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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 天安门事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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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天安门事件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刊载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作了部分删节,其中包括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迟群在一次党委召开的会议上说:“跟邓小平一样的人有一层人,区别就在于职务不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
   文章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捧上台。
   一些人乘机造谣,说上海《文汇报》在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数日内,各地向上海《文江报》发去的抗议信、电达400多件,抗议电话1000多次。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南京市许多市民和学生进行游行集会,街道上和往来的车辆上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至四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活动,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
   同时,其中也有人以悼念为幌子,攻击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央领导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 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等。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退 毛远新
           四月二日
   毛泽东四月三日阅批:“同意”。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
   从北京市派人揭下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大量是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的。
   许多诗词、悼词和讲演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是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提出打倒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号。广场上出现了许多如“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之类的诗词。他们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理论路线,说什么: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摆酒重祭。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400页)
   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北京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那几天,广场上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人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四月四日
   华:今天晚上研究一下。
   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
   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
   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
   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观,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政治局的其他人说:
   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北京市委的建议。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质问吴德:“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吴德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吴德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江青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德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北京市是可以解决的,吴德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吴德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席: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帖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地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在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五日晨五对)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 毛远新
           四月五日
   此件经毛泽东圈阅过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早上六时开始,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一些人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的事件。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一言不发,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
   刘传新说:
   这次看:有组织的两百来人,有四、五千人是凑在一起的。
   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
   说卫戍区抓了人
   只要碰见战士民兵、公安人员就打。
   打伤168,重伤15人(四个战士、十一个公安人员)。
   民兵61
   战士52
   公安55
   砸了两辆,烧了四辆汽车。
   《新造反委员会》
   放火烧房子,把自行车砸了浇上汽油烧。
   利用战士打不还手,伤了些人,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在市委广播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就散开了,一万民兵带着短木棍包围上去,分批清理后,今天抓了38个人。以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
   四月三日 - 五日凌晨26人,
   职工16
   学民7 团员10人,
   下乡青年2
   外地2
   帖写反革命小字报演说。
   广播事业局一个人录了四盘最反动的东西。
   特点:矛头集中、演说、诗词、悼词。
   集中主席、集中中央,
   这么多讲话文章,不提走资派,不提主席,除了攻击的手法多样,诗词、诗歌、演讲,不是青年人写的,恶毒隐晦。
   不顾一切后果的法西斯的。
   写血书的。
   今天这个疯狂性看得更清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够立案侦察的有30够起,反动的东西,2-4,共340多件,群鬼乱舞。
   整个活动来看,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今天来的这么猛反扑,出于我们的意外。
   昨晚搞了一夜,原以为要喘息一下,没料到早上六点就开始了。
   今天这么一搞还要防止新的反扑,
   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弄清的。
   明天,组织三万,民兵,九个营的卫戍区。
   只要允许挨打还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对付。
   这些人很可能组织一些暗杀队的。
   吴忠说:
   准备三万民兵在两个公园。
   历博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一个营。
   劳动一个营。
   市一个营。
   卫一个营。
   西单招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市区集结的九个营,多数3、4师,《人民日报》领导同志住地。
   我估计不足,准备也仓促了,上午搞得不好,以为他想喘息一下。
   历史博物馆的楼、指挥部、营部,没想到他们真敢烧,从一楼点火要把人烧死。
   马小六、张世忠、两个副司令、两个副局长,教训比较多。
   从抓到的文字、语言、行为恶毒得很,打外国人,日本。
   纪念碑上贴了一些诗词:
   天颜未明心澎湃,
   滚滚泪水洒襟怀。
   为保总理青松挺,
   准备热血喷体外。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吴德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吴德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吴德说:你是北京市革命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也同意让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会议通过了吴德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华国锋说:
   今天这件事开始估计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总结经验教训。
   敌人今天充分进行了暴露,烧了汽车、房子,打了人,进行反革命的宣传。
   这是蓄谋已久的,全国搞的。
   这几天是在大造与论,煽动,下一步真正搞什么,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明天指挥要沉着要看准,轻易不动,一出就要取胜。
   测重分工,民兵和公安分工。
   注意摸索线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国发个通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
   同志们!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4.05;中发[1976]8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中发[1976]4、5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基层单位传达到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传达学习情况,请你们综合报告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下午十一时,天安门广场清场
   吴德和倪志福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
   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吴德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吴忠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三个人当时商定:吴德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吴德,多次催问: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吴德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吴德,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吴德等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华国锋等待从听了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10点半,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吴德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吴德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吴德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没有死一个人。    四月六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开展,形势大好。
   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运用大辩论、大批判、大字报的武器,把煽起右倾翻案风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本质揭露了出来。他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的反动言行,受到广大群众义愤填膺的批判。“翻案不得人心”,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众矢之的,孤立得很。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春耕生产热气腾腾,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在前进道路上还会有阻力,有曲折。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再一次教育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要把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放在首位。毛主席这些指示,是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锐利武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学习,搞清楚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方针和政策。不学习,就会迷失方向,就会上当受骗。
   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的修正主义纲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反动言行,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深入揭,深入批,我们就能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紧紧抓住这一条不放,阶级敌人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就会彻底破产。
   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反击右倾翻案风既然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疯狂抵抗和捣乱。我们要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防止阶级敌人散布谣言,制造事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政治谣言,蛊惑人心,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追查,坚决打击。
   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搞串连,不要搞战斗队,不要拉山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少数听信谣言、上当受骗的人,要进行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让我们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毛远新关于四月六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
   主 席:
   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
   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五日)就来了,提出l、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
   伤:168人,其中:民兵61人
   战士52人
   公安人员55人
   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
   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颂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午,是历史上没有的。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予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布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足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退毛远新
           五月六日三时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四月六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士气大振,好,好,好。
           六日十八时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毛远新的笔记
   四月七日上午8:05一9:15
   (汇报了四月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却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嗯。(点头)
   (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分)吴德讲演等。
   (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挥手)
   (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
   主席:叶不找。
   (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所写的字迹
   一 首都
   二 天安门
   三 烧、打
   性质变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除邓小平、苏振华外,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出席会议。
   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两项提议,政治局委员均未作个人发言,一致通过。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1976.04.07;中发 [1976] 9 号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⑴⑵)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对选印的天安门事件中诗文原件的批语
   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一九七六年四月某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
   四月十三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说“十二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事是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报告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
   毛泽东划了横线并批语:第三条不好。此计不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中旬以后,全国开展清查反革命活动
   北京市抓了四五万人,每一个单位你斗一个他揪一个,也搞出几个人命,冤枉了一些人,一经中央指出就很快的纠正。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
   第一,它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
   第二,它充分说明反革命分子确实有,而且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同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阴谋紧密相联的。
   第三,它又一次说明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绝不会容忍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红旗》杂志刊登梁效的文章《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带头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他在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立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他的指使下,教育界、科技界和某些部门的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齐跳出来,到处讲演,大肆放毒,散布了大量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他还唆使一些人写诬告信,拟“汇报提纲”,筹办刊物鼓吹他那条路线,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凡此种种,都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在邓小平授意炮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那篇文章时,他们曾得意忘形地叫嚷:“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这个“拳头”就是反革命舆论,打的目标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他们首先打出的也是这个“拳头”,不少恶毒的反革命口号同《总纲》所用的语言如出一辙。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一只黑手的操纵之下,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动演说,狂呼反动口号。他们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声嘶力竭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喊哪!喊哪!”狂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紧跟着,他们的另一个“拳头”也打了过来,那就是反革命的暴力行动:烧汽车,烧房子,挥舞匕首等凶器,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大造反革命舆论,正是他们搞反革命暴力行动的前奏。但是,他们打出的这两个“拳头”,都没有能得逞,在强大的革命舆论面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终究不堪一击,顷刻瓦解。
   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反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种阶级斗争动向。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谣言四起。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大量反革命政治谣言又象污水似地从阴沟里冒了出来。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丧心病狂地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妄图利用毛主席、党中央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来贩卖他们的反动黑货。这是一种十分阴险毒竦的反革命策略。这些政治谣言,内容之反动,语言之恶毒,情节之离奇,手段之卑劣,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章含之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他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 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后写的一段话:
   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现在整个情况,全国部署,继续学习主席指示,深入集中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事件幕后策划者,追查反革命谣言,打击反革命。中央发的几个文件,都是主席指示精神。粉碎天安门事件,是主席亲自抓的,重大布置都是副主席定的。任命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两个决议,决定当天发表,广播,全国党政军民拥护支持的反映全部见报,对反革命,打砸抢者,要镇压,都是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办的,非常英明正确。本期文章中有些精神也写进去了。开始北京民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般情况是可以的,但发展到要冲电台,冲中南海,还不还手?牵涉到有一部分群众怎么办?这牵涉到一个马列主义的基本问题。如和国民党打仗,国民党军队士兵大多是劳动人民,打我们,性质就起了变化。敌人裹胁一批人进攻我们,我们仍不还手?不能这样。你一万人、我十万人包围你。主席看他们拿着棍子开进天安门广场,主席说好!好!好!民兵们说,拿棍子一个人顶六个人。对这些人做群众工作可以,但要你降下国旗,你不还手?真正参观的群众不会打人,要打,就是反革命暴力,打砸抢,性质就变了。你们搞反革命暴力,我们就要以革命暴力来对付,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拿起棍子,中央明确交代,可以还手。这样坏家伙就怕了。还有宣传,公布到群众,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那些谣言、煽动就孤立了。如果不是一下公布,层层传达,全国要一二十天,不知要闹多少事。从这次反革命事件看出,他们是有组织的,我们这样做,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坏家伙提,第一冲电台,第二冲人民日报,第三冲红旗。他们说他们的行动为什么不登报,就要冲。民兵组织好了,要冲是打嘛!主席说,拿起了棍子,士气大振。那天下午我就在大会堂,整个都看到了。有三种人。过路的人,吴德同志讲话后二十分钟,就退走了。其他坏人,一种围纪念碑,是打手,谁劝说,就打谁,一批人,演说贴标语。又一种人在走道上巡逻,骑自行车,看我们的动向。粉碎这一反革命事件,时间短,但作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来看,教训是很深刻的。冲到指挥部,放火烧营房,一会烧被子,摔书,烧文件。人大会堂东门,也搞得很肮脏。服务员们很坚决,说你们碰到门,就当现行反革命论处。他们没敢动。这次他们打出拥邓旗号,干反革命勾当,有的是亡命之徒,新资产阶级分子,各种坏人,高干子弟,局长、部长的儿子,姚登山的儿子,也去保卫总理去了!高干子弟一分为二,有的很好,有一些就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工农兵学员也有几个很坏的。清华开会批了几个工农兵学员,很坏。95%以上群众是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暴乱的,敌人只是一小撮。最近发现国民党特务掺杂在内,从香港运宣传品。还有亡命之徒,地富反坏右。他们能搞这么多人,还是因为党内有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上台,不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要丧失,民主革命成果也要丧失,回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五星红旗就是民主革命成果,反革命要降下来。七日,上海有个家伙仍升一面白旗。你们要警惕,不能麻痹,不要看到胜利就麻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批邓,总的继续批。有这么一些思想问题:一部分人觉得批过了,继续批批什么?一种认为撤了就垮了,批邓劲头不大了。三是进一步学习主席指示,进一步批邓,如何联系更好,如何用主席指示分析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四是要不要联系实际,如何联系实际?辽宁宣传组个材料,认为要联,也会出现问题,如层层揪等,但只要领导思想明确,可以解决的。主要联系实际批邓的修正主义路线,批阶级斗争熄灭论。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倾向要不要批?当然要批。坏人要不要斗?当然要斗,也要讲政策,联系批邓反对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发展。上层建筑,要大造革命舆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推动农业学大寨。批邓是长时间的任务,这一期,要有一篇讲进一步批邓,能回答一点问题,有些松劲思想。邓虽然上台只有一年,但批起来要下功夫,从理论、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还有天安门事件,还有南京等大城市的事件,联系起来,斗争激烈。你们讨论一下,为什么这时要暴发天安门事件?没有悼念总理为借口,也要爆发。我看,一是批邓深入了,打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痛处,一是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看出党内资产阶级确比资本家厉害。老的资产阶级不服气,说未参加天安门活动,你们还提新老资产阶级。这是诡辩,他们不一定到前台。北京有的工厂送花圈署名都是工人,分析一下,有的高干子弟,十年前参加联动、西纠。彭小蒙讲十年报仇,三十年掌权。科学界送的特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野蛮,骂、砸、打。七机部,外交部,广播局,说不要到天安门,有人拿起椅子就砸。主席讲过,有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说他们不问政治,这是不问政治?科研单位、特别自然科学研究单位,问题多。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师,苏修好多人都是学技术的。这些人头脑里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的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希望寄托在邓身上。他们说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包含谁掌握政权问题。我们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要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自然科学单位阻力还大,相当凶,文化大革命触动不多,四个现代化由这些人掌握能行吗?不管他有多少文化科学知识。
   有人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说违背宪法。总理要经人大通过,资产阶级也不是这样搞的。有的是革命委员会搞的。我们还是中共中央通过的。宪法规定党的领导。为什么资产阶级可以,我们不可以?邓开始也是先任命后通过,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是非常必要的,不受资产阶级民主束缚,这就解决了天安门事件。主席、中央决定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
   主席理论问题指示还是根本,商品交换,按劳分配,等级制,这些东西,动一动阻力就很大,还没有提出限制大官们的利益呢!还没有实际限制,只是批一下,要自觉限制,阻力就那么大。我接到信说有一种论调,老革命就该拿那么多钱,还要增加,打江山时,你们干什么,在那里?用阶级观点分析,江山打下来就不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为自己了。还有什么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呢?这代表某一阶级阶层。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
   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便拿出他那股“还乡团”的疯狂劲头,到处讲演,散布谬论,制造谣言,搅乱人心,纠集复辟势力,挥舞“整顿”大棒,推行修正主义纲领、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一时间,黑浪翻滚,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欢欣若狂,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日子即将到来了。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打破了他们的迷梦。对他们来说,这真是大难临头。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说成是“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行绝望的挣扎。那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老牌的反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社会渣滓,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来闹事。他们舞文弄墨,行凶放火,又是鬼哭狼嚎,又是抽刀拔剑。究竟要干什么呢?就是妄图保护邓小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只要看一看那些反革命分子提出的纲领、口号,就一清二楚了。原来他们的一套货色,并非自己的发明,而是从邓小平那儿搬来的,同邓小平相呼应的。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成了他们的旗帜;“邓记谣言公司”出来的政治谣言,变成了他们公开的反动演说、反动诗词、反动传单。邓小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肆无忌惮地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居心险恶地攻击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亦步亦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狂叫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邓小平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就咒骂社会主义中国是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邓小平打着所谓“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也鹦鹉学舌,叫嚷“抓不住老鼠的猫,能说是好猫?”可见,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恶性发展,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猖狂反扑,是党内资产阶级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证明,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在党内。
   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麇集一起,喧嚣鼓噪,要推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他们为什么要在共产党内找自己的首领呢?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来看,并不奇怪。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护走资派,维护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
   
   一九七六年五月,迟群、谢静宜讲话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有惊人地相似之处,但形式却变化多端,敌人不会愚蠢到至今还讲那个“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也不会说布哈林那样的话或是林彪的那个最最最,连邓小平的话如今也不会讲了,因为这些都被人们批判过了,声名狼籍(藉)了。他们就要用令人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让你上当受骗。他们越是失败,就越是要疯狂的反抗,不然,路线斗争岂不是到了邓小平这里就停止了?!不会的!仍然要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
   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文章讲得很清楚了,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黑班子。
   有些人,总有一天人民要清算的。别看他们现在好像挺“左”的,领导这个,领导那个,不交待不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的。
   (原记录稿(节录)的影印件)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新华社长沙讯(内参)
   最近记者去湘潭江南机器厂采访,这个厂的工人欧阳凯主动向记者谈对运动的看法。他说了以下几点(主要的):
   (一)我不怕坐牢,我声明,我是个反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外单位搞调查时,看到反革命分子的反中央领导同志的传单,上面就是没有提周恩来,这不是说明他有问题吗。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就是反的他。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反的他。邓小平上台只有几个月嘛。
   (二)湖南的问题,光揪张平化有什么意思,张是个第二书记,湖南还有第一书记。可以断定,华国锋是周恩来的人。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还只是才开始,以后的事情多得很,早着哩。现在中央的领导权算解决了,中央各部门的问题,文化部、卫生部解决了,你们新华社解决了,人民日报只解决了一半,其他还没有解决,还有各省的问题。
   欧阳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厂里的“湘江风雷”派头头。他在同记者谈话前两天,(约在五月十六日前后)曾到长沙,会见了省里一些原湘派的头头,如叶卫东、李敬林等人,他说,李敬林曾向他谈了对运动的看法。(完)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迟群找部份记者谈“7·1”报导清华大学的文章问题,迟群提出:
   “每次来了运动,总是先整领导人,当权派,看一看是革命派还是走资派,主要是为了发现走资派,整走资派。一级盯一级,最后盯到中央、政治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一句话
   国内问题要注意。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关于“批邓反右”运动的讲话
   暴风雨式的斗争
   “四·五”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根据××的建议曾作出两项决议,及时的向全国人民指出斗争的大方向,粉碎了以邓小平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镇压了破坏捣乱的反革命份子,顶住逆流煞住歪风,巩固了社会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正乘着两项决议的革命东风,以实际行动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四·五”反革命事件,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发展,两个阶级在政权问题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所出现的必然结果,它和历次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以反革命的失败,革命的胜利而告一个阶段的结束。这场暴风雨式的斗争,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一个重要的课题:“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走资派仍然在走,一切革命者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了”。
   当前党内必须首先认清斗争的新动向
   第一种情况是:“四、七”发出两项决议后,许多同志都只是看到眼前那个小圈子,而缺乏一个对全局、对整个形势的充分估计和认识。不少同志甚至提出:“过了这一阵子该松一口气”的论调,而想偷懒一下。
   第二种情况是干部同志特别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怕”字当头,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敢放手支持,对社会上所出现局部的乱子,看成为天下大乱束手无策,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举棋不定,显得软弱无力,发挥不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的作用。
   第三种情况是党内走资派在那个地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就会与那个地区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相互勾结,压制群众中不同的意见,压制民主,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大兴资本主义之风,使那地区运动受挫折,生产促不上,真正的革命群众受压,正气抬不起头来。
   现在,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狠抓阶级斗争,把批判以邓小平为主要对象的反右倾翻案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大规模追查反革命的高潮,今年搞不透,明年继续再搞,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必要的话五年,十年也要搞下去”。
   有人说这是“权利欲”,这句话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告诉他们我们的权力是工农兵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共产党为这政权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夺权者实行专政决不动摇”。毛主席又说“什么叫做权利欲;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利欲,既得权一点都不能分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欲是什么?就是一点也不给无产阶级,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而且学得更好”,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的斗争历史,就是为了这政权,为创造这政权我们流血牺牲,为保护这政权我们也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止。
   目前必须注意的是在这“反右”运动中有一股左的倾向,极左思潮正在抬头。在一些地区最近出现一股不正常的逆流,提出“无官不错,无错不反”。现在弄成县委没有一个可信,地委也没有一个可信,省委、中央除了毛主席都没有一个可信。山西省、陕西省那来的这样中央指示:“大小干部驱上楼,一个一个下楼过关检查”。
   某些省市和县出现了一些问题。北京镇压了一批反革命份子,粉碎了他们的破坏和扰乱,这件事放在一些出现反革命破坏事件的地方,如郑州、长沙、武汉、南京等地方,用坚决果断的行动去处理是对的。但做为没有出现类似北京反革命事件的地方,也是一样借中央对反革命份子进行镇压的指示,乱抓乱揪。
   目前一些地方控告团有些来北京向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有些通过书信或其他方式向中央如实报告那些地区的情况,这些情况中央会逐个处理。华国锋同志、江青同志等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在接见各省市有关同志、学生代表或首都参加镇压“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代表时也已经代表中央一再提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要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一个地解决,“运动要搞下去;混进党内资产阶级异己份子要清除,地方的问题要解决,这是我们的决心,也应该是在座每一个负责同志,同时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和决心。”
   当前的几项重要工作: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保证反右斗争胜利的关键。
   (二)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
   (三)开展革命大批判。
   (四)落实政策,开展清查反革命。这次北京抓的人多了些,开头还不开枪讲政策,以后就差了一些。一个北京抓了四五万人,每一个单位你斗一个他揪一个,也搞出几个人命,冤枉了一些人,还好,一经中央指出就很快的纠正,这点要当作一个教训。
   (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但是在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滋长,使得功效不高,开工率不足,造成一年工业项目未能完成任务。目前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工业、汽车制造、建筑、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还有一段距离,特别是机械工业母床的生产只维持在前年上半年的生产指标上,这些情况都要扭转过来。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池恒的文章;《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
   有人认为,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就应该没有矛盾和斗争,就应该是纯而又纯的。这是一种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天真的想法。
   要不要坚持党内斗争,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与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一个原则分歧。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
   我们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率领亿万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更富有战斗力,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社会主义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极其重要。
   当前,我们要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同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七六年六、七月,王洪文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草稿)
   (二)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三)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四)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上海市委常委黄涛在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发言。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那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会议简报)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辽宁省委副书记杨春甫在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发言。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会议简报)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在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中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
   八年前,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工人阶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东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剥削阶级垄断的文化教育阵地,揭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篇章。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的八年,是战斗的八年,胜利的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破旧立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文化教育阵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八年来的战斗历程,总结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经验,我们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尽管斗争内容十分复杂,斗争形式经常变化,但主要的正是和走资派作斗争。
   为了把工人阶级赶走,邓小平极力污蔑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大好形势,攻击教育革命,胡说什么教育部门发生了“危机”。在他的指使和怂恿下,教育界也刮起了右倾翻案风。他们叫喊:工人阶级把教育搞糟了。
   为了把工人阶级赶走,邓小平居心叵测地制造谣言,挑动知识分子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此同时,他们又攻击进驻上层建筑的工宣队“不懂行”“不热心”。
   为了把工人阶级赶走,邓小平还采取十分卑劣的手段,指使人写诬告信,丑化和攻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贰、  本节简论
   
   关于天安门事件,作为一段历史,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一九七六年发生在北京市天安门的“事件”,究竟指的是什么?
   主要是指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实际指四月一日至四月四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由此可见,所谓天安门事件并不包括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因为参加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群众,有各种政治倾向,其中大部分人是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有人说:天安门事件是指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又称四·五运动。
   这种说法虽然基本上正确说明了这次事件的政治性质,但是它极力缩小了这件事的政治含义。这些人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四人帮”,而是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的路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但是,这种说法回避了问题的要害,就是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打、砸、烧事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反社会治安条例的刑事犯罪活动。
   三、天安门广场四月五日晚清场死了人没有?
   在共产党的正式会议上,有人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人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冼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冼掉了;更有人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人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以后在全国清查反革命抓了多少人?
   据张春桥七月的一次讲话说:北京市抓了五万人,批斗了一些人,死了几个人。其他地方情况不详。
   五、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有何不同?
   1,一九八九年四、五、六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的学生及支持学生绝食的群众,政治上是反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路线。
   2,学生是和平绝食,没有发生打、砸、烧事件;
   3,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绝食违反了北京市的治安条例和戒严令;
   4,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清场没有打死人,但在解放军进军天安门途中开枪打死数百人,解放军自身也遭受人员重大伤亡及武器装备损失。
   5,六四事件后全国清查反革命,各省市自治区都抓了不少的人。

    2010年8月16日初稿
2012年3月1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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