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检查文革中的错误
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八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事件是九届二中全会上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写信的问题。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鳝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鳝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表态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由王良恩转呈至周恩来，周恩来批给叶群：这些信到此为止，存留你处。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林彪家中搜出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表态信，王良恩又把这些信呈送周恩来，周恩来批示：退
一九七四年，江青等人得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在九中二届全会上写给毛主席、林彪的信，追查为什么隐瞒不报毛主席，为什么存留在林彪处。王良恩不愿意牵扯出周恩来，自杀了断自己。
一九七四年，周恩来委托李德生韩先楚去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
李德生与许世友、韩先楚等人串通欺骗中央。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人物，一个是许世友，一个是韩先楚。
韩先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根据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公开的材料，概括如下：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搞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韩先楚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也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又发表了“16条”， 韩先楚嗅出点“史无前例”的味道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学生先是在学校内“踢开党委闹革命”，接着又杀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省委、市委陆续瘫痪。韩先楚困惑了：这是怎么啦？！老蒋没来，我们自己打起来了！从来都是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旧世界，打倒国民党，哪有共产党号召人民群众“踢开”、“炮轰”自己的党委的呀？这不是共产党打共产党吗？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看街道、广场和省委、市委门前如痴如醉的人群。听着“炮轰”、“火烧”、“油炸”、“打倒”、“揭盖子”的吼声，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连梦境都不是。这是那些被推翻、打倒的势力，被赶去台湾的国民党，才日思夜想，连做梦都想看到的情景呀！他痛苦地摇着头：我们这个党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为什么有些人要瞎折腾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正是上海“一月风暴”期间，福建省委、省政府被造反派夺权的当天，一群造反派来到军区，要韩先楚表态。韩先楚接见了代表，明确答复：“我和军区党委一致认为，中共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夺。只有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才能夺权，不经批准夺权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和军区党委、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也是根本不承认的！”
一九六七年“七二O事件”后，“逃难”到西山，韩先楚曾愤愤地对叶剑英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呀，能让我心服口服，我自己背着行李去坐班房！叶剑英叹口气：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叶仰天长叹，连呼三声：莫须有，莫须有，莫须有啊！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一九七0年十二月四日，韩先楚在全省工作会议上，按照他自己“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的指导思想， “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40多处吹捧林彪”，“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
一九七一年三月出笼的《“571工程”纪要》中，把福州军区列为“借用力量”。
一九七一年八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跟他打招呼的谈话，“不仅是让他找不到北了，而是令他毛骨悚然了。天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凡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碎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在北戴河仓皇出逃前，给韩先楚打电话，说“福州方面就交给你了”。韩先楚当即表示：“请林总放心”，并再三让林总保重，两个人足足通话了17分钟。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毛泽东对说你去沈阳吧。韩先楚说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只会打仗。
毛泽东说你去广州吧。韩先楚说那是南大门呀？还是不想去。
毛泽东说那去兰州吧，你是个好同志呀。韩先楚说我去，我去，我服从主席命令。
果真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那几个“文革”新贵，那确是没几个人服气的，他韩先楚就不干。
一九七四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9号文件
文件指出：“……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9号文件后有关单位整理出《韩先楚十大罪行》，几十条罪状除“林彪死党”外，几乎全是反对江青的、张春桥等人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韩先楚开始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信。
韩先楚在信中提出：希望中央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贯彻中央9号文件中，对我揭发的问题转给我。群众的揭发会帮助我回忆自己的错误，以便进一步检讨自己。
一九七四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郑磊的文章《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说：“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在抛出这个小册子的地方，这株毒草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1972年，我们也看到了一点轻描淡写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批判小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小册子的出笼是‘背着’组织，没有人批准，仅仅是由作者亲自下令搞的。事情真的是那样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批准，办得到吗？由于这本书大量发行，流毒全国，关于这本小册子出笼的阴谋，现在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郑磊的文章一出来，有人立即签发一封电报：“现已查明，小册子是韩先楚同意出版的。”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检查了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他坚决不念别人写好的稿子。那上边写着：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中认为：这个“鳝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要“道歉”？
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李先念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李先念说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毛泽东好像对这个9号文件一无所知：有这种事情呀？
中央下发9号文件时，毛泽东也不在北京。有人说9号文件是江青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圈发的，毛泽东没看到，不知道。
一九八二年七月，政变后的中央决定撤1974年的9号文件
韩先楚说：江青说我和“许老板”是“党内两霸”，这是胡说！
贰、本节简论
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物众多，级别很高，关系复杂，毛主席作了淡化处理，有关情况严格保密，流露出来的材料极少。现在知道的大概情况是：
韩先楚等人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般性的检查。
王良恩在中央办公厅的审查中，“畏罪”自杀。
李德生不久辞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周恩来自始至终没有牵扯进去。
2012年5月13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