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一章 十月政变
第一节 元老派的预谋
本节资料
研究资料
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接见意大利记者的谈话
“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9-350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当时的形势“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叶剑英传》
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他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有几位老将军在医院里，找到他，请他向叶老帅反映对形势的看法。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
在此期间，聂荣臻从城内搬到西山，住在叶剑英附近。两位开国元勋，在逆境险局中，朝夕相处，心心相印，无所不谈。他们屏退左右，从天下事谈到“上海帮”问题，甚为忧虑。他们多次议论：“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投鼠忌器，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也不行。得想个办法。”
叶剑英不只同聂荣臻等交谈，也主动走出去，同其他人接触，交换对形
势的看法。他利用自己尚未完全被剥夺的军队领导权，继续与总部的一些重
要机关部门保持联系，了解情况，并亲自查看重要军事设施，预防各种不测。
他特意找《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了解情况，嘱咐“班子要团结，头脑要清醒，
坚守舆论阵地。”
叶剑英就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不要被江青夺了中央的权。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叶剑英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在酝酿阶段，接触面不妨宽一点，做些调查摸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一旦酝酿成熟，形成决策，付诸实施，便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守口如瓶，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是不能含糊的，否则将会误大事。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动向，苦心思索着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这伙丑类的时候，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在考虑这个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思想是相通的。他们团结一心，坚如磐石，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在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后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先后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
叶剑英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他邀请乌兰夫前来就国内形势问题征求意见。两人谈得很深，乌兰夫明确表示支持他的主张。告别时一再嘱咐他身负国家、民族重托，要多多珍重。叶剑英送他到门口握别，流下了热泪。
他还同京外的军队高级将领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打招呼，要注意形势、掌握好部队。
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叶剑英沉思片刻之后，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李德生为了听清他的话，动手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叶剑英又去把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李德生终于听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别的，而是指“中央”，用这种方式暗示他，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还有其他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
种方式，直接间接地向叶剑英反映情况，表示对形势的关注和忧虑。一天晚间，叶剑英和女儿楚梅邀请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同叶伯伯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形势刚有好转，又挨批，不可理解。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
叶剑英经过与党内、军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个别接触和交谈，心里有了底，增强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成员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政治局中虽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以“夫人”身份假借毛泽东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舆论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不仅以上海“第二武装”为后盾，有恃无恐，而且在北京也从各方面做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特别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上呈下达都要经过他，许多事情都走了样。当时政治局的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客观形势出现了变化，“投鼠”己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团结一致，齐下决心，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周密的组织工作。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他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叶剑英尊重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站出来支持华国锋，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取得华国锋支持，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一个必要条件。叶剑英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交换看法，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谈谈。这时华国锋也在考虑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也准备要找叶剑英等老同志摸底。两个人经过交谈，沟通了思想，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
叶剑英又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商议除害大计。汪也正在酝酿此事。他们取得一致看法，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他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按照叶剑英的分析，“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犹豫观望就等于自取灭亡。叶剑英在这一期间，除了与华国锋经常接触和交谈之外，继续同老同志们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
9月21日，已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转告聂帅：“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事科学院2号楼、城内后海小翔凤之间，行踪莫测，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
有时借垂钓之机与倪志福等交流情况。
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谈到解决“四人帮”问题，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毛泽东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老总临终之时的愿望。
陈云、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的来访，对叶剑英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并付诸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还接见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粟裕、宋时轮等，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同时，他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他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李先念想到外地去治病，华国锋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够多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驱车绕道上山来会叶剑英。警卫通报后，叶剑英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他能来，迎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啊？”李先念幽默地说：“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里坐下，两人谈起来。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有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
9月下旬，叶剑英进一步周密考虑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
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目标是篡夺最高领导权。他们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且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宜于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粉碎“四人帮”又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
他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思想得到了统一，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订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这伙双料“政治流氓”，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定下除害大计，叶剑英心里非常高兴。9月30日晚，叶剑英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群众代表参加的国庆座谈会，回到家里，想到过几天就要动手解决“四人帮”，兴奋得独自哼起京剧《空城计》。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要“以快打慢”。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当机立断，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啦！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六日或七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
经过商议，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谋成于秘，败于泄”。叶剑英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到“隔离审查”方式、场地的确定，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周密计划，慎重审查，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
同时，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
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决定按事先设想的行动，即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时间定在10月6日晚8时。“会议内容”，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到场，通知他参加修订文献，列席会议。
《叶剑英 “收拾残局”的英雄 粉碎四人帮之夜惊心内幕》
叶剑英回溯一生往事之际，曾多次吟诵韩愈的一副楹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争让昔贤留姓氏；把酒祭，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叶剑英十分欣赏这副对子，是因为他自认自己一生，总扮演这种"收拾残局"的角色，也可以说是位“收拾残局”的英雄。
从江西到陕北，从广州到北京，这位参座的人生各个时期，都在不显眼之处稳定着全盘局势。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谁来收拾军队留下的"残局"，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叶剑英，授命他重新主持军委工作。他果然不负重托，在短时间里稳定了局面，把军队重新治理的井然有序。五年后，他在暗中剑拔弩张，表面波澜不惊中解决了"四人帮"问题，扭转了中国的命运，成为一生中收拾残局最流光溢彩之作。
第一部分：毛主席的话成为叶帅粉碎四人帮的尚方宝剑
1974年后，中国的政治局势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而微妙的阶段。高层领导人正在紧张筹备十年来没有召开的人大会议，这次会议将完成国家机构的组织和人事安排，举世关注。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与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四人帮为此展开了激烈斗争。
在七四年、七五年那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一再批评四人帮，一再特别批评江青。
所以这个四人帮的词儿怎么来的？就是那个时候毛主席讲的。四人帮的成员曾是中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当时中国政坛的一个怪胎。他们党同伐异，迫害中央干部，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武斗。
毛泽东察觉到他们的阴谋后，曾多次对江青提出直接警告，主席对四人帮的问题特别讲过：（这个问题）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主席解决四人帮的决心是非常有用的，叶帅把它视为尚方宝剑，后来抓四人帮的时候，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叶剑英：“收拾残局”的英雄
1975年中 叶剑英与邓小平一同出席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当前国际局势，针对军队在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顿，然而细心的叶帅没有忽略这个团结军队人心、暴露四人帮真面目的大好机会。
开座谈会的时候，他就把军区的一些司令员、一些政委，找到他的住地，先去把毛主席的记录拿给他们看。“你们看看看了以后你们表态。”
就靠毛主席的讲话作为尚方宝剑，来统一这些人的思想。这些司令员、政委看到是毛主席讲的也都纷纷信服。
毛主席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是四人小帮派。这些军区司令看完毛主席的这些批示后，都表示：我们听军委的，我们听叶帅的，我们听毛主席的。这样就在内部高层里面统一了思想，对后来粉碎四人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人帮紧抓军权 江青下部队视察 王洪文学开坦克
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周恩来去世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随着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四人帮也加快了夺权的脚步。
9月9号，毛主席去世后到月底，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怪现象，一个就是江青经常以毛主席夫人的名义，到部队视察。四人帮开始夺军权，当时空军两个最高领导，空军司令马宁、空军政委傅传作，是紧跟江青的。另外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也是紧跟江青的。
当时北大、清华也是江青的阵地，一个蹲在清华的是迟群，蹲在北大的是谢静宜，把持着北大清华。北大清华有大量的民兵，是有武装的。当时毛远新兼任沈阳军区政委，还有王洪文，大概八月去一个部队的基地学开坦克，一个副主席去学开坦克干什么？狼子野心可想而知。
而张春桥控制着上海的一大批民兵武装，上海民兵武装非常厉害，连野战炮都有，重武器、轻重武器一应俱全。当时上海的民兵太多的人了，所以四人帮不是光文的，武的方面当时他们也还是有些实力。如果再晚，你这边不动手，那边就可能先动手了。
1976年9月30日，国庆节前夜，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中共中央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而是召开了首都各界的悼念座谈会。中国的命运面临关键的转折点，而谁也不知道，一个绝密的计划，已经装在了叶剑英的心里。
第二部分：步步惊心 粉碎四人帮之夜 叶剑英密会老一代革命同志
这里是位于北京后海的小翔凤胡同，距离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桥只有几步之遥，这一带现在既是民居也是半个旅游区，游人们坐着三轮车经过时，不会有人知道，三十年多年前，这个不起眼的灰色小楼里，曾经酝酿着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行动。
这所房子，这个院儿，这个大门，就是叶帅在城里的故居。是1971年林彪灭亡以后，叶帅接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从北长街八十一号的城内的原旧居，搬到这里来了。这里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的前夕的那段最紧张的时刻，这里也成为叶帅和一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频繁的 秘密的来接触的一个地方。
叶剑英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洞察力，已经感觉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但他并没有马上考虑具体行动，而是与昔日的老朋友们频频见面，进行微妙的交流。
叶剑英的秘书：特别是唐山大地震以后，同叶帅来来往往的领导同志、高级将领，就更多了。一个是王震，王震就不断的一会儿到叶帅这儿，一会儿就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有两次，一次是陈云到叶帅家，一次是邓颖超到叶帅家，那时我就亲自在场，要到汪东兴那里，进中南海，都是一个门进，另外一个门出，不走同样的路线，我感觉到不光我，恐怕我们这些秘书都觉得，肯定都是商量大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其敏感，任何踪迹的泄露都可能造成麻烦。”
大战前夕 叶剑英一夜搬三次家
叶剑英的秘书：“叶剑英在这段时间，每天都生活在高度警惕中，连他贴身的保健护士都不明白个中原因，每次只要他们来到家里，或者他去的时候，都要嘱咐周围的身边，把那个录音机开响一点。我当时就不理解，我说本来耳朵就不好，坐在那儿还得这么样去说话，还得把那个收音机放大点声，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更听不见了吗。后来我就问他，你们都耳背还把声音调那么高，他说这是防窃听，你知道吗。”
在外人眼中，老帅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平静，会客 读报 批文件，但叶剑英自己清楚，他也许面临的是人生最危险的一次抉择，为了不让四人帮一伙掌握他的行动轨迹，老帅频繁的变换住所，但却从来不提前通知，在身边随员眼中，老帅象在经历一场大型战役的前夕。
叶剑英的秘书：“这个事情在那段时间，已经是，就是很经常的事情，有时候一晚上可以搬三次家，就是你把那边刚安顿好，也像刚才我说的，刚安顿好 都做好了，你睡了 或者刚躺下半小时，突然间一个电话：走，又搬家。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搬家。我们也搬习惯了，所以我们身边的东西，都是随手一提楼就可以走的那种，都是随手拿的，后来我说，你这一夜搬几次家。也睡不好觉了你干吗呀，他就说，他说，狡兔三窟。
叶剑英希望与四人帮进行一场有必胜把握的战斗，他通过与朋友同事们的频繁接触商量，心里逐渐形成了完整的计划，但还在等待最后的时机。9月21号，杨成武同志来看叶帅的时候，他就跟杨成武同志讲，这个我们是没有听到，但是叶帅后来跟我们说了，那段时间很机密的，他不可能让秘书知道，就是讲四人帮走以后，以后反革命，他们有江青的特殊身份，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所以这个事情，要敢于去改。
叶帅说，要采取非常手段，要采取党内正常斗争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叶帅和老华（华国锋）他们俩挂帅之外，他还特别对我，有个别的交代，特别是保密，特别是不要到他那儿去，不要暴露秘密。
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当时叶剑英办公室仅秘书就有20多人，其中有的已经跟随叶帅多年，尽管大家都有预感，但无论贴身警卫还是机要秘书，没有一个人提前知道叶帅心中的计划，他把惊涛骇浪都藏在了自己心里，以前实实在在说，不知道，就是一点透露的消息都没有。任何人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走漏消息，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人头都要落地。如果是我们胜利了，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革命就能往前发展了。如果是失败了，我们是掉脑袋还是住监狱啊，要有这个准备。”
层层布网 粉碎四人帮惊心夜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四人帮发出了明确的夺权信号，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党中央。叶剑英认为不能再拖延了，应该以快打慢迅速解决四人帮。他再次来到了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的住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党的形势。最后，他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定了，不要变了。
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精心的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为了解决姚文元，以审议毛泽东选集清样为名，通知他也参加会议，江青另行解决。
当事人：“10月6号下午四点多钟，将近5点了，汪东兴打电话把我们叫到办公室，东兴同志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就这三条讲完了，还有什么问题？我说，我有个问题，如果有人打枪、开枪怎么办？东兴同志说，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这个事情，为什么请示这个呢，就是针对王洪文。那个时候，王洪文是每天到处打枪，就是说王洪文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他有枪，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他又年轻，他才四十多岁，所以8341部队准备了四个人对付他，一个人缴枪，三人抓手和抓脚。
10月6日晚六点半左右，叶剑英的专车从西山开出，与往日不同，老帅显得有些兴奋，不停的向警卫提出问题。快到木樨地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你再看看注意，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他又提出来，你对中南海熟吗，对怀仁堂熟不熟啊，我说，熟啊。他说，怀仁堂有没有后门啊。我说，有后门啊。能进车吗？我说，能进车。这时候我心里就想，老帅今天怎么了，怎么连续提出这么多问题来呀？”
傍晚七点整，叶剑英准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与华国锋一起在正厅就坐，而汪东兴则隐蔽在屏风后面，指挥现场行动。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每人配备了武器弹药，手铐毛巾，分别在各自的集结地待命。
当事人：“7点55分，王洪文首先出现，我在正厅正好踫到王洪文，他们就按，按不住，我就照着他的腿给了一脚，给他按在地上就拉出去了。张春桥随后出现，警卫团冲上三人将他双臂架起，架起来以后他就惊呼：你们干什么？我们当时首长都在眼前，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你们干什么？惊呼、大叫：你们干什么？
8点15分，姚文元出现，他在被捕过程中反抗激烈，并企图呼唤自己的警卫，前面有一个人堵着，我们上去三个人把他抓住了，抓住以后他吵吵嚷嚷叫他的警卫员，"小朱 小朱"一直喊叫，我们跟他说你不用叫，叫了也没有用。姚文元被解决的同时，江青也在中南海自己的住地被带走。
直到抓了四人帮的当晚，后半夜，那时候叶帅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四害被除了。当时讲除四害，什么是除四害？那时候不是搞卫生运动嘛，苍蝇、蚊子、老鼠还有臭虫，这四害。开始麻雀，后来变成臭虫了，这四害除了，指的是四人帮。”
当天晚上，叶剑英和华国锋一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场所有人欢呼雀跃，有的老人犯了心脏病，这是叶剑英最为危险，也是完成的最精彩的一次抉择。事后他自己评价这件事情，用了一句毛泽东诗词：无限风光在险峰。
第三部分：文革后 叶帅请小平复出全过程
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危机解除了，人们在文革的废墟上开始重新创建家园，摆在叶剑英等人面前的是人民的生活问题，相比起肆意的破坏，组织一场建设显然要更复杂棘手。十年浩劫让整个中国奄奄一息，如何收拾这个残局，八十多岁的叶剑英，想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被叶剑英秘密接到西山疗养
当事人：“粉碎四人帮以后，不讲以前的旧人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如果没有叶帅的推动，可以肯定的讲，邓小平的复出一定会推迟一段时间。你想，粉碎四人帮，大批的冤假错案，第一大案、第一大冤假错案是什么，当然就是邓小平一案。当时全国人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就盼望邓小平赶紧复出。而邓小平当时的冤假错案，我想是第一案。这个第一案是叶帅推动的。”
1976年12月，邓小平因病准备入院做手术前，叶剑英把他接到了西山。
当事人：“接到这儿来了以后，有一次中午的时候，叶帅到五号楼，玉泉山五号楼开了会议以后，他叫我到我们秘书办公的地方来，后来他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确定了由你直接给他送，其它人不要进去了，住在哪个地方，其它人也不要告诉，中央办公厅直接写你的名字，你把这套档直接转给他，这个楼是二十五号。当时给他这套文件的时候，写我的名字，中央秘书局认为还是给我的一套文件，我就冒名的给小平同志，实际上是给小平同志的，叶帅很快就来看他。”
“两个凡是”的提出与当时的政治格局
这时，1977年刚刚开始，古老的北京城正是冬去春来、乍暖还寒的时候，十年动乱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要走出困境，必须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他个人晚年所犯错误的关系，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却认为，不能否定毛泽东生前的一切决定和意见。
当事人：“这种看法集中体现在2月7日两报一刊的联合社论中提到的两句话。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这种就比较麻烦了。这就从犯毛主席的错误了，中国就会再吃苦头。
华国锋是想要技术文化革命的，但这还是抓革命出身这一套？那是不可能发展生产力的，你抓革命怎么发展生产力啊，这只能压制生产力，不能发展的。”
三月，在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配合下，叶剑英主动找华国锋商谈，希望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同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叶帅要小平复出 李先念第一个站出来同意
他为什么这么推荐他呢，叶帅曾经几次在谈话中讲，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多的人口，多少亿的人口，还有这么大一支军队，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党和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人，要压得住阵，你得有威望。而且叶帅在这之前，在一次政治局会上说：我提出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人都不会害怕吧，他出来工作不会挑我们的刺儿，可是大家是不是有人害怕，我想不会有害怕的。李先念马上第一个站出来说，我赞成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邓小平能出来工作，叶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77年10日，在出席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叶剑英的发言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不受实践检验，那算什么理论？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要当常务副校长，中央已开晚会就跟我们传达，我们听中央的信息比较快，那时候小平出来了，77年7月他就出来工作了，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我们比较快的知道了，这是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就是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的，一定要继往开来。
在这些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了自建党以来，可以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的重要里程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做出了拨乱反正，迈向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决策。叶剑英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这一历史性会议的召开，为国家大局的安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叶剑英的女儿：“我父亲，他就是按照这样的一种，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和按照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去看待这个国家，去看待这个社会，打仗也是为了安定，最终的安定。建设也是为了最终的安定和平，就是说治世，治国的治，治世要靠和谐。社会和谐了，你能达到治世，否则就是乱世，那我们国家不能再有乱世了。”
《聂荣臻传》
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有一天王震来到聂荣臻家，在谈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时，王震气愤他说：“我的头发、胡子不剃了，什么时候粉碎了‘四人帮’，再剃！”聂荣臻的心情跟王震一样。
9月21日，杨成武来探望聂荣臻，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及其倒行逆施。当说到军队面临的严峻形势时，聂荣臻让杨成武立即到叶剑英那里，转告他的意见：“‘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
聂荣臻知道“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中央会议上耍赖，蛮不讲理，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他要杨成武转告叶帅：“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他还对杨成武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杨成武很快到了叶剑英那里，转达了聂荣臻的意见。叶剑英听了聂荣臻的意见后，要杨成武转告聂荣臻，他也有同感，说聂帅想的和他想的是一样的。待杨成武走后，叶剑英马上找来有关人员，一起商定：立即搬家，以防万一。
10月5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聂荣臻，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
１９７６年，杨成武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急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冲突无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纪录片《邓颖超》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邓颖超到西山叶剑英的家里，商讨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在她的台历上，十月一日、十月六日这两天的日期上划有圆圈作为记号。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陈云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说：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胡耀邦访谈录》（师东兵）
毛泽东逝世以后，我是最早看望他的人之一。我提到中国下一步的出路时，他这样说：[ 现在不好讲了，新的接班人还是要继续批我的，但是他不会长期地待下去的，他和那些人的矛盾马上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再看看下一步的发展吧。] 那时，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军队身上，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只要叶剑英能够控制了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至于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在我的心里一直产生着巨大的振动。我当时很耽心，如果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得到了邓小平的这些话，那是非下手要他的命的。邓小平估计得很正确，江青那些人当时主要是为了对付华国锋，解决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把邓小平这只死老虎放在心上了。这不能不说江青他们所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确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的几次打倒都使他避免了今后可能要犯的错误，使他准备好了自己的骨干力量和可靠的干部。”（胡耀邦访谈录）
水陆洲：《十月政变记》
（一）
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以后，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一些元老派的人物就已经开始酝酿着一次“解决问题”的行动。
一九七六年七月，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后，叶剑英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说：“这是全党的喜事。举国应该欢庆。只有你出任，全国才能长治久安。主席这个帅是选对了。”
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听到你身体不好，我应该去看望你。”
叶剑英忙说：“不，你住的地方远，工作也忙，还是我去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
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七月某日（另一说九月十九日），邓小平秘密来到叶剑英的家里，与叶密商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说：“我以为你也会惨遭不测呢，没想到你终于保存保存下来而且熬到今天，不容易啊！你真是大智若愚，韬略精深，我得向你学习，学习，再学习。
叶剑英说：“没有你前面冲锋，为我顶着，我也许早就倒下了。”
邓小平说：“你打算怎么办？这个形势还扭不扭？”
叶剑英说：“当然要下决心扭！解决完上海帮后，接着七五年的整顿继续整下去，一定要把中国引向正轨。
邓小平说：“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靠向那边？“
叶剑说：“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江青、张春桥在他当了总理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了。我们拉他们打，这个华国锋还不倒向这一边？”
邓小平说：“ 如果让他们把我们杀光，国家落入‘四人帮’手中，中国历史将倒退一百年。一定要彻底解决，连锅端！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剩，要除恶性务尽！”
叶剑英说：“只能一网打尽，这点我同意你的意见。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为好呢？”
邓小平说：“你能调动多少军队？”
叶剑英说：“还是通过政治局会议或者由华国锋出面好些。必须首先争取用合法的办法解决问题。”
邓小平说：“这是上策。这样也好向全国人民交待。也应该从最坏处作准备。一旦华国锋不愿干的时候，也要创造条件，逼蒋抗日！”
叶剑英点了点头，笑了。
七月的某一天，朱德逝世后，康克清走访叶剑英。
叶剑英问：“老总临走有什么交待？”
康克清说：“老总说：你去问问社会上所有的人，谁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人闹得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他还说，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县以上的干部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七月的某一天，王震来看叶剑英。
王震说：“叶公，天安门事件众心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非常气愤。”
叶剑英说：“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的将呀！”
五震说：“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难道我们不能先斩后奏。”
叶剑英很有同感地点点头。
王震说：“他们已经大失党心，丧尽人心，不可救药了，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吧！”
叶剑英说：“老人家虽然病重，但还清醒，不可轻举妄动。”他停了一会儿，不动声色地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
叶剑英微微一笑，冲着他又点了点头。
王震恍然大悟：大拇指是指毛泽东，倒过来暗喻等他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王震说：“对！还是叶帅想得深，看得远，这样的大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锤子买卖。”
七月的某一天，毛泽东的病情急剧恶化处于抢救阶段时，汪东兴与华国锋进行过一次谈话：
汪多次找华谈心，汪先说，「万一毛有意外，我会象尊重毛一样来支持你的。」
不久又说，「江青他们处处向你进攻，让你为难，你要当心呀。」
最后汪摊牌了，「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由上海带头围攻你。工作已经很难办，你看什么时候把江青干掉算了，怎么样？」
汪东兴说：“主席对你很信任，我们要帮助你。请你放心，一旦主席有什么意外，我会像尊重主席那样来支持你的。”
华国锋说：“我没有多少经验，非常感谢5对我的帮助。”
汪东兴说：“你必须从各方面有所所准备，不然大权旁落。”“主席的文稿事关重大，你必须紧紧控制住，困为中央只有你才是主席的合法接班人，其余都不是！”“主席一旦不在，谁都会举着主席的旗帜行事，如果主席的文稿发生差错和意外，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华国锋说：“这个问题还是由你来考虑吧，一切由你来决断，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
某年某月某日，胡乔木来到办公厅，汪东兴托他给一些老将帅捎些话过去。
胡乔木说：“我看主要是张春桥在捣腾，应该把他搞起来。”
汪东兴说：“只搞一个人不行，那是一帮人呀。”
（二）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以后，以叶剑英为中心的元老派和以江青为中心的文革派都开展了紧张地活动。
九月九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和悼念活动。
在会议中，江青提出：在公布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时，向全国宣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叶剑英说：“邓小平该怎么办，这是以后讨论的事。”“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江青说：“国锋同志是主席选定的第一副主席，我们当然要以他为中心，我可以号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要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九月九日日上午，叶剑英在会议还没有结束时离开会场，回到家里，聂荣臻和王震已经在等候他。
叶剑英说：“你们也准备一下吧。”
聂荣臻说：“准备什么，早准备好了。”
叶剑英说：“他们现在依然十分猖狂，又想把批邓运动升级，居然提出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王震说：“这可是重要信号，说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大干一场了。如果我们再不下手，等他们把小平暗害了，再把你软禁起来，这就彻底砸锅了！”
叶剑英说：“我看他们还不敢马上下手。”
王震说：“但是兵贵神速。”
聂荣臻说：“到江青搞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再下手，恐怕就来不及了。”“华总理的态度怎么样？”
叶剑英说：“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压力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上海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一部分权力，这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三是坚决同他们斗争，和我们完全站在一起，彻底打倒上海帮。”“华往哪条路走的可能性大，现在还不能说死。你们要坚守岗位，密切注意军内的动向。”“汪东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要想法把他拽住。”
九月九日日上午，江青、张春桥找陈永贵谈话。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房和办公室取走几份文件。
九月九日，叶剑英走访华国锋。
叶剑英说：“不管有些人在你身上打什么主意，我和一些老同志都是坚决站在你一边的，你可要拿定主意。”
华国锋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
叶剑英说：“可是人家却抓得很紧，我看他们都急于登台了，他们眼中根本没有你。你没有看到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那个态度吗？”
华国锋说：“她从来就是那个样子，总是爱居高临下嘛。”
叶剑英看出对方没有继续深谈的意思，又随口说了几句工作上的事情，便起身告辞。
九月九日，汪东兴把江青从张玉凤处取走几份文件的事告诉华国锋。
华国锋说：“不要追回来。我看过几天再说，也许她只是查阅一下文件内容。催急了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汪东兴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
汪东兴命令：毛主席存的文件，必须由中央妥善保管，任何个人未经批准，不允许擅自启动。
九月九日，迟群在清华大学讲话：要特别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
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讲话：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他的讲话记录送给了毛远新。
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王洪文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擅自指示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另立办公室，并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一、在毛泽东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各省、市的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王洪文办公室的通知后，立即与华国锋联系，提出疑问。华国锋得知此事后，经与叶剑英商量后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的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汇报。
九月十一日，苏振华向叶剑英报告：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民兵组织已经发放了武器；
上海的民兵队伍也活动异常；
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新召集几个部队 负责人谈话、开会，情况十分反常。
苏振华说：“我看是先把张春桥、王洪文这两个人抓起来。”
叶剑英说：“不止他们俩，要动手就不是个把人的问题。你们一定要沉住气，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九月十二日，迟群、谢静宜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学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信。
九月十二日，聂荣臻委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九月某日，在李先念和陈锡联等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著去了。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九月十六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李先念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刚落，有的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这使李先念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
九月十六日，姚文元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提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九月十七日，姚文元不断给新华社打电话，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九月十七日，叶剑英第三次走访华国锋。
华国锋说：“刚才是你来电话吧？你是想问昨天报刊上透露的那条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的事吧？
叶剑英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知道这个嘱咐，你们却来问我，我很奇怪。”
华国锋说：“是很奇怪。我丝毫不知道这事，也没有任何人事先给我汇报这件事。其他人都说不知道。”
叶剑英说：“你作为主席的接班人，竟然被人蒙在鼓里。怪了，主席的临终嘱咐拒接班人于外，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敢断定，临终嘱咐是伪造的，是彻头彻尾的伪造！”
华国锋说：“他们竟敢干这种事？他们竟敢干这种事？”
叶剑英说：“现在，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把自己装扮成毛主席的化身，好像毛主席对他们有什么特殊交待，这样他们才能藉助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盗名欺世，好篡党夺权。”
华国锋说：“此事暂且不要和任何人公开，我们再看看下一步形势发展再说。这件事关系太大了，太大了。”
叶剑英说：“你再看下去，大权就会旁落了。我实实在在是不忍心看着毛主席领导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断送在那帮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手中。”“许多老将军、老同志都看着你，只要你果断地下令，我保证让军队和老同志们都听你的的、支持你！”
华国锋说：“你是说------”
叶剑英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追悼会后，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华国锋说：“不不，你要冷静，千万要冷静，不到紧急关头，千万不能采取过激措施，弄不好会出乱子的。”
叶剑英说：“你怕，人家可是不怕啊。等到人家先下手了，你我再下手就晚了。发表这样的毛主席指示，事先也不请示，弄得密不透风，这不很说明问题吗？”
华国锋说：“问题还没有暴露透，再看看。”
叶剑英说：“暴露透就晚了。”
华国锋说：“别急，让我再想想。”“关于他们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再妥善地考虑一下，弄急了，弄早了，都会造成想象不到的局面。我看，无论如何等到把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开完再说吧。”
九月十七日，深夜，叶剑英走访汪东兴。
叶剑英说：“我和老同志们议论了一下，认为现在到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汪东兴说：“在这些问题上，我坚决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剑英说：“你要考虑一个完整的方案。”
汪东兴说：“这还须从长计议，范围无论如何不要大了，但一定要有华总理指挥，而且要绝对保密。”
九月十八日，在追悼大会上。
杨成武问李先念：“快了吧？”
李先念说：“快了。”
王震对聂荣臻说：“你听到了吧，批邓的调子还蛮高哩，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得赶快催促叶帅决断。”
聂荣臻说：“会后我们再去叶公那儿一趟，给他再烧把火。”
九月十八日，聂荣臻到小凤翔访叶剑英。
聂荣臻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流血牺牲，跟着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老革命家打出来的天下，决不能被那帮野心家、阴谋家篡夺。”
聂荣臻早就对江青恨之入骨了。一九六八年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藉口蔡家崖特务谋害毛主席事件，指责聂荣臻。后被毛泽东制止。聂荣臻对叶剑英说：“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报复人不择手段，甚至能拿出几十年前的老帐来和你清算，能受得了吗？这个人是个害。”
九月十九日，几天来，叶剑英已先后找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耿飚、罗青长、梁必业、刘志坚、熊向晖、王诤、张廷发、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苏振华、吴富善、粟裕、萧劲光、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宋时轮等个别谈话。
叶剑英派他的“联络官”王震徵求意见的名单中，头一位就是陈云。
王震一见陈云就问：“你老有什么妙计安天下？”
陈云说：“剑英有办法，他是久经风霜的人，懂得怎样处理这些事”。
追悼会刚结束时，陈云又给叶剑英捎来口信，想见见他。
某一天，叶剑英找李德生谈话。
叶剑英说：“当前全国形势这样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说：“这件事需要叶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要我做什么，提前给我打个招呼。我一定照办。”
九月二十日，陈云、邓颖超来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
陈云说：“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去世，全党的弯子一下子很难转，要尽量争取争取合法解决才好。这样，震动会小一些。”
邓颖超说：“比较难办的是那个演员。她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
叶剑英说：“我们公布主席多年来对她的批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陈云说：“那时，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时候。现在，老人家到了九泉，我们就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他们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藉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邓颖超说：“力争合法。要合法，有一个人一定要想法让他站出来。”
陈云说：“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叶剑英说：“请你们放心，这人的工作，我正在做。估计到时候，会站出来的。”
九月二十日，聂荣臻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
聂荣臻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叶剑英软禁了，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中国为此要倒退几十年。还说：解决"四人帮"问题，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请叶剑英早下决心。
叶对杨说：请聂荣臻放心。
华国锋和叶剑英“结盟” 作者：熊蕾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9日），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中共高层特务。1949年之前奉命在国民革命军胡宗南部进行间谍工作，1949年后在中共外交界工作。
1970年11月，任共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
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题记：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然而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无他，只因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生前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史料。如今，华老已经去世，笔者认为，把这个尘封32年的历史过程公诸于世，不至于再犯某些人的忌了。同时，这也是笔者对华老这位有大功于历史的伟人的一种纪念。必须说明，华国锋和叶剑英从来没有“盟”。但是，他们能够心心相印，走到一起，才可能产生最后粉碎四人帮的举动。采用“结盟”二字，纯粹为了标题的简明。】
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是老爹熊向晖。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对我们守口如瓶了。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这些人前些时候虽然也因毛主席的批评沉寂过，但是周恩来病重辞世以及邓小平的一些言行，给了他们再次兴风作浪的生机。 这次批判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那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来，老百姓怕很难再有好日子过。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老爹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 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总是靠冲冲杀杀来谋求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就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邓颖超见了杨振宁及杨母和妹妹。对那次见面，老爹有专文记载，题为《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收入其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这里不再赘述。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10 时，老爹到了人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17日凌晨2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华说：那就是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嘛！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有些记述叶帅在1976年的文章说，叶帅是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 2 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老爹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他把这个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这段插话。 这段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这个记录稿是华自己改定的。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大会堂外面。听了老爹的话，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老爹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又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9月18日，为全国追悼日。当天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会。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局开会，也不用销假了。 9月20日，选基来找老爹，告诉他一些新的情况：一次政治局讨论治丧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开除邓小平出党；第二，华国锋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积极，批邓更不积极，领导中央不得力；第三，暂时还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当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点意见，不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主席的意见，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叶帅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是认为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叶帅说，主席说的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主席刚逝世就翻过来，这不行。但是叶帅赞成江青的第三点意见，就是仍然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一说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不表态。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 ”，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正如聂帅所言：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虽然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人们感到，决战已经临近。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汪东兴又带着部队去江青处把她也抓了起来。 选基说，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挑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他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2010年9月20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