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四节 天安门事件
本节资料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 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等。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退 毛远新
四月二日
注：毛泽东四月三日阅批：“同意”。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四月四日
华：今天晚上研究一下。
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个，单位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三号507个单位送800多个，四号420个单位送450个，大的有六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
三号有20万人，四号有7-8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
北京市：广播器材厂（761）、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
重型电机厂，送了个钢焊的花圈。送的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观，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毛远新的亲笔记录。文中的错别字是原有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席：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帖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地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在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五日晨五对）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 毛远新
四月五日
注：此件经毛泽东圈阅过，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文中的错别字是原有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讯吴德同志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4.05；中发[1976]8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中发[1976]4、5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基层单位传达到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传达学习情况，请你们综合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九七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四月五日会议记录
四月五日。
刘传新：
这次看：有组织的两百来人，有四、五千人是凑在一起的。
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
说卫戍区抓了人
只要碰见战士民兵、公安人员就打。
打伤168，重伤15人（四个战士、十一个公安人员）。
民兵61
战士52
公安55
砸了两辆，烧了四辆汽车。
《新造反委员会》
放火烧房子，把自行车砸了浇上汽油烧。
利用战士打不还手，伤了些人，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在市委广播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就散开了，一万民兵带着短木棍包围上去，分批清理后，今天抓了38个人。以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
四月三日 － 五日凌晨26人，
职工16
学民7 团员10人，
下乡青年2
外地2
帖写反革命小字报演说。
广播事业局一个人录了四盘最反动的东西。
特点：矛头集中、演说、诗词、悼词。
集中主席、集中中央，
这么多讲话文章，不提走资派，不提主席，除了攻击的手法多样，诗词、诗歌、演讲，不是青年人写的，恶毒隐晦。
不顾一切后果的法西斯的。
写血书的。
今天这个疯狂性看得更清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够立案侦察的有30够起，反动的东西，2－4，共340多件，群鬼乱舞。
整个活动来看，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今天来的这么猛反扑，出于我们的意外。
昨晚搞了一夜，原以为要喘息一下，没料到早上六点就开始了。
今天这么一搞还要防止新的反扑，
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弄清的。
明天，组织三万，民兵，九个营的卫戍区。
只要允许挨打还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对付。
这些人很可能组织一些暗杀队的。
吴忠：
准备三万民兵在两个公园。
历博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一个营。
劳动一个营。
市一个营。
卫一个营。
西单招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市区集结的九个营，多数3、4师，《人民日报》领导同志住地。
我估计不足，准备也仓促了，上午搞得不好，以为他想喘息一下。
历史博物馆的楼、指挥部、营部，得想到他们真敢烧，从一楼点火要把人烧死。
马小六、张世忠、两个副司令、两个副局长，教训比较多。
从抓到的文字、语言、行为恶毒得很，打外国人，日本。
纪念碑上贴了一些诗词：
天颜未明心澎湃，
滚滚泪水洒襟怀。
为保总理青松挺，
准备热血喷体外。
华：
今天这件事开始估计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总结经验教训。
敌人今天充分进行了暴露，烧了汽车、房子，打了人，进行反革命的宣传。
这是蓄谋已久的，全国搞的。
这几天是在大造与论，煽动，下一步真正搞什么，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明天指挥要沉着要看准，轻易不动，一出就要取胜。
测重分工，民兵和公安分工。
注意摸索线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国发个通报。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毛远新的亲笔记录。文中的错别字是原有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开展，形势大好。
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运用大辩论、大批判、大字报的武器，把煽起右倾翻案风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本质揭露了出来。他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的反动言行，受到广大群众义愤填膺的批判。“翻案不得人心”，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众矢之的，孤立得很。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春耕生产热气腾腾，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在前进道路上还会有阻力，有曲折。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再一次教育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要把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放在首位。毛主席这些指示，是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锐利武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学习，搞清楚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方针和政策。不学习，就会迷失方向，就会上当受骗。
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的修正主义纲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反动言行，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深入揭，深入批，我们就能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紧紧抓住这一条不放，阶级敌人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就会彻底破产。
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反击右倾翻案风既然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疯狂抵抗和捣乱。我们要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防止阶级敌人散布谣言，制造事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政治谣言，蛊惑人心，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追查，坚决打击。
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搞串连，不要搞战斗队，不要拉山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少数听信谣言、上当受骗的人，要进行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让我们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四月六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士气大振，好，好，好。
六日十八时
毛远新的报告
主 席：
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
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五日）就来了，提出l、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
伤：168人，其中：民兵61人
战士52人
公安人员55人
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
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颂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午，是历史上没有的。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予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布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足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退毛远新
五月六日三时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经查毛远新写信的时间应为四月六日三时。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所写的字迹及毛远新和毛泽东谈话的笔记
一 首都
二 天安门
三 烧、打
性质变了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附件：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毛远新的笔记
四月七日上午8：05一9：15
（汇报了四月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却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嗯。（点头）
（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分）吴德讲演等。
（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挥手）
（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
主席：叶不找。
（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
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1976.04.07；中发 ［1976］ 9 号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⑴⑵）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胜利》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采取的反修防修、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大措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
喜讯传来，大快人心。首都沸腾了，全国沸腾了。亿万军民游行庆祝，锣鼓喧天，欢声雷动。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致电毛主席、党中央，热烈拥护、坚决支持这两项英明决策。全国出现了一派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革命景象。
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长期以来，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群众批判，他表示愿意悔改，“永不翻案”。毛主席挽救他，给他重新工作的机会。但是，他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带头煽起了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邓小平的翻案活动，从去年十月开始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毛主席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的指示击中了邓小平的要害，揭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
正当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指示，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邓小平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赞扬。党中央根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从反面给我们上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课。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汽车，烧房子，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它还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又是多么复杂。这些反革命分子不择手段，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制造政治谣言，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集团，欺骗群众，制造事端，何等阴险恶毒！它也告诉我们：广大人民是要革命的，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是深恶痛绝的。不管一小撮阶级敌人多么猖狂，在革命群众面前，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终究不堪一击，顷刻瓦解！
党中央的两项决议，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必将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们一定要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批邓，批判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提高革命警惕，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看到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还会进行垂死挣扎，对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上当受骗的人要进行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让我们团结起来，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对选印的天安门事件中诗文原件的批语
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33页）
一九七六年四月某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
四月十三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说“十二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事是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报告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僵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
毛泽东划了横线并批语：第三条不好。此计不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35页）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英雄的首都人民一举粉碎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天安门广场更加雄伟壮丽。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人民英雄纪念碑顶天立地。举国上下热烈拥护党中央两项决议，严厉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愤怒批判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如葵花向阳，向着毛主席，向着党中央。亿万军民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革命洪流，势不可当。阶级敌人胆颤心惊。受蒙蔽的少数人迅速觉悟。形势一片大好。
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尖锐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反面教材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活生生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育。
第一，它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如果以前有人还不理解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应该使他们明白过来了。为什么这些反革命分子把邓小平抬出来，妄图要他当匈牙利反革命政变的头子纳吉？就因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回想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这些人多么兴高采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批判了邓小平，这些人又为他鸣冤叫屈，以至公开搞反革命破坏活动。这就说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击中了资产阶级的要害，触到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痛处，他们必然垂死挣扎，疯狂反扑。象邓小平这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同无产阶级较量，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毛主席洞察一切。去年清华大学少数几个人，写诬告信，矛头对着毛主席。毛主席立即看出背后是邓小平，看出邓小平正在全面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阶级斗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我们同邓小平的斗争，就是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第二，它充分说明反革命分子确实有，而且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同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阴谋紧密相联的。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蓄谋已久。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都作了充分表演。早在去年七、八、九月，他们就散布政治谣言，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清明前后，又跳出来进行种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有的四处串连，密谋上书中央，要邓“当总理”；有的吹捧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他张目；有的暗中策划，为闹事的人撑腰打气；有的公开活动，张贴反动标语、诗词，发表反动讲演，狂喷反革命的毒汁。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矛头所向和罪恶目的，同邓小平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只要党内有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就会兴风作浪，向无产阶级进攻，帝、修、反就会同它们呼应。这一次，苏修叛徒集团确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它所谓的“健康力量”要搞出点名堂来了，没料到邓小平失败得这么快，还没有来得及鼓掌，就垂头丧气了。一切善良的人们，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提高认识，擦亮自己的眼睛。
第三，它又一次说明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绝不会容忍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十年前，毛主席曾明确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次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表面上气焰嚣张，其实虚弱得很。他们的孤注一掷，正说明了他们是失败的、垂死的、绝望的没落阶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拿起武器同他们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曾几何时，这些张牙舞爪的家伙，在人民的铁拳之下，一触即溃，顷刻瓦解，一个个都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今后，如果还有人敢重演诸如此类的事件，肯定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可耻下场。
毒草可以变肥料。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它暴露了敌人，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对攻击毛主席、分裂党中央和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打、砸、抢者，必须实行镇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少数听信谣言，上当受骗的群众，要继续做好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划清界线，肃清流毒。
一切革命同志，让我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颂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红旗》杂志刊登梁效的文章《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愤怒声讨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罪行，深入追查反革命活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阻力，乘胜前进。形势大好，振奋人心。
回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历程，分析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牢固地占领舆论阵地，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客观规律。革命的舆论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武器，反革命的舆论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武器。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两种舆论的尖锐斗争，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拚命抓舆论阵地。他们炮制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提出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以此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活动制造适合的“气候”。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必须十分重视抓革命舆论，抓路线教育，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及时揭破那些从黑暗的角落里炮制出来的反革命谣言，用革命舆论压倒和战胜反革命舆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带头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他在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立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他的指使下，教育界、科技界和某些部门的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齐跳出来，到处讲演，大肆放毒，散布了大量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他还唆使一些人写诬告信，拟“汇报提纲”，筹办刊物鼓吹他那条路线，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凡此种种，都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在邓小平授意炮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那篇文章时，他们曾得意忘形地叫嚷：“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这个“拳头”就是反革命舆论，打的目标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他们首先打出的也是这个“拳头”，不少恶毒的反革命口号同《总纲》所用的语言如出一辙。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一只黑手的操纵之下，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动演说，狂呼反动口号。他们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声嘶力竭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喊哪！喊哪！”狂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紧跟着，他们的另一个“拳头”也打了过来，那就是反革命的暴力行动：烧汽车，烧房子，挥舞匕首等凶器，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大造反革命舆论，正是他们搞反革命暴力行动的前奏。但是，他们打出的这两个“拳头”，都没有能得逞，在强大的革命舆论面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终究不堪一击，顷刻瓦解。
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反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种阶级斗争动向。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谣言四起。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大量反革命政治谣言又象污水似地从阴沟里冒了出来。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丧心病狂地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妄图利用毛主席、党中央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来贩卖他们的反动黑货。这是一种十分阴险毒竦的反革命策略。这些政治谣言，内容之反动，语言之恶毒，情节之离奇，手段之卑劣，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采用造谣的手段来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呢？这是由他们反动没落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列宁说过：“一旦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影响失败、破产和削弱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到处采用或准备采用最疯狂的造谣诽谤的手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２０卷第４９０页）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阶级。历史的经验说明，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在走上穷途末路、进行垂死挣扎的时候，总要施展造谣诽谤的伎俩。从孔老二、孟轲到蒋介石、刘少奇、林彪，从希特勒、戈培尔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是反革命的“谣言世家”。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们一无真理，二无群众，虚弱得很，除了造谣和诽谤再也拿不出什么象样的武器来同无产阶级较量。毛主席指出：“翻案不得人心。”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都是要革命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根本要求，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根本利益，使自己完全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为了欺骗群众，阶级敌人只好乞灵于造谣，搞一些鼠窃狗偷、鬼鬼祟祟的活动，不然就不能过日子。
资产阶级采取造谣手段，也是他们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在他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事实是可以随意捏造的，谣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事实；真理也是可以任意编造的，凡是对他们有用的就是真理。希特勒曾无耻地宣称：“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这样大的谎，他们不会相信世界上竟会有如此无耻透顶歪曲事实的大骗局，甚至在说破了之后他们还要怀疑犹豫，觉得至少总是无风不起浪吧”。这真是一段难得的奇文，把谣言制造者腐朽阴暗的内心世界暴露得淋漓尽致！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他的黑笔记中也写道：“为面子而弥天大谎，隐恶扬善 曲解夸大，抵赖，无中生有，捏造，讳莫如深 三真七假比例 国家，阶级，个人皆如此”。读一读这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自供，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都是按照资产阶级这套腐朽没落的反动哲学行事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搞武装颠覆的时候，往往用谣言来制造借口；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在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时候，也往往用谣言来制造舆论。从邓小平带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这种造谣哲学的丑恶表演。他们所制造的谣言确实是“弥天大谎”，是“无耻透顶歪曲事实的大骗局”。这从反面给我们上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一课，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腐朽性和疯狂性。他们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以采用，什么阴险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然而，这并不表明他们有力量，恰恰暴露了他们极端虚弱的本质。他们这种道义上的灭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灭亡。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谣言的一个恶毒手法，就是极力抹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阶级内容和阶级实质，把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歪曲为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妄图搅乱阶级阵线，扭转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指出，他们“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这正是阶级敌人惯用的伎俩。林彪一伙不就是把党内路线斗争歪曲为“这一部分人”同“那一部分人”之间的斗争吗？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凡政治派别，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共产党员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内走资派则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离开一定阶级的、抽象的“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是根本不存在的。邓小平搞修正主义，要复辟资本主义，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⑴⑶）他的问题决不是同哪“一部分人”的矛盾，而是同全党的矛盾，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在观察党内斗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上邓小平大肆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当。不然的话，就不能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甚至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俘虏。列宁曾指出：“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４４６页）我们必须不断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思潮、口号、小道消息等等，必须作阶级分析，看一看它反对什么，拥护什么，要求什么，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为哪一条政治路线服务。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性质，戳穿敌人妄图搅乱阶级阵线的一切鬼蜮伎俩，取得阶级斗争的主动权。
为了战胜党内外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疯狂反抗，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粉碎他制造的种种反革命舆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和舆论形式，大造革命舆论，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当前要特别注意宣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广大群众认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从根本上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对各种反动思潮和政治谣言的识别能力和战斗能力。这正是阶级敌人所最害怕的。林彪在《“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恶毒咒骂所谓“笔杆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同样恶毒咒骂所谓“秀才”，都是为了反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党内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有着共同的心理：他们象蝙蝠害怕阳光一样，极端害怕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传播。因为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他们的伪装就会被戳穿，他们的一切反革命舆论和反革命谣言就失去了市场，他们就彻底孤立了。
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是粉碎反革命舆论的有力手段。政治谣言所以在一定的时间里会迷惑少数群众，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有关。邓小平提出修正主义纲领，使用的是歪曲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手段；他宣扬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打的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他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历史的倒车，喊的是“关心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技术”的口号。要使广大群众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剥掉他的外衣，对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对他在教育、科技、文艺、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散布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进行深入批判，彻底消毒。最近，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抛出的反动言论和反动口号，彻底暴露了邓小平的反动面目，是很难得的反面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反革命阴谋家巴枯宁时曾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第３７２页）我们抓住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玩弄的种种阴谋诡计，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可以使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和反革命煽动彻底破产，而且可以使广大群众更清楚地认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
毛主席指出：“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广泛发动群众，才能充分发挥革命舆论的威力，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舆论阵地，才能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垃圾从各个角落清扫出去。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以及工农兵业余理论小组、理论讨论会、政治夜校、批判会、大字报、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群众赛诗会、群众性的演唱革命样板戏、群众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都是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的有效形式。党内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于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十分仇视和恐惧，不择手段地加以破坏，千方百计地恶毒攻击。对于他们的破坏和攻击，广大群众给予了坚决回击。小靳庄大队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写了一首诗：“党内走资派搞复辟，攻击大娘唱样板戏，敌人越恨咱越唱，唱到五洲四海飘红旗。”朴素明快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贫下中农用革命舆论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坚强决心，说明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大造革命舆论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事实证明，凡是重视革命舆论，并且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的地区和单位，无产阶级的正气就会迅速上升，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就会迅速地被压下去，革命和生产就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如果轻视革命舆论，不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歪风邪气就会滋长，各种政治谣言、小道消息就会自由传播，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会乘机破坏捣乱，革命和生产都会受到损失。
毛主席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一切搞阴谋诡计的人，一切靠造谣过日子的人，都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时，不是得意忘形地把他们的反革命叫嚣无耻地吹嘘成什么“雷鸣”，把他们那一小撮反革命别动队吹嘘成什么“洪流”吗？苏修叛徒集团和台湾的蒋经国之流不是曾经兴高采烈地为这一小撮丑类叫好吗？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以及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电台和报纸上一公布，全国亿万军民立即行动起来，热烈欢呼党中央的两个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翻案复辟罪行，狠狠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这才是革命前进的洪流。这才是震撼山河的雷鸣。强劲的革命东风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天安门广场更加雄伟，更加壮丽。胜利的凯歌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高潮。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五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时间：下午〗
天安门事件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信转公安部有无破案的？所谓总理遗言等是否传到你们机关？有没有到红旗来骂的？
要提高警惕。
黑猫白猫，在溥仪《我的前半生》里有。讲紫禁城里，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都是好猫，只要是复辟，不管姓张姓段都是好人。111页。书是六四年出的。看看是资本主义复辟派还是保皇复辟派？就是巧合，也是复辟派喜欢讲，反映复辟派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心情，不择手段。只要能复辟，资本主义，包产到户，剥削阶级中那一个集团都行。不知还有那一个复辟派讲过。这本书未定稿是六一年出的，说不定邓看未定稿。这个话在书中是很前面的，写张勋复辟未搞成，几天退位，溥仪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这是遗老的话。有东西，可写小杂文。
你们准备五月去插秧？
防空洞进度如何？不要拖到今年冬天。
（原政研室）图书馆交后怎么样？
干校工作，设想几个方案，权衡一下利弊，十全十美的没有！说有些事已经口头汇报了，要研究一下。征求他们（干校、干部）的意见，互相交换意见。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来的人不安心，还会滋长其他问题。
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解决了，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红旗加起来有百把人吧？
本期提早，情况如何？我知道纸张有困难，每期都压一下篇幅。纸张争取两期储备，再抓一下。必要时请省委帮助一下。
（反映有的纸厂停产）因为没有电。就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搞的，石油大量出口，换所谓先进设备造成的恶果，问题没有解决，实际把资本主义石油危机转嫁给我们。原油在资本主义世界很宝贵，是化工原料。一是原油出口，一是煤，石油给人家（日本），他们给设备。再用油、煤去换，租给人家，用设备偿还，完全是卖国主义。设备要十几，二十亿美元，都用油去换，不紧缩，签了的合同如何办？纺织业紧张。邓搞了一年，工业恶果很多地方表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燃料，影响轻纺工业，北京也如此。原来烧煤改烧油，又说煤出口，改烧煤，那有那么容易。进口设备除油之外，最大的是化肥。主席历来提倡多养猪，搞小化肥，小化肥占一半以上。但邓用很多钱进口成套化肥设备，好贵。苏修那么多化肥，农业还是糟糕，这是农业的出路吗？我们历来主张抓阶级斗争，调动群众积极性，其次是八字宪法，养猪，现在把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发展农业不靠他那一套。邓的自述说少年时代有工业救国思想，现在实际是工业卖国，用钱去换，要搞那么多成套设备。为什么不搞小化肥，不搞养猪积肥？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计委意见，合同都签了。但钱从那里来呢？这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在经济上反映。这些东西不能多写，外国人很敏感，稍提几句，就叫。如批洋奴哲学，日本资产阶级就叫中国不做生意了。外国资产阶级认为邓上台，有大钱可赚。
你们计划没有太多意见。
现在整个情况，全国部署，继续学习主席指示，深入集中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事件幕后策划者，追查反革命谣言，打击反革命。中央发的几个文件，都是主席指示精神。粉碎天安门事件，是主席亲自抓的，重大布置都是副主席定的。任命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两个决议，决定当天发表，广播，全国党政军民拥护支持的反映全部见报，对反革命，打砸抢者，要镇压，都是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办的，非常英明正确。本期文章中有些精神也写进去了。开始北京民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般情况是可以的，但发展到要冲电台，冲中南海，还不还手？牵涉到有一部分群众怎么办？这牵涉到一个马列主义的基本问题。如和国民党打仗，国民党军队士兵大多是劳动人民，打我们，性质就起了变化。敌人裹胁一批人进攻我们，我们仍不还手？不能这样。你一万人、我十万人包围你。主席看他们拿着棍子开进天安门广场，主席说好！好！好！民兵们说，拿棍子一个人顶六个人。对这些人做群众工作可以，但要你降下国旗，你不还手？真正参观的群众不会打人，要打，就是反革命暴力，打砸抢，性质就变了。你们搞反革命暴力，我们就要以革命暴力来对付，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拿起棍子，中央明确交代，可以还手。这样坏家伙就怕了。还有宣传，公布到群众，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那些谣言、煽动就孤立了。如果不是一下公布，层层传达，全国要一二十天，不知要闹多少事。从这次反革命事件看出，他们是有组织的，我们这样做，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坏家伙提，第一冲电台，第二冲人民日报，第三冲红旗。他们说他们的行动为什么不登报，就要冲。民兵组织好了，要冲是打嘛！主席说，拿起了棍子，士气大振。那天下午我就在大会堂，整个都看到了。有三种人。过路的人，吴德同志讲话后二十分钟，就退走了。其他坏人，一种围纪念碑，是打手，谁劝说，就打谁，一批人，演说贴标语。又一种人在走道上巡逻，骑自行车，看我们的动向。粉碎这一反革命事件，时间短，但作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来看，教训是很深刻的。冲到指挥部，放火烧营房，一会烧被子，摔书，烧文件。人大会堂东门，也搞得很肮脏。服务员们很坚决，说你们碰到门，就当现行反革命论处。他们没敢动。这次他们打出拥邓旗号，干反革命勾当，有的是亡命之徒，新资产阶级分子，各种坏人，高干子弟，局长、部长的儿子，姚登山的儿子，也去保卫总理去了！高干子弟一分为二，有的很好，有一些就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工农兵学员也有几个很坏的。清华开会批了几个工农兵学员，很坏。95％以上群众是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暴乱的，敌人只是一小撮。最近发现国民党特务掺杂在内，从香港运宣传品。还有亡命之徒，地富反坏右。他们能搞这么多人，还是因为党内有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上台，不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要丧失，民主革命成果也要丧失，回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五星红旗就是民主革命成果，反革命要降下来。七日，上海有个家伙仍升一面白旗。你们要警惕，不能麻痹，不要看到胜利就麻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批邓，总的继续批。有这么一些思想问题：一部分人觉得批过了，继续批批什么？一种认为撤了就垮了，批邓劲头不大了。三是进一步学习主席指示，进一步批邓，如何联系更好，如何用主席指示分析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四是要不要联系实际，如何联系实际？辽宁宣传组个材料，认为要联，也会出现问题，如层层揪等，但只要领导思想明确，可以解决的。主要联系实际批邓的修正主义路线，批阶级斗争熄灭论。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倾向要不要批？当然要批。坏人要不要斗？当然要斗，也要讲政策，联系批邓反对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发展。上层建筑，要大造革命舆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推动农业学大寨。批邓是长时间的任务，这一期，要有一篇讲进一步批邓，能回答一点问题，有些松劲思想。邓虽然上台只有一年，但批起来要下功夫，从理论、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还有天安门事件，还有南京等大城市的事件，联系起来，斗争激烈。你们讨论一下，为什么这时要暴发天安门事件？没有悼念总理为借口，也要爆发。我看，一是批邓深入了，打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痛处，一是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看出党内资产阶级确比资本家厉害。老的资产阶级不服气，说未参加天安门活动，你们还提新老资产阶级。这是诡辩，他们不一定到前台。北京有的工厂送花圈署名都是工人，分析一下，有的高干子弟，十年前参加联动、西纠。彭小蒙讲十年报仇，三十年掌权。科学界送的特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野蛮，骂、砸、打。七机部，外交部，广播局，说不要到天安门，有人拿起椅子就砸。主席讲过，有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说他们不问政治，这是不问政治？科研单位、特别自然科学研究单位，问题多。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师，苏修好多人都是学技术的。这些人头脑里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的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希望寄托在邓身上。他们说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包含谁掌握政权问题。我们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要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自然科学单位阻力还大，相当凶，文化大革命触动不多，四个现代化由这些人掌握能行吗？不管他有多少文化科学知识。
知识分子改造是很大问题。有些经过分析都不是老工人。总工会理论组送一个大的花圈。正面教育不够，还要反面教育，不暴露看不清。
上海学中央通知的文章，集中一点，不要太分散，主席指示中驳翻案派，算账派，写进去。这次辩论就是围绕这个问题。政研室吴、胡搞二月提纲的，邓都收罗进去了。
拿最近这一事件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主席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斗争复杂尖锐，有时很激烈等等，以及如何处理等一系列步骤。有人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说违背宪法。总理要经人大通过，资产阶级也不是这样搞的。有的是革命委员会搞的。我们还是中共中央通过的。宪法规定党的领导。为什么资产阶级可以，我们不可以？邓开始也是先任命后通过，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是非常必要的，不受资产阶级民主束缚，这就解决了天安门事件。主席、中央决定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全国开了很大的人民代表大会。当然这不写文章。五·六通知批判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天安门前打人放火，就是博爱？到天安门看看，疯狂起来杀人也干，那有什么平等博爱。联动也是这样。
陕西运动比较平。国防工厂有人跳，省委抓了几个。
苏修丧气，主席说的，看了参考说的。一家苏修，一家国民党。他们期待健康力量，开始认为有希望，一棍打下去，来不及高兴就懵了。
陕西文章，讲讲天安门事件，干部要吸取什么教训？旗帜鲜明，对主席路线敢坚持，资本主义敢顶，修正主义敢批，反革命的东西敢斗敢追，认识这个事情，将来还有。
农业十年文章，不要事务，要写阶级斗争，我原想要省写的。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文章，文艺革命还要讲。诗刊刊期有人就想和过去“总”起来，不和文艺黑线割断联系。
《机电局长的一天》争论很大，联系过去写工业小说受苏联影响多，讲管理，不写阶级斗争。有的小说宣扬典型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表扬一篇小说，表扬精明能干的女人，那个女厂长是什么角色？主要思想是不能和工人划等号，要高一等。除管卡压之外，还说我怎么能和你讲平等，你劳动我读大学，我作专家，花的力气多，没法平等。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法权生长的资产阶级分子，技术文化，读的书都资本，都是压迫工人的理由，他就捧这些人。可以和我们现实联系起来看。这是批苏修很好的材料，要上海写一篇来看看，我们就这个角度写。
主席理论问题指示还是根本，商品交换，按劳分配，等级制，这些东西，动一动阻力就很大，还没有提出限制大官们的利益呢！还没有实际限制，只是批一下，要自觉限制，阻力就那么大。我接到信说有一种论调，老革命就该拿那么多钱，还要增加，打江山时，你们干什么，在那里？用阶级观点分析，江山打下来就不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为自己了。还有什么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呢？这代表某一阶级阶层。
“海霞”事有什么交代没有？你批邓嘛！
何其芳给上海一个反革命分子写过三封信，内容很坏，过去受批判的许多事都翻案，如在红楼梦问题上的观点等等，充满胡风语言。那个反革命分子吹捧何，何就给他写信，很得意，辅导他学外文，成名成家，看英文，莎士比亚作品。何说要翻译海涅的诗，写长篇小说讲知识分子到延安。并说中国没有地方发表的，拿到港澳去。研究文艺界背后活动有意思，存在着阶级斗争。信是去冬今春写的，作为他的知音。他还是《文学艺术的春天》一套没有动。邓小平去学部，第一步赶走工宣队，第二步复辟，搞思想战线，和红旗唱对台戏。“三项指示为纲”文章拿来看看。
上海钟表元件厂那篇，原稿中有的如整小知识分子（这是右派语言）没有了，批勇敢分子，也没有了，没有原来的尖锐，可以再改，生动的东西不要漏掉，反十六条的，这些都没有了。
每期要反映一点生动活泼的东西，反映主席思想、路线和实践结合的新事物，运动在前进中出现的新事物，可以介绍一点材料，我也批一点，你们也注意。这方面有弱点。完成任务组织文章容易，如重大事情请大庆、大寨写文章，但反映生动事物的文章较少。要作努力，要搞一点，反映实践。主席讲群众高于领导，下级高于上级，有实践经验，反映出来较生动，要作努力，不限定具体题目。
出版时间迟一两天问题不大，抓紧，在时间上问题不大，可以下去栽秧。
七一讲讲党必要的。
学习主席指示，读书的，也要反映一点。
对资产阶级在党内，辽宁开始工农理论队伍赞成在党内，大学知识分子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是公布主席指示前的情况。
鲁迅论教育一文，改了一遍不理想。要联系当前。鲁迅对文艺的论述，对文艺界的特殊思想，批得很厉害。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发动反革命暴乱，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正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如意算盘，正是邓小平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目的，也正是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
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页）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领袖。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就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进而叫嚣“要下台，要让位”，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邓小平进行了批判，他表示“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但是，一旦重新掌握一部分权力，就极力网罗走资派，拼凑复辟势力，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他污蔑说“宣传毛泽东思想混乱”，把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授意炮制的那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居心险恶地提出要打倒“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恶狠狠地叫嚣要把“领导权夺回来”。他们一会儿兴高采烈地说“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一会儿又心虚胆怯地说“批判的语调，不好”，太刺激人。欲盖弥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们所谓“阶级敌人”是有特定含义的。邓小平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他们和邓小平紧密呼应，极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是“豺狼”，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共同的反动阶级的利益和反革命复辟的愿望，把他们和邓小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同时，大肆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向邓小平大表“忠”心。什么“老革命，爱国爱民”呀！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呀！如此等等。他们把资产阶级总代表邓小平篡党夺权的愿望变成复辟的行动。
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纲。邓小平授意炮制的那篇所谓《论总纲》的文章，就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煞尾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也狂呼“四个现代化日”。邓小平和这些反革命分子异口同声地鼓吹“现代化”，不过是以这作为骗人的幌子。其实，“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天安门广场上闹事的一小撮暴徒，在叫嚣“四个现代化日”的同时，不仅放火行凶，狂呼“剑出鞘”，而且竟然气势汹汹地要天安门前的警卫战士降下五星红旗。这就以他们的反革命暴行，为邓小平的“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作了最清楚的注释。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可以设想，如果他们祈求的那一“日”到来了，革命人民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祖国的山河就会顿时改变颜色。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有长期的舆论准备的。一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一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文人，一些在无产阶级革命威力下有末日之感的亡命之徒，早就按捺不住了。去年七、八、九月，他们就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四出串连，八方呼唤，到处散布攻击和分裂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而这个反革命舆论制造公司的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他重新工作的一段日子里，他不仅亲自出马，游说四方，作“报告”，发“指示”，摇唇鼓舌，大肆放毒；而且唆使别人散布种种奇谈怪论，授意炮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他一方面造谣言，放暗箭，公然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另一方面，却自我吹嘘，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样子；并且大肆吹捧一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他们捏造“海青天”式的神话。党内外资产阶级也大肆攻击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吹捧邓小平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一贬一褒，一骂一捧，充分暴露了党内外资产阶级总代表邓小平反革命阴谋家的丑恶嘴脸。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预感到他们的总后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末日的来临，孤注一掷，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发表反革命演说，张贴反革命诗词，散发反革命传单，搞反革命暴乱。这既是去年右倾翻案风中出笼的种种谣言的进一步扩散，也有新的“创造”。
列宁指出：“扰乱人心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七十九页）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都属于反动没落阶级。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搞复辟，搞倒退，手中没有真理，就只好靠谣言和诡辩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妄图把人的思想搞乱，以便混水摸鱼，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这种盗贼的伎俩，鬼蜮的手段，是见不得阳光的。在声势浩大的革命舆论面前，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一定会彻底破产。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当社会上地主资本家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样的人，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⑴⑷）
因此，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抬出邓小平充当匈牙利反革命政变的头子纳吉。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邓小平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对抗社会主义，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的阶级大搏斗。在这次事件中，一些反动文人胡诌的反革命诗词，明目张胆地为走资派鸣冤叫屈，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只落个‘走资派’，‘牛鬼蛇神’。”请注意：这既是没落阶级的哀鸣，又是反革命的煽动。他们在走资派头上，戴上一顶“老革命”的桂冠，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水搅混，欺骗群众，对抗毛主席关于对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指示；岂不知，这样一来，恰恰暴露了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与党内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邓小平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们狗急跳墙，疯狂反扑，公然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用反革命暴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这只不过是垂死挣扎。在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铜墙铁壁面前，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这个反革命事件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一条真理：“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个事件同时也更加证明了“翻案不得人心”，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是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我们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举反修防修的大旗，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入追查反革命活动，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披荆斩棘，乘胜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五，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38页）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一句话
国内问题要注意。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38页）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了。英雄碑上金辉灿烂，大会堂前洒满阳光。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巨大鼓舞下，深入批邓，乘胜前进。
一场坏事变成了好事。它好就好在暴露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在这次事件中，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一齐跑出来，用他们的罪恶活动编成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给人们上课。这一课，使我们更深地懂得许多十分要紧的道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在这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次事件的前前后后。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便拿出他那股“还乡团”的疯狂劲头，到处讲演，散布谬论，制造谣言，搅乱人心，纠集复辟势力，挥舞“整顿”大棒，推行修正主义纲领、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一时间，黑浪翻滚，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欢欣若狂，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日子即将到来了。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打破了他们的迷梦。对他们来说，这真是大难临头。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说成是“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行绝望的挣扎。那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老牌的反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社会渣滓，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来闹事。他们舞文弄墨，行凶放火，又是鬼哭狼嚎，又是抽刀拔剑。究竟要干什么呢？就是妄图保护邓小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只要看一看那些反革命分子提出的纲领、口号，就一清二楚了。原来他们的一套货色，并非自己的发明，而是从邓小平那儿搬来的，同邓小平相呼应的。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成了他们的旗帜；“邓记谣言公司”出来的政治谣言，变成了他们公开的反动演说、反动诗词、反动传单。邓小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肆无忌惮地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居心险恶地攻击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亦步亦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狂叫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邓小平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就咒骂社会主义中国是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邓小平打着所谓“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也鹦鹉学舌，叫嚷“抓不住老鼠的猫，能说是好猫？”可见，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恶性发展，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猖狂反扑，是党内资产阶级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证明，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在党内。
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麇集一起，喧嚣鼓噪，要推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他们为什么要在共产党内找自己的首领呢？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来看，并不奇怪。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１３卷第３０３──３０４页）反革命分子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要找这样的政治代表。到哪里去找呢？党外的资产阶级名声很臭，手中无权，难以胜任。而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象邓小平这样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最有条件充当这个角色。因为走资派混在共产党内，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把自己的复辟希望和整个的命运，都系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内走资派身上。正因如此，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才那样唾沫四溅，起劲地为邓小平歌功颂德，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大快人心”；才那样捶胸顿足，如丧考妣，把邓小平的受批判说成是“最大的损失”，并狂呼要邓小平出来“当总理”，当中国的纳吉。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邓小平这样的党内走资派，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护走资派，维护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伙反革命分子极力诽谤文化大革命，疯狂攻击广大群众揭露和批判走资派的革命行动，故意搅乱阶级阵线，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只落个走资派，牛鬼蛇神”，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这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鸣冤叫屈，扬幡招魂，妄图给他们翻案。这伙反革命分子还攻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行不通的真理”。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走资派的命根子，任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都要遭到他们的反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攻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恰恰说明他们是要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党内走资派的利益。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反革命分子是把保护走资派，保护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为什么？有个闹事的犯罪分子说：“只要邓小平不倒，我就有出头之日。”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保护党内走资派的利益，也就是从根本上保护整个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如果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也就可以夺回失去了的“天堂”。他们之间，可谓“一损皆损，一荣皆荣”。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资产阶级中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鲁迅说过，我们的痈疽，是敌人的宝贝。当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们喜形于色，兴高采烈。他们匆匆忙忙开动宣传机器，为邓小平、为反革命分子涂脂抹粉，撑腰打气，说什么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受到“热情支持”（应读作：受到中国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支持，受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苏修老爷们一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中国首都的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就满以为这一回他们所谓的中国“健康力量”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过去他们曾经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次又寄希望于邓小平。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新沙皇还没有来得及向当代的宋江正式颁布招安的诏书，邓小平和支持他的反革命分子就宣告失败了。其兴也暴，其败也速。邓小平搞修正主义这么快就垮了台，使苏修大为丧气，情不自禁地叫喊感到“吃惊”。苏修这种喜而转悲、破笑为涕的丑恶表演告诉人们：他们同国内阶级敌人一样，把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赌注，压在党内走资派身上，赌输了还要赌。这就又一次从反面证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同时，还要看到，只要有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存在，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就会同他们勾结起来，兴风作浪。革命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决不能松懈自己的斗志。毛主席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广大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就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航道上，乘风破浪，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关于“批邓反右”运动的讲话
同志们：
我受中央的委托，向参加学习班，来自中央各直属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的同志们问好，并与大家讲几句话。
暴风雨式的斗争
“四·五”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根据××的建议曾作出两项决议，及时的向全国人民指出斗争的大方向，粉碎了以邓小平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镇压了破坏捣乱的反革命份子，顶住逆流煞住歪风，巩固了社会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正乘着两项决议的革命东风，以实际行动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四·五”反革命事件，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发展，两个阶级在政权问题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所出现的必然结果，它和历次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以反革命的失败，革命的胜利而告一个阶段的结束。这场暴风雨式的斗争，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一个重要的课题：“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走资派仍然在走，一切革命者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了”。
当前党内必须首先认清斗争的新动向，“四、七”发出两项决议后，许多同志都只是看到眼前那个小圈子，而缺乏一个对全局、对整个形势的充分估计和认识。不少同志甚至提出：“过了这一阵子该松一口气”的论调，而想偷懒一下，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不切实际而且有害无益，因为阶级敌人正希望我们能够松懈下来，也就是“你松一口气，他多喘口气”。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点斗志松懈，都会给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过去云南省委提出一个“把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真落实在生产任务中去”的不正确口号，结果不但生产抓不好，任务完不成，相反的由于忽略了抓阶级斗争，而使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资本主义倾向到处泛滥，甚至一发不可收拾，这次云南省委的负责同志在学习班中深有体会的说：“脑子里少了一根弦，工作上丢了一个纲，任务完不成，悬崖不勒马还要丧权”。小靳庄把大抓阶级斗争贯穿在各项工作上始终不移不误工误时，使革命生产更上一层楼，处处都呈现一片社会主义朝气蓬勃的新景象。这例子各地都有，我不再提，这里要提的两项决议公布后，各级干部所出现的几种情况，可以肯定的说，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对中央的决议是拥护和不折不扣的执行，而且以身作则带好领导班子里一班人，在群众中同群众一起学习领会决议精神，认真的去贯彻，还带头展开大批判，抓好工作搞好生产，由于党委这一班人有这样的好班长，因此这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新气象。
领导班子怕字当头
另一种情况是干部同志特别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怕”字当头，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敢放手支持，对社会上所出现局部的乱子，看成为天下大乱束手无策，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举棋不定，显得软弱无力，发挥不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的作用。这些干部中的“怕”字归结起来是怕乱，是世界观的问题，中国有一句古话“一朝被蛇咬，一世怕见绳”，由于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或者受了一些委曲，以后又没有对自己以往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冲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态度，因此凡运动一来，就前怕狼后怕虎就怕革命到自己头上，革走自己的乌纱帽，凡有“怕”字当头的干部，在这次“四、五”反革命事件以后，就表现出敌我不分，既没有大胆出来支持新生事物，也没有敢对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群众说：“我们的干部好坏摸不清，是非不分明，墨守成规，把运动搞得冷清清”，对这一部份干部，要鼓励他们把“怕”字换成“敢”字，首先必须自己有一个自觉革命的决心好去领会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从世界观上去寻找“怕”字的原因，才能领导运动。要不，便会迟早被时代所抛弃。
反右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种情况是党内走资派在那个地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就会与那个地区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相互勾结，压制群众中不同的意见，压制民主，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大兴资本主义之风，使那地区运动受挫折，生产促不上，真正的革命群众受压，正气抬不起头来，这些地区酷似独立王国，他们对中央的决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也开了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拥护中央两个决议的大会，不落人后的打电报或写信拥护两项决议，实际上尽管他们的旗拉得多大，口号喊得够响，但始终掩盖不了他们的本质与原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指这些人，从眼前也许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中蒙蔽群众，但从长远来看，总要露出狐狸尾巴，原因就是他们的本质是反革命的。
邓小平之所以敢于负隅顽抗，就是因为有这样大大小小邓小平式的人物追随他，有公开露面摇旗呐喊的，也有躲在幕后射暗箭，放毒药的，不管幕前幕后，他们既要反革命就必然要露出其反革命的面目，现在，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狠抓阶级斗争，把批判以邓小平为主要对象的反右倾翻案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大规模追查反革命的高潮，今年搞不透，明年继续再搞，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必要的话五年，十年也要搞下去”，我们可以少吃饭少睡觉，不必怕掉几斤肉，可以扎紧裤带，可以损失一些其他东西，但丝毫不能因顾此而失彼，放松对政治斗争的进行，这是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事关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有人说这是“权利欲”，这句话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告诉他们我们的权力是工农兵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共产党为这政权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夺权者实行专政决不动摇”。毛主席又说“什么叫做权利欲；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利欲，既得权一点都不能分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欲是什么？就是一点也不给无产阶级，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而且学得更好”，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的斗争历史，就是为了这政权，为创造这政权我们流血牺牲，为保护这政权我们也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止。
极左思潮正在抬头
目前必须注意的是在这“反右”运动中有一股左的倾向，极左思潮正在抬头。“用一种正面的倾向去掩盖另一个反面倾向”历来是反革命份子惯用的伎俩，当着革命的形势在不断发展，大大不利于他们时，为图生存他们就必然接过革命口号，你右他更右，你左他更左，干扰斗争大方向，混淆视听，在一些地区最近出现一股不正常的逆流，党内资产阶级份子退居幕后，让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别有用心的人，以反邓小平为名大搞打击一大片，提出“无官不错，无错不反”不管大干部沾着干字就唯他是问，现在弄成县委没有一个可信，地委也没有一个可信，省委、中央除了毛主席都没有一个可信，山西省、陕西省那来的这样中央指示：“大小干部驱上楼，一个一个下楼过关检查”。这不变成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假四清，桃园经验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方的领导机关，遇到这些事不闻不问岂非咄咄怪事？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或者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老虎屁股摸不得，反不得，同样的中央任何一个负责同志有错误，严重的有反党行为，不但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还要把他斗倒，肃清其流毒，但必须有一个领导，有充份证据，乱轰一通，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既不能肃清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也不能通过运动肃清修正主义流毒，达到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分清什么是是非？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相反会挫伤大多数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反右倾、清查反革命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关人人要过，但矛头主要指向一小撮，对大多数干部要一看二帮，对群众的思想问题只能是教育，当前出现在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和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歪风，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方面各级党组织要努力去扭转，另一方面绝不能因为有这股逆风的存在而放弃当前主要的大方向。
关于“镇反”的作法
某些省市和县出现了一些问题，北京镇压了一批反革命份子，粉碎了他们的破坏和扰乱，这件事放在一些出现反革命破坏事件的地方，如郑州、长沙、武汉、南京等地方，用坚决果断的行动去处理是对的，只是必须注意掌握好政策，不要由于政策的不落实而造成肃反的扩大化，把一些不是敌人的推向敌人一边去，但做为没有出现类似北京反革命事件的地方，也是一样借中央对反革命份子进行镇压的指示，乱抓乱揪，不管有意识无意识的都是错误的“抓人”，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只能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对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出现过火的行动，经常会有，但这与反革命破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中的矛盾，如处理不当，可能导致走向敌我矛盾的问题，这只能是利于敌人而不利于自己。不可否认，有个别地区是党内走资派篡了那里的领导权，这一小撮人害怕群众起来革命，害怕革命的东风吹走他们的“仙山琼阁”摧倒这批吸血鬼的大楼，因此当群众起来他们就怕了，他们开始时是千方百计阻挠群众运动，进而施阴风，放暗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实在日子混不过去就露出狰狞的面目，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真正革命者，以致不惜动用专政工具，用专政的办法来压制正确，扶植错误，但这一抓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既吓不倒真正革命者，反而暴露了他们自己。对革命来说早暴露好过迟暴露，目前一些地方控告团有些来北京向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有些通过书信或其他方式向中央如实报告那些地区的情况，这些情况中央会逐个处理。华国锋同志、江青同志等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在接见各省市有关同志、学生代表或首都参加镇压“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代表时也已经代表中央一再提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要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一个地解决，“运动要搞下去；混进党内资产阶级异己份子要清除，地方的问题要解决，这是我们的决心，也应该是在座每一个负责同志，同时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和决心。”
在此我们也希望，有不自觉执行错误路线或政策，有过去因路线觉悟不高，直接或间接执行邓小平那一套，做错了事的同志，能够自觉改正，不要顽固走到错的方面上越走越远，只要是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党和人民还是欢迎的，顽固下去，那绝对没有什么好结果。
当前几项重要工作
以下和大家讲当前的几项重要工作：
（一）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保证反右斗争胜利的关键；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党，这样一个伟大的党绝不会因为有资产阶级份子的存在而有损其伟大；相反地，我们的党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揭露矛盾，无愧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党，在这问题上各级党组织必须向群众反复说明，指出个人的错误或者出现在党内的极少数资产阶级份子，绝不能同整个党混为一谈，而用少数人的问题来否定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必须时刻牢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抵制和破坏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的行为，而做为领导或干部本身也必须“抓好权、用好权”、要坚持一元化领导，在党内做到：“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政策，统一目标，统一行动”。老、中、青干部要互相尊重，大事讲原则，小事求大同，不计小节、不搞山头，不搞派性。
（二）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运动中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群众发动工作，继续做好整党工作，要把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借运动东风揪出来打倒，清除出党，在这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手软和施“仁”政，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坏人，不只要揪出来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经济与各项领域里斗倒斗臭，但不要急于去处理，事先要请示，在整党的同时也要做建党工作，把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工农兵群众，注意去培养提高，条件够时，应大胆吸收到党内，并注意提拔和培养新生的血液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有十数百万在运动中、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先进份子入党，这是大喜事，正是我们党兴旺的象征，也是对邓小平最好的反击，做好组织建设首先要抓思想建设，离开党委思想建设这一条路，党组织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胸中无大计，形成漫无头绪，更甚至使党组织涣散，群言堂变成一言堂，纪律松懈而在运动中寸步难行。
（三）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批判不能越批越乱，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无的放矢，批判是马列主义的重要武器，这批判必须有骨有肉，说出道理，揭发出错误，才能使人们从批判中分清那是对的应该坚持，那是错误的应该抛掉，批判不但在理论上要说得透彻，而且要言之有物，要防止为批判而批判，把一场政治斗争引向纯学术批判的邪道上去，同时也要防止简单粗暴漫骂式的批判，要记住鲁迅的话“漫骂不等于战斗”。我现在提出几点意见请大家考虑：
1、今后的批判应该是深入的揭，重点的批，看准靶子，找好武器，要一个个问题有系统的批，每一击都要击中要害，在批判中干部党员要带头，要做到在革命大批判中领导干部要坚持同群众边学习、边批判、边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把自己摆进去，而不是光批邓不去自觉改造世界观，不要像广东黄三洞生产队贫农说的那种干部：“革别人的命是打冲锋，革自己的命就打退堂鼓”。结果越批自己的思想越搞不通，这样搞不好大批判也带不好群众，应该做到三个结合：（1）将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结合起来，这是方向问题，（2）要开展把革命大批判同本单位的阶级斗争联合起来，把批邓反右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结合起来。（3）要把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反修防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封建主义意识、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结合起来，绝不能一面开展革命大批判，一方面仍让资本主义倾向泛滥。结果批邓批完，这单位也烂完。
2、现在大字报很多，批判文章也不少，但质量高的比较少，所见的不是通篇大论，罗列一大堆引自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语录，便是三言两语、言泛语空的文章，不少单位求数量不求质量，一枚实弹总好过一百发空炮，这次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是秀才打笔墨官司，比谁抄语录背的马列著作多，也不是蓝球比赛看谁投球得分多，这是阶级斗争，是一场革命，要认真的抓，不能够马虎敷衍，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战线上的新兵”讲的那几句话很好：“春雷激荡，催我走上战场”、“虎穴深入为了打老虎”，“武器要精，才能击中要害”、“不断革命坚持长期作战”，这些都说得很好，都能够说明问题，大家有空也要多看报纸，报上刊登不少工农兵的批判文章很有代表性，他们不见得是一大长篇，只短短一篇，但胜过抱卷数十载的知识分子，这些工农兵的批判文章未必在座同志们都能写得出，他之所以好就是文章本身语浅言深，而且联系到实际，不是空空洞洞，是不是这样，同志们不妨自己研究研究。
在谈到这问题时顺便提一下，人民日报很需要各地能提供一些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和能反映地区工农兵先进事迹的文章，这点做为在座同志们也应该为党的一项工作，共同支持办好党报。
（四）落实政策，开展清查反革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执行错了或出了偏差都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政策执行的好坏重要在党的领导对政策要不折不扣执行，在许多时候党的政策往往中央往下贯，中间扣一扣，到地方就走了样，当然政策执行有偏差，大多数还是由于干部对政策不很理解，是无意识的，但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造成的结果却是我们失去了群众，当然敌人也给溜走了。不少干部从主观愿望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积极工作，总想执行好政策，但由于学习不够，平时又独断专行惯了，不喜欢多向群众请教，多向上级汇报，结果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失去了民心也带给革命损失，就这样呆不下去，不是停职便是调职，这情况又怪得了谁呢？因此毛主席把政策提到党的生命这样的高度上来谈，目的就让同志们务必注意。
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全国正在掀起追查反革命高潮，在这高潮中一个政策是调查研究，凡事重证据是最重要，在处理“四、五”反革命事件时，我们始终站在主动的位置上，靠的就是政策和群众解释，开枪是反革命分子所希望我们这样做，他们想当烈士来挑动群众的情绪，我们就不上当，实践证明这一小撮反革命就是怕群众，怕批判。这次各地搞大追查，军队和公安机关非万不得已，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别轻易开枪，绝不能像毛主席告诉泰国总理，不要制造烈士，反过来我们自己制造烈士，必要时当然可以，但也要先请示。再说开枪打死的往往是群众，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才不会拿胸膛挡子弹。原则上政策要求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详细政策界限和要求，中央除了将有关规定文件分发给各级机关外，同时汪东兴同志也会代表中央向大家做更具体的解释，现在需要防止的是“宁左勿右”的左的倾向和“无敌论”的右的错误思想，在追查过程中要全民动手，单靠公安部门不行，但只强调群众专政而不要领导和专门机关的配合是不行的，要三结合，重要的是稳、准、狠、要重视调查证据，反对逼供，不搞武斗。要给出路，讲究策略，才能有效的打击敌人。
这次北京抓的人多了些，开头还不开枪讲政策，以后就差了一些，一个北京抓了四五万人，每一个单位你斗一个他揪一个，也搞出几个人命，冤枉了一些人，还好，一经中央指出就很快的纠正，这点要当作一个教训。
“在处理人的问题应起慎重的态度”这一点在这次追查反革命运动中各单位要确实做好，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有效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只有有效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才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保护。
（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批邓反右中，全国条条战线呈现出一片社会主义朝气蓬勃的新景象，数十万工农兵学员走向社会，走向农村，参加阶级斗争，进行调查研究，把书本上所学的东西同实践工作结合起来，一批批大学毕业学员奔赴边疆、农村、山区、走毛主席指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五七干校”、“七二一工人大学”就像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结果在工业战线我们也取得很大成绩，四川省石油管理局七零零二钻井队的工人打成我国第一口六千零十一米超深井，国产自制的三十万千瓦双水冷汽轮发电机组胜利投产，一大批工矿企业进入六月份时已提前完成一九七六年上半年的生产任务，这几天来更是喜事不断，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在农业战线形势大好，学大寨赶昔阳的社会主义竞赛热潮方兴未艾；全国农村有三分之二公社，二分之一大队普遍有了电，十年全国农村建了大小五万六千多座水电站，今年春播情况良好，三麦、水稻等粮食夏收丰收在望，一句话：形势大好，这大好形势不仅给全国人民带来精神鼓舞，同时也对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四个现代化”提出最有力的反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批邓反右的伟大胜利。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而不能忽视，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滋长，使得功效不高，开工率不足，造成一年工业项目未能完成任务。无政府主义不是没有政府，只是他不要的是无产阶级政府而要资产阶级个人的政府，自己那小圈子的政府，这思潮要引导，要善于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上去，这是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必须开展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保证生产，但要注意这里所存在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性质问题，不能把他和前面所讲的对敌斗争一样看待，否则非闹出大“乱”子不可。
干部中在我们批判用生产压制政治的错误作法，绝不能因此而放任生产不管，目前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工业、汽车制造、建筑、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还有一段距离，特别是机械工业母床的生产只维持在前年上半年的生产指标上，这些情况都要扭转过来。
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搞上去，相信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的任务一定会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祝同志们在学习和工作方面创造更好的成绩。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池恒的文章；《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重大发展。深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认真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必将大大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推动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
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４３４页）毛主席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教导，精辟地概括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前进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的发展所必需的。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有阶级斗争而后有党，有党就有反映阶级斗争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相联系，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复进行过多次。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围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种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党内生活，才能真正懂得党内斗争的必然性，有长期坚持党内斗争的思想准备，在斗争中建设党，发展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斗争主要是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走资派的特征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因而党内的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在这个批示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毛主席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都是明确的阶级概念，指的就是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掌握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因此，我们必须认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懂得党内斗争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坚决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击败代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
有人认为，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就应该没有矛盾和斗争，就应该是纯而又纯的。这是一种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天真的想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纯只是相对的，不纯才是绝对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也是党的发展的根本规律。我们的党不是在真空中生活，而是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当革命高涨、激流涌进的时候，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也会混进极少数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等不干净的成份；一些人只是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抱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跑到党的队伍中来，也是不奇怪的。解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党的队伍不断地发生分化。党内一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拒绝改造思想，从不想前进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国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使党内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存在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表现为党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斗争，党才能够发展和前进。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党内生活，在斗争中求进步求发展，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一贯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谈到整党时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以通俗生动的比喻，深刻地阐明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阐明了只有坚持党内斗争才能使党朝气蓬勃的客观规律。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而随后却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障碍。无产阶级是“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革命阶级，是生气勃勃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阶级。夺取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万里长征的开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达到消灭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集中地反映出无产阶级的这些阶级特征，教育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为之而坚持奋斗。但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彻底革命精神，必须在斗争中才能保持和发扬。如果不坚持党内斗争，不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旦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党的性质也就变了。列宁缔造和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生气勃勃的，后来却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变为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党，变为极端反动和腐朽的政治势力。从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坚持党内斗争对于反修防修、加强党的建设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难道不是非常清楚的吗？
要不要坚持党内斗争，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与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一个原则分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或者抹杀党内斗争的阶级内容，把它歪曲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或者攻击党内斗争是“制造矛盾”，否认党内存在斗争的客观事实。这些谬论，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一种虚伪的两面派手法，是为了掩盖他们向党和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刘少奇一面大讲什么“委曲求全”，一面却拚命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一面胡诌什么“两和皆友”，一面却在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要打倒无产阶级；邓小平一面否认党内存在路线斗争，一面却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加紧组织“还乡团”，迫不及待地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可见，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抹杀和歪曲党内斗争，就是妄图使广大党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面前解除思想武装，以便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改变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
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我们要在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党的团结，争取革命事业的更大胜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是在组织上大搞破坏党的团结的反革命活动，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维护党的团结，必须同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分裂活动作坚决斗争。当前，我们必须深入批邓，肃清其流毒，进一步搞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加强全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在斗争中，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贯政策，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正确的方法，对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坚决进行批判，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拉山头，不要搞战斗队。党组织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使各项工作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这些光辉论述，阐明了党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充满了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革命阶级战胜反革命阶级，总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较量过程。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不遇到许多惊心动魄的严重斗争，不经过艰苦而曲折的战斗历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满怀信心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用斗争创造光辉的未来。回避矛盾，厌倦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状态。
毛主席指出：“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在半个多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出现过一批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然而，他们都挡不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迅猛向前。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文化大革命，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发展壮大。决定历史方向的是要求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而不是妄图复辟倒退的任何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包括党内的资产阶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不可战胜的。相反，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代表资产阶级，倒行逆施，没有真理，不得人心，极端孤立，所以必定要垮台。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斗争哲学，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次斗争，斗争形式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终究要遭到可耻的破产，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第七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
今天，我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延生五十五周年。
我们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率领亿万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更富有战斗力，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是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纲领，还需要全党进行长期的奋斗。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才能解决好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建设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极其重要。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以及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⑴⑵）
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从中接受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只有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清醒地看到走资派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样，我们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同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全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以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工农兵心连心，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许多优秀党员，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率领广大群众英勇战斗，起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有的如果不警惕，也会变。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多数认识了错误，吸取了教训，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但也有象邓小平那样的人，坚持错误，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们的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使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新的发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蚀，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到从思想上完全入党。
当前，我们要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同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受锻炼和考验，要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积极带领群众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要主动地在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我们的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程，有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广大党员，不愧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不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我们敢于把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出来，正说明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党内出现走资派，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出了刘少奇一伙，昆仑山不是没有被推倒吗！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庐山不是没有被炸平吗！今天，出了邓小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他们的阴谋被粉碎了，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正如毛主席所断言：“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在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中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
八年前，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工人阶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东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剥削阶级垄断的文化教育阵地，揭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篇章。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的八年，是战斗的八年，胜利的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破旧立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文化教育阵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２０页）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整个社会，其中包括改造旧的上层建筑，这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由于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所以在改造整个上层建筑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成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回顾八年来的战斗历程，总结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经验，我们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尽管斗争内容十分复杂，斗争形式经常变化，但主要的正是和走资派作斗争。
走资派是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也是一切腐朽思想文化的维护者。在工人阶级开进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之前，反对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改造上层建筑的主要力量，首先来自党内资产阶级。
为什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教育革命会被扼杀？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我们的学校，文化教育阵地，工人阶级就是进不去，攻不动？
这个根子就在党内资产阶级身上。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段时间不仅控制了党权和许多地方的权，而且把叛徒、死党和走资派安插在文化教育的领导岗位上，控制了文化宣传大权，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垮台以后，林彪又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排除了林彪一伙的破坏和干扰，工人阶级才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领域以后，能不能站得住，能不能将它彻底改造过来，还要进行激烈的占领与反占领，改造与反改造，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资产阶级是不甘心失败的。它们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反扑，妄图夺回其失去的世袭领地。这种疯狂反扑，带有极其鲜明的反攻倒算的性质。反攻倒算的主要力量，还是党内资产阶级。
文化教育阵地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旧的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也是能够改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推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经验证明，对于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可以进行再教育，对于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可以发动群众批判；而能够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的，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的走资派既有权又有画皮，对于非党知识分子，他们是党员，对于普通党员，他们处于领导地位；而在工宣队面前，他们又往往装扮成“行家”、“里手”。特别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他们窃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能够盗用党的名义，能够制定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并通过合法的组织形式，强力推行这条路线。事情很明显，不依靠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挂帅，不依靠走资派亲自出马，那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知识分子，仅仅凭自己的力量，要想把工人阶级赶出学校，扭转教育革命的大方向，是不容易办到的。邓小平上台以后，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所作所为，极其鲜明地证明了党内资产阶级在翻案复辟活动中的突出作用。
为了把工人阶级赶走，邓小平极力污蔑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大好形势，攻击教育革命，胡说什么教育部门发生了“危机”。在他的指使和怂恿下，教育界也刮起了右倾翻案风。他们叫喊：工人阶级把教育搞糟了。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教育阵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势大好，很有希望。全国许许多多的先进单位且不说，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情况就非常典型而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两校的同志们说：“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北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走资派把持了学校的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行教授治校，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领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狠抓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昔日封、资、修盘根错节的顽固堡垒，今天正在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过去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现在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过去十七年两校毕业十几万学生，没有一个去当工人、农民的。今天，工农兵学员纷纷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以实际行动同拚命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邓小平对着干。”邓小平对教育战线生机盎然的革命形势蓄意歪曲，完全出于他要向工人阶级反攻倒算的政治需要。
为了把工人阶级赶走，邓小平居心叵测地制造谣言，挑动知识分子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此同时，他们又攻击进驻上层建筑的工宣队“不懂行”“不热心”。这一切，不是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妄图赶走工人阶级，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了险恶用心吗？
什么“不懂行”“不热心”！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来改造上层建筑，最懂行、最热心的是工人阶级。几年来，广大工宣队员深入教育革命第一线，在实践中逐步熟悉了教育革命的内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走资派对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却是格格不入，拚命反对。邓小平自己就是个不读书，不懂马列，不接触群众，不深入实际的大党阀。那些窃踞文教阵地的走资派也只懂得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所热心的也只是搞翻案，搞复辟。
为了把工人阶级赶走，邓小平还采取十分卑劣的手段，指使人写诬告信，丑化和攻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洞察一切，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主席及时抓住战机，又一次以文教阵地为突破口，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邓小平如此仇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仇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并不奇怪。毛主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革命，从根本上损害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必然遭到他们的拚死反抗。
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斗垮了一批，还会出现一批。曾经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其中有些人还会反复。这种状况，在文化教育阵地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不仅因为在这个领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很深，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也很严重，有着比较肥沃的土壤和条件，而且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资产阶级在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以后，更要拚命抓意识形态，抓文化教育，同无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把它作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桥头堡。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中，教育等部门的走资派，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作了充分的表演，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正因为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就必须长期战斗。“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工人阶级要永远占领文化教育阵地，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工人阶级必须研究走资派活动的规律，研究他们的策略，特别是研究意识形态领域走资派活动的特点，总结同他们斗争的经验，率领和团结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同他们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
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改造文化教育阵地，比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进驻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员，要不辜负阶级的重托，完成这个伟大历史使命，必须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不注意思想改造，有些人也会变坏的。全国胜利之后，也曾经有一些出身很好，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干部，派到文化教育单位工作，其中有些人屈服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压力，欣赏和追求资产阶级法权，变成了投降派、走资派。这个教训，很值得注意。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坚定地相信，不管斗争多么复杂，道路多么曲折，工人阶级一定能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的伟大号召，把文化教育阵地改造过来。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研究资料
《吴德自述：1976年天安门事件真相》
1976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
1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4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9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
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无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门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错误。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周总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会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忌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
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
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渲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从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4月4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
说实在的，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
“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曾疯狂地攻击周总理，现在看到群众如此深情地悼念周总理，他们极为恼火，派了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搜集情况。
4月3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
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我还说：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我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会上，我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
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是同意这个建议。
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
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
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做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想不到，被提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我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命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免了提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我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这个广播讲话稿，与4月8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4月8日见报的广播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予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请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4月5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4月8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
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我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召开了奖励大会，接见了一些人员，在宣传报道上喧嚣一时。“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但这样的形势，表明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将恶有恶报，只是时辰未到。
正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人民终于胜利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冼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冼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少。当时，“四人帮”也很害怕，江青指着我、陈锡联、纪登奎说：北京军区、北京市委还保证不保证我们的安全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不吭声。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
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要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党负责任地简要说明两点：
第一，1976年4月4日和4月5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处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问题。4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收花圈；5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动用民兵和决定让我发表录音讲话。《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这两次会议记述为4日一次会议了。这一天之差就含糊了许多重大问题。
第二，《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载，4日的政治局会议只有华国锋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讲了几句话，其余的都是我在发言，成为会议的主角。好像“四人帮”没有发言，其他的同志也没有发言。这样表述的根据可能就是来自毛远新给毛主席的报告，但毛远新当毛主席的联络员后，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从来不经政治局讨论。“四人帮”在会上说了很多话，他们攻击这些活动的总后台是邓小平，甚至造谣当时已经身不由己的邓小平还到过天安门广场等等。我没有同意“四人帮”的议论，我说没有发现邓小平同志到过天安门广场。江青一伙还在会上讲了很多恶毒诬蔑群众和邓小平同志的话，他们竭力主张镇压群众，“四人帮”的气焰当时非常嚣张。
二0-一0年一月十一日，乌有之乡论坛刊载三月雨文章《“总理遗言”岂可伪造？》
没有想到，今年会用这样的文字，来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4周年。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病逝，享年78岁，全国人民处于极大的悲痛之中。此后不久，大约在春节过后，一份所谓“周总理临终遗言”在民间广为流传，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参与了传抄，一时在全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个“总理遗言”的完整文本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 .12 .29
这个据说“几乎人人传抄”的“总理遗言”，我当年并没有听说，也许是因为在农村信息闭塞，也许是当时年龄小。我得知1976年曾有过这么一桩惊天大案，大约是在十多年前，从一本书或者杂志中。但90年代的媒体，对此案似乎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最近，随着《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袁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一书的出版，全国多家强势媒体相继摘登了《我所经历的1976年“总理遗言”案》一文，使这一事件在30多年后再度被炒得沸沸扬扬。 一个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政府首脑的临终遗言是可以随意伪造的吗？这无疑是非常荒唐的，错误的，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不管你的动机如何。很简单，此风一开，后患无穷。别说在一个政治敏感期伪造国家领导人的遗嘱，就是在任何时候随意编造一个普通公民的“遗嘱”并广为散发，也是违法行为。然而，从当事人的回忆，到各大媒体的推波助澜，完全是一种炫耀“英雄事绩”和“光荣历史”的口吻和姿态，全无半点反思与自我批评。我并不认为当时公安部门把当事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是正确的，兴师动众、牵连无辜就更不应该。但出于对历史负责、对党和国家稳定的大局负责、对党或国家重要文献的严肃性负责、对周总理的尊严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负责，查明真相、澄清谣言、批评教育当事人，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伪造“总理遗言”的那名绰号“蛐蛐儿”（李君旭）的青年工人被“彻底平反”，而且享受着“反四人帮的英雄”的美誉，并历任《浙江日报》评论员、文艺评论部副主任、浙江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东方青年》杂志主编等职，假如不是后来身体垮了，想必在仕途上会有更远大的前途。这些，是不是对造假之风的默许乃至纵容？当今社会，诚信危机，假冒伪劣大行其道，坑蒙拐骗肆意妄为，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货币，假证、假章、假档案、假新闻……，泛滥成灾，防不胜防，各类传媒上有些所谓的“纪实”、“揭秘”、“真相”公然篡改历史、造谣惑众、混淆视听，这祸国殃民的“潘多拉盒子”，究竟是怎么打开的？ 可能有人要说，这个“总理遗嘱”虽然是伪造的，但里面借周总理之口说了邓小平同志的好话（里面也说了王洪文、张春桥的好话，则被认为是周总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言不由衷”的话），是与“四人帮”进行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难道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必须用造谣的方式吗？一个拥有真理的人，只须道破历史的真相就可以了，无须造谣。共产党毛主席率领一只衣衫褴褛的穷人的队伍，打垮国民党800万装备精良的“国军”，难道靠的是造谣吗？国民党反动派倒是很善于造谣，一会儿说工农红军“青面獠牙”，一会儿说共产党“共产共妻”，但这并没有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30年代，国民党在报纸上抛出一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企图借共产党的手除掉他们又恨又怕的周恩来，也以失败告终。这正如鲁迅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当时中央公布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主要罪证之一，就是伪造“毛主席临终遗嘱”，即把毛主席说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如果说把毛主席的话改三个字就是阴谋诡计和十恶不赦的罪行，那么炮制一篇千字的“周总理遗嘱”，就成了英雄事迹？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是什么？难道是“不管真的假的，只要对我有利就是好的”？这个编造的“总理遗嘱”，也许主观上真如当事者所言，是想对邓小平同志给予支持，但客观上使当时本来就不平静的中国政坛形势变得更加风云诡秘，日益严峻和复杂化，使广大群众受到欺骗和误导，使无辜者受到牵连、追查甚至迫害，也为四人帮借机扩大事态、镇压干部群众提供了口实，严重地浪费了国家的警力、人力、财力等资源，实际上也是为邓小平同志“帮倒忙”。在1976年的“批邓”运动中，江青指斥邓小平同志是“谣言公司总经理”，不知与此事有无瓜葛？前些年，有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在海外伪造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的书，冒充周总理的“私生女”招摇撞骗，严重污损了周总理的人格和党的形象，造谣者的伎俩并不高明，却有人信以为真，这说明了什么？ 对于这个伪造的“总理遗嘱”，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作者，如今回忆起来依然踌躇满志、赞美有加：“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其实，只要稍具头脑的人，就不难发现此“遗言”的破绽与漏洞：这个“遗言”的落款日期是1975年12月29日，此时距总理逝世不到十天，已经病入膏肓、经常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的总理，不仅不可能执笔给中央写信，即使口授那样长的一段文字，也已经极为困难。而且，在当时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一向顾全大局、严于律己、谨言慎行的总理，一切遵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安排，不会如此毫无顾忌地随意臧否人物。总理病重住院期间，叶剑英副主席曾嘱托医护人员备好纸笔，随时记下总理要说的话，但总理逝世后，医护人员含泪交给叶帅的，是几张白纸。“遗言”中说“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这段话更是明显有违总理一贯的处事原则。周总理是党性原则和纪律观念极强的人，他的追悼会由谁主持、谁致悼词，只能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他绝不会自己提出人选。而实际上1976年1月15日总理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正是政治局讨论研究、并报毛主席批准的结果。至于追悼会，当时邓颖超同志根据总理遗愿，向中央提出“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这个要求中央没有采纳。据说政治局讨论时，李先念同志说：“丧事从简是对的，但不能从总理开始，否则人民不答应。”而这个编造的“遗言”却成了总理要求召开追悼会，而且提出“主席不要参加”，这就把毛主席因身体状况恶化而未能参加总理追悼会的历史事实，变成了是周总理拒绝毛主席参加自己的追悼会，掩盖了历史真相，其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１９６０年3月，北京曾发生过一起伪造周总理批件，从中国人民银行诈骗人民币20万元的特大案件，周总理异常震怒，指示公安部限期破案，诈骗犯王倬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伪造“总理遗言”案和伪造“总理批件”案，尽管始作俑者的目的、动机不同，但其性质都是严重的。若总理在天之灵有知，定会气愤地斥责：“胡闹台！这是不能允许的！” 伪造“总理遗言”是一桩历史旧案，这个案子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有人愿意捣腾出来炒作一番，以博取些许名利，无可厚非。但在30多年后的今天，对这样的公然造假行为仍然不做客观理性的审视与分析，而一味渲染、吹捧、拔高、赞誉，这种不良倾向与风气，毫无疑问将贻害我们的民族，不能不保持应有的警觉。 2010年8月16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