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十章 批林批孔
第五节 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检查文革中的错误
研究资料
《1974年，韩先楚被打成“林彪死党”》
摘自张正隆《战将》解放军出版社2000版
1973年12月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韩先楚从福州对调到兰州军区任司令员。
1974年3月6日，中共办公厅给福州军区打电话，说中央有一架大飞机给你们送文件，要派可靠的人去机场接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9号文件：“……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这两个“长期”和“有些领导人”，不分明是没点名的点名吗？皮定钧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还不到四年，这兰州与福州对调，不就是调的他韩先楚吗？有的大区也是人刚走，那边大字报就铺天盖地了，中央却不表态，唯独给福州来了个9号文件，这不就是冲着他来的吗？不把人调走，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还能“彻底揭开”吗？
福州的情况一无所知，真想知道，又真不敢“拖人下水”。1958炮击金门时，他患急性黄疸肝炎，医生把他隔离起来，除了医护人员不准与任何接触。如今他是“政治肝炎”了，和谁接触、联系，那可就是害了人家。
也不用再问了，那大字报从办公楼贴到家门口了，看看那大字报就知道福州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炮轰”、“打倒”、“砸烂狗头”、“罪该万死”之类大标语不看，就看自己的“罪行”，差不多赶上《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了。不过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他是“林彪死党”。
上下齐攻，南北夹攻！
兰州的自来水黄糊糊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中央9号文件，军区一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有了。想买点白糖冲奶喝，也说没有。没有井水就喝自来水，少了粮油肉补助也饿不死人，买不到白糖就更算不上什么了。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子颜色，马上就有报告上去了。这家里会不会被人安了窃听器呀？
自然也就难以正常工作了。
就研究战区作战方案。可地形没看完，战区情况还不熟悉，怎么研究呀？就看地图，一张一张地翻呀看呀。纸上谈兵也谈不下去了，就看《红楼梦》。毛泽东让许世友看《红楼梦》，还说看五遍才有发言权，那就看它五遍，看看能有个什么“发言权”，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结果没看上五页就烦了。小儿子小平回来了，爷俩下棋。这回没像在西山和爱平那样掀桌子，儿子变着法儿让老子赢，那也烦。那就出去转转，散散心。狱中犯人每天不也有个放风时间吗？
门口墙上贴张大字报：《韩先楚，看你下步棋怎么走》。
韩先楚是长征到陕北后，才知道、并见到林彪这个黄冈老乡的。他是抗大二期学员，林彪是校长。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让他感到亲切，更费思量。有的当即明白，有的就费点劲儿，有的要好一阵子才能恍然大悟，有的直到去世都破译不了，甚至可能永远是谜。
之前，他就听红一军团的人讲，在江西反“围剿”和长征途中，林彪如何如何了得，就不能不以一种钦佩的目光，打量这个瘦小的、比许多下级都年轻的红军将领。但真正使他了解林彪，并从心头涌流出敬佩之情的，还是平型关战斗。这一仗他没打上，688团当了预备队，战后688团副团长韩先楚去看了战场。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山第一仗，也是中国军队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场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使“中国共产党不抗战”的论调没了市场，起码也使中外持这种论调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闭上了嘴巴。这一仗坚定了中国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和共产党的地位，以及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包括许多有志青年投奔延安等等的政治意义，也就越来越显现出来，但韩先楚当时想不到，也不会去想这些。有些人跑去战场，不仅是打了胜仗高兴，还因为从未见过“日本鬼子”、大洋马，想去看看“东洋景”。而韩先楚想的是，688团这预备队是留着关键时刻打硬仗、打恶仗的，怎么扔在这儿窝都没动仗就打完了？这仗是怎么打的，林彪是怎么指挥的？
仲秋的平型关，视野中一片黄黄漠漠。公路上，被打坏的、被掀翻到路边沟里的汽车、大车，有的还在冒烟，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倒卧在车上、路边、山野间。我军伤员、烈士遗体已经处理完了，部队正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这些当然都在韩先楚的视野之内，但他更关注的是地形。山势、制高点、沟谷、公路、敌我来路、去向、企图、双方装备、士气、心态，还有时间、时机。枪炮声中，敌与我，时间与空间，这么一交叉、碰撞，一个绝妙的“打点”立刻就显见出来了。
“林彪那眼睛真‘毒’啊！”后来他常说这句话。
还有，就是对付强大的敌人，更要用谋略，用智慧，打巧仗。
而这些，本来就是他的强项和一贯的风格。
鞍海战役后，林彪来电询问取胜经验，等于向部下取经。之后，韩先楚连战连捷，直至辽沈战役关键一役攻取锦州，林彪把主攻方向的担子压在了韩先楚肩上。而此前在那些“方案之争”的“官司”中，“按先楚案实施战斗”，“按先楚意见办”，在林彪貌似冷冰冰的“判决”中，掩饰不住的是对这位比自己少七岁的小老乡的赞许。而战争年代的韩先楚，对林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随机应变的制敌、驭敌的谋略、智慧和大将风度。
从红军到八路军，除了在抗大2期学习九个月外，韩先楚在林彪麾下只有平型关这一仗，还未打上。自到东北后，他就受林彪指挥了，一直打海南岛。可开头一个在南满，一个在北满，后来根据地连成一片，进关了，南下了，也难得见面。只是那还用见面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随后的夏、秋、冬三季攻势，那些战役、战斗的“打点”，时间越久越显清晰、夺目。别说他曾亲历其中，就是那没打上的平型关战斗，他从中悟得的东西就比亲历者少吗？还有在我军刚进东北后关于和战前景的大战略上，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目光。25年后他在福建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林彪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是无根无据的望风扑影吗？
生活中有“手把手教”一说，其实，这是只有对刚刚举足学步的幼儿才用得着的。高明的老师是从来不手把手教的，如此教出来的学生又有几多成器的？真正成才，而又有杰出贡献的人，首先离不开勤奋、认真，还需要悟性、灵性，即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天才，之前就讲天才，讲“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韩先楚是承认、并相信有天才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的。如果差距很大，大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称之为天才了。毛泽东是大天才，林彪是军事天才。自己与自己比，起码比起干别的什么行当来，在打仗上他就是个天才。他嘴上从未这样讲过，但他自信，非常自信。
只是天才从来都是立足于大地上的。当毛泽东“万寿无疆”地成了神，林彪也“永远健康”地成了半仙，韩先楚这位老部下就云里雾里找不到老首长“林总”的北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韩先楚刚睡着，周恩来打来电话，劈头一句“‘老病号’跑了”。
韩先楚莫名其妙。在他的心目中，“老病号”从来都是徐海东。他经常往北京给老军长捎东西，连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是给“老病号”的。这回才明白，不同的层次、圈子，是有各自的“老病号”的。可直觉告诉他，即便徐海东不是去年去世了，这个“老病号”也不会是徐大将，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又会是谁呢？
周恩来的回答妙极了：“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
他还是不大明白。而当他终于明白了，就站在那儿愣了、蒙了、傻了。
这怎么可能啊？！
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威望，然后就是人民——我是被主席打过招呼的，多少有点知觉了，尚且震惊如此，又该怎样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呀？！
其实，他早就对林彪感到迷惑不解了。
最让他迷惑不解的，是在公开场合，林彪高举语录本，紧跟毛主席，讲了那么多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话，可向他请示汇报福建的问题，却从来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第一次好像是1966年底，记不得什么事了。肯定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打电话请示林彪怎么办，秘书接的电话。他以为很快会有回答，却一直没有。不久，有人说林彪病了。他认为这回肯定病得不轻，打电话询问，秘书说还是老样子。就问上次请示“林总”的问题有什么指示，秘书说已经汇报首长了。汇报了怎么没有回话呀？他觉得挺奇怪的。
福州“四联会”（即福州军区、福建省军区、福建省委、省革委会联席会议）揭发的材料，说他给林彪打电话、写信，去林彪家160多次，却未说从什么时间起止。建国后林彪长期休息养病，那时候他就常常打电话问候一下，有机会还去看看老首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请示汇报就更多了。1962年紧急战备期间打的电话，差不多就有这个数，1969年战备又打了多少电话？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打多少电话又什么用？就像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家搜出的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说的那样，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请示报告，可下边请示报告多少次了，上边答复什么了？他指责的仅仅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吗？不也包括林彪吗？
气愤之中，始终萦绕韩先楚心头的就是：林彪怎么了？这还是战争年代的那个“林总”吗？
战争年代，每次战役、战斗的企图、方案、思路、步骤，你的任务，林彪都是那么清晰、明确而又具体。你有什么不懂的或是战场情况变化，需要改变打法。请示报告，有问必复，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而且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你。还唯恐你搞不懂他的思想或是给弄歪了扭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等，把一些战术原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士兵都能懂得，在实战中运用。哪像“文化大革命”中，净是些玄而又玄的空话、大话、绝话呀？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老部下郑需凡来看他，说现在的事情不好办哪。韩先楚说好办，有事就写报告，爱批不批，反正我请示你了。这也是跟林彪学的。口头的，书面的，什么事到了毛家湾就石沉大海了。你林彪闭上眼睛装没事，那我也请示报告完了就完了，闭上眼睛没事了。跟郑需凡讲得颇有心得，就像个行家里手，行动起来却一窍不通，他哪能是这种人哪。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也不是这个样子呀？1960年底有人要把他坚决打成“彭黄漏网分子”，国防部长林彪发话了：“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这是典型的林彪语言。开头人家只传达了上半句，把他气的呀。我韩先楚有什么错误要坚决地批，别人不了解，你林彪还不了解吗？后来见面问了，林彪说只听别人说，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呀？瞧，这不是怪他请示、汇报少了吗？
就想去看看林彪到底怎么了，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住地清理出一份电话记录。1967年5月6日18时，韩先楚打给林彪：我昨日到家，今天开会研究江西问题，明天研究军管会问题。有几件事我们很为难。
一、中央、军委开会特别强调请示报告，但是我们下边不知报告了多少次，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都没有答复，我们很不好办，建议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派人到各地看看，我们大力协助。
二、中央内部还没有传达的事情，很快红卫兵就知道了，这里边究竟有什么问题，很值得警惕……
韩先楚给林彪、徐向前、叶剑英打电话，他都说过“朝里有坏人”。还跟林彪讲过：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给林彪打电话，都是秘书接电话，难得有回音。
彭德怀横刀立马，黄名盖世，没想到风景秀丽的庐山成了他的滑铁卢。也是林彪的滑铁卢。
1970年8月23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没人想到林彪会出逃，还要谋害毛泽东。毛泽东能想到吗？但韩先楚想到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会什么事情都没有歧见吗？他越来越看不懂林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看不懂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林彪都有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时候。可自不赞同出兵朝鲜之后，林彪就亦步亦趋，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比毛泽东还高。
1962年7000人大会上，他不明白林彪怎么会来那样一篇与众不同的讲话。还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他不信浓眉下的那对目光，就只“毒”在打仗上。后来，他发现两次庐山会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少数人外，都未能揣摸到毛泽东的心思。但在当时，无论如何，韩先楚都不可能想象林彪与毛泽东会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不可分的。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不也仍在一如既往地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吗？
8月26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鳝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鳝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就是后来被“四联会”揪住不放的给林彪的所谓“表态信”，又称“效忠信”，说“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买了船票的，可以说是到了码头，或者已经上了贼船”。
表态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九一三事件后，却在林彪家中搜了出来，让他莫名其妙。可在那些人眼里，那抬头和信封都是表面文章，信在林彪手里才是本质，这不正好说明你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吗？我们是按照组织程序来的，你们上边搞错了，把水搅浑了，让我们下边跟着倒霉呀！
林彪讲话后，张春桥在庐山几成千夫所指。可这个长得细瘦的“鳝鱼眼”，就像练就了一身上乘的“金钟罩”、“铁布衫”，枪林弹雨未伤毫毛，那子弹反倒弹了回来击中射手。
攻击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就“罪该万死”、“死也有罪”了。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又一次提醒了韩先楚，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张春桥这帮人篡夺了，中国就完了，他们这些人自然也都完蛋了。
“坚决打倒林彪死党韩先楚！”韩先楚搞不懂林彪，一些人却能“搞懂”他。
1970年底要召开全省工作会议，总结一年工作，研究、安排明年工作。韩先楚早早告诉秘书，这回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四联会”上，一些人抓住韩先楚12月4日在全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做文章，说他“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40多处吹捧林彪”，“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个样板戏，每个一公演，报纸、电台就要欢呼、庆贺一番，自然也就要把“旗手”江青赞美一番。韩先楚说她算老几，一边去！秘书和报社领导说，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搞，咱们就是例行公事表个态。他说那也不行，还是要宣传毛主席。其实，他觉得对毛泽东的宣传也过分了。秘书给他写文章、讲话稿，毛主席语录引用多了，他就说“净抄书”。对林彪也是一样。可眼见着在庐山不但没有扳倒张春桥，这个“鳝鱼眼”反倒身价日隆，无计可施中，就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鳝鱼眼”。1959年庐山会议他去晚了，没见到彭德怀讲话后的场面，1970年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片掌声”和“全票通过”，可当时那种场面、情绪却是非同寻常的。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他知道这种战法作用有限，但仗总是要一仗一仗去打的，战争年代他从未因哪一仗微不足道而按兵不动。只要大家齐努力，蚂蚁也能搬倒山。
1974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郑磊的文章《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说：“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在抛出这个小册子的地方，这株毒草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1972年，我们也看到了一点轻描淡写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批判小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小册子的出笼是‘背着’组织，没有人批准，仅仅是由作者亲自下令搞的。事情真的是那样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批准，办得到吗？由于这本书大量发行，流毒全国，关于这本小册子出笼的阴谋，现在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郑磊的文章一出笼，有人就像奉得御旨，立即签发一封电报：“现已查明，小册子是韩先楚同意出版的。”
九一三事件几天后，福州空军司令杨思禄唠起周赤萍的小册子，韩先楚才知道还有这码事。周赤萍是福州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这等人物写本小书出版，有什么难的？而那时林彪是副统帅，党章上写着的接班人，给副统帅、接班人写本小书，还算个问题？谁在台上就捧谁，这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这福建的事情，他韩先楚就得什么都知道，什么屎盆子都得扣到他头上吗？
小册子出笼是个阴谋，“封锁毛主席南巡讲话精神”。九一三事件后继续吹捧林彪，自然就更是阴谋了。
毛泽东巡视南方同韩先楚谈话打招呼时，汪东兴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密，哪些内容只能自己掌握，哪些是可以传达的。临走时毛泽东又讲不忙传达，待中央确定个范围再说，林彪还是要保的。从南昌回到福州后，他是原原本本照旨行事的，如今却把这样一顶吓人的帽子安到他头上，毛泽东和汪东兴不是心知肚明最清楚吗？
中央3月6日下达9号文件后，他3月22日看地形回到兰州，24日开始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信，再三说明，陈述事实，结果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九一三”凌晨，周恩来讲“老病号”跑了，韩先楚首先想到毛泽东的威望，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然后就想到这一次又要倒一批人了。
他没想到他自己。
但是，在11月14日中央74号文件附发的《“571工程”纪要》中，看到把福州军区列为“借用力量”时，他这位军区司令、党委书记的心头，就不免打了几下鼓，但他很快就释然了，平静了。林彪出逃，要谋害毛泽东，搞反革命政变等等，他一无所知。他与林彪都是正常的工作和组织关系，没有任何不正当的东西。
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老首长、老部下，见面都很高兴。林彪不会寒暄，他也不会客套，谈的都是工作、战备。一次，林彪问起抗美援朝战争来，韩先楚就从与美军的第一个照面，也就是入朝不久即遭美军轰炸谈起。林彪对美国的空军优势和我军的坑道战，问得特别仔细，那是和平年代韩先楚与林彪一次难得的高质量的谈话，是一种军人与军人的对话。
……除了那次意在打击“鳝鱼眼”的讲话外，他在正式场合很少颂扬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好话讲得已经够多了，不想凑这个热闹了。平时唠起毛泽东和林彪来，话倒挺多，一种敬仰、敬爱之情溢于言表。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对统帅和副统帅越来越找不到北了，那距离也就觉得越来越大了。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让他感到那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可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跟他打招呼的谈话，就不仅是让他找不到北了，而是令他毛骨悚然了。天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凡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碎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
林彪折戟沉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旧部，都跟着完蛋了。福州军区揪出个写了本小册子的政委周赤萍，还有个副政委、江西党政军一把手程世清，也都是四野的。当年兵强马壮，纵横天下的四野，如今真有点树倒猢狲也倒的味道了。当年出了个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许多人，后来不是也被另眼相看吗？他知道自己不会被重用了，可林彪在台上也没重用他，还不是一码事吗？
却没想到两年半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轮到收拾他了。
“四联会”上，有人揭发林彪在北戴河仓皇出逃前，给韩先楚打电话，说“福州方面就交给你了”。韩先楚当即表忠心，“请林总放心”，并再三让林总保重，两个人足足通话了17分钟。
9月13日凌晨，周恩来通知各大军区司令，林彪出逃后，即下达战备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韩先楚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和叶剑英的指示，调动有关部队，架设战备通信线路，控制一些要害部位。同时指示情报部长孙如奎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苏联军队及当时蒋军有何动向，要随时向他报告。9号文件后，都被视为“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历时半年多的“四联会”，还揭发出韩先楚经常给林彪送海鲜、藕粉、橘子、桂圆，说是“积极投靠林贼”。
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吃了闽江口的海鲜，感觉出汗少了，问能不能给他搞点带回去。一年后，叶群又打来电话，说林彪要吃藕粉，北京买不到纯藕粉，让他在福建给搞点。给林彪的主要就是这两样东西，而且量很少，林彪“吃猫食”，还不吃水果，送的也少。多与少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比较而言的。除藕粉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都比林彪多。周恩来还打电话问他橘子如何保鲜，说一过春节，那橘子就得像棉花似的了。而这些东西也不是他说送就送了的，是经过军区党委研究过的。记的好像是1963年左右，中央办公厅发个通知，对全国各地给中央首长送东西提出批评、制止。他说给他们进贡还吃批评，今后都自己吃了。话是这么说，东西照样送，都是土特产，就是一种心情，算个什么问题？觉得不合适，你们付钱嘛。给陈云、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也常送些水果，特别是在这些人落难、不得志时。
但是，给谁送的也没有给徐海东的多，而且时间最长。……可那些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能看到的只是他“积极制造林彪”的“罪行”。
林彪依然是那么沉默寡言。永远那么沉默寡言，这世界上话语如此金贵的，除了林彪就没见第二人。那面色依然是那么苍白，甚至是惨白，陌生人冷丁一见会以为是个死人幌子。在延安初识抗大校长时，一眼望去就是个小白脸。纤秀的得像个女人样的林彪，却不显纤弱。平型关战斗前爬山下沟，很有劲道的。白净的脸上，随着汗水泛出些红晕，显得健康而有活力。“八一五”后闯关东，在铁岭再见时，那面色就挺苍白了。后来就听说他怕光，衡宝战役后风呀水的全怕了。若不是平型关战斗后晋军的那一枪，林彪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面色难看，那头脑、思维却依然敏捷，甚至好像不减当年。就想直奔主题，问个究竟，几欲开口，又都闭住了。战争年代，无论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下边纵队的，叫你来，问什么，讲完了，你就走人。林彪喜欢清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因为他要思考问题。老部下想他了，看得出来他也挺想大家的，决无拒人千里之意，却没几句话，那场面就不免尴尬。而今一切照旧，韩先楚却觉得那脸上和这屋子的墙面、地面上，仿佛都写着“莫谈国事”。
他知道，林彪脑子里那个思想的轮子，只要醒着，就一刻不停地飞转。只是当年的“林总”思想的永远是战争，如今的“林副主席”转动的又是什么呢？
刚进抗大时，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传递的信息，有时让他搞不懂，那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林彪。而今搞不懂林彪，则是因为他太了解林彪了。
60年代初，从军委到全军各大单位都成立了“防敌突然袭击办公室”。韩先楚认为，防敌突然袭击当然是大事，但司令部有作战、情报部门，这就是他们份内的工作，“防空办”属于重复机构，也在这次精简机关中把它减掉了。一位副总长听说此事，向林彪报告，说韩先楚把“防突办”撤了，这还了得？韩先楚如实禀报，林彪没回音，那我就这么办了。
直到临时去世前，韩先楚都觉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中的一段话，实在是太对了：“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报纸上评《海瑞罢官》，他没当回事，那不就是一出戏吗？他觉得那是文人秀才的事儿，与他无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他看了，也没怎么往心里去。自1957年“反右”后，这运动，那运动的，搞多少了？他是准备打仗的，不是搞运动的。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搞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了。8月中旬，连毛泽东也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又发表了“16条”，才终于嗅出点“史无前例”的味道了。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学生先是在学校内“踢开党委闹革命”，接着又杀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省委、市委陆续瘫痪。
这是怎么啦？！
老蒋没来，我们自己打起来了！
从来都是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旧世界，打倒国民党，哪有共产党号召人民群众“踢开”、“炮轰”自己的党委的呀？这不是共产党打共产党吗？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看街道、广场和省委、市委门前如痴如醉的人群。听着“炮轰”、“火烧”、“油炸”、“打倒”、“揭盖子”的吼声，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连梦境都不是。这是那些被推翻、打倒的势力，被赶去台湾的国民党，才日思夜想，连做梦都想看到的情景呀！
他痛苦地摇着头：我们这个党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为什么有些人要瞎折腾呢？
韩先楚指示一位副司令员，赶紧把省委的机要档案秘密转移到军区的战备坑道。同时决定让省委机要队都穿上军装，交由军区司令部通信兵代管，以便保持省委与中央的联系。并指示各顷刻领导和有关部门，要尽量保护那些受到冲击的老干部，起码要尽量保护好他们的人身安全。地方党政机关已经瘫痪了，通信联络再断了，那就成了聋了瞎了要命了。当时打下一座城池，首先想到搞钱财、粮草接济自己，这是非常实际的。那时还想不到档案之类，后来逐渐就重视起来了。攻占一座城市，电台、银行和通信、交通枢纽，还有敌伪档案，都是必须尽快抓到手里的。
5月中旬，军区就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办公室。一来运动就要成立办公室，这是老规矩了，“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能例外。开头，韩先楚根本就没有理睬这个“文革办”，有段时间甚至记不得有这么个办公室。他关注的依然是台澎金马。打下海南岛就想到台湾的韩先楚，可是枕戈待旦准备动真格的。
可他很快就不得不把目光移注到“文化大革命”头上了。
对于这场运动，他自始至终都不理解，可他一旦动作起来就是认真的。他把“文革办”出的简报一期期翻看，又找来“文革办”的人汇报情况，并指示要加强“文革办”的力量。有时他还亲自去街头看大字报，混在对立的两派中听辨论，到工厂、农村了解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特别是听那些本分、实在的老工人、老农民怎么说。他认为无论上下左右的什么东南西北风，这种来自基层的人民群众的声音，才是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有真理性的，也是最恒久的。
像战争年代一样，战役打响前，他必须了解各种情况，然后才能下决心，定方案。
他早预感到：省委、市委被冲垮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军区了。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仗不好打，可他必须打。
因为他知道这江山是怎么打下来的，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就这么乱下去。
不怕外患，就怕内乱！
果然，省委被冲垮后，造反派就对着军区来了。
1967年1月16日，正是上海“一月风暴”期间，福建省委、省政府被造反派夺权的当天，一群造反派来到军区，要韩先楚表态。韩先楚接见了代表，明确答复：“我和军区党委一致认为，中共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夺。只有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才能夺权，不经批准夺权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和军区党委、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也是根本不承认的！”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
1月26日，是福州军区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军内外一些造反派冲击会场，抢占主席台，夺去话筒，说军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战备压革命”，要“砸烂这个大会”。
时称“一·二六”事件。
27日、28日、29日，人越聚越多，一些人冲击了军区司令部。
韩先楚怒不可遏，却也只有竭力遏着。
开头是政治部领导与造反派谈判，谈不拢，造反派就要往里冲，再三说明军区机关属军事重地，是福建前线首脑机关，宣讲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精神，嗓子喊哑了没人听，硬往里冲。警卫连官兵在大门口手挽着手排成人墙，造反派人多势众，冲倒人墙就冲进来了。旗帜招展，喇叭吼叫，“打倒”、“炮轰”的口号伴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马鞍山下一向严整、肃穆的军区大院，一时间竟成了福州最热闹、最乱的地方，往日晚饭后龙腾虎跃的灯光球场，则成了辩论场、谈判场。球场中央摆几张办公桌，韩先楚披件军大衣坐在桌前，对面是几个造反派的代表，后面是闹哄哄的造反派。看到军区机关乱成这个样子，韩先楚是强压火气坐在这里的，他说：有人说军区是“以战备压革命”，我说这话不能这么说。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我们福建军民的共同敌人是谁呢？我说首要的、第一位的，就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同学们，我们福建不同于其他省市，福建面对台澎金马，是前线。大家知道，现在每逢单日不是还打炮吗？全国哪个地区是这样子？1962年国民党“反攻大陆”，叫嚣那么凶，没来，不是不想来，而是不敢来。可如果我们的党政军机关都瘫痪了，还不敢来吗？同学们，你们不知道，国民党飞机从台湾起飞到福州上空，战斗机是7分钟，轰炸机是15分钟。如果敌人现在来了，就现在这样子，我这个司令员别说是指挥应战，就是指挥大家都有来不及……
人群中有人喊：韩司令说得对，福建是前线，不能冲击军区机关！一位代表站起来大声说：不对，“16条”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全国都是一样的，福建也没什么特殊的。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可韩先楚眼中只有战备，好像我们福建只要抓战备就行了，连“文化大革命”都不用搞了，这不是公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如今却倒过来了。
天快黑了，谈判好歹结束。韩先楚是被担架抬回去的。
韩先楚认为，无论如何，军队不能乱。1月27日他一夜未眠，他认为福建应该而且必须打“前线”这张牌。
1月28日，毛泽东批发《军委八条》，而当夜几个军级干部被造反派抓走了。
1月30日晚，福州军区常委扩大会。韩先楚开门见山：我知道这些天来，大家都在想着这样两句话，军队不能乱，前线更不能乱！ 我和几位常委研究过了，我们要出一个公告，以福建前线的名义公告社会各界，如果谁敢动武，军队就要坚决反击！
近20名常委扩大会议成员，一致赞同。
韩先楚要求《公告》文字简练、精确、强硬，又要滴水不漏，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几个秀才连夜写了三稿，才最终通过。连夜印刷，第二天早晨在福州街头张贴，同时上报中央军委。
《福州前线部队公告》最后声明：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纪分子，实行纪律处分；外部如有煽动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要按着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2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签发《福州前线部队公告》。有的军区领导说：福州军区放了一颗“原子弹”。
毛泽东批准了《公告》，这样的批示（大意）：造反派冲军区，抢你们大楼，你们不要让，坚持在上头。他们在东头，你们在西头，把他们包围起来，开展政治攻势，抓坏头头。
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6、7月间，江西造反派劫持福州军区政委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大规模抢夺解放军和民兵的武器，进行大规模武斗。并冲进福州军区，占领了司令部大楼，甚至占领了作战值班室。皮定钧带前指住进坑道，一号坑道被造反派砸开四道门。皮定钧急了，最后一道铁门一旦砸开，就开枪！
这时韩先楚到北京参加解决江西问题的会议。张春桥在会上说：江西两大派组织，省军区支持了保皇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要以为你们省军区有枪，路线错了，有枪也不行，照样垮台。当然我不是发动夺枪，你们不要站出去，但未尝不可以这样想，如果一个军队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可以夺枪？枪发给谁，就是谁的，我在那里，我就赞成夺枪！
韩先楚勃然变色，起身离去。
看着这个“鳝鱼眼”，韩先楚想，这世上莫非有人生来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的吗？
九一三事件后的57号文件中，有句话说林彪过去也为革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传达、学习时，韩先楚说林彪虽然死了，对他的评价还是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学习9号文件了，有人就说这是“公然为林贼翻案”。
林彪若不是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怎么会24岁就当是红军的军团长，接着又是八路军主力师师长、四野司令员和共和国元帅？可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报纸上不是还说他不会打仗吗？指挥了平型关大捷，率军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的人不会打仗，那么谁会打仗呢？是那个戏子江青，“鳝鱼眼”张春桥，还有那个瞅个老实、厚道却专会用笔杆子杀人的姚文元？
在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能把人放到完全相同的时空中，让其不受拘束地重新走一遭，他敢断言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的轨迹会是重叠的。上午那么想的，下午就这么做了，自己和自己都在打架，两个人的思想、观点，又怎么可能时时处处事事如出一辙？可林彪“永远健康”时，就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九一三”后又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来都不是个好东西。
活了50多岁，韩先楚最难以容忍的，也最让他痛心疾首的，就是大跃进年代的“亩产万斤粮”，和“九一三”后的“林彪不会打仗”。我们是共产党啊，共产党、解放军怎么能这样子说话呀？！
战争年代，血与火中的胜负是最实际的。三座大山不是用嘴巴子吹翻的，笔杆子写错一个字，战场上就可能付出代价。战争把虚妄、迎合、瞎话赶得远远的，那时的共产党人是多么的实事求是、朝气蓬勃呀。建国了，和平了，没有那种生与死、胜与负的威胁了，难免会滋生一些虚假、浮夸的东西，可无论如何也不该到这份上呀！
好时屁眼都没疤，拉屎都不臭，坏时就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这是批判林彪，还是丑化我们自己？而今又如此揭批他，被伤害的又仅仅是他韩先楚吗？依靠人民的支持，凭着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我们得人心而得天下。可如此折腾下去，我们将如何取信于民，面对后人？
8年后，中央决定撤销9号文件，老战友、老部下向他祝贺，他说：有朝一日去见马克思时，希望党组织在对我的一生的评价中，能把我的错误也写上一笔。
1974年3月24日，韩先楚在写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封信中，即提出：希望中央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贯彻中央9号文件中，对我揭发的问题转给我。群众的揭发会帮助我回忆自己的错误，以便进一步检讨自己。
翌年10月20日，在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信中，又写道：我再次向中央建议，把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或更大一些范围的同志调到北京开会，我也参加，检讨自己的错误，澄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把问题搞清楚。今年1月29日，我给中央写了报告，请求把整我的材料转给我，以便我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
没人能说得清韩先楚为此写了多少申诉信。据他1976年12月23日在武汉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中央、军委”的信中说，在写了第一封信后不到一个月里，仅电报就给毛主席、党中央发过四封。而在从“毛主席”到“华主席”的所有信件、电报中，他都“希望”、“建议”、“恳求”能将揭批他的材料转给他，将有关人员召集一起，大家当面锣、对面鼓地把事实搞清楚。
没人理睬他的要求。
我还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还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还是党员，还有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凭什么允许他们胡说八道，却不许我澄清事实？
“七二O事件”后，“逃难”到西山，韩先楚曾愤愤地对叶剑英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呀，能让我心服口服，我自己背着行李去坐班房！
叶剑英叹口气：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
叶帅仰天长叹，连呼三声：莫须有，莫须有，莫须有啊！
一向喜欢听到部下说“不”的韩先楚，在这些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日子里，益发感到了人的权利的珍贵，也就益发坚定了一种信念：如果有朝一日还能有职有权的话，在他那方天地里，一定要尽力维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决不允许只有一种声音呼天喝地！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沈阳吧。他说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只会打仗。这话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好像原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是“大老细”似的。
毛泽东说你去广州吧。他说那是南大门呀？其实，能坐镇福州，面对台澎金马的人，东西南北哪个大门不能守呀？还是不想去。
毛泽东说那去兰州吧，你是个好同志呀。他说我去，我去，我服从主席命令。事不过三，他已经两次说“不”了，再不遵命就不是好同志了。
半年前，毛泽东曾对他说“你不动”的，为什么又要动他了？
自“全国山河一片红”后，各大区司令员就不仅是拥兵一方，而是集一方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这是和平年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却是由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种必然的后果。大权在握，又经营多年，根深蒂固，换个地方，人地生疏，又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好像就放心了。他知道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是会产生一些弊端的。只是各路诸侯又有哪个会拥兵自重反对毛泽东呀？陈再道到福州后，谈到“七二0事件”时说：老韩呀，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说到这里，那泪水都要下来了。
韩先楚倒是觉得毛泽东是在为身后考虑的。果真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那几个“文革”新贵，那确是没几个人服气的，他韩先楚就不干。可调动后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而他不想离开福州，是因为他舍不得，丢不下那个台湾。
在福州16年，除了这几年，他的时间、精力基本都用在琢磨那个美丽的宝岛台湾了。他来福州是干什么的？他有几套方案，1961年曾跟林彪讲过，那时还不大成形，林彪挺感兴趣。打海南岛只能立足当时装备，这台湾就不行，党和国家必须好好过日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空军、海军建设。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夜长梦多，不能拖。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出现，久拖不决就可能难以解决，起码付出的代价会不会越来越大？文打武斗，他都认为台湾问题应该在他们这代人手里解决，而他应该是指挥登岛作战的最合适的人选。可眼下“最大的政治”仍然是搞好“文化大革命”，他能向中央，向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算是不想离开福州的理由吗？
9号文件一下来，他就明白了。先说“你不动”，稳住你，再突然调开你。你在福州经营16年，“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不调开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能揭开砸烂吗？他不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心思，但他敢说肯定有人就是这么谋划算计的。
在此之前，他始终认为毛泽东对他是关怀的、爱护的、宽容的、谅解的。
1960年“反右倾”，福建把他反成那个模样，到头来却由省委常委进了书记处。毛泽东当然不一定了解这个，可后来让他当省军管会主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还能不知道吗？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彭德怀在庐山出事后，唯有他和黄克诚去看了彭老总，这事毛泽东还能不清楚吗？
“九一三”前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召见他和许世友时，对他说：“我就是批准了你的那个《公告》嘛，有人就说我右倾。”“我说你那个《公告》发得好”，“你也是受害的一个”。《公告》是你同意转发的，如今又说它好，那当时怎么说变就变了？
批陈整风时，因为许世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带头写了“表态信”，毛泽东让他这个也写了“表态信”的人和李德生去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曾两次对他讲到“路线出感情”，挺亲切的，就更让他摸不清头脑了。没说的，他忠于毛泽东，这是一种深厚的感情。可提到“路线”，他肯定和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一条路线。那么，二者之间，毛泽东站在哪一边，是哪条“路线”？如今，中央9号文件明明白白是要取他的政治首级，这又是什么“路线”？
李先念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李先念这位红安老乡，瞅准机会，抓紧时间，讲了几句9号文件和韩先楚的情况，说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毛泽东好像对这个9号文件一无所知：有这种事情呀？
韩先楚也像李先念这样干过几次。像毛泽东讲“路线出感情”那次，见老人家挺高兴的，他就说：萧华跟主席几十年了，不会反对你的，是不是把他解放出来？毛泽东听了，就转过脸去望着张春桥，一脸的不高兴：萧华的事情我讲过两三次了，怎么还没办哪？
江青、张春桥这帮人，肯定背着毛泽东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他韩先楚也是恨之入骨。中央下发9号文件时，毛泽东也不在北京。有人说9号文件是江青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圈发的，毛泽东没看到，不知道。没看到是可能的，可江青竟敢擅发中央文件吗？又不是大清帝国那时候，打个电话，不是举手之劳吗？
但他始终相信毛泽东对他是有感情的。
“文化大革命”前，他胃病犯了，治疗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养。毛泽东也正好住在那儿。中间隔着一道花墙。一天早起他打鸟，咣咣几枪，响动了毛泽东，也把他吓了一跳，觉得自己太鲁莽了。事后听说毛泽东确实不高兴了，可听说是“韩司令在打鸟”，就什么也没说，那不悦之色也没了。那天晚上，他想去看望毛泽东，解释一下，赔礼道歉。没想到毛泽东先来看他了，带了那么多芒果，还有一大碗娃娃鱼。中办一位同志告诉他，主席休息，有时连院子里的麻雀都要轰走，敢在主席身边打鸟，除你韩司令没有第二人了。
当时他很感动，却不明白毛泽东对他何以如此宽宏大量。9号文件后就想，是不是还记着他东征时“救驾有功”呢？
八大司令对调前那次谈话，毛泽东还提过这码事，说救我一命，欠你的情。那次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部，几十个人被压在路边沟里，当时确是很危急的。而这时候，韩先楚已把这码事忘到脑后去了。
他是穿着草鞋参加革命的，又穿着草鞋从大别山走到陕北。四野南下时，从未见过草鞋的东北官兵也学会了打草鞋。草鞋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是天赐给共产党人的宝贝。如今那些“文革”新贵成了宝贝，他们这些穿草鞋打江山的人都成了没有用的破草鞋，他则被一脚踢到这大西北来了。
就不断地给毛泽东写信，除了以往那些话外，有时就提出想去看望“您老人家”。到了北京再提出这个问题，就更理直气壮些。绝口不提“救驾有功”，就是“想您”，“非常想念”。这个“想您”，“非常想念”绝对是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他也确实非常想念毛泽东，9号文件后更是有一肚子话要向老人家倾吐。而今，无论毛泽东有无回音，甚至这信能不能送到毛泽东手里，他都持怀疑态度。
但他还是要写。他把它们当作一个个探空气球放出去，为的是摸底，试探一下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态度。
寄走一封信，就像向前线派出一支部队，然后就绷紧神经等待消息。政治斗争也像战争一样，危险、疲惫、瞬息万变，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只是那种仗让他激动、兴奋，总觉得天地小，视野大，满怀自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种仗却是心也不足，力也不足，实在让他打不起精神。因为它无章可循，几乎全凭个人意志，甚至有时就是依喜怒哀乐而定。当年千钧一发之际，有时也会觉得神经快绷断了，胜利随之就向招手了，甚至就到手了。而今却是每次都觉得挺不住了，熬不下去了，精神已经崩溃了。
原以为到了兰州，不在地方兼职了，就可以甩开膀子违心干他倾心热爱着的，也是轻车熟路的军事工作了，谁想到竟会是这个样子。不过，逐渐地也就熬出来了，平静多了。
他慢慢恢复了常态。以前也见不出他有多么烦燥，那种表面的平静掩盖的却是内心的风暴雷霆。现在每天依然是吸烟、踱步，老人家是照样想念，那信隔上一段时间还是要写上一封的，写完了也就完了。踱步踱累了，就和警卫员下盘棋，或是练练毛笔字、看看书，还竟然把上下两册砖头似的《红楼梦》看完了。
人家折磨你，你再自己折磨自己，那不正中人家下怀吗？
不能成仙，那就修道，起码也算修炼出几分道行来了。
只是党和国家就这么熬下去，可怎么得了呀！
1974年8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韩先楚不干。
第一次参加战斗后，他就不能不检查自己，都说大家都往后跑，连大队长都撒丫子了，你怎么就冲上去了？第一次战斗没检查出个子午卯酉，以后那收获可就越来越丰硕了，特别是在当了团长、师长、军长之后。可现在这是什么检查？他有什么错误？就算有天大的错误，那根子又在哪里？拿我们这些大区司令小虾米开什么涮？
1974年9月5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同意检查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但他坚决不念别人写好的稿子。那上边写着：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在淌血！
这个“鳝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要“道歉”？
先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9号文件后整理出《韩先楚十大罪行》，几十条罪状除“林彪死党”外，证据确凿的，几乎全是反对江青的、张春桥等人。
自“四人帮”垮台后，韩先楚就开始给中央写信，力陈9号文件的错误，力主撤销，为9号文件制造的大量的、系列的冤假错案平反。从兰州军区司令员，写到军委常委、人大副委员长。
1982年7月，中央决定撤9号文件，韩先楚和四儿子卫平有一段对话。韩先楚说：江青说我和“许老板”是“党内两霸”，这是胡说！（完）
自杀的王良恩
(2011-03-21 19:35:58)
知道王良恩这个名字，还是看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其中，提到王这个人非常势利，邓小平到江西去，晚上失眠，习惯了北京居所的窗帘，希望带走，王良恩坚决不允许；邓小平要带点书到江西，需要一些纸箱子，但是王良恩百般推脱，进行刁难，就是拖着不办，让邓家很是心寒，据说邓小平还向汪东兴说了此事，足见此人类似《红楼梦》中的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奴才嘴脸。但这些看似是琐屑小事，却也说明人不厚道，而在中办工作的王最终却自杀身亡，令人唏嘘。他自杀不久，邓重回北京，站到权力中心。这篇文章，介绍了王被冤屈的来由，令人感叹。中办多人，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田家英是自杀。据说，第一个向华国锋建议隔离四人帮的李鑫也是自杀；从上海调到总政治部保卫部的徐海涛也是自杀。这些人物也许并不显赫，但他们往往在一定历史阶段所处的位置，却相当关键。王良恩（1918-1973）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在中办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你们（中央专案组）必须在三天内写出揭发王良恩的材料，否则按党纪国法论处！”《揭发王良恩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很快整理出来了。周恩来指示王良恩，边检查边工作。王良恩先后写了四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在最后一次批判会前，王良恩又写了一篇检查。
1月26日，王良恩在连续五次检查仍过不了关的情况下，在家中卫生间自杀，还不到55岁。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遗书中说：我负责地向党申明，九届二中全会我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有罪。但属于受骗上当范围，决没有和他们死党有串通。
王良恩死后，家被抄，家属被扫地出门。
江青说王良恩搞她的“黑材料”。什么“”黑材料？在继续清查林彪罪证中，中央专案组从毛家湾查出一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最后一次批判会上，有人揭发王良恩曾给我们讲，江青同志作风霸道，经常干扰中央工作。还讲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恶毒攻击中央领导。……
1966年8月，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调任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意思，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打倒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他从各大军区选调一批德才兼备，又无政治背景的军级干部充实中央要害部门，包括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公安部部长李震等。
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汪东兴（他也上任不久，顶替杨尚昆），副主任是张耀祠，主要为毛泽东服务。“外来户”王良恩和杨德中负责周恩来交办的事情。
1969年4月，王良恩任中共九大主席团副秘书长，负责会务和文件。
1969年11月15日，王良恩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仍然负责大会秘书处。之后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王良恩出任组长。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没有王良恩什么事，他还到毛家湾向“林办”工作人员传达关于林彪的中央57号文件。据张宁回忆：王良恩握着她的手，说我认识她，年纪还轻，还有前途，不要背思想包袱。王良恩念中央57号文件时，开始有一个较长的“过门”，他盯着文件，沉默着，没有读出声音。张宁看出来他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全场都在静静等待。终于王良恩慢慢念出57号文件，又停顿下来，再次清清嗓子，才又慢慢念下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
而到了1972年，王良恩也开始“倒霉”了。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给他扣上几顶大帽子：一、庐山会议上追随林彪搞阴谋、给林彪传阅效忠信、私自批准，抢先印发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二、对汪东兴落井下石，干扰破坏毛主席党中央安全服务工作、妄图篡夺中办领导权。三、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首长等。一直到1973年1月，王良恩临死前，江青、康生等指使中办临时党委仍在连续批判揭发，不让王良恩的检查过关。甚至江青等亲自到会，逼迫王良恩交代罪行和后台（周恩来）。
试想，如果不是如此残酷，王良恩，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怎么可能以死抗争？
也幸亏王良恩不是四野出身，否则，他也难以平反。
但是，因为他得罪了汪东兴（庐山会议后汪东兴靠边一段，由王良恩负责中办），他的平反之路更艰难曲折。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给华国锋写报告，关于反党分子王良恩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做出王良恩是反党分子，自绝于人民，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政治结论。
1979年11月1日，王良恩冤案经中央办公厅党委复查，报请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81年5月5日，中央办公厅为王良恩举行了追悼会。
王良恩：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奎文区)马少野村人。1937年毕业于青岛市立中学，1938年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教导员、营长、团政委、团长、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960年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947年7月泰安战役，率23团主攻嵩里山(今英雄山)，配合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整编第72师；1948年3月洛阳战役中，他虽身负重伤，仍坚持苦战两昼夜，配合兄弟部队全歼敌第206师，俘敌2万人；9月，参加济南战役，他指挥部队直捣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俘敌600人；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率部一举歼灭黄维兵团“老虎团”。1949年1月，王良恩调任师政治部主任。4月参加渡江战役，8月任师副政委，奉命进军浙江，完成了解放浙东沿海的战斗任务。1952年7月，调任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7月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012年6月6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