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一章 十月政变
第二节 新贵派的阴谋
本节资料
研究资料
《华国锋回忆粉碎“四人帮”经过》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6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
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
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O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
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七十九岁了，你年纪比我小二十多岁，我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来源：炎黄春秋)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作者：吴德 朱元石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于毛主席的赞同，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党的十大也使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我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而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 华国锋问：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
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1971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1971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 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 可能是10月4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10月4日5点多钟，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 “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 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二、通过第16号文件1976，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在讨论16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稳定首都局势，北京不能乱，出事由吴德负责任。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 本文节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华国锋主动出击 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行动，因用异常方式事实上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历程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
但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内幕，多年来处于模糊状态，许多谈论大概都依赖于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和《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两书所提供的内容。近年来，随着一些高层知情者、尤其是高层亲历者的披露，使我们对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清和越来越细的了解。
谁是第一时间的首倡者？
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谁是首倡者？对于这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叶剑英，一说是华国锋。那么，哪种说法可靠呢？
依照前面所提的范硕的说法：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叶剑英有意识地主动接近和靠拢华国锋，逐渐说服了处于犹豫不决、彷徨不定的华国锋，并帮助和促使华国锋下定决心，与叶剑英一道结成联盟，指挥其他参与者，粉碎了“四人帮”。例如，范硕写为毛泽东吊唁期间，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而苦恼，便劝华国锋要敢于起来斗争时，这样记述：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竞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以上记述看，叶剑英是主动，华国锋是被动；叶剑英态度坚决而明朗，而华国锋则决心未定。
可是，依照一些亲历者的说法，华国锋才是真正的首倡者。《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发表了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的《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文中写，1999年3月9日上午，华国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华国锋口述：
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请看，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华国锋也是急不可待地开始主动出击了。没有任何人的劝说，他就下定决心要搞掉“四人帮”。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l期刊登了程振声的文章，叫《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该文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该文说：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华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
新近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也证实了确有此事，时间、事情经过、谈话内容与程振声一文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吴德回忆录说，华国锋去李先念家不是突然造访，而是事前给李先念去过电话约定。
从以上华国锋本人的口述、吴德本人的口述和程振声的文章看，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态度是积极而主动、鲜明而坚决的，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两个细节不一致。一是，华国锋本人说是他请李先念来家中密谈，而吴德和李先念却说是华去李家密谈的；二是，华国锋说的时间是10日即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而吴德和李先念说的时间是11日，相差一天。虽然有人曾经在《党的文献》2001年3期撰文认定是11日，但这些细节恐怕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核准。
《吴忠传》也提到华国锋找李先念之事，写道：“华国锋秘密走访李先念，请李先念找叶剑英谈两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该书证实了有此事，但未提到时间。
华国锋之所以主动出击，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根据吴德、邬吉成等人的回忆和一些可靠文献的记载：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授权，便指示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通知后，满腹狐疑，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获悉后，即找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进行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正式向全国通知：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办值班室；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直接向华国锋报告。
这件事给予华国锋触动极大，他万万没想到“四人帮”如此急不可待。华国锋清楚地看出：其一，王洪文这个动作，是企图架空他华国锋本人，进而染指和谋取中央最高权力；其二，“四人帮”没把他华国锋放在眼里，虽然王洪文的图谋遭到挫败，但他们还会继续使招，他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较量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已!“四人帮”的急不可待，逼使华国锋也急不可待，于是他立即委托李先念联系叶剑英。所以，是王洪文的出击动作之因，结出了华国锋的反击动作之果。
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叶剑英首倡说可信，还是华国锋首倡说可信？华国锋首倡说可信。理由是：首先，华国锋本人是亲历者，且有多方证据支持；其次，根据吴德口述：华国锋曾亲口告诉吴，当时叶剑英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曾先后两次去华家。据我查证，实际上有三次，一次是在9月21日，另一次是在10月2日，还有一次是在10月5日，这三个时间表明，叶剑英已不具备在最高层首倡的机会和条件了。再者，密商粉碎“四人帮”之事，直接关系到每位参与者的生死存亡。在没有摸清和了解对方政治态度之前，谁也不会、也不敢张口，谁都会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否则就会搭上身家性命。因此，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除了华国锋有资格、有本钱首倡之外，还无第二人能做。历史选择了华国锋首倡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
华国锋动作迅捷，给李先念布置完任务后，马上又于9月11日亲自出面找汪东兴谈话。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地位显赫，大权在握。华国锋要解决“四人帮”，非得依靠关键人物之一的汪东兴不可。汪东兴与“四人帮”关系紧张，曾多次被他们刁难和伤害，故当华国锋征询意见时，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3日，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后，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吴德口述历史中也说：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回来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了叶、李谈话内容和叶的态度。摸准叶剑英的态度，对华国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叶剑英是政治局常委、长期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在军队享有极高威望。有了叶帅的支持，就差不多等于有了整个军队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和政治局开会时，又有了一个坚定而可靠的支持力量。叶、李的明朗态度，使华国锋心里有了底，帮助和推动了华国锋进一步扩大动作的范围。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纪这样一表态，别人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因为大家互不摸底。本来华国锋是想了解这些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以便寻求更多更大的支持力量，做好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在这么大的范围谈论如此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华国锋决定改变工作方法，搞“个别串连”，同信得过的人士密商。
纪登奎的这一表态，使华国锋和其他积极参与者不得不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一来，在粉碎“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中，纪登奎没有起到和发挥任何作用。这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遗憾的。虽然纪登奎被边缘化，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出卖华国锋等人，也没有向“四人帮”集团透露有关“9·16”会议的任何情况。
“9·16”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以华国锋为首的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联盟已初步形成，并且这个联盟在第二天即9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二是毛远新要不要回辽宁。江青带头发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跟着起哄。华国锋、叶剑英联手迎击，汪东兴配合默契，在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四人帮”的阴谋再次受挫。斗争考验着人，也帮助华国锋认识了人，认清了人。
为了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华国锋曾先后4次与政治局委员、代叶帅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上将商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还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上将商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两位上将均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亲自出面做工作，收到了很好成效，争取到了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所以，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华国锋敲定粉碎“四人帮”的最后方案
华国锋与政治局多数同志沟通思想后，便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着手解决“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方案。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从9月13日收到华国锋的信息，至亲到华家拜访，中间隔了整整9天。对于叶剑英来说，这是漫长的9天。因为他在这9天中一直苦苦思考要不要回答华国锋？怎样回答华国锋？叶帅一生谨慎，对解决“四人帮”这样的大事，他绝对不敢掉以轻心。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他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暗中仔细观察华国锋。经过9天的痛苦思考，他认定：华国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信得过，靠得住!他应当坚决支持和大力辅佐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推动下，他与华国锋进行了历史性的晤谈。在商量如何处理“四人帮”的方式问题上，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的高层同盟者中秘密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最佳实施方案。吴德支持华国锋的决心，说：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四人帮”顶多有4张半票，这半票指的是跟“四人帮”跑的吴桂贤，时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而华国锋这一派占有多数；二是召开中央全会投票决定。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认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反复掂量，“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这天晚上，华国锋、李先念、吴德三人还讨论了什么时候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在这次密会上，华国锋提出了“早比晚好，越早越好”的行动方针，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三人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结束。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他们三人的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获悉后，表示完全同意。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9月26日的小型会议最终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方案和初步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时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对李先念、吴德二人说：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他才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一旦定了这个决心，华国锋等人就再也没有犹豫过和动摇过。
“9·26”会议还意味着，华国锋实际上已获得政治局多数的支持。这就为华国锋等人在尔后的“9·29”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挫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奠定了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共同基础。
华国锋主抓方案的落实及具体措施
此时，“四人帮”也在抓紧活动，抓紧准备。张春桥曾两次到中南海江青住处长谈。9月28日，江青在迟群等人陪同下去了昌平驻军某部，王洪文去了河北保定驻军某部，张春桥去了通县驻军某部。“四人帮”抓“枪杆子”的活动，不能不引起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9月30日晚，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由于9月29日晚“四人帮”大闹政治局，双方斗争激烈，阵线已基本明朗，所以叶帅与汪东兴已经清楚彼此在同一战壕，故谈话直接进入主题。叶剑英指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了，要以快打慢。这次叶、汪会面，有可能是他们之间为粉碎“四人帮”而进行的第一次直奔主题的敞开心扉的谈话。接着，叶剑英又马不停蹄地再次造访华国锋商谈，希望华尽快下手解决“四人帮”。
当晚，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俩人沟通了相互与叶帅的谈话内容后，华要求汪赶快拿出一个具体执行措施，汪答应第二天拿出后再来向华汇报。
据吴德回忆：也是在l0月2日这天，华国锋来到吴德住处。华国锋、吴德、汪东兴向来过从甚密，且吴德与华国锋同住东交民巷，来往也方便。华国锋要求北京市委积极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吴德提出“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如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应隔离，华国锋表示同意。
要彻底粉碎“四人帮”，还必须保证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这两支武装力量掌握在正义一方，因为胜负的砝码在很大程度上就押在这两支武装力量身上。动用这两支武装力量，则直接牵涉到两个关键人物，一是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二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在华国锋看来，汪东兴绝对可靠，但吴忠还不了解。吴德向华国锋保证：吴忠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于是，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并向他进行了政治交底，吴忠当即表示：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实际上，在华国锋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上司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这条渠道，做通了吴忠的工作。吴忠请苏振华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调动卫戍区的一兵一卒。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要吴德到他住处，俩人再一次全面检查了准备工作以及哪些环节尚未完善需要补救等等。与此同时，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俩人商量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当日下午5时，吴德离开华国锋家，谁知吴德刚到自家，华国锋来电话又要他再去。吴德急忙赶去，见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汪东兴向华国锋、吴德通报了他和叶剑英商量的行动方案，三人商定：由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届时由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同时，由吴德和吴忠负责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并派卫戍区部队迅即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及中央机关、北大、清华等单位和学校，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吴德后来说，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了。
范似栋：《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摘要） 汪对江的态度平时是不冷不热，公事公办，能避则避。真要有事，也只有他能顶江青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江青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红得发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党的江苏厅开会，江来了要找周。周当时的卫士长迎了上去，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突然大怒说，「你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不肯逮捕周的那个卫士长。周的夫人邓颖超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不同意。对别人说：「那个卫士长跟了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江青一句气话，就把人家扔掉了。」后来汪让那人去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劳动。江青知道后也没再说什么，因为汪的背后是毛泽东。
汪东兴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的关键人物。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但江青反对，周也就不敢支持了，使汪的提名成为难产。后来黄永胜出面支持，两派最后达成妥协，汪才被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汪自然对林彪感激，在九大的华北组会上汪也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汪并不知道毛、林之间的争议，还以为他们的关系很好。毛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伙的，把汪臭骂了一顿，「有人要给你大官做，但不是我给，你现在翅膀硬了，要改换门庭了。」又让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汪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才重新取得毛的信任。
汪对毛后的政局也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在中共内部，表面上看，三派势力的力量比较，文革派最大，中央常委四人中占了两位，王洪文和张春桥；政治局中占了两位，江青和姚文元，还有毛远新，地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中间派次之，中央常委占一位，华国锋；政治局委员占六位，李德生、陈?联、纪?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元老派最弱，中央常委占一位，叶剑英；政治局委员占四位，李先念、刘伯承、许世友、韦国清。文革派最团结，中间派最有行政实力，元老派最有潜力，最得人心。文革派是毛泽东吹大的气球，毛一死难免漏气。张春桥是个明白人，文革派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势必采取攻势，打击元老派，目的是把江青捧上去，建立文革派在中央常委中的绝对优势。文革派要想发动攻势，必须先取得中央保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的控制权，确保自身的安全。所以汪东兴自知斗争的焦点将落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有了先下手为强的念头。万一江青上台，岂但是官位问题，性命也难保。
张春桥和汪的关系不错。九大的时候，张当着大家的面对汪说，「以后右派搞政变的话，就要靠你了。」至少张不认为汪是文革派的敌人。所以毛刚死，张出了主张，让他们四个人，再加上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共八人一起手拉着手，在毛的遗体旁一起照了相。这就是张继承毛的遗志，划定的联盟范围和战略布置，即团结中间派，进攻元老派。但是这只是张的一厢情愿，汪不相信江青依她的性格会听张的话，受张的约束。江青长期受毛泽东唯我独尊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当女皇。毛死在江看来，她当女皇唯一的阻力没有了，其它任何人江青都不放在眼里。汪还深知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文革时期，江害了很多她在上海三十年代演艺界的朋友，甚至江以前的保姆都不放过，那时还给关在监狱里。所以虽然张春桥多次向他示好，汪也决心不投靠江和她的文革派。汪对华的印象不错，曾经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华刚被选定为毛的接班人，汪就有了和华联盟，一统天下的愿望和计划。汪和华一样都是文革时期的得利者，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主张上不象文革派那样偏激，也不愿象文革派那样围着江青转。汪也对元老派怀有很深的戒心。汪是毛泽东的卫士出身，能有今天全靠着这棵大树。元老派被毛压了这么多年，往后决不会把他当自己人。
九六年七月，毛已经神智不清，看来再难恢复。汪故意多次找华谈心，汪先说，「万一毛有意外，我会象尊重毛一样来支持你的。」不久又说，「江青他们处处向你进攻，让你为难，你要当心呀。」最后汪摊牌了，「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由上海带头围攻你。工作已经很难办，你看什么时候把江青干掉算了，怎么样？」华支支吾吾，有几个月没敢回答汪，这毕竟是宫廷政变，天大的干系。毛曾经评议华「厚重少文，但是办事不蠢呀」。华反复考虑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有一点他很清楚。华的主席名份虽然重要，但比不上汪的锦衣卫加御林军的实在。如果华不和汪结盟，得罪了汪，反而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能断送。即使华和江青他们联合在一起，要撼动汪东兴的八三四一部队和中央保卫局也难，所有的电话通讯，甚至车夫、门卫、保姆都在汪的手里。华甚至担心自己的睡房里已经被安装了窃听器。
华?心忡忡，他万万没有想到形势会这么严重，毛一死这么快就箭拔弩张，个个都象白眼狼一样。如果不是汪一再催促，给他压力，他是不会上这个船的。一是他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二是江青的主要矛头明显是对着叶剑英和邓小平他们。华想，等到他们两派闹起来，那时才出手不是更好吗？那样华也不会落下个对不起先帝爷的名声。但是汪不依不挠，就怕江青他们先下手。万一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把他九大时期给毛泽东的检查翻出来，汪就全完了。生死存亡，间不容发。政治斗争不能半点手软，也不能有半点同情心。华理解这一点。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
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许拿。」张玉凰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凰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
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
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凰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对汪的动粗提议，华国锋迟疑不决，他要先摸摸元老派的底。九月廿一日，华国锋找到李先念处，先说了毛死后他工作上的困难，江青如何如何制造麻烦，等等。然后请李去问问叶剑英，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华并没有对李说明他和汪的真实意图。
九月二十五日叶和华在玉泉山，叶的新家谈了第一次话。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华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叶表了态：「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九月廿七日，华和叶一起到中南海汪的住处「南船坞」和汪商量。这次三个人开门见山，就谈如何解决四人帮。华国锋还想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汪东兴反对说，「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人比你的多。而且开会人多手杂，怕出意外，不如学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由我们来干，秘密逮捕，这样反而有把握。」叶起先只是听，看到汪的决心很大，非干不可的样子，心里暗暗高兴。说，「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以快打慢。具体怎么办，东兴你自己决定，我们用不出力，但我们做你的后盾。」华看叶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叶还建议事情成功后可由元老派的一些人出面帮助维持局势。
三人商议后，叶就去向许多中共元老们吹风，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要苏振华、秦基伟、耿彪等人和他保持联系。元老派的人早在毛病重期间就埋伏在上海，现在更加密切注意上海方面的动静，作好了各种准备。即使汪东兴不发难，早晚元老派也要利用民心和文革派最后摊牌。现在，各路人马开始秘密行动起来，互相串联，许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家庭开始嘀嘀咕咕，议论纷纷，不再是以前无目的地空发牢骚而已。
但是，叶虽然和他的老朋友们谈论四人帮如何如何不好，以及如何如何对付四人帮等等，却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三人合议的事，更没有提到汪东兴即将行动。李先念虽然先前给华国锋传过话，知道要解决四人帮，会有大变动发生，但这时也不知汪东兴的具体政变计划。叶、华和汪三人最担心的是，一有风吹草动，江青他们跑到上海去。元老派都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老狐狸，他们凭政治舞台上的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能猜出了个大概。他们在心里盘算，「华国锋和江青他们有了矛盾，来找叶帅诉苦救助，好戏还在后头呢。」「叶帅现在公开表示对江青的不满，这可是以前没有的呀。」
我们所知道的姚依林这时也悄悄地来到了上海，用了一个化名，住在一家旅馆里。他手下有一个小组。他们利用一些个人关系，专门收集上海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是因为元老派担心上海和北京的电话联系可能被文革派偷听。后来他对自己家人说，「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二九年就搞过，这次又用上了。四人帮哪是我们的对手，差得远了。」姚依林原是周恩来的亲信，文革前是商业部部长。现在是元老派中的一员大将。由于长期从事经济事务，所以和李先念、陈云的关系最好。在十月六日之前，他都不知汪东兴即将发动政变。
十月四日，华国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汪再也睡不着了。汪找来他的的副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李鑫曾是康生的秘书。前一些日子，张春桥和江青看上了李鑫，以为他是康生的人，许诺将推荐李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三人随便聊了一会，就问李一些关于警卫团的事，李回答得很畅快。结束后半个小时，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汪。李不是有意要出卖江青他们。因为工作的规定，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写工作汇报。刚才进江青的房间的时候，李鑫保不准有人看见。在中南海里什么事都瞒不住，谁也不敢违反汪的命令。李鑫以前的首长康生已经不在了，现在他需要新的靠山和朋友。汪不仅有实力而且也是值得信赖的人。这次，汪要求李鑫告诉华，说李得到的情报，毛远新从潘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带。李有点吃惊，他担心这样说了华会不会不相信，以后又怎么办？江青、张春桥都住在中南海，文革派搞军事政变不是把他们自己给陷在里面。这样瞎编是不是有点过份？李正在想，汪一句话，「这你不用管」，把他压住了。凌晨，汪和李一起去见华。李汇报了汪指使他说的事。汪等李先走了才对华说，「现在这个形势，不动也得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华国锋还有顾虑，「万一其它政治局的人反对怎么办呢？」华指的是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中间派的成员。「谁跟四人帮走，我就抓谁。」汪突然大声把华吓了一跳。
晚上，汪东兴又去华国锋处。他要继续给华压力，直至华下决心为止。华的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文革派说是毛泽东的遗训。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就是今后中国的政治要按文革派的路线进行。而华不同意。华说他接到的毛泽东的手书是「按过去方针办」。华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自然希望今后的大事决策由他说了算，这样就和文革派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之前，华曾向文革派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但是他们不听华的，还是坚持自己的那一套。华把毛的这句话看得很重，看作是他的护身符，是他全部权势的根源。而文革派首先要修改和否定华的那句话。这已经说明，文革派根本不把华放在眼里。深夜，已经疲惫不堪的华国锋对汪说，「不是我想这么搞，实在是他们逼得我这么搞。」华不敢说汪东兴逼他，只能说「他们」，好象是「四人帮」。这样终于同意了汪东兴具体制定的方案。行动时间是十月六日晚上，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汪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大家论坛编者按：看来，这篇文章是汪东兴一派人写的。因为，他把“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主要归功于汪东兴，而抹煞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的领导核心作用。）
韩 钢：《历史真相与未解之谜——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３５年。３５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９月１８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９月１０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９月１１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９月１３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９月１４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９月２４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９月２１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９月中旬、９月２５日和１０月２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９月中旬或２１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２４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９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９月１１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９月１６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９月１６日，而吴的记忆是９月２６日或２７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李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又分为三个部分，中南海内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负责。为此，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五十来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关于准备工作，实际上还有一条线被人们忽视了，就是高层经由叶剑英同一些军方人士和党政军元老打了招呼，如李德生、张廷发和聂荣臻、陈云、邓颖超等。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也是一种准备，特别是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司令员）打招呼，更是对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预设。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１０月６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丰泽园内抓捕江青、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１０月７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作了叙述，但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详尽。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过去人们只知道会议结果，如今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新史料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
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因此，
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环。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吴德口述最早作了比较详细的忆述，周启才的口述则更为详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１１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６日晚上十点开到７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作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会
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还是周启才的回忆，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尚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
2010年9月27日初稿
2012年3月1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