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清理帮派体系骨干分子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于会泳嗅到“四人帮”“出了事”的征兆后，打电话，到处探风摸底。
八日早，一个骨干给他们报告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于会泳等人抱怨“四人帮”没有抓到枪杆子，“动手晚了”。于会泳说：“有枪还能对付一下。”
于会泳和另外两个人进行了七、八个小时的密商，又和第二把手单独密谈，策划应变。他们说“我党多灾多难，还会有反复”，说“历史上只有叛军而无叛郡”。
于会泳还以“我们都病了”的暗语，向上海报警。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下午三点，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朱永嘉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
徐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七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马的秘书）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会议就散了。
另外王秀珍还要金祖敏的秘书缪文进（金）去北京打听消息，并约定暗号，如果情况严重，就说心肌梗死，同时王秀珍还对公安、民兵作了部署，准备反革命的武装暴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晚上，上海市委常委会议，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
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进（金）打电话来讲老娘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
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
王秀珍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两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舆论工作朱永嘉去准备。
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
一、现在开始作武装起义的准备；
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
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
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散会以后，朱永嘉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文化部艺术局召开千人大会，在会上高喊“向江青致敬”。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晚，在上海的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召集部份人员开会
这时，从各方面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是出事了，于是又重新提出八日晚上那个方案，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出动民兵保护报社电台，封锁交通要道，港口只要沉一条船就能把航道堵住，机场去几辆大卡车，便能封住跑道，还问了全市煤、电、粮的情况。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中国京剧院的骨干举行会议，认为逮捕四位领导人是“鸿门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湖北省委向省直機關傳達“四人幫”被抓
胡厚民私下說﹕“我作好了坐牢殺頭的思想准備。斷定這是一次右派政變。”“同志們准備迎接最艱苦的風浪﹐已經是考驗同志們的時候了。”“你們以後不要亂跑了﹐特別是不要到上面頭頭這裡來﹐把毛主席給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憶一下﹐自己領會就行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谢保安听到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的消息
一些朋友在我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我当时有一份谨慎，联想到我们会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要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我去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还不相信，说根据报纸的报道口径推测应该如何。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我当时在铁路上分配的工作单位在铁山，我想我应该回铁山去了。我到单位之后，因为曾经是准备补台的人选，所以受到他们非凡的礼遇。因为当时气氛已经不是很正常，我想应该先去探访一下父亲，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云南省黄兆其得知逮捕四个领导人的消息，十三日、十六日，两次召开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的会议。
黄兆其认为这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
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
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策动军内X X×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志“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中午，何立宽得知消息后，认是是“右派政变”，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动向和行动计划。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即将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起义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了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电报，暗示沈“到南京采购货物”，迅速返昆。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刘殷农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人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人，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准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起义的动向，
黄兆其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凌晨四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意见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将丁行红原准备的十一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武器弹药的准备（除将向李传田等人搞到的左轮手枪和七六五手枪及子弹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十月十三日和十九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三发、军用手榴弹四枚。十七日、十九日，何立宽又要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找×政委、×副政委要武器弹药。）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十月十五日下午，刘光兴在州医院李国樑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樑等人开会，认为逮捕“四人帮”是“右派政变”。
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
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黄对柯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黄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
十六日下午柯平等人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
十七、十八日，刘光兴分别向州水电局吕××，楚雄县陶国培“打招呼”。要陶国培“先派几个人进哨区掌握情况”。
十月十八日，晚，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樑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策划武装行动计划。
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四个县，大约有三千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二千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还由涂晓雷等写作了所谓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旬，‘工農兵’頭頭研究決定﹐對造反派的主要頭頭要抓起來辦學習班”﹐“交代問題”
“武昌（漢陽）以武重﹑武鍋﹑武船﹑漢軋的同志為主”﹐將“夏邦銀﹑朱洪（鴻）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勛等人抓起來”。“其目的有三點﹕1.掌握‘四人幫’插手湖北﹑武漢的情況和(有)牽聯(連)的人和事﹔2.三鋼頭頭打﹑砸﹑搶﹑抓﹑抄的罪惡行為﹔3.湖北﹑武漢個別領導干部與‘四人幫’的牽聯（連）和支造的事實真相”。
（汪揚（長江儀表廠工人﹐百萬雄師Z口區宣傳部副部長﹐1977年提拔為武漢復印機總廠副廠長﹐後調市經委並提為正處級）披露﹕《波瀾歲月》179頁至183頁﹐自費印刷﹐2003年）
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萬雄師”極少數骨干分子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眾組織“工農兵”非法關押一個多月。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二年七月，胡厚民被關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號看守所。
一同關押的还有楊道遠、夏邦銀﹑朱鴻霞。原來因“北決揚”案件被抓的人也都关關在這裡。
一九七六年十月，谢保安挨整的经过
回来之后，武汉铁路分局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捉我，因为赵修曾经带领我到处吹，说要给我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他把我当了一条大鱼。当时听说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我的级别蛮高。这次被抓实际上不是组织行为，而是百万雄师的人看到势头有利冲出来行动的，
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作出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成天被他们许多前呼后拥，
曾经被他们押到武汉体育馆参加铁路系统主持的夏朱胡批判大会，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们。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刘国栋枪走火打死人的事情，就被他们说得复杂无比。
到了春节的时候，他们看实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说谢先生也没有蛮大的问题，放叁天假回家去。回家之后也是凄凄惨惨。
等到叁四月份的时候，个性的东西找不到，共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他们就日夜擂，要我承认说过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这个东西可以定性成现行反革命，我就拒不承认。后来四面八方的证据都汇集来了，以前在家里谈天的那些朋友，现在都落在项目组手上，在车轮战和逼供信之下许多人承认了，而且说是在我家里说的。我没有办法就说，我无所谓了，也记不清楚了，文革中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没有深入认识到他们竟然是“形左实右”，可能当时是有这个认识，到底说了这个话没有，记不清楚。有了我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就说我是破坏清查，就把我押到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蕲，到处批斗。
最后在一个批斗大会上，宣布我的十大罪状，要对我实施拘留，用手铐把我反铐起来押走。到了看守所，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先要自己念一遍监规，把我丢进京汉街的一个土号子里。隔了些时，项目组就把我的行李送过来，铁山那边也把我的工资送来登记寄存，以后买肥皂什么的，就在这个钱里面开支。先是把我关在一个12人的大号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天了，非常炎热，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用毛巾擦完汗，又没有水透，毛巾就总是滑腻腻的。进号子之后，预审科来核实过一次，再也没有提审。这个时候精神上轻松了，逼供信和车轮战没有了，希望早点判。
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轮番外调，经常有许多人的项目组来找我，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有287次外调记录，后来监狱管理人员不耐烦了，就说谢先生级别蛮高，一点小事情就不要来找他。这个时候的待遇是一天9两米，早上九点半和下午四点半各吃一顿，就是觉得饿得慌，饭出来就闻到特别香。那个时候在墙上刻了一道印子，下午太阳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开饭时间，天天就熬着等那个时候。此外就是感到精神食粮非常匮乏，有时候有过期的长江日报可以看，我就从第一版的第一个字读到第四版的最后一个字，一字不漏，当时国务院下设什么部门，各部门的头是谁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就是有外调的人跟我谈话，我就跟他们讲条件，要他们下次来带些书报杂志给我，或者拿些香烟和火柴给我的难友们。因为抽烟有气味，一次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就铐住难友们进行逼供，问是谁把烟弄进来，我看他们把难友们整治得不象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们，烟是我带进来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惹你，不过你下次最好遵守监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付廉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毛主席逝世之后，局里面就闹起来了，姚中义在灵堂大哭一场，说周恩来的灵堂办得那样好，怎么毛主席的灵堂办的这样草率，张蓉吓的筛。当权派拿了几串红辣椒在那里做花，被我踢开了。周恩来死的时候，灵堂是办得很象样的，干部带孝什么的都是很虔诚的，庄严肃穆，因为时间才隔了9个月，很容易有个比较。对毛主席和周恩来，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比较，有很明显的差别。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
10月27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夏、朱、胡、张4人逮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马天水的揭发交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王秀珍的揭发交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布告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马天水《我的补充揭发交代》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待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揭批查运动
‘四人帮’被捕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头头王知常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甚至企图搞武装活动。这些头头被软禁起来。
1976年10月中旬，朱永嘉带领一个代表团在日本访问了两个星期。回国后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人带走，隔离审查。
1976年底到1979年，写作组受到两年多的清查。第一批是车文仪来清查，他是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兼宣传部长和我们的工作组长。他做了一段时间后，据说是因为太‘右倾’，所以就换了工作组。新来的负责人是王素之，《解放军报》调来的，他接替组长，后来，王素之走了以后，又换成了上海市委工作组，后来是姜丕之做组长，姜丕之本来是一位老干部，原来是哲学组的资深成员，但姜也被认为是‘右倾’，又被换掉了，最后是夏其言，他来了之后就一直负责清查，直到工作结束。当时冯岗是他的副手，他们两人一起负责清查工作，一直到最后做结论。
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
在总部开大会，批判朱永嘉等核心成员，把外围组织计算在内，共有三百人。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下面都有一些外围组织。
当时清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查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文章就是多人合作，一个人写好了别的人参与修改，有时历史组、哲学组的稿子也有文艺组的人参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办法弄得特别清楚。
清查分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拘留，人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第二种是采取组织措施，或者隔离，或者留机关，当时，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就被隔离了。第三种是属于说清楚对象。文艺组共16个人，有八九个人属于说清楚对象，其中有姚汉荣、徐缉熙、高义龙、余秋雨、陈孝全、戴厚英等人。
清查的时候，王素之还是动员大家批判、揭发、交待自己的问题。
夏其言和冯岗来了之后，工作做得很细致，一个一个查得很清楚，一个一个通过。
当时的政策是分三档，第一档是逮捕，第二档是三种人，作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第三档就是严重政治错误，犯有第三种属于内控对象，出国就不可能。
按两类矛盾来分，像朱、肖、王被视作‘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头目，是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如朱永嘉 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文革”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授《刘盆子传》。“四人帮”垮台后被隔离审查了5年，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后因身体不好，于1988年被提前释放。胡锡涛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成员，1973年4月调入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作为“三种人”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
大量的成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揭发朱、肖、王的问题，一方面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开始搞‘清查’运动的时候，除了朱、肖、王(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当时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是核心，被抓起来了之外，其余的人，有些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有些人作为一般政治错误，有些人不作政治错误处理。
在文艺组，当时组长陈冀德、姚汉荣、非党的还有刘景清、高义龙。给徐缉熙、余秋雨等等的结论、就是‘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还有两个是从工厂调来的小青年，他们当时是莫名其妙被调进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自己有什么问题，讲清楚了就没事，他们在运动中是被清查组依靠的对象。
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清查结束以后，余秋雨回到学校，身上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虽然不予追究其他责任，也不限制使用，但学校规定，有类似经历的人两年内不准给学生上课。没过多久，一场复查又开始了。
到了八十年代初，新市委成立以后，认为当时匆匆忙忙地对‘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清查不够细致，有些人处理得太轻，有一些做坏事的人漏网。市委召开了会议，对参加过写作班子的人进行复查。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
一九七六年十月，安徽揭批查运动
中央认为，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运动冷冷清清。1977年6月，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派顾卓新、赵守一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放手发动，排除干扰，清查处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7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结合揭批查部署全省的整党整风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工作。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
至1982年，全省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清理出“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540人，并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干部进行了调整。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
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
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毛泽东汇给的300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未取出；只取过利息。靠县民政局发放的210元生活补贴（后有调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据，连老伴住院开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医疗费。晚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记者的采访，自云“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
由于当年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识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10多里去探望。2004年2月他辞世时，人们才从消息中发现，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外电传闻：福建出现“四人帮”打游击的歌谣和标语
在福建占据了一部分过去内战时代的游击区据点，要立组党中央，自称工农解放军，人数不详，大批人民解放军奉命深入山区、海岛和渔村扫荡，福建各地军队调动频繁。
福建游击区的歌谣
工农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
向前进，
反对翻案右倾！
工农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
打倒邓小平！
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打倒邓小平！
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打倒邓小平！
打倒邓大平！
打倒华大平！
打倒叶大平！
福建武装游击区有以下一些标语：
打倒新兴走资派！
打倒大走资派！
和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斗争到底！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走资当权派拉下马！
福建的工农解放军发表战讯说：
甘心为资产阶级送死的敌人，在福建，至少有五个高级反动军事头头为工农解放军击毙。
工农解放军号召学校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号召“工农不打工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工农解放军联合起来，打倒反动的法西斯政权”。
一份油印品说：叶剑英两手沾满血腥，扼杀中国革命，屠杀中国人民，叶剑英是老牌特务，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广东中山县开展揭批查运动
自1977年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县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声讨会、批判会就举行了2500多场，参加人数达403200人次；开辟批判专栏2300多个，写了批判文章325400多篇。
全县从1977年5月16日开始，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展开了清查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从1977年5月16日至]978年终)，清查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章含之就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所写的交待材料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武汉市打着“工农兵”（改头换面的百万雄师）旗号的一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人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不愿受辱，由妻子带着到她的亲戚、朋友家，躲藏，暂避风头。在逃难期间，吴焱金什么人也不见，什么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只是埋头看书、倒头睡觉而已。尽量不在一个地方呆长了。一共逃亡40余天，给掩护他的每一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有位同事家的女儿因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焱金”，并拒绝主动揭发交待，在“说清楚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抓纲治国”运动中被开除团籍。
“我于1977年元月5日到了市革委会，立即进了市革委会专门为我举办的“学习班”。所谓学习班，类似于今天的“双规”，是强迫限制被办学习班对象人身自由的监狱，被办学习班的对象如果因文革问题判刑以后可以折抵刑期。我们所有因文革坐过牢的人们，经过比较都一致认为，学习班里除了吃饭、睡觉条件好过监狱，其它各方面比在监狱更难受。我的学习班场地就设在我和谢滋群的办公室里，这两个办公室分别有100多平方，这是原国民政府时期德国领事馆的红瓦斜顶三层楼房，外形类似现存的武汉市外办的楼房。文革后被拆掉，重建了现在的市长办公楼。学习班由某处长主持，我已记不得他姓甚名谁，副手是城建委干部吴青华，因此人整我最凶，故至今未忘其名。还有许多监督看管我的人则是由城建系统抽调的原百万雄师骨干，有干部也有普通工人。
学习班刚开始是走读，白天交待问题，还可以每天晚上回家。当时，我妻子胡瑞玲因大量吐血，正在医院住院，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癌。不久，学习班改成隔离审查，我不仅不能回家，也不能会见亲友，我妻子的病情确诊是大叶性肺炎，已经排除了先前怀疑的肺癌，但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我并不知道。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并不害怕也毫不回避交待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问题。我跟办学习班的人讲，我一没有现行反革命言行，二同“四人帮”没有交往和组织联系，三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四是我从没有搞过抢枪武斗，五是我十年来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老干部，相反很多市里的老干部曾受到过我的保护。因此我自认为这次过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谁知这些人抓不到令我害怕的问题，便变着法子想要置我于死地。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40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联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40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他们多是妻子的亲朋好友，我无端出卖他们我还是个人吗？今后还能面对社会和他们吗？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所有和我有牵连的人都会立即失去自由，和我一样被关押起来，被迫交代和我接触的点点滴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它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很大，甚至超过我在文革中干过的每一件事，这是打死我也不能说出去的。于是，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40 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在谢滋群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想起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为营救王锦铭去过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到那里的可怕景象，难道是要我也去做丧失自由和尊严的阶下囚吗？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这些中外名言在脑中盘旋。想到父亲身患癌症，妻子患绝症正在住院，想到我愧对的六二四死难烈士的冤魂……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这非法的所谓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将文革的一切留待历史评说。第二天，1977年 5月 22日午睡时间，我照例睡不着觉，而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念，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病床上，脚上打了钢钉，上了牵引，腰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据医生说，晚送来十分钟就完了。
病床立即成了戒备森严的学习班，隔离审查继续进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导致尾骶骨以下丧失知觉，大、小便严重障碍，完全吃不下东西，专案组不得已将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来病房处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烦事。后来妻子回单位接受审查，专案组又出新招，将我患胃癌的父亲叫来病房处理这些特别护理的杂事。我每天的检查交待、接待外调还需照常进行。这期间，我告诉妻子自杀的原委，妻子埋怨我，说这种事即使说了也没什么，为此牺牲自己不值得。后来我交待了避难四十天的经过情况，他们派人详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上纲上线的事，便再也不问我外出避难40天的事了。反过来要我交待为什么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外出避难40天的事交待了后，虽然对当初保护过我的人没有造成致命伤害，但我至今仍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一顶到底呢?在医院里，专案组的人还经常用“你想不想治病”来对我进行威胁，但我已经到了这种状况还怕什么呢？事实上，由于没有全力进行认真治疗，使我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和严重后遗症，至今头疼、腰疼、膀胱疼，不能正常大、小便，完全不是人过的日子。记得病房当时有位姓喻的女医生是对我十分积极治疗的，但没有几天就不让这位医生在病房出现了。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一直进行到大约11月份，我终于有一天拄着双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医院转悠活动一下。我看到整个医院贴满了大标语：“打倒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打倒吴焱金！”“吴焱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搞笑的是，“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也不少。
我知道医院不是我的久留之地，但我病得如此严重又能送到哪里去呢？这一天很快来到了。1977年11月的一天，我一早便被押送到武汉剧院，里面坐满了人，看守告诉我这是全市的广播大会，听众有百万人之多，你要放老实一些。大会开始，和我同台被批斗的人是市革委会常委、钢工总头头沈复礼。我听到不断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我，说的却是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无非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斗。我当时想，文革十年中，我从没打过人或指使别人打人，如今被当权派指使人控诉，而走资派指使百万雄师无端杀死我的战友28人，他们无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更可笑的是夏菊花也上台控诉我，这完全是专案组故意搞的。因为我在学习班说过：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夏菊花说成百万雄师头头，到处抓她去批斗，我很反对，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杂技演员罢了，不能因为王任重的文章说她是“一朵红花”就整她。有一天工造铁军的小青年居然自作主张将夏菊花抓来关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我闻讯后立即去和夏菊花谈了话，并当即派人送她回去，她当时很感激。后来她和我街坊、三轮车工人余宏杞在部队当干部的儿子结婚，我路过她家，她经常在门口和我热情地谈话。今天专案组特地安排夏菊花上台控诉我，显然是想用事实来反驳我的说法。这些篡改历史的人也是太可笑了。
最后，大会宣布我三项罪名：一、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三、充当“四人帮”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后将我押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
一九七六年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另一说，1977年1月底），江西省某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
在开评审小组会时，“犯人”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义，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拥护的……”
同文中也对邓小平“颇有不敬”。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政治活动的骨干分子。这次清查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基本结束。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
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镇压革命左派的运动，公布的材料极少，这里收集到的也仅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部分。
据1981年1月5日，河南省委书记胡立教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5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
1983年11月，河南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107人．”“突击发展的党员，有10万6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6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13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80％。
二00六年九月九日，湖北的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在写给XXX的信中指出：湖北的当权派“陈丕显、黄知真、韩宁夫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96个月，受害人29127名。”
更多的情况尚待各地揭露。
2010年10月14日初稿
2012年3月1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