而能持续掌权外，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却先后陆续被整肃而垮台，至一九七四年初开始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时，已陷苦难泥潭长达三、四年之久了。 湖南的造反派分子重新集结反攻，以求获得再次翻身的行动，是从当时实际主政湖南的卜占亚因林彪问题而下台并受到批判的时机，予以开展的。 “批林批孔”运动之前，尚只是“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运动，而且也尚只局限于省市级的党政官员内部层次，与下面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但是，湖南的造反派们却从中看到了借此使自己得以改善处境的机会，因为，曾经在这几年负责主持全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卜占亚，在“批林整风”中倒了台。 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原是一个军人，他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即为广州军区副政委。而就是这个大军区副政委的身份，让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在线的人，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牵连。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为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跌入了灾难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 卜占亚出了问题，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连、上联下串的运动形式惯例，一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而当一九七四年初，全国性的“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的大规模运动后，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转为公开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亚”活动了。 在湖南省会的长沙市做了较长时间的市革委会主任的景林，也是军人，他是省军区的副政委。当时，省、地市、县革委会的一把手，大多是军队干部，所以，人们对卜占亚、景林这二位省与市革委会的头头，平日不论是开大会作报告，或是私下谈及他们二位，都是不称“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称之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因为，卜占亚不可避免是景林的亲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舆论，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号，扩展为“批林批孔、批卜揭景”，将求翻身而再次造反斗争的锋芒，重点放在了卜占亚与景林这两位“副政委”身上。 当时，已没有什么造反派群众组织了，原来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成立革委会前后，早已被解散了。那么，造反派们是如何集合而来再次进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将各单位的原造反派积极分子骨干分子汇集起来，重新聚集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活动力量。第二，则是再次让大字报发挥舆论作用，以呼唤与联络造反派成员、影响“批林批卜”的形势、并藉以公开向中央传递造反派的信息。 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便是利用了一个名为市“工代会”的组织，并在实际中，使市“工代会”变成了一个新的造反司令部。 所谓“工代会”，全称叫“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组织时，按中央指示，将工人造反派都统一纳入到新成立的“工代会”，以便将来取代文革前的“总工会”，使“工代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会组织。所以，尽管解散了所有的群众组织，也经过了“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而整肃了所有的造反派，但这个“工代会”机构却仍保留下来了。 不过，由于因应如何将“工代会”代替工会的操作办法与政策，中央一直没能够下达，因而，这市“工代会”无事可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而仅仅在市革委会大楼的后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留有二间临街而不大的办公室，挂着一块小小的“市工代会”简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员守在那儿。 一九七二年底开始，这二间小小的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造反派头头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这“工代会”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员什么的。因而，他们便能借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顺地集合到了这个小小的“工代会”办公室，将这里变成了进行再次造反活动的“司令部”。 与此同时，大字报也上街了。当然，大多是造反派们所为，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内容则将他们整肃造反派时发布的指示与讲话，抨之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由于有“批判林彪路线”这个旗号，加上当时对于卜占亚的问题，是由上面“端出”而并不是由群众揭发出来的，因此，对于造反派们的这次反击，省市委与省市革委会的当权者们便不敢随意镇压，而任凭造反派暗中串连与大字报公开上街。加之，毕竟文革初期那次由于镇压学生红卫兵而后导致了他们挨批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在中央没有对这类问题处理的明确指示下达前，他们显然会认为，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旁观而不动作。 那段时间，我也是市“工代会”那二间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时，都想到那儿去看看、听听，有时也与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们，讨论对时局的看法与应采取的行动措施。在那襄，我是一个最年轻的人。因为，各单位造反派工人的头头们，当时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龄了，而我却只有二十出头不远，所以，在“工代会”聚会的造反派，都以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学红卫兵。我告诉他们，我已是一个有着八年工龄的工人，并且曾在几千人的公司担任过革委会副主任时，大家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们都看到过我在这段时期所写所贴的大字报，于是便视我为“会写文章”的知识青年，也误认为我是一名前红卫兵。毕竟，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仅以普通成员参加“青年近卫军”那件社会活动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在本单位搞造反，与省市级的“工代会”头头们基本没有多少往来。 我写的并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张平化在文革前就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在文革初，他一场“抓右派”的报告，曾让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与干部遭到了短时间的厄运。造反运动开始后，他自然成了被造反派们批斗的重点，后来，中央将他召到北京，检查几年后，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又被重新派回湖南做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大字报贴出后，也有朋友为我担心：因造反，一九七Ｏ年挨了那么长时间的整，现在又造反，结局那将会如何？太令人不安了。 我当时似乎想通了并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与其这样像一个准“四类分子”般的生存，不如拼他一把，以争得应有的人权。何况，我也觉得，这道理似在我们一方：我们闹造反，不是毛主席与党中央号召的么？不是有那么多中央文件与毛主席指示为证么？可是，为何却又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而整造反派者，实际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我的活动与所写大字报的影响，使我不知不觉成为了一批造反派活动分子的负责人。因为，我们不仅常聚会于市“工代会”的小房子，而且更多时间，是在原市委大楼的第六楼大礼堂召开几百乃至数千人的大会，宣传鼓动批判卜占亚与景林。因此，我便被人认为是所谓“六楼派”的骨干分子。那时，原市委大楼的六楼礼堂，空着的时间很多，我们到那儿召开大会，市委办公室的人也不敢管我们，任由我们活动。而我们这批被称为了“六楼派”的人，在当时，实际是做了全省造反派又一次展开反击的先锋部队。我们有时写大字报，或者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大会通知时，落款署名则为若干个工厂企业单位的“革命工人”。那些署上名称的企业，实际有的只来了几个人，甚至是只有那企业的一个工人或干部，但却便可添加上他所在的企业名字。因而，几百名“革命工人”举行的大会，却能在大字报上列出上百个企业单位“参入”者的长长名单，让全市有名气的工厂大企业几乎统统出了场亮了相，气势顿时显得非凡，让其它未入会的造反派们信心大增。自然，这也使当权者们感到了不知所措，也不敢轻易予以弹压。 对这套无师自通的组织宣传办法，及其产生的积极效应，我们这些领头者都很得意。文革后，有次我读中共党史资料时，看到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是原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唐宏经，写他如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那二个月中，凭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竟一下子将散沙一般的旅大市二十万工人组织了起来，并迅速搞成了一个受到抗日的苏联红军占领当局承认的市总工会。仔细看他那组织速成法，原来竟就是像我们这“六楼派”的做法一样，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做法，竟无师自通地与工人运动老前辈唐宏经的套路相同！那时，唐宏经也是将他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召集到一起，并要他们再各自多召集一些熟人朋友，然后由他集合领导，并宣布凡来参加这工人集会者，均可代表他所在工厂企业的工人，哪怕那企业仅仅来了一个工人。然后，唐宏经以这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名义，向苏军当局申请成立市总工会。见有那么多工厂企业的工人代表参入，苏军当局自然巴不得工人能组织起来，于是，立马表示批准支持。有了市总工会的名义，自然很快几十万工人便被正式组织起来了，成为了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在东北公开成立的强大市级工会机构，从而使来“接管”旅大市的国民党人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想不到，几十年后的我们，无意中也学会了这种工运组织速成法。 由于我们的活动实际是全省造反派的先锋，所以，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如连续做了第九、第十两届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勇、叶卫东，市革委会的副主任许新宝等，都关注到了我，并让我参加了数次全市造反派头头的秘密会议。由于我是当时与会的造反派头头中最年轻者，又是当时活动影响很大的“六楼派”负责人，因此，使我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好评，也让我由此而结识了湖南与长沙市几乎所有闻过名的造反派头头，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长久的朋友。 无疑，我的活动也纳入了官方关注监视的范围。不过，在当时文革仍受中央肯定，而文革前段那次高潮中发生的种种“造反有理”事情，仍深深烙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之际，官方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为难。只是，每当在我们举行什么大会或活动而显得过激时，有时会有人悄声向我做些劝说，并且，他们也告知我，他是市委办公室的人。这是由于，当时调到长沙市的市委张书记，原本就是一个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被称为“亮相干部”），他同情造反派的遭遇，但他却也不希望出现他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受到省里的指责。所以，有时候，他仗着他曾支持过造反派、受到过省市造反派头头们尊敬的地位，竟然会带着市委干部们上街撕我们贴的大字报，别人不敢撕，他就带头第一个撕。我们开大会，他则带着一群市委办公室的干部们，像我们造反派曾对付当权派的会议那样，让人上台制止我们的会议进行。他的行为曾让我们为难了一阵，很是恼火，有的人还气愤地说：“干脆将大字报贴到张老头（指张书记）的家里去！看他还撕不撕我们的大字报。”与他斗吗？他确又是一个曾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省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不同意。任其带头撕我们的大字报、中断我们的大会？却又损害了我们极力想点燃再次造反烈火的计划。后来，只好用派人缠住他的办法对付他，一贴大字报，一开大会，就布置了专人，若张书记一出场，这些专人就会上去缠住他，让他无所作为。 现在想来，张书记当时也是一片好心，不想我们再出什么事。可是，他没想想，我们这么多造反派已再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再次陷入了类似四类分子们一样的境况，不再次奋起造反解救自己，能行吗？文革以来，我们都有了一个经验，中央的指示，若不自己奋力落实，是没有人会主动为我们考虑的，当权者大多数都是曾被我们造过反的领导干部，他们岂会喜欢看到我们平反的结局？另外，中央的指示，实际也是有时效的，该落实时你不落实，等过一段时间，这指示就不能再办了。所以，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胡勇说了一段话总结：“落实中央的政策，就像打一场篮球，是有时间规定的，在场上你不用力，到时，哨子一吹，散场了，什么事你就都不能做了，政策过了期，就会作废！”所以，我们对张书记既尊重他，但也绝不会都听他的。 张书记曾两次派人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既为了解情况，更是为劝说我们，不要使他为难。我们当然也只能敷衍他，不能冲他，也不能听他。不过，据我看来，张书记的确是个厚道长者，说话很直率，说得不对，你批他，他会先同你争辩，但他若觉得自己确不妥时，他又会当面向我这些后辈道歉。就是我们直呼他 “张老头”，他也不恼，还笑眯眯的。 当时，张书记自然日子不会好过，因为他被夹在了中间：对我们弹压不力，省委则批他；对我们做过分了，他于心不愿，并且也不想得罪造反派们，加之我们有时也会攻击他、敲打他。其实，当时，谁处于了那个省会长沙市的市委书记位置，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上有中央要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下有负着冤屈而怒气冲冲的造反派，夹处在中间的领导干部，两头都得罪不起。［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所以，当时很多领导干部便以休病为名，自愿放弃领导职务，躲到医院里面去见机行事。四人帮垮台后，张书记被作为“四人帮”在湖南的一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开除了党籍、干籍，判刑七年，此后每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后于一九九一年初病逝。他治病期间，我曾去医院探视过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想在出医院后，回山西文水老家一趟，因当时这种状况，这种年龄，这种身体，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行走远方。他说，他自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后，又随军南下，便再没有回过老家，现在特想回去看看。山西文水，也就是出了一位女英雄刘胡兰的那个地方。他从山西回长沙后，还向我馈赠了二瓶文水出产的酒，说是他们文水的特产，也是那首后来曾被热唱过一阵的《交城山》歌词中所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的甜水，而酿制的。 其实，我觉得张书记的人生是挺冤的。文革前，他就是一个地委书记，文革中，他并没有获得什么额外的提升，还是做市（地）委书记。而且，他那支持造反派，也完全是不想局面失控而出头来支撑，并非什么卖身求荣。当时，他若狡猾一点，或者没那么重的责任心，即便支持造反派，也只虚于委蛇敷衍一番，不真来出面为上级挺着，那么，他的结局反而不会那么惨。当时，那么多休病的领导干部们，后来都个个风光洋气，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与“四人帮”作了斗争。实际上，他们是躲避了那场本应由他们出面维持力争使局面不乱的风暴。张书记当时若也像他们一样，或假称病而住医院去，或向省里请求调离长沙这个省会，到远一点的遥远地区去任职，躲开这政治风云，那么他的后半生日子便也可安然无恙。 张书记的山西老乡中，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张是文水人，而华则是文水邻县的交城人。（但是后来我从一份资料上看到，说张也是交城人，而我确记得张书记同我讲了他是文水的，是我听错了？或者还是张的家乡原是交城县而后又变动为属文水县的了？不过，无论如何，张书记与华国锋曾是很亲密的“老乡加战友” 了。一九四九年张与华一道南下到了湖南，张被任命为湖南醴陵县委书记，华则担任了湖南湘阴县委书记。）华后来上台做主席时，那首《交城山》老民歌被翻出来大唱了一阵，那歌中有一句词说“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而在张书记与华国锋二人身上，交城的水，可没恩泽于文水的张书记。他俩原来关系并不错，又同在湖南共事二十几年，文革中，华也支持过造反派，一段时间，是与张同属一个阵营的人，对张在文革中的状况，无疑是很了解的。四人帮倒台后，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其实是很容易出手来救助一下张书记的，随便发句什么希望减轻对张的处分的话，湖南当局就会听从。即便非要处罚张，也似可不搞得这么惨：又是开除党籍干籍，还要判人家的刑。至少，应可不判刑而保留干籍，让他有一个身份领工资、能公费住院治病而养老送终。然而，华国锋却没有做这样举手之劳之事。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除了我们这些人在市里鼓捣造反外，另外还有一支力量也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纪某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也是一个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他的造反积极性非常之高，而且，由于他也有很强的演说鼓动能力，故他在市里的建筑工人俱乐部内，便经常能集聚着一些工人造反派。但是，他那个“山头”与我们“六楼派”不同，他是完全凭其一个人的组织能力搞成的集会，而我们的背后，却有着是中共中央委员身份与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头衔（当然，当时并无实权）的造反派头头们的系统支持。所以，当我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我们代表多少多少工厂企业的工人时，虽然不无虚张的成份，但的确也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是能以全市造反派工人的身份发言，因为我们的身后真有省市级造反派头头的指挥。 然而，纪某的发言，虽确也代表了全体造反派的利益，可是从组织性质来讲，他却只能代表当时参加他那集会的几百名与会者。可惜，纪某当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派人同他去联系，希望两股势力能合到一起来，共同展开造反活动时，纪某却不愿。他一则认为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等头头“太右”，而我们“六楼派”又是追随唐忠富等头头的；二则，他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文革高潮的开始，是重新进行造反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的一次新机会，而对他凭个人单枪匹马也能集聚这么多任务人的所体现的能力，可能自我评价过高。 因此，他不想合作，依然以那工人俱乐部为他的“司令部”，单独进行造反活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毕竟与文革前期造反高潮时的形势不同了，毛泽东与中央都不会同意全国局势又发生混乱，即便允许工人造反派们活动，也只能在新的秩序下进行，即在以党委、革委会的领导名义下进行，至少，也得在官方的各级总工会领导名义下开展。由于当时已有很多造反派是省级革委会的成员，还有不少副主任、常委之类职务头衔，因为，虽然“一打三反”运动将他们赶出了权力舞台，但由于他们的任职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央以后却又没有明确下文撤消过他们的职务，所以，他们即便已无实权而在做工人了，但凭这些虚衔，却可以在革委会中发挥造反作用。所以，中央的这一既要搞运动而又不想局面失控出乱的精神，大多数造反派头头们也愿遵照执行。纪某没有看到这一点，由于他是单枪匹马，故也看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精神，而我们通过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却能获知。因而，纪某组织的活动，常常不知进退的分寸，而仍只是重演过去的主观造反故事，结果，既不为当权的官方高兴，也不为正统的造反派头头喜欢。最后，一九七三年底，终于在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场之际，孤立无援的纪某，却被官方在正统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动用公安，被逮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被抓捕关进监牢后，他所追求的愿望，即为受整受压的工人造反派们平反的希图，却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头头们的领导下，借已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一次讲话精神，大规模的开展进行了。而为此愿望也作过极大努力奋斗的纪某，却被以扰乱社会的罪名，反被法院判了二年刑。那情形，真是“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但结局终竟是“春来反雕残”，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息。 作为个人，纪某确属冤枉；但是作为一种群体首领，他则却是搞错了方向，而未能正确的审时度势。在需要承认历史平台之时，却不能顺势，总欲凭个人的力量重建新队伍，逆势而为，结果，反遭同为造反派者打压。像这类因意见稍有不合，便另行自立山头的事情，在文革群众组织活动高潮之时，是经常发生的，人们也不以为然。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分裂出去的人，要搞出新气候，往往并不容易，也不能动摇原有组织。而到社会走向需“治”而不再要“乱”的形势下，不随大队伍而另立山头者，更是难以做出什么新成就，而往往还会遭到同性质的大组织势力的打压。文革高潮中湖南发生的“省无联”事件，批林批孔运动初出现的纪某“小山头”事件，便是证明。 同室操戈，固属心痛，也为憾事；但，同室之内，各吹各号，不能统一，也确让人恼火，易使人生打压之心，出现历史悲剧。此类现像，不独文革，自古即有，而今也不能断。 不过，除了纪某被打压以外，湖南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胡勇、唐忠富为首的原“汽电”派系的造反派集团，居然将原被他们打击过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都又成功地团结统一起来了，以共同争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胡勇等头头不仅向“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那些头头做工作，让他们出山，并且，还向他们作了适度的自我批评，表示过去对他们有些做法“过了火”。由此，使叶卫东、周国强等原已遭冷冻的造反派头头都得以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重新进入湖南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 甚至，一些已入狱几年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头头，如“湘江风雷”的王某，湘潭的“湘瓷”派头头沈桂华等，包括我们“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都被胡勇等人设法，一度保释出狱（包括海司令在内的这批出狱者，后来因形势急变，而其问题又尚未迅速得以结论，有些则又重回了监狱）。 这样，一九七四年湖南的造反活动，便出现了一种造反派重组力量后呈空前一致行动的独特态势。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将一场运动称之为“斗争”，使人们不能不再次关注政局形势的走向。 然而，让湖南的造反派们真正激动与兴奋起来的，却主要还并不是这篇《人民日报》社论，而是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传达下来的王洪文的一个讲话。王洪文作为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元月间在中央所办的工农干部读书班中，对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或省一级机构负责人中的“群众代表”（即由造反派头头与各种有名望的工人或农民劳动模范）发表的一个讲话中，大力赞扬了“反潮流”的造反精神，并提出了要大力提拔造反派分子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还具体说了要提拔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做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以树一个提拔年轻干部的榜样。后来，果然，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大功的边防部队副营长孙玉国，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军官，首先“坐了火箭”，连升数级，很快被提升为沈阳大军区的副司令员。 听到王洪文的这篇倾向明确的讲话，湖南的官方领导与造反派头头们双方，都觉得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沟通平台。于是，以造反派为先导、并大体上顺着造反派意愿的新一轮平反与批判运动，便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由省委与造反派共同营造，而轰轰烈烈地又搞了起来。 省委领导人自然从王洪文的讲话中，感觉到了某种份量。虽然，他们在心中，对王洪文不会有好感，但，此时的王洪文却不再仅仅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头头，也更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他的话，不再是造反派头头常常发出的虚张声势的“通令”，而已经是不能违抗的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了。对此，省委领导人又岂敢不听不从产何况，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对于刚回湖南重新担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的张平化，则根本没有任何责任，那全是卜占亚当权时的问题。大概，吸取了前次没有坚持支持造反派的立场而结果差点被打倒的教训，因而，这次对造反派，张平化便小心翼翼不予得罪，以免在这场新的造反运动中，又被挨批挨斗；加上这次又有已是代表官方最高层意见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讲话精神，传了下来，便使张平化加大强化了顺从造反派的想法。 一九七四年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由此，湖南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初，就出现了几乎是官方全体向造反派方面一边倒的局面。各级党委都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并迅速落实解决为造反派平反的问题。甚至，如上文所述，对某些被关在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如原“湘江风雷”的头目王某与湘潭“红造联”的头头沈桂华，在其平反工作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之时，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们的要求，先将他们保外释放再说，“先下车，再出票”。 同时，很多单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采取了一种不对抗而顺从造反派的立场，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被他们整过的造反派们的报复。 这一来，湖南便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各派团结、一致造反”而均都欢欢喜喜的热闹形势。造反派们不仅能较为顺利地平反、再次烧掉单位整自己的“黑材料”、恢复革委会职务，还能入党；而保守派们则为自己能获得造反派们不予报复、也仍保留他们在整造反派时得到的党籍、干籍而不受威胁，与革委会曾将他们“补台”加入之事实的承认；各级党委的领导们，则更为自己这次不用再受造反派的批斗，反而能同造反派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轻轻松松顺利渡过这场新的造反运动而庆幸。 虽然，在大批造反派们加入中共党组织、并且有的还被正式提为党内的领导干部后，也曾引起过一些保守派公开表示不满，原“高司”派方面有六个人，也曾写了一封公开信，还贴到了大街上，对当时省委顺从了造反派的一些意见深表不满；并且，有人还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城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但是，这种公开的反对很微弱，在长沙市能够公开出头来这样做的人也很少（省下面有的地区则多一些），根本没会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潮流，而其标语，却常常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公开覆盖或撕毁。甚至，当时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以“穷志诚”名义在活动的保守派。 造反派们当然能从王洪文的讲话中领会到自己应该如何做，立马看到了下一步造反的“前景”：重新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而且这一次，不仅仅是解决平反问题就完事，也不是以单纯的“造反派”名义，而是要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掌权者的行列。 不过，最初，造反派的我们，希望借批林批孔运动解决的问题，只是要争取为我们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事（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予以平反，讨还基本人权。至于什么入党当官，开初则的确还没有考虑到。但，王洪文的讲话，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为自己平反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自己也去当中共党员，做中共的官员，以免以后仍还在掌权的“走资派”与保守派分子手下过日子，随时又有遭挨整的危险。 对此，造反派用一个策略性口号将其具体化，提出：借此东风，不仅要实现推翻“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镇压造反派的整条路线，使造反派再次予以获得平反的大事，而且更要完成毛泽东与中央在一九六九年初曾提出过的“吐故纳新”，即将造反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分子、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到中共党内的方针；提出“只有从组织路线上，同时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保证从政治路线上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有可能永远摆脱造反派总是挨整的命运！” 这个策略的具体做法，便是迅速让各级党组织吸收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同时，将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文革中修改的党章规定，新入党者已不需预备考察期，入党即为正式党员，所以，造反派骨干分子入党后，即可进入党委领导机构。 造反派在操作这件事时，作为施行方针的团体力量，当然不能再搞群众组织“司令部”之类的山头，那样做决不会得到中央的同意。但一切事情若都需党委同意，那造反派们欲实现的要求，便又只会遥遥无期。因为，当时，没有哪一级党委会喜欢造反派卷土重来，更不会甘心同意造反派合法地进入各级党委机构，实行变相部分夺权。虽然王洪文的讲话，来头不小，但对付中央政策，地方上早已有驾轻就熟阳奉阴违的办法。如果没有一定的压力出现，王洪文所提出的“吐故纳新”，就会在地方上成为一句空话。深深明白这一点的湖南造反派，于是很巧妙地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搞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的机构，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由于这个“运动办”虽是基本由造反派左右，但却是党委的工作机构，所以能量很大。在省内各级“运动办”的运作指挥下，自四月份起，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茶展开了。这样，文革前期中大造各级党委的“反”的造反派分子，在七年后，却又大批地要求做一个中共党员，有的还成为了党委会机构的要员。例如，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 此时，中央也任命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担任了中共省委常委，胡勇则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人们对当时造反派们既要造党委的反，却又要求做一个党员的做法，这个看似矛盾、也显得滑稽的事实，如果不清楚上述文革运动的前期起伏周折的情况，那便会绝对无法理解。 当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入中共的造反派，在四人帮垮台后，全部被指责为“突击入党”，并宣布对他们的党籍，全部不予承认。 我也成了我们公司“运动办”的一名副主任。那时，已撤消了原来合并重组的新公司，仍以原来的体制还原了公司构建。一九七四年二月，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市委与商业局党委发下了文件，对我们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然，公司前所谓“走资派”江山，也仍继续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做第二把手。同时，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我们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因是其它人的检举，不退本人，只是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在看烧那些材料时，我很高兴，心想总算从类如“四类分子”的泥坑里跳出来了！但是，不知为何也有一种担心油然浮现：以后会不会又被再次打入另册呢？ 果然，没过几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些被烧掉的东西，又重新被人整理，再次装进了我的“档案袋”，我的名字也再一次重入另册。 我入党的事，进展非常顺利。 不过，对于入党这事，在三个月前，即王洪文的中央读书班讲话精神传达下来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造反派，是谁都没有想到过事。因此，当长沙市委在市港务局率先做了一次吸收造反派头头入党的典范试验，甚至下发了一个要求积极发展造反派入党的文件后，我们便知道，一九六九年原吹过的“吐故纳新”之风，真的又来了。 虽然我又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但按组织原则，我的党籍需要在自己所在的机修厂党支部解决。于是，我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我入党，于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我就成了一名中共党员。文革期间中央有新的规定，中共新党员不需预备期，入党即正式获得党籍，所以我一入党即是有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当然，我也知道，虽然我平日在机修厂的群众关系不错，但那些党员们，无疑，并非全是真心同意我入党的，之中，特别是文革中的保守派骨干，以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入党的积极分子，让我这个造反派小头头入党，他们是极不情愿的。但是，当时类如文革初期造反风潮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大势，使他们又不敢反对，或者是他们害怕，或者是他们也认为这次不能站错了队，即不能再做保守派。因而，我入党的事，便无任何障碍。 我虽然被恢复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一职，但此时我的兴趣却转到了共青团。当时商业局要筹组新的共青团委员会，因我当时尚只２４岁，又是公司革委会头头，还成了中共党员，于是，我被邀请参加新局团委的筹建，出面组织领导了局共青团的“运动办”，以与省、市共青团委的“运动办”对接。我便从基层单位挑选了一批有造反观点并有政治抱负又能说会道的共青团员，到局团委“运动办”工作，同时想将他们逐渐培养成局属各公司的团委书记。我的挚友聂常茂，是另一个公司属下一家豆制品厂的革委会成员，后来也作为造反派的优秀分子而入了党，他也被我邀请到局团委来工作，作为我的副手，一道筹建了新一届局团委会班子。这一来，领导局共青团“运动办”的事，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而没有去打理公司革委会的事务。由于我有在社会上造反的经验，因此，没多久，我们商业局的新团委 （我任主要负责人）及其“运动办”，迅速在市里与省里都创出了名气，省市级的造反派头头们都知道了商业局团委这支“不做小绵羊”的新红卫兵队伍，也知道了是我在领导。因而，后来我被认为是造反派的“预备队”的代表及负责人，经常被邀参加省市造反派头头的核心会议。 不过，以批林批孔为形式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没能维持多久，仅搞了四个多月就停了下来。因为，毛泽东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想法，显然与下面的造反派之企图不一样，他并不想再来一次大造反大夺权运动。于是，到八月底时，传来了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八条”文件，之中，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强调生产，强调秩序。随后，王洪文也从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为让邓小平主持。 形势发生的微妙转变，使很多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来不及进入党组织，所谓突击入党的活动便戛然停止。已进了党组织的，自然也就进了；而没能进的，哪怕是连《入党申请书》都填好了的，也被卡住不让入了。其实，这个紧急刹车，也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下来，但大家——不论是官方、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方面——则对此都有了共识与预感：文革中已发生的历史多次表明，不让做了的事，那就是中央认为是搞错了，至少是不能再搞了。现在，既然毛泽东不让王洪文再主持一线工作，又说了“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那么，一切与造反派有关的事，显然都有可能要重新认识了。 刹时，省、市委与各级党委便不再提优先大力发展造反派入党的事，造反派们也都知趣，也没人敢再说要入党了，而都抱一种看形势发展再说的心态。 机修厂有个造反派工人，是手艺极好的木工师傅，姓萧，还是厂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原本党支部已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但因有个支部委员小心翼翼提出：听说其家乡亲属中有个地主分子，但萧师傅没在其入党申请表中填上，是不是要落实一下？当时，我已入了党，又是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因此，机修厂党支部便征询我的意见，问如何办理为好。我想，这件小事还不容易？派人去萧师傅家乡调查一下，不就水落石出？其实，当时党支部副书记问我的意见时，我若坚持以萧师傅的填表为据，先批准入了党再说，他们也会同意。但，那阵我却觉得调查一下搞清楚也好，免得人家说闲话，大势之下，反正迟几天早几天入党，都不会对萧师傅有大障碍。私下，我将意见也同萧师傅说了。萧师傅虽有几分不快，但他也想通了，也说“既要迟几天入，就只好迟几天入（党）了”。不料，调查人员还未回厂，上面的风向却陡然生变，各级党委都奉命暂停批准新党员入党事项。萧师傅正好被卡在当口上，入党的事便告吹。 对此，有一段时间，萧师傅不知埋怨了我多少次，说我入了党，就不顾下面的弟兄了，明明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服党支部，甚至压服党支部，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却非要同意去搞什么外调——外调回来说，那地主确与萧师傅家人无关——而害得他入党被卡了壳。为此，我不得不私下向他数次赔礼致歉，承认自己对大势过于乐观，犯了错。后来，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我便着手出力，想帮助萧师傅能趁势入党，可是，“批邓反右”运动还没搞几天，造反派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全军覆没了。最终，不仅萧师傅的入党一事从此无望，而且，连我的党籍也被吹了。 不过，虽然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后，造反派不能再如批林批孔时那样威风；即便是邓小平出山后在一九七五年搞的大整顿与“批派性”，让部分造反派头头灰溜溜了一阵。但，由于对整个文革，当时谁也不敢否定，所以，造反派的活动也只是沉寂下去了，却并没有完蛋，当权者更不敢随意就处置造反派分子。所以，一年后开展的“批邓反右”运动，造反派又出头了。 一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完全结束，报纸上邓小平的新闻越来越多，而王洪文却难得露一下面，正统的官方意识又慢慢重新回归。呆在局团委也好，留在公司革委会也好，都使我感到了压抑，让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后的复旧情形。于是，我决定仍回自己的“老窝”——机修厂，回到车间里，重操钳工技术。在机修厂，由于身份上仍有局团委负责人与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而且又还是一个中共党员了，因此，我反而觉得精神上特有优势，自由自在，谁也不会管我。 虽然又重回到机修厂，但，批林批孔运动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改变人生地位，得以摆脱那“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带给我的阴影与黑暗。□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第二十五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雷运河：《运河惊蛰——山东省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顾》摘录
第四部分 曲折历程的壮歌
五、真5·16清查假5·16
一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运河市区革命造反派首先成立了“批林批孔批袁汇报团”、“批林批孔批袁指挥部”，向以袁升平为代表的真5·16分子发起进攻，强烈要求：1、给被打被压被迫害的假5·16平反伸冤，2、给因清查5·16再次受株连的所谓“孙、孔、王右派集团”平反，马上释放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已死去）3、清除混进各级革委会中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4、增加革委会中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把造反的干部、群众代表补充进去。
于是，各县各单位各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下，纷纷集会，声讨袁升平！召开各种形式的控诉会，讲演会，把一肚子苦水倒出来，把满腔的愤怒喷射出来；发表声明，书写讨袁檄文，张贴公开信，决心把批林批孔批袁斗争进行到底。
下面摘录几段运河地区滕县革命委员会28名成员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发出的“致县委和全县人民的一封信”。
题目：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信的开头说：“正当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深入开展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1974年12号文件和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了。喜讯传来，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山东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是正确解决山东问题的根本方针，是推动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胜利发展的强劲东风。我们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全信共有七条。第二条写道：“二、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批袁斗争的大方向。狠批‘克已复礼’，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批林彪死党袁升平的反革命罪行。紧密联系我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死党袁升平疯狂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阴谋复辟倒退的罪行，迎头痛击右倾复辟思潮。”
信的第三条有这样的话：“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县委必须立即改变不批林，不批孔、不批袁、捂盖子，怕群众的被动落后状态。”“欢迎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混在干部队伍里进行破坏活动的个别坏人。对我县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马启廷（文革前的县委书记——抄者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以养病为名，借故逃跑，长期擅离职守，对抗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必经彻底揭发批判。坚决按照中央12号文件的规定，切实把我县县委、县革委机关的批林批孔批袁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
信的第四条点了滕县驻军政委周克玉的名，说周克玉是“袁升平的私党”，是“破坏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支左工作的罪魁祸首，必经彻底揭发批判。”
信的第五条要求全县革命造反派应做工农业生产的模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信的第六条指出，革命革命造反派要继续促进革命大联合，要增强党性，反对派性，记取走资派利用派性，“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深刻教训。”“要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林彪、袁升平身上。”
信的最后第七条是：“七、我们必经清醒地看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入批林批孔批袁，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提高警惕，坚决揭露和打击破坏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克服左右干扰，特别是右的干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让我们乘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重要指示的强劲东风，继续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一切障碍和阻力，把批林、批孔、批袁的斗争进行到底，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这场反击“真5·16清查假5·16”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五年，虽然没能取得全面胜利，但又一次显示了革命造反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卢 荻《“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广东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
政策。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和省委书记吴南生等人
，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广东全省乃至国内外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
集团案件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 “李一哲”案件的由来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０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
”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
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２万字，从头至尾长度约１００米。这张大字
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对江
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表示不满。大字报列举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六点要求或者“期望”：（１）制定法律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２）采
取措施防止出现特权阶层；（３）采取措施保障群众对党政领导人员实施监督的权
利；（４）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５）政府
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６）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久，这
张大字报流传到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应。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
当时，“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乱全国，海内外别有用心的人也
乘机插手。在斗争形势很复杂的情况下，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
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以后又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上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１９７５年１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
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
“李一哲”案件。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 习仲勋主动承担责任
１９７８年４月，习仲勋受命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他一到
广东，就注意到“李一哲”案件，亲自抓这个问题。从１９７８年八九月开始，省
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省
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写的大字报《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经省委决定，１２月３０
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安排住在省委组织部东
湖招待所。习仲勋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处理此事。１２月３０日、
３１日连续两天，吴南生接见他们，进行多次谈话，明确宣布，他们所写的“大字
报不是反动大字报，（他们）不是反革命集团，不是打砸抢分子，不是帮派势力”
。吴南生在讲话中还向他们提出，为了安定团结，为了搞四个现代化，要总结他们
的成长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也有必要讲自己的缺点错误。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４日下午，习仲勋、吴南生和省委常委王宁在省委东一楼会
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说：你们放出来，完全自由，
到今天是第２５天了。现在春节快到了。原想春节前把你们的问题结束，现在看太
仓促（李正天：是仓促）。比如说，开个会，总要表个态，讲个话，总要准备准备
。你们想过没有？（答：想过。）现在看只有到春节后才行。春节，你们有家的回
家，没家的住在东湖这里。现在听听你们的意见。李正天等人详细述说他们写大字
报、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经过以及提出平反方案之后，习仲勋讲了几点意见：“一、
我跟你们谈话，我从来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仅是现在，历来如此。二、
更重要一点，是你们怎样配合省委把你们的事情处理好。你们也想一想，除了你们
今天提的方案，还有没有其他方案更合适，请你们考虑一下。一切尊重你们的意见
。不要说省委怎样怎样，否则一切不牢靠。三、你们切记注意要冷静。你们所遇到
的人有两种，极少数的人是真正的反动，他们会利用你们，会钻空子的。拥护、支
持你们的，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好人。要有敌情的观点。光有一头，你们也会犯错误
。对坏人、对反动的观点，你们要顶回去。……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
对，健康地成长。”李正天等人提出，因他们的事而受牵连的有二三十人，虽没有
关进监狱，但也办班审查，气很大，在开平反大会前，希望省委安抚他们一下，听
听他们的意见。习仲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春节过后，习仲勋感到有必要和李正天等人再谈一次话。２月１日上午，习仲
勋在吴南生等人陪同下，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二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
、郭鸿志。李正天等人谈了过春节的感受。习仲勋对他们说：第一，当时那样处理
不对。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
责，还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第二，你们要谅解当时的情况，要理解当时的历史条
件。第三，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解决。处理
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今后，不是为过去。第四，你们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
要集中揭发控诉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这是造成你们问题的总根子。
此外，还要讲正确使用民主权利，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西方的
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习仲勋、吴南生还与他们商定２月５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足
足谈了３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当天下午，遵照党中央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６日批复的精神，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
议讨论如何召开平反大会问题。
◇ 再次沟通
但习仲勋没有料到的是，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即第二次接见的次日，郭鸿志
、李正天、王希哲三人给省委、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在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
希望习仲勋能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集团”所有成员
一次。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２月３日晚上习仲勋在开完省委会议之后，紧接着在
２３时２３分至２月４日２时２０分，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陈
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以批评的口吻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
时给党委紧急通令”。
习仲勋指出，第一，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并不是有意缩小你们的影响。你
们这个会的消息，要见报，全中国、国内外都知道了，为什么强调选择开会的地方
？第二，我能和你们这样谈这么多次，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大会呢？主要是我的时间
问题。习仲勋说明他要赶着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
实在抽不出时间。他接着说：我参加不参加会议，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你们看得
太重了。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６６岁的人，你们
要谅解老同志。第三，你们提出接见“李一哲集团”的所有成员和有牵连的人，完
全可以接见，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
嗣后，习仲勋开诚布公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双方进一步沟通了思想。
第二天下午，习仲勋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集团”成
员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秀芳、陈锦禄、杨万翔、刘和明、张嘉琪
等３０人。习仲勋在李正天的介绍下，与到会人员一一握手。客套过后，习仲勋说
，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你们经过风浪，我也经过风浪，我还活着
。“李一哲”的问题，本来应该早解决，但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
能早解决，所以到去年１２月３０日才放出来。刘和明问：你参不参加平反会？习
仲勋解释说：平反会，我不参加了。广东人多，５５００万人口，现在１０００万
人口粮在３０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工
人、农民、干部不吃粮食不行。我明晚要到肇庆去，省委有分工。你们不要只相信
一个人，省委是集体领导，只要是集体作的决议，哪一个人代表省委去讲都算数。
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
个多钟头。为解决你们的案子，和你们促膝谈心，你们还说我不民主，不出席你们
的平反会。但这些人仍坚持他们的意见，由张嘉琪念了“对‘李一哲反革命集团’
平反问题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强烈要求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还要求习
仲勋出席大会并作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昨晚他们的诺言办事。经习仲
勋反复做工作，还是决定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 公开平反
１９７９年２月６日下午，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１０００多人参加的群
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件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
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决定》指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省委常委重新讨论了“李一哲”案件，一致认为“李
一哲 ”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
字报，应予平反。为此决定：“因‘李一哲’问题被拘留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
哲、郭鸿志，应予释放”。“因‘李一哲’问题受牵连被审查的其他人，应按照本
决定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省委认为，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的错
误，应由省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省委要求有关单位依照‘有错必纠’的原
则，抓紧解决有关‘李一哲’案件的遗留问题。”
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了话。他说，“李一哲”案件主要是两个问题。第
一，关于所谓“反动大字报”问题。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
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例如，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破坏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的事实，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赖以产生的社
会历史条件，是延续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等等。但我们却把大字
报看成是破坏安定团结，妄图搞新的“匈牙利事件”，对它作了错误的批判。第二
，关于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李一哲”一案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
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省委认为“李一哲”不应定为“反革命集
团”，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在平反大会上，李正天等三人分别发了言，一
致拥护省委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吴南生的讲话和李正
天等人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会后，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
《报告》指出，由于会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平反大会开得比较好，绝大多数
干部、群众的反映是好的，认为给他们平反是应该的。
２月５日，习仲勋抵达肇庆。他在肇庆时，仍关注“李一哲”案件问题，看了
李正天等三人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稿，并看了《南方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有
关报道和文章。
习仲勋从肇庆回到广州之后，又于２月２５日上午在省委珠岛宾馆１１号楼２
０２房接见了李正天。习仲勋特别提醒要肃清林彪、“四人帮”搞极左、搞无政府
主义的流毒。“讲民主，不能讲资产阶级个人民主，要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
主。”李正天说：“不能离开法制讲民主。”习仲勋询问李正天等四人平反情况之
后，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还要精。还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搞社会工作。你们
出来后，有人要你们去工作，你们不要答应，还是暂时不要离开广州好。社会上有
些什么事情，通过你们去做工作就容易把事情搞清楚。”李正天说：“我认为‘李
一哲’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今后不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去搞什么东西了，以后
要写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去写。”习仲勋说：“对。你们几个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
，认识问题的深浅也不同。过去那样搞允许，现在情况不同了，再那样搞，是背了
个包袱。”李正天说：“我不会忘记党培育我的恩情。我不要求当官，只有一个要
求，我的待遇就是按我同届毕业生的转正、定级、提级、计算工龄去办。”习仲勋
答应：“可以。……凡是合理的要求，过去应该办没有办的，都要落实。现在还没
有办的，可以提意见。”
◇ 再起波澜
可是，半个月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李正天等四
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街头多处贴出《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
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于４月５日上午在黄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人民血
谊亭内举行理论讨论会，王希哲和李正天还分别给香港《争鸣》杂志写信，寄去该
《启事》，要求在《争鸣》杂志上刊登，欢迎港澳或海外的同胞和朋友们到会参加
讨论。３月１６日上午，李正天还送来一封他和王希哲两人联名写给习仲勋的信，
希望省委和习仲勋能够理解他们的行动，并提供物质保障。
为此，３月１７日下午，习仲勋在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和省委办公厅陈仲旋、雷
力行、琚立铭等人的陪同下，专门在珠岛宾馆５号餐厅约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
、郭鸿志谈话。在听了李正天等人陈述之后，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将会影响安
定团结和擅自邀请港澳或海外同胞等回来参加政治活动的错误做法。习仲勋指出：
你们发海报、出广告，是“文化大革命”中搞的那一套。４月１５日是春交会，成
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想问题，要
想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前提。李正天等答：我们没有想到。习仲勋批评
说：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这样一弄，会弄乱了。你们这么一搞，开了个头
，对别人也没办法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这个口一开不好填
，即使能填，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影响。“现在，党中央多么强调安定团结，在广东
更有强调的必要，要有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你们这样搞不符合
中央的精神。”习仲勋明确表示：“省委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
们是反对的。咋办？给你们一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
经习仲勋做工作之后，第二天，李正天、王希哲给省委、习仲勋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们认真讨论了你的意见，确实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接受省委的意见，
取消这次“讨论会”。但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尽量减少由于我们的错误给党和国家
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拟出几种“再启事”的写法方案，以征求省委意见，请省委
直接指示我们。或通过李海东同志明天与我们定下来，不知当否？我们已给香港《
争鸣》杂志去了信和电报，声明取消这次讨论会，勿发消息。
３月１８日上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王希哲写来的信后，于１１时４５分至
１２时４５分，召见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委托李海东３月１９日找李正天、陈一阳
、王希哲等三人谈话，做工作。
３月１９日上午，李海东约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谈话，他们一致同意习
仲勋的意见。当天晚上，李正天等人以“李一哲”名义在广州市贴出《再启事》：
“原定于烈士陵园召开的‘四·五’理论讨论会因故取消举行。”
◇ 反对极端民主化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有些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和
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较大，加上有的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因此，不经
过批准，就搞结社和集会。当时，青年工人刘某某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科学社会
主义学会”，还办了《人民之声》杂志。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８日，该学会在广州街
头贴出海报：定于４月５日下午５时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团省委按
照省委指示精神，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出发，曾找他们谈话，劝说他们不要搞这
样的集会。４月１日，《未来》编辑部在广州师范学院召开讨论会，王希哲等人在
会上讲话。
４月２日晚上，习仲勋、杨尚昆在留园６号约见了广州市负责人梁湘、薛焰和
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听取他们汇报两天来对《人民之声》、《未来》两个刊物人员
做思想劝导工作的情况，决定立即约李正天来谈话。
李正天到来后，习仲勋向他询问了《人民之声》和《未来》杂志编辑部的情况
。李正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并说明自己虽然收到他们的
请贴，但没有参加讨论会。习仲勋说：他们那样搞还行呀，不是无政府主义是什么
，连个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还搞什么纠察队，脱离党还行呀！现在人民群众都要
求安定团结，要搞四化。省委为什么不同意他们那样搞？是为了保证有个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有个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好进行四化建设。如果
在广州那样闹法，就不仅仅影响全省，还会影响上海、北京。有坏分子钻空子的，
有存心搅乱的。这样搞，算是什么民主？是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
习仲勋对李正天特别说明，为什么今晚找你来呢？尚昆同志他们几位也在。可
以说你是我的朋友吧，应该相信你。可能我要下乡一段时间，有什么急事，你可以
找尚昆同志，他还兼广州市的第一把手。习仲勋所说的要下乡，实际上是要赴京参
加中央工作会议，因暂时保密原因，他才这么说。而正是这次会议，习仲勋代表广
东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建议，并得到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批
准。
李正天在谈了对王希哲等人的讲话看法后说：王希哲不能代表“李一哲”。我
可以以个人名义去说服他。说服不了就由他自己负责。我们要为安定团结做贡献。
生产上不去，工资、复退、知青等问题都解决不了，多发钞票也是空纸一张。
习仲勋认为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在李海东汇报当天同《人民之声》的人谈话情
况之后，习仲勋征求李正天意见，看看对此事该咋办。李正天提出，第二天能不能
找王希哲等人开个会，做劝说工作。另外，能不能由团省委出面召开一个理论讨论
会，邀请他们以及对“四·五”运动的热心者参加，希望他们不另搞什么集会。杨
尚昆表态说：我看这个建议基本上可以。由团省委出面组织开个理论讨论会，你帮
助做些工作，他们那个会就可以取消。
４月３日晚上，团省委李海东、江东海等人约见“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未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以及李正天等１７人，进一步劝说他们取消公开集会。
２２ 时３０分至次日○时２５分，习仲勋、杨尚昆刚刚接见香港总督回来，就到
团省委会议室接见了他们。习仲勋极为严肃地指出：“你们搞集会，不仅仅会影响
广东，如只影响广东，我完全能控制得住，特别是会影响上海、北京。上海、北京
那样闹起来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给国家帮倒忙。”“当然，你们也可以口头上说
是民主，说你们是拥护党中央，拥护省委领导的，而你们的行动就不是，我们要珍
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
搞四个现代化的话不说，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事不做，这就是大道理。这样才能
想得通。你们搞这些活动，去找共青团嘛！”
杨尚昆也严肃批评他们这种不经请示就准备在大庭广众召开集会而不利于安定
团结的做法。李正天也劝他们，说现在不必要召开这样的会。
经习仲勋、杨尚昆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最后说服了这些人取消公开集会。经
团省委与他们进一步协商，“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撤销了４月５日集会的“公
告”，大家一致同意４月５日由团省委召集第一次青年理论讨论会。
◇ 尾声
４月５日至２８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经与杨尚昆
等在穗的省委领导人商定，４月２５日，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
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并将习仲勋等接见李正天等人的三次谈话记录送上。鉴于北
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集会，省委意见
“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
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
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
习仲勋、杨尚昆之所以如此重视“李一哲”案件的平反以及善后工作，一是此
案在广东乃至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港澳台地区与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人关注
此事，处理不好，将会借此大做文章；二是由于当时国内有人借“解放思想”之名
，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任由“李一哲”等人
进行集会，可能会波及北京、上海等地，将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不利
于工作重点转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等人花了相当
多的时间做李正天等人的思想工作，以利于稳定安定团结的大局。
□ 《百年潮》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2010年2月8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