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第九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五年六月，毛泽东关于形势问题的谈话
毛泽东：
“问题上下内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国外，这里就是有黑司令部，红黑分明。黑线断不了，有人搞鬼。”
对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半年一次，十年二十次检讨……”。
对上海和西安市的问题，“敌我问题易处理，人民内部问题难处理，人民内部中混入敌我问题处理更宜慎重”。
“抓住阎王，放掉小鬼，不要钟馗抓鬼，要孙悟空打玉帝”。
（资料来源：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汪东兴在广州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揭发该校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
这封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
刘冰等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上书毛主席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做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做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示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做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 刘冰副书记 惠宪钧副书记 柳一安常委 吕方正1975年8月13日
附：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他经常在谢静宜同志不在场的时候炫耀自己：“我和小谢是主席的两个兵”，“我可以到省里干一干”，“到军区干一干”，“我要当官有的是，让我当国防科委主任，我都不干”，“清华大学是个社会，当好一个部长不一定能管好我这个清华大学”，还说什么一个清华的校长，就能当总理。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种的蔬菜统统拔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
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同志们不同意他召开会议，他就自己下手拨电话，叫总机通知开党委会，后被制止才没开成。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布置下来的工作，他就打折扣。近四年来，市委要求党委书记参加的会，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因等吴德同志延长了半天时间，他就不满地说：“吴德，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要求副书记参加的会，他常不让去，派工作人员顶替。市委确定清华在会上介绍经验，常遭到他的阻扰，如一次市委科教组已通知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有关局，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千人大会，交流批林批孔情况，市委通知清华在会上发言，头一天晚上，他一知道就给否定了。市委科教组几次来电话催问，我们三番五次地向他请示说服，但他固执己见，结果把这个会搅得没有开成。
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他听说教育部要求每期《清华战报》送一份给教育部，就立即告诉校政治部：“《清华战报》除了市委送一份外，其他一律不给，教育部也不准给。”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他挨着个骂，骂“刘西尧是老右”，骂“李琦吃社会主义，在家抱孙子”。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他要参加的会一般都是中途到场，开口就是：“我刚才又处理了几个首长交办的事情”，“看了一大堆文件”。经常不听委员们讨论发言，就下车伊始，乱说一通。一旦激动起来，就倒背着手，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趾高气扬地向委员们训话。党委做出的决议，他一个人就可以推翻。例如系里领导班子几年定不下来，就是因为他一会同意，一会又推翻。
他讲话时，嘴上说叫别人补充，别人真的插了话，他就不高兴了。他一讲话就要人写反映，下午讲了话，晚上就要看情况反映，稍有迟缓就发脾气。简报上写了迟群的名字他就高兴，写了别人的名字就不满地说：“是谁在领导。”
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撇开主管书记，今天说我要直接管保卫部，明天说我要直接管政治部，背着这个书记骂那个书记，对谁也不信任。校机关人员常年日以继夜，辛辛苦苦地工作，都被他说得一无是处，叫骂“政治部要改组”，“教改处不得力”，“保卫部是哪家的！？”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他一个说了算数。
他从清华选到国务院科教组的一个军代表，教育部让本人回部队，他就将其弄到学校，说：“我要叫他当人事处长，给他们（指教育部）看看。”别人不同意才做了副处长。
一个工宣队员说过：“对迟群和谢静宜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中央的态度。”他虽然口头上说这个话不对，但实际上他很欣赏这个人，要他当了武装保卫部长，不是党委成员，却让他同时领导人事处，规定“别人不要去乱叨咕”，把主管人事保卫工作的副书记甩在一边。
他提一批干部，过了不久又换掉，再提一批，使得干部长期不能稳定。市委管的干部他不报告，随意撤换和提拔。
封官许愿。对一位管常务的副书记说：“我是政委，你就是司令员；我当书记，你当校长。”并且立即向外单位的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校长”。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实际上他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伺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去年，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叫人修房子，修了他又骂人家帮倒忙。在机关院里都装上灯，通夜开着，还指定管保卫的副书记每天注意去给开灯。
向保卫部的同志说：中央首长都关心我的安全，你们要加强保卫工作。”他住的地方周围会议室不准开会，进机关办事的教职工不准进机关二道门，不准进他的院，甚至连几个党委副书记到他的房子谈工作，都得先在外面等候，由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示他同意后才能进去。
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
1975年8月13日
(资料来源：摘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再次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8月14日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同志（军宣队）调回部队。因为当面向迟群同志提了点意见，引起了他的不满，临走前两个小时，他借口对吕方正同志评价太高，背着党委的几个书记，私自决定要修改吕方正同志的鉴定。
8月13日，党委副书记（工宣队主要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同志，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完成任务返回学校。迟群同志对于带职在外，日以继夜工作了9个月的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七·二七”以来一块战斗了7年的战友，不知他听了什么鬼话和什么原因，毫无道理不给工作，命令他在学校或者到工厂听候分配工作。一直到9月2日在我们提了意见之后，他才被迫召开书记会分配柳一安同志的工作。刚刚分配之后，迟群同志又背着党委的几位书记，完全违背党的原则，找了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研究柳一安同志的情况，并立即向柳一安同志原在单位的负责人提出请求，希望把柳一安调走，并捏造说“柳一安表现很不好”。
8月24日，他违背党委一元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委常委会，私自决定召开工宣队员大会。并说“今天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在会上他煽动说：“有人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在同志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
9月3日，他又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宣传队几个主要领导人，授意一个忠实于他的宣传队员（政治部副主任）私自召开各单位宣传队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这位宣传队员大讲“迟群没有错误”，“谁反对迟群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要求到会的人把这些话传达到全体宣传队员。
8月24日（星期天）晚上，他不抓工作，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召集各部处负责人办公会议，研究了下周工作安排，并连夜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又向他做了口头汇报。他抓住所谓在安排中没有提到民兵会议传达时间，大发雷霆，骂我们“口头上讲战争、讲战备，实际上不搞战备，没有战争观念”。说什么“搞一张日程表干什么？没有用处”。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
8月31日（星期天）晚上，他不抓工作，又不知哪里去了。我们象过去一样在办公会上研究了一周的工作安排，并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他睡大觉起来后，连续召开书记会、各部处负责人会议，宣布说“象昨天晚上那样的会议没有必要开，今后不要再开这样的会，要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书记们以后可以超脱一点”。又一次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剥夺了几位书记正常工作的权利。
9月14日至19日，他不向校党委打招呼，离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里去了，在这中间除了跟吹捧他的一个机关保卫干部联系外，在校的几位党委书记哪一个他都没联系过。市委有关领导召开的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经验交流会，他不但不去参加，并且对这次会议如何贯彻不问不闻。送给他请他审定的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意见，他压起来不退给我们，等了3天不见回音，我们只好召开常委会讨论后迅速传达贯彻了。9月19日学校召开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落实政策万人大会，送给他审定的党委讲话稿，等到开会了一直还不退回来，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9月19日晚上，他回到学校，在我们的催促下，他答应星期天（9月21日）晚上召开书记会议研究工作，星期天晚上7点半钟书记们都到会议室等他开会，一直等到9点半钟不见他回来，为了不误工作我们只好改为机关办公会议研究工作。
从9月初到10月1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里不开会，不见群众，不找干部谈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最近，他和我们谈话时，我们建议他召开书记会，请上级领导参加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改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诚意，他和个别书记谈话中讲了一些损害团结的言论。迟群同志的这些行为，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做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按中央指示办事，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力戒骄傲”，努力工作。我们绝不因为对迟群同志有意见而影响对主席三项指示的贯彻。请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报告由于仓促，迟群同志的错误事实遗漏了一些，现在补充送上（见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 刘冰副书记 惠宪钧副书记 柳一安1975年10月13日
附：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总理老是给我出难题，难的地方都叫我去做。”“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
刘西尧、周荣鑫同志当了部长后，他把周围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讲话说：“你们不要光看现在，再过几年再看。”“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我才40岁，他们都六七十岁了，咱们走着瞧。”
骂“吴德是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其他领导同志更不放在眼里，骂丁国钰同志是“老右”，骂市委科教组负责人是“小毛毛虫”，骂“海军没有一个好东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八三四一部队领导同志为了他的安全，给他派来两名战士，他骂张耀祠同志给他派来两名“特务”。
谁触犯了他的尊严，他就打击报复，仅举一个例子：学校人事处处长徐心坦同志，因对一个复员军人打坏一个女青工的处理问题和几个落实政策对象补工资问题与他持有不同意见，不同意他形左实右的观点，他就提出要撤换人家，说什么“这是谁的人事处长？我随便找个工人都能干，这个人不能当人事处长”。因遭到我们的抵制才未撤掉。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他大反走后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始时，他提出要注意经验主义，并令校刊写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早已知道。现在再举几件事情：工物系一个女学员，因在家乡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怀孕后在校自杀身亡。他把死因归结到该系总支副书记曹晓先同志（女）有意对死者施压逼死的，因此采取极左的办法，指示政治部到系里多次对这个干部开批判会，并要开除这个干部的党籍，后因下面的同志思想不通才拖了下来。今年8月初，政治部一个工作人员，大白天窜到教职工宿舍，妄图强奸一个西北工业大学的女学生，因女方反抗，惨遭毒打，门牙被打掉两个，头被打成脑振荡。虽然强奸未遂，但情节十分严重和恶劣，已构成强奸行凶罪。对这一个重大案件他不叫向公安机关报告，不同意狠狠打击，说“开一次小型批斗会就可以了，再开批判会，会扩散不好的影响，也不符合中央当前的战备部署”。所以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就送到农场去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受害者不服上诉法院，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也很不满意。直到9月上、中旬，在北京市全市开展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那个强奸行凶犯才被公安机关拘捕。
今年七八月间在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的过程中，迟群同志提出精简机构的问题。精简机构这本来是正确的，可是迟群同志在他的“不要把人当成商品”，“谁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商品”的口号下，没有请示市委，把系一级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和校机关副部长、副处长以上现职负责干部56人降职使用，下放到基层，同时又新提了20多个这样职务的干部，这在干部中引起了波动和不安，不利于干部相对稳定和积累经验，不利于安定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有错误的，在当时虽然感觉不妥，但是没有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违心地执行了他的意见，这是应该深刻检讨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不一一报告了。
1975年10月13日
(资料来源：摘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一封来信批示：
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说：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6页）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向毛主席汇报时，还谈到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的问题。
我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摘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的附件三）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发言后，邓小平同志讲了自己的意见。
小平同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小平同志列举了三月以来作了那些工作和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一号）我问丁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摘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的附件三）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摘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的附件三）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95页）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会再说。”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97页）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干校怎么样？如果将来在那里编红旗，下半月回来，房子怎么样？电话要安，（经费）没有关系，从工作出发。
今天开个短会，这期有几篇稿希望能写好。
一是支持新生事物；一是教育革命；一是讲文化大革命成果稿。
天津讲教育一文，改了以后，还觉得不够尖锐。我的意见和教育部高教司相反。高教司认为没有针对性，要讲整顿领导班子。我认为有针对性，不是讲多了，讲得还不够尖锐。现在教育革命有一股歪风，实质是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有两种人，一种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包括批林批孔在内，是极少数；一种人是心里有气，受冲击，落实政策解放出来，应正确对待群众。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群众冲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要群众每句话都讲得那么正确，可能吗？清华正在展开一场大辩论。对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要批判，有气的要做工作。要继续落实政策。我和埃及外宾谈话，说教育革命要不要搞？如何搞？成绩和缺点，什么是主要的？在工农中招收大学生，学了回去，对不对？朝阳经验对不对？有的人骂？有什么不能学呢？朝阳经验是很好的。以学为主、学工、学农、学军，对不对？开门办学这个大方向对不对？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口号该不该批？苏修一套该不该批？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如何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开始的，教育战线有两条路线斗争是必然的，不仅教育战线，别的方面也有。
主席最近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主席的思想本来很明确，路线是个纲，阶级斗争是个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基本路线就是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阶级斗争是纲。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九大、十大都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经验，要抓大事，抓纲，是根据主席指示来写的。不抓阶级斗争，就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就会迷失方向。根据九大、十大路线，强调三要三不要。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可能有些缺点，应该总结经验，在前进道路上逐步克服缺点。这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目的是要更好地和资产阶级斗争，但从资产阶级立场看，调整就是否定一切。和二百方针一样，不同阶级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当前，有些政策要继续落实，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但对教育（也不仅是教育）中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搞清楚。前一段传的多，比较乱。现在普及大寨县，大寨县普及了，并不等于没有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建成大寨县是为了更好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更好地贯彻主席路线，不是阶级斗争消灭了。
鲁迅有篇杂文，“关于翻译（下）”，收在《准风月谈》，讲批评应该象挖烂苹果。苹果有点烂，只要不是穿心烂，就要挖掉。但有些批评家，一见苹果有点烂，就认为是不能用。要求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那有这个可能？鲁迅这个思想可以做文章。
唯生产力论，还是应该批。当然，生产要抓上去。唯生产力论的根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刘少奇要熄灭，但他包庇他的死党叛徒，是熄灭吗？林彪也没有熄灭，搞政变，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唯生产力论就是否定阶级斗争。原来的文章还可找出来看看。
大部不要传达，清华（大辩论），不传达，主席讲的，我尚未见文件。不讲不好，上次已讲了一点。
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主席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就是我们还是列宁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是一回事。不能用批法权思想来代替限制法权。主席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有两个意思：一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限制不行；二说是长期的。这两个意思，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都不能表达。法权思想当然要批，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具体的内容在内。如体力强弱，子女多少，收入不同如何办？当然具体问题要慎重。主席几次提出要研究。要继续学习理论，限制法权，主席的三项指示，第一项就是讲阶级斗争，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
天津文章昨天和春桥同志讲了，我说高教司认为过头了，我认为还不尖锐。这个问题不打个招呼，教育战线一批干部会掉下去。是有这么一点风，小道消息甚多，不能听。没有中央讨论，甚至主管同志都不知道。
这里，还是一个主流支流关系。要看到主流，肯定主流，发展主流。支流也有，要逐步解决。我们不回避问题，包括文艺政策要调整，这都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支流代替主流，否则就会犯错误。从无产阶级立场看，是克服缺点，更好地进行斗争；从资产阶级立场看，就会全盘否定。
（新生事物的文章）讲点对立面，否定新生事物，攻其一点，夸大支流方面，是错误的。
（惩前毖后的文章）不论新干部，老干部，都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适用各种干部。主席讲过，动不动就撤职，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八月讲话，主席改了几个字，“国民党”改“危害革命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学习的文章，就讲什么是纲，路线就是纲。
下月福特来，批苏修中国近代史联系艾奇逊白皮书，登不登要考虑。福特来时不发表这类文章，下期再说。
《木秀于林》，可排出看看。
教育上还有一个口号：刘少奇的十七年要批，林彪的四年也要批。把二者分割开来，其实都是右的，林彪也是搞修正主义，先验论。天才论就是修正主义。
主席和杨振宁谈话说，人的认识过程是理论──实践──理论呢？还是实践──理论──实践呢？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清华辩论要扩大到全校。
我未读过大学，包括文化知识，都是在工作中提高的，教育路线错了，工作方向就错了。说十七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不是说学生都是坏的。我那篇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多是主席的话，有的未用黑体字。如果不讲十七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那么就推翻了主席五七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然我们对知识分子政策不变。
我们历史上有经验，只要我们解决一点支流的问题，资产阶级就要跳出来。57年整风，右派出来，59年，纠正人民公社中一平二调，彭德怀出来，财经会议批薄一波，高饶跳出来。林彪垮台以后，要批极左。
（传达）主席的意见不讲，清华辩论也不讲。影响不止清华。
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如何理解？教育，主席讲旧学校，越学越蠢。（同毛远新谈话）最近主席又重复这段话。
我从两件事，一是广东不愿讲学理论，一是高教司说天津文章无针对性，有感觉。
还是要团结大多数。95％干部、群众，搞好团结，搞好工作。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团结只能在主席路线基础上团结，不能因为有希奇古怪的东西出来，我们调整落实政策，就不搞了。
清华有人提出，盘根错节要不要提。
工宣队能不能领导学校？（胡锡涛插话问：典型材料，可否用这个方面）可以。
有人把资产阶级的观点拣起来，如对实践，说天文学能实践吗？实际天文学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农业、手工业分工，才有天文学。工业的发展，找望远镜。微积分是否实践中来的？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实事求是研究历史。
我吃过旧学校苦头，解放前，背书，形而上学，后来学马列之后，才批判。过去讲历史是讲帝王将相，不讲人民，帝王将相又只讲儒，不讲法。现在又在恢复留级制度，这样做是否能学到东西？
过去有人说开门办学只管劳动，不搞文化。实际有的人有抵触，带学生只劳动，不搞文化，学农就光劳动，文化、科学都不搞。学生不准带钱，教师可以买啤酒吃。
有的刮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错了的风。教育面广，人多，影响很大，不能搞乱。
《春苗》，听说有点争论，能讲点政策的话更完善一点。
《第二个春天》，都说是好的。
（有的反映《红旗》未评论，剧评就不敢发）这种评论不能以《红旗》为标准，《红旗》在这种问题上可以讨论的，这些影片都可以评，有了材料才能评论。包括小螺号，长城春色。
资产阶级法权，如何逐步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个问题，急也解决不了。革这个命，斗争也不是很缓和的。取消军衔，好大的斗争，还是主席下了决心。现有一千多种级别。我们还是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现在还是宣传。
教育革命要肯定，讲实践主席方针路线是对的。革命还刚开始，具体经验还不多，要不断总结，但大的方向不能动摇，基本的东西不能动摇。
我们面临两方面任务，一方面有调整，落实政策，要继续解决一些支流问题，另一方面主流对不对要辩论清楚。这个问题要恰当掌握，讲清它们的辩证关系，力求避免片面性。
有的人说现在没有文化。到底什么是知识文化？主席讲，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知识，哲学就是它们的概括和总结。念了书，不会做工、务农，不会分析问题，有什么用？这不是有知识。极而言之，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但文化稍低的劳动者和培养虽然有知识但不搞社会主义的，那个好？我们还是要文化的，要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当然也不必这样提问题。还有一种论调说，教育质量低，有的青年吸烟等，是教育革命带来的。恐怕是不搞教育革命带来的。是否青少年比过去坏？上山下乡有很多感人的事迹。小孩不赞成你就驳你，比毕恭毕敬的好。教师队伍跟不上，小学教员工资低，这不是革命太多，而是革命不够。
组织这几篇稿，还须注意什么问题。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04页）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04页）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
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
1975.11.26；中发［1975］23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书记、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附件：
刘冰等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上书毛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当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同全国一样，教育战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一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明明是首先针对理工科大学怎么办而讲的，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请看，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
学校究竟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直接关系到教育的阶级性质。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在以往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却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解放后，工农群众成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状况。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千百年来的愿望。劳动人民进了清华、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大学生。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的成果，是教育史上的革命。这个根本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这一新生事物经过近几年来的实践，已显示出它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工农兵学员在工厂、农村参加过几年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他们上大学是很有好处的。他们通过学习社会，学习工农，提高了觉悟，充实了头脑，逐步明确了方向，这为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学习的问题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他们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无论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比较强。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教育革命的一支生力军。这是过去那种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根本做不到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从工农兵中招生，才能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阶级路线上得到保证。
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否定。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与此同时，广大工农兵就要重新被赶出高等学校的大门。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工农子弟曾被诬蔑为“粗瓷茶碗雕不成细花”，用“泻肚子”的办法将他们赶出校门。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决不容许重演。如果有人要从理科开刀，重演这样的历史，那么，我们有权质问：这样搞，不也是要用“泻肚子”的办法将工农兵赶出大学校门吗？
二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兵，在学习期间还要不要与工农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学理论，学技术，学文化，还要不要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还要不要不断改造思想？这是关系到工农兵学员沿着哪个方向提高，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而教育界那种怪论却把开门办学歪曲成“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这完全是对《五·七指示》道路的诬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社会主义大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学校有各种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学生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生要上这样那样的课程，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所有这些，都是不能离开三大革命运动的。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社会主义大学应当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引导学生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为革命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对技术精益求精”，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列宁指出的，“全部关键”在于“把青年的学习、组织和训练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造”。而坚持走《五·七指示》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根本改造”。学生只有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与工农相结合，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正确目的，才能产生真正强大的学习动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科学文化堡垒。只有立足于教育革命，批判封、资、修的学科体系，彻底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才能使学生既学到有用的书本知识，又掌握丰富的实际知识，“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谈得上什么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几年来，清华、北大发动广大师生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努力做到师生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北大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紧密结合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最近评论《水浒》来组织教学，推动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的改造。以“史”的课程而论，过去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现在努力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过去尊儒反法，现在努力正确评价法家，深入批判儒家；过去厚古薄今，现在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清华大学打破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三段”旧体系，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把学生的学习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这几年共完成近千项生产、科研任务。水利系以万里黄河为课堂，坚持为治黄服务，为农业服务。治河泥沙专业十二名学员和三名教师，到山东某地结合“引黄放淤”的科研任务进行教学。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向贫下中农学习，打破书本上的老框框，完成了放淤工程设计。经过广大群众的奋战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这项工程今年一次就淤出五万一千七百亩良田。学员既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了力量。又学到了丰富的实际知识，并在理论上有新的创见。化工系二年级，在完成了一项填补我国技术空白的化工设计以后，师生共同编写了《化工车间设计》等两本教材和两篇科技论文，总结了工人的实践经验，并把设计中有创见的六项革新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由此可见，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过程，就是始终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使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的过程。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一种捏造。
开门办学，出去以后，也仍然有一个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我们两校注意引导师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工农兵一起战斗，想工农兵之所想，急社会主义之所急，虚心学习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并且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积极改造旧教学体系。如果在下厂下乡过程中不与工农结合，不认真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中去锻炼思想，而把旧的一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照搬下去，不花气力去切实组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那就不是真心实意地实行开门办学。我们两校始终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努力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实践证明，实行开门办学，就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学员，使他们在政治与业务两方面都得到锻炼，在斗争中提高觉悟，既懂得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又能够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刻苦钻研业务，善于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又不迷信书本，敢于创新，成为又红又专的战士。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要走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老路，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三
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总是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对于教育质量，不同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看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要看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即使就业务学习来说，也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而必须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⑴⑷）
旧北大、清华号称什么“最高学府”、“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可是，摇来摇去，许多学生被摇得晕头转向，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工科的既不会开机器，也不会修机器，学理科的只能关在高楼深院里纸上谈兵。有的人怕苦怕死，不服从党和国家的分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现在工农兵学员经过几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有提高，业务学习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人并有发明创造，在校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清华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一个学员小组，与北京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努力，打破了外国焊接工艺规范，成功地进行负一百度低温用钢的焊接。电子系控制专业的五名学员和两名教师，同精密仪器系几名工人一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投身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长诗《理想之歌》，出版之后，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地球物理系和地质地理系的学员一听到云南昭通和辽宁营口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就立即奔赴灾区。在余震未平，山石还在滚动的情况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阶级弟兄和人民财产，并在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可贵的资料。
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丰硕成果，更是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所谓“质量低”的谬论。清华大学的两届毕业学员完成了五百六十四项专题研究、生产任务和重大技术革新，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或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占三分之一以上。电子系七二届学员担负的十二个项目，全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九项填补了国家空白。北大文科毕业学员结合战斗任务，编写了五十五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七百多篇文章；外语系的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字、二百五十万字的材料，为反帝反修斗争服务；理科学员完成了三百九十三项科研课题，七十九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还有一些项目，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事实俱在，不容抹杀。试问，现在的大学教育质量究竟是“不如过去的中技高”，还是旧大学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成绩是这样显著，对比是如此鲜明，为什么还出现了对质量问题颠倒是非的种种怪论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怪。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人却采取折衷主义的手法加以歪曲，实际上是去掉两头，光要中间，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当“劳动者”扔到九霄云外，眼睛只盯住“文化”。我们必须警惕有的人故意混淆重视智育和“智育第一”的界限，企图利用人民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重新搬出“智育第一”的一套陈旧货色。所谓“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说穿了，就是反对批判“智育第一”。“智育第一”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吗？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尖锐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搞“智育第一”，就是要继续让旧教学制度重新来摧残人材，摧残我们的青少年，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大学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四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清华、北大在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封、资、修的势力盘根错节，攻也攻不动？为什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之前，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这几年学校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林彪一伙对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阻挠和破坏，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权。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保证。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要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实质就是用抽掉阶级内容的手法，篡改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为什么羞羞答答、不敢和盘托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货色呢？无非是这种货色太臭了，拿不出手。于是，接过“外行能够领导内行”的口号，对外行加上“热心科学”的限制词，妄图以“不热心科学”的莫须有的罪名，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举反掉，让那些“热心”搞资产阶级政治的人来把持教育领域。这就是他们要“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办法。
但是，对这套办法，我们并不陌生。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决不是想发展什么科学，而是要共产党退出学校，搞什么“教授治校”，即由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曾派出一批批干部来到清华、北大。他们先是被资产阶级诬蔑为不懂科学的“土包子”，但后来其中一些人经不住资产阶级的压力和腐蚀，对阶级斗争越来越不关心，把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基本路线置诸脑后，却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对修正主义那一套越来越“热心”。结果呢，不但科学没有搞上去，自己倒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历史教训，我们还记忆犹新。现在，有人竟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拖回到资产阶级右派梦寐以求的境地，这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决不是单纯传授知识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场所。清华、北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正反面经验，都证明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真理。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又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使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蓬勃发展。许多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教育阵地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必须要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要警惕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这样，才能把教育革命的光荣任务坚持下去。
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最近几年才开始。它不是过了头，而是刚起头。令人高兴的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它一出现，就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出光辉灿烂的未来。自然，它同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样，总要经历一个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我们的教育质量决不是到此为止了，而是还在发展、提高。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首先要看本质，看主流。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忽略，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如果抓住新生事物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利用一些同志暂时不理解、不适应的状况，否定教育革命的主流和方向，广大革命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毛主席亲自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又亲自抓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把路线是非弄清楚了，就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要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大、中、小学学生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第十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在各条战线上，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
这样一派大好形势的出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它有力地证实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年前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亿万人民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对于梦想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资产阶级，批判了修正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力，它进一步焕发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欣欣向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亿万群众经受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广泛地深入人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必须指出，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经过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了。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具有这样两种可能性：或者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直至共产主义；或者倒退复辟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需要我们时刻加以警惕。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总是要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广大人民正在以高昂的革命斗志，进一步发扬成绩，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质、意义和必要性都已经有了真正的理解，对于这样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都有了正确的估计。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新的条件下重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错误，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一定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决不能只看到支流，看不到主流，更不能夸大支流，否则，就会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一个能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原则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只有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去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和伟大意义，才能真正懂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如果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就不可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采取积极支持、热情扶植的态度。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深入开展的教育革命，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生气勃勃的五·七干校，茁壮成长的上百万赤脚医生和遍布农村社队的合作医疗，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等等，都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光辉的前途，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它们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对新生事物百般挑剔，利用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某些不完善之处，加以歪曲夸大，以此反对和否定它们，这种态度，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十五页）。鲁迅在揭露那些反对一切改革的顽固派的丑恶面目的时候，指出这些人“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够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历史反复证明，新生事物的成长虽然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但它的最终胜利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一革命的辩证法面前，任何阻挡新生事物的成长的企图，必然会到处碰壁。
正确对待群众，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原理出发，坚信工人阶级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一边。当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一爆发，马克思就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这一斗争，赞扬这次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高度地评价了巴黎工人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九二──三九四页），并亲自对他们的斗争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对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采取热情支持、积极引导的态度，而修正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以老爷式的口吻责难和训斥群众的武装起义，散布悲观失望情绪，胡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列宁立即对普列汉诺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是一个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总是“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斯大林：《论列宁》），不倦地教导布尔什维克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坚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批判了反动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马克思主义结论。一九五九年，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鸡毛蒜皮，否定事物本质和主流的手法，恶毒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什么“‘左’倾冒险主义”，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群众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主席及时领导全党对这股右倾机会主义逆流给予迎头痛击，尖锐地指出：“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概，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革命精神，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到路线高度，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完整的群众路线。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永远和群众打成一片，老老实实地做群众的小学生。那种高踞于群众之上，轻视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诬蔑革命群众运动的贵族老爷态度，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观点，同党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往往是同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这一点相联系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严于解剖自己，对自己一分为二。如果把自己和革命事业的关系、个人和广大群众的关系摆得不正确，对群众的正确批评产生怨气和抵触情绪，就会站到广大群众的对立面，走上错误的道路。只有正确对待自己，才能虚心学习，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形势发展的要求。只有正确对待自己，才可能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珍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自己的深刻教育，朝气蓬勃地继续革命。
教育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它本身也是一个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门办学，工农兵上大学，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朝阳农学院经验，等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应当看到，由于教育阵地几千年来一直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受到的阻力也就特别大。现在，在教育战线上有那么一些奇谈怪论，说什么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啦，“破了不立”啦，“不讲学文化”啦，等等，想把教育拉回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老路上去。这实际上是否定这几年教育战线执行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目的是反对“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企图复辟封资修的教育制度。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些事实恰恰证明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对于这些事关路线的重大问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使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胜利前进。二十年前，毛主席曾经严肃地指出，“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联系教育战线上出现的种种谬论，重温毛主席的这段教导，不是发人深醒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哪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哪里就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干社会主义，使革命和生产出现新的局面。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认识和总结这场亿万群众反修防修伟大革命运动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努力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5.12.10；中发[1975]24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中发[1975] 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副书记（各大中城市的区委书记和主管文教的同志)，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省、市、自治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传达讨论，然后由县、区委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中学、小学支部书记；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可传达到党委常委和军一级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传达到司局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党员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可传达到总部二级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
所需文件，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学习、讨论情况，请你们综合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六五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现在正在编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教育革命（部分）语录，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也要增补六七年以后的部分。如元旦前发表一个或两个，下期篇幅要增多，还要登主席二首诗，各报元旦都见报。找袁水拍写关于这二首词的文章，他同意不？（已同意）
昨晚找诗刊的同志开会，他们的报告，主席批了。他们创刊号其他内容尚不知道。我向主席报告这样说，元旦发表主席诗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斗争中前进。《重上井冈山》，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气魄、继续革命的决心，无产阶级不怕一切困难革命精神。井冈山是革命摇篮。主席说，我刚上时才三十四岁。
第二首是反修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继续搞这一套，搞“缓和”，土豆加牛肉，今年农业最坏，降到最低点。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已破产，土豆牛肉都没有，发表（这首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批修中前进。第二首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第一首很凝练，第二首通俗，口语化。我请示主席能否写手稿，主席没有拒绝。
还有元旦社论，人民日报尚未搞出。下期篇幅要大，如何办？我有一个想法，如发表两个语录，可以同时编两期，第一期两个语录，加教育革命几篇文章，第二期登其他文章，中旬出。主席过去指示过一条，《红旗》出半月刊。第二，每期要我写一篇文章，现在你们每期不止一篇。还出十二期可以的。今天先不定。
主席已同意编马列语录和主席语录。加起来五六十页，特刊也不大好，算正式的好。
手稿真能写出，不论那一期，搞大一点的插页，主席未拒绝。最近整个形势很好。
主席像印封面，第一期。
这期红旗可以允许多印，不然有人有意见。
评《水浒》有一篇，留下一个“共同点”，去掉就好了，在这时不用这个提法好。这提法删掉好些。大概是漏了。
清华北大这一篇原来（第一稿）好。现在还是要讲道理。
当前，中央准备把打招呼要点，根据主席指示，扩大传达，你们明后天可接到通知。国家机关向除司局长传达之外，（要传达到）全体干部，下面传达县团外，还要传达到学校党支书、工宣队长，明后天通知。这等于到基层，现在整个形势是好的。这次教育战线的辩论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有些问题比较明确了：一个是运动的范围，主要在教育系统，和一部分机关，如教育部，别的机关，其他地方也会波及。中央通知已讲明，清华问题不是孤立的事件。这次不搞战斗队，不拉山头，不停课，注意不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已有的经验，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些经验。
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工作，还是违背基本路线。阶级斗争熄灭论，刘少奇宣传过，但他自己根本不熄灭，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包庇叛徒。林彪也不是阶级斗争熄灭，他谋害主席，搞反革命政变。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席在二中全会讲，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际，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以后主席就一再抓这个纲，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主席又指出社会主义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在上层建筑领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教育战线，过去结论有两个估计，一是过去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政，主席说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那是主席在宣传会议的结论。六二年主席又讲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周荣鑫讲，主席没有讲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主席讲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难道不包括教育？斯大林过去有错误，三六年宣布阶级消灭了，五二年有一些认识。
主席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要把这个问题的大是大非搞清。教育战线上也是如此。基本路线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清阶级斗争问题。三项指示为纲，主席不赞成这个提法。都是为纲，就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这个问题，九大十大都讲过。九大报告有很大一段，根据主席指示写的，和陈伯达有争论。以三项指示为纲，理论上不符合毛主席一贯指示，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仍是基本路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这才符合基本原理。纲的问题，在教育上就联系着要不要批智育第一。政治是统帅，以政治为纲，智育第一当然是错误的。智育第一必然不要阶级斗争，就陷入修正主义。我们教育上不是没有问题要解决，但是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搞智育第一，有一系列问题要被篡改。对我们的同志要多做工作。有的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少数，多数同志是受了些冲击，有气，不满，就要做工作。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河南做了，打了招呼，多数干部站出来，百分之八十没有被打倒。讲过错误的话，和翻案的要区别。这次层层打招呼，当然也有一个听不听招呼的问题。多数同志和刘冰有区别，刘冰翻案很恶毒，但对他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教育战线上的争论，理论上要写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驳掉一点论点。如拖四个现代化后腿。这个说法相当普遍。要分析我们讲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什么。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现在没有人讲，我们分析一下。苏联农业机械很多，现代化，但粮食没有，还要从美国进口。我们要这样现代化吗？讲清是不是拖后腿。
“今不如昔”，总说不如过去。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工业、农业、文艺，稍作调整，发展很快。最近文艺出了很多东西，很高兴。这是文化大革命成果，如无样板戏，文艺如何能蓬勃起来？
教育上的论点，也影响科研。认为质量低，也是一条。怎么说低呢，政治、文化都和过去不同了。
还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是歪曲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他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主席讲，首先是包括，然后才是不能代替。包括，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制造这个论点其办法是陈伯达在庐山上用的，断章取义。怎能说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没有用呢？马列主义也吸取改造自然科学成果。如说没有用，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论反映论等，还能不能成立？开门办所，和工农结合，还对不对？还有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也有争论。基础理论是从应用科学来的，公式是实践──理论──实践，不能倒过来（主席同李政道讲话）。要有有说服力的文章，讲清楚。
批派性（不写文章），也要有阶级分析，还是《红旗》过去的文章的观点，具体处理要分清两类矛盾。
老中青是主席讲的，最近又批一个报告，仍要注意三结合。换一个提法，就完全取消老中青了。
开名单，各单位老中青三个人来中央开会，议一议，就议这些，提高认识，会何时开未定。老同志经验是可贵的，有一个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新同志要帮助，有错误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席讲，老中青都要打招呼。
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思潮，得罪了大多数人。知识分子也不高兴。有一种说法，说他们的积极性都光了。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不高兴，连谢冰心，费孝通都不赞成。这次辩论的重点不在知识分子，在党内，如刘冰（本也是走资派）一样的人。他们反对教育革命。知识分子欢迎他们投入教育革命，投入运动中来。现在左派反对他，中间派知道他翻案，都和他划清界限。有一位知识分子说，过去田汉请命，周荣鑫又为我们请命，不要他请。
工业战线，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反来复去。我们根据九大、十大一贯教导，进行宣传。也要搞一点学习理论，评水浒，大辩论，把生产搞好，生产上去了，搞基本路线教育，生产上去了，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抓纲，生产上去了这样的典型。批林批孔时也这样。
学校，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经济，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贯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二百方针，推陈出新，根本的还是抓纲。
清华、北大运动搞得好，走上正轨，在校党委、总支、支部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搞，逐步扩大会，开一次会，训练一次干部，展开后形势很好。希望其他单位也这样，不搞无政府。
要依靠团结干群大多数，教育大多数，刘冰等人得罪大多数。主席中央讲话之前，即有人抵制。主席一讲，刘冰就很孤立。我们团结教育大多数。他们文章讲理的，比较好。
稿子都有了，精神再讲讲。扩大传达之后，还会出现问题，一种是压得厉害的，如黑龙江大学，要封人家杂志，一种两派对立尖锐的地方，团结不好。明确在教育机关，其他也会波及。
重点抓好几篇，题目甚多。
阶级斗争为纲，要写好。类似上期写法，，从道理，讲思想道理。运动部署不讲。回忆主席历来的讲法，讲清楚，对理解有帮助。批判一些错误观点。分析历史经验。刘少奇，四清四不清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还有七二年林彪路线是左还是右，离开阶级斗争就看不清。重新回忆，这个问题还有争论。周荣鑫讲刘少奇十七年要批，林彪的四年也要批，把二者分开。林彪就主张尖子，五分。教育革命完全是按主席指示进行的。学校学的东西，实际不是很多，主要靠实践。达尔文、哥白尼都是在实践中学的。达尔文，主要在青年时代坐船航行，他在剑桥未学到什么东西。航行发现化石得出物种变化规律。主席讲，考秀才的就写不出好文章。马克思讲，半工半读比全日读书的，要活泼得多。孩子回来就作功课，很晚，劳动中不去教，老师喝啤酒。
根据这个精神自去安排。
中央开会，不会很短，可以发稿时请假，轮流去。
三项指示，理论问题放在首位，我们一直提的。辽宁报告提出，提三项指示为纲，即否定理论为纲，结果必然是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知道教育部对我们意见多，可以登门辩论。我看高教司意见很恼火。
批唯生产力论，天津稿子是有犹豫。
工业中找一点好的典型，批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抓政治，学理论，工业搞上去。不如农业多，要组织一点。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路线正确 破浪前进──喜看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前不久，记者到朝阳农学院采访，所见所闻，很受鼓舞。这里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不断加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请看：第三届即将毕业的“社来社去”大学生，正在利用离校前的一段时间，为这个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建设增砖添瓦；新入学的六百多名学员，在大寨精神鼓舞下，已经在大凌河畔，建起五百亩教学基地；将要去农村科研教学基点的干部、教师正在办学习班，研究如何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运动中发挥作用；前两届毕业生陆续返校，向学校汇报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战斗的收获；今年新开设的文艺班已经开学……。这里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朝阳农学院是在斗争中胜利前进的。早在八月份，朝阳农学院党委，就举办了有院系两级负责人、工宣队、教师、学生代表参加的学习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誓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广大师生在学院党委领导下，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他们精神振奋，团结一致，决心沿着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
“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实行“社来社去”，是朝阳农学院办学的主要经验，是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伟大指示在农业大学的具体体现。这个新生事物，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是方向对头，生机勃勃，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关注和爱护。
事实胜于雄辩。教育界那种对“社来社去”横加指责的奇谈怪论，什么“不周到”呀，“不全面”呀，“国家大，行不通”呀，等等，已被大量事实驳得体无完肤。朝阳农学院创办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新鲜经验，在报纸上介绍后，受到广大干部、贫下中农、教育战线的革命师生、成千成万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不到一年，从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到朝阳农学院来参观学习的就有八万多人。负责今年招生的同志说，朝阳农学院招生的消息一传开，农村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争先恐后地向学校推荐学员，学校只能招六百名，争着报名的贫下中农、回乡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有一万多人，占朝阳地区适龄青年人数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是农业院校从来没有过的。
为什么人民群众这样热烈地欢迎“社来社去”呢？一位在农村工作多年的新学员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旧沈阳农学院办在城里，名为农学院，可是贫下中农难得迈进学校的大门。那时候从中学直接招收学生，进农学院的学生，学农不爱农，毕业不务农，农业生产中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正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鼓吹“读书做官”，不断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结果。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多做贡献，贫下中农多么需要学习呀！但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农业大学。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朝阳农学院办在农村，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又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这样的学校，办在广大贫下中农的心坎上了。这段话概括说明了旧学校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按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办学，就能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朝阳农学院已有两届“社来社去”的大学生，毕业后豪情满怀地回到自己家乡，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果林系毕业生贾瑞，回到建平县奎德素公社，被派到一个后进的生产队蹲点。他和当地干部一起，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大调动了贫下中农的革命积极性。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生产队的面貌就发生了显著变化，结束了多年来吃返销粮的历史，今年向国家卖余粮五万多斤。
朝阳地区贫下中农迫切需要解决耕作改制的问题，以增加复种面积，发展粮食生产。然而这个愿望很长时间没有实现。朝阳农学院农学系学生杨景龙，在校学习期间，就试验成功一地三收（即小麦套种玉米、麦茬后移栽高粱或谷子），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一茬变两茬的问题，为朝阳地区迅速发展粮食生产开拓了新路。
朝阳地区能不能种花生，是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技术人员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朝阳农学院农学系学生刘广义，在校第一年就使花生亩产达到五百多斤。他总结和研究了花生的病虫害的防治，今年，花生亩产达到六百多斤。现在朝阳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在迅速扩大。
朝阳北部山区，发展果林业很有潜力。然而由于高寒、干旱，春季造林幼苗不易成活，影响果林业的发展。朝阳农学院果林系学生孔显亭，毕业回到家乡，利用在学校学得的理论知识，研究在秋季不灌水的条件下栽种苹果树。经过两年的刻苦钻研，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问题，为迅速发展朝阳北部山区的果林业做出了贡献。
奉劝教育界那些发表奇谈怪论的人，到农村去，听听广大贫下中农的声音，看看事实吧，“社来社去”有什么“行不通”的呢？
（二）
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朝阳地区蓬勃展开。朝阳农学院党委自觉地使学校的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与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为农业学大寨做出贡献。可是有人却攻击朝阳农学院，说什么：建设大寨县，朝阳农学院的水平，行吗？行不行，还得看事实。
朝阳农学院的实践说明，农业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要能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做出贡献，首先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战士。院党委组织师生不断批判“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一资产阶级教育的骗人谎言。批判“智育第一”，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员思想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抓住各个教育环节，使学员明确认识到，普及大寨县，必须抓阶级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把大寨发展史、农业合作化两条路线斗争史、农民运动史、党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等作为基础课，要求学员必须学好。这样的水平，不正是普及大寨县所需要的吗？
朝阳农学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在总结过去办科研教学基点经验的基础上，今年，又办了七个科研教学基点。这些基点，既是学校的一个基层单位，又是学校联系广大贫下中农的纽带。师生、干部轮流到基点，一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面在那里开展科学研究，举办短训班，培养农村急需的多种人材；和贫下中农一起解决农业学大寨的科学技术问题。三年级的学生，到科研教学基点进行锻炼，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回社队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条件。这种科研教学基点，在农业学大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例如，朝阳县西大营子公社饮马池大队科研教学基点的师生，和当地干部一起，办政治夜校，办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搞科学实验，饮马池大队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今年粮食总产比一九七三年翻了一番，亩产过“黄河”，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建平县万寿公社扎塞营子大队科研教学基点，试种十一亩水稻，平均亩产达到九百三十斤，大开了群众的眼界，为当地低产变高产，粗粮变细粮闯出了路子。这样的水平，不正是普及大寨县所需要的吗？
在校内，朝阳农学院对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也进行了改革，彻底破除了旧的教学体制，建立了以科研、生产带动教学的三结合课题组。课题组的科研项目，主要根据朝阳地区农业学大寨的需要确定。如朝阳地区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需要解决新造田如何熟化当年创高产的问题。土肥课题组的同志就在学校的生地上进行试验，从整地、灌水、深翻、压肥、改土、中耕、各种肥料试验等亲手做起，理论结合实践，取得经验，学生在回队实践时就迅速地推广到本队和周围的社队。这样的水平，不正是普及大寨县所需要的吗？
朝阳农学院师生根据农业学大寨的需要，改革教学；紧密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在农业科学研究中，走与广大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一切，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那种想否定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否定教育革命成果的怪论，统统是站不住脚的。
（三）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以关心知识分子为名，说什么现在“教师无所适从”。事实是，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广大教师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朝阳农学院坚持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经受锻炼，坚持参加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贫下中农的教育，使教师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波澜壮阔的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使教师为普及大寨县，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用武之地。老教授龚畿道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精神焕发。他理论结合实践，注意向贫下中农学习，总结出高粱的一些遗传规律，写出了《亲缘关系与配合力》、《亲本丰产性遗传和配合力的关系》、《果皮、种皮遗传和米质的关系》等科学论文，并用这些来进一步指导育种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农学系谷子课题组青年教师王恩波，几年来自觉改造世界观，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进步很快。他了解到培育早熟高产的夏茬作物品种，是解决朝阳地区一茬变两茬，发展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就不怕苦，不怕累，进行试验，虚心向贫下中农请教，很快就培育出生长期只有六七十天的早熟耐旱高产的朝谷四号。现在这个新品种已经在辽宁、河北、陕西、甘肃等地推广，很受群众欢迎。他知道谷草是牲口的重要饲料，就又培育出谷穗大，谷草多的新品种朝谷六号，很受群众的称赞。棉花课题组一位教师，看到棉区群众为棉花整枝打杈，既费劳力又辛苦，就认真研究不需要打围尖的新品种棉花。经过试验，已初步培育出一种新的棉花品种，可以大大减少棉农的劳动强度，节省大量劳力，产量又比较高。农学系的十一名女教师，自动组织起“三八妇女创业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参加科学实验，除搞好自己担负的教学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积肥、种地。今年她们把一块沙滩改造成良田，取得了亩产一千一百多斤的好收成。
教师们深有感受地说：这一切，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是不可能有的。他们所以有进步，根本原因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比较长的时间和广大贫下中农生活战斗在一起，从思想上找到了和贫下中农的差距，认识到过去为社会主义做的贡献太少；从业务上讲，方向对头了，知道了农村需要什么，自己应当搞什么，怎么搞。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大有作为的。那里是什么“无所适从”？
＊ ＊ ＊
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从来就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的。朝阳农学院广大师生、干部回顾五年来的办学过程，深刻认识到：要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每前进一步，都要战斗。现在，“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5.12.14；中发[1975]26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
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以来，我校围绕教育革命的方向和路线问题，逐步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革命大辩论。现将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
今年八月到十月，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背着党委，两次写信给毛主席，正如中央所指出的，这两封信，“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从十一月三日起，由党委书记迟群同志主持，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就刘冰等人信的实质开展辩论。同时，召开了干部会，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和安排。
党委扩大会议是逐级扩大的，不断地训练了干部。开始时，由校党委常委、各系党委第一、二把手，校机关各部、处主要负责人共五十三人参加。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同志，对这个时期以来的右倾翻案风早就不满，并有所抵制和斗争。当他们听到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后，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纷纷起来批驳刘冰等人的信，澄清事实真相，揭露刘冰等人的非组织阴谋活动，紧紧抓住两封信的实质，开展说理斗争。一部分在前一段被刘冰等人拉拢煽动过的同志，在会上受到教育，很快地站出来同刘冰等人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这些同志在整个运动中同样都取得了领导的主动权。刘冰他们没有真理，没有群众，一开始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会议逐步扩大到一百人、二百人、三百人，十一月七日晚，扩大到专业领导小组负责人以上干部和全体宣传队员共六百余人。十一月十二日，再扩大到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共一千七百余人。这样，各级领导干部和宣传队员，明确了辩论的指导思想，为开展全校大辩论，训练了领导骨干，使各级党组织在这场大辩论以及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坚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党委常委扩大会开了半个月之后，十一月十八日，召开全校大会，传达常委扩大会议情况。会上，全文念了刘冰等人的两封诬告信，十几个同志插话澄清事实真相，揭发批判刘冰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反动言行。到会同志对刘冰等人的无耻谰言、卑劣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到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们说：“在我们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革命群众撑了腰，指明了方向，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的指示，有力地动员了广大群众，全校迅速掀起了大辩论的高潮。一天之内，就在指定的大字报区，贴出了两千多张大字报。
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和各系党总支书记参加了我校一千七百多人范围的党委常委扩大会；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全体宣传队员参加了我校的全校大会，为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培训了骨干力量。
我们在大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事实要澄清，实质要辩明，揭发要充分，处理要慎重”的原则。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予充分的发言机会，他们可以念信，可以补充，让他们把话讲完。事实说明，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在路线上输了理，是极为虚弱的。尽管他们在会上作了各种表演，我们都不受他们的干扰，不上他们的当，不用感情代替政策，而始终是平心静气地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整个大辩论中，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现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具有较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一定的斗争经验。党委常委扩大会开得很顺利，斗争也很尖锐。目前，在学校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运动正在毛主席指示的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
二
经过辩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的；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企图从文化教育阵地打开缺口。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我们学校的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为了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运动逐步引向深入，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总结讨论了前一阶段运动八个方面的问题。
1、不断明确大辩论的指导思想，搞清楚运动的目的。
这场大辩论，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阵地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文化革命以来，教育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刚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它已多次遇到资产阶级的猛烈反抗，特别是受到来自党内一些人的责难。他们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一新生事物。我们的目的，是弄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教育干部和群众，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有人担心，这场大辩论会影响安定团结，事实恰恰相反。挑起这场大辩论的，也就是刮起右倾翻案风的人，他们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破坏安定团结。事实说明，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讲安定团结，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通过这场辩论，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辩明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全校就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战斗的大好形势。
2、运动自始至终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
这次运动是在党中央、北京市委以及学校党委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人人都参加战斗，但不搞“战斗队”，不搞“串联”，不拉山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一切行动听指挥”。校、系党委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敢字当头，相信群众，所以在斗争中领导主动、有力、有方，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从机关各部门到基层支部，没有一个瘫痪的。相反，经过斗争，更加朝气蓬勃，战斗力增强了。
3、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地相信和依靠群众。
加强党的领导与放手发动群众，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是一致的。要看到广大群众积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路线觉悟、政策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缩手缩脚，甚至还会和群众顶牛。大家体会到：要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采取群众性的大辩论是一种好方法。群众动员起来了，事实才能讲充分，道理才能说透彻，毛泽东思想才能在群众心里扎根。因此，党组织对于这场运动的正确的领导，要体现在群众的充分发动上，体现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上。
4、始终贯彻党的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讲政策，就要讲区别对待，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前一段在右倾翻案风中传谣、信谣，甚至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的同志，我们反复强调，他们是在运动中接受教育，提高觉悟的问题，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对于他们中间一些觉悟较慢的同志，我们也不要求过急，而是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总之，要善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其中对于老知识分子，要看到他们的进步，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拥护教育革命的。有一位老教授说：“六十多年的曲折经历，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爱护关心。周荣鑫的所谓‘关心’，实际上包藏着祸心，他要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让我们走回头路，只能是枉费心机。”对于他们中旧思想较多的人，只要能在运动中接受教育、有所进步就行了，不能一下子要求过高。全校革命的干部、师生员工、家属，都要团结起来，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共同战斗。即使对于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至于他们改与不改，要取决于他们的实际行动。
5、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运动期间不停课，不停产。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搞得更加扎实了。开门办学等新生事物，不断地巩固完善。今年，我校有四千多名师生，到一百多个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开门办学，结合一百二十多项生产、科研的典型任务，进行了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学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热情支持。开展辩论以来，革命师生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坚定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在大辩论的推动下，科研工作不断地加快进度，有些重点项目，已经提前突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校办厂今年生产计划要比去年翻一番，任务比较重，由于刘冰等人的干扰和一些具体困难，有些同志在运动前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革命的大辩论激发了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一面参加辩论，一面猛促生产。许多同志是写完大字报，开完辩论会，又主动去加班干。有些同志，一个人干两个人、三个人的活；有的车间，十天就完成了一个月的工作量。过去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很快就解决了。在运动开展以来的十一月份，全校完成的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多。目前，全校大部分系厂已经提前跨进了一九七六年。事实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种担心大辩论会影响教学、科研、生产，会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6、把运动同加强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这次运动对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它大大促进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校党委领导班子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了。有位党委副书记，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刘冰在写诬告信的前后，多次对他煽动拉拢、挑拨离间，但他没有上当。他身患多种疾病，运动前刚休养回来不久，现在经常工作到深夜，群众说“真是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
一批过去被刘冰等人压制的新干部，在斗争中冲锋在前。如校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是红卫兵小将，是革命造反派。运动之前，被刘冰等人横加歧视和打击。运动开始以后，他重温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写出了《走资派还在‘走’》等大字报，对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场运动对广大的干部、党员也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广大干部进一步体会到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重要性。广大党员对党的基本路线，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有了更加切实的体会。大家指出，刘冰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旧清华党委第一副书记，忠实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化革命初期，他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一九七二年，他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这一次又跳出来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说明：走资派还在“走”。还有那么两、三个宣传队员，背叛了工人阶级，投降了资产阶级，说明：投降派确实有。所以，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通过这场运动，我们教育干部和党员，要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我党在五十多年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党内要进一步树立好风气，党员要坚持党性，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允许造谣、信谣、传谣，不允许诬蔑、陷害好人，不允许耍两面派，不允许拉山头，搞宗派。总之，“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7、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次右倾翻案风中提出的问题，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批过，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强调摆事实，讲道理，要求批得更深一些，水平更高一些，教育的人更多一些，教育的面更大一些。摆事实，讲道理，就要抓住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抓住斗争的要害问题。这些问题讲透了，多数人是会服的，这种错误思潮再出现时，市场就会更小。
8、把运动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紧密结合起来。
运动以来，我们强调组织师生员工，特别是干部和骨干，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论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思想，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结合评论《水浒》，为搞好大辩论掌握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地方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地方对理论的需要程度。大辩论促使许多同志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论，大家越来越迫切地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凡是辩论搞得比较好的，批判水平比较高的单位，都是学习理论抓得比较紧、比较扎实的。
当前，我校的这场辩论仅仅是个开始，形势是大好的，斗争是复杂的，还有可能遇到干扰和困难。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胜利地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出
(吉)共印三○，○○○份。（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 席：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1、阶级斗争为纲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十二月十八日
（摘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的附件一）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一九七五年部分
师东兵：《闻所未闻的周恩来》
第三十三章 周恩来痛苦地哼着《国际歇》，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又是一阵绞心的疼痛，向周恩来袭击过来。虽然头上冒着冷汗，浑身已经湿透了，周恩来还是没有喊出声来。他的老伴邓颖超轻轻地说：“你疼了就喊叫吧，喊叫出声音也许会好受一些。” 周恩来无力地摇摇头，咬者牙说：“我不能喊叫，喊叫会让人恐惧的，好像真是个投降派。我不能那样，我不愿意让毛主席在我死后说那样的话。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呀。小超，你可应该有主意，一些人的话是绝对不能听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气节，要对得起毛主席。我知道毛主席对我好，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我有许多的话想说呀。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听懂我的话。我怕我的话会被人误传。” 邓颖超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要向毛主席讲。但是，我也是没有机会。” “毛主席，毛主席，也许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周恩来喃喃地说，“毛主席的运动神经原病果然就治不好了吗？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毛主席的身体……”“恩来，你安心休息吧，主席那边的情况很好。你看，洪文同志来看你来了。” 周恩来强忍着病痛睁开了服睛，“洪文，毛主席怎么样？他的身体好吗？ 王洪文眼睛里含着泪水，哽咽着说：“总理，你放心，主席的身体好多了。他要我来问候你，让你多加保重，留得青山在，一切都好办呀。” “听说小平同志又犯错误了，我要批评他。毛主席对他是很好的，他不应该让毛主席再为他操心了。”周恩来的眼睛痴呆呆地盯着王洪文，嘴唇不住地抖动着。 昨天，张春桥来看望周恩来时，给他带来了一批材料，题目是《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当天就戴上老花镜看完了。当他看到邓小平下面的几句话时，他试图用红铅笔划几条红杠杠，但是没有成功。但是，他的眼睛总是在那几句话上停留：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和一些领导同志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他还在同年的九月间对一些省市的领导人讲：“有人现在还不让人家提意见，还想扣住？要充分让人家提，充分揭发，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团结全党，要告诉他们，不管你的后台在省委或比省委更高的一级的都靠不住了。”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搞反修防修嘛。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一条也不能忘记。” 一九七五年十月，邓小平对一位同志说：“你要大胆地干，工作上不要怕出乱子。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一九七五年三月我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讲了话，就有人说我是复辟的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现在党内有一种不正常情况，很多同志怕这怕那，怕东怕西，就是不怕国家建设搞不好。希望大家本着四届人大精神，在本世纪内建成四个‘化’，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你怕什么，更不是宋江、投降派，你本着主席三项指示办就行了。” 一九七五年九月邓小平在研究工、青、妇干部会议上说：“工会抓什么阶级斗争，工会抓阶级斗争要党委干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多次讲：“矫枉必须过正。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安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清醒过来的周恩来，盯着那些材料不动声色地寻思着。中央政治局会议内容，总保不住秘密，还没有开会，高层圈里的人就知道会上将研究什么东西了。毛泽东决定批判邓小平，他早就有所耳闻，当有人将邓小平的这些话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总理点的将，让他主持工作，说他工作有能力，能够打开局面，现在公开批判小平同志，会对总理有刺激，你们还是慢慢地让总理自己表态吧。” 现在一切都已经变为现实。邓小平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的人已经成了华国锋，周恩来没有公开说什么。但是，他见了华国锋时，明确地说：“我过去是听毛主席的，现在是听毛主席的，将来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仍然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只要毛主席决定的，我就无条件地服从。这点请党中央放心，我咽气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跟毛主席走……” 王洪文望着气息奄奄的周恩来，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涌上了心头。他毫不怀疑，周恩来的确是一个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他对总理在一年来的表现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一九七五年元旦，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名单。当时，王洪文提议：“如果恢复教育部，我看还是由迟群担任教育部部长比较好。”邓小平说：“他还年轻，再等等也无妨。” 周恩来说：“小平同志的建议有道理，我也同意由周荣鑫同志任教育部长，他的经验比较丰富，具备搞教育的条件。迟群同志还是在清华大学再主持一段工作吧。年轻人，不要太急了。” 一月四日，用恩来给毛泽东致信，建议恢复了文化部和教育部，并建议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毛泽东在第二天就圈阅了他的信，同意了他的提议。当时，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的。江青表示：“让历史来检验谁的意见正确吧。” 不到一年，周荣鑫就作为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头一个靶子，遭到了批判。毛泽东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告迟群时，明确地支持迟群。这无疑也是对周恩来的一个否定。王洪文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批判所谓诬告迟群的信时，特意说：“当时要是让迟群担任教育部长就好了。” 周恩来苦笑道，“让他们暴露一下也好嘛。右倾翻案，总有一天要翻不成的。” 现在，王洪文看到总理这样子，不禁产生一种怜悯之心。他悄声说：“总理，你的心情是好的，我们都理解。我们衷心希望你能恢复健康。”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早已收到了马克思的请贴。我本想让邓小平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抓好，没想到他辜负了主席和我的期望。他的性子太急了。我已经看完了《鲁迅全集》中关于评论金圣叹删改《水浒》的段落，我同意鲁迅的看法。各种版本的《水浒》我也看了，新、旧《唐书》中关于《武则天传》的文章我都看了。我同意主席的评价。过去，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些东西。在我有生之年补上了这一课，也好呀。但是，我绝对不是宋江，我不作投降派。” 王洪文马上说：“总理，你不要多心。主席领导的评论《水浒》，是对全党的一个历史经验的教育，不是把矛头指向你的。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这点，我请总理一定要理解。” 说到这里，周恩来笑了。他知道历史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他想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值得怀念的东西。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他把罗青长部长找来，专门谈台湾的问题。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看到祖国的统一了。台湾应该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统一大业只能留给我们的后代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后退啊。” “总理，你的身体都成了这样了。不要过多地考虑这些了。多保养保养自己吧。” 周恩来皱着眉头说：“身体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要相信客观规律。共产党员的胸怀应该宽广，我已经建设主席尽可能地解放所有的老干部。跟着我们打江山的同志。犯了错误应该帮，不要一棍子打死嘛。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呀。” 现在，见到王洪文，他显然是想解释这些事情，他挣扎着要坐起来，被王洪文轻轻地按住了：“总理，主席理解你，和我们在谈话中多次讲到你的许多建议和看法。主席尤其让我向你学习团结广大干部和同志的工作方法，恐怕我一辈子也比不上你了。”这话是真实的心里话。周恩来自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带着一大堆文件，住进医院后，就再也没有出去了。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四十天就动一次手术。他怀着某种内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解放被打倒的干部的问题，不住地催促有关政治局的成员，要尽快结束许多人的专案。他看了一九七五年五一劳动节参加庆祝活动的名单后，对起草这个名单的张春桥说：“许多被打倒的人。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希望党中央能惦记着他们。让他们参加庆祝活动，这标志着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和党的政策的宽大嘛。这和我们特赦所有的战犯一样，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的表现。你去报告主席，他会同意的。” 周恩来说得没错，张春桥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微微笑道：“人在临终之前，总是愿意对他的敌手宽恕。就是不知道人家宽恕不宽恕我们呀。我的心和总理有共同点，就按照他的意见去办吧。任何措施都是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的。” 现在，周恩来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只有躺在病床上和王洪文谈话了。 “你替我转告主席，我不能再为党做工作了。我感到有愧于党，有愧于主席。”周恩来讲到这里时，眼睛里已经饱含泪水了。“主席发动的评论《水浒》，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水浒》里的宋江，在招安以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原来是‘替太行道’的强盗，变了“官兵’。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大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一十五县，改造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他‘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我同主席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话，你一定要转告主席。” 王洪文也激动地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向毛主席报告的。” 周恩来，在对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还是把他自己的政治生命紧紧地和毛泽东联系到了一起。就像平静的海洋，沉默以后，就把惊涛骇浪推到它的最高峰；也像地平线，经过了一夜的沉默后，托出了瑰丽的红日和金色的朝霞……周恩来曾经有过他的担心：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时，这样讲道：“全党现在最大的危险，是经验主义当道。这种经验主义将会使我们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上去。会使我们忘记同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经验主义在我们党内是有很大的市场的，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思潮反下去，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怎么能保住呢？” 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以后，江青、张春桥分别找华国锋、吴德、纪登奎、陈永贵、汪东兴等政治局成员谈话，讲述经验主义是当曲的大敌的道理，并说：“这是毛主席讲的。我们应该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再次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写作组成员们谈话，说：“现在，有人攻击我们是教条主义，是给别人扣帽子的工厂，实际上这是故意把水搅混。党内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一切凭经验办事，一切靠老经验作为处理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把许多的新生事物给扼杀了。我和总理、还有几个副总理谈了话，告诫他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那个杠杠里，要从那套老经验里钻出来。这是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不然的话，我们毛主席领导我们夺取的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有可能走向失败。同志们，这难道不危险吗？” 邓小平得到他们活动的消息后，专门到医院对周恩来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地动员人们反对你，这其实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阴谋。什么反经验主义，矛头完全是针对你和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家伙的。他们就是把我们当作了她最大的危险。” 周恩来听了，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轻轻地说：“不要理他们，让他们讲去吧。讲到一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就感到没意思了。你要是越表现，他们反而就越起劲了。置之不理，这是我的经验。” 不久，邓小平在陪同外宾会见完毛泽东后。他对身患重病的党中央主席说：“有个问题需要请示主席一下，现在我们的宣传上总是强调反对经验主义。而对修正主义放松了。主席过去总是讲修正主义是当前最大的危险，现在他们改成了经验主义是最大的危险。我觉得不合适。主席，你看呢？” 毛泽东的眼睛模模糊糊，邓小平的面孔在他的对面只是有个轮廓。但是，他强调的反对修正主义确是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他连连点头道：“不错，你说的对，修正主义依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修正主义都是我们的大敌。这个结论是不会过时的。抽个合适的场合，我要和春桥、文元讲讲这个问题。” 邓小平回来后对周恩来说：“我在主席面前狠狠地告了江青一状，揭露了他们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险恶用心。看起来，他们的那一套做法，并不是毛主席的意思，而是他们的发明。我早就对江青和那个张春桥看不惯了。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我看是乘机出现的政治暴发户、阴谋家。叶帅和许多的老同志，都对他们的做法看不下去了。他们要是再反对你，我宁可再次被打倒，也要为你鸣不平。我怕什么，别说毛主席最多还有两年的时间，就是身体再健康，我也敢和他们对着干！”周恩来照例对这一类的敏感问题，是采取沉默的态度。他故意岔开话题，说：“一九七五年初震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提议，你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主席说：‘小平如果真正能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在行动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那无疑是对党的事业的杰出贡献。我希望小平同志能够干几件漂亮的事情，让举世都看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真正要端正党的路线，真正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标。’小平同志，主席的这个期望，你可要牢牢记注呀。” 果然，毛泽东在姚文元报给他的一份文件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在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己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邓小平得意地对周恩来说：“你看，毛主席批评了这些秀才们了吧？这就是我们的武器，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对这些家伙们展开斗争，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这样才能在全党中打开工作的局面，不然，他们的那股造反派势力动不动就要造反，就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弄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周恩来说：“你们可要注意方法，要与人为善，达到团结的目的。你可要吸取教训哪。”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邓小平又到医院汇报工作时，对周恩来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要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她的矛头始终是针对你的，党内许多的老同志听到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要造舆论打倒你，都气愤得要造反。大家再也不能容忍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秀才们肆意妄为了。如果主席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大家就主张要采取逼官的办法…” “你胡说些什么！”周恩来生气地闭上了眼睛。“我不爱听这些脱离党的原则的话。这些东西，你就想也不用想。我是坚决不会同意你们这种胡闹的。本来你们的工作很好，这样下去，就会出问题。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你们考虑过吗？” 邓小平不再吱声了，等周恩来冷静下来，他才说：“大家的这种议论，也是出自对你的关心和衷心的热爱，如果不同意，大家是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同志们最为感动的，就是你对毛主席的那种忠心。你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正忠臣。”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真不明白，那些秀才通过评论《水浒》，究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你看这段活：‘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一切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阶级要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能动摇地主阶级的统治的。中国历史上，北宋以前的黄巾起义，北宋时的方腊起义，就都是反皇帝的，都把斗争的锋芒直指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这些话，难道不是煽动人们反对毛主席吗？” 周恩来皱着眉头连连摇头道：“你别说了，在文学的问题上，你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你很不会利用历史来为现实服务。主席的用意，我清楚得很。对这类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采取沉默。” 邓小平似乎有点急躁了，“沉默可不是麻木呀，沉默也不是昏睡，更不是蔑视和干等着让人家任意地宰割我们。我和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是有这方面的教训的。” “我已经累了，要休息了。”周恩来闭上了眼睛，索性不再理他了。但是，聪明的邓小平从周恩来的眼眶里看到晶莹的泪珠。 邓小平当然知道，周恩来对他的工作一直是采取支持的态度的。周恩来说得很清楚：“整个国内的工作，他们根本拿不起来。我就是让他们干，他们也于不好。”就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全国四届人大开过不久，周恩来就对邓小平说：“关于几个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你先拿个方案。你不好说，由我来讲。”这年二月一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周恩来特意让叶剑英和郭沫若列席会议，周恩来宣布分工原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提出的。 周恩来尽量显得很幽默，轻松地说：“主席还在外地没有回京。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是我还想每个星期和大家见上一面。小平实际上已经是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了。我希望大家都支持他的工作。春桥同志分工管文教、卫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直是容易出事的领域，相信他是能够把好关的……” 张春桥冷冷地说：“副总理分工的事情，还应该报送主席批准。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向主席汇报，绝对不能在重大事情上架空主席。” 第二天，周恩来给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到邓小平，他强调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划了圈，他对身旁的人员说：“这是我预料到的。总理这个人呀，是很恋旧的，他不习惯于使用新人。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造反派总是不放心。这是一个人的工作方法问题，用不着大惊小怪，也不是什么路线问题。总理患的是不治之症，他提出的意见要尽可能满足嘛，就是出点小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招惹点麻烦。” 这些周恩来当然是不知道的。他看到毛泽东圈阅的文件后，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说：“主席现在看清楚了很多的问题。处理事情现实多了，过去由于林彪的作怪。主席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再加上有些人为的原因，把我们的工作搞得很复杂。现在，再不能让那些东西拖我们现代化的后腿了。” 那时，叶剑英就提出：“能不能果断些，把江青这伙人赶出政治局呢？” 周恩来摇摇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主席对我说知道他们的历史状况，并没有说明他的态度，再说，主席既然一手把他们培养起来，是不会轻易地把他们再否定掉的。除非他们自己又犯了大错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人家有什么错误呀！主席对我说，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要加强团结，而不是搞分裂。谁搞分裂，谁就是蒋介石。主席的这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嘛。” 邓小平说：“现在是人家看不起我，总想把我再打下去。我只好忍耐再忍耐了。” 周恩来微笑着说：“有时，忍耐也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在忍耐中保持冷静，在冷静中保持清醒，在清醒中寻找新的起点，确定新的目标。反正毛主席是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已经通过许多的事实证明了嘛。我们现在是要谦虚谨慎地做好工作，不要怕任何的攻击和污蔑。” 这也是周恩来的一厢情愿。所以，当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主持政治局会议，多次对江青、张春桥进行批评，督促她们检查的时候，静观政局的毛泽东已经看出了他所认为的症结所在。他终于冒着一定的风险要采取果断的措施了。他这时关心的是周恩来的状况，虽然自己的身体也在奄奄一息之中，但是他始终坚信他是不会死的，他多次对江青、张春桥和身边人员说：“我再活十年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胸中有数。有人是盼望我死的，可是我偏偏要看着他们死。” 那天接见完外宾以后，邓小平从皮包里掏出一封信，颇为神秘地对泽毛东说：“清华大学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迟群有看法，他们写信给你，怕落到别人手里，所以让我转交。你看看再说吧。” 当毛泽东看完刘冰等人状告迟群的信后，对毛远新等人说：“你看看，他们追不及待了，要动手了。名义上是对准迟群和小谢，实际上是对着我的，这个邓小平呀，就是靠不住。他实际上是后台，给他们摇羽毛扇子的。远新，你把小平最近的一些讲话给我选一部分，我想听听。” 毛远新通知华国锋、纪登奎等人来秘密汇报，其中华国锋专题汇报了邓小平近期讲话要点： “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所谓传、帮、带，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使他们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就是要我们这些老家伙。参加三结合的青年干部，没有经验的一律到基层去锻炼改造。就是像王洪文副主席。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他还在九、十月间对人说：‘青年人如果是好苗子，应当放到工厂、农村去搞它几年，然后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上来。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不行，坐火箭上来的干部不行，可以带职下去，军队里有的连长一下提到军职的，一律不承认，重新下去当副营长，’他的这些话在造反派中和我们的队伍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毛泽东摇摇头说：“这个人对造反派有仇恨，对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下部有成见。这怎么能依靠他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呢？”他转过身子，对毛远新说，“按照小平的说法，你也得回去搞个营长干了，人军区司令员是干不成了。他要压制这些小人物，岂但是压制简直要一个一个地收拾你们了，刘冰告迟群和小谢是一个信号，还会出现其他什么冰的人。” 华国锋继续汇报道：“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听取胡耀邦汇报时说：‘如果学院只有中技水平，那你还办科技大学干什么？上海机床厂大学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科技大学要办好，选数理化好的，不能照顾干部子弟，不懂数理化、外语，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差不多。你们干，犯了错误我检讨。教育危机，把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教育水平都拉住了。这不是复旧就是复旧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邓小平的这套奇谈怪论对我们下面的同志影响很大，许多的单位都不敢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有的人说：‘现在是还乡团、胡汉三又回来了。”’ 毛泽东说：“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讲话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其实反映了他的一种思想，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意，要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算老账。” 毛远新说：“这个人很危险呀，主席健在，他就敢如此蛮干。一旦发生什么意外，那他还不造反吗？那时，谁能够控制得了他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华国锋说：“远新同志说得对，这个问题要好好地研究研究。” 毛泽东的话题很快回到了周恩来的身体上，他问华国锋：“总理的病情有什么发展吗？” 华国锋说：“总理早在一九七二年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了。许多同志劝他休息，他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了，几乎列了不分昼夜的地步。据他身边工作的人告我，仅他从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到六月一日住院手术，短短的一百三十几天里，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十四小时以下的，有九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十八小时以下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工作近三十小时的一次。我们知道的。例如二月九日，他工作二十个小时，十日起床后，一直工作到十二日凌晨四点三刻，有时他就在工作的时候晕倒了。醒来接着继续工作。同志们都说他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 毛泽东听到这里，脸上微微动容，他缓慢地说：“他身为总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他睡不着呀。睡觉成了我们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我看他也不例外。去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五日，总理连续三次缺氧重病，一定要坚持做大手术。我就有点不大同意。他又是电话，又是让政治局的同志向我汇报，我才点头的。那个手术就那么好，我就不那么相信！现在看来，他做了十几次了，也不见好转，反而更加病重了。据说，从他住院以后，找人谈话已达一百六十次之多，接见外宾六十三次，在医院开会二十次。连贺龙的追悼会、李富春的追悼会都参加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你们都要学学，我是和总理共事最长的人，深知他的为人和品质。邓小平同志的错误，我看可以告诉他了，你们去征求一下他的看法。不要勉强。有什么都可以说。但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华国锋是奉毛泽东之命和周恩来谈话的。他向正在输液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的脸色刷地变得苍白，他问道：“那么邓小平还能继续工作吗？” “主席说得清楚，小平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一边检查一边工作。” “主席说的是右倾错误吗？”周恩来头上掺出一层冷汗。“你看他的错误严重吗？” “那就看他怎样检查了。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还会和你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清华大学的问题是一个右倾翻案性质问题。毛主席认为刘冰他们的矛头是针对主席。主席看起来很生气，说这个问题要通过大辩论来解决。信的错误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说：“我早就对小平同志讲，要避免争吵。和没有水平的人争吵，自己也没有水平了。我们天天讲实事求是，其实这四个字本身就是相当难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处理一切事情的基础，绝对不能想当然。他就是要往是非堆里卷。这下可好了，又碰钉子了。” “主席想听听总理的意见，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国务院的工作……” 周恩来红着脸说：“我看还是请主席考虑吧。小平同志既然不能再主持工作，那当然轮到春桥同志了。实际上。国务院当初的工作由他主持就好了，也许就不会出现小平这次犯错误。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时候，我就对张春桥同志讲过，你要做好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你干比其他任何同志都合适。当时是主席不同意的。主席对我说过， ‘你周恩来活一天，就是你当总理。其他人谁也不能和你相比。’三月十七日，我和江青同志一起参观全国黑画展览时，再次提出让春桥同志多管国务院工作的意见，江青也说要照主席的意见办。我病重时，主席说只有邓小平同志还能压得住阵，老的新的都怕他，其他人不行，选才由小平同志主持了工作嘛。” 华国锋看得出来，周恩来对邓小平所犯的错误是很紧张的。他急忙安慰道：“我认为，主席丝毫没有怪总理的意思。主席只是让我向你通报一下情况，最好能让小平同志作个检查就行了。我看问题并不很大。主席对小平的评价后来是很高的，这点我也清楚。主席在批评小平的时候，对江青同志和春桥等人也作了批评。这是主席对他们的爱护。这些我部能看得出来。” 周恩来沉默不语了。在后来的几大时，周恩来天天都在看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他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下，作了记号，这段话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另一段话后面，周恩来批示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评价”。这段话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周恩来批示道：“这种观点，和某些人鼓吹的一些说法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我看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某些人自以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实是错误的东西。” 从这时起，一种不祥的气氛似乎总是笼罩着周恩来，他的话语越来越少了。一段时间，他躺在床上，胡子老长也不刮，消瘦的脸盘越发苍白。他几乎是掐着自己的指头在算时间。 一九七六年的元旦，像一个令人恐怖的凶神，一步一步地逼近了这些曾经叱咤风云、而今奄奄一息的政治老人们。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的两首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昏迷中的周恩来清醒过来了，听到毛泽东当年的词篇，他笑了。作为毛泽东身边几十年的战友，他对这位伟人的用心是非常清楚的。一场引起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争论不休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毛泽东实在不愿意让人们评论这场革命的损失和不足。他竭力要给这场运动染上一层欣欣向荣的色彩，连发表一九六五年的《水调歌头》也饱含着老人家的苦心。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周恩来听到这里，忽然笑了：“主席对赫鲁晓夫的气愤，连写诗时把‘放屁’这类话都用上来了。可见主席对那位苏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多么的不好。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了。昨日的是非，让后人们去评说吧。” 就在第二天，江青来看望周恩来了。她显得精神多了，还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样子，进门时她的神情严肃了，因为她看到她平生敬重的伟人满脸胡须，面孔发青，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风采。他正在安安静静地昏睡着，她不敢那么放肆了。原先准备好的许多话，她都默默地咽下去了。突然，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眼睛里放出了光彩：“主席还、还好吗？” 江青流出了眼泪，她凑到周恩来的身边，悄声说：“主席还好，总理呀，你就放心吧。现在教育战线的形势也很好，右倾翻案风的势头已经压下去了。”她看到工作人员想进来，便挥了一下手，让他们都出去了。这时，她又安慰道：“这一切，都和总理没有任何关系，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脸上现出一丝笑容，他让邓颖超当着江青的面打开了唱机，放出《国际歌》的曲词。 “来，我们一起唱！”江青亲自打着拍子，和周恩来、邓颖超共同唱了起来。 周恩来突然精神了，眼睛里放出亮光，嘴唇上下张合着，用一种强大的毅力和信念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唱完后，他对江青和邓颍超说：“请江青同志转告主席，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 “主席对我多次说过，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管社会上有什么样的谣言，主席和党中央对你都是完全信任的。我们之间的那些分歧，都让它过去吧。那不算什么。” 应该说，周恩来听了这些，心情是激动的。但是眼睛里的光彩很快就被巨大的疼痛所打散了。当周恩来轻轻地呻吟起来后，江青转过身子，擦起了眼泪。 从这天起，周恩来的昏迷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邓颖超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晚上从周恩来的嘴唇里听到的微弱的声音，他的思维还在《国际歌》的曲谱里。那沉重而悲壮的音符，给这位已经倒下的战士以永不消失的鼓舞。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六分，周恩来痛苦地哼完了最后一句歌词，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毛泽东听到他的噩耗时，眼睛痴呆着，遥望着窗外的狂风和光秃秃的树枝和大地…… 正是寒冷的季节，毛泽东自己也无力去送送跟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战友了。这个对他言听计从的大管家倒下去后，站起来一大批继承者们。在他们的眼里，神圣的光环已经失去，无论是他还是周恩来，都不过是他们的前驱。站在前驱的肩膀上，他们觉得自己看得更远了…… 周恩来，这位自己忍受了多少年个人委屈的政治家，终于成为人们的一面旗帜。
2010年7月19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