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第三节 整顿教育
本节资料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教育部在朝阳农学院举办第一期学习班。
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二十四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参加。
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朝阳农学院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在教育阵地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经验。
四月举办了第二期。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次在机场送外宾，邓小平问周荣鑫：“朝农的事你知道吗？”“谁叫你们推广朝农经验的？”“迟群在朝农讲话是什么时候？”
(1976年2月17日×××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推广朝服是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
报告提出：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农业院校学生一般衽社来社去。林、医、师范院校部分实行社来社去。其他种类院校可进行社来社去试点。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384页）
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周荣鑫和教育部理论组同志的谈话
今天给大家出几个题目，有些理论问题界限不清。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教育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毛主席说，在我们国家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又相适应又不相适应。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象一文不值了，成不成？有没有这个倾向？这里要解决个界限问题。
“知识私有”是私有观念的反映。“知识私有”和商品经济有没有界限？当前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什么？大多数是愿意为工农兵服务，愿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还是主要把“知识”当商品，卖高价，待价而沽？（不否认知识分子有旧思想，但多数人是往那方面走？）
毛主席在文化革命期间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现在一谈知识分子问题，资产阶级法权和法权观念就列了一大套。对知识分子队伍到底怎么看？如何理解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有些和工农结合得好的，能不能也算“知识私有”？知识分子有没有改造好的？朝阳农学院老龚头算不算改造得比较好的？多数人是在和工农兵结合方面努力，还是“知识私有”？主流是什么？要研究。问题当然是存在的，讲过头了就要出问题。文化革命已经九年了，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现在有没有变化？不只是大学，还要把中小学教师加进去看。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不符合主席的方针？这里也有个界限问题。对他们的“知识私有”等旧思想旧传统观念要批判。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作为教育部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
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学生读了书要进城，想做官，不愿体力劳动，看不起工农，毕业后想当工程师，这是孔老二的影响，那当然不对。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现在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大学，毕业后如果工作需要当技术员，是不是做官？这是不是梯子？要不要拆？这和打破旧的传统观念是不是一个东西？这里要有个界限问题。“读书做官”这个旧观念要打破，从学生来讲，应当为人民服务，国家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走上海机床厂道路，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能不能算梯子？这跟“读书做官”是不是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七·二一指示”？希望理论组认真研究一下。主席讲，从生产实践中来，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指什么？包括不包括当技术人员的工作？从工厂看，技术人员与工人是有差别的。但是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技术人员也参加劳动。技术人员的工资不一定比老工人高。学校的平均工资不比工厂高，在北大一级到四级老教授的高工资只占2%多，这就是限制，并没有扩大嘛。技术员和工人是有差别的，但当技术员算不算做官？从农村来上大学，学习一段分配到工厂当技术员，算不算做官，这个工作岗位，算不算做官？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这样会出问题。如果压迫人民，当个大队长也是个“官”，总理、副总理为人民服务，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工作岗位怎么看，与旧社会有所区别，如果一毕业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就是做官，那么咱们的工作岗位都是做官了？有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了五年，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另一个在农村劳动了三年，上了三年大学，毕业后当个公社干事，就算当官啦？就不行？是不是就因为上了大学就不能当干部？这个界限到底怎么划？毕业后当个干事，当个理论队伍骨干，行不行？对孔老二的流毒要批判，要克服学生的旧观念，这没有问题。但是把农村来的，大学毕业后换了个岗位，这个“梯子”要不要拆？学外语的，毕业后当翻译，翻译也是干部，算不算当官？咱们买了一批船，在香港没人开回来，大连海运学院培养大副、二副，算不算做官？搞读书做官和我们国家根据需要进行分配，是不是一回事？
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大学已经普及的程度。我们能到这个水平吗？技术员和工人都一样？没有差别了？我国现在还没有达到消灭差别的水平。是扩大？是限制缩小？还是根本不要？要划划线，不然就会踩线。工科厂来厂去，要搞试点，但能不能完全都这样作？现在的工农兵学员和过去的学生是否一样？他们有两年以上的生产实践，还有八年生产实践的，和过去的学生不一样。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是拆梯子，还是认真克服“读书做官”的旧观念？朝农毕业生，也有当支书、队长的，也是当干部，不同的是拿工分。现在是普及中等教育，还没有到普及大学教育，到了那时候，就要起变化了。现在文盲还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小学入学率是百分之九十几，真正巩固下来的，还没有那么多。
现在还有三大差别，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在要限制的情况下，教育要怎么办？口号要怎么提？怎么克服旧传统观念这一套东西？希望你们读点书，搞点调查，作个说明。列宁讲，真理跨过一步，就荒谬绝伦。我们要一面读书，一面调查研究。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到底怎么搞？这一段学理论，边儿沾得还不够，更谈不到深入下去。理论组的任务要帮助大家学理论。读点原著，作点调查研究，说明一点实际问题。这次红旗短评又强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特别是明确了一个观念，不能光提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究竟哪种多些？不一定是五十对五十吧。
特别是对“七·二一指示”，到底怎样理解？怎样执行？什么叫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包括不包括技术人员？现在的技术人员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你们可以到工厂去调查嘛！我们不能和主席指示对着干。理论组要把这个抓一抓，把界限划一划，问题讲得深入一点。搞不好我们还会犯错误。我们要正确解释教育领域的一些理论问题。
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我们培养的人首先解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不能一律强调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建设青藏公路很艰苦，分配你去，去不去？我们如果差之分毫，就会谬之千里。一再强调社来社去，其它部门需要怎么办？根本问题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弄清楚，政策才能掌握好；理论问题没搞清楚，政策就要出偏差。理论要搞通，不能什么口号都接受。
特别是“七·二一指示”，到底怎么理解，厂办大学毕了业，能不能当技术员？说不能当，与主席指示符合吗？！批判师生中旧的传统观念和我们学校教育如何办，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的方向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普及大学教育，问题是在步骤上，现在能够走到哪一步？
从“朝（阳）农（学院）”经验看，学校中的问题，关键在知识分子，还是关键在领导？问题在党委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做得怎么样。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一讲知识分子就骂一通，不讲领导的工作做得怎样。徐明不是自己卷铺盖下去了，就把教师带下去了。朝农越办越向下，教师就下去了。你们学校知识分子那么多问题，与你领导有没有关系？陈景润对数学是有贡献的，政治局讨论让他当四届人大代表，可是科学院有些同志思想不通，中央决定还是让他当了。中央批评我们，他有些毛病，但是你们过去歧视他，不理他，不接近他，不教育他，责任在谁？
从国家发展看，中学毕业还要下乡，全民所有制职工逐年还要增加一百多万。从城市到农村，这是必要的。但还要从农村回到城市一些，这算不算资产阶级法权？这里也有个界限问题。能不能说，只能从城市到农村，不能从农村到城市？这样工只能工，农只能农，能分得这么清吗？是不是这样发展前途？在二十世纪内我们要实现农业四个现代化，产量提高，农业人口相对减少。我们八○年要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县社也要办工业，不这样怎么能从以队为基础，发展到以社为基础？又怎么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呢？好多问题都涉及理论问题，都带有方向性。
今天说的，主要是如何正确理解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教育领域里的全面专政，是否只是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希望你们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说明问题，要说服人，使人一看界限很清楚，不是简单地做个结论，说明现阶段应该怎么做，否则，理论问题就学不下去。到底下一步解决什么问题？应该把下面出现的问题认真研究一下。今年还要开“七·二一”大学的会，中小学教育工作的会。明年还要开文科理科会，对招生分配，学员，教师到底怎么办？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为了工作，二是会不会走了板？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总不能起干扰作用吧！我们教育是个大头，搞不好真会起干扰作用。现在我们学理论，会不会转到别的问题上？五八年学理论，结果转到了工资问题上。看怎么引导。我们不能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要转移方向。
马克思为什么说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宁提出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组都需要做些工作，认真研究。对各组中的理论问题，提出请他们注意些什么，起码可以起这个作用。还要和北师大、华东师大挂钩，对外国教育资料也要研究，起码要掌握这方面情况，从反面吸取教训。苏联变修，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训是什么？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列宁讲，要剥夺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知识上的优势。知识上的优势到底指什么讲的，是指拥有科学知识？还是指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管理上的“艺术”？都需要研究。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日，周荣鑫在教育部计划司下半年工作意见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吉林师大借调）：正如荣鑫同志昨天说的那样，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下面谈三点表现。
（一）质量问题。资产阶级是利用质量问题反攻倒算，一定要顶住。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不讲质量了？以至于有人一提质量就说人家散布资产阶级谬论。别人对质量提出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使人家不敢讲话。形势是大好的，但有没有问题？现在是不能讲问题，不能说缺点。政治和文化的问题，首先看政治是对的，但对文化要不要？现在实际上是不要文化。七二年总结招生经验，提出文化考核，七三年招生出了问题，现在就不要求了，没有标准。到大寨去学习，走了几个地方介绍教育革命经验，但介绍文化课很少。好象人们对提文化都害怕。现在文化不讲，政治工作也不落实。我们学校成立了学生政治工作处，实际只管学籍，不抓学生思想工作。学校对科教组有意见，开了那么多会，没有开过政治工作会议，工宣队会也没抓。为什么不开会研究一下？学校智育抓得不够，政治工作更不够。
（二）智育问题：核心是对知识怎么看的问题，现在好象一提知识就是资产阶级的，就会出问题。我们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宏大部队，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法巩固。忽视知识，也就是忽视政治。关于基础知识，现在究竟还要不要理论，要不要基础，要不要书本知识。现在基础知识没人敢提，没人敢说。谁要强调基础理论就是搞回潮。七二年招生会议还提出注意了解学生的基础知识，但反回潮后，就不提基础理论了。招生中文化考核，现在很多人：究竟要不要文化考查，实际现在是不要了，是不是文化有一定要求标准？大中小学有没有区别？要不要必要的制度？可以不可以笔试？ （周荣鑫，还有一个是考什么样的文化）。
（三）知识分子问题。现在一讲知识分子先讲资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讲他们在教育革命中的进步。团结、教育、改造，现在只讲改造。一说知识分子就讲他们的问题，他们做的工作很少提。知识分子同工人一起编的书，出版就没知识分子的份。
张××（北大借调）：北大搞了个教育革命展览，只讲工农兵学员，教员的作用没有了。《论语批注》本来是教师同学员一起编的，有的教师表现很好，有的晕倒了几次坚持工作。但宣传只讲是工农兵学员编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敢提，谁要是说，又是翘尾巴。
杨××：现在知识分子当了干部就比教师强，参了军就更好了，成了工农兵了。教师都感到去工厂、农村比在学校心情舒畅，在工厂、农村，做点工作工农会非常欢迎，可在学校总是臭得很。现在教师怎么干也不好。七二年提高教学质量，学员说，“老师放开讲，不要怕”，工宣队也说“我们给你撑腰”。但一批回潮，学员又批教师散布封资修毒素。出了问题都扣在教员身上，批评教师不抓思想。教师批评学员，又说是谁改造谁的问题。现在教师不敢做思想工作。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1、大革命过程中矫枉过正，群众中的过分地方不应责难，问题是领导没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引导工作走上正规。2、主要原因是林彪干扰，在教育战线有没有林彪路线影响？科教组前后说法不一。七二年一个文件说对林彪路线干扰不应估计过低，七三年又一个文件说不能估计过高。怎么联系教育战线批林，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是不能联系实际。抓极右实质是对的，概括成极左是错的，但有没有形“左”实右的来历，实际没解决。3、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是形而上学的。求一时痛快，不管正确与错误一律打倒。七三年招生，有些地方出了问题，但一股脑的批，结果大家不敢考查了。对犯错误的干部究竟怎样对待？不批则已，一批就一棍子打死。七三年底清华揭盖子在我们那儿作用就很不好。迟群在清华讲话我们看了，清华战报也登了，但后来《红旗》也发表了清华的文章，提法就不一样了。难道还说假话吗？去年以来，文章中谈团结又多了，但看你怎么做。这是造成片面性的原因。
刘××：片面性还表现在教材改革和建设上。现在中学物理教材取消了光学、声学、原子物理，都砍掉了。
周荣鑫：这些都砍掉了哪行？！都讲什么？现在就讲三机一泵。不讲光学就不要眼睛了，不讲声学就不要耳朵了。将来学生就是瞎子、聋子。
宗××（辽宁财经学院毕业生）：学校要不要对学生有个要求？我看应该有。学校旧势力十分顽固，但有些人好走极端。对知识分子政策也是摇摇摆摆。朝农现场会，有一位领导就讲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这讲法对不对？对学校影响很大，这不符合主席教导。主席说多数大多数是能同工农结合的。对工农兵学员也是放弃思想教育，措施也不落实。我在校三年中，研究学生思想工作的会议没有开过一次。有个部队学员，搞流氓活动，学校一直不让批判，后来发展到犯罪被捕法办。对教师思想工作也是忽左忽右。究竟怎样调动教师积极性？现在专业委员会、教研室没有了，很影响教师积极性的发挥。
黄××（厦门大学毕业生）：现在学生思想工作很弱，有些口号有片面性。如“工农兵学员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不是工农兵学员适应教师，而是教师适应工农兵学员”。现在教师不敢做学生思想工作，实际是靠边站。学校党委也不抓思想工作。
周××：现在教育革命问题多了，说几百个也有，（周荣鑫：有那么多吗？也就是一两个，还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就拿学校的概念，现在弄得人很糊涂。朝农说把学校办成政治大学，我就想不通。都办成政治大学，还分科分专业干什么，都变成政治学院好了。这样提有没有副作用？辽宁教育局的负责人说，要把教育局首先办成“政治局”，这就很成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很容易出问题。究竟怎么提恰当。什么叫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迟群在朝农现场会讲，不仅能说，而且会干就是大学生。究竟怎么用马列主义观点反映无产阶级的要求，我们不能不讲科学性。不能今天强调这个，明天强调那个。究竟怎么对？
朝农的徐明发言，一会说旧沈农要害就是把学校变成传授知识的场所，一会又说学校不能成为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学校的性质和任务究竟是什么？对朝农经验提法也总变，一会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会又办成政治大学。对学校要求究竟怎么提？荣鑫同志昨天说，毛主席也没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些究竟怎么提？
大学招生中，很多问题。现在好象上大学很不光彩。因为上大学是阶梯呀。报纸上宣传也是宣传推荐上大学，不去，决心下乡务农。不要把上大学和扎根农村对立起来。大学毕业当工人、当农民，是否要一个模子，就不能当干部？我们机关这些工农兵学员留机关当干部就不光荣？这次上海七·二一会有点回避当技术员的问题。（周荣鑫：鞍钢有4000多技术人员，放着这些技术员不用，技术又上不去，这不是路线问题吗？）有些上学已经是有经验的工人，为什么不可以当技术员，非得当工人。（周荣鑫：学员从工人中选的，为什么非要毕业后再当几年工人再当技术员。那还要上大学干什么？这要从长远看，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下面这些反映同我们有关。我们领导上思想路线不清楚，理论上也糊涂。现在社来社去越来越多，社员负担加重，群众很担心。我们要解决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一方面调查各方面需要技术人材，又说不培养技术人材，只当工人、农民，这要有个辩证关系。在业务上应有个高要求，学生三年学习现在还提不出个要求。这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各专业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否则就是失职，当然要不断革命，但也要革命阶段。老说是试验，放着不抓不成。这是搪塞，是不负责任的话。过去还有个六十条，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搞个条条，搞点制度。我看科教组没有胆量搞制度，怕当活靶子。让下面搞，好保留批判权利。没个要求，只说“头上长角，浑身长刺”，这作作动员可以，批判一种倾向可以。难道还要求把“头上长角，浑身长刺”写到我们规划目标中去？
政治放在第一位，但只能讲统帅的东西，不能讲被统帅的东西。现在很多人路线模糊，思想上摇摆。
高×：现在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还好一些。就是高等院校现有这三百多所，不管政治上还是路线上对学员的要求都是不高的。（上午发言到此）
高×：计划司过去工作一直比较被动。领导讲抓大事、抓路线，但理论学习比较差，路线上模模糊糊。过去搞了些调查，多数是走马观花，真正蹲下来，我们没有做过。组里任务老来回翻。一会抓这个，一会又挨批，说不抓大事，一会又让解决一辆汽车，一个雷达问题。计划组管计划，每年下边执行情况很少了解，高校科研至今没人管。对高校我们去的很少，跑中学比较多，高校到底怎么办？不知道。
似乎大学组（现在高教司）是管革命的，我们是管具体的。过去从客观上也有这样个概念。大学组把大致方针定了，我们办。如中专，大学组起草了81号文件，我们去执行。我们过去调查回来，连听我们汇报时间都没有。
过去对干部光使用，教育很少。抓哪件事情用得你就找你，过去就不管了。我们组从思想上比较沉闷。组里对使用干部有问题。大组对计划组有几个字，一是批。批我们不抓大事，究竟怎么抓也从未明确过。批得大家谨小慎微；二是压。对组里有些意见，就压。有时廖司长出马，有时其他领导，如选党委、大学组某人入党、四届人大问题。有时气势汹汹。研究一个人入党，廖司长亲自到计划组。（周荣鑫：是不是庄仰入党啊？）是。有的领导说要整整计划组，说是对文化大革命出现的积极分子的态度问题，一提意见就采取压服的办法，三是整。去年我们正要搞规划。结果领导把舒若、郭厚登弄走去蹲点，把三个头头弄跑了还搞什么规划？我们组不安心工作的不是少数，不是个别的。领导让走，就走。
过去学理论不够，思想路线不清楚，是和部分大组领导使用干部有直接的关系。组内领导班子这方面问题也没解决，这个不解决搞规划很困难。
郭××：搞十年规划要端正思想路线。一定要解决形而上学的思想。这些思想违背客观实际。教育战线问题很多，过去大组看到存在的问题是不够的。甚至出了问题，指责下边。文化考查出了问题，难道自己没责任，出了错那是下边的？为什么今年招生会，下边情绪那么大？看到问题才能前进。一定要一分为二。如果没问题，还搞教育革命干什么？过去总结工作就是总结好的，没有缺点，没有自我批评。
过去搞了些调查，研究很少。调查目的也不十分清楚，往往就事论事，真正从理论、历史、现状搞清楚不够。这次招生会提出问题就谈不清楚。工作很忙，研究讨论不够。我们搞了两年招生了，但经验是什么、现状怎样，研究不够。有些问题缺乏是非分析。要不要文化考查，考查什么？文化革命前是分数挂帅、单纯书本，在校是智育第一，毕业一律当干部，一律56元。现在是不是一律当工人、农民？有可能吗？缺乏是非分析，不能绝对化。要敞开思想，发扬民主，让大家讨论问题。过去往往发扬民主时压制民主。
尹××：提三点：第一，部领导要抓规划，过去领导不重视；第二，对教育战线要全面分析，过去糊里糊涂。要肯定好的一面，过去对问题研究不够；第三，对方针、政策性问题要很好研究。如无产阶级教育制度什么样子？现在大学要不要发展？大区教育体系什么样？等等。
周荣鑫：教育形势不能同整个形势分开，学习三个指示、三个文件、小平讲话，这是全局，它包括教育在内。一定要抓好理论学习，促进安定团结，把教育搞上去，使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三个指示、三个文件反映当前大好形势，也反映了存在问题。从四届人大以来，总的形势是好的。但铁路四个地方不通，影响全局，那些地方有派性，是资产阶级思潮，但闹的是少数人。所谓派性，就是那些人想当官。九号文件的宣传，家喻户晓。四月一日为止不改的该调的调，该撤的撤。山西王大位讲太钢调走了四十多个，电站领导班子全换。鞍钢95%老工人保了王鹤寿，站错了队，结果在档案袋里却填上参加了国民党，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铁路解决了，四大钢厂还上不去。国民经济上不去怎么谈战备。首先是人民觉悟，但还要有物质基础。毛主席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三个指示？是不是突如其来？到底为什么提三个指示？咱们同各条战线关系不多，感不到迫切性。许多事我们不用处理，体会不到，省里就觉得是大问题。毛主席指示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为反修防修提出来的，就是为批修正主义。首先不能否认大好形势，主席讲为什么要搞清楚，不搞清楚就会出修正主义，这是当前主要危险。学理论这是长期的，只要是社会主义阶段，在教育战线就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教育也是这样，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教育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我们不直接管企业，我们对三个指示，三个文件反映不如别的战线强烈。九号文件下去，铁道部马上解决徐州问题；小平同志讲了话，冶金部马上开电话会议。我们体会没那么深，但离不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战线，就教育论教育不行。整个形势要研究一下，要学好三个指示，三个文件和小平讲话，这是第一点。
第二，计划司把计委长远规划精神和务虚会精神讲一下。讲讲精神，教育规划大家才能搞。
第三，是研究教育理论问题。既然教育战线容易摇摆，出偏差，容易用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必须要在理论上搞清楚，把教育方针，“七·二一”、“七·三○”、“五·七”指示分分题，指定专人作辅导。形势逼着我们学理论和主席教育思想，希望各组分分工，做做准备。
第四，把几个业务司组织起来，研究长远规划，同总结工作结合起来。时间也要安排一下，打破各自界限，我们是职能司，不是独立司。这是当前主要任务。国务院几个主持常务的领导都在抓。按过去的作法不成，要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对全国教育战线的工作会有推动作用。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周荣鑫在教育部计划司的讲话
中小学不免费，大学包下来，每人十九元五角，高于子弟领了，去下馆子，抽过滤嘴烟。中小学有的拿不起学费。要向中央反映。不写报告是我们的责任，要争取中央的领导。
我们的片面性很多，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学文化了。大学过去是工向理靠，现在是理向工靠，不是全面理解主席的教育方针。工农兵“上、管、改”大学是对的，但强调过份了，那他们本身的改造还要不要？教育战线的许多口号值得考虑，看起来很革命，弄不好同毛主席的指示对立起来了。
外国的和中国的教育史、教育学也要研究，否则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跟人要跟路线，不能只听什么地方、什么人讲什么话了，不能光凭“风”来办事情。《光明日报》关于“七·二一”的报道引用了毛主席关于批修正主义、批教条主义的话。我看有些道理。理论、历史、现状，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理论作指导，总结历史经验，研究现状，才能指导工作。不要割断历史，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免疫力。
要大讲路线，大讲党性、大局、团结、纪律……我们要好好学习，坐下来批修批资，把方针政策抓得好些，不要瞎忙。
办大学，不能只考虑现在需要什么，十年后需要什么就无人考虑。
大学不学企业管理，为什么？只学技术不行，要学这方面知识。
有些问题在调查中摸不透，如大、中、小学是不是政治挂帅，开门办学是不是只当劳动力。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周荣鑫在教育部普教司的讲话
补充：以后别提七二年回潮了，不要讲打土围子，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知识私有”。
文化大革命八九年了，成绩很大，变化也很深刻，不是没有问题，也有许多问题，不能一反回潮连工作中的问题也不承认了。
文化考查不是完全不对，问题是放在什么地位。
知识分子世界观有问题，要改造，也不能一提知识分子，什么都不行，一分为二，有进步。
“社来社去”是对的，但也要讲统一分配，否则打起仗来怎么办？
工作上发生问题，领导上要承担责任，不要光往下推。
文化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为有林彪路线干扰。说教育路线十七年是修正主义统治是对的，但林彪路线干扰也不轻。他那个“最最最”最厉害了，不要忽视。但我们在这方面提得不多，这种流毒在教育路线很大。只讲十七年，不讲林彪路线不行。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甚至连社会主义觉悟都不要了，只讲劳动者，是不是形而上学？一方面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不要文化，怎么行？先决条件是政治挂帅，但也要文化。
搞错了，不是谁检讨的问题，国家大，损失大。有些问题人家不敢同我们讲，怕扣帽子。家长要求两条：不要学坏了，要学些东西。
动不动就“整人”，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办法，我们是工人阶级，不用这个办法。
不要重复林彪路线的错误，不要怕，一定要有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把人家嘴封住。
一亿八千万学生，担子很重。
教育不光是学校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商品、货币等还起作用，不能光怪老师。
“最最最”产生两方面结果，一是两面派，一是随便整人。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周荣鑫对新华社记者谈话记录
文教六个部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体委、广播局、计划生育办公室），正在讨论长远规划。
教育方面，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有一段谈话：“教育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彻底改变过去教育制度中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改革，改革尚处于试验阶段。教育改革的效果不是这么几年就可以看出来的，但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对的。说我们的学校不注意研究，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很注意传统教育。另外，就是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劳动”。
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时说，教育从根本上改革，还是最近几年的事。
总的讲来，教育革命时间不长，成绩很大，也有深度，但正因为是试验阶段，问题也不少，有些问题界线不清。现在我们在搞总结，有些问题不清楚要解决，才能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根本问题是对毛主席一系列教育指示学习不够，这些指示又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紧密联系，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对主席的这些指示，有好多理解不一致。
社会主义教育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教育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是起反作用的。解放前，杜威实用主义影响较大。解放后，全盘苏化，有凯洛夫的影响，还有马卡连柯，凯洛夫还是旧沙皇的一套，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就是从教育开刀的。
文教六个部门准备讨论这样一些共同问题：（一）知识分子问题，（二）方针政策界线，（三）体制，（四）上层建筑怎样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生产力发展。知识分子问题已经讨论过，不清楚，写简报报告中央。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从旧社会来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有分析，有估计。经过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知识分子都有很大进步和变化，除高老大以外，都下厂下乡，教师开门办学，医生巡回医疗，工交科研单位搞三结合，绝大部分走和工农结合道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附在无产阶级皮上，是不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为无产阶级服务？当然，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也有，那是极少数。……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会议引用了主席五七年的提法，讲“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一九六八年主席又讲：“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是能够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和五七年一样不一样？新知识分子和那五百万一样不一样？现在全国高中毕业生以上的有二千五百万人，初中毕业生以上的有七千万人。对这支队伍的看法和估计，是个大政策，不是小政策，搞不好就要影响积极性。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知识分子问题更复杂化。学校小报批“知识私有”，北大把资产阶级法权在学校的表现归纳为好多条。反正运动一来，就是知识分子，他能有积极性？迟群同志在朝阳说，十七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经济是个破坏。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还提出，知识分子是“知识私有化、经营个体化、成果商品化”。辽宁大批“知识私有”，“智育第一”。
我们正在做些调查，解剖麻雀，同时要写简报报告中央。现在思想混乱，一来运动，骂一顿臭老九，这是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现在到底是“知识私有”还是“不学知识”？
现在思想混乱，不仅教育，工交、文化都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电影出不来，黄色小说《少女的心》等传抄泛滥，《基度山恩仇记》手抄本四大本，上海铅印本在黑市上一套卖五十元。黄色小说传播到了中小城市，小城镇也有，农村也有。是占领阵地的问题。
到底应该怎样估计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进步很大，有很大变化，但我们对这变化估计不足。
北大批注《论语》、《孟子》，有老教授参加，但发表时只说是工农兵学员，不能提老教授，工农兵学员有的还看不懂呢，搞两结合、三结合，不很好吗？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没有很好做到和工农相结合，文化革命中，大多数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结合道路。应肯定一条，文化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有很大变化，特别是走和工农结合道路。小平同志和美国人也谈到这一点。我到大寨，看到一些教师、技术人员，在农村十年八年，思想感情变化很大。大多数是在走这条道路，至于是不是那么自觉，有的不一定很自觉，走上一段就自觉了。知识分子只要走这条道路，思想和业务都会有大进步。现在总讲知识分子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大学不办就是了。鞍钢有四千多名大学毕业生没有在技术岗位上。这个问题不解决，四个现代化难办。
关于方针政策界线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主席有明确指示，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革命前，只讲“文化”，不对，现在不讲“文化”，这就对了？前几天，我找北京市七、八个政治和学习成绩都好的中小学生谈话，黄帅就问：“教育部为什么不敢讲要学文化？”主席讲“劳动者”，是从政治思想意义上讲的。
辽宁日报上关于两张大字报争论很厉害。第一张大字报原标题说，我们不做单纯的劳动者。是有问题的。但批评也是有问题的，引用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对抗的提法，放到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怎么是对抗的呢？恩格斯曾经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对立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差别，并且还不能消灭这个差别，这个差别要在共产主义时期才能消灭。最近主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的指示，你们传达了没有？
主席讲的是两条路线斗争，是反修防修，而我们一讲就是消灭，这一消灭就消灭到高校来了。最近报纸上有些混乱，一提就是消灭法权，消灭差别。
文化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有很大进步和成绩，对这一点我们估计不够，尤其是中年、青年，老年也有。象朝农的老龚头，就很好嘛。
要写知识分子问题，多从这个角度写。文化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变化，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不但政治上有变化，科技知识水平也提高。从这个角度讲，对第三世界意义大些。
扎伊尔、坦桑尼亚都在搞教育改革，有的比我们革得还厉害。扎伊尔人访华回去后，把部长们的汽车没收了，招待外宾用。现在又派了两个考试官来看我们工农兵学员怎样考试。
美国和第二世界，对我们的知识分子问题都提出了问题。一方面有对我们的攻击、歪曲，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毛主席对文科、理工科的指示是有不同的。文化革命前、文化革命后，都是不同的。现在我们是胡子眉毛一把抓。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指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一九六八年，主席又讲：“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主席考虑理工科和其它科不一样，我们还没理解。杨振宁、李政道都和主席讲过基础科学的问题，总理也讲过这个问题。一九六五年《红旗》杂志发表了日本坂田昌一的《关于基本粒子观的对话》，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虽没用粗体字，很多话都是主席的，说基本粒子是可分的。同年，主席和周培源、于光远也讲了基本粒子是可分的问题和天体演化问题，说到现在我们还没脱离康德的星云假说。前两年主席又和杨振宁讲基本粒子可分的问题，杨振宁说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是可分的。主席说，如果不可分，一百年后，你们科学家还干什么？主席对李政道说，基础科学，来自应用科学，又指导应用科学。总理也讲，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要在广大实验基础上，把科学理论向上提。总理特别抓了高能加速研究试验。
现在，大学理科向工科靠，等于取消理科，那基本粒子怎么办？天体演化怎么办？北大把理科变成了机电系。复旦还有胆量，办了两个基础科学理论专业，但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复辟。主席历来重视科学实验。现在看来，不搞基础科学，问题还不大，十年八年就看出问题来了，国防、国民经济都要出问题。原来我们要做四百亿伏特电子加速器，有人反对，说是一堆废铁。你不搞，人家搞嘛！美国搞出来了，有些人就傻眼了。当然，不是要象人家那样搞法，搞太大的，我们也搞不起，但是，我们可以想另外的办法。
当然，为理论而理论不行。但不搞理论，过十年八年要检查路线错误。这还涉及到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搞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是对的，大量普及嘛！没有错。但提高也不能丢，否则，四个现代化问题就解决不了。
……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一些学生，直接到外语学院、理科大学学习，但科教组不做，说做了是复辟，要扣帽子……。
十三号文件说钢铁上不去，有路线问题。鞍钢路线不端正，就包括不搞技术。他们图书馆有三十万册技术书，但把借书证从工程技术人员中没收了一批，发给了工人。科技怎么上去？这是个大问题。
农科越办越向下，都这么办，有没有提高的问题？我在大寨和郭凤莲讲，敢不敢在你们中小学普及九年的基础上，再加两年大学课程，半工半读。郭说：敢！
学文科，先到社会上接触两年再上大学。可以。理科、外语，年纪大了可不成呀！主席对文科、理工科的指示，是区别对待的。而我们执行时一刀切。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而是界限、关系搞不清。如普及与提高、理论和实践、应用和基础、长远和当前等关系搞不清，有许多形而上学。只讲一面，不是这一面，就是那一面。
现在工交战线也搞长远规划，也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如唯生产力论与抓生产的界限，利润挂帅和资金积累的界限。现在我们的企业有百分之三十多是亏损的。有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一亏损，就高兴了，就再没人说我是利润挂帅了。
《文汇报》有篇短评，说工农兵学员在上、管、改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个提法是对的。工农兵学员有上、管、改的作用，应该这样作，但是，要不要捧得那么高？那是片面性，还要讲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对工农兵学员，如果只讲是“改造者”这一点，那么究竟谁教谁？对教师只讲是“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再学习”，那他还怎么上课呢？形而上学！学生学习，有人就说他们是背着口袋来装知识的，要受到批判。不学政治不对，不学业务就对？你们对外宣传具体东西，要慎重。有些口号，不知是哪里来的，不要随便接受这些口号。
在国务院各部援外会议上，国务院一位负责同志说：要农学院都学朝农，我不赞成。毛主席说农业科学和其它科学是密切相连的。学农学的不学土壤学，不学栽培学，行吗？实际上把朝农办成了普及的。这个问题还吃不透，等研究清楚再说。
有些问题未搞清楚时，宣传要注意。要多研究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只讲与生产劳动结合，不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抽掉了灵魂。只讲与生产劳动结合，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他们有些比我们还“左”，有的还要消灭学校呢。毛主席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七·三○”、“七·二一”、“五·七”指示，教育部正在学习。学习从马克思、列宁到毛主席对教育一系列的指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样才能统一对教育工作的看法，才能谈到学校怎么办。
省里也一样。辽宁来电话，要求学生全部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全部分配在省里，我答复不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电报，向计委要一百五十名俄文翻译，我告诉计委，没有，都社来社去了。上海对毕业生的分配讲的比较完整，他们最近的毕业生分配口号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听从党安排。大学生都社来社去，怎么成？复员军人还要到西藏安家落户嘛。上海铁道学院学生分配去修青藏铁路，他们就要求“社来社去”。这种口号一宣传，就有人接过来用。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每年化两千元，文化大革命前是六百元，培养出来都社来社去，不给国家办事，行吗？现在我们的技术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技术人员只占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二，最高的是地质部门，也不过百分之十几，最低的是轻工业部门，只有百分之零点八。现在不是普及了大学，而是技术力量不够。都社来社去，教育部门也不好办，教师队伍力量不够，来源成问题。有些口号得认真考虑，不能脱离当前的现状，不能把共产主义目标同现阶段政策混淆。还有的省提出师范院校要“校来校去”，怎么行？教育界思想活跃，但形而上学也多，容易出偏差，你们千万不要有个口号就宣传。主席说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要考虑经济基础，脱离了现阶段的需要和可能来谈教育，很危险。将来能做到的，现在还做不到。
中、小学也存在这个问题。农村好一些，和农业学大寨结合起来，蛮好。城市学校不行，流失现象不少。开学报个到，以后就不上学了，毕业时去参加分配。流失严重的，百分之二、三十。学生中流传着：“学不学都升学，干不干都吃饭，会不会都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农村比较好，城市是汪洋大海，难管，黄色小说、唱片流传，有从香港来的，有的外国大使馆也向外扔。上海还有偷卖裸体画的，很贵。城市争夺青少年的问题严重。文艺界私下带徒弟，教子女一技之长，不上山下乡。林彪的流毒两个“变相”批的不透，对中学生影响大。
社会渣滓、教唆犯腐蚀作用大。北京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个治保主任，是国民党军官的老婆，腐蚀了一百多人。最近西城区调查了七十一所中学，其中好的百分之二十，中等的百分之七十，差的百分之十。一个班有一、两个坏的学生，有时就把班搞得很乱。现在有的教师实行无语教课法，上课不讲话，只在黑板上写，写完就走，因为太乱，没法讲课。
批师道尊严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界限，有的也分不清楚。北京日报的按语说的是清楚的，一贯彻就走了样。去年五号文件下达后，河南有的教师自杀了。
现在，有小学生一亿四千万，中学生四千万，大学生五十万，今年招收十八万。教师六百万，加上职工九百万。加起来近两亿人口。一个指示、口号、政策搞不好影响很大。做这个工作真有点害怕。
关于考试，主席没讲不要考试。主席说不要以学生为敌人，不搞突然袭击，可以开卷，可以交头接耳。不能一阵风就不考了。问题是怎么考，不是根本取消考试。不要泼洗澡水把小孩也泼掉了。常出这样的事，从一个偏向到另一个偏向。
七二年批回潮，要批，但有的不是回潮的也批了。要不要提高教育质量，这有什么错？要不要必要的规章制度？扳道叉的就是不能喝酒，火车司机就是不能下车吃饭。不讲教育质量成不成？只讲政治质量，不讲业务质量成不成？工作方法六十条的第二十二条，是专门讲红专的，不能搞假红。现在，有一些假红干部。当然，也有一些盲目的不问政治的实际家。简单纠正也不行。要讲完整一点，不然，容易走偏。师道尊严不批不成，问题是批得不彻底，不透彻，要出毛病。学文化，就不要社会主义觉悟，不要劳动者，这是不对的。有人提出，把学校办成政治大学，对不对？也对也不对。从政治挂帅角度讲，是对的。但是还有业务呢？“首先”办成政治大学，那“其次”呢？工学院总得学工吧？农学院总得学农吧？讲一面总是不成。要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批透不行。还有林彪一套形而上学影响很严重，“最、最、最”余毒影响不小，还有思想干扰。从根本上讲，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现形式不一样。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政治可以冲击军事，影响也很深。小平同志指示，现在军队要抓军事训练，还要抓装备。按形而上学观点看，抓军事训练成了单纯军事观点，抓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抓业务就是业务挂帅，抓技术就成了单纯技术观点。主席讲，观点还要有，技术还要有，单纯技术观点不行，为谁都可以服务，但技术观点还是要的。主席讲的这些辩证法观点很多，但我们到现在还只是对立，而统一不起来。
规划会议上，工交、财贸也在研究一些界限，如抓生产和唯生产力论，引进新技术和洋奴哲学，利润挂帅和资金积累等等。教育战线也有些界线不清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影响教育革命的深入。
小学普及发展快，边疆差一些。扫盲这几年不成，不如小学普及搞得好，有回生。北京郊区文盲一般是百分之十到二十，有些是二、三十，个别达百分之四十。上海郊区也还有文盲。这几年，办夜校对扫盲有作用。江苏有四个无盲县。按主席指示，扫盲早就该完成了，但这几年没人抓。
国际方面：
国际上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各种流派很多，要注意，弄不好就进入他们的兜里去了，有的比我们还“左”，那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要注意不要上当。我们要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第三世界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给以影响，但不能强加于人。这里有方针政策问题，也有写作艺术问题。
杜威实用主义影响还不小，那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和资本主义初期反封建反有神论的教育思想不同。凯洛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在三十年代，搞教育普及，和我们作法相近。以后斯大林来了个急转弯，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凯洛夫一套出来了。赫鲁晓夫搞全民教育时，凯洛夫已成名家。赫鲁晓夫搞了几年“和生产劳动结合”，中学毕业后劳动，开垦西伯利亚，把黑土变成了沙土；勃列日涅夫又不搞劳动了。
第三世界也各有不同。老殖民地非洲国家差一些，有的粉笔还要从法国进口，达荷美外宾访问大寨，得到了大寨自己做粉笔的工具，高兴得很。达荷美的铅笔也是法国从我们这进口转给他们的。
我接触了坦桑尼亚、达荷美、扎伊尔、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的人，他们那里，殖民者一走，教育跟不上，没有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没有技术工人，火车司机中本国人也很少。
拉丁美洲的文化程度相当高，情况不同，如墨西哥，有他们自己的一套。
阿拉伯国家，比非洲好一些，独立早一些。
宣传要分别对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出路，教育也没出路。意大利教育部长想来中国访问，因为没有出路，想搞教育改革。是整个制度没落，经济危机。日本名古屋二百万人，大学有四、五十所，缝纫大学、烹饪大学等等，人们称饭盒大学。学生先在这些私立大学报名，交了学费，再到国立大学报考，考不上就回来。大学是作买卖的，没落的。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大学是个阶梯，而这个阶梯也是不牢靠的。法、加、美、日等国家都在搞两年制学院，实际是中专性质的职业教育。法国的两年制学院则是有钱人资本家子女去的，读后再进入名大学。我们的宣传，一定要和他们有区别。我们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主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他们看我们，只是职业教育、应用科学那一套。我们要突出自己的特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半句话是灵魂。关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马克思、列宁都讲过这个意思，是从改造社会这个角度讲的，是必须的。对外宣传，一定要区别我们这套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一套，否则就错了。选择什么报道，要注意。国内界线不清的，要避免，要讲就要讲清楚，否则将来要出问题。所以对外宣传要划清两个界线，国内的问题界线要区别清楚，国际上要把我们的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一套区别清楚。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周荣鑫在北京钢铁学院第一次教育革命汇报会上的讲话
元帅升帐，你们的任务很重，钢铁工业搞好，主要靠广大钢铁工人，但钢铁学院也得起作用。你们的工作搞得不错，要解决的问题只提了一个教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再找时间谈一次。
你们到太钢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在斗争中学习毛主席三条指示，理解得一定会更深刻，更好地领会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正确。去包钢的经验也要总结，如何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上半年教育革命中的二百项技术革新的经验要总结一下，如何搞三结合，如何实行鞍钢宪法。师生下工厂不单是战高温、劳动锻炼，要总结工人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再指导实践，还是要按毛主席的认识论，实践理论实践来办事。
教育革命，培养学生，一轮三年，搞出成果不容易，不象钢铁生产，一搞就上去了。教育革命总的方向、道路，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但具体作法上还要靠我们认真实践经验，如教材改革，教学机构体制改革等。教研组取消后，同样专业的教师如何研究、交流、提高？有些问题破了这一头，还得照顾那一头，对旧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教师总有个提高问题，政治上要提高，业务上也要提高，不提高不适应。教师提高重点要向工人学习，向学员学习，但教师之间也有个互相交流问题，怎样搞得合理、正确，提高得快，要研究，但也不要恢复老一套。冶金方面化学问题很多，化学老师如何组织起来互相交流提高，不能搞单干户。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经验很丰富，如何吸收？不能搞很多单干户，还是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但也不要恢复老一套。目的是达到提高，在新的形势下提高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政治和业务关系要搞好。毛主席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教师既要提高政治，又要提高业务，业务提高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能单纯业务观点。
学校的编制问题要研究一下，多少合适，每班五个教师行不行？分散办学看来不能太分散了，太分散教师需要量多。短训班各条战线要求很迫切，要有计划地办，也得有个安排，敞开口不行，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编制人员增加一点是必要的，但不能增加太多，无限制增加编制不行，不可能增得太多。
中学教师问题也很严重，初步调查几个学校，病号占百分之十五到十七。下去学农，二、三位教师带几百学生，来回跑很辛苦。根据教育革命形势，中学教师编制得增加一些，但不能太多，太多国家受不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周荣鑫在北京钢铁学院第二次教育革命汇报会上的讲话
这两天听你们讲了很多，向你们学到不少东西，把材料整理一下，再找你们核对。希望你们把好的材料整理出来后，送给我们一份。
一，教育革命是大革命，时间不长，变化很大，成绩很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现在还处在实验阶段嘛！存在些问题不足为奇，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不断地总结经验。不能历史地总结经验，长期拖下去，就会影响教育革命的发展。旧的一套不行了，新的一套又没有，靠我们来实践创造。千百万人在实践，中小学一亿八千万人都在实践。总的原则是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如何贯彻好这些指示，要靠我们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实践中加深理解，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教育革命推进一步，使大学纳入新的轨道。当前要抓好毛主席三项指示的学习，不断和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你们从七二年招生，到今天三年了，有了初步的实践经验，要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加以总结。有毛主席的指示，有实践经验，有条件总结好。你们钢铁学院很重要，钢铁工业对咱们国家当前和长远都是大事。石油上得快，钢铁没上去。十三号文件提出七个是不是，路线端正了，领导班子搞好就好办了。钢铁工业要上去首先是个路线问题，但是没有个技术问题？象太钢的办法把进口机器自动控制部分拆下来能行吗？还进口干什么？从学校来讲首先也是路线问题，要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能认为大学工农兵学员，不需要进行教育。改造思想，同样需要，包括我们，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学校要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对学生怎么管，要研究。工农兵学员多数是好的，少数差劲的要教育，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理教育，还是可以管过来的。问题在于要管，不能放任自流。
《文汇报》一篇短评讲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和改造自己的关系，很好。不能认为“上、管、改”是管你们的，当然要有这个作用，但仅仅这个，没有改造自己一面，就坏了。以改造别人自居，三年以后会成什么样子。学生中退婚事不少，按婚姻法，有结婚恋爱的自由，但这总是个思想变化。工农兵学员中老工人不多，大多是青工，下乡知识青年，青年战士，锻炼不是很多。他生在这个社会，还要受社会外界影响。毛主席说还有两个一部分，党员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农兵学员就会受影响。一个学员，外国女留学生一勾引就勾搭上了。放假一个月汇款八万元，采购东西一个人六百斤。这反映学员抵抗力不强，不抓紧思想教育工作不行。政治思想教育，不光是上课，主要要到三大革命斗争中进行，有些东西在课堂上理解不了，一到斗争中就理解了。比如你们到太钢，对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就理解得深了。学员不能只有改造别人的义务，没有改造自己的义务。学校还得有个规章制度，不能我爱上课就上课，不来上课就是请假，这不行。你为什么来上大学？群众为什么推荐你上大学？上大学的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上了大学是不是就是为了穿西服皮鞋，吃好穿好的？群众推荐你上大学首先是因为你思想好，毕业后能为人民服务，结果你到校三年变了，变成为自己服务，这说明了学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尖锐。过去用成名成家鼓励学生，有个当工程师的目的。这个目的现在不行了，还得有个为人民服务、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目的。要在二十世纪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连这个目的也没有，还上学干什么呢？所以，要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远大理想的教育，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大、中、小学都是这个问题。中学比大学还严重，说什么“学不学都能活，会不会都插队，干不干都吃饭……”我们对他们教育，要把当前斗争和长远目标、伟大理想结合起来。大寨就实行这个教育，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改造山河，多打粮，支援世界革命。学校这方面的教育不能放松。实质上是两条路线斗争，是用那条路线办学，最后看培养什么人，开花结果，最后结的什么果。按照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教育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应该是好的，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为谁服务，特别是大学，要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现在有个别人毕了业，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学了三年航空飞机制造，分配三线怕艰苦，不干，提出要“社来社去”，拿这个打掩护，不到三线，回郊区，进大城市，投机取巧，这个不行。过去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花一千几百元，现在要花两千元。当然不在钱多少，还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政治上要有个要求，毛主席说：“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业务上也要有个要求，你们研究，拿出几条来，拿不准的，市委、咱们一块研究。总之这种情况，不能长期存在下去。
听西城区的同志说，中师两年招生不满额，青年不愿当教师，这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在学校的反映，不抓不行。
二，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教师问题。这几年教师通过开门办学有进步，和文化大革命前不一样，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和工农相结合，思想起了变化，世界观正在改造，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当然也有毛病，有老框子，但总的来看，这几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威力很大，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很大推动。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改造好啦，还要继续坚持改造下去，不能停止不前，不能脱离工农，不能违背毛主席的“五·七”道路。我们领导的责任是要在政治上业务上多支持他们，提高他们，帮助他们，包括思想错误的批评，批评也是帮助。生活上也要照顾。按毛主席的教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教师大多数是想把学生教好的，这是前提条件，是团结的基础。不能一来运动就批知识分子，批得什么都不是，把知识分子都一律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批就说“知识私有”，知识私有不是没有，但多数不是这样。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就讲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对知识分子要有分析，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过来的，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受的是旧教育，还分三类，说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一九六八年《红旗》杂志第三期，毛主席又指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结合得好的，要表扬，以资鼓励。对知识分子要正确对待，我们不能一面用他，让他教书，一面又骂他臭知识分子，他能教得下去吗？社会主义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这种作法不符合毛主席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按毛主席的政策对待，可以不断提高积极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违背毛主席的政策，就会变积极因素为消极因素。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对待他们成吗？太钢老工人你这样对待他也不成，反过来对待你们也不成嘛！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要教育改造，还要抓紧，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改造世界观。学生骂臭知识分子，一批一大套，一概而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要进行分析，不要一概而论，还有个左、中、右嘛！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还是多数，真正和社会主义敌对的是极少数。不把他们团结好，教育好，教学工作谁做，靠党委几个人去做吗？不支持他，不提高他，他怎能管好工农兵学员！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教师不管学生的思想工作，现在教师带工农兵学员下去，管思想，教业务，这比过去要求高了。对教师政治上要有要求，有提高，有帮助。业务上也有个提高问题。参加阶级斗争，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参加劳动是对的，但还要总结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没时间给他不行，按毛主席的认识路线，实践理论实践，一步比一步提高，没有这个条件，业务上教好也是困难的。业务上光吃老本不行，不能持久，文化革命前的老本并不大，而且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科技情报材料你们能看到吗？教师能看外文的有多少？（答：中、青年教师去图书馆的很少。）这样能行吗？毛主席讲，培养又红又专的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经过改造的旧知识分子，不懂科学技术成吗？象现在这样不看书成吗？当然反过来不下工厂也不成，要结合好，安排好，既要有实践经验，又要有书本知识。学习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不能叫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现在我们还要引进外国先进机器设备，象太钢就有德国进口的先进设备嘛！只管眼前这个炉子，全国的不管，全世界的也不管，国内外先进的东西都不管，把教师脑袋搞得很闭塞，这不利于提高。教师政治上的提高，业务上的提高，都要有个适当安排。特别是中、青年教师，老的老了，当家的四十多岁，这些人过一年长一岁，也要老，业务上不提高，下一步谁来教，以后学校还办不办？业务上提高没人抓，这怎么得了！你什么都靠他，业务靠他教，学生靠他带，又不提高他，再过五年怎么办？教师缺人，市委、教育部、冶金部都得考虑这个问题。咱们又不是再办五年不办了，教育革命要深入，培养目标要符合毛主席的指示，要求都很高，教师不解决不行。学校领导要把教师这一环抓好，党委、总支、支部工作抓什么？一抓学生培养，把转变学生思想工作做好，二抓教师队伍的思想建设工作。
三，办学方式要试验，从试验中找到好的办法。
办学的方针、道路就是主席讲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个方针道路指导下，具体办学方法可以作各种试验。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校，方法可能不一样，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可能不一样。道路是一条，具体如何办，各级领导要和教师探讨、商量，要走群众路线，同常年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学生探讨。培养人的过程很长，和生产茶杯不一样，从小学到大学十三年一个循环，几年看不准，方法上多做试验，多探讨，不能一提不同意见，就打回去，说是老框框。过去一些具体方法，不见得都错了，错在路线，首先要在路线上划清界限。如基础课教师都分了，你们搞冶金的，化学是重头，化学教师能不能有机会在一起交流，不是恢复教研室，而是找个补充办法，让教师互相学习，提高一步，和专业配合得更好。基础科学在发展，教师要学习提高，你们四十多岁的教师看外文的水平怎么样？过去是路线错了，不是说一切方法都错了，也不是说要照搬旧的一套，教研室撤销，教师成了单干户，提高受限制。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思广益。办学的各种方式要试验，不要怕失败，不要太缩手缩脚，敢于实验，不合适，下次不那么干。只要方向路线对头，偏差不会太大。现在多种形式办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全国办了普通大学，又办了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和业余大学。普通大学和七·二一大学应有所不同，厂办大学带有普及性，普通大学提高上要求多一些。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两者并不矛盾。你们协助办七·二一大学，可以从中吸取到丰富的营养。七·二一大学以业余为主。群众普及多了，接着就要求提高，过去孤立地搞提高，提高不起来，这是不对的。你们这样的学校在提高上多下点功夫，多注意一点，完全应该，总是有点分工吧！普通大学全国共有三百八十五所，在校学生不到五十万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八亿多人口，五十万并不多。全国工业技术人员平均只占职工总数百分之二点八，技术人员不是多了，技术水平又不高，象太钢那样，没人懂，把进口设备搞坏，这对吗？（周宏宝同志插话：这是犯罪。）大学要提高一点，但不是脱离普及的提高。大学总得把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践，当前和长远，普及和提高，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几个关系摆正。摆正了，合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突得上去；摆不正，就会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周宏宝同志插话：搞实验，也要摆正路线，界限要清楚。）学习别人的经验要结合自己本校的情况，要分析，有共性，也有个性。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就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否则，容易出问题。
四，（当钢铁学院的同志问到物理、化学两个理科专业要不要办时）你院两个理科专业情况我不太清楚，总的来讲，理科专业要搞。只搞应用科学，不搞基础科学要吃亏。基础科学是从应用科学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影响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不但要，而且要发展，根本不要基础科学是不对的。当前恢复过去老一套，完全三脱离也不行。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重新研究，把基础科学搞好。要和三大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工人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高理论，发展基础科学。搞基础科学是不是都到炉前去？那不见得。有的学科可以和生产结合，有的学科先在实验室搞，后指导生产。如天文学，研究天文到现在还离不开康德的那一套，就是和望远镜、计算机打交道，观察天象，这种科学实验算不算实践？三大革命实践包括科学实验，当然也要和工农结合，一年二年到农村锻炼一下还是需要的。还有研究物质粒子，离不开科学实验室，打开质子靠加速器，离开这个办法，搞不出科学。美国搞了个大的加速器，一亿电子伏特，我们在云南三千二百米高山上，用宇宙射线来研究粒子，有的人还得了高山病。实验室的科学实验不能否定，对毛主席讲的三大革命实践，理解不能太狭窄，基础科学有的能和生产结合，有的就要先在实验室搞。当然，能和生产实际结合，你不去结合，搞花盆里种庄稼，是不对的，不能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不能搞极端，要进行具体分析，有的在实验室搞，有的在生产斗争中搞。只搞应用科学，不搞基础科学不行，我们国家不搞基础科学要吃大亏。你们两个理科专业可以改，但不能取消，改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周宏宝同志插话：不要风一吹就动摇了。）不能按“风”办事，要按毛主席的路线办事。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有一股劲，把钢铁工业搞上去。钢产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在二十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钢院的任务十分艰巨，培养技术人员，我们的技术人员不是多了，而是少，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个技术问题。基础科学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路线问题是主要的，但业务也要摆在适当位置。
这些意见，咱们座谈，不能外传。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周荣鑫在四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结束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叫经验交流会，小型座谈会，很多问题在会上提出来了，讨论、研究这些问题只是开了个头。这次会议是为将来正式开会做准备。会上提出的问题，希望大家回去以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理论上，要学习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上，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十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教育革命中的问题。还是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讲的，一是研究历史，一是研究现状。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能两张皮。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现在不能完全解决，希望大家回去后再研究。会上交流的经验要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加以研究推广，不能生搬硬套。总之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之下，结合当地情况，学理论，抓路线，推动教育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
今天我谈的不是结论。大家回去后要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向党委汇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为开好大会作准备。这点希望同志们一定做到。要向党委汇报，不是向下传达。
教育部还没有成立领导小组，现在还是“一长制”，这不是讲怪话。所以今天谈的问题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只是讲讲个人的意见，供大家参考。最近我陆续讲了些问题，但传得很厉害。北京市流传说，我讲了教育战线就是林彪路线干扰，林彪干扰是最大，最大，最大。这样讲法不是跟林彪一样了吗？也是最，最，最！传这些话的人，一种是无聊；还有一种也可能是想打倒你，他来干。要不，瞎传这种话干嘛？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我的话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错误难免，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毛主席讲的最彻底，就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这就是看破红尘，无所谓了。有的同志把流传的稿子给我看，有的好象认为教育部长是肥缺似的，打倒你我来干，争权夺利。我的话刺痛了一些人，我也不怕，有错就改。
讲几个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一、主流和支流
……不能用大好形势来掩盖问题。要肯定主流，但掩盖支流，不去解决，支流也可以发展为主流。
……
三、其它几个问题
（1）“智育第一”问题
十七年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还要进一步研究搞清楚。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批评。
毛主席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我们的教育正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最近先念同志在接见卫生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容易出现教条主义，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
有没有“智育第一”的问题？“三脱离”就是搞书本知识。毛主席一贯反对只搞书本知识，说，只有书本知识不成。毛主席说：“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这里的智育与毛主席讲的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智育不一样。不是换个位置把第一换成第二就行了。毛主席批评的是“三脱离”，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换个位置，还是课堂读书，这不行。毛主席讲的智育，与十七年的智育不是一回事，不是少读点功课的问题。这样批“智育第一”批不了。……
对学生的功课也要抓紧，因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生毕竟以学为主。从这封信来看，也不是批了“智育第一”能解决问题的。
……
要搞清楚，智育第一不是不可以批，要批什么样的智育。现在批智育第一，就是课堂少讲些，就完了。这不行！不是个换位置的问题，根本是个“三脱离”的问题。这个智育与主席讲的智育不一样，不能划等号。划等号，就少学点算了。这不行！“三脱离”的目的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智育第一可以批，但不能与主席讲的智育混在一起，两个不是一码事，主席讲的是理论与实际结合，不是换位置的问题。
教育要革命，要从根本上改变“三脱离”。十七年的教育是从苏联学来的，是教条主义。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正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现在正在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学完了，不会种田，不会做工，不会打仗，轻视工农，连父母也不认。这叫智育第一？有的批判智育第一，起码没有打中要害。不是说没有智育第一。毛主席说，学得太多，学制太长，摧残青年。这不是毛主席讲的智育。毛主席讲的是理论与实际结合，不搞“三脱离”。……
（2）“读书做官”问题
有没有“读书做官”的思想？应该说是有的。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过来的，还有旧的痕迹。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读书做官”，而是“读书赚钱”。“读书做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是孔老二那里来的。怎样解决？现在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读书不叫你做官，读书当工人农民。问题是公社以上的各级干部到厂矿企业的科技人员，到底算什么？是不是官？这是不是把工人、农民与干部、科技人员对立起来？分配当干部、科技人员，就是做官，能不能这样讲？可不可以这样批？我们的社会无论做什么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勤务员。是对立起来好还是讲成一体好？如果说凡是干部都是官，那么总理、委员长这个官就更大了。
到底怎么批“读书做官”？能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毕业以后，要一律当工人、农民，不能当干部。有的工农兵学员原来就是车间主任，回去怎么办？就是因为上了学回去都当工人？这不是形而上学！要批“读书做官”，但要讲清干部不是官，只是分工不同。有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工资还有差别，在知识分子中，有的差别还很大。我们调查了一下，一般与同时进厂的工人相比，没有工人的工资高。北大教授是最多的，北大平均工资六十六元多。宏宝同志说，上钢一厂平均七十一元。当然上海是八类地区，上钢又是重工业系统。（皑风同志插话：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教师与同时期进工厂的工人的工资差不多，但小学教师的工资低于工人。）总之，不是不要批“读书做官”，是怎么批法，把工农与干部对立起来批不行。要批孔老二的思想，但是还要讲干部不是官，要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否则对各级党委、政府干部怎么看？干部中没有做官的？有，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就是要做官，他们不代表我们党政机关。现在批“读书做官”，是把工农兵与干部对立起来，这样批法，把毛主席的指示往哪儿放？讲透了就是这么个问题。……
（4）“三学”问题
必须把“三学”搞好，不能“放羊”。
对走五·七道路，主席的那封信要全面地学，不能只学对学生的那一条。主席说：“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主席提出要有主有从，不能同时都搞，同时都搞不成。但是，从不是取消。有些旧的东西批了，要创新的。旧的教育制度不好，要创造新的，不是放任自流不管。一定要破中有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一定要解决立的问题。我们过去是破了不立，一说立，旧的一套又出来了。我们说“智育第一”不对，搞“智育第二”，或旧的一套又出来对不对呢？“三学”有过头的地方，要很好安排，不能反过来又不搞了，要调配适当。教育革命不是没有创新，创新很多，但往往出现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三学 ”是改造学生思想，解决理论联系实际，建立革命理想的重要途径，不是要你一年搞到头，要有一定时间限制，还要认真搞好。现在最怕的是一提就不干了，一提就是吹冷风，说都不说，说什么周荣鑫在吹冷风，我们搞起开门办学来，他要吹掉，好象他最革命，这是形而上学。要看到“三学”的成绩，也要看到“三学”中有缺点，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提高领导、师生对“三学”的认识，把“三学”搞得更好。不能说不得缺点，这怎么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不要文过饰非，不能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讲学文化就害怕，这真是怪事。毛主席从来没有讲不要文化。毛主席开国初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怎么就不能谈学文化？我们还有个文化部哩！问题是看你怎么学文化，你搞“三脱离”地学就坏了，就要走老路。文化部就是搞文化，就是搞意识形态，搞电影、戏剧等。电影《创业》里有一个知识分子张总写得还不坏。过去一讲科学技术人员就都是保守的，象《钢铁巨人》。张总也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一面，但是后来转过来了。“三学”的问题已有好几年的经验了。应该很好总结一下。会议开始时，我讲的那个汽修队和北小营大队这两个典型，应该表扬推广。现在还有的工厂对学生去“三学”思想不通，说工厂成了社会了，什么都要管。技术人员怎么办？搞规划不能只讲数量，要讲质量，培养技术人材也不只是数量问题，还有质量问题。现在各部将我们的军了。前天有个负责同志讲，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在一个工厂当党委书记，不欢迎大学生，对中技生非常欢迎。中技生毕业以后马上能动手，大学生 就不行，工业部门对取消中技非常反对。现在工厂中技生成了骨干。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的好，就是把“三学”搞好，就是提高质量的一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前，人家欢迎中技生不欢迎大学生，这是教训。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讲话摘录
现在学校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学生可以不读书了。主席说，学生以学为主。周荣鑫，你是教育部长，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你还不发表演说？我听科学院汇报上级，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三大革命运动都有你们的份。但是，现在科研工作的人也不读书了，科学家也很少到图书馆去了，不到时间就回家做饭去了，这样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吗？
就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做其它，好多人理解有片面性，搞些其他东西，占了好多时间，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
（1975年9、10月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学校提出不读书是毛泽东思想，歪曲了毛主席有关学生负担过重、三脱离的指示。毛主席是为了使学生学习得很好，不是对青少年说过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学毛主席的书，要全面地学。
（1975年9、10月在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学好技术业务不能叫白专道路，占住茅坑不拉屎，在技术业务上不行，就让人家干。对老技术专家，如果是热爱祖国的，就让人家干，这问题也是派性在做怪。
（1975年9、10月在部分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是一种形式，但绝不能看成是唯一的形式。因此科技大学一定要办好，上大学的要选一些在这方面有基础的，不能都是照顾干部子弟的。教师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又挨打又挨骂。对教师政治上没问题的要尊重，要有秩序。
（1975年9、10月在部分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马克思讲，生产力就是科学，在这些方面有全面认识很有必要在本世纪走在前列很重要。
（1975年9、10月在部分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学校不以学为主，要干什么？周荣鑫同志你身为教育部长，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讲？因此总的要求学校教育以学为主，如何把今后工作改变一下。
（1975年9、10月在部分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周荣鑫的讲话
〖×××同志传达〗
关于教育革命对外宣传不要讲的太满，现在是试验阶段。小平同志讲，教育革命不是几年可以看出效果的，我们相信我们教育革命的道路是对的。
小学生现在全国是一亿五千二百万，比解放前增五倍。现在统计，学龄儿童百分之九十五上了小学，但对外讲，要留有余地。还是讲百分之九十以上。去年十一月份《红旗》杂志上就是这样讲的。
中学生现在是四千二百万。对外讲，三千七百万。是解放前的二十四至二十五倍。大学现在是三百八十七所。学生五十万左右，比解放前增加不少。
现在西方教育发生危机，叫嚷也要改革。有些我们的提法他们也提，但他们不能接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要区别清楚，否则就掉入杜威的那一套。
二十世纪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关于基础科学，毛主席接见李政道时讲，我是赞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但是你说的道理没有说清楚，理论来源于实践。我们《教育革命通讯》第八期上登了一篇文章，关于解剖学的。有的单位主张学基础。有的单位不主张学。主席讲，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
我们教育革命主流是好的，但是也不要掩盖支流。
（1）要培养科学家。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有点怪脾气，也没什么。比如，数学所陈景润这样的要帮助。有人批评陈景润不关心政治，他听到别人批赫鲁晓夫，还向支部汇报，说有反动言论了。有人说他很吝啬，但他买书不吝啬。（2）外行能够领导内行。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它。（3）要重视试验，要搞好后勤。（4）要后继有人。
过去，文化大革命前，大家都去搞尖端，现在又好象都不搞尖端科学了。关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你们这次去能不能搞点材料回来。
现在有些老教师叫他改行，没有用其所长，而用其所短。在中央的会议上定了，叫黄昆当固体物理研究所的所长，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中学的外语也不大行，中学的问题要注意。据北京调查，刑事犯罪青少年占百分之九十，其中百分之四十九是中学生。现在政治好，功课好的大概占百分之三十，根本跟不上班的占百分之十，据北京调查，百分之一到二离进公安局差不多了。现在要加强三青的教育。规章制度，旧的破了，要立新的。关于考试，主席讲，还是要的，要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有些旧的规章制度破了，但新的没有立起来，一立，老的又起来了。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有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文科也有些问题，有的不是以社会为工厂，让去搞农业了。有的学校还讲什么几年经费自给。农业大学和文科不一样，如果搞书本知识和种田相结合，这个就不是以社会为工厂。文科如何办？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我们要批智育第一，就是要批三脱离，但不是不学文化。如果批了智育第一，变成不学文化了，那就危险了。大家要看看《文化课本》序言。考试不要考背，要考用。但不是都不要背了。
我们教育革命，要注意全面贯彻主席的指示，不要形而上学，讲了一面，不讲另一面。学了主席的话，抓了一句就干，和另一句对着干。我这些话，你们不要回学校讲。
一九七五年十月，周荣鑫和北大中文系学员周晓红的谈话
周晓红是七四年入学的中文系文学专业学员。今年国庆节，周晓红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游园，遇见周荣鑫同志。周荣鑫约晓红到家里去玩。
一天，周晓红到周荣鑫家，见屋里有几个中小学教员正在诉苦，说学生不好管，这样下去培养不出人来……。
周荣鑫问晓红：你们那里（指北大大兴分校）半工半读上了哪些课？参加劳动多少？为什么不放暑假？我就不赞成不放暑假。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
周晓红说：搞半工半读，开始我也有点想不通。下去一段后我感到不下去不行。我们不仅在基地搞半工半读，还要开门办学。象我长这么大，没有在贫下中农家里吃过一顿饭，在贫下中农炕上睡过一次觉。第一次睡到贫下中农的炕上，感到很脏，思想斗争了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后来经过学习，才认识到，是自己的思想脏。所以，半工半读思想收获很大。
周荣鑫说：我问你学了多少东西？
晓红说：我们七个月中就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党史，鲁迅杂文选（边学边编鲁迅杂文选讲，已写好二十五篇，正修改的还有四十篇，还准备学十篇小说。）文艺思想斗争史讲了五次了，写作课，水浒评论课等等。
周荣鑫说：我问你学了多少专业课？
晓红说：我们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边学习边分析文章，边写文章，这样我们不只是学习，而且能为现实斗争服务，所以收获很大。
临走时，周荣鑫说，以后经常到我家来玩，把你们学校的好经验告诉我。
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周荣鑫听取高教司关于理科教育革命调查准备情况时的谈话
你们下了很大功夫，作了研究。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下。
讲一讲全教会纪要问题。
全教会以后，已经四年了，教育革命有很大成绩。你们刚才说，这应当肯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思想上混乱。全教会纪要讲的很全面。我念几段：“教育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政治统帅业务，把转变沉重的思想放在首位。要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上好政治课和社会主义文化课，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要把学文和兼学别样结合起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工农兵学员在学习过程中仍要参加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要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反对单纯学理论和轻视理论学习的两种偏向。”
“要重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开展科学研究。”
第八个问题是讲中小学的，纪要中讲：
“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必须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要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保证上文化课的时间，打好基础。要让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期，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课程和作业不应太重，生产劳动要安排适当，社会活动也不要搞得过多。”
我认为纪要符合主席革命路线。但为什么这几年出这么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现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了纪要的精神，有些提法、口号，有些作法背离了纪要的精神，也就是背离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纪要写得很清楚，为什么不能贯彻执行？ 这是个严重问题。现在还提不出答案。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小学开了两个会，老姚（指姚力同志）都参加了，你看中小学的问题同纪要精神符合不符合？要拿全教会作尺度，认真检查一下。现在教育部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纪要没很好执行，原因何在？回忆这几年经过了一些什么变化？出现什么问题？对执行纪要有没有干扰？干扰是什么？为什么出现这些干扰？这不仅是对理科的，这个文件是主席批示同意的，总理亲自抓的，为什么执行不好？教育部要回答这个问题。要把这几年的变化认真查一查，拿纪要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对照一下，看是什么干扰！纪要是尺度，是标准。纪要关于中小学讲的不多，主要讲大学，但精神是普遍适用的。普教司、高教司都要研究回答这个问题。这几年问题是什么？历史和现状是什么？要回忆这几年重大事件，看看报纸文章，看看我们发的简报，听听群众议论。如果不把这个根子找到，问题很难解决。不然你这里动一动，他就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是有人在这么说的。这个纪要是个标准吗！用这个纪要看看，是右还是左，要把根子找到。不从思想路线上找原因，要抓抓不起来，不从路线上抓不行。要找主席路线为什么贯彻不好？关键在领导，根子在路线。否则调查还有个欢迎不欢迎的问题。我看纪要上讲的比我讲得还厉害，纪要讲要“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现在有人不是不要讲质量吗？一讲质量就说是回潮复辟。因此下去调查首先要把全教会议贯彻执行情况调查一下，如果让你调查的话，思想不通，问题就解决不了。为什么发生这些情况？从路线上找根子，把这四年的大事经过议一议，根子不在教师，恐怕也不在学校领导，根子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管教育的。抓不到根子，这些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解决了，还要去解决下面各级教育部门的问题。教师在这个问题上老实说没有多大争论。只是不敢讲。当然也要两点论，有些人习惯走老路，我们还是要在两条路线上作战。矫枉过正，但过正的总不是“正”，应该调整过来。现在有些是越走越远。其它好办，主要要求你们把这几年变化研究研究。要看点东西哟！报纸上可批的不少，这对学生教师影响可不小。要追根求源，才能解决问题。搞不清这个，人家就会说刮什么理论风，说你“右倾”。
第二个问题，我不讲，念几条语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在听取聂总关于科技规划汇报时讲，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所谓社会的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社会的力量，最后才……。毛主席又说，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主席讲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用马列主义代替自然科学是错误的。现在确实有一点政治冲击业务的现象。纪要讲要保证文化课，要保证时间。现在是政治冲击业务，不是提倡政治与业务的统一。
这几年究竟有没有对主席路线的干扰？如何表现？来自何方？
再花几天时间研究一下，再谈十次，行不行。不然下去调查不到东西，即使调查到一些情况，思想路线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周荣鑫在教育部理论组汇报南开大学知识分子问题时的插话
当汇报到教师中当前主要是不同程度地存在消极的东西，说能完成任务，就对得起工农兵了，没更高要求，无钻研精神时，周说：“实际上有些不满”；“有人说把学生培养成两面派了。会上讲得好，会后另一个样”。
当汇报到该校传达周荣鑫部长讲话所作的结论（不同意见）又认为没有必要让调查人参加会时，周说：“这纯粹是捣鬼。把结论整理出来我看，我要向国务院备案”。
当汇报到对知识分子看法上，存在不正确的东西时，周说：“主席讲‘老九不能走’传达了没有？”
当汇报到普遍反映知识分子钻研业务不够，主要是为革命钻研业务与“知识私有”的界限划不清时，周说：“要不要教课？教课要不要用力？有的是留一手，有的是钻冷门，想一鸣惊人。对于学生是不会留一手的。‘知识私有’是发生在领导干部，多数的是智育第一，少数的又是知识私有，这个日子怎么过？”
当汇报到南大提出一个口号“一专多能”时，周说：“有专长的不用，却用其所短，不用搁着干些什么？”
当汇报到文化革命前一个班一个教师，现在占到十一个教师时，周说：“领导不深入教学领域，坐办公室瞎指挥”。
汇报结束后，周说：“把材料整理整理……。全教会《纪要》，部里也要认真学。根据《纪要》来看变化，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经验教训？以《纪要》为纲，对照检查现状，成绩不要估计过头，要实事求是，缺点也要实事求是，掩盖是不对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贯彻《纪要》。
把《园丁之歌》印一下，把《人民日报》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也印一下，看看文章批得对不对？造成了什么影响？研究后写篇文章出来。受批后，造成影响很大。学习小平同志在大寨的讲话，以《纪要》为纲，检查现状，有无背离主席路线的情况，把《园丁之歌》研究一下，问题在哪里？对照研究一下，我们的思想混乱是怎样造成的？要追根。要不，解决不了。‘七个是不是’对教育战线适用不适用？我讲的话还没有《纪要》讲得那么厉害，你们一面在搞调查，一面学习。现在《纪要》起码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认为，文件上的两个估计是全面的，当时是怎么传达的？以后又怎样？为什么不执行主席同意的《纪要》，总理反复讲过两个估计，讲得很清楚。剧本和批判文章应以《纪要》为准，要追，剧本背景写的是四年级学生，但批判的不是四年级学生。他们批判是断章取义，抽出不学文化也可以干革命来，与过去相比。看看这篇批判文章，很有意思。在某些地方、单位有无干扰？象这样严重的‘三脱离’状况有什么严重后果？宣传有关系，领导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谨慎。一批容易予头向下，整教师。这不符合毛主席指示，关键在领导，主要负责不在下边。”
“把《纪要》中有关林彪的东西改掉，给国务院写一报告，重申一下，发给下面，让政策跟群众见面，重申批发，并作一个说明。你们看了《园丁之歌》和批判文章，经过学习之后，写一个材料。先给国务院写一报告，理论组集中力量搞一下。”
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周荣鑫在讨论给中央汇报教育领域情况时的讲话
上午：
当汇报到教育战线突出的问题是片面性、形而上学，有人借批智育第一，实际上批了主席的东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时，周荣鑫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本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不管嘛！”
当汇报到有人口头上说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有的有宁“左”勿右的思想时，周荣鑫说：“实质是右的”。
当有人谈到教育战线不敢大胆试验，是一个“怕”字时，周荣鑫说：“你批，他就怕了，这几年批的厉害。”
最后，周荣鑫说：
“下午讨论讨论，还是要以《纪要》为准，讲问题从71年全教会后讲起，《纪要》重申一下，要按《纪要》办。‘九·一三’以后，有的地方把《纪要》放过去了。
检查工作以《纪要》为标准，下午讨论，思想统一到《纪要》上来。如认为《纪要》需要修改，也可提出。问题是贯彻执行《纪要》怎么样。”
下午：
同志们讲的我都同意，怎样把中央的指示，14、18、19号文件，小平几次讲话，好好学习学习。整个形势大好，教育形势大好。如大寨等，都是先进单位，作法也不尽同。问题是在发展中的问题。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要看到逼人这一方面。二十世纪之内实现宏图，很大程度靠培养出来的人。对科技人员我们要用。怎样看待“白专”，红与专？科研走在前面，应很好研究。物理学家，中国有四大名旦，但现在不能靠这些人了，老了。还得靠年轻人，一定要出成果，出科学成果。我们八亿人，有一千人搞科研就了不起。我们老批抓基础理论，批理论，把理论批臭了，怎么行？要恢复名誉。要有专长。
谁领导？依靠不懂行的，但要政治好的，热心这个工作的，如既不懂行，又不热心，则路线问题掌握不了。热心是对祖国前途、世界革命热心，不是热心于个人作官，用这样的人来做书记。
科研工作，要做好后勤工作，否则科学不起来。现在我们最大的天文望远镜90公分，苏5米、美4米，差得远。后勤工作是为路线服务的，否则怎能搞上去。
后继有人问题。科学院得后继有人，中心问题是教育部门的问题。要选一些有数理化基础的。小平同志讲，要不怎能攀高峰。有千把人，几百人就行。所以，现在有一危机不读书。教师还有一个地位问题，也有一个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特别是今后机械化、自动化水平要提高。如科学上不去，也是空的。今后生产的要求也不一样。少了不成。小平同志还讲，二十世纪还有二十五年，现在怕检讨，将来不怕检讨？耽误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拖了后腿，这是大事。我们搞教育，是否要拖后腿，不能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要考虑二十世纪宏伟计划问题。不能只看到形势大好，不看到形势逼人。否则头脑清醒不起来。现在不是赶上问题，而是得跑步走的问题。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靠老的科学家，新毕业的大学生现在还不成。现在四十多岁的，也有很多外语不成。所以有一个提高问题。我们国家大，怎能一律？主席不是不要尖端，尖端是少数人搞，但你总得有这部分人，总得有学校承担这部分任务，没有不成。我们想不想解决这问题？
农业亦然，搞普及，也有提高问题。普及与提高，当前与长远，政治与业务，这些关系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就要出问题。针灸问题现在外国抓的很紧，快赶上我们了。
还有一个备战问题，我们的武器怎么样了？前几年，林彪的路线干扰很大，但也有一个科技要跟上去的问题。
所以今年以来，主席的三个指示，批《水浒》，全国形势大好。钢铁在抓，煤炭情况不坏。最近主席与希思谈话，谈到对发展速度不满意。
形势方面，要看到好的一面。要看到逼人的一面。都在抓学大寨，学大寨办教育。要看到成绩，打破了旧框子，这是成绩。同时要看到形势逼人。在当前形势下，怎样跟上形势？在写法上，写简单点，不要分析。前面写成绩，写全教会以来的成绩，同时写形势逼人。
第二，写存在的问题，同时把典型言论摆出来，主席、《纪要》是怎么讲的，对照一看就清楚了。几句话就说明问题了。如主席讲，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人说培养劳动者，培养农民。一对照就清楚了。又如知识分子问题，主席历来讲了很多，但有人讲，十七年来培养的知识分子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又如智育第一与学文化的关系。简单明了地写写，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不能掩盖。
第三，找找原因，分析分析，写几条。总结起来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实质上还是右的问题。调子越高，越革命，实质是右。有的根本脱离实际，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风”出发，有“怕”字。
对于《纪要》很多地方没有很好学习研究，一上来就纠缠在两个估计上，在宣传上有毛病。
第四，最后讲讲今后怎么办。开会问题提不得，现在的情况怎么开会。最好是把《纪要》改后，拟好通知（代中央）发下去，这办法较好。但要注意，不能借此整教师，要强调关键在领导，不能矛头向下。完全怪学生也不合适，要掌握分寸。
青少年读物问题，写一个报告，把前面写的我提出来抓青少年读物问题，改为教育部提出抓青少年读物问题，发下去。
路线方针要正确，关键在领导。领导班子问题可提出来，不要讲多了。最后要强调学习主席指示，三个文件等等。以此来整顿，不整顿不得了，凡是软、懒、散的班子都得整顿。
按照小平同志的讲话，看来党内要整风。
一，提纲是否分四部分写；二，全教会《纪要》代中央拟一稿，附上《纪要》改稿，报中央后，争取发下去。有这样两个东西发下去，开全教会就好办了，要不日子不好混。一个是争取汇报提纲中央能够批下，一是全教会《纪要》修改稿和通知，中央能批下来，问题好办了。
我们的做法，有些农中是办得好的，短训班有些也办得很好。但有些办的农学院，几年不读书，花钱不少，还不如把农中抓好。大寨就是典型例子。我看把这类学校（不管叫什么名称）抓好了，能解决一九八○年农业机械化问题。
城市中学问题，可否考虑大学毕业后再下乡劳动，特别是理工科。当然上山下乡还是需要的。
写四部分，成绩写概括点，问题写清楚，原因要分析，今后工作怎么改正，写个三、四千字，不能多。不要多作分析，大道理不能讲的太多。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周荣鑫对铁道部科教局同志的谈话
〖铁道部科教局章洛、张毅同志向周荣鑫部长汇报七所铁道学院的情况，准备二十二日召开七所院校座谈会，请周荣鑫到会讲话。〗
讲话不讲了，一讲就有人消毒，我对北钢讲了几句话，人家就去消毒。北京市文教组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说什么只听毛主席说的，其它谁说的也不行。现在有那么一股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歪风。你们的会我不去了。高教司去听听吧！你们下去了解很好，提意见也很好。
农业学大寨的会开得很好，特别是小平同志讲话非常重要，二十世纪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学校要培养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人材。国锋同志讲话主席已经批了。向我们教育部门提出了光荣、艰巨的任务。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有的讲形势大好一大堆，讲到形势逼人就没有了。要在五年内普及大寨县，确实形势逼人。象你们前一段，四个车站不通车，形势不逼人吗？教育战线……要全面贯彻主席的教育路线。总的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昨天会上包括林县都发了誓，赌了咒。要紧急动员。农业要搞上去，科学技术要跟上形势。要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统一起来。现在有的地方总是把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普及与提高割裂开来。认为政治和经济割裂的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现在不是左，而实际是右。你们开这个会很有必要，不然，光下文改变体制也解决不了问题。高教司去人参加。要学习纪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十七年问题等都写得很清楚。现在有些人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承认自己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要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就是解放前的旧知识分子大多数也是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在这方面讲得不够。现在教师队伍有七百万，有三百万是民办教师，多数是贫下中农，不能算知识分子。五七年主席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大多数还是附在皮上嘛！把知识分子都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园丁之歌》荒唐到不要文化也能革命。毛主席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用到了中学生陶利身上，这怎么能行？初澜的文章是个典型，反对学文化，对教育战线影响很大。
知识分子问题，要看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认为不要改造也不对，但是看成和文化革命前没区别，就否定文化革命。是右的。总之，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实事求是，不看到变化，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有的学校领导说教师身上有毒。一方面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一方面又说他们有毒，这怎么能行？现在我们大学水平这么低，不是拖了后腿吗？科研不抓，理论不提，也不创造条件，这能行吗？学校还是要政治挂帅的，但教学领域不去统帅，这不是空头政治吗？人家政治统帅业务，抓了业务说成是回潮，有的把教改也当成业务。学校转变学生思想怎么办？要不要在教学中做思想工作，现在思想工作有削弱。把知识分子都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行吗？有些人不管主席怎么讲的都自己加以乱解释。凡是看书的，学习的，都说成是智育第一。落实《五·七指示》，总是有主有从，不能讲劳动就是学习，那不要学校算了。学校就是要上好政治课，文化课，保证学生的要求和质量。不讲质量，没有要求，还分大、中、小学干什么？当然，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质量观，但不要质量不对。不要吹牛，要实践来考验。现在文化质量不敢讲，学生生活散漫，确实有这个问题。有的学生想的就是当工人，上大学，留城里，找个好对象，这四个理想和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修正主义的。现在学校政治工作不强，很削弱，还有的学校有派性。不消除派性，不整顿领导班子不行，我前天同谭启龙谈了一下，学校问题不少。主要是学校的领导班子不行，还有一个上面领导也有问题。智育第一，就是教条主义。有洋教条，有土教条，洋的是凯洛夫那里来的。现在只讲批智育第一，不让提又红又专。土教条是孔老二那里来的。现在认为学习文化就是智育第一。不能那么看，不能把思想搞乱了。在自然科学中也有形而上学。旧教育关键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就是三脱离的培养办法。不学习就没有智育第一了？三脱离是要害。搞三脱离，培养出的人就是精神贵族。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讲了大水冲了教条主义，对尼泊尔代表团讲话，成都讲话都讲了教条主义的问题。全教会纪要上讲了保证教学质量。当然我们还在改革中，要革命总要矫枉过正，但过去的部分总要调整吧！现在大学就不如过去的中技高，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批判资产阶级，不能批得没有要求，没有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
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主席一贯倡导的，不是不要理论。过去理论实践理论，现在实践实践实践就对啦？学校应重视基础理论教学。最近中央领导同志讲要给“理论”恢复名誉。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也要学理论，轻视理论是当前主要倾向。
学朝农应当怎么看？朝农搬到农村去是执行了主席58年的指示，不能说不对吧？他们以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为主课，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不能说不对吧？在他们那种情况下，实行社来社去也不能说不对吧？问题是其它学校能不能照搬照抄呢？国家那么大，各地情况不同，农业大学也有提高问题，华北农大就有条件，要提高。他们搞点提高的有什么不好呢？五年要普及大寨县，都象朝农水平能行吗？
主席讲要多样化，我们现在是一律化。面向省市的同面向全国的学校要求就不同嘛！什么都一样，不可能，不符合客观实际。要求上有差别，是客观存在，不承认差别是睁眼说瞎话。
60号文件主要是对农业院校讲的。那是在当时思想比较混乱情况下，积极引导学朝农。我们去掉了“战略性经验”的提法。针对当时都搞社来社去，我们请示了三个问题：明确在校的学生不要搞；明年招来的搞，在招生时就讲清楚；分散办学问题强调自力更生，不要国家一分钱。对朝农不能全盘否定，否定是不对的。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学也是不对的。说学校是读书做官的梯子，把当干部、技术员当成做官，这不是拆梯子，是搬梯子。工人农民当干部、当技术员不是还存在梯子吗？我们现在干部、技术员是不是参加劳动？干部也能官能民。现在学生不做官，要留城。想做官的有，是几千年孔老二那里来的。这种思想不对。要教育人民能官能民，能上能下。你就是拆梯子，堵路，越讲越歪了嘛！说学校是大染缸，毕业后还要劳动锻炼二年，教育革命白搞啦？抗战时期我办了八年党校，培养出来就当县委书记。讲成绩讲一大堆，讲学校就成了大染缸，自相矛盾。技术员难道不劳动？他们工资不一定比工人高。学校就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界线不清。一方面不让搞科研，也不搞科研，不是全教会纪要不要执行了吗？现在有个不正常现象，有的学生上面放一本政治书，下面放一本业务书，人来了看政治，人走了看业务。这行吗？现在对主席指示理解不一样，有的提培养农民，农民含义是什么？有的提培养普通劳动者，不要文化一条，不要政治一条，普通劳动者意思是什么？我讲不清楚，水平低呀！我讲话有人在攻，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有一股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歪风。我不怕，就是要扭。我不怕打倒，能官能民。整顿就是把这几年的问题找找原因，这几年确实有干扰，这几年有个最大的危机，我们教育部门就是不读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周荣鑫在铁道部科教局同志汇报铁道院校会议情况时的讲话
当汇报到一提又红又专，有人说要特别慎重时，周荣鑫同志说：
“怎么不敢搞又红又专呢？莫名其妙！过去学校留的作业多，现在上课时间保证了，作业没有，教师一病，没人代课。过去是摧残青少年，现在是什么？现在四个钟头都保证不了，仔细分析，问题大了！光从时间看，现在似乎上课时间也不少，但自学、作业时间都没有，就差多了，过去就没有这种现象。到了快毕业时，都不上课了，全复习考试题，结果考的很好，实际不行。不抓教学中的问题，怎么贯彻主席指示？现上课还没提纲。这没把问题解决好，这问题能否抓一下。
“争论中争名词多，真正大事没展开争论。如教材问题，教材中的政治思想方向对头不对头？教材编得怎样？合适不？效果怎样？党委是否开会总结研究了？以学为主，你得学呀！有主有从，得配合得好。主席指示《纪要》要好好讨论，不要急于作结论。以学为主，理科、工科包括什么内容？不能随意解释。得把主席指示吃透。
“技术人材问题，得学习主席指示。主席讲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家，技术队伍，……造成一个新部队，一个宏大的队伍。要不要培养技术人员，主席讲了，要有自己的技术队伍，要把主席五·七指示好好学习一下，主席讲的很清楚。
“基础理论问题，主席59年就讲了。学自然科学的，要学辩证法，主席给李政道也讲了这问题。主席对李讲，你写的信我赞成，但理论没讲清楚。主席从来没讲不要技术科学，不要理论。只是反对为理论而理论，反对脱离实际。要把主席的教育方针一个一个地抠。主席讲要培养技术干部，讨论一下，能说这过时了？学生问题，教学领域问题，是大问题。看学生要看主流。‘三年学业务，政治回去补’，这不成。工农兵的主流是好的，但如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也会变的。农村现在也搞的很厉害，划资产阶级分子。学生中黄色书刊、歌曲散布很广。不能放松教育。放松了不是负责态度。工农兵学员也有这一条，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同时改造自己。学员问题是大问题。‘一年（月）土，二年（月）洋，三年（月）不要村姑娘。’这问题是什么问题，要分析一下。这联系到‘哪来哪去’问题，也有问题。烟台专区的调查搞得不错，说明了一些问题。他们说，我们等三年、五年，等不得，你得给我们培养师资。他比我们急，要求迫切。学生思想工作要认真做。
“教学革命问题，不能在圈外搞革命。主席很强调，可没解决了。现教师没人管，权很大，可是出了问题后就挨批。今后首先批党委。教师最好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学要教人。大学教材，现在搞压缩饼干，这能不能算改革。教学要改变，学生思想怎改变？
“领导班子问题，党委要不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不能是打败仗。现还有的不想干。开门办学，关门领导，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他根本不实践，怎么能从实践中去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转变学生思想，首先得转变干部的思想，不要造成这么一个印象，工农兵学员多，很坏。中间要压缩一下。
“你们再把主席指示学习学习，慢慢解决。不深入到教学领域里可不行，基本问题毛主席都讲过了，不做不行，党委要深入教学领域，老搞压缩饼干不成。把教改视为业务的现象普遍不？”
当汇报到对学生管理松弛，有了问题不敢处理，要求建立规章制度时，周说：“可以。”“我再与万里商量商量。72年的反回潮，怎么弄得那么怕？怎么弄不好，就反回潮？”
当有人讲现在只能讲成绩，不能讲问题，似乎一讲问题，就是否定成绩时，周说：“要有大寨精神，成绩不讲没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
当汇报到大学究竟达到什么标准，质量是否提高，想调查又怕被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时，周说：“现在能看外文资料的还是老教授，新的，外文都不行。”
当汇报到有的学校要求提前毕业时，周说：“工农兵不愿压缩学习时间，有各种各样原因。他回去也是劳动，如结合劳动，提高其技术知识水平，可能还有兴趣。现在发一个通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越搞知识面越窄。形势逼人没逼出来。他没觉得压力，弄不好拖了时间。形势逼到他头上来了就好办了。有人对工业亏损86亿，反说这下可摘掉利润挂帅的帽子啦。这完全理解歪了。我的想法，学生（特别是高中）除了小课堂时间外，是否要能保证有自习、作业时间，一保证作业能完成。”
当有人谈到朝农到北大说他们发展中遇到新的斗争，要与北大、清华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时，周说：“他强调社来社去，不可能都社来社去，他对此不满意。”
周荣鑫最后说：
现在形势逼人，先准备准备。开一个小会，计划会议一开，学大庆会议一开，我们日子怎么过？高教司做些准备，从路线、思想上解决问题。形势逼人，再不抓交不了帐。普教司、业余教育司都得准备。主要是师资，因等大学招生来不及，且数量不多。
师资问题得研究一下，怎样跟上步伐。
我设想，根据计划会议关于体制的设想开一个各部的会议，之后，再开省市的片会，总得有一些以中央各部为主的院校，不能都推到各省市去。
2010年6月7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