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一章 十月政变
第一节 元老派的预谋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王震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
他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
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有几位老将军在医院里，找到他，请他向叶老帅反映对形势的看法。
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叶剑英在讲话中，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重病期间，聂荣臻从城内搬到西山，住在叶剑英附近。他们屏退左右，从天下事谈到“上海帮”问题，甚为忧虑。他们多次议论：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
“投鼠忌器，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也不行。得想个办法。”
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有一天王震来到聂荣臻家，在谈到“四人帮”时，王震气愤地说：“我的头发、胡子不剃了，什么时候粉碎了‘四人帮’，再剃！”聂荣臻的心情跟王震一样。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胡耀邦访问邓小平。
胡耀邦提到中国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邓小平说：“现在不好讲了，新的接班人还是要继续批我的，但是他不会长期地待下去的，他和那些人的矛盾马上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再看看下一步的发展吧。”“只要叶剑英能够控制了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至于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某日，邓小平催促叶剑英赶快行动。
这一天，邓小平接待王震来访，告诉他许多“酝酿行动”的情况。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叶剑英，说：王震马上要过去，再催催那件事。
叶剑英主动走出去，同其他人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利用自己尚未完全被剥夺的军队领导权，继续与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部门保持联系，了解情况，并亲自查看重要军事设施，预防各种不测。
他特意找《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了解情况，嘱咐“班子要团结，头脑要清醒，
坚守舆论阵地。”
叶剑英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不要被江青夺了中央的权。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有些人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先后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
叶剑英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
他邀请乌兰夫前来就国内形势问题征求意见。两人谈得很深，乌兰夫明确表示支持他的主张。告别时一再嘱咐他身负国家、民族重托，要多多珍重。叶剑英送他到门口握别，流下了热泪。
他还同京外的军队高级将领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打招呼，要注意形势、掌握好部队。
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
叶剑英沉思片刻之后，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
李德生为了听清他的话，动手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
叶剑英又去把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终于听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别的，而是指“中央”，用这种方式暗示他，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还有其他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
种方式，直接间接地向叶剑英反映情况，表示对形势的关注和忧虑。
一天晚间，叶剑英和女儿楚梅邀请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同叶伯伯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形势刚有好转，又挨批，不可理解。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
叶剑英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交换看法，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谈谈。这时华国锋也在考虑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也准备要找叶剑英等老同志摸底。两个人经过交谈，沟通了思想，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
叶剑英又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商议除害大计。汪也正在酝酿此事。他们取得一致看法，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他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已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他还对杨成武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转告聂：“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事科学院2号楼、城内后海小翔凤之间，行踪莫测，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
有时借垂钓之机与倪志福等交流情况。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冲突无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驱车绕道上山来会叶剑英。
警卫通报后，叶剑英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他能来，迎到走廊里说：“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啊？”
李先念说：“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着走进屋里坐下，两人谈起来。
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
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有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
叶剑英说：“你说，他的办法（指在中央全会上上解决‘四 帮’的问题）好吗？”“根据和大多数同志商量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三个方案：
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这四个人的职务；
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他们采取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
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的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究竟哪一种办法更切合实际，易于取胜，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李先念说：“我倾向于第二个方案。”
叶剑英说：“不知国锋同志同意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李先念说：“他对江青一伙还没有真正认识透，也可能还有幻想。不过，等政治形势进一步发展下去，我断定他的主张一定会和我们接近的。”
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思想得到了统一，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订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
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这伙双料“政治流氓”，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邓颖超访问叶剑英。
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谈到解决“四人帮”问题，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毛泽东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
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老总临终之时的愿望。
叶剑英还接见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粟裕、宋时轮等，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同时，他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他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叶剑英接沈阳沈阳军区打来的电话：有人要带坦克师向北京逼进。
叶剑英打电话将此事告诉聂荣臻，并要聂命令军委办公厅，把今天的情况，原封不动地向华国锋汇报。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叶剑英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要“以快打慢”。要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李先念赶到叶剑英处。
李先先说：“华国锋催你赶快动手”“《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讨伐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文章，他断定矛头是对着他来了，急不可待地要你快些动手。”
叶剑英说：“他想让我一个人决定时间，不，我要和他一起研究，他必须亲自出面指挥，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事已至此，最好在一两天之内就行动。”
当即约好，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在另一个地点碰头。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在碰头中，叶剑英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啦！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六日或七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经过商议，决定五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6-7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经过商议，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
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到“隔离审查”方式、场地的确定，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周密计划，慎重审查，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
同时，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聂荣臻，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贰、本节简论
元老派搞政变的预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林彪事件是文革派内部一场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造成了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他们开始通过个别串联，酝酿发动政变。
第二个阶段，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邓小平主持了中央工作，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左派江青等人有所批评，这是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邓小平、叶剑英利用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个别串联、打招呼，布置发动政变的基本骨干力量。
第三个阶段，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以叶剑英为核心、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人，一方面积极在元老派中进行串联，制定政变方案，组织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加紧与新贵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联络，抓住了华国锋，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可以减少许多阻力了。
其实，反文革的政变活动，此前还有过两次：一次是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大闹怀仁堂”，那是一次遭遇战，事先没有经过周密的策划，遭到迎头痛击。另外一次是一九七0年九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以及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发动阴谋杀害中央领导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很快就败露了，导致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
所以，十月政变的发生，与文革左派领导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活动，没有必然的联系，一切所谓文革左派领导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抢班夺权活动，都不过是制造出来的借口，因为这次政变是在毛主席逝世前就开始策划了的。
2010年9月27日初稿
2012年3月1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