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卷第一册（8） [复制链接]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一章  十月政变
　　　第八节  清理帮派体系骨干分子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马天水的揭发交待
　　　〖马天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同志们：
　　　我有错误，我有罪。“四人帮”搞阴谋、搞分裂、篡党夺权，犯了反革命滔天罪行，干尽了坏事。我过去把他们当作中央，有事不向中央办公厅请示，向他们请示，帮他们做了很多坏事。我痛恨“四人帮”这一伙坏蛋，痛恨我自己帮他们作了很多坏事，痛恨我自己弯子转得太慢。
　　　几年来，我错误地把“四人帮”当作左派，当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名义上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划线，实际上是以“四人帮”划线，谁支持“四人帮”，就认为他是左派，我们就支持谁，谁反对“四人帮”，我们就认为他是右的势力，我们就反对谁。“四人帮”身边来的，或者观点相同的人，不论是秘书、演员、部长，我们是热情招待、请客吃饭。目的是打听消息，摸点气候。对国务院经济部门来的，多数同志因为观点不同，我们就很冷淡，很少有负责同志去看他们。有时也招待一下，目的为了做争取工作。这搞的就是亲不亲，以“四人帮”的线上分。
　　　我说的右的势力大，就是反对“四人帮”的势力大，我们看问题、分析问题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因此，就陷得深、跟得紧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如果“四人帮”不打倒，我们还会进一步陷进去，罪行还要更严重。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解了全国人民之恨，也挽救了我们，这是很庆幸的。
　　　下面我揭发、交代几个问题：
　　　关于整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省、有关部的材料问题。上海的广大干部和人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有成绩的。但“四人帮”利用批邓，搞阴谋、搞分裂、搞修正主义，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干部，我积极参加了这个阴谋、分裂活动。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时候，我和张春桥打电话，张春桥首先问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的怎么样，要大力开展。我说，我们正在开展，只感到材料不多。他说，材料不少嘛。我说，有些材料，比如某某省委负责同志传达邓小平对十二个省的讲话能印发么？张春桥说，只要不以市委名义，下边印发是可以的。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我们立即印发了某某省负责同志的传达材料，里面有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字。还印发了科技汇报会上有中央领导同志和几位副总理的插话材料。还印发了其他很多会议上的讲话和材料。有的印发到基层，有的作为区县局干部会议的文件。当时下面有反映，有抵制，我们就压制。不以市委名义印发，不具名的印发或下边发，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这样广泛的抛出攻击中央国务院和某些省和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就是打击了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和兄弟省市的领导同志，这就凌驾于兄弟省市之上，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破坏了毛主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略部署，实际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想起来非常痛恨“四人帮”这伙坏蛋，又痛恨我自己当时为什么这么积极、这么起劲？这说明我陷得很深，跟得很紧，变成他们的得力帮凶。张春桥这个坏蛋，批邓开始时，他要上海不要搞乱自己，但他要把兄弟省搞乱，要把党中央搞乱，要把国务院搞乱，要把有关部搞乱，打倒人家，这不是篡党夺权的大阴谋么？
　　　我还转送过告状材料，收集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的、以及有些省的领导同志的讲话材料，有的摘要，有的手抄，送给搞阴谋的“四人帮”当炮弹。实际上，我们已成为“四人帮”与其他省市的联络点。我还插手外地的运动，如河南有一位同志来上海，反映在那里受压，我不加分析地答应黄金海同她谈话，并整理了中央某负责同志的材料，向“四人帮”送。她说没有钱，我们就对她的吃饭、治疗不收费。我们的黑手一插，就干扰和破坏了人家的大好形势。直至今年七月份，“四人帮”的头目王洪文，还批了一个黑指示，要外贸系统给外贸部送大字报。王洪文在计划会上批了外贸的一个文件，我们转发了。当然对外贸部有意见正常提是可以的。但王洪文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搞乱外贸部、打倒某某人。我也紧跟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支持贴外贸部大字报，说某某可以点名，点名不用财贸组的名义。我积极参加了“四人帮”的阴谋、分裂活动。
　　　“四人帮”口头上大喊大叫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他们的斗争对象是革命的领导同志。他们眼睛老盯着中央的革命领导同志，国务院的革命领导同志，有些省的革命领导同志，有些部的革命领导同志，甚至反对周总理，这是十分气愤的。
　　　回想起来，张春桥反党、反周总理、搞分裂要搞臭一些革命领导同志，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早就散布攻击言论、搞阴谋诡计了。比如六八年，也许是六九年，张春桥和我在谈话中露出了总理要见上海的文化界人士，他说他阻止了总理在这一时期不要接触这些人。这实际上是控制总理的行动。
　　　六七年，我刚解放，要我揭几位同志的材料，说他们拉我反文革，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写了。当时，总理也曾苦口婆心的帮助我转变思想，但对我当时反对文革没作正面批评。张春桥的臭老婆，要我揭总理，说总理态度不鲜明。我没写。开十大时，张春桥抬高自己、反对总理。说政治报告是他写的，不过只是把毛主席的语录汇编了一下，他也没有完全理解。我在传达十大时也讲了，十大政治报告是张春桥执笔的，起了吹捧张春桥、贬低总理的坏作用。我有罪。
　　　总理逝世后，群众要求设灵堂、送花圈、鸣汽笛，我两次问过王洪文，他第一次回答，严格按照治丧委员会规定办。第二次回答说，你不要再问了，毛主席已圈阅，一定要严格遵守。我当时对他的话信以为真，就按他的意见办，对鸣汽笛的还去追查。我们上海广大群众干部对总理是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四人帮”王洪文反对周总理，我执行了他的黑指示，这里反映了我对周总理的感情有问题。
　　　张春桥反对和攻击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领导同志就更多了。回想起来，张春桥骂中央政治局某某同志，要我们对这些老同志做到心中有数。“四人帮”利用“十条王法”大作文章，说是国务院某某、某某领导同志搞的，等等。还攻击中央政治局某某同志，说他的思想未超过斯大林时代。张春桥还攻击某某某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只抓具体路线，不抓基本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说陈毅在上海影响很大，要狠批陈毅，肃清他在上海的流毒。这是在北京说的，回来以后张春桥就对陈毅同志狠批一通。这是一个阴谋。此外，他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有议论、攻击。
　　　另一方面，“四人帮”自吹自擂，说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他们自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在我思想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反动观点，就是“四人帮”是左派，把有些中央、国务院、有些部和有些省的领导同志看成是右的势力，把毛主席信任的、坚持主席革命路线的华国锋同志，我错误地看成是中间派，公布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觉得也合适也摆得平。这个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是极其反动的。有了这个反动观点，我的方向路线就错了，我犯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谁反对“四人帮”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清君侧”。我就积极地反动地压制批判，追查对“四人帮”有议论、有抵制的人，有的甚至当作谣言进行追查。不仅对地方上搞得很厉害，对军队里搞得更厉害，因为军队里传“四人帮”的所谓谣言，对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更不利。所以我们抓得更凶。这是阴谋分裂军队的组成部分。我们几个人经常从“四人帮”身边来的人了解小道。了解的是中央的一些斗争情况，但都以“四人帮”划线的情况。背后经常议论中央、国务院很多部以及兄弟省运动的情况，议论过中央、军队、国务院负责同志的情况，总认为人家搞得不好。“四人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有的我也和少数人散布过，这也是极端错误的，反动的。
　　　我回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开始对张春桥等人有些话也感到不能接受。我当时认为我刚解放，可能有些思想没有完全转过来。后来我就逐步接受了“四人帮”的观点，七二年底，主持工作以后，对“四人帮”跟得更紧了，陷得更深了。主要是许多基本观点越来越一致，把错误路线当成正确路线来积极执行；实际上他们长期以来篡改、修正毛主席革命路线，篡改、修正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是极右。七四年以来，毛主席对“四人帮”作了一系列的批评，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向我们讲过，这充分暴露他们是阴谋家、两面派、伪君子。
　　　“四人帮”在九月下旬，派来了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向我们带来了口信。这个口信的原始材料已转送党中央。这个口信的原话是党内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还胡说什么就是北京炸平，相信各地会出领袖；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领袖。还说什么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没有搞成，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当时我们听了只感到阶级斗争很尖锐，我们要提高警惕，谨慎小心一点。现在认识到，张春桥的中心意思很明显，是要反对华国锋同志，想阴谋篡夺最高领导权。要我们有思想准备。这是要我们配合反党集团搞阴谋的信号弹。
　　　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后，还了解到肖木和写作组讲过，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可怕，群众会起来把他们打倒，在上层、在中央出修正主义最可怕。还讲，主席逝世后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列宁逝世后，托洛斯基威信高，但斯大林当领袖。这样一说，他们的阴谋就更清楚了。
　　　还有一件事，今年夏天，也能说明“四人帮”是有阴谋的。就是警卫处要求调换枪枝弹药，因为我们这里不生产这种手枪和子弹，当时想请求有关部门、要求南京解决。因为警卫处的重要问题一直是王洪文过问的，我要廖祖康提个意见，他说：这样会惊动人家的。为什么会惊动人家呢，无非是怕暴露了他们的阴谋。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十大中委、候补中委人选上就搞鬼了。我们上海新当选十大中委、候补中委的同志，本身是没有责任的。十大提中委、候补中委时，我们上海开始准备的数字不多，他们要大批增加，认为代表中选不出这么多中委。王洪文就多次严厉批评我选代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连夜打电话在家里选人，我也帮他出点子一起选人，这种做法是个大阴谋，我积极参加了这个阴谋活动。
　　　四届人大时，要我们送部长、副部长大批人选，阴谋妄图改组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竟提出要我们准备三十人。王洪文几次讲过要改组国务院有关部，还说三十人少了不行。王洪文还说你（马天水）现在离不开上海，如能离开，你到国家计委去工作很合适。当时点出有关部名字的有：六机部要准备一名部长，邮电部、建委、一机部、教育部、轻工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准备副职，六机部正部长名单我们已选好了，送出了后来又说这样不好还是选副职吧。后来还有工、青、妇。公安部等已去了不少人。我积极参与了这个阴谋活动，配合“四人帮”搞篡党夺权阴谋。
　　　关于武装叛乱问题，是一件性质极为严重的事件。这是“四人帮”搞阴谋诡计，搞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必然恶果。是“四人帮”搞阴谋、搞分裂、搞修正主义的大暴露。
　　　上海民兵是毛主席指示下建立起来的，是毛主席肯定的，广大民兵和民兵干部是好的，除备战外，搞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对的。但“四人帮”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代表者，他们利用民兵武装为他们“四人帮”服务。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自知力量薄弱，需要有军队的力量，在中央抓不到军权，他们就在地方抓军权。张、王对上海警备区党委采取又打又拉又压的分裂主义政策，妄图拉住地方部队为他们的罪恶目的服务。借批林批孔的机会，张、王直接指使我们大整警备区的领导。我们也积极跟着干了。七二年两委会整得周司令心脏病发了。直到今年，王洪文还说过，周司令靠不住。李宝奇同志到警备区以后，王洪文一再问李宝奇政委怎么样，我说现在还看不出，不怎么样。在批林批孔中，还指使我们向南京军区送大字报，干扰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因为南京军区和警备区领导对他们有所警惕，他们拉不到解放军，这样“四人帮”就更要控制民兵，他们将民兵自立系统，还企图吃掉武装部。我在这方面作了他们的帮凶。对这一点，去年王洪文来上海时，在一次黑会上说：“现在军委要把民兵置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过了二十年之后，我还是要把这支民兵队伍拉起来的。”他拉民兵干什么？不是妄图利用这支队伍为“四人帮”阴谋服务吗？“四人帮”，特别是王洪文对民兵武器的制造和装配，极为关心，经常过问和督促，这是有他的罪恶阴谋的。我在这方面也很起劲，积极当了“四人帮”的帮凶。这次武装叛乱根子在“四人帮”。广大民兵和民兵干部一旦真相大白，就起来坚定地站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这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四人帮”的反，起来揭发批判搞武装叛乱的阴谋。这说明广大民兵是要革命的，是很好的。我是执行了他们积极分裂军队、控制民兵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我是负有很大责任的。我帮他们作了不少坏事的。关于武装叛乱问题，我也有责任。有人揭发、检查时我再补充。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不仅插手兄弟省市，对上海更是搞法西斯控制。因“四人帮”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一伙，内部不可能团结一致。因此对上海前市委也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在上海搞分裂，“四人帮”各有自己的线控制市委。张春桥有上海的张办。张办秘书都参加常委活动，连电话记录都要向他送，有重要情况我必须向他汇报。张、姚和写作组直通一条线。王洪文直接控制总工会。他当了中央副主席后，上海总工会主任的位置还把住不放，以致总工会的权力很大，工团主义严重。半年多以来王洪文还直通黄涛一条线。
　　　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搞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就要有一条为他们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上海的组织路线是王洪文控制的、张春桥插手的。
　　　张春桥在开始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还说有些人问题不大，工作也作不好，也不好处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搞下去，是个好机会。这完全是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后来他说过多次：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要怎样怎样的。这是把毛主席和党培养的干部看成他搞宗派的政治资本。后来竟然提出了“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上上下下”的反动方针。这样他的组织路线、干部标准，就篡改、破坏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在这种反动方针的指导下，“四人帮”对有些干部犯了错误，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无情打击，处分过重。有的就因为犯了走资派错误，检讨了还处分，有的该解放的迟迟不解放。毛主席对处理陈丕显的指示，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张春桥要黄涛口头带信，说什么性质是敌我矛盾。
　　　在干部处理上，一是以“四人帮”划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搞小兄弟，对这些人当中有严重问题的还加以包庇重用。我还参予包庇了张春桥的老婆，他的老婆是叛徒，可能还是特务，主要包庇的是张春桥。六七年，当时少庸同志主持工作，把这些情况给我看了。后来张春桥的老婆把情况写信给江青，江青如何回答的我不清楚。张春桥规定他老婆不要工作，但长期来在政治上、生活上享受着高干待遇。因为我有私心杂念，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我犯了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
　　　在干部路线上我执行了“四人帮”的错误路线，特别是这几年我要负领导责任。
　　　王洪文去年在招待所生活腐化透顶、吃喝玩乐，每天看黄色反动电影。一九六八年，在十二中全会期间，要办公室寄二百元给他，上海寄出了，结果会后一段时间，要结账时，他竟说钱没有收到，反问我是否收到。我当时就是一个谜。
　　　后来，他要的补助越来越多，我们虽有抵制，但抵制很不力。开始没有限制，后来限制七十、一百，后来一百五六，不断增加。
　　　去年，王洪文在上海，劝王洪文回北京去抓工作，他说硬要把我往火坑里送。他还说，我有什么权，邓小平的权是毛主席给的。我们要王洪文去看看周总理的病情，他说什么有得拖了。去年王洪文的情绪，完全是反对周总理，反对毛主席。
　　　张春桥口头上讲抓革命，促生产，但一促生产，他就用教条主义吓唬人。比如，江南造船厂革命、生产搞得很出色，报纸提出了“江南上去了，我们怎么办”的口号。为了这个口号，姚文元开大会澄清思想，开小会批评我，说这是抓生产的口号。我们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对生产方面抓了一下，“四人帮”就用教条主义来吓唬人。一抓企业管理，就是管卡压。这几年生产增长不快，增产不增收，同张春桥的反动方针的干扰、破坏是有直接关系的。去年，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我犯有严重错误，主要受了“四人帮”的影响，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抵制派工作组和整风，另搞一套，自成体系。
　　　这次打招呼会议精神，没有一口气传达，原因是中毒深。第一天，听了华主席、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当时感到很突然，好象打了一闷棍，一时想不通。思想斗争了一天。第二天，稍有进步，认为江青、王洪文的问题严重，但感到张春桥、姚文元有所不同，所以表态还是含糊错误的，建议中央是否可根据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后来经中央领导同志和纯麟同志的再三亲切教育，十月十一、十二日明确表了态。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回上海后，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思想不通的人身上，低估了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觉悟。对少数思想不通的人做工作，观点也是模糊的，右倾迁就，只要求他们绝对不能闹事，一时想不通可以的。
　　　从这次传达中说明，因我陷得太深，立场没从根本上转过来，低估了群众的觉悟。现在我非常痛恨“四人帮”这些坏蛋，非常痛恨我弯子转得太慢。我自己在这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使各级领导被动，一切责任在我，不怪下面。请同志们对我揭发批判，我热忱欢迎。现在我一定彻底转变立场，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和“四人帮”斗争到底，在市委领导下在群众监督下将功赎罪，将功补过。以上是我的初步揭发交代。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
　　　〖徐景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我坚决拥护敬爱的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我衷心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同志到上海主持工作。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上海一千万军民对华主席的无限信赖，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无比仇恨，包括对我所犯罪行的无产阶级义愤，使我深深地受到教育。我是一个跟着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干了大量坏事，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中央把我和王秀珍召到北京，十月十二日晚华主席和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又当面对我们进行了谆谆教育，华主席严肃地指示我们“要转变立场，揭发批判”。但是因为我长期以来跟着“四人帮”陷得很深很深，回上海后在转变立场的过程中又不断犯错误，在传达中央精神时我继续放毒，在几次声讨、揭发、批判大会上我的态度极为恶劣，甚至声称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的，抛出《文汇报》的两个编辑，污蔑他们不热爱毛主席和周总理，这是继续犯罪的严重行为。我辜负了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感到十分痛心。
　　　最近，我反复学习了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打招呼会上的指示，学习了中央16号文件、吴德同志讲话和中央报刊社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又对我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教育和挽救，广大革命群众也对“四人帮”以及我的罪行进行了大量揭发和批判。我决心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也清算自己的罪行。少说空话，拿出实际行动来。
　　　
　　　一、揭发王洪文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楼上，一边喝酒一边咒骂：“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这是毛主席定的呀！”
　　　我和当时在场的马天水、王秀珍听了非常吃惊。王洪文有一度在中央主持工作，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确定的，他居然攻击说是让他“往火坑里跳”，真是恶毒透顶。现在知道，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王洪文酒后吐真言，发泄对毛主席的仇恨。而且，他叫嚷“现在我有什么权！”他要把党政军大权都拿到手，充分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
　　　关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反动思想和堕落生活，我曾经想借参加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十一月初，我在康平路三楼办公室对面用保密机给张春桥直接通了电话，要求去北京，他问有什么事，我说：“王（洪文）在上海说了很多很坏的话，电话里不能说。”张春桥说：“你现在不能来，你来了情况就复杂了。”坚持不同意我去。过了不久，姚文元老婆来上海，我到招待所去看她，详谈了王洪文的情况，要她转告姚文元、张春桥。
　　　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没有向毛主席报告。我总认为王洪文是张春桥等向毛主席推荐的，王洪文出了问题，张春桥等一定要受到牵累。我希望张春桥、姚文元能够主动处理，对王洪文有所制约。我一心对张、姚效忠，完全丧失了党的原则。这说明我彻底站在“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上。我只考虑“四人帮”的利益，而不考虑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对毛主席犯了大罪。
　　　今年九月二十一日晚上，我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准，去北京参加卫生部的一个重要会议后到王洪文处，王洪文大骂外交部某某某同志，他说：“某某某不是好东西，最坏！我去上海以后，有一天某某某来到钓鱼台，对旁边的人说：“某号楼（指王洪文住的那个楼）那个霸王走了没有？妈的，我是‘霸王’，她是什么？”接着王洪文又说：“外交部某某某也不是好东西，我后悔住在上海东湖路时还专门给他送了螃蟹。”我听了大为奇怪，因为过去他一直是骂前面一个捧后面一个的。我回上海后，对马天水、王秀珍、冯国柱等说过：“王洪文讲外交部某某某和某某某都不是好东西。”
　　　当时王洪文还说：“主席逝世守灵时，外宾来吊唁，外交部的几个人在我身后边介绍，我一句话也没有睬她们。”
　　　最近到北京参加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打招呼会议，华国锋主席传达毛主席指示时，指出“四人帮”要某某某整王、唐，主席讲这是“借刀杀人”。李先念同志也指出：为什么对外交部两个青年干部这么恨，因为她们两个了解“四人帮”的很多事情。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逝世不久，王洪文就大骂她们两个青年，他显然是攻击毛主席关于“借刀杀人”的指示。他骂某某某是假，骂她们两个青年是真，而且他骂的决不仅仅是这两个青年干部，他骂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对毛主席关于“借刀杀人”的指示极端不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还要当着我的面“杀”这两个青年干部，疯狂反对毛主席，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令人万分气愤！打倒王洪文！
　　　
　　　二、揭发张春桥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的罪行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在卫生部开会结束后去过张春桥处。当我说到上海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主席逝世十分哀痛，因为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时候，张春桥说：“今后的工作会遇到困难，主要依靠集体了。”他只字不提毛主席生前已经安排好了放心的接班人、我们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什么“依靠集体”，其实就是要把华国锋等同志搞掉，“依靠”他们“四人帮”掌权。
　　　接着张春桥又说：“我这几年参加了康老、总理、主席的三个医疗小组，结果一个也没有救活。今后我再也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当时我听了有些纳闷。后来看到了他的反动罪证《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懂得了他这句话包藏着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张春桥当时只是个政治局常委，在他之上还有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副主席，张春桥当时只是个副总理，在他之上还有华总理。如果别人生了病，他怎么办？他对我说得很肯定：“我再也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这就是说，他根本反对毛主席的生前安排，他要打倒华国锋等同志，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今后只有人家参加他的医疗小组，他当然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
　　　那天，在谈到上海的工作时，我说在主席逝世以后，听说市委机关里对谁谁今后可能担任什么职务有些议论，王秀珍已要机关党委转告各方面不要议论了。这时，张春桥说：“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他特别关照说：“你回去再跟老马说一说，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指要张当总理的大字报）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经给老马打过电话了，你再说一下。”他一再强调这一点，正好表明他的心虚。此刻他的心情和写《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时是一样的。那时，他想当总理，谁知道南京路一张大字报泄露了他的野心；现在，他要篡夺更高的领导权了，所以他特别关照，不要再给他帮倒忙。
　　　我回上海后，把以上的情况告诉了马天水和王秀珍，马天水说：“年初时张春桥确实给他打过电话，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问：“那你为什么没有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马天水没有回答。
　　　那天，张春桥说到谨慎小心以后，把话题一转，他说：“人家已经讲我们是‘上海帮’了”！他很恼火地紧接着说：“有一次北京的什么外事招待会，偏偏把我们几个（指“四人帮”）排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给总理提了意见。”
　　　这次我到北京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才知道批他们是“上海帮”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张春桥所说的“人家”讲我们是“上海帮”，这个“人家”，就是直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满腔恼恨，原来都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而发的。
　　　张春桥还当我的面对上海工作发“指示”，说什么要引导群众，要有信心，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等等。我回来后对市委常委和朱永嘉说了张的所谓“指示”。也对文教组的一位负责人说了一些，但未讲是张春桥的“指示”。这些所谓“指示”，是和王洪文的秘书肖木九月二十八日给市委常委传达张春桥的话的精神是一致的，什么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什么“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总之，都是在给我们作反革命的打气和传授反革命的策略。
　　　张春桥当时还对我说：“要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这和肖木对常委传话中说的“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又是一致的。张所谓的阶级斗争形势，就是有人要“搞上海”，什么人呢？张传话中说：“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这是肖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原始记录本上有，已向中央专案组报告了。所谓林彪、邓小平式的人物，就是暗指华国锋同志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谓打仗，就是张、王拉起自己的武装山头，妄图利用上海民兵对抗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篡党夺权。这真是痴心梦想！更疯狂的是张春桥在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上，根本不承认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他反而说什么“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好的领袖。”这“好的领袖”是谁，张的传话中自己供认了：“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把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说成是资产阶级，而他自己就是要“挂帅”的“好的领袖”。据十月十七日王知常在市委组办会议上交代，肖木在九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给写作组核心有一封密信，信中讲：张春桥说现在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张春桥不露骨地说：托洛斯基当年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这进一步暴露了张春桥的野心，他以斯大林自居，而要把华国锋同志等都打成托洛斯基分子，简直猖狂透顶，反动之极！打倒张春桥！
　　　
　　　三、揭发江青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上，在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专程来到京西宾馆上海组的套间里，把上海去开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还有某副政委找来，又叫把已经睡觉的南京军区某某同志单独找来，偏偏又不叫住在一起的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某某和某某某同志（这也是江青分裂地方、分裂军队的阴谋）。
　　　江青坐下就说：“你们知道吧？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了！”“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江青还说：“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江青在这里以控诉邓小平为幌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毛主席批了江青是“上海帮”，江青和张春桥一样怀恨在心，那天晚上就到京西宾馆发泄来了。
　　　从七四年到七五年，毛主席连续多次批了“四人帮”，批了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个人自作主张”等等。江青根本不听，却说什么“斗了我几个月”，“关在笼子里”，“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等，这完全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还有什么“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都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疯狂之极！
　　　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又让上海、辽宁和沈阳军区的一些同志到她的钓鱼台的住所去。她又进一步发泄：“我是孙猴子，去年他把我关在笼子里关了几个月，不能讲话，把我箍起来啦，他一念咒，我就头痛。现在是‘金猴奋起千钧棒’了。”当时，以为她指的是邓小平，现在读了中央16号文件，知道了从七四年初到七五年五月，仅仅在16号文件上写明的毛主席对江青等“四人帮”的严肃批判，就有九次之多。江青对此极端不满，她把毛主席的多次批评骂作“紧箍咒”，什么“他一念咒，我就头痛”，这根本不是对着邓小平的，而是直接对着毛主席的。她根本听不进毛主席的批评，她抵触，头痛，把毛主席的批评诬蔑为“念咒”，什么“金猴奋起千钧棒”，她就是要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
　　　上海市委的几个人到江青钓鱼台住所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会议期间，她到华东组开会时说：“鬼都不上我的门。”后来王洪文就带着我们几个去了。江青给我们拍彩色照片，拉拢我们，又请我们看电影“罗马之战”，她说她已经看过多遍了。这部电影是讲姊妹两个王族互相残杀，最后妹妹把姊姊杀死了，当上了女皇。现在看来，毛主席早就指出过“江青有野心”，江青精心研究这样的电影，决不是搞什么文艺，而是学会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权术和手段。所以，她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的时候迫害毛主席，巴不得毛主席早点去世后“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打倒江青！
　　　
　　　四、揭发姚文元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一九七五年四月和五月，毛主席连续批评“四人帮”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之后，姚文元在七月五日来到上海，躲进一个招待所，情绪非常阴暗。七月底的一天，他找我去谈谈市委的工作情况之后，他忽然说：“我这个人，要我挤挤公共汽车，上上五七干校，还是可以的。”我不理解他的意思，我说：“假如林彪上台的话，我们恐怕连五七干校都进不成呢！”他点头称是。后来，马、徐、王三人在姚文元走以前到他那里去，他又说什么：“我想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出事。”
　　　现在才懂得，姚文元在“四人帮”挨了主席的多次严肃批判之后，正在考虑自己今后的下场，他害怕“出事”，他准备用“挤公共汽车，上五七干校”来对抗主席的批判。
　　　当时是七月底，显然他已经知道了毛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对影片《创业》的批示，但他根本不向我传达。在园子里散步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上海对《创业》的十条意见（即“十大罪状”）是如何传达的，我告诉他电影系统、样板戏剧组等已经传达到全体群众，他边听边说：“我坚持我的一条意见，就是当时的党中央为油田送毛主席著作，影片这样表现是错误的！毛主席自己不会送自己的书，刘少奇送毛主席著作吗？我在政治局会上也说了。”姚文元走后，我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指示，内中讲到“罪名有十条之多”，联系到姚文元的话，他“坚持”他的所谓一条意见，就是针对毛主席指出的“十大罪状”而发的。现在我认识到，当时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刘少奇，还有周总理等领导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向油田送毛主席著作呢？姚文元和“四人帮”一起“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坚持”对抗毛主席的批示。后来，我向文化部某某某等说过姚文元“坚持”的这条意见，我还附和同意这条意见，我伙同他们一起抵制毛主席的批示，我是有罪的。
　　　毛主席批评四人帮“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而姚文元在七五年七月十六日参加市委常委会讲话时，只字不提“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也不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竭力掩盖自己的错误，拒绝毛主席的批评。
　　　在单独接见写作组负责人和姚文元直属的红旗组稿小组成员朱永嘉等人的谈话时（我未参加，现根据传达记录揭发），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研究党史还是要研究路线斗争，后六次是苏联通过它们来分裂我们的党，反对主席路线”。他绝口不提党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特别不提毛主席批判“四人帮”时强调指出的搞教条主义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的这段党史。因为主席引的这段党史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四人帮“统治”我们的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姚文元回避要害，反而要别人把注意力引到后六次路线斗争的苏联干涉方面去，他完全是用偷天换日、转移视线的手法来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当时，他还对写作组负责人说什么：“苏修的领导阶层都是搞技术的，而不是搞理论的。另外，技术方面也出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他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领导”和“无产阶级分子”，因为他和张春桥都是“搞理论”的，而不是“搞技术”的，意思就是不会成为修正主义的领导阶层。同时，他是想打倒一批“搞技术”，“搞经济”的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把别人打成修正主义领导和“资产阶级分子”。真是欲盖弥彰，苏修的领导阶层中的苏斯洛夫不是搞理论的吗？姚文元也好，张春桥也好，他们和苏斯洛夫都是一丘之貉。
　　　我和姚文元的关系最深，从认识到密切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同时他的假象很多，过去我经常吹捧他。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很不容易识破。直到从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回来以后，我还没有和他划清界限，甚至为他惋惜。可见我陷得太深，转变立场太慢，当我反复学习中央16号文件，学习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之后，我又重新翻阅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看到他利用毛主席一九五九年的指示，把当前我们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篡改成是经验主义，而且把矛头直接针对周总理（这一点是马天水和我在这次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回上海后，找肖木谈话要他去北京时，肖木自己供认的），我才对他愤恨起来，我才真正的和他决裂。正如华主席当面谆谆教导我的：“确实转变立场后会发现一些问题。”我相信，我今后将继续发现姚文元更多的罪行和我自己的严重问题。
　　　昨天我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七五年七月他来上海，因为我平时说话、写东西经常要捅漏子，他教我一个办法：“以后你搞什么东西，都要写成书面稿子，然后送别人划圈。”我当时很感激他，以为这是要我少出漏子，是一种关怀。现在，华主席、党中央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我看清了，这正是姚文元的一种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阴谋手段，他自己篡改毛主席指示，把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篡改成经验主义，然后又把文章送毛主席圈阅，这正是最恶毒的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阴险手法。又如毛主席逝世后，姚文元伙同“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把它塞进九月十六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利用中央政治局同志忙于毛主席丧事的时刻逼大家画圈，然后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这实际上是宣扬了“四人帮”，宣扬了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当华国锋同志发现后，他又嫁祸于人，攻击别人是“修正主义头子”，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背叛马克思主义，简直恶毒阴险到了极点。打倒姚文元！
　　　
　　　五、揭发“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和我跟着他们干的大量罪行
　　　
　　　我紧跟“四人帮”，进行分裂党、分裂军队、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非常错误地把“四人帮”看作左派，看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把他们攻击的人，看成是右派。我的立场错了，是非常颠倒了。张、姚、王在我们面前攻击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是经常的。我们听了以后，也是跟着攻击。王洪文调中央以后，曾经多次来上海，包括陪外宾来沪在内，他几乎每次都要在我们面前攻击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攻击中共中央有关部和国务院有关部的领导同志，还攻击各兄弟省、市、区的领导同志。这些恶毒攻击的内容我正在继续写成书面材料上报。
　　　批林批孔期间，张春桥、王洪文又鼓动我们直接插手军队，他们作了所谓批示，要市委常委和警备区联合开两委会，揭发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问题，我是最积极的打手之一。在他们指使下，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经常单独接见军队所谓一种观点的同志，实际上就是跟市委、跟张、姚、王跟得最紧的几个负责人；另外我们还在某些秘密的点里接见部队的同志，进行煽风点火。我们几个人根本没有军职，却插手军队，手伸得这样长，而且还直接到警备区看大字报。一面看大字报，一面点警备区的一些领导同志的名。在警备区的群众会上，我还说了“南京军区的某些领导人一贯正确的神话破产了”这种话，实际上我公开的把矛头指向军区的负责人，完全把自己凌驾于大军区之上。直到前不久，我还插手军队，以个人名义送材料，想要揪军内走资派。这样就进一步地分裂了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一九七五年七月底到十一月中，王洪文受了毛主席的批判后来到上海，这一段时间他除了吃喝玩乐以外，攻击和议论党中央、国务院、军队和各地的领导同志次数更多了。而且他往往是在议论邓小平的时候，联系起来议论了中央、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使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邓小平和这些人是一起的、是一帮子这样的一种概念。
　　　王洪文在上海期间，我们多次劝他是不是回北京去，他不去。十一月初，他在上海看到了清华大学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大辩论的简报，当时他非常关心。他告诉了我们，而且说那个地方辩论得很激烈，提到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劝他回北京去，他坚持还要再看几天。这说明他在进行政治投机，他是要看一看究竟谁胜谁负有没有分晓。又过了几天，他告诉我们：现在毛主席对教育部也有批示了，对七机部也有批示了。他觉得形势对他有利了，他就在十一月十五日动身回北京。当时，卫生部来电要有可靠的专人送药去，王洪文就同意让我的秘书带着药随王洪文的专机去北京。秘书到北京后由卫生部接待，没有到王那里去。办好事以后，秘书到迟群那里去过。找迟群时因新华社记者在场，迟群没有说什么。但第二天从文化部某某某处了解到很多情况。某某某说是迟群跟他说的：清华在批刘冰、周荣鑫了，中央在开会，揭露邓小平的问题。而且据说邓的问题是毛远新从新疆慰问团回来以后向毛主席汇报后揭发出来的。某某某还说什么毛主席要邓小平主持、要张春桥参加起草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某某某又说：毛主席在接见外宾后，说过：邓小平八年没有工作了，不懂得文化大革命，要张春桥给他讲讲文化大革命。某某某说这些情况都是迟群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后告诉他的。
　　　十一月十八日左右，我的秘书从北京回来，我和马、王三人在锦江小礼堂听了上述的情况汇报，我们心中就有了底了。
　　　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发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75］23号文件，我们认定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就是邓小平。我们从“四人帮”反动的立场出发，认为既然是两上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清华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且又有教育部的问题、中科院的问题、七机部的问题，主席都有批示了，我们就认为邓小平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子。这一伙子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账，要翻案的走资派。在我的思想上，就想端出一伙来；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四人帮”正确，特别是张春桥正确。
　　　十二月《红旗》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当时我的心里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大进攻的信号。在这段时间里，“四人帮”连续对我们下达过几个指示：第一是关于发材料的问题。马天水电话请示张春桥后，张说“不用市委名义发，用下面名义发”。第二是张春桥亲自把北大、清华的《大字报选编》批给我们阅，授意上海也要贴大字报，并且指示要上海快编出自己的大字报选。第三是张春桥看到上海有几个县、团级干部对我们这样批邓的搞法思想不通，他在十二月中旬的一期简报上批道：“对这几位同志……希望他们能够取得主动权。”第四是王洪文直接打电话给市委，要上海市委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印成单份白头的一式几份送他。在他们指示的授意下，我连续干了一系列分裂党、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我做的第一件坏事，就是印发材料。我在县团级干部会议上听到同济大学有一份从国家建委科教局抄来的邓小平和几位副总理接见科学院的讲话，我就迫不及待地要文教组拿到几个大学去印，再让其他单位去要。后来迟群和文化部某某某也都送来了版本，内容有些不一致，经过修订，以迟群送来的版本为准。此外，我还收到江西省委的一个常委寄来的省委负责人的讲话（里面也有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姓名），我如获至宝，一面下发印刷，一面送王洪文。
　　　当时，我印材料的时候完全是搞阴谋，给了一个大学，我又告诉他们不要讲是我们给的，是你们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传得来的；给了一个中学，又讲不要讲是上面给的，是你们自己印的。我曾经偷偷地把张春桥送来的清华、北大大字报选撕下来，复抄后贴到一个大学里去，一面张贴，一面又让这个大学进行散发，我还甚至要有的同志带着材料到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散发。
　　　这样，大量的不署名的材料就从上海流传到全国，完全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做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忠实的工具，抛出几位政治局同志和副总理的材料，正如华国锋主席所严肃批判的，这是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我的罪孽十分深重。假如这些材料上有王、张、江、姚的名字的话，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这证明，我鬼迷心窍，拚命紧跟“四人帮”，打击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特别是《红旗》二月号《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发表后，我看到文章的第二部分批了“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论点，这很明显地是在批判政治局的一位领导同志，我更加心领神会。我迎合了“四人帮”的旨意，一心想揪出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来，只是口头上没有说出来罢了。所有上面这些见不得人的动作，是我跟着“四人帮”干的，有的我还发展了。在这个问题上，文教系统和其他系统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一切罪责在我，因为这些阴谋活动都是我搞的。
　　　第二件坏事是收集材料。我曾经从邻近各省收集材料，比如有关于各地运动的来信，各地右倾翻案风的表现，还有军队的情况、来信等，我甚至把外省有人议论张春桥历史上叛变过的一封朋友的来信，直接送给了张本人。因为我过去多次听张说：“我从来没有坐过牢，怎么会是叛徒！”我居然认为来信提到的问题是对张的污蔑。另外，我还把外地的有些情况，如某某省铁路局、某某省一个县的右倾翻案风的表现等、印发给参加县、团级干部会议的同志。
　　　第三件坏事是交换材料。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材料，除上面讲的几件以外，还有某省传来的工业十八条等，都送给迟群、谢静宜。我又向他们那儿要了很多我们上海没有的材料，再转手印发下去。如上海第一次印发的不署名的《邓小平言论摘录》等，就是迟群、谢静宜送来的。
　　　第四件坏事，是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这件事是王洪文直接来电交办的。由市委布置有关部门收集编写，然后印成白头情况或言论摘编，送王洪文和张春桥、姚文元。至今在我的文件里还找到上述的几份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黑材料，已交专案组。
　　　第五件坏事是整人。我对一些对上海批邓的做法思想不通的或我们怀疑他们在外地参与右倾翻案活动的人就整，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整过王一平同志，在区、县、局会议上，用各种手段整过农业局、电影局、科技干校的领导同志，压迫他们服从“四人帮”的指挥。
　　　第六件坏事，是非法组织大串连。我根据清华的所谓“经验”，先在上海两年大学点火，再布置各校到这两所大学去看大字报，然后又请市委告各工厂都可以去看大字报，我在县、团级干部会议上自己还到处宣讲，煽风点火。
　　　第七件坏事是刺探情报。凡是文化部、卫生部、外交部等有的人来，我们认为他们和“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有机会就和他们吃饭、密谈、刺探情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尚未在全国展开时，我就让秘书趁出差去京的机会，到文化部、《红旗》杂志、清华大学去打听情况，我还让在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同志去清华找迟群打听情况。当清华来人到上海要校办工厂的机器、材料的时候，我又亲自去招待所找他谈话，将打听得来的清华的八条经验（后来印成中央［1975］26号文件），先在上海传了下去。十二月下旬，马天水生病几天，我以汇报马天水病情为由打电话给王洪文问打听中央和各部运动情况，王洪文说：“路线斗争的头子，改也难”，“下次你们向中央发电报，可以点部老爷的名。”我更疯狂地想抓出一大帮子来。
　　　我干了这么多坏事，当时并不知罪，还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批邓，就要“突破封锁”，“打破阻力”，还以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是利令智昏，鬼迷心窍。说明我跟着“四人帮”干坏事已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
　　　
　　　六、揭发、交代在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的反革命大串连
　　　
　　　从二月十九日开始，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某副政委五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当时，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已指定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了。但那次会议期间，上海小组住的京西宾馆的套间，变成了一个反革命串连的黑窝。来往的人有王洪文（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来了两次），张春桥（二月二十日下午、二十三日下午来了两次，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找马、徐、王去一次），江青（二月二十日晚来一次，二月二十一日晚找上海、辽宁等同志去一次），姚文元（二月二十二日晚来一次），毛远新（二月二十二日晚来一次），迟群、谢静宜（二月二十五日晚来一次），其他来的人有金祖敏、以及文化部、公安部、国家体委、《人民日报》的某某某等，还有几个部、几个省和军队的少数几个人。总之，每一次碰面，就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一次反革命黑会。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作了指示，华国锋同志已经作了讲话，不搞串连，但是，我们却公开进行反革命串连。
　　　会上，讲话猖狂之极，从来不提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几次会上任意点中央政治局同志、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军队领导同志的名，并议论、攻击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列举如下：
　　　二月二十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小组套房内攻击华国锋同志和纪登奎同志。
　　　二月二十二日晚，王洪文攻击叶剑英同志，并且指名污蔑各省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是“还乡团的分团长”、“邓小平的老部下”等等。
　　　二月二十二日晚，姚文元攻击华国锋同志。那天来了一个国务院经济部门的部长，他说：“现在国务院系统没有人管。”姚说：“你有主席指示嘛”，根本不让他找华国锋同志。同时，毛远新还攻击了王震副总理。那个部长又当着姚文元、毛远新的面，攻击了李先念同志和谷牧同志。
　　　二十三日下午，江青在十二省市会议上影射攻击周总理，同时点了大批领导同志的名，后来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二十六日下午，张春桥找马、徐、王谈话时，攻击了纪登奎同志。同时胡说先来开会的五个省的领导都难以转弯，对有的省的领导还指名攻击。
　　　二十五日晚，迟群、谢静宜来，和我们密谈，竭力把“四人帮”吹捧成批邓的英雄，什么“江青放炮，王洪文揭材料，姚文元有理论，最后总是张春桥作结论”等等。他们对绝大多数的政治局领导同志都作了攻击，有的甚至加以丑化。（以上攻击内容将另写书面揭发材料上报）。
　　　“四人帮”还肆意攻击人民解放军，如二十二日姚文元、毛远新来后，谈到中国象苏联一样变修后怎么办，有的同志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容易。这时毛远新当着姚文元的面说：“那时要给你戴上一顶帽子，说你反党、反毛主席，那时枪口就会对着你。”
　　　在这次打招呼会上，我们还收集了各部、各省“右倾翻案”的大量情况；我和王秀珍还曾到江苏省的领导同志面前去传播江青对彭冲同志的攻击，挑拨关系。
　　　会议期间，我们到清华去听了一次“经验介绍”介绍人在会上公开大点某省某部的名，完全和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唱反调，继续搞乱全国，不让各地领导转弯子。
　　　现在看来，“四人帮”反党集团早已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完全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他们实际上另立了一个中央，拿清华、北大作“窗口，指挥全国。而我们紧跟他们走。我也拿上海的两所大学做“窗口”来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回到上海，在“四人帮”的鼓动下，我的活动完全和中央的五号文件反其道而行之。（1）我派出记者，收集邻省的情况上报，配合“四人帮”所谓“乱得不够”的分裂活动。（2）外地来的人我们接见，议论形势，搞串连，继续分裂各省。（3）在各种会议上，我们把清华、北大编的未经中央审定的《邓小平言论摘录》（初编、续编）等大量发送。经过我同意发送的有全国电视工作会议、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代表。我还向五个省熟悉的省委领导同志送了这两本材料，并写信暗示他们也和上海一样印发。（4）我在各种会议上大讲全国右倾翻案的情况，进行煽动。（5）继续交换材料，迟群专门打电话来要马天水在全市万人大会上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我给他送去了。直到毛主席逝世以后，他还和谢静宜送马、徐、王新编的未经中央审定的《邓小平言论摘编》各一本。
　　　总之，开会回来以后，我的分裂党、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变本加厉。在这个过程中，江青还专门指示文化部组织几个电影厂给清华、北大和上海的几所大学和工厂拍纪录电影，给我们几个人的反革命分裂活动打气。上海市委内我们这几个人，已经成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公开的大联络点、黑基地，正如有的领导同志所批评的那样，我们几个人不仅是独立王国，而且还到处伸手插手，比之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还厉害。“四人帮”搞篡党夺权，已经用不着篡夺上海的权了，上海的权早已在“四人帮”的手里了。
　　　上海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包括文教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内，他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而“四人帮”和我却利用批邓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证明他们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而我却紧跟“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反对毛主席。我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我在掌握舆论工具的过程中，也是按“四人帮”的意图严加控制。宣传报道，大会小会，突出地宣扬“四人帮”，长期以来一直是如此。而且我还向中央封锁消息，有关上海的问题和阴暗面，不准报纸发一般情况，只准发增刊、白头甚至手抄的情况，对“四人帮”不利的情况一律扣发。“四人帮”说一句话，我就照办。在北京时，我们几个到张春桥那儿去，张反复说了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段指示，张春桥别有用心地强调凡是闹派性的地方，主要是走资派的挑动。他根本不顾中央五号文件的规定，他还要继续层层揪走资派，而不让犯了错误的同志转好弯子，反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当时还讲了读《阿Q正传》的体会，说什么小D和阿Q打架，闹派性，还不知道是走资派赵太爷的挑动。我回来就把张春桥的话告诉了写作组，让他们在《学习与批判》上写出了那篇论阿Q、小D的小辫子和党内走资派的大辫子的文章，继续鼓吹要层层揪走资派，这是我对抗毛主席关于批邓的战略部署的罪证。
　　　我在宣传方针上，对“四人帮”唯命是从。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上海广大群众十分哀悼，上海的报纸和刊物除了发表中央的讣告、悼词、报道和唁电外，都想发表本市的吊唁活动情况和群众的悼念文章，有的报道象《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等都已写出，有些文艺、诗歌、短文等也排好了，但我打听到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各地报刊的口径后，知道“四人帮”不让登。当时，《朝霞》约了文艺界的几位同志写了悼念文章，我又要写作组文艺组的负责人直接去问肖木可不可以登，答复是不登。这样，我就把上海本市的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统统拉下来了。我和市委的几个同志商量，决定采取在几个刊物内专加一个插页的办法，精印总理的照片和讣告，表示悼念。最近据揭发说后来姚文元通过《红旗》编辑部提出批评。有一个《上海少年》的刊物我们没有通知，结果登了一篇周总理来到少年宫的悼念文章，姚文元知道后又批评。“四人帮”对总理是如此刻骨仇恨，而我却听从他们的旨意，砍掉了很多篇上海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我对敬爱的总理犯了大罪，我对全市人民犯了大罪。
　　　我对华国锋同志的态度，也完全是以“四人帮”的态度为转移的，早在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业务组领导工作的时候，张春桥就说过贬低华国锋同志的话。周总理逝世以后，我内心是想要张春桥当总理的，但我觉得他树敌太多，资历不够，恐怕摆不平。当时，马天水还想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建议要另一位副总理当总理，我和王秀珍反对，我们说这类大事应该听主席的安排。等到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发来以后，我们对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大为意外，在康平路学习室议论时，我和马天水都认为：华国锋同志为人比较中间，左右都能接受。因此在市委向中央发电报拥护时，对一号文件是批邓斗争的胜利讲得很多，对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只是表示坚决听从主席的安排，拥护毛主席的提名和政治局的决定，没有作什么评价。这证明我中“四人帮”之毒太深，把他们看成“左派”而把别人都看成中间派和右派。“四人帮”又向我们封锁毛主席亲笔写给华国锋同志的“你办事，我放心”的重要指示（华主席最近告诉我们，姚文元在政治局会议上亲自看过这指示）。我们从“四人帮”的观点出发，任意歪曲毛主席的安排。我听了“四人帮”的话，就不听毛主席的话。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以后，上海群众的反映很强烈，而我却几次把报社情况简报上群众对毛主席的安排感到放心的完全正确的内容，以及群众对华国锋同志高度评价的语句，大量删去了，只留下较为简单的表示拥护的内容。我的罪责是极其严重的。今年二月底，我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时，迟群这个家伙在吹捧“四人帮”后，提到华国锋同志，竟然冷冷地说：“还可以，人还忠厚”。他们这帮子其实早就知道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高度评价了（这次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上，汪东兴同志传达的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的三条重要指示），但迟群等人却还要如此攻击华国锋同志，这完全是和毛主席唱反调。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有一次曾告诉我，“国锋同志表示自己马列水平低，毛主席说就选一个马列水平低的当。”肖木又说：“毛主席还告诉张春桥、王洪文说，不一定有能力的人当主要领导。”不论后者这话是否当真，总之，毛主席是在警告张、王等人，毛主席早就看出了他们的野心，对他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而今年二月张春桥在会见马、徐、王时，我们请他回上海一次，他却假惺惺地说什么：“国锋同志刚出来工作，需要支持他，我离不开。”我中了“四人帮”的毒，完全歪曲了毛主席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的伟大的和深远的意义。我有一次到写作组开会时，居然胡说什么：“毛主席很会处理各种关系。去年邓小平上台，因为只有邓最适宜，能把党政军一把抓。现在邓垮台了，毛主席又决定让华国锋同志当代总理，因为只有他最适宜，能把各方面摆平。”我还说什么：“不一定水平最高的人当第一把手。九大时毛主席就说过，好人不一定都进中央委员会，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我这些话，吹捧了张春桥，同时把矛头直指华国锋同志，也是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的。我贬低和反对华国锋同志由来已久，这也为我在直接指挥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过程中，后来把矛头直接指向和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提供了反动的思想基础。
　　　至于“四人帮”搞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非常凶恶的。在多起事件上我都做了帮凶和打手，例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张、姚来上海，在延安西路200号开会，主张工宣队脱工装，直接违反毛主席的指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复旦的工宣队卢善鹏等同志提出了正确的意见。有一天，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以及朱永嘉找了马天水，马天水把我找去，联系到另一位工宣队员讲了几句不满意张春桥的话，张的秘书就说是复旦第三次炮打开始了。他马上上报材料，张、姚批下来说，这个会是总结经验，有什么不可以开的等等，我就对复旦党委的负责同志施加压力，逼着复旦党委和工宣队把卢善鹏同志等批了很多次。以后张春桥又充当好人，批了个意见说算了不要搞了，才停下来。这完全是政治迫害。而我则是这场政治迫害的直接指挥者，我向受害的卢善鹏同志等沉痛请罪。
　　　
　　　七、专题交代我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罪行
　　　
　　　我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要害是死保“四人帮”，以武力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不但同意调动民兵、军队，准备反革命舆论，而且有恶毒攻击华主席的反革命思想和言论。我如实交代如下：
　　　十月七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去开会，我就感到突然。因为：（1）九月二十一日我在北京见到张春桥、王洪文两人时，都问过近期有什么会议，他们说没有。此事回来后和市委常委说过。（2）九月二十八日肖木来沪给市委常委传张春桥的话时，我们问他，说也没有会议安排。
　　　接着，马天水告诉我和王秀珍等，这次开会，中办又直接通知了周司令，这是从未有过的。过去都只告诉一个主要负责人。这又引起了我们怀疑。
　　　同时，王秀珍连续给王洪文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根本打不通。
　　　上飞机前，我们约好要马天水的秘书抵京后来电话和我们通个气。结果因为他找不到王、张、姚的秘书，电话未来。
　　　七日晚上，王秀珍找来金祖敏在上海办事的秘书，通过京西宾馆的熟人电话找到马天水的秘书，说尚在待命，会议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还有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等参加。
　　　晚上十一时左右，我给文化部某某某打电话，他说原定八日带文化代表团出国，忽然接到华总理指示不出国了。我觉得一定出了大事，因为毛主席逝世时有些代表团还照常出国的。
　　　半夜，我给卫生部某某某通了电话，她正在开会，她说没有什么事，不过《人民日报》的某某某昨晚也打电话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王秀珍把我、冯国柱、张敬标找到康平路小礼堂商量。我们又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以及廖祖康、肖木都找来。他们分头给北京姚文元的秘书、姚的老婆、钓鱼台王洪文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服务员等打电话，又给紫光阁的某某某打电话，廖祖康甚至给八三四一部队值班科打电话，都不通。我又给迟群打电话，秘书给总政的一个熟人打电话，都不通。我和肖木再分别给人民日报某某打电话，他神态反常，旁若无人。我还给浙江、福建省的领导打了电话，没有摸到情况。
　　　最后，张敬标给马天水秘书打通了电话（当时马已经去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回来了，思想不通，影响了他的秘书），秘书在电话中情绪低落，说是“胃病发作”；廖祖康抢过电话，听后也是同样的内容。
　　　我觉得应该亲自给马天水打一次电话，因为他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接通马的秘书后，我说我有极其重要的事要请示马老，一定要马老通话，他去请示后答复，马老不能听电话；我又问，马老究竟在不在？他答：马老身体不太好。我再问，你那里情况究竟怎么样，他明显地暗示：“我的老胃病重犯了。”放下电话后，经办公室了解核实，他没有什么胃病。
　　　同时，我们收到警备区作战处的电话记录说，军委首长指示，部队战备工作转入正常后，发现有的单位有些松懈，请检查一下。战备工作不能放松，仍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边防（沿海）防止内遣外逃。我们读了这份电话记录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一级战备刚撤消，为什么又要加强战备，而且要防止“内遣外逃”。“老胃病复发”，是不是指老帅或某些军区的负责人动手了。加上警备区又来通知，说总政原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阅读现场会议不开了。于是，大家判定肯定出事了。当时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朱永嘉、肖木、廖祖康等人。
　　　“四人帮”和我们的一切联系被割断了。由于“四人帮”的长期毒害，我凭我的反革命政治敏感性和上述的一系列迹象判断，觉得极可能发生了军事政变，而且已经把“四人帮”扣起来了。
　　　午饭前，王秀珍约金祖敏的秘书来，要他下午随一架专机到北京去摸清情况，约定最严重的情况暗号为“心肌梗死”。
　　　同时，我同意了王秀珍提出的下午要找民兵负责人，王少庸提出的要找公安局负责人来打招呼；我还主动提出，下午要找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来打打招呼。
　　　午饭后，我休息片刻，从我家中书橱柜子内取出一九七五年初我写给张、姚的三封信的底稿，把它烧了。（此事已向领导报告另作专题交代）
　　　接着，我们就和公安、民兵的负责人打了招呼。此前，王秀珍把部队的两个负责人也找来谈了一下。我找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打招呼时，给他们灌输了反动思想。我说了中央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某某某突然不出国了。和人民日报的某某通电话时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领导都联系不上，又来了“老胃病发作”的暗示，可能出问题了。我谈了军委首长加强战备的指示，然后从我自己的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推想出发，我非常反动地说：苏修侵捷时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只听一个负责人贝利康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我布置新闻单位加强保卫，还说准备调民兵去保卫。我要他们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实际上想把舆论都控制起来。当时。我又找来《人民日报》研究，发现七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还出现过“按既定方针办”黑体字，所以最后我说，“还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下午五点多钟，由我主持召开常委、列席常委会议，把我们的反动估计向大家打了招呼。但因为怀疑军队，没有通知应该列席的武占魁同志（空军）和康庄同志（海军）参加。
　　　晚上七时半左右，我在剧场里接到文化部某某某来电，说他们给钓鱼台江青那个楼打通了电话，是服务员某某接的，“说首长身体好，现在不在家。”
　　　我马上赶回康平路学习室，讲了文化部电话，廖祖康听了表示怀疑，他马上打电话到钓鱼台江青那个楼核实，接电话的是放映员某某，说服务员某某今天根本没有来过。廖判断刚才文化部打通的电话是假的。他又告诉了王、张、姚的三个电话号码，让文化部再打一遍，不久他们回电说都打不通。我又告诉他们打电话找马天水试试。
　　　与此同时，金祖敏的秘书从北京打来电话给上海警卫处某某某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大家都惊呆了。
　　　接着，公安部某某某又电告，说刚才金祖敏的秘书曾经进过京西宾馆，后来在他那儿打的电话。公安部某某某在电话中说了三句话：“人员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最后，文化部某某某来电话：“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
　　　这时，肖木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
　　　于是，大家议定再也不能往外打电话了，下一步可能要对我们动手。形势严重。
　　　这时，在场有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朱永嘉、肖木、廖祖康等人。
　　　朱永嘉突然提出，“我看这次是某、某两个结合，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他是在会上把矛头首先直接指向华国锋同志的第一人。
　　　大家听了都楞了一下。廖祖康同意朱永嘉的分析，并说：“8341”部队是很厉害的，听某主任的，没有某主任指挥，一下子搞掉四个人是不容易的。”
　　　朱永嘉又说：“他们先抓人，然后宣布一个决定，说这几个人反党。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象巴黎公社那样。”
　　　大家都不响，我当时把这些话都听进去了，证明我的反动思想是和他们一致的。
　　　这时，大家都急着怕被抓去，怕当天晚上被一网打尽，议论要分两个点，撤出康平路机关。王少庸说白天问过民兵情况，很分散。有同志去问了一下民兵数字，值班的二千五百人，分在各厂，还有三万一千人可以待命（后来了解实际只有一万一千人）。王少庸又问：有没有一个团的力量形成拳头。这时廖祖康提议要把几个部队的负责人带在身边，我们同意了。大家催着快分散，由我执笔开了两个名单，分两个点：
　　　一号点，设在一个招待所，有徐景贤、王少庸、张敬标、朱永嘉、部队的两个领导以及我的秘书等人。这是文的一路。二号点去民兵指挥部，有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以及部队的两个领导等。这是武的一路。在征求意见时，张敬标提出他留守康平路机关，朱永嘉也提出他去陕西北路经济组找几个人，准备舆论，我同意了。这时廖祖康又提出要把工总司的老造反头头集中起来，朱永嘉表示支持，说这样可以发动工人，我也同意了。廖祖康提出黄金海、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某某某等人的名单（后来他们又加了汪湘君），我一一记下交给了王秀珍。这时，大家急于分散，我又给王秀珍写了一张纸条提醒：请民兵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人待命，加强值班，并立即派民兵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分手时说定，大家作好准备，最后听徐、王指挥。
　　　于是大家一哄而散。一号点的几个人在学习室等部队的两个人前来。不久，他们来了，我也跟他们打了招呼。这时正好半夜零点，电台广播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听了广播，“四人帮”过去灌输给我的反动思想更为抬头，我进一步怀疑这两个决定，特别是第二个决定，我一听是要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我九月二十一日到张春桥那里去时，他还说过：“考虑不准备分别出五卷、六卷，准备先把有主席手稿的、经主席审定过的文章先合成一册出版，免得五、六卷如何分期引起争论，同时，其他文章一时也审定不了。”我听了中央的第二个决定，觉得和张春桥的意见不符，而且我估计一定是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我心想：五卷怎么可能“尽快”出版呢？特别听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提法，我更进一步发展到恶毒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坐上汽车到某招待所的路上，我对王少庸说：“发这两个决定的做法很坏，他们捞了稻草，看来是个阴谋！”当时，我的反革命思想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对我们敬爱的华国锋同志这样肆意恶毒攻击，完全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该万死。
　　　到了招待所，大家都休息了，前后处理过三次电话：先是朱永嘉来电，要找我谈，不同意九日上海两报发中央两个决定，被秘书挡了回去。其次是张敬标来电，说朱永嘉在他那儿谈了很久，他很同情朱永嘉，还是要来找我，秘书用我已经休息了为理由又把他挡回了。第三个电话是凌晨两点半左右，廖祖康从民兵指挥部来电说有要事，秘书把我叫起来听了电话，电话中廖祖康说：秀珍、国柱同志他们意见要加强电台和市委机关的保卫，建议请某师长通知电台的警卫连，由电台负责人指挥；康平路机关的警卫连由市委办公室指挥。我记下了字条给了部队的某师长（和我们同住在一号点）去部署，这实际上是下了调动军队的“手令”。同时，秘书告诉我朱永嘉准备不让上海两报发中央的两个决定。我当时的反动思想是和朱永嘉一致的，但我觉得中央这两个决定本身是广大群众拥护的，报纸不发的话会失去群众。因此我觉得还是要发，所以立刻给写作组某某某打了电话，告诉他报纸要登两个决定，要朱永嘉稳住。
　　　这时，二号点的活动在民兵指挥部进行。
　　　九日早晨，冯国柱先到一号点，接着张敬标来了，王秀珍在安排张春桥、王洪文的家属后也来到了。我和他们商量，今天如何对两项决定表态。我们就一起返回康平路学习室，读了中央两项决定的清样。我继续从极端反动的思想出发，细看了第一项决定，觉得找不到岔子；细看了第二项决定，我觉得一没有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没有写批邓，三没有写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没有写“按既定方针办”，我说我们的表态电报要把这四条加上，这实际上是要和中央的决定对着干。冯国柱建议，我们可以表态拥护两个决定，但不要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我同意了。我们还议论到：这第二项决定里中央办公厅很突出，我数了一下共有三处。我们当时的反动思想仍是攻击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的。张敬标就根据这些意见打电话给办公室起草文件的同志，要他们照办。我们又商量还要继续给马天水打电话，问如何表态。
　　　十时左右。昨晚分散的人又集中起来。这时，从电话里得知文化部、卫生部那里已经收到中央15号文件，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我急着给马天水打电话。当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第二次接见回来，但他仍不肯接电话。我对马天水的秘书说中央发了两项决定，听说还有一个15号文件，如何表态。他放下电话去请示后答复八个字：“热烈表态，坚决拥护”。我接完电话，在场的常委同志一致不满意，说这么重大的事，马天水为什么不接电话。于是常委决定，一定要马本人接电话。因此又推王秀珍去打电话，磨了好久，马天水终于来接电话了，他还是要我们热烈表态，坚决拥护。王秀珍问他见到三位领导（指王、张、姚）没有？身体好不好？这时马天水撒了一个谎，他说：“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和我个别谈了。”这样一来，大家就如释重负，说是一场虚惊。于是赶快准备起草两个电报，一个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一个是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当天下午，我们收到了15号文件，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会上我还说：“马老和周司令到北京开会，刚才通上了电话，见到了上海在中央工作的三位领导，他们身体都还好，工作很忙。马老要我们对中央的两项决定和15号文件热烈表态，坚决拥护”。
　　　从表面上看，我们确实写了两个比较热烈的电报，而在我的心目中，根本不是真正的拥护华国锋主席。而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是“四人帮”拥护的，这样我才拥护。说穿了，我拥护的是“四人帮”，不是华主席。在我看来，“四人帮”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四人帮”。这就是我的反动立场，说明我早就死心塌地跟定“四人帮”了。
　　　发了电报以后，吃过晚饭，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销五位数（即三万一千人，实际上只有一万一千人），保持四位数（即二千五百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回答：“懂了”。
　　　接着，我和王秀珍在学习室和廖祖康谈话，要他即撤销廖祖康设在另一个招待所的那个据点，他表面答应了，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同志。（后来据了解，他们那个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施尚英、某某某等弄在一起，等于另立一个市委，一直搞到十三号我们回来以后。）
　　　九日晚上马天水通知我和王秀珍去北京，并说由空军派专机来接。
　　　十日凌晨，我获悉新华总社赵棣生同志通知新华分社徐寿铿同志，今后不再提“按既定方针办”，我即请秘书告文汇、解放两报负责人，上海报纸宣传要以人民日报、新华总社为准。并告诉了写作组，但忘了通知人民电台。
　　　十日上午，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我和王秀珍、冯国柱、张敬标在我办公室里又错误地分析了形势，认为社论所说：“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可能是有人反对华国锋同志，而“四人帮”是站在华国锋同志一边的，结果胜利了。但我们仍怀疑中央出过事，还怀疑中央办公厅的主要领导同志。十日中午，文化部某某某等来电询问时，我还把这个完全错误的形势分析和反动的怀疑，告诉了他们。下午，专机抵上海后听说江苏、山东的负责同志都要回来了，而我们却还要前去；心中就认为上海在中央的三个人，肯定有人出事了，并认为可能是王洪文，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去，是为了回来做新干部的工作。后来，专机到了郑州停靠后，要将机上人员一一报名单后才准予起飞，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又使我们疑心生暗鬼，准备到了北京以后豁出去回不来了。
　　　走以前，我们还和常委约过暗号，但晚上到了北京，听了马天水、周司令讲了中央会议的精神，听到有毛主席关于解决“四人帮”的多次指示，我们的思想虽一时还不通，但我们商量后觉得应该立即电告上海稳住。打电话的内容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我当晚即打了电话，告知冯国柱：“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以后，十一日、十二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马天水打一次电话，告知上述精神；十一日还通知上海的宣传口径要按照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以上精神，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他们是基本执行的，他们做到了“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定”这一条。但是，黄涛、廖祖康的一个点和朱永嘉、肖木的一个点，后来继续搞了大量的活动，一直发展到十二日晚上的进一步大闹，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和十三号的反革命吹风。这是我们在八日阴谋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活动的一种恶性继续和发展，我虽不在上海，但仍要负最主要的罪责。
　　　这次在上海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我是直接的决策者的指挥者，我之所以能干出这样的事，决非偶然。这是“四人帮”长期以来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
　　　“四人帮”妄图把上海民兵作为他们搞阴谋、搞野心的工具，蓄谋已久。上海民兵指挥部过去一直叫“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的名称就是江青提出来的。后来，张春桥看到全国都叫民兵指挥部，上海仍叫“文攻武卫”，感到太露骨，便下令把它改掉。但他们仍然要把上海民兵指挥部作为市委、市革会的一个直属武装部门，不让警备区插手。
　　　一九七三年八月，突然以中央的名义把一九六七年张春桥写给毛主席的一份关于在斗争中重建上海民兵的报告，影印后发给全国各省市，上面写有毛主席批给几个人阅的批示，但我记得毛主席并没有写“同意”等批示。当时，市委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学习讨论，并传达到区、县、局的干部，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上海这样搞民兵武装山头是完全符合主席路线的，是合法的。我现在怀疑，这是张春桥、王洪文他们搞的一个阴谋。因为这个文件只讲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重建上海民兵，根本没有讲民兵脱离军队的具体领导之类的内容。“四人帮”想以这个报告为掩护，在上海拉出一个武装山头，和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相对抗，这是他们筹划经营已久的要害问题。这个影印件是发至全国各省市存档的，请华主席、党中央重新予以审查。
　　　去年七、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期间，在锦江小礼堂开了一次黑会，王洪文在会上狂叫：“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还要把这支队伍拉出来！”这更彻底地暴露了“四人帮”的杀气腾腾的个人野心。
　　　今年批邓打招呼会时，二月二十二日晚，王洪文到京西，对我们说：“邓小平想敲掉上海民兵的经验，他要某某省抓出材料来，否定上海民兵的经验。上海民兵是毛主席支持、关怀的，春桥和我两个人搞的嘛！”这充分证明张、王妄图把上海民兵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由来已久。我为他们拉武装山头大造舆论。我跟着王洪文去打过靶，我还建议过一个单位的民兵学开飞机。我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干得非常卖力。
　　　总之，“四人帮”长期以来，违背毛主席的“党指挥枪”的教导，分裂党，分裂军队，擅自大立上海民兵的武装山头。几年来，还擅自发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轻重武器。同时，张春桥经常对我们讲：“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这是在灌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反革命思想。王洪文经常叫嚷：“要上山打游击”，“进某某山（上海附近的国防工事）坚守”，“上海没有退路，两边一夹击，只能死守“等等，肖木九月二十八日来传话，暗示林彪、邓小平式的人物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这就等于下了反革命的动员令。长期以来，我对“四人帮”唯命是从。在我的眼里，“四人帮”就是党中央，张春桥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是碰不得的。谁反对“四人帮”，我就要死保他们。我认为，军队的同志如果反对他们，我要和军队的同志拚；而这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就负隅顽抗，同意调动民兵、军队，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以武力对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的罪孽是万分深重的。
　　　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广大民兵，在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四人帮”和我们几个人妄图蒙蔽广大民兵，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但是广大民兵发觉了阴谋以后，奋起造了“四人帮”和我们的反，这说明上海民兵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最近人民广场的十万民兵大会，显示了上海民兵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坚强决心，对“四人帮”和我也是最有力的声讨和批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根子在“四人帮”，但我犯下了弥天大罪，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向敬爱的华国锋主席请罪，向党中央请罪，向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请罪。我请求中央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
　　　在北京时，华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转变立场”，但我回来以后，开始总以受“四人帮”蒙蔽者自居。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我们讲过以前不知道有“四人帮”，但是，现在看来，我只是不知道“四人帮”这个名词，而实际上我是清清楚楚知道这四个人是抱成一团的。我自己则是和“四人帮”连在一起的，我把他们的命运看作是自己的命运，他们垮台了我就惊惶失措。回到上海以后，我还没有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性质，还把自己放在无产阶级一边。经过反复的学习和思想斗争，经过领导的教育和群众的批判，我才逐步认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不斗怎么行呢？“四人帮”搞篡党夺权，自成体系，我就是这个体系里面的一名得力的干将；“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我就是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我跟着“四人帮”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就必然搞修正主义。用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来衡量，我那里是什么“左”派呢？右得无可再右了，是极右。我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只听“四人帮”的话。我中毒太深。在全市两个热烈欢呼的庆祝大会之前，当我看到致敬电初稿上写有“敬爱的华主席”，我内心深处居然对“敬爱的”三个字感到很别扭。我的思想是何等反动呀！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华主席在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修正主义复辟的最危险的时刻，采取了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我们的党。华主席就是值得敬爱！华主席就是我们党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当我的立场逐步转变的时候，我才真正产生对华主席无限信赖和无比热爱的感情。我极度愤恨“四人帮”，我也极端愤恨我自己所犯的罪行。我跟着“四人帮”走得太远了，现在“四人帮”已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灭亡，我要改悔，我要脱胎换骨，我愿意彻底揭发、彻底交代“四人帮”和我自己的罪行。上海广大民兵干部是没有责任的，文教战线和其他战线广大干部是没有责任的，主要罪责全在我。我恳切地请求大家彻底声讨、清算我的罪行，对我揭发批判，进行挽救，我决心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请敬爱的华主席，请党中央，请市委领导同志和全市军民看我的行动吧！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王秀珍的揭发交待
　　　〖王秀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过去，我跟“四人帮”反党集团跟得很紧，干了很多坏事，陷得很深。从九大时起就跟着“四人帮”，崇拜他们，迷信他们，对他们感恩戴德，跟他们干了很多坏事，犯了严重罪行。经过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耐心教育，经过同志们和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我决心同“四人帮”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同时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现在，我进行揭发和交代。
　　　一、首先揭发王洪文这伙人疯狂地对抗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
　　　去年五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向他们发出了严正警告。但是王洪文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批评，反而怀恨在心，竭力对抗。就是在毛主席批评后，王洪文在去年七月窜到上海。到上海后，他就让秘书廖祖康对市委办公室同志说：要给他准备一间办公室。意思是王洪文不准备回北京了，要与毛主席对抗到底了。有一次，马天水、徐景贤同志和我去看他，他脱口而出说：我有什么权！党的权、政府的权、军队的权，都没有。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学习班的权。他还大肆发泄说：什么要我主持工作，是他们把我往火坑里推。他还说邓小平能见到主席，他见不到。这些黑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罪大恶极。这些黑话，也充分暴露了王洪文的野心。我听了这些反动的话，没有报告毛主席，我有罪。
　　　在毛主席那次批评“四人帮”后，姚文元也来过上海。我向他汇报工作，要他见总工会全委会的同志，他对我说：你不知道，我在那里处境很困难呀。接着又说：我身体还可以，还能挤公共汽车，我准备到五七干校去啦。他还说下半夜要出什么事（我当时不懂他的意思）。这完全暴露了姚文元拒绝毛主席的批评教育，不肯改悔的顽固立场。
　　　对邓小平的解放问题，毛主席有过几次指示，“四人帮”一直是抵制的，反对毛主席的（张春桥在今年二月就讲过：邓小平出来工作，江青是不满的）。直到一九七三年，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发了文件，恢复邓小平副总理的职务，转发了他的检查。当时，我对邓小平的检查是不满的，对邓小平的解放、任用有看法。后来，在市委对这件事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流露了这种情绪，采取了一种保留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同毛主席指示唱对戏。这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就是反对毛主席。
　　　还有对待陈丕显同志的问题。“四人帮”一直抵制、反对解放陈丕显。后来毛主席作了批示：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才不得不于一九七四年解放陈丕显。但是，“四人帮”还不甘心。王洪文于七四年十月九日打电话给徐景贤同志（第二天又打电话给我）说：陈丕显要解放啦，快叫专案办打报告，你们快点提一批一月革命风暴的老头头名单出来。意思就是把陈丕显的一些对头人提出来。后来，根据王洪文的旨意，我同其他同志商量提出了一份一百八十一人的所谓“老头头”的名单送给他，有十多个人都作了安排，其中有某某某等人。这样搞，名为“落实政策”，实际上是同毛主席的批示对着干。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也有罪，参与了“四人帮”对抗毛主席指示的罪恶勾当。在市委讨论陈丕显的职务安排时，原来提出安排为市委委员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张春桥说：先安排副主任，党的职务以后再考虑。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意思，修改了原来的安排。今年二月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时，姚文元对我们说：对陈丕显，我们是落实政策的，安排他当副主任，邓的问题是要搞兜底翻。张春桥对我们说：邓小平转送陈的信，没有告诉他，他大发脾气。后来还听了金祖敏讲陈丕显的坏话。我回上海后，传过和说过“陈丕显同志到北京后，住京西宾馆门庭若市，一周换几套服装，末班车没有轧上”等一些话，这也是错误的，因为陈丕显同志到北京，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我这样讲，实际上是对待毛主席指示的态度问题。也是反毛主席的。
　　　二、揭发“四人帮”反对、仇视周总理的严重罪行。
　　　去年，王洪文在上海，某某某同志打电话给徐景贤同志，说周总理病情恶化。徐景贤同志和我马上到王洪文那里，劝他快点回北京。他却冷酷地恶狠狠地说：“还早呢，你们不知道，这种病有得拖了。”到去年十一月月中，他才回北京。到北京后，他竟迟迟不去看周总理。后来，去看周总理时，他没有说两句话，周总理就示意让他出去了。可见周总理当时已经看透了这个人，不愿意同他多讲话了。更令人气愤的是，听说，在周总理追悼大会刚刚结束，一走出人民大会堂，王洪文就要去打猎。汽车司机一听气坏了，耐不住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因为司机不肯开车，才没有去成。但是过了两天，又去打猎了。这几件事情充分说明了王洪文对周总理是多么仇视，也暴露了王洪文一伙人迫不及待地要篡党夺权的野心。
　　　去年三月，我去北京参加人大常委会议，见到张春桥，我向他反映了王洪文秘书廖祖康任意调房子的事情。张春桥当时对王洪文的生活作风表示不满，但他接着就说：“这都是某某某怂恿王洪文。”“四人帮”相互包庇，抱成一团，胡作非为，狼狈为奸，张春桥竟然倒打一耙，栽赃诬害，这完全是对周总理的污蔑和攻击。张春桥这句话，我没有对别人讲过。但是，我没有向毛主席报告，我有罪。
　　　三、揭发“四人帮”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分裂党中央的严重罪行。
　　　这方面，我的罪行也是严重的。
　　　早在一九六九年，参加九大时，张春桥授意王洪文，对我们上海代表说：对几位老帅，不能给满票，要杀杀他们的威风。这完全是践踏党内民主，打击中央领导同志的阴谋活动。当时，我照着做了。那次，几位老帅的票数是比较少。在会议过程中，在张春桥授意下，用上海代表的名义请陈毅同志参加我们的会议，实际上是批陈毅同志。我当时也是最起劲的一个。九大后，我也散布过指责、贬低、攻击陈毅同志的话。
　　　一九七四年初，姚文元离开上海时，在我们面前有意贬低、攻击一位老帅。说毛主席批这位老帅了。还说下半年要出事。还讲了苏联现在是修正主义，今后怎样变回来？
　　　去年三月，我在北京，张春桥当着我的面攻击某副总理。今年二月，张春桥又在我们面前说，这位副总理的“基本思想是苏联的一套搬过来的”。这些话，我在市委常委中传过，在有的同志面前也传过。
　　　去年十一月，王洪文从上海临回北京时，对我和金祖敏、黄金海、叶昌明、陈阿大等说：你们不知道，中央斗争多么复杂，政治局就分好几派呀，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完全是分裂党中央的反党言论。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中了毒。
　　　今年二月，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都给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同志讲，国务院的一些部门，除了文化、卫生、公安等几个部外，都怎么怎么不行，批邓没有批起来。谢静宜有一次同我们交谈中，讲到政治局批邓时说：最有水平的是张、江、姚、王四人，还有另外两位还比较好，其他同志都怎么怎么不行。谢静宜大肆吹捧“四人帮”，丑化、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是十分反动的。特别是毛远新以毛主席联络员身份，攻击了好几位副总理。如说某副总理到东北后，不去了解大寨情况，而对挖金子倒很感兴趣等等。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这些反动言论，对自己影响很大，中毒很深。我在市委常委会上、党员干部会议以及工会的部分同志中，都散布过这些言论，我做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分裂和反对党中央阴谋活动的帮凶，参与了“四人帮”分裂和反对党中央的阴谋活动。我恨自己成为“四人帮”的帮凶。
　　　四、揭发“四人帮”攻击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妄图打倒一大批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破坏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破坏大好形势。
　　　这方面，我紧跟四人帮，做了他们的传声筒，做了他们手中的棍子，干了不少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犯了很大的罪。
　　　今年二月，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毛远新、迟群、谢静宜，还有金祖敏、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人都到我们的住宿处来过，王、张、姚等都来过几次。一时间，我们住宿处，简直成了串连站，一些人川流不息地来到我们那里，激昂慷慨、声色俱厉地大肆散布攻击、污蔑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言论，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妄图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打倒一大批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罪恶用心。
　　　在这次打招呼会议上，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很明确，就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转好弯子。但是，“四人帮”却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大唱对台戏，进行破坏。张春桥对我们说：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看来问题是难办的，有的恐怕不行了，弯子不容易转好。王江文、张春桥等还指名道姓地说，这个人是“还乡团”的分团长，那个人是“复辟派”的头子。他们又说：福建的某某某，有“创造”，办了三万人的封闭式学习班，有人还被关在笼里，完全是法西斯专政；江西的某某某，是“还乡团”分团长；云南，把一些英雄、模范人物都整下去，整得很厉害；某某某是江苏省领导的老上级，那个省的班子，是按某某某的意图安排的；等等。散布这些言论，就是不让人家转弯，破坏中央的部署。
　　　我对这些言论，都很听得进去。回到上海后，在市委常委会上，接着在党员干部会议上，我都原原本本地传了这些言论，有的话，我在党员干部会议的几个小组里都讲过。我卖力地加以扩散。市委在四月二、三日召开全市批邓经验交流大会，我原来准备了篇发言稿，把“四人帮”攻击一些地方领导同志的主要内容都写进去了，后来这篇发言稿送给张春桥去看时，他连忙告诉我们：有关外地的事情不要讲了。张春桥怕在大会上讲了，就会露馅。可见，“四人帮”搞的都是阴谋诡计，耍的是两面派手法。这些话，在大会上我虽然没有全部讲。但是，后来去市五七干校时，下厂时，还有参加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的一些会议时，我都带有煽动性地散布过攻击外地负责同志的言论。有一次，我去照相机三厂，我讲了攻击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兄弟省领导同志的一些言论，讲了南京等地有人不给上海去的人住旅馆等，挑拨了上海同兄弟省的关系。我还传了张春桥在一份关于蔬菜问题材料上的批的话：“靠外地是靠不住的，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后来有人把这次讲话内容传到外地去了，我就着急起来，还要化工局有关同志进行检查，想抵赖不认账，这是错上加错。有关攻兄弟地区的言论，我扩散得最多，有的部传到了外地，有的地方油印出来、张贴出来，起了很坏的作用，干扰了外地运动，破坏了那里的大好形势。
　　　我不仅散布过这些言论，还把江苏一位同志的所谓“告状材料”，送给王洪文。还有河南一位同志来上海时，黄金海帮她写了“告状材料”，这份材料我也看过。批邓初期，我还收集过外省的材料，还要团市委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送给我。罪责在我。迟群向我要材料，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一些材料寄给了他。还有当兄弟省有的同志来上海时，我们把清华、北大编印的材料，送给他们，请他们到大学里参观大字报。我还把有关材料寄给两个省的同志，同辽宁交换过上海和他们的大字报汇编。这样，“四人帮”通过我们的手，实际上把上海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串连站，一个公开的联络点。完全违背了中央五号文件精神，破坏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部署，破坏了外地的大好形势，破坏了上海同兄弟省市的关系。这方面，我犯的错误和罪行是很多、很严重的，根子是“四人帮”，罪责在我身上，我做了“四人帮”搞分裂主义，打击一大批，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帮凶和工具。“四人帮”是个大骗子，我也是骗子，下面传了我散布的分裂主义的言论，罪责在我，下面是没有责任的。
　　　其实，不仅在批邓斗争中，在这之前，“四人帮”就利用上海，干扰和插手外地的运动，破坏外地的大好形势。比如在批林批孔时，王洪文曾对我讲：批林批孔一定要联系实际。批林批孔要清查林彪的死党余孽。按照王洪文的意见，市总工会打头阵，召开万人大会，发动揭盖子，一把火烧了起来。各级工会层层开会，把党委撇在一边。请党委负责人到会，实际上是批斗，还靠边了一批干部，有的至今还未解决，整了一些同志。我还到基层去“放火”，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发动工会干部大揭所谓“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迫害新干部的问题。把有的基层党组织搞瘫痪了。上海这样一搞，对外地有影响，有的地方也这样搞了起来，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把形势又搞乱了。
　　　“四人帮”利用、控制上海总工会一些头头（实际上就是王洪文的一伙小兄弟），自成体系，搞宗派，搞行帮，自成体系，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不听“四人帮”的话，就整谁，这伙小兄弟就是“四人帮”整人的打手。这方面，我积极执行了“四人帮”的意图，参与了这些活动，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是有罪行的。王洪文每次回上海，多次召开工会干部会议，有时还不让工会干部给党委汇报，党委不知道工会开会干什么，完全把工会凌驾于党委之上。我有时召集工会干部开会，也是这样做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我有罪。
　　　五、交代我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罪行。
　　　马天水在十月七日上北京后，我们要马天水的秘书到北京后，按惯例和上海通一次电话。马天水的秘书到北京后，找不到“四人帮”中三人的秘书，电话没来。我打了一天电话找，一直打不通，就心神不定。那天下午到川沙县去了。晚上六点三十多分回来后，我就打电话给办公室，问马老有消息没有？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说，没有消息。九点左右，我打电话找公安部的某某某，问他王、张、姚三人情况，他说：王、张、姚前几天还看到，可能因为地震搬家了。没摸到什么情况。九点三十分，我就把正在上海的金祖敏秘书找来，请他打电话找马老在哪里。他就通过北京的熟人，在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我与他通上了电话，在电话中我问他：会议开始了吗？他答：还没有消息。又问：来了哪些单位？答：有山东、江苏、湖北和三个军区。还问：那三个军区？答：有武汉、济南、南京军区。我还问了马老好吗？他说：马老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晚上十二点，徐景贤同志的秘书告诉我，说老徐给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电话，他说华国锋同志已正式通知他，原来他带队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听到这些情况，我心神更不定。
　　　八日上午，我到张春桥的老婆那里，她讲她的儿子原定当天要到北京去，想同张春桥的秘书通电话，从七日晚上到八日上午，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当时就把我们同北京通电话也接不上的情况告诉了她，实际上同她通了“消息”。这也是我的严重罪行。
　　　我打了好多电话，一直找不到“四人帮”中三人的下落，又听张春桥的老婆打电话也找不到张春桥，心里更着急。因此，在八日上午，我就把徐景贤、冯国柱、张敬标同志找来一起商量，又把张春桥的秘书、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叫来，要廖祖康、肖木、某某某再打电话找。张春桥的秘书给姚文元的老婆和秘书打电话，廖祖康给钓鱼台打电话，肖木给王洪文的秘书某某某打电话，都没打通。当时，看到了南京军区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传达了军委首长的指示，又说据警备区告总政通知原在上海开的图书现场会撤销了；他给迟群挂电话没打通；给人民日报某某打电话问宣传方针，他吞吞吐吐神态反常等情况。这时，我们更产生了疑问。
　　　后来，张敬标同志打电话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他说“生胃病了”。徐景贤同志亲自要求马天水接电话，马不接，听徐景贤同志说，马天水的秘书在电话里暗示说：我老胃病复发了。电话就挂掉了。听了这个话后，大家联系前面讲的情况，进行了议论，引起了很大惊慌。就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央出修正主义了，已下手抓人了。
　　　八日中午，我认为自己的分析对了。就带着这种反动的思想情绪，把金祖敏的秘书找来，他原定八日回北京，我对他讲，你到北京后，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秘书那里去摸摸情况，赶快打电话给我，并且交代了联络的暗号：如一般情况就说肚子痛，情况严重就说胃痛，最严重的情况就说心肌梗塞。下午，我和王少庸同志就分头找人部署战备，找了民兵和公安局同志，还有部队两位同志。我给民兵和部队的两位同志念了军委首长指示的电话记录，又给他们讲了马天水到北京后通不上，找到马天水的秘书后说“老胃病复发了”等情况，说现在情况反常，可能出事了。然后就说：一级战备撤销后，发现有些单位战备松懈，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空飘、海飘，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等。要他们回去抓紧部署战备。
　　　下午五点，我从反革命的立场出发，同徐景贤一起开了常委会，把列席常委也找来了，但不找空军和海军的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又把找不到王、张、姚的情况，以及马天水秘书在电话中讲的“老胃病复发了”，向他们“打招呼”。傍晚，我给辽宁某某某的秘书打电话，请他给毛远新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毛远新的情况；不久，某的秘书回电话说：毛远新那里情况一切正常。晚饭后，我从反革命立场出发，觉得要作最坏打算，就找了王日初和车队队长，还有我爱人，要他们给我整理一下放在家里的一些材料。后来，他们整理后，把一部分打印的材料烧掉了，当时我未在场。晚上八点半，金祖敏的秘书来电说“我还好，我娘心肌梗死”。公安部的某某某又来电告诉某某某，说刚才金祖敏的秘书某某某的电话是在我处打的，现在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时，我的反革命情绪进一步发展。
　　　当时，廖祖康要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王、张、姚的三个直线电话，张的电话打通了，但接电话的人说打错了。我还打电话找过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位同志，对方说公出了。这时，新华分社告：今晚十二时可能有重要广播，问电台说不知道，中央台打不通电话。文化部某某某也来电话给徐景贤，说你要我找马老，电话打进去有人接了就挂了。还说，我们这里也都有病情。这时，肖木说：现在已对文化部下手了。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情绪十分紧张、激动，说：接下来要轮到我们了，怎么办？这时，朱永嘉也来了，他说：我看这次的事是某某某同某某的结合搞的，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廖祖康也说：八三四一部队是很厉害的，没有某主任的指挥，一下子搞掉四个人不容易。接着朱永嘉就提出：我们用民兵打它一个礼拜，不行的话五天、三天，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象巴黎公社那样。
　　　于是，徐景贤和我等人决定阴谋策划、紧急部署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徐景贤同我及其他人研究了分工。廖祖康提出，要警备区的四位同志参加，紧急时，可要他们调动部队。廖祖康、朱永嘉还提出，这次还要工会的同志参加，可以发动群众，号召工人起来。于是，徐景贤就拟定一个分工名单，由他带王少庸和警备区一个副司令、一个师长等人到一个秘密联络点，抓电台、报社等舆论工具；由我同冯国柱、廖祖康、警备区一个副政委、一个副司令和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某某某、某某等人到市民兵指挥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到指挥部后，我还把汪湘君找来。张敬标留守康平路，朱永嘉到陕西北路准备舆论工具。徐景贤当场写给我一张我带的人的名单，还写给我一张条子：“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我到了民兵指挥部后，先给民兵指挥部和部队的两个同志，讲了马天水同志到北京开会去了，没有找到王、张、姚，肯定人家已动手了等情况，并大肆放毒，进行反革命鼓动。我煽动说：“马天水去了没有回来，肯定出问题了，把文化大革命出来的‘中央领导’都抓起来了，我们要同他们干。这几天康平路不能蹲了，否则一网打尽了。”这以后，由冯国柱、廖祖康同部队两位同志和民兵指挥部的部队同志，研究部队的问题。我同总工会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在另一个房间，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七、八两天所发生的全部“情况”，以及我们几个人的分析。接着我对大家说什么：“上海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当时，廖祖康也进来煽动说：周司令到上海，可能就到某地指挥抓我们，他们把马天水关在北京。也可能他们到松江某师，叫我们去开会，然后把我们全部抓起来。他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图，他边看边骂：“上次就告诉你们了，一张象样的地图也没有，这种地图怎么好打仗？”并要施尚英他们马上研究提出具体作战方案（作战方案由施尚英他们具体去搞的，我未看到，只听施尚英讲，是按国庆保卫工作具体方案准备的）。他提出，如果外地军队来怎么办，外地部队可能以加强战备名义来怎么对付，我们要随时掌握动向，采取对付措施。还说，铁路、码头、机场都要控制起来，要保证电讯的畅通，我也同意。后来，就由廖祖康和冯国柱分头去部署落实。然后，我们就密谋策划了如何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力量，决定由原来民兵值班二、三千人，准备增到一万多人，并根据打联司的经验，设立一线、二线（秘密指挥点），在指挥点设置电台。当时，我对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马振龙等人说，你们打过联司，有经验，那时也分一线、二线的。如打起来，你们都分到各指挥点去一起抓。还对某某某说，打联司时，你指挥调度交通有办法等，给他们打气。当时，有的提出把秘密指挥点设在闵行、吴松，或者十七棉、三十一棉，大家感到这些地方太远、太暴露，后来决定设在江南造船厂，并设置了电台。施尚英还提出要在杨浦区也设一个秘密指挥点，我同意（后来我得知设在中纺机厂）。这时，黄金海还提出，东海渔业指挥部有电台，也好用。施尚英说民兵自己有电台，够了。马振龙还讲，轻工系统下属工厂仓库里有子弹，打起来可以用等。
　　　半夜，我听到中央两个决定的广播后，我仍坚持反革命立场，还说了很反动的话。我胡说什么：“这两个决定是得人心的，他们抓了旗帜，安定了人心的。”把自己完全放到了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敌对的地位，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
　　　九日凌晨，我和廖祖康、冯国柱等人商量，怕老蹲在民兵指挥部遇到情况没有退路，天亮了容易暴露自己，建议撤出民兵指挥部，当时廖祖康就提出撤到某招待所去，我就同意了。早上，我问了徐景贤同志的点和办公室值班室有什么情况，都说没有什么突出情况。于是，我就回到康平路，想把王洪文、张春桥的家属和我们的家属安排转移。我提出，要把大孩子安排到工厂去，小孩子安排到工人家里去。还说要把革命后代，好好保存好，等等。后来，徐景贤说，两个决议已经公布，家属现在不要转移。我又去通知王、张两家暂时不动。这天上午，我总算同在北京的马天水同志通上了电话，问他两个决议怎么表态，他说：要热烈表态，坚决拥护。问他张、姚、王三人情况，他说：见到了，身体还好，他们很忙。我们一听到三人情况正常，就松了一口气，心里定了。这说明我们完全站在“四人帮”立场上，把自己命运同他们绑在一起。下午，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修改了给中央的电报。下午七时，徐景贤要我给施尚英打电话说：战备恢复正常，撤销民兵值班的万位数，保留千位数。我还问他“懂了没有”，他说“懂了”。之后，徐景贤和我当面告诉廖祖康，要他把他那里集中的一些人（工会的一些头头）分散，不要再聚在一起了。晚上，接到马天水来电话，通知我和徐二人第二天去北京开会，这又引起我们怀疑。后来又打电话去问马。冯国柱、廖祖康、肖木主张我们不要去，去一个抓一个。后来商量还是去。这时，我给叶昌明打了电话：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少庸、国柱、敬标同志，我们去开会一二天回来。廖祖康提出，只让冯国柱、张敬标送我们上飞机，黄涛不去送。（据回来知道，第二号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继续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
　　　十月十日，我到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但策划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是我。十日以后，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组织活动的继续发展，十月十三日的反革命“吹风”，都是我在家时煽动、策划的必然结果，罪责完全在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了大罪，广大民兵和民兵指挥部的同志，还有很多工会和妇联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我对他们也犯了大罪，我欢迎同志们对我的罪行进行深入揭发、批判。
　　　这次我策划武装暴乱这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绝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根源的。长期以来，我对“四人帮”跟得很紧，中毒很深。我头脑中只有“四人帮”，没有党中央，把这几个人看作就是党中央，被“四人帮”的鬼迷住了心窍，以为自己当中央委员、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都是他们的“栽培”，因此把自己的命运、前途紧紧连在他们身上。我一直极端错误地认为，他们是什么“左派”、“正确路线的代表”，认为“跟着他们，就是干革命”。一直到毛主席逝世后，在电视中看到“四人帮”中有的“面容消瘦”，我还专门打电话给廖祖康、某某某，要他转告“四人帮”保重身体。可见，我对“四人帮”迷信、忠心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正因为这样，所以把“四人帮”的垮台，就看作是“右派政变”，就要死保，就去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以武力对抗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说明，路线错了，立场错了，就会把事情全部颠倒过来了。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发生，是我紧跟“四人帮”，积极参与他们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恶活动的一个大恶果，一次总暴露。早在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下来的时候，马天水、徐景贤和我三个人曾经有过议论，讲了“张春桥当代总理，外地通不过，华国锋同志当代总理，各方面通得过，摆得平”等诬蔑和攻击华国锋同志的话，我还在总工会几位同志和上棉三十厂党委中扩散过。市委办公室有一份简报，其中有几句赞扬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的话，我叫他们删掉，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的攻击，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反主席的，我有罪，罪该万死！在毛主席逝世不久，肖木在九月下旬带来张春桥的口信，说什么“上海还没有真正经过严重考验”，“要看到曲折，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等等，与自己头脑中的反动思想一拍即合。正因为我有这种反动的思想，因此，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就站到了与全党、全国人民为敌的一边。这次到北京参加了打招呼会议，受到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耐心教育和挽救，立场、观点才开始转变，看到了自己策划这场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性。我决心彻底交代，彻底认罪
　　　六、揭发“四人帮”反党乱军，分裂军队的罪行。我也执行了“四人帮”的黑旨意，这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们在北京开会时，上海和辽宁、沈阳军区的同志去看江青。江青对我们说：部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啊”不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老的那么老了，怎么打仗？等到部队搞好了，问题解决了，我再穿上军装，再戴上红星。在那次开会时，有一次王洪文也说过：现在军队新干部都被排挤了，只剩下某某某一个人了。“四人帮”篡军的野心，早有流露。去年，我去北京参加十届二中全会时，王洪文向我们说过：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四人帮”还对我散布过攻击一些军队领导同志的言论。
　　　批林批孔时，我去北京，是在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对我说：批林批孔军队也开展起来了，是我批了铁道兵的一封信，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总政也在动了。我现在到处放火，把军队批林批孔搞起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春桥、王洪文要我们去发动上海警备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煽风点火。他们不仅要搞乱警备区，而且要我们发动一些人到南京军区去送大字报，矛头是对着某某某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的。“四人帮”总认为部队乱得不够，盖子没有揭开，所以到处点火乱军。我也跟着去做了，干扰了部队的工作，破坏了部队和地方的团结，造成了很坏的后果。我也散布过“四人帮”攻击部队首长的话。
　　　“四人帮”一面反军乱军，另一面就拚命抓民兵。王洪文、张春桥贪天之功，把毛主席关心和支持的上海民兵的成绩，归功于他们自己。他们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破坏民兵建设，妄图使民兵成为他们搞篡党夺权的阴谋的工具。今年二月，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时，王洪文对我们说过：上海民兵，是春桥和我两人搞起来的。去年，王洪文在上海三个半月中，对民兵工作抓得很紧。特别是去年九月十八日在锦江小礼堂，同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开了一次会，我也参加了。他在会上提出了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问题，实际上是要吃掉人武部，篡夺兵权，还讲了武器装备要多要好，一旦有事就好使用。暴露了他抓民兵，是为了阴谋篡党夺权。这次会议后，我们在两个区、一个县试行“两部合并”，卖力地推行他的黑主意，破坏了民兵建设，实际上也为这次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埋下了祸根。我积极推行王、张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很卖力的，对民兵指挥部同志也放了很多毒，破坏了军民关系。我要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
　　　七、在推行“四人帮”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搞宗派活动方面，我也有严重罪行。
　　　“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就要在组织上结党营私，任人唯亲，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不讲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却提出了什么“领导熟悉，群众拥护”等选拔干部的标准，提出了不依靠党组织，不依靠群众，而是通过座谈、谈话方式，当场“相面”，听发言、看外表的选拔干部的方法。这完全背离了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背离了群众路线。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要办工农兵读书班，在读书班里，要有右的代表，结果在学习班里整人。我们办了几期工农兵读书班，也就是所谓选拔干部的“苗子班”，这种读书班办在高楼大院里，吃的特别伙食，享受特殊待遇，实际上是在培养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在培养修正主义。这项工作是我负责的，是我的一条罪状。参加读书班的同志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主要是路线错了，这些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我推行“四人帮”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分裂路线是很卖力的。召开十大时，王洪文对上海代表名单大为不满，说我们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等。他说：这次上海中委的名额多，看来不能从代表中挑选，代表中只能选出中间人物当中委。后来他要黄涛和金祖敏两人，急急忙忙到代表以外的对象中去挑选。“四人帮”为了挑选他们中意的人，就反反复复地选，今天提这个名，明天又改提那个名，因此中委候选人名单迟迟定不下来，是各地名单中最后提出来的一个，拖了大会的时间。这也是“四人帮”搞阴谋诡计的一个恶果。象这样选中委、候补中委的做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的。王洪文还说，有的人历史复杂有什么关系，去毛主席身边的人，有的历史也很复杂。王洪文一方面攻击毛主席，同时攻击了一批同志，罪该万死。王洪文还说：什么阶级分析，只要表现好就行了。王洪文的所谓表现好，就是对“四人帮”好，我们就是按王洪文的黑指示办的。王洪文对有问题的造反派老头头，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说：这些老头头不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到时候是有用的。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中，这几个人是起了“大”作用了。王洪文所以要这样做，是有他的阴谋的，是怀着篡党夺权的野心的。
　　　在召开四届人大时，王洪文还要金祖敏准备一大批名单，说是国务院各部都要掺沙子，都需要人。一九七四年我去北京，王洪文就要我选一点，抽上来考察，到各组办工作。我们提出过一批名单。这样搞，“四人帮”就是妄图组织他们的“内阁”。四届人大前（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搞过一批三十个人的名单（部级十八人，司局级十二人），以后（一九七五年一月）又搞了个十六个人的名单（都是部级）。我也积极干了。罪行在我，组织部门是没有责任的。今年二月份，张春桥对我们说，不要对各部送人了，如某某某到了北京，也不起作用。按这个黑指示，中组部来要两位副部长，我们不给，要一位计委副主任，黄涛认为去一个人也不起作用，要被人家吃掉的，也不给。
　　　“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大搞宗派活动，拉了一伙小兄弟，结成一个小集团，大搞招降纳叛。张春桥在一九六八年就讲过，工总司的老头头入党，要报市革委会（后是市委）审批。实际上为这些人的入党大开方便之门。在王洪文的指使和支持下，有的人不符合入党条件，如戴立清、黄金海、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等，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拉入党内，陈阿大是先内定当九大代表，再突击发展入党的；有的明明有严重问题，也照样提拔重用；有的违法犯罪，就加以包庇，让他们逍遥法外；有的已被判了刑的，还给他平反。这些事，我都参与了，这完全是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包庇坏人。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时，曾告诉我：有事情要多找总工会一些老头头商量。因此，遇到什么事情，或者开什么会议，我总要在会前或会后，把几个小兄弟找来谈谈，议论议论。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时，我常和这几个人研究分析运动形势，研究党委班子人员，让工会直接发号施令，不听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在搞宗派，搞分裂，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根子在“四人帮”，有好多坏事是我干的，下面工会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这里，我还要交代同张春桥的老婆的往来，这方面我也有严重错误。从一九六九年三月开始，我同她有些往来，串串门子，当时并不清楚她的问题。一九七四年，王洪文回上海，对我们说：张春桥要与她离婚，否则不好办。这时才知道她有重大政历问题。但是，我仍旧保持了同她的密切往来，有时也同她谈些工作情况等。这说明自己没有同她划清界限，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所以要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讨好张春桥，有时也想通过她向张春桥反映反映自己的意见。这是自己紧跟猛靠“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又一罪证。
　　　长期来，在“四人帮”的控制、毒害和影响下，我干了不少坏事，犯了严重罪行。今天揭发和交代，只是初步的。我要继续回忆和检查，彻底揭发“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特别是关于搞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搞宗派集团等方面的罪行，我要详细地一件件作彻底揭发和交代。我衷心地、诚恳地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和罪行进行揭发和批判。自己决心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脱胎换骨，与“四人帮”决裂，彻底揭发“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清算自己的罪行，立功赎罪，将功补过，真正转变立场，站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跟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一起，把“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和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揭透、批深批透，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布告
　　　197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布告》。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一布告转发各地。《布告》指出，保定问题长期以来不能解决，根子就是“四人帮“。布告重申要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成立了由秦基伟负责的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规定了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按照中共中央部署，从11月16日起，党、政、军、民密切配合，着手解决保定地区长期武斗这一“老大难”问题，共拆除了192个武斗据点，收缴了数以万计的枪支弹药，逮捕了21名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和打砸抢的首恶分子。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马天水的补充揭发交待
　　　我的补充揭发交代
　　　经过市委领导同志和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个反党阴谋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我们的党。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我一定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和“四人帮”这些坏蛋斗争到底，并清算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这些天来，听了同志们的揭发批判，越想越感到“四人帮”这批反革命真是罪恶滔天，越想越感自己的罪行越大。我进一步回忆、补充揭发交代如下：
　　　（一）我怎么陷入“四人帮”而不能自拔的？“四人帮”为什么看中我，要我主持上海工作？根据我的回想和分析，有如下原因：一是，我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比较早地得到解放，当时不是感谢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挽救，而是对张春桥感恩戴德；二是，一九六八年“四·一二”事件中，我保了张春桥，胡说张春桥没有坐过牢。我保张春桥的根据，一是听说江青要保张春桥，二是听张春桥自己说我没有坐过一天牢。我听信张春桥自己为自己辩护的一派胡言，这是失去党的原则的；三是，我对有极少数所谓的新干部，实际上是王洪文的小帮派，其中有的是流氓，有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支持他们，纵容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包庇他们；四是，“四人帮”内部常有矛盾，狗咬狗，往往在上海不同的战线上表现出来，我根据张王的意图，搞调和，搞折中。不使“四人帮”狗咬狗臭事暴露在党中央和全市人民面前。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我投靠“四人帮”，我不是九大的代表，把我安排了九大的候补中委。我张给春桥写了信，在这封信中，我向他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我说，少庸同志更为适合（当时少庸同志主持工作），最后表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作好工作。我不是写信给毛主席，而向张春桥表决心，这就是投靠张春桥。从此以后，我跟他们越陷越深，把“四人帮”当作中央，“四人帮”对我也越来越信任。
　　　一九七二年的九月份，周总理在上海，找我谈话，说王洪文要调中央工作，要我主持上海工作中央已定了。在这以前不久，我到北京去，张春桥也曾找我谈话说，王洪文可能调中央，可能要你主持工作。我再三说我主持工作有困难。张春桥问有什么困难？我说，我对有些小兄弟头头统不起来，领导不了，他们不听我的话。张春桥一再说，你要注意作他们的工作，这个问题我可以帮助你作工作。张春桥又强调指出：你抓日常工作还可以，但要注意抓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讲的大的路线斗争，实际上是以“四人帮”划线，我是心神领会的。就是要向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领导同志斗争，要我和“四人帮”站在一起。就是向我路线交底。
　　　我主持工作以后，接着就准备十大，我根据“四人帮”那一套办法，选举了代表，突击提名中委、候补中委的名单，这些阴谋活动，我都参加了，上次已经交代。我这里补充一点，总理召集政治局包括各省市第一书记会议，我也参加了，周总理传达主席提议，酝酿王洪文当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的事。当时有的同志不大赞成。那时，我打头阵表了态，表示支持和拥护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我当时说：我同王洪文相处一段时间，觉得王洪文看问题还比较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强。总之，我吹捧了王洪文，为他讲了好话。“四人帮”里有人叫王洪文不要推辞。接着，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也表了态。我这次发了言，等到十大散会后，江青见了我，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很亲热，和以前态度大不一样。后来，开会时经常到上海组看我们，又送书，（去年和今年给我们三人送过《词综》，送过地图，送过油莎豆，送过文冠果。）又问好。当时，王洪文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是合法的。但合法的背后，可以看出“四人帮”已经勾结起来了。已在搞阴谋活动了。我表面上拥护毛主席的提议，但思想深处是拥护“四人帮”的。王洪文正式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后，我在京西宾馆招待祝贺，参加的有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黄涛。一面吃，一面谈，谈选举中的斗争，也谈今后还会有斗争，我们一定要斗到底。向谁斗呢？为什么要斗呢？目的是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而斗争，为“四人帮”篡权而斗争。我当时的反动思想是，认为在党中央有几个靠山了，我的后台更硬了，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更好作了，对我的工作也更有利了，我讲话的声音也粗了。
　　　（二）破坏批林批孔伟大战略部署，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批林批孔当中是有成绩的。但“四人帮”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反对周总理的，我也是跟着干了，当了他们的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和反对周总理的帮凶。批林批孔开始时，北京的“1·25”会议，三箭齐发。张春桥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江青一方面攻击一位老帅，又讲过是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他们的反革命罪恶目的是，想制造混乱，想打倒一大批反对他们的革命干部。后来毛主席批判了三箭齐发，拨正了批林批孔的航向。但“四人帮”并未死心，还要在上海制造混乱。我在组办会上，传达了张春桥要批判走后门的黑指示，后来市委准备开大会放录音，因为毛主席批判了三箭齐发，所以录音不放了，市委大会一时开不成。但是“四人帮”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拒绝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先要上海市总工会二月二日，在文化广场开大会。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张春桥于二月二十七日借题给上海来信，信中说：“老实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一些方面，一些单位的权并没有夺过来，在一月风暴中，有的夺过来的权又失掉了。”张春桥这封反动信的内容，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直接对抗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而且反革命的煽动性很大。这封信，市委常委讨论过了，没原文向下传，但总工会的有些人向下传达了。再加上“四人帮”掌握的舆论工具，《人民日报》发表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的文章，我在三月八日的大会上也讲了张春桥一封信的精神和报纸文章精神。而且，我们还到某某厂、某某厂等等基层去煽风点火，影响很坏。这样，一批基层单位的领导，受到了冲击，扩大了打击面。借要解决三个正确对待为名，批判打击了一大批干部。上海有不少单位搞乱了，造成了一些单位的不团结。后来中央发了十二号和十七号文件，顺势扭转了当时乱批乱斗的情况，但已经造成了严重后遗症。
　　　王洪文、张春桥不批林不批孔，批了上海一批对“四人帮”不满的或有抵制的干部，把上海的运动搞乱，这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上海打头阵，搞乱一些地方，搞乱军队，整一批反对他们的干部，妄图篡党夺权。王洪文当时抽上海的人和工农兵学习班的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总部，目的就是搞军队的材料，揪军队的领导，特别是揪所谓军队的旧势力，要挖所谓林彪的死党，残渣余孽。当时有一个省在他们的影响下，也乱了起来，上海在这个省的一个基地来问，对当地的大字报怎么办，王洪文黑指示三条：一不加入，二不支持，三我们不贴。这玩的花招，完全是两面派。
　　　“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整军队，反军乱军、妄图篡夺军权，不仅在中央已这样搞了，在地方也这样搞了。拉一些人，整一些人，分裂军队，借机整警备区，整周司令和其他同志。就是批林批孔以后，还不放过，仍然搞分裂活动，比如，有一次，张春桥问我，李宝奇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张接着说，我早说过，不要换人，越换越不好。张又问南京军区新来的同志。我说，我看了他的讲话，也不怎么样。这次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到北京去时，张春桥对徐说，这位政委是二方面军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不好动。我们找李宝奇同志谈话，先从张宜爱、李彬山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先作些研究然后再谈。我们还根据“四人帮”的黑旨意，插手警备区的分工，煽动张宜爱、李彬山写黑信，靠恶状。用很多阴谋手段，收集警备区以及南京军区的材料。这就是搞阴谋、分裂军队。这在方面，连周司令的前任秘书也不放过，拉拢他，为我们收集一些情况，这是用的“四人帮”的一套手法，他们经常用这种办法。不是正大光明，搞阴谋诡计。想起来非常痛恨“四人帮”，痛恨自己。警备区有一位同志在报纸上写了一句赫鲁晓夫式人物就在上海。为这个问题，我们批了几次，一方面要批这个人，更重要的要看警备区某些领导同志对“四人帮”的态度。我们不仅插手警备区，还插手上海的空军和海军。
　　　紧跟“四人帮”，站在反动立场上追查《万山红遍》一幅年画。这幅画作者因为把张春桥的一篇文章和马列著作并列，七五年七、八月份，经南京军区宣传部指示，作者收回了，本来是很对的。在收回时，警备区的有一位同志对出版社的人讲了张春桥的文章，某些观点毛主席不同意。当时我们反动地认为是谣言，要追查。王洪文这时在上海，说不要追。后来留下对我和徐、王说，毛主席批评过张春桥这篇文章，王洪文还说，毛主席对政治局极少数几个人说，张春桥文章里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毛主席还说只讲到这里为止，不要再往下讲了。王洪文接着又说，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姚文元的，不是张春桥的。这是“四人帮”王洪文在为张春桥涂脂抹粉，张春桥的文章里虽然没有批经验主义，但他在总政政工会上也大谈批经验主义，我们还把张春桥的话向下传达了的。张、姚观点是一致的。
　　　今年批邓开始后，王洪文又打电话来一定要我和周司令谈一下，共同追查一下，说主要查清这话是从谁的口里传出来的？他还说，叫南京军区也在查。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文章不是张春桥写的，但张春桥在总政政工会上也大谈了一通什么要批经验主义为纲等反毛主席的黑话。不应再听他的话去追查了，但是我还根据王洪文的黑旨意去追查。“四人帮”是借追查谁传出来的为名，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跟着干。不仅查了，还根据王的意图，把去年警备区政治部为这件事向党委常委的汇报，复印一份，还把送去的材料复印了一份，这实际上是特务手段，其罪恶目的为了搞分裂、篡党夺权。还有，有人送来南京军区会议上一本邓、叶的战略战术指示摘录，我们当时看了，为什么他们单独印邓、叶的指示摘录，也复印了一份，准备上送，后来我向周司令要了一套整个会议文件，发现他们首先印的是毛主席战略战术语录，感到这是正常的，才没送。我们上报的白头黑材料都没给周司令发，话是我讲的，意图是王洪文的，不仅白头黑材料，我们三人议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以及各省的情况都没和周司令一起谈过。主要是以“四人帮”划线，搞阴谋活动。罪该万死。
　　　（三）在学理论时大批经验主义，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四届人大和十届二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已对“四人帮”作了很多批评。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批评和新的战略部署，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于是“四人帮”又加紧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疯狂反对毛主席。主要表现：（1）“四人帮”妄图改组国务院的很多部，阴谋组织“四人帮”内阁，架空周总理。上海准备三十名部长、副部长的事，上次已交代。（2）张春桥大讲黑话，攻击总理。张春桥说，我关心的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这个话的真正含意，就是要篡党夺权。张还说邓小平一伙人，是物质迷，人大报告一定要写进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钢、粮的主要指标。他说，经他反对，没有写上。人大报告是周总理做的。从这里也可看出张春桥是反对周总理的，因为周总理在“人大”作报告不是第一次，过去多次作报告，都有生产指标的。他反对写上，就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他还说，要写进毛主席关于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列主义和工人群众手里这一条，是经过斗争争来的。这一条是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指示。张春桥不仅写进了宪法草案修改报告。还写进了他的一株大毒草的文章。张春桥坚持要抓上层建筑、抓生产关系，并坚持写这一段，他的罪恶目的是想利用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打倒一批反对“四人帮”的领导同志，为篡党夺权造舆论。（3）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大做文章。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四人帮”搞的大阴谋。他们开动了他们掌握的一切宣传机器，大批经验主义，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搞一个阴谋，我们上海市委的少数人也就配合“四人帮”搞阴谋，也配合大批经验主义。在全市大会上介绍批经验主义的经验，我在讲话中也讲了谈了经验主义对自己危害，某局的一位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批经验主义是我们要他讲的，他没责任。这次大会的开法、介绍什么经验，会前都向张春桥报告过，他表示同意的。是“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反对周总理的阴谋，我们也作了他们的帮凶，我们有很大罪责。某厂的十条，是因为我平时批评过某某某同志狭隘，有经验主义，再加上大会一开，我又同意他们办学习班，他们才写出来的，这个罪责在我，不在某某某同志，不在这个厂。
　　　邓小平去年六月十二日来上海，王洪文就在前一天打电话告诉我：邓小平来上海后，可能要找你谈话，请你注意。我就提起警惕，当他谈到老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某某厂生产搞得还好嘛。我就说某某厂就因为批唯生产力论，生产才上去的，其实某某厂抓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改善生产关系，当然也抓过批唯生产力论，但不只是抓批唯生产力论。我只讲批唯生产力论，是不符事实的，是错误的。
　　　徐景贤、王秀珍同志从新华总社那里了解到毛主席对批经验主义有批评。我们只通知下面以《红旗》第六期李钧的文章为准，没作任何批评，我们如果了解到毛主席批评中央别的领导同志，我们就会很快传播下去，就会大做文章。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我们限制传达范围，目的也是死保“四人帮”。但是，张春桥对外宾谈话，发了一个文件，发到省军级，我们看了，借批邓搞阴谋，传达到群众。这就说明，我们保“四人帮”，捧“四人帮”，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和中央文件精神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我们把“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特别是把清华和梁效的文章等等，都看作圣经一样，组织动员学习。有很多地方和中央文件唱对台戏。八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发表了一篇《从思想政治路线上批判邓小平》的消息，其中提到把《论总纲》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照批的问题，我要秘书把赫鲁晓夫的报告借来看看。后来，写作组印了几十本。这是“四人帮”的阴谋，我们跟着转，配合他们搞阴谋。
　　　（四）在张春桥的反革命密信的煽动下，整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的罪行，我上次交代过，搞这一批黑材料，不只是一个电话就出笼的，是“四人帮”的黑旨意和我的反动思想合拍的结果。
　　　去年七、八月份，我看到北京、天津处理知青工作情况，怕影响上海。当时向姚文元汇报了，姚文元煽动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嘛，要统筹解决嘛，可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嘛。姚文元是因为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来上海的，这个反动文痞，对毛主席刻骨仇恨，挑动我向毛主席施加压力，反对毛主席。后来市委发电报给中央和国务院，请求统筹解决。一时得不到解决，我很焦急。加上铁道部、教育部的情况，连续向张春桥打过两、三次电话。他不作答复，反而给我来了一封反革命密信，大意说：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难处，比较烦恼，我现在处境也很困难，也无能为力，不要急，今后慢慢会好的。他还讲看完要烧掉。我只给徐景贤、王秀珍看过。这封信可能烧掉了，也可能退何秀文了。这封反革命信煽动性很大，在我思想上估计是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等人要搞他。现在张春桥无权。因此，我追查所谓谣言特别积极。王洪文在上海时，我问过王洪文，江青和外国人谈话出书有无此事，他谎称谈话是有，绝不是象谣传的那样，这是谣言。他还说，你可把上海谣言内容写个信给我，我可以报毛主席，我写了。后来江青在大寨会上露了面，我和徐景贤、王秀珍等同志既高兴、又议论，说什么，毛主席在抓辟谣了。我们处处为“四人帮”涂脂抹粉。
　　　张春桥的一封反革命密信，是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因为他们阴谋反周总理，七四年以后，毛主席多次对“四人帮”严厉批判，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又严肃地批判了“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的错误。为此“四人帮”对毛主席极端不满。王洪文、姚文元相继窜来上海。王洪文也攻击毛主席，说他没有权，只有抓读书班的权，要我主持工作，我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个人不同意，我要讨论那个问题，这个人不同意，我怎么主持工作。王洪文这些极端反动的言论，我当时曾说过一句错话，讲喝醉了，酒后失言，赶快回去。后来我认为他这话是极端反动的。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我没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经过张春桥来的反革命密信的煽动，我们和“四人帮”一样，感到受压，有一肚子气。因此，碰到在处理具体工作时，同一位计委负责同志有些不同看法，我就发火，骂他专门反对上海。我还说，现在还不到我讲话的时候，到讲话的时候，我是要讲的。
　　　黄涛弄来了邓小平在八月十八日会上的讲话，说“积重难返”，我和徐景贤、王秀珍、黄涛学着帽子工厂的老板的样子，一面骂人家，一面就收材料，准备反击。
　　　黄涛又弄来了国务院某某负责同志在基建经济核算会上的讲话，其中我们也认为有几句话有问题，我就反动地说这个人也变了。七五年十月底，王洪文要我统计过国务院各部召开会议的数字。他准备用这些数字去炮打国务院。
　　　还有其他教育战线方面的材料，逐步在收集了。到十一月十九日，万体馆开会的那一天，得知了政治局在批判刘冰等人的信，在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我们和“四人帮”南北呼应，以为时机到了。在讲话中，加上了这个会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等话。
　　　今年一月初，我向张春桥汇报煤、电、油等生产情况时，张春桥说：你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形势，要注意大事，不要老抓一些小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张春桥的黑指示，于是我收集材料，（所有这些黑材料，都没有给周司令看，主要是以“四人帮”划线）召开座谈会，煽风点火非常积极。
　　　加紧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今年一月八日晚上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就点了一位部长、一位副部长的名，并暗示后面有后台，后台是邓小平。徐景贤同志还告诉参加会议的同志可到大学参观，还授意要别的同志散发了某省领导同志的材料。散会后，大约十一点以后，得到黄涛打给办公室一个电话，说是今晚要广播一个沉痛消息，我们意识到可能是总理发生了不幸的事情。第二天六点钟听到广播总理逝世，我们虽然也悲伤、也流泪，但没有集中力量办理总理追悼活动，而且还根据王洪文几次反动电话，反动地限制追悼活动。追查鸣汽笛。一月十一、二日，“四人帮”王洪文要上海进一步收集各部的材料，我们也布置了。一月十八日，根据王洪文的黑旨意，我们强调用实际行动来悼念总理，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总理逝世以后的一个多星期，我们搞的仍然是阴谋活动。这就是配合他们加紧篡党夺权。
　　　而且我们几个人议论过谁当总理，我内心是赞成张春桥当总理的，但根据他的特点，不适合搞行政工作，搞中央工作倒合适。当时张春桥已经是中央常委了，搞中央工作合适的意思，就是由他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意思。我讲某某某同志可当总理，我是论资排辈。我还说过，当总理的权可大可小，我的讲话是在几个常委和书记中讲的。意思是大权要集中在中央，在“四人帮”那里。后来公布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我开始感到突然，后来我也感到合适，摆得平，我认为他是中间派，这种思想是极其反动的，是反对毛主席和华主席的，我是有很大罪行的。
　　　（五）今年二月批招呼会议上，“四人帮”和他们的帮凶进行反革命串连，主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反对华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今年二月打招呼会议是毛主席批准、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本来没有讲过开大会。张春桥一开始就妄图破坏这个会议的。二月十九日窜来上海小组进行反革命煽动，要我在大会上发言。张春桥说，邓小平说他不搞阴谋诡计，到你那里讲的一通不是阴谋吗。你不要以为讲过了，不讲了，包括电报里的还是可以讲的。还有进口那么多，石油出（编者注：原文如此，疑为“进”）一千一百万吨，弄得自己停产，都可以讲嘛。当时，国锋同志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没有开大会，我就根据他的黑指示，在小组会上讲了话，出了简报。但张春桥感到我们的发言调子还不高。又来对我们煽动，责问我们：你们的气难道都出光了，看了你们的简报，气还没有在家里写的电报大。于是，第二天我们加足气，对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大攻了一通。张春桥在二月二十三日，来上海小组煽动，他说：某某那一套不批行，但做法要稳妥一点。还说，这些人将来怎么办啊？张春桥的反革命用意，就是要夺权。他还挑动说：五个省的第一书记思想没有真解决。这一回某某某恐怕不行了，弯子不易转好。这些言论，很明显是同中央五号文件唱对台戏，是反对华国锋同志报告的精神，是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
　　　张春桥在二月二十三日又窜到上海小组，还讲了一大通黑话。他恶狠狠地说：邓小平这批人（他讲是一批人），就是买办阶级，所中国工人劳动成果送给人家，把石油垄断起来，猪肉垄断起来，宣传是垄断资产阶级。还胡说比蒋介石还厉害。张春桥说，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他们垄断了。这是恶毒攻击包括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黑话。
　　　二月二十二日毛远新等人窜来上海小组时，恶毒攻击经济部门，矛头指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毛远新说，大学我们自己可以搞，经济上他们（指国务院）卡我们。毛远新还恶毒地攻击说，他们不仅代表资产阶级，而且代表买办阶级。这时一位部长也攻击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我也紧紧跟上恶狠狠地说：经济部门可用邓小平的一句“积重难返”的话用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合适的。我还煽动这位部长要带头揭。原来我对这位部长是有意见的。从这个会议以后，我对他就没有意见了。
　　　张春桥还进行反革命煽动说，真是没有道理，生产要你上去，财政收入要你增加，燃料都给你卡住。张春桥还攻击某某部，说什么对某某部还缺少材料，我总感到整个某某部是个大问题。某某某这个人资产阶级思想够呛。张春桥的这一通黑话，黑指示，我产生了上海这几年生产增长不快，是因为某某部门卡我们的投资，投资太少，几年来财政指标没有完成，我嫁罪于某某部的某某某部长，搞条条专政。回来以后，我同意了朱永嘉要调查外贸的情况，目的是想从调查上海的外贸情况，给张春桥提供中央领导同志的炮弹。
　　　就在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的这个会上，姚文元气汹汹地还说，宣传长征的文章，是有他们（指革命领导同志）的目的的，《红旗》没有登，他们（指革命领导同志）就骂，他们（指革命领导同志）是借此“反左”，要新干部下去。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要表现出来。姚文元把宣传工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长征、攻击成为修正主义。可见，“四人帮”掌握的舆论工具，成为他们宣传自己，颠倒是非，制造思想混乱，反对革命领导干部的资产阶级专政工具了。
　　　江青在背着中央召开的十二省市会上，对某军区某政委说：你不要欺侮某司令员呀。挑动矛盾，制造分裂。江青还在这次会上，借风庆轮为题，大反周总理，她还念了他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的黑批语：说什么“我们的交通部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竟然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
　　　会议结束时张春桥找我们三人到钓鱼台谈话，有两条是最恶毒的，一是回去后毛主席十二条指示首先组织一批理论队伍先学，妄图把批邓斗争引入“四人帮”轨道；二是讲了阿Q和小D打架后面是赵太爷挑动，赵太爷就是走资派，阴谋层层揪走资派，反对毛主席制订的批邓战略部署。
　　　对上述反动言论、反动思想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反动地认为在中央、在地方，在国务院各部有一批右的势力，在批邓中要冲一冲，有的要批判，有的要转弯子，有的要打倒。我讲过很反动的话，我说，邓小平的复辟势力，在全国是少数，但在上层，他的基础是相当大的。我也确实讲过，现在不提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从策略上考虑的。在我的思想上，早就离开了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离开了中央五号文件，而跟着“四人帮”转了。
　　　更严重的是以传达这次打招呼会议精神为名，又大搞阴谋诡计。我们点了不少地方的名，妄图把兄弟省市搞乱。
　　　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搞阴谋为实，还搞了很多坏事。我向张春桥还汇报过几件事：（1）在财贸会议上，有人想翻“十条王法”的案；（2）批邓开始时，讲《解放军报》很少报导批邓的消息。（3）南京事件开始时，张春桥还要我们把《文汇报》接到的有关指责他的来信都报给他。此外，我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央有关部和有关省的情况。谢静宜、迟群对徐、王讲了政治局领导对批邓的态度，他们都向我讲了，了解中央的核心机密是极端错误的。迟、谢讲这些问题也是极其错误的。
　　　（六）插手外地，分裂兄弟省。廖祖康来上海，我总要打听消息。他说过某省一地区闹武斗，军队还有影响等情况。某省两派对中央某某领导同志有意见。这是带有攻击性的，八月份黄涛开计划会议回来也对这位领导同志进行了恶毒攻击，我没有作声。还了解某省、某省、某省的运动情况，某省、某省的运动情况。了解这些情况的目的为了插手运动，有机会就宣传我们的观点。比如广播电视会议，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又是访问，又是宣传，又是送材料。我们还插手了外交部运动，江青在今年二月份，十二省招呼会上，大骂某某某同志。我们心领神会。大前天在会上我说小道消息是讲错了，当时主要想的最早从文化部长那里听来的，对今年二月江青骂某某某同志，当时没记起，一散会别人一说才弄清，后来了解到主席接见外宾时她俩不在场，我们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感到很高兴。除了了解外交部内部斗争情况外，我们今年五月向某某某出鬼点子，说什么抓住要害写个报告，主席一批就可点名批判。主席批评“四人帮”借刀杀人，我们和“四人帮”一样，也是杀气腾腾，想把抵制“四人帮”的新干部整下去。后来，“四人帮”来电话告诉我们，外交部的事，你们不要多问，双方都是跟邓小平的，“四人帮”反动透顶，把矛头又一次指向毛主席。又比如，某某部某某某来上海，本来已调出上海了，与上海无关，但我们既要了解某某部的运动情况，又对他做工作，要他转好弯子，和迟群不要对立。这完全是违背党的原则的。又比如，我支持廖清纯向民航总局某某某同志进行斗争，支持廖清纯向党中央（实际上向“四人帮”）写信告某某某同志，支持廖清纯转发批某某某的材料，总局开会，不要廖清纯去参加，我支持他去。上海召开区、县、局干部会议时，我到民航局同志参加的小组去直接批某某同志，站在民航总局一边整廖清纯，还劲头十足地说：你去报告某某某好了，我不怕，一股分裂主义的劲头很大。又比如，我们打听某省运动的情况，在一九七四年到某地去开会时，当时曾布置同去的几个工作人员上街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目的是想插手某省的运动。批邓开始，我和某某同志打过电话，当时我说，据我了解，清华大学在一月二十三日批邓点了名，我们在一月二十八日在市委常委会上对邓小平进行点名批判，并准备召开区、县、局干部会议点名批判，把这个情况告诉某某同志，实际上是插手某省的一种恶劣手法。某某事件以后，我还曾向张春桥报告过某省的情况，说他们从北京回来，下面抓了一些人，上面没什么动。某某某同志来上海，要上海帮助做某某某的工作。本来想请他们双方吃饭，但吃饭之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找某某某同志谈了一次，要某某某同志态度明朗，承认错误。而某某某同志说，我们常委还没有议论。这样，我们认为不好请吃饭，怕谈崩了，于是就没有请双方吃饭了。
　　　今年四月某某某要出国，我们向他建议，胡说什么当前不出国为好。向王洪文打电话，后来电话没有打。完全是一副太上皇的架势。
　　　在批邓打招呼会上，我和徐、王还听了某某、某某省的同志对运动情况的介绍。
　　　某某某来上海，我们三人专门找他谈过一次。了解某省的运动情况。
　　　（七）关于“四人帮”分裂军队，篡夺军权，拉民兵队伍为他们的阴谋服务，我已作了揭发、交代。这里交代我积极搞武装民兵的思想。今年七、八月份发枪不是偶然的。我在“四人帮”的反动思想长期灌输下，要武装上海民兵，加强上海民兵是一贯的思想。发枪弹武器大部分是经过总参后勤、南京军区同意的，凡同意的国家投资。王洪文为了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对民兵武器和装备抓的很紧，一直直接插手过问，对生产民兵武器，他一不经中央批准私自在地方引进两条武器流水线，作为“四人帮”生产武器的自留地。二是国家计委超产计划不经上级机关同意就捞来分配。每年由上海某某厂、某某厂两个厂生产××支自动和半自动步枪，同时，还由某厂专门造了一艘巡逻艇，支出了××万元（实际造价要比这大得多）。民兵使用的雷达指挥仪器，造了十台，每台××万元。这样武装民兵武器的地方经费，大量增加，前年地方经费化了××万元，去年地方经费花了××万，今年地方经费化了××万。这是和阴谋篡党夺权密切相配合的。每年报告我都按着他的黑旨意批了。今年，我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发枪？在我的思想里就是，毛主席百年以后，准备要保卫“四人帮”阵地。这个思想是我和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经常反动地议论主席百年之后会不会打内战、闹乱子密切关系的，特别主席逝世前后，我们议论得更多了。这种分析就是搞阴谋。矛头是指向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指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详细情况我们三人准备向党中央交代。关于发枪问题，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同志见张春桥后回来说，已向他说过了。在主席病重、病危期间，就加紧发枪。这是一个大阴谋。
　　　民兵自成系统，推广三位一体，两个区、一个县试点吃掉武装部，是王洪文在去年民兵领导干部一次黑会上作出的黑指示。王洪文说，赶快试点搞出材料，总结经验，报告主席，什么人也不好说了。我是积极执行的，而且召开了有关单位的会议，照着王洪文的黑旨意，讲了一通分裂军队、民兵自立系统的黑话。决定试点。今年二月批邓打招呼会上王洪文又进行反革命叫嚣说，民兵是张春桥和我搞起来的，试点要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多试点。回来以后，我派人了解了，因为矛盾很多，总结不出经验来。
　　　（八）为“四人帮”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是任人唯亲的路线，是对“四人帮”唯亲的路线。上次已交代了些。再补充一点包庇坏人，压制反对、抵制他们的革命同志。
　　　原文教组的一位负责人，因为他知道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议论过臭妖婆江青的问题，张春桥就把他关了起来，又查历史，又查现行。因为历史查不出问题，议论江青又是过去的，他关里面当然不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不指名地反对大野心家张春桥。结果，张春桥对他恨之入骨，硬要把他打成反革命。
　　　张春桥在一九六八年，抱住林贼的大腿，为林贼大建招待所，要布六千尺。有一位组办负责同志不知道是为林贼搞招待所，对用布太多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张春桥就把这个负责同志关了几年。
　　　张春桥攻击、批判陈毅同志，是有阴谋的，专门为了打击他在上海的影响的，我也跟着讲过错话，攻击陈毅同志是老右倾。我在北京开计划会议，我没去参加追悼会是错误的。在五七干校里，有的同志因为毛主席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对陈毅同志的悼词评价很高，为此，王洪文对他们批判了一通。我们也执行了。
　　　“四人帮”对革命干部恨之入骨，对叛徒、特务、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只要拥护“四人帮”的就包庇。
　　　小兄弟中有的已成新资产阶级分子，有的原来就是流氓。我向王洪文汇报时，王洪文却说，这些人有些问题，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其中有些人在这次武装叛乱中就起了作用。“四人帮”包庇这些人，搞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是有他们的罪恶目的，这就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
　　　有些小兄弟的问题我是知道的，有的问题我也向王洪文讲过，但是他死保，我丧失原则，不敢向党中央报告。因此，有时我只好搞些改良，劝说劝说，有时还讲过赞扬他们工作的话。有的还讲些讨好话。对个别小兄弟也许过愿，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为什么这样，一是我私心重、骨头软。保乌纱帽，要和王张及小兄弟一股势力顶，我的乌纱帽一定保不牢。二是我有野心。张、王在不同时间，讲了两次我不能工作时谁来代表的问题。他们又是这么急？我想可能要我到国务院抓经济工作去。看来这样作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部队。我这样做，是出卖了灵魂，出卖了原则，向资产阶级投降了，做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做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九）“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全国、对上海的国民经济破坏是很大的。上次已揭发交代了一些。在上海的经济工作上，不论工业农业，主要是自搞一套，搞独立王国。张春桥不懂工业生产，多次讲只要抓阶级斗争，生产可以自然上去。我也讲过只要路线正确，计划完不成也可以。张春桥讲农场只要抓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行，我也破坏农业学大寨。在重点工程上，广大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但“四人帮”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什么“701”、“708”，还有其他一些重点工程，他们在口头经常讲为政治服务，为路线斗争服务。他们用上海人民的劳动成果作为他们搞阴谋的政治资本，来压中央，压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张春桥在郊区多次提倡，在全国作出模范，反对学大寨，今年以来积极在郊区搞生产队过渡的险恶用心也属于这种性质。“四人帮”口头上关心人民的生活，实际上是搞分裂、搞阴谋。比如，今年上半年蔬菜供应一度紧张。张春桥批了长长一段，打着自力更生的旗号说，靠外省越来越靠不住了。以此来挑动上海和外地的关系，搞分裂。
　　　由于“四人帮”推行搞分裂、搞阴谋、搞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上海在经济管理上，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套，什么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的组织机构固定化。在计划上没有综合平衡，“四人帮”一句话就是计划，什么人都可以批基建项目，比如王洪文直接插手的万体馆，计划九百多万，实际化了三千多万。江青要把某苗圃改为植物园，王洪文所在的一个车间翻建，王秀珍所在的三十棉扩建，还有什么陈阿大、马振龙的项目。但是，国家急需的项目，可以迟迟不解决。有的可以改革改造解决，一定要搞新建的。贪大求洋，有的糟踏人民血汗，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很多人民急需的项目，排不上队，即使排上了队，也被挤了下来。对科学技术研究也有很大的破坏。比如728工程就没有坚定地执行总理的指示，拖了十来年。国务院来的文件可以拖着、压着，置之不理。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也是围着“四人帮”转的。在这方面我负有很大责任，有很大罪行。黄涛、陈阿大也干了不少坏事。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使得很多干部不敢抓生产。怕一抓生产，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在生产上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生产增长率逐年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逐年下降，但成本上升，单耗增加，事故增多。出了事故往往去找英雄、找烈士，不追查，不处理。
　　　这一套错误路线，我是执行了的，我在这方面放了很多毒，是跟“四人帮”搞修正主义路线。我还胡说，大庆的岗位责任制值得研究。我口头也讲岗位责任制还是要的，下面一搞岗位责任制，我就批评人家搞管卡压，搞条条框框。致使近几年来生产增长率下降，成本上升。造成严重恶果。我对大庆经验的错误讲法，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的。
　　　我对某某部进出口问题上，包括二百五十万吨船的进口，放了很多毒。我攻击某某部是崇洋卖国部，比慈禧太后还厉害。某某部是周总理、李先念同志直接抓的，我攻某某部，就是攻了周总理和先念同志。特别是今年借批邓为名，在今年二月打招呼会上，张春桥进行反革命煽动说，他们（指国务院）给大庆进口一套××万吨已烯装置，我（指张春桥）说，大庆要进口，最好大寨的土地上尽开外国的拖拉机算了。张春桥这种反革命煽动、恶毒的攻击，反动透顶。张春桥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总理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十）我对今年十月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的反动态度。在政治局打招呼会上，七号夜里听了华主席和政治局同志讲话以后，我开始思想根本不通。我当时的反动思想是，听了象打了一闷棍，怎么把我心目中的所谓左派都隔离了呢？这个思想是很反动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全国一片欢腾。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人也都很高兴。因为我和“四人帮”陷到一起去了，所以党和人民的铁拳打在“四人帮”的身上，好象也打在我的身上。十月七日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很多话没有听进去，因此，感到材料不足，为什么这样突然袭击？也怀疑过是不是宫廷政变，把代表全国人民心愿，继承毛主席遗志，对“四人帮”采取英明果断措施，攻击为突然袭击和宫廷政变，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我思想很不通。当时感到怎么表态呢？如说不同意，可能回不去或派一位同志和我一起回去，如果作个蒙混过关的假表态，回上海讲了以后，要大吵大闹大干，不大闹、大干，小闹、小干也一定会发生的。但我又认为现在已是大势所趋，我们这样闹是要造成分裂，损失太大，我担负不了这个责任。也想过还是请求调动工作吧，最好到远点的地方去，新疆、西藏都可以。我还估计，如果思想老是不通回不了上海，如跟我去的秘书能回上海的话，要他告诉徐景贤、王秀珍同志，不要乱来，因为全国对砸烂“四人帮”都拥护，要进行合法斗争。家庭有点问题也请照顾一下。上述这些讲话，我和秘书谈过。我的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斗争。这个思想是极为反动的。
　　　第二天（八日），我思想斗了一天，晚上开会又听了领导同志的讲话，思想有一点进步。我认为江青大闹政治局，致使华国锋同志不能工作，王洪文也确有问题，但张、姚还有所区别。因此，表态时曾有一句极反动的话，建议处理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还没有把他们看成是一帮。因此，自己思想上还没有通，第二天周司令说我这句话讲得不好。当时我估计我回来说服不了一些人以及“四人帮”的小兄弟。所以，我和纯麟同志建议请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要求中央帮助做他们的工作。九日上午秀珍打电话来一定要听马天水的声音，我才打电话，问我见到王张姚没有？身体如何？我说了个谎，我说他们身体好，工作很忙。
　　　十一日中午，锡联、振华、志福同志找我和周司令谈了话，耐心教育了我，我也提了一些问题，使我认识了“四人帮”的问题是极为严重的。这一天，我又看到了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的“有感”。我就明确表态了。坚决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十二日，又明确了表了态。现在认识到，表一个明确的态度是比过去有了进步，但离转变立场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回来在传达时又犯了右倾的错误。在常委会上还称过张、王为同志，站在“四人帮”反动立场上，向小兄弟做工作，只要他们不要闹事就行。当时极端错误地估计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把广大群众、干部和各级党委丢在一边，先做小兄弟的思想工作。这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传达时并不是照本传达先讲如何篡党夺权一段，然后再讲主席从七四年以来如何批判“四人帮”的，从常委会到作小兄弟工作，感到这样讲还有效的。所以第一次区、县、局会议也这样讲了。当然，当时有的文件还没完全整理好。后来所有文件本来决定全部照传，因会上有人讲了几句，我又动摇，只讲了标准本和最后接见的讲话。另两本，后来有人提议才又印发了。
　　　我犯了严重的罪行，我的罪行是和“四人帮”在一起，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反对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现在，我坚决彻底地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和“四人帮”斗争到底，清算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我请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革命群众能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待
　　　最近，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了华主席在中央打招呼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十六号文件，参加了上海区、县、局党员干部会议的大会、中会和小会，经过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的多次耐心教育和挽救，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我深深受到了触动。“四人帮”罪恶滔天，我自己的罪行累累。对于同志们的揭发和批判，我表示诚恳的接受，并在这里向全市人民低头认罪。现在，我再补充揭发和交代“四人帮”和我自己的一些主要罪行。以后还将陆续交代。
　　　
　　　一、 揭发“四人帮”篡党篡军的阴谋并交代我的罪行
　　　
　　　“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蓄谋已久，但是，他们觉得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就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们极端仇视和害怕人民解放军，他们大搞反军、乱军，目的就是妄图篡夺军权。
　　　一九七五年八月，“四人帮”王洪文在上海时，反复对马、徐、王造谣说：“军队不可靠。”他攻击说：“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传出来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那些老家伙乱讲，发泄不满，特别是某某军区的某某某和某某军区的某某，跳得最高。”他议论和攻击某某总部和某某总部的领导，攻击好几个兵种的领导，攻击好几个大军区的领导。在王洪文眼里，军队的领导同志大多数是不好的。他的反动言论，对我起了极大的毒害作用。
　　　王洪文在上海时，还流露出他要篡夺军权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新华分社报道他在上海参加八一建军节庆祝晚会时，发出的稿子上写了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发到总社以后，被有的同志误加上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来到了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前才被发现，临时作了更正，但国外的电讯已经传出去了。王洪文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通过他的秘书廖祖康传话给我们，说什么：“本来毛主席提过要王洪文当军委副主席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又不提名了。”可见，王洪文对毛主席严肃批判了“四人帮”，又不让他窃取军委副主席的要职，他是咬牙切齿、怀恨在心的。他不但想篡夺党权，还野心勃勃地妄想篡夺军权。
　　　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摇鹅毛扇的，说话特别阴险。今年二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时，他第一次来京西宾馆，对我们谈到军队的问题时，他恶毒地说：“部队，我们有处理林彪问题的经验。战士都是工农，干部也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段大黑话，张春桥说什么“我们有处理林彪问题的经验”，意思是“四人帮”要在上层、在中央把军队的领导同志象林彪一样地解决掉，然后妄图蒙蔽广大战士和干部跟着“四人帮”走，他的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张春桥当时身为总政治部主任，但却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来到上海，在谈到天安门广场事件时，肖木对我说：“在天安门广场最乱的那一天，春桥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往外看，他甚至想：假如军队把枪口都掉过来（就是对准“四人帮”），那怎么办？”肖木说，这是张春桥事后告诉他的。这句话撕下了张春桥的总政治部主任的假面具，暴露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它当然也要保卫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只有象张春桥那样心怀鬼胎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才会在我们人民军队的枪口面前感到恐惧和害怕，这是他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四人帮”江青一贯攻击军队，今年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对我们说：“部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啊？”她还攻击说：“现在军队的报纸、文化的领导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掌握在混进部队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手里。”江青恨不得把这些领导权，统统窃取到她自己的手里。江青还狂叫：“等到部队搞好了，问题解决了，我再穿上军装，再戴上红星。”江青所叫嚣的“部队问题解决了”，就是要“四人帮”篡了党，篡了军，她才肯罢休。
　　　“四人帮”姚文元，据我的了解是一贯乱军的，早在一九六七年上半年，他就伙同张春桥支持一些人冲某某军区。一九六七年，他又和张春桥一起到某某省，支持这个省的一部分人反对某某军区。姚文元有一条基本的理论：“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以后，他又伙同张春桥一起在军队中支一派，打一派，分裂军队，搞乱军队。实际上，张春桥、姚文元本身就是“揪军内一小撮”的罪魁祸首，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王、关、戚被打倒了，但张、姚却在江青的包庇下滑过去了。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姚文元来上海时，还当着马、徐、王的面攻击叶副主席。
　　　正因为“四人帮”强烈地意识到军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搞乱军队，篡夺军权。
　　　王洪文自己就插手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部门，又通过他的心腹民航总局的副局长、上海民航局的局长廖清纯插手民航和空军，目的是篡夺空军的领导权。
　　　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更加加快了他们篡党篡军的步伐。今年六月，王洪文、张春桥跑到总政治部去开会，会上点名批判了某某部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某报的负责人，张春桥还气势汹汹地说什么：“某某部不可靠，不可信，不能用。”这个会以后，“四人帮”还准备对其他军事部门一个一个搞下去（这些情况，是今年六月底我的秘书到北京送医疗器械时，原来在上海文教组工作，现在总政保卫部的徐海涛来看他时对他说的。）“四人帮”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要对军委所属的各总部、各军兵种一个一个开刀，妄图把军权全部篡夺到他们的手里。我不但整上面的，而且整下面的，某师的一个干事写了一句“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上海”，我看触痛了我的主子张春桥，就连续批了几次，连他回家结婚都不放过。整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整警备区的领导。
　　　在“四人帮”的指使和毒害下，我也积极地插手军队，搞乱军队，破坏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除了上次已交代的外，再补充交代几个罪行：
　　　1．张春桥对上海警备区新来的领导同志，只要不听从他的指挥的，就要狠整。十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当着上海全体中委、候补中委的面，训斥周司令，他胡说周司令不说真心话，把周司令整得心脏病发作。某某某政委来上海时，张春桥也借部队里发生的一起事故，拍桌大骂某政委，我也跟着张春桥狠批某政委，充当了打手。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对马、徐、王说：“新来的（指某某某政委）不一定比原来的好。”在他的煽动下，我在一次谈话时，狠批了某某某政委和某某某副司令，妄图压服他们服从“四人帮”的指挥。在批林批孔时，我们秉承张、王的黑旨意，联合召开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常委会，我又在会上打击了好几位警备区领导同志，我还蛮横地责问某某副政委等说：“你们来警备区，究竟是谁派你们来的？带着什么任务、什么感情来的？”我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以“四人帮”张、王划线，搞拉一批、打一批，分裂军队。我对被我整过的这几位领导同志是有罪的，我向他们认真请罪。
　　　2．在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当着我们的面对李彬山副政委说什么：“所谓正面教育就是不批首长，至于批邓、批论点，当然可以批”，他还说什么部队“稳定不是不要搞批判”。他的用心是很险恶的，他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部队搞正面教育，他竭力主张搞批判，而且他说的什么“不批首长”完全是假话，如果按张春桥的指挥让部队“搞批判”“批论点”，就一定要上挂下联，打击一大片军队的各级领导同志，非把部队搞乱不可。所以我回上海以后，也是积极主张部队“搞批判”“批论点”的，而且我还到一个连队去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我胡说什么：“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问题对军队是否适用，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头脑清醒。”我还煽动地说：“研究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对今后有长远的历史意义。”我的这个反动讲话，就是要打倒军队的一批领导同志，为“四人帮”篡党篡军的阴谋服务。我的讲话在上海部队流毒很广。应该彻底批判我的罪行，肃清我的流毒。
　　　3．我在上海反对宣传长征。去年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北京和各地都有很多宣传活动，开始时我要上海报纸转载了刘伯承同志等的文章。后来我看到《解放军报》登了一篇回忆录，里面几次提到“阿丕”、“阿丕”（即陈丕显同志），我就非常反感。以后，又看到邓小平关于话剧《万水千山》的一次讲话，里面说到张春桥自己讲没有参加过长征等等，我就认为这是邓小平一伙用长征来压“四人帮”。加上当时，我从文化部那里了解到：对长征四十周年，中央没有什么具体部署。因此，当北京演出《长征组歌》以后，上海乐团的同志也想演，我居然警告文化局某某同志说要头脑清醒些，胡说什么是部队在压文化部。在我的反对下，《长征组歌》没能在上海演出，严重打击了上海人民、广大的解放军战士和革命文艺战士对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万里长征的深厚感情。今年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二日，姚文元来到京西宾馆看我们时，他攻击说：“宣传长征的文章，是有他们（这里指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领导同志）的目的的，《红旗》没有登，他们就骂，他们是借此‘反左’，要新干部下去。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要表现出来。”姚文元把宣传长征，竟然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这是猖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我听了，还认为自己不让演《长征组歌》做得很对，这说明我在反对宣传长征这一点上，完全是和“四人帮”一鼻孔出气的。
　　　4．我秉承林彪一伙和“四人帮”的黑旨意，打击好几位老帅。九大前后，根据张春桥的授意，上海还整理过叶剑英等同志的黑材料。九大时，王洪文和我又根据林彪一伙和“四人帮”的指挥棒，组织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团的同志少投老帅的票，搞阴谋诡计。九大期间，我积极参预了狠整陈毅同志的活动。上海编了《某某同志反动言论》小册子，发给九大代表；在九大的上海大组、小组会上根据张春桥等的黑指示几次批陈毅同志，我都是最积极的发言人。我还跟着张春桥散布过攻击陈毅同志的话。陈毅同志逝世以后，市直干校的群众来信，是我转给张、姚、王的，以后他们批了下去，整了好几位为陈毅同志说过几句好话的老同志，我是负有严重罪责的，我在这里向他们请罪。
　　　我一向以文人自居，但是这次却下了手令，调动民兵，调动军队，直接指挥起反革命武装暴乱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受着“四人帮”的毒害，认为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去年十一月，我见到江西一个人用左手写的信，信中说：“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们，写出了好文章、好电影，然而，一旦有变，曹操打败了陈琳，就取消了他的发言权，好文章就成了笑料，颠倒过来的历史又被大刀火药颠倒过去，这种历史教训要引以为戒。”看了这一段，正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认为“四人帮”缺少的就是“大刀火药”，于是我把这封信加上按语要报社印成白头情况，报给“四人帮”，作为他们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弹。（今年二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时，毛远新告诉我，此件印发政治局的时候上面引的这一段被他删掉了，说明他做贼心虚。）特别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前后，我更担心有人要搞军事政变，要打内战，其实是担心“四人帮”手中无兵，被人搞下台。我的这种反动思想，完全是和“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一拍即合的，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包括篡军乱军的阴谋，也一举粉碎了我们几个人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真是英明及时。不然的话，“四人帮”和我们几个人要把上海民兵拖进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血海，严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几个人搞的那里是什么巴黎公社，我们是巴黎公社的叛徒，我们是梯也尔，我们是要搞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和资本主义复辟。“四人帮”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希特勒上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这个阴谋。
　　　敬爱的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是一个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胜利，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篡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华主席。华主席是毛主席生前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从此，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又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我坚决拥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时，实在感到自己的罪行严重，把我抓起来、关起来，都是罪有应得的。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和群众还这样挽救我，我的感激和沉痛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二、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反对毛主席的严重罪行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影片《创业》作了光辉批示，“四人帮”千方百计进行封锁。八月初，文化部刘庆棠打电话给我，把毛主席的批示告诉了我，我问他如何传达，他说要请示中央。刘还告诉我，他们原来传达的十条（即“十大罪状”），也是上面（指张、江、姚）定的。八月十几号，上海市电影局在北京开会的同志听到了这一光辉批示，也送回了记录稿，我再次要电影局的同志请示文化部如何传达，刘庆棠又答复：“各地如何传达，还是要请示中央。”这个“中央”，实际上就是“四人帮”。这样我就以没有中央文件为理由，拒不让上海电影局的同志回来进行传达。我在上海伙同“四人帮”一起封锁毛主席的光辉批示。等到文化部开会向北京直属单位进行传达以后，上海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强烈要求，我才和马天水、王秀珍匆匆商量，被迫于八月二十二日由文教组出面让一个在北京听过文化部会议传达的同志在上海草草地进行了传达。当时，我和马、王商量的传达口径是：“原来关于《创业》的十条意见（即‘十大罪状）传达到什么范围的，这次毛主席的批示也传达到什么范围。”实质上还是在封锁、对抗毛主席的批示。即使这样，张春桥对我们还不满意。当时，上海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作者对毛主席批示热烈拥护，反映十分强烈。其他各条战线的各级党组织也希望能听到传达，并给市委打来了电话。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把电话记录送给了张春桥，张春桥立即打电话给马天水，大发雷霆地说：“谁叫你们进行传达的？你们有什么权利扩大传达范围？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关系到江青。”马天水接到电话，也大发脾气，打电话给文教组的一个负责人责问：“你们传达是什么用意？矛头指向谁？”完全把责任推给下面。同时，在一次会议上，各单位的同志要求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时，马天水竟说什么：“你们唯恐天下不乱！”
　　　我一看此事触犯了张春桥和江青，而且姚文元七月底在上海时又和我谈过他对《创业》坚持的一条所谓“意见”，我觉得毛主席的批示批的就是“四人帮”，我就禁止上海的报社发文艺界讨论毛主席关于《创业》的光辉批示的情况反映。我看到上海京剧团简报上有讨论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的一句话，也毫不放过，把它删掉了。《人民日报》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当时只发了一版不象样的评《创业》的文章，我因为知道了“四人帮”的意图，就比《人民日报》走得更远，我下达黑指示，要上海两报把原题目“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赞彩色故事片《创业》”砍掉，改成“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不加副题。我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我把赞扬《创业》的副题拿掉，又改了正题，这是我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顽固地跟着“四人帮”继续打击《创业》，对抗毛主席的批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完全是一种表面拥护、背后反对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修正主义的阴谋手法。我又要报社在评论中只写学习英雄人物周挺杉的思想和精神，不要对影片本身作评论，而且对过去有争论的问题（即：“十大罪状”），如《国际歌》、华程等，都要一律避开。毛主席热情肯定了影片《创业》，我却下达黑指示不要对影片本身作评论；毛主席尖锐批判了四人帮“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我却下达黑指示要避开“十大罪状”。我还要报社准备紧跟《人民日报》发表较长的对《创业》“一分为二”的所谓评论，进行反扑（后来未发）。这充分说明我完全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负隅顽抗。我为了怕得罪我的主子“四人帮”，就紧跟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直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直接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到了十分疯狂的程度。
　　　毛主席关于《创业》的光辉批示的下达，是对“四人帮”蛮横扼杀革命文艺的沉重打击。当时，“四人帮”以及文化部某些人扼杀影片《海霞》的阴谋也遭到了彻底破产，这时，文化部刘庆棠和于会泳先后窜到上海，向马、徐、王传达江青的黑指示，什么张天民“告了刁状”，“谎报军情”，“影片《创业》不向国外发行”，“再要拍一个新的《创业》”等等，他们还竭力鼓吹江青的黑指示，胡说什么“影片无大错，还是有错误。”什么“文化部在《创业》问题上的错误不是路线问题，而是方法问题。”什么“对影片不能求全责备，对影片的意见（即‘十大罪状’）也不能求全责备”等等，这些反革命言论，每一条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光辉批示的。
　　　文化部刘庆棠来上海时，“四人帮”王洪文专门接见了他，请刘在王洪文住的一个招待所吃螃蟹，马、徐、王作陪。刘向王洪文汇报了“四人帮”其他人的黑指示，王洪文听了，马上跳出来表示呼应。王洪文在和市委常委会同志谈话和审查影片时，一再叫嚷说：《创业》“影片无大错，还是有错误”。“求全责备不对，不严格要求也不行”等等，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在“四人帮”的黑指示连续下达之后，我也公开跳出来放毒了，我在不同场合传播过刘庆棠带来的“四人帮”的黑话。我在审查影片《难忘的战斗》时说：什么“领导不求全责备，但作为创作人员来讲还要抓好政治艺术质量，要严格要求。”在审查影片《春苗》时我又紧跟王洪文说：“严格要求有好处”。我在谈论其他影片时，还影射攻击《创业》说：“把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暗藏敌人）合在一起写，不容易写得深刻”等等。我的这些反动言论，都是配合“四人帮”，直接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对着干的。
　　　文化部于会泳等在北京与我通电话和窜来上海时，多次叫嚷文化部处境孤立、困难，说《创业》问题和《海霞》问题发生后，北影厂有些人不听文化部的，文化部司、局长和所属单位的很多人也不支持部领导，什么攻击中央领导的政治谣言（实际上是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批判）愈来愈多，等等。他们还传达“四人帮”江青的黑指示说：在《海霞》问题上，“北影厂在文化部的帮助下取得了对文化部斗争的胜利”。这种黑话完全是直接反对毛主席的，因为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一下达，“四人帮”和文化部少数人感到处境困难，他们再要扼杀革命文艺作品办不到了，他们再要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阻力极大，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是大好事。“四人帮”江青说什么“在文化部的帮助下取得了对文化部斗争的胜利”，完全是发泄对毛主席的仇恨。而我当时却对文化部的处境充满同情，我不断下达黑指示，要上海文化、电影、宣传等系统的领导更多地支持文化部，实际上就是支持“四人帮”一伙，我胡说什么“他们工作有缺点错误，但路线方向是正确的。”这说明我妄图把上海文化、电影、宣传等系统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拉到“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上来，为“四人帮”一伙服务，跟着我去死保“四人帮”，跟着我去反对毛主席。直到今年二月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回来，我在会上直接听到“四人帮”江青说什么张天民告的是“谎状”，是“诬告”，江青还叫嚷“某省委应该再给毛主席写信！”诬蔑“张天民和邓小平有关系”等等，我回上海参加县、团级干部会议小组讨论时，又把江青的这些谣言和诬蔑散布给到会的同志，胡说什么是“邓小平逼毛主席表态”，继续放毒。文教系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我在影片《创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反动言行，是进行了抵制的，但我却一意孤行，完全跟着“四人帮”，亦步亦趋，封锁毛主席批示，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的罪孽深重，应该受到彻底的揭发、批判和清算。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听说新华总社某某某同志告诉上海分社的同志，毛主席有一个重要批示，过了几天，新华总社副社长某某某同志陪同外宾来上海，又给王秀珍传了毛主席的同一个批示，就是：“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我知道以后，立刻敏感到这是对“四人帮”张春桥在总政的讲话和对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的批判。六月份，邓小平陪同外宾来上海，他给马天水以及市委常委也传达了毛主席的上述批示（我在医院听了其他常委的传达）。我站在“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上，对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进行封锁，根本不往下传达。
　　　七月份，姚文元受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后来到上海，绝口不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一批示。马天水把邓小平传达毛主席批示的事，向姚文元报告了；我为了效忠于姚文元，也在七月底送他回北京时，在他临上飞机以前，我一边走一边向他告密，我说：“听说新华总社某某某向分社传了关于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事。”当时因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细说，但姚文元回北京后，立即进行镇压、追查，而且还几次责令总社驻上海的记者检查所谓传小道的“错误”。
　　　“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批示，对传了毛主席批示的同志恨之入骨，而我不但伙同张春桥、姚文元封锁毛主席的批示，而且和姚文元勾结起来迫害革命同志，这说明我死心塌地卖身投靠“四人帮”，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行为是十分卑鄙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假借反对“经验主义”大反敬爱的周总理，在我控制下的上海两报和电台也刮起一阵反对经验主义的妖风。一九七五年四月，市委召开的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经验交流会的新闻稿，是经我和市委其他主要负责人审定的，某局某某同志关于批判经验主义的所谓典型发言，也是我们几个人一手炮制，并决定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当时，我在上海的新闻战线上紧锣密鼓地大反经验主义，就是篡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指示，就是配合“四人帮”大反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毛主席关于《创业》和关于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要指示，我明知是真的，但我以没有文件为理由，拒不进行传达。其实这根本不是理由，因为“四人帮”的指示，哪里有什么文件，但是我传得特别快，特别卖力；几位政治局同志和副总理接见科学院的讲话，根本没有文件，是从某大学里一个人的笔记本上抄来的，我却抛了出去，大量印发。毛主席圈阅同意的姚文元关于《诗刊》复刊的一封信，虽然有一个文件，但不是正道来的，市委并没有收到过，是姚文元直接寄给写作组的，我却让朱永嘉在去年十月的上海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用记录速度宣读姚文元的信，我并大肆吹捧姚文元。
　　　这些事实说明，我对毛主席指示的态度，完全是以对“四人帮”是否有利为出发点的，有利的就传达，不利的就封锁。这是一种极其反动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是从根本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
　　　
　　　三、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反对周总理的严重罪行
　　　
　　　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利用批邓，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在上海和马、王也紧紧跟上。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份文化部于会冰、刘庆棠、浩亮等来上海，在马、徐、王面前透露了迟群告诉他们的政治局批邓的情况（前已交代），还攻击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同志，污蔑说这位领导同志的女儿在清华大学念书，胡说什么刘冰攻击迟群的信就是这位领导同志要女儿带了口信去叫刘冰写的。
　　　在十二月底的县、团级党员干部会上，马天水就在讲话中宣布：“不管是那位领导，有错误都可以批，名字只点到某某某。”我也在会上抛出几位政治局同志和副总理的材料，并在一次文教小组会上，当有关同志宣读这份接见科学院的讲话时，我当场批了这份材料中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论点，实际上是点名批了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
　　　“四人帮”王洪文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或一月上旬和我通电话时，拚命给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打气，他说什么：“上海的讨论情况是好的（指十二月份我们召开的县团级党员干部会议），前一阵右倾翻案风，上海的干部还是表现好的。”这实际上是鼓动我们几个人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他又说什么：“形势是好的。不过主席说了：历次路线斗争的头子，改也难。”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在揭民航总局的盖子了，他说：“民航总局我自己在抓，叫某某某他不来，我就叫某某来。”可见，“四人帮”根本不是在批邓，而是借批邓为名，要打倒一大批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王洪文当时以批邓为名亲自插手民航就是一个罪证。
　　　紧接着，他又进行反革命煽动，说什么：“下次你们向中央发电报，可以点部老爷的名，可见右倾翻案风不是孤立的。”我把王洪文的电话告诉了马天水、王秀珍。
　　　一九七六年的元旦社论，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认为这是半公开的点邓小平的名了，因此大为活跃，还一心想揪邓小平以外的走资派。
　　　一月八日下午，我跑到某大学的一个小组，就某省委负责人的一个讲话进行煽动，并布置常委的负责同志晚上带了这份材料到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散发。晚上，马、徐召开座谈会，马天水点了有的部的领导同志的名，我对到会同志煽动地说什么：“你们的油印机难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没有空吗？”这实际上是布置各单位大量印刷这些非法材料。
　　　当晚会议结束以后，十一时半左右，我听到马天水说了周总理逝世的沉痛消息，我当即赶回办公室，给王秀珍和部分常委打了电话。第二天，市委忙于讨论哀悼总理的事，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撤销八日晚上座谈会的布置。以至有的单位回去继续开大会传达和印材料。我们八日晚上会议的传达，直接打击和损害了广大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沉痛哀悼的心情，我犯了严重的罪行。
　　　从周总理逝世到召开追悼会这短短的几天里，“四人帮”出于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刻骨仇恨和他们想要篡党夺权的迫切心情，他们加紧以批邓为名反对周总理，打击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周总理讣告发表后的第二天（一月十日），“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让新华总社发了北大批奇谈怪论的报道。过了两天，群众正在深切哀悼周总理时，“四人帮”突然又在十四日用头版头条的突出地位，发了清华大学《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报道，而且用很大的字体加了编者按，通篇只字不提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沉痛哀悼，而拚命强调“对右倾翻案风发动了猛烈攻击”，“四人帮”完全和全国人民处在对立的地位，他们在这个时机猖狂地反对周总理，激起了众怒。在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报道和悼词发表以后的第二天，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双头条，一条是北大回击右倾翻案风，一条是清华驳斥奇谈怪论，并用新华社电讯发至全国。从此以后，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全部被扼杀了。我在上海也砍掉了上海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大量的文章，我犯了大罪。
　　　与时同时，“四人帮”王洪文还给我们下达了黑指示，周总理逝世以后，我们很想去北京一次和敬爱的周总理的遗体告别，王秀珍打电话给王洪文，这时，一贯反对周总理的王洪文回答：“你们不要来了，中央有规定。你们用批邓的实际行动悼念总理嘛！”周总理是一月八日逝世的，过了只有两三天，即一月十一日或十二日，王洪文立即又一次打电话给市委，要继续收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部的黑材料给“四人帮”送去。他们反对周总理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一向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的我，这时紧密配合了他们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配合他们疯狂反对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我下达黑指示，要上海两报尽量多登北京两校的报道和文章，而且要求尽量把新华社发来的外地的电讯登在显著的比较醒目的地位，而宁可把上海的报道放到后面，我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我要报纸把外地一些大学和工人大学等的新华社电讯放在显著地位，目的是想把那些地方发动起来，实际上是妄图让那些省、市跟着北京两校和上海转，把他们那里按毛主席部署进行的批邓活动纳入我们的完全错误的轨道。在广大群众沉痛哀悼周总理的时候，在我的策划和指使下，召开了某中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现场经验交流会，我并授意在这个会上散发非法材料，压制和打击了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无比热爱和沉痛的心情。周总理追悼会刚开过，我就从上海解放日报的送审稿中，专门选了一篇上海某大学的报道，亲自修改后让新华分社发到总社去，配合北京两校的反革命舆论。结果，这篇报道果然被“四人帮”看中了，姚文元亲自作了修改，又送张春桥审阅后发至全国。我从新华总社知道这个消息后，居然还兴奋异常，亲自跑到这个大学去，胡说这篇报道的标题改得好。《风雷滚滚旌旗奋》，我说旌旗就是什么“战旗，指挥旗”，妄图使上海的两校完全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我那时跟着“四人帮”南呼北应，得意忘形，已经以指挥者自居了。这都是我的罪行，有关部门和大学、中学以及新闻单位的领导同志完全是受了我的毒害，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一月下旬，黄涛从北京开计划会议回来，在某饭店和马、徐、王密谈张春桥的黑指示，张春桥说：“清华已经点邓小平的名了，你们常委会要不要点，由你们考虑。”黄涛还说，王洪文偷偷地拿了几份清华大学的简报给他看，上面已经提到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总代表、总根子了，黄涛又说：“既然是后台，总还有前台；既然是总代表，那一定有其他代表。”这时，“四人帮”实际上已经篡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大权了，毛主席还没有下命令点名，“四人帮”却下命令点名了，张春桥迫不及待地想把总理的位置捞到手，已经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直接出来指挥了。张春桥一声令下，我们就在春节期间开常委会，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在会上也点了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名。会后，由我起草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一个点名批邓小平的电报。
　　　开会期间，迟群打电话给我，一方面要上海印某某某的书，另一方面就把清华、北大常委会点名和两校大批判组同时点名批判的情况通给了我，并告诉我《人民日报》要发清华的报道。我和马、王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等到清华二月六日的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一发表，我们决定再次召开县、团级党员干部会，公开点邓小平的名，马天水在会上的讲话等，都是事先请示“四人帮”张春桥批准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头脑发热到了疯狂的程度，我的所作所为，都是直接和广大群众沉痛哀悼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对着干的。
　　　在“四人帮”的策动下，我在悼念周总理的这个时期中，就干了好几件反对周总理的罪行。其中突出的罪行之一，就是我亲手砍掉了上海市舞蹈学校送审的简报中有一段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感情十分深厚的文字。我是二月初收到简报的送审稿的，当时忙于配合“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舆论，没有看，后来舞校又来催了两次，记得我是在二月十号以后才看这份简报的。我当时只听“四人帮”的，认为当时一切工作都应该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中心，悼念周总理等活动早就被我抛在脑后了。在这以前，我还下过命令要上海两报“今后可以发或不发”关于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况简报。所以，我在看舞校的简报送审稿时，认为二月六日清华大学的重要文章都发表了，报纸上国外来的唁电都停发了，这份简报中悼念周总理的文字已经过时了，所以就一刀砍掉了。我在这里砍掉的不是一段文字，我砍掉的是舞校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再从内心深处来检查，因为样板戏剧组的简报，是直接送“四人帮”张春桥、江青的，我怕得罪他们，我怕他们看了有意见，所以把悼念周总理的这段文字砍掉了。我为了迎合“四人帮”，连一个文艺单位要把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敬爱之情写上简报我都不容许，我的思想和立场是何等反动呀”我在这里以最沉痛的心情向舞校的全体同志请罪。
　　　在这个时期里，我还删掉了报纸简报和稿件里关于敬爱的周总理的一些正确的提法，这都是怕得罪“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因为我知道他们看上海的报纸和情况反映是非常仔细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对我强调：“小报（指情况简报）有时候比大报更重要。”这是他们的黑话，他们企图通过情况简报来吹捧他们自己，同时打击其他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就在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看到解放日报情况简报中一位老工人的话，说毛主席为我们挖尽了苦根，张春桥出于对毛主席的仇恨，立即抓住“挖尽苦根”这四个字大做文章，指责说什么“提法不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等。所以，我对报纸的情况简报和重要文章等，往往是用“四人帮”的眼光一字一句细扣的，凡是“四人帮”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等没有用过的提法，我就把它删去，结果在悼念周总理的简报中，我把群众反映中的一些完全正确的提法例如“以周总理为榜样”、“周总理最严于解剖自己”等都删掉了，而后来这些提法在《悼词》中都出现了，证明广大群众最热爱周总理，他们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我却跟着“四人帮”走，越走越远，走上了反对周总理的道路。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文汇报在发表新华总社电讯稿时，删掉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过去为雷锋同志的题词和其他的一些文字。当时，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到三个月，广大群众怀着对周总理的无比崇敬和热爱的心情，对文汇报的这个删节表示气愤，提出疑问，这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四人帮”长期以来反对敬爱的周总理，把上海市委内马、徐、王这几个人作为他们反党篡权的黑基地，严密控制上海的舆论工具，对这一点，广大人民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了。
　　　文汇报的革命同志，在三月十几日收到读者来信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把这一严重错误向市委作了报告和检讨，但作为分管新闻工作的市委书记的我，以删节稿发表前我未看过为理由，不但不主动承担这一严重错误的政治责任，反而把责任往下推，把文汇报的同志狠批了一顿。紧接着，马天水和王秀珍也对文汇报的同志狠批狠整。三月二十几号，我们把文汇报的检讨打印后送给“四人帮”王、张、姚，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批复，又发生了文汇报三月二十五日事件，那知报纸上发表了某局的一篇新闻稿，提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段文字，非常容易使人发生误解，因为当时邓小平在公开报纸上的代名词全称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党内那个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而现在新闻稿的这种错误的写法，会使读者把后面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新闻稿上并未写明是单数还是复数）理解成是指邓小平，而不是指其他的走资派，至于前面的“党内那个走资派”，就会使读者联想到是暗指敬爱的周总理。加上文汇报又发生过三月五日删节周总理题词的事件，读者的义愤就更大了。那几天，对文汇报的来信、电话、电报大量涌到，大标语等也进入上海市区。
　　　文汇报的两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当时已近三月底，马、徐、王慌了手脚，赶紧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我在起草电报时，强调客观理由，根本不检讨自己所分管的报纸出了这样大的错误，严重损害了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严重损伤了广大群众无比热爱周总理的深厚感情，不反映文汇报同志的沉重的心情，同时也不检讨我自己应该承担什么罪责。不但如此，当我们发去电报以后，马天水又给张春桥打电话报告这件事，张春桥出于他长期以来一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反动本性，不但不批评我们，也不批评文汇报，反而轻描淡写地说什么：“不要再训斥文汇报了，今后内部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就可以了。”另外，他对马天水下令：“把所有对文汇报事件的来信、来电和大标语整理成情况后约我送来。”紧接着，四月一日，王洪文又给马天水打了电话，王洪文同样是恶毒地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他在电话中也一再说不要再批评报纸了，编辑还是可以删稿子的，同时他还把一个中央电话通知的内容，抢先全部通给了马天水。
　　　在“四人帮”的怂恿和指使下，马、徐、王的腰杆子就硬了。四月一日，市委召开了常委会，会上马天水讲了话，向全市传达，说什么“现有人以文汇报三月五日、三月二十五日报纸大作文章，……我们不要受他们干扰”等。我还跑到文教系统领导干部会上去大讲什么“要提高警惕，要追查政治谣言”等等。紧接着，我又窜到文汇报社召开会议，秉承张春桥、王洪文的黑旨意，不但不作自我检查，也不要文汇报作检讨，反而对夜班编辑表示慰问，胡说什么“向你们致敬”，轻描淡写地要文汇报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就可以了。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来到上海，又窜到文汇报去传达王洪文、姚文元的黑指示，说什么删掉周总理题词是“屁大的事”，“编辑还是有权删稿子”等等，妄图进一步煽动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情绪。“四人帮”刻骨仇恨周总理，利用他们手中控制舆论工具作了大量坏事，我紧跟“四人帮”，打击了广大读者对周总理的无比热爱和崇敬的感情，挑拨了上海和外地的关系。我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反对周总理，罪行极其严重，请求广大群众彻底批判我。
　　　我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还很多，例如批判某某某同志的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文章，批判周总理肯定过的某某某，把文化大革命前周总理多次看过并作了肯定的纪录片《大庆战歌》打入冷宫，禁映周总理亲自关怀和修改的故事片《年青一代》等等，都是我跟着“四人帮”干的，都是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这些罪行一定要一笔一笔加以清算。
　　　
　　　四、和“四人帮”彻底决裂，划清界限，转变立场，重新做人
　　　
　　　我过去一直标榜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的，但现在领导和群众揭发出了大量的严重问题，说明我长期跟着“四人帮”，立场错了，路线错了，不可能听毛主席的话，不可能热爱周总理，也不会真正拥护华主席。我终于跟着“四人帮”一起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我和“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姚文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而且我的内心深处有着很多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起来造旧市委的反，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十二月底，姚文元直接打电话给我，传达了毛主席关怀和支持上海机关革命同志起来造反的指示，我对姚感激涕零。从此，我不是步步紧跟毛主席，而是步步紧跟张、姚。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姚来到上海，把我负责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际上当成了他们的工作机构，我感到脸上十分光彩。一九六七年的一·二八事件，我认为是他们保了我，我把他们看作是救命恩人。某某某同志来上海，应群众要求在文化广场绕场一周，就是我向张、姚报告的，后来张、姚狠整了这位领导同志。我对领导同志犯了罪。一九六七年底，机关造反派中有分成两派的危险，我的处境很困难，张春桥又提名把我作为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我认为他在困难中支持了我，以后我就用死保张春桥来报答他。一九六八年四月，当时在市革委会组织组工作的某某、某某某同志，就是因为怀疑了一下张春桥和他的臭老婆的历史，就由我发难，对他们进行审查，以后又在市直干校整了他们达八年之久，残酷打击了革命同志，对此我是有严重的罪责的。一九六九年初，我把写作组几个人找来，编了《一月革命大事记》，并把张、姚在一九六七年初的讲话都收集排印出来，目的是替他们树碑立传，并送给张、姚一份。他们看后觉得我的做法太露骨，赶紧下令不准印发。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我当上了中央委员，我认为是张、姚的提拔，对他们感恩戴德。我知道张、姚是经江青提名后到中央去工作的，因此我也紧跟和吹捧江青。一九七零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保张有功，同时会上发的六号简报也是我先看到后送去的，因此到一九七一年初的上海党代会上，他又提名我任市委书记。以后，我和王洪文发生了一些矛盾，张春桥也是明的批评我，暗中往往支持我。我内心很是感激他。一九七四年起，我无意在几件事情上触犯了他，一件是批林批孔初期《文汇报》根据我的一次讲话发了一篇评论，另外两件是我处理《朝霞》和《学习与批判》的问题时未向他请示，他虽然很凶地批我几次，并要朱永嘉传话给我，叫我“私心不要太重”，实际上是警告我要对他们俯首贴耳，不要背叛他们。我在受了批评以后，马上向他们写信检讨，表示效忠。长期来，我思想上总是认为，张、姚最了解我，最信任我，他们批评我也是爱护我。他们是我能够站住、得以高升的大后台、大靠山，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我的思想中是抽象的，而张、姚却是实在的。因此，我是完全自觉地为他们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卖命。特别是在批邓运动中，由于我特别卖力，符合了“四人帮”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反革命愿望，在一九七六年二月我们去北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时，张对我很热情，一句也没有批评我。我内心觉得这是他对我的奖励。
　　　张在二月二十六日找马、徐、王谈话时，提出要我们替他找两个秘书。我回来后积极替他物色了两个男同志，整理成两份材料给马天水、王秀珍看后寄给了张。到了三月份，张给我寄来了一封亲收信，此信共两页，根据我的回忆，第一页的大意是说，他收到某、某两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是张春桥单独写给徐景贤的，信的大意是：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信的末尾写明：上一页可以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收到信后，想起一九七四年王洪文来上海时专门和马、徐、王谈了张要和他的老婆文静离婚的事，理由是文静有历史问题。我觉得这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但不知道他要找的对象是什么条件，想有机会去北京时和他面谈，因此耽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根据我的了解物色了政治上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对象，想当面征求张的意见是否合适后再和女方谈。一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我去北京卫生部开会后见到张，我向他介绍了对象的情况，他当时听了说：以后再讲吧！到了十月一日，他忽然在我写去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上，批了一句话：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的那位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于是我就积极把材料在十月六日寄去了。对于他这种极其丑恶、肮脏的灵魂，我不但不觉得可耻，反而认为他把我当作亲信，我也努力为他效劳。
　　　最近我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是张春桥的一般生活问题，而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整个计划的环节之一。张的第一封信写于三月份，正在他写《二月三日有感》之后，他刻骨仇恨毛主席，他想取华国锋同志而代之。因此这个野心家在信里流露了一种极端仇恨和阴暗的心理。他声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正是这个反革命分子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华国锋同志充满仇恨的自供。张的第二次批语，写于十月一日，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九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大闹，张春桥居然对华国锋同志说：你要考虑江青的工作。九月二十九日江青又为毛远新的事大闹，把政治局的同志统统赶走，只留下“四人帮”和华国锋同志。紧接着，张春桥又对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不能回去，要他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起草报告。这说明“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无所顾忌，更猖狂地向党进攻，他们已经下手了。十月一日张春桥给我的批语，是有着反革命的政治考虑的。在这个时刻他提出要我送对象的材料，说明他准备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时，可以避免给他人抓住把柄，他装着撇开原来和他关系一直十分密切的叛徒老婆文静，另找一个老婆，这样他自己就可以体面地粉墨登场了。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也粉碎了张春桥的黄粱美梦，把这个老叛徒、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世，遗臭万年。
　　　九月二十一日我见到张春桥时，还向他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军队的一些重要情况，以及马、徐、王给民兵发了枪等情况，都得到了他的默许和支持，他还当面传授了要争取团结某某人等反革命策略。回上海以后我跟马天水、王秀珍都说了（这些情况我在十月二十九日向华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专题揭发交代）。因此，这一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完全是在张春桥的支持和怂恿之下搞起来的，而我，在这次把矛头指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中打头阵，完全是为“四人帮”卖命，也是长期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勾结在一起的必然恶果。
　　　我把“四人帮”张、姚等看作是我的恩人，我口头上也感谢毛主席，但内心深处却是感谢“四人帮”，感谢他们把我从一个普通的支部书记提拔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来。我完全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长期来对我进行的教育，我完全辜负了劳动人民对我的哺育和期望，我感到痛心万分！很久以来，我用“四人帮”的立场来分析形势，用“四人帮”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其实质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攻，站在修正主义路线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后沦为与人民为敌的极右派。我痛恨“四人帮”，我痛恨我所干的一切坏事。经过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教育，经过这一时期以来党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育和挽救，经过大会、中会、小会上同志们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揭发和批判，我才真正的开始清醒起来。我决心“竹筒倒豆子”，把我和“四人帮”的黑关系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见不得人的东西统统倒出来。我一定要割断和“四人帮”长期来盘根错节的一切联系，和他们彻底决裂，划清界限，转变立场，痛改前非。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英明果断地解决了“四人帮”这一大祸害，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象我这样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现在我对“四人帮”罪行的揭发还是初步的，我一定还要继续揭发；我对自己所犯罪行的交代也是初步的，我愿意继续交代。我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教战线以及其他战线，都犯下了大量的罪行。我一定到群众中去，接受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我揭发和批判。
　　　我决心要在敬爱的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重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以上是我的补充揭发、交代，请同志们审查、批判。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揭批查运动
　　　 编者按：《余秋雨调查》专题由新京报文化部策划制作，本报特予转载。
　　　    ■　专题前言
　　　    理性面对余秋雨的执拗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困惑我们很久了。
　　　    这困惑，不在于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些什么，而在于，这样一件非常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为什么需要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全国性争论？而余秋雨又为什么坚持不愿意按照传统的做法，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发出惹人同情的“一声叹息”？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可不可以调查？余秋雨将如何解决他的历史问题？
　　　    “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出版，部分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它说明余秋雨希望高调地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
　　　    余秋雨的高调表现在，在出版之前，他将《借我一生》中的一部分提前在《收获》杂志发表，而编者选取恰恰有敏感的“文革”话题。此举立即收到了全国性“效果”。
　　　    7月22日，仍是在《借我一生》出版前夕，余秋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回答了一系列敏感问题，并高调宣布即将退出文化圈。同时，余秋雨通过《南方周末》向媒体发出了“质询”，其问题有七，但问题的核心是：既然媒体对他在“文革”以及后来的种种作为充满疑问，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呢？
　　　    余秋雨此问，虽颇具挑战意味，倒也正应合了我们的想法。虽然我们与余秋雨并无任何纠葛，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我们接受余秋雨的质询，决定采取一次无预设立场的调查。我们深信，困惑的解决之道，惟理性面对一途。
　　　    半个多月来，本报记者辗转京沪两地，访问了多名在余秋雨人生历史中出现过的人物。调查并不容易，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历史想像，好在调查的人多了，就循出了相对清晰的脉络，终于可以形成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们希望这个报告，一可以为媒体的理性正名，二可以向历史的理性发一个宏愿。当然，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论战，令读者耳根清净，也是一个顺带的小小心愿。
　　　    从调查的结果看，余秋雨“文革”中的这些经历实在不值得去隐瞒。“文革”是全中国的“文革”，不是余秋雨的“文革”，它就像中国历史上一道巨大的伤口，虽然伤口会痊愈，但疤痕将永远难以消失，每一个参与的细胞，都被彰显得无比狰狞。跟当时许多人比起来，余秋雨相对清白。从这些经历反观余秋雨，他在这个问题上执拗的坚持并不常见。
　　　    但是，我们尊重余秋雨的执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拒不认错，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态度。他用《借我一生》为自己辩护，未尝不是有效的办法。
　　　    编者注：文中“本报”指新京报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　人物
　　　    余秋雨
　　　    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
　　　    ■　采访手记
　　　    余秋雨在1975－1985
　　　    余秋雨很健谈。第一次采访时，他讲了三个多小时而不显半点疲态。这使我想起他四处演讲时的情形。在这次交谈中，他仍然没有承认自己就是“石一歌”成员，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示，自己当时是在给工农兵学员编教材。
　　　    一天之后，我采访到了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他说，余秋雨1972年加入“石一歌”，1973年离开。在“石一歌”另一名成员孙光萱家里，我获知了更多关于写作组的情况，对照《借我一生》中的许多曲笔，我的心态一时又很复杂。回到北京后，我又联系到“石一歌”的另一名成员高义龙，他告诉了我相关情况，以及自己在写作组的经历，同时谈到了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余秋雨身上，我看到了他的复杂性。总的印象是，一方面，他对于种种批评、指责有着深深的无奈；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之间，总想把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一段历史隐瞒起来，或用自己的文字来进行“修正”。
　　　    当我以记者的身份再一次联系高义龙之后，高明确说不愿意再多谈，并透露出余秋雨给他打电话叮嘱过；在另一些知情人那里，我了解到了同样的情形。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调查事件真相的决心，第二次去上海，他与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也有一些知情者不愿发表任何意见。似乎过去的一切对于他们好像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一触动就会引来一阵疼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识历史，其实质就是认识当下，它是认识者在他所在时代的立场、价值观和思想深度的综合体现。即使不能“知兴替”，至少也能“明得失”。因而，我所做的，实际上只是对于真实的接近，让事实尽可能露出更清晰的面目。当我在上海的高温和烈日下匆匆奔走的时候，我暗暗告诉自己：现在，我在求“真”。
　　　    访问日本
　　　    1976年9月，余秋雨从奉化返回上海，10月，随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据说余秋雨在代表团中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团长朱永嘉。
　　　    蛰居奉化
　　　    1976年9月，蛰居浙江奉化大桥镇的余秋雨从两个山民口中得知毛泽东去世了。他立即收拾行李，返回上海。
　　　    他是1975年冬天查出“GBT偏高，可能有肝炎”的，生病后，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以后领导想安排他到一个地方休养。按照胡锡涛的说法，余秋雨本想去北京养病，他当时也表示欢迎。不久，胡锡涛先后接到两位“老战友”的电话，对余秋雨都有一些负面的反映。于是，胡锡涛让王知常转告余秋雨，不同意他来北京。徐缉熙记得，此前，“当时有个传闻(‘四人帮’粉碎以前)，戏剧学院希望余秋雨回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朱永嘉不放”。而朱永嘉的证实是，“戏剧学院的军宣队曾来写作组要求调余秋雨回去任院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没有放人，搞行政工作非其长也”。
　　　    于是，他去了奉化。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向写作组请假”。他在这里呆了足有大半年时间，读了很多线装古籍。
　　　    初露锋芒
　　　    从1972年加入《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开始，他就以“有才华，文笔好”而引人注意。一年后，他上调到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时隔30年之后，写作组当时的负责人朱永嘉这样回忆了他发现余秋雨才华的过程：
　　　    “从文风上讲，余秋雨在写作组时期的作品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有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安排几十万知青下乡插队。马天水曾问我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就是下放到各地的知青不安定。为此，上海专门派了慰问团下去慰问当时的知青，我和余秋雨都曾下去采访，跑了很多天。余秋雨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就是这时候在《朝霞》杂志发表的。写作组的吴文虎，去过云南，写过一篇《西双版纳来信》，后来又到过江西，他与曹溶写了一篇散文《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杂志连载了三期。这篇散文就是余秋雨负责修改的。他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当地的地理、风光、传统和文化的元素，使这篇原本很一般的散文看起来面貌一新。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改别人的文章比写文章还难，我和王知常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比较欣赏余秋雨的才华。”
　　　    正是由于朱永嘉和王知常对余秋雨的欣赏，所以，当姚文元1975年春天回上海的时候，他与其他几十名写作组成员一起被姚文元集体接见。朱永嘉在谈到这次接见时说：“姚文元每年冬天都要回上海度假，以前他每次来，都是单独接见我和王知常，由我们汇报工作，讨论当年选题计划报告，姚文元审完后确定选题。这次接见是他要见见写作组的其他成员，故而召集了写作组成员几十人，其中有余秋雨。1975年春，姚文元在丁香花园中厅一个会议室里接见写作组成员。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一个分别介绍，叫什么名字，写过什么东西。当时余秋雨在写作组的地位不高，并没有受到姚文元的特殊关注。”
　　　    完成任务
　　　    回到上海不久，余秋雨又去了一趟日本。胡锡涛对于余秋雨的日本之行有过这样的记载：
　　　    “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订一个文化交流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气急败坏，王知常(原文误以为是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由余秋雨拟订。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变化，为逃避‘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受到重用。”
　　　    不过，作为当事人朱永嘉的解释与胡锡涛的说法略有出入，主要的不同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余秋雨就已经被确定为代表团成员：
　　　    “关于余秋雨去日本的问题，上海鲁迅公园原来有一个鲁迅展览馆，‘文革’开始后，停止对外开放了，那时要恢复对外开放，展区的内容是我去审定的，当时余秋雨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日本要办一个鲁迅展，以上海的展览为基础，因而日本邀请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日本参展，文物局建议由我组团去日本参展，在上海我就点名余秋雨随我一起去日本，这事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定的，粉碎‘四人帮’后还去不去呢？文物局打报告问了华国锋，华说还是让我去，这样我就带了余一起去了日本，并按时回国接受审查，至于让余秋雨监视我，那我肯定不知情，也许真有其事，但这与当初指派他去日本参加代表团是两回事。”
　　　    根据朱永嘉的确认，出访日本的时间是1976年10月中旬，他们在日本访问了两个星期。在回国的飞机上，朱永嘉和余秋雨分别处于不同的机舱，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人带走，隔离审查。
　　　    清查岁月：余秋雨回到学校
　　　    清查
　　　    1976年底到1979年，写作组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余秋雨也是被清查对象之一，在清查的最初阶段，他很受车文仪的赏识，曾经担任写作组文艺组清查的召集人。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徐缉熙：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
　　　    徐缉熙也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事过境迁之后，他这样回忆那时的情景：
　　　    “余秋雨回写作组之后，清查工作就快要开始了，工作组来了没有我就没有印象了。第一批是车文仪来清查，他是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兼宣传部长和我们的工作组长。他做了一段时间后，据说是因为太‘右倾’，所以就换了工作组。新来的负责人是王素之，《解放军报》调来的，他接替组长，后来，王素之走了以后，又换成了上海市委工作组，后来是姜丕之做组长，姜丕之本来是一位老干部，原来是哲学组的资深成员，但姜也被认为是‘右倾’，又被换掉了，最后是夏其言，他来了之后就一直负责清查，直到工作结束。当时冯岗是他的副手，他们两人一起负责清查工作，一直到最后做结论。
　　　    “开始搞‘清查’运动的时候好像没有清查规定，除了朱、肖、王(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当时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是核心，被抓起来了之外，做结论的时候处理还是有轻重的，有些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有些人作为一般政治错误，有些人不作政治错误处理。当时给我的结论就是‘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余秋雨当时与我一样，不像朱、肖、王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被捕。
　　　    “原来清查的时候，王素之还是动员大家批判、揭发、交待自己的问题。夏其言和冯岗来了之后，工作做得很细致，一个一个查得很清楚，一个一个通过。当时好像按两类矛盾来分，像朱、肖、王那时候被视作‘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头目，他们好像是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我的理解)，像我们这样大量的成员，当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揭发朱、肖、王的问题，一方面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政策好像还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余秋雨与我是同一类型，在文艺组当时处在同一个等级，但他更受重用，又是党员，当然我在写作组资格比他老，有十多年。但总体来说还是一般成员，虽然那个时候讲要培养他做接班人，但没成为事实。当时组长陈冀德、姚汉荣、非党的还有刘景清、高义龙。高义龙是在写作组入党的，运动到最后把他除名了(他在工作单位是重新入党的，写作组成员重新入党，他大概是惟一的一个)。还有一些是从工厂调来的小青年，他们强调‘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当时来的时候都不会写文章，去别的组的也有，文艺组有两个。他们当时是莫名其妙被调进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自己有什么问题，讲清楚了就没事，他们在运动中是被清查组依靠的对象。
　　　    “我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豆，总希望早点解脱，总之是非常紧张。当时讨论时陈冀德总说有些问题余秋雨不承认，态度不是太好。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他的检查老是通不过。主要是有几件事情说不清楚。这些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因为不是我经手的。印象中，主要是打小报告、朝霞事件及一些文章的背景。据高义龙讲，余秋雨是最后解脱的，但我没有这个印象，但是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我解脱时他还没有解脱。”
　　　    不过，徐缉熙关于工作组更换的回忆与夏其言有一些不同，夏其言在香港《纯文学》杂志副刊第3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
　　　    胡锡涛：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
　　　    余秋雨在清查时的情形，胡锡涛也有记叙：
　　　    “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被‘揭、批、查’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孙光萱：事实基本已经清楚了
　　　    原“石一歌”成员，后来成为清查人员的孙光萱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道：
　　　    “康平路在总部开大会，批判朱永嘉等核心成员，我也去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把外围组织计算在内，共有三百人。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下面都有一些外围组织，但是都是单线联系，我在的‘石一歌’属文艺组的外围组织，但文艺组里有些人我也根本不认识，后来开会有时到市委党校和其他地方。我们也自查，写揭发材料，1977年12月，文艺组党小组进行改选，我被选为党小组副组长，我力辞不掉，后来只好遵命。”
　　　    孙光萱记得，当时清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查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文章就是多人合作，一个人写好了别的人参与修改，有时历史组、哲学组的稿子也有文艺组的人参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办法弄得特别清楚。
　　　    当时，清查组的负责人夏其言、冯岗、黄道、陈宜宜等人一般不负责具体的工作，也不与孙光萱等人见面。孙光萱等人只负责提供清查的情况，然后清查组讨论，再送到市委清查办。清查分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拘留，人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第二种是采取组织措施，或者隔离，或者留机关。当时，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就被隔离了。第三种是属于说清楚对象。文艺组共16个人，有八九个人属于说清楚对象，其中有姚汉荣、徐缉熙、高义龙、余秋雨、陈孝全、戴厚英等人。
　　　    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复查
　　　    20世纪80年代初，市里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不过，“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从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
　　　    复查的时间和过程
　　　    清查结束以后，余秋雨回到学校，身上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虽然不予追究其他责任，也不限制使用，但学校规定，有类似经历的人两年内不准给学生上课。没过多久，一场复查又开始了。当时，主要负责复查的F(原上海戏剧学院复查组副组长)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到了八十年代初，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新市委成立以后，班子调换，批评了‘两个凡是’，认为当时匆匆忙忙地对‘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清查不够细致，有些人处理得太轻，从内部来讲也怕有一些做坏事的人漏网。为了这个，市委召开了会议，准备对参加过写作班子的人进行复查，我们戏剧学院的复查组当时没有把余秋雨包括在内，一个是因为他是学生，再一个是因为他比较年轻，主要活动也不在学校里。复查是由丁瑛和我负责的，丁瑛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中途退出了，主要工作由我来做。
　　　    “这个任务是市里布置下来的，并且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在康平路开会时，我去接受了这个任务。接手过来后我提了几点要求：一、把材料全转下来；二、成立一个复查班子。后来发现原来的审查还是比较清楚的。在他当院长之前，还在写作组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发表过几篇小文章，在档案里他写过一个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我当时为复查背了一点黑锅，最后怎么给他定性，当时有几种意见。我当时的出发点很清楚，一个是要实事求是，因为我从肃反到后来，经历过多次运动。”
　　　    在复查的时间上，原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党总支书记周培松的叙述与F有一些出入。但是，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两位讲述者都已经年过七旬，有些细节已经很难再次还原了。
　　　    “1979年的上半年，上级给我一个通知，说有一个会议叫我参加，我去了，地点在市委办公厅，老百姓称之为‘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有解放军站岗，我说明情况，他就放我进去了，到了一楼一个房间里，有六七个人也坐在那儿。时间一到，我们就开会了，当时主持人是夏其言，他讲了一个情况，他原来是写作组清查组的，清查工作结束后，已经回到单位了(指《解放日报》)，有些事情跟大家谈谈。现在外面对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有些反应，他讲的‘反应’实际上指的是上海本身和以外的地区说清查写作组的工作搞得比较‘右’。夏其言还说，他已经回到单位，又只好赶回来，跟大家再商议复查的问题。因为写作组要清查的人比较多，他们已经都查完了。有少数几个人，大家在对他们的问题上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复查，其中就包括戏剧学院的余秋雨。
　　　    “余秋雨很晚才在清查中‘说清楚’，他人回了戏剧学院，需要复查一下，复查时他们另派人与我们联系。当时市里面有一个‘清查办公室’，副主任好像是邵幼民，他原来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两三个单位，他们也有复查的任务。回来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向院党委汇报。当时党委书记是何添发，还有一个副书记叫胡志宏。当时有纪委副书记王颖儒，党委办公室主任沈炜元。后来任命了两个清查组组长，组长是丁瑛，副组长冯少唐。后来复查小组做了很多工作，了解情况，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市里来了一个联络员，叫钟德秋，他后来来过学校几次。隔一阵来一次，听取我们对余秋雨的复查情况。
　　　    “余秋雨有不确定的一面，事实部分也有不清楚的一面，所以清查组在大多数时候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比如怎么给他定性，就不一致，原来夏其言他们清查的时候给他定性是‘一般政治错误’，我们复查的时候就反复权衡，这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是复查的内容之一。把这个情况了解以后，就找有关人员谈话，查资料，对照政策，复查组没有人说他是定高了，但有人认为，对余秋雨的结论偏低，有人认为可以了，就这样不要动了，维持在‘一般政治错误’上，这两种观点后来趋于一致，我们主要是搞清事实，搞清当事人走过的历史轨迹，而不是简单下结论，如果简单下结论，容易先入为主。把事实搞清楚后，这个人的面貌就基本清楚了。他走的什么历史道路也清楚了，以后别人也更了解。后来形成的一致意见是，既把事实搞清，又不轻易推翻写作组清查组的结论，这对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尊重。”
　　　    陈恭敏：戏剧学院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在谈到余秋雨被复查的时候说：
　　　    “复查与老干部反映有关系，所谓‘讲清楚’到底讲清楚还是没讲清楚，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属于没讲清楚的，而且他是重点，否则为什么要复查他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影响太大了，工军宣队都很重视他，他已经是党委了。那个时候教师里面他是惟一的党委委员，工宣队一直对他很器重。”
　　　    学校对余秋雨有争议，陈恭敏当时的态度是，他比较年轻，“文革”时进写作组(石一歌)时才26岁。此外陈恭敏认为他有才华，而学校当时缺师资，陈恭敏是搞理论的，而余秋雨在理论上很有修养。组织上当时复查时的争论是，究竟把他作为“严重政治错误”还是“一般问题”。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清查中解脱，已经属于说清楚的对象，属于第三档，现在既然要复查，就说明原来有些问题没讲清楚，所以学校要关心这个问题。陈恭敏当时希望把余秋雨作为一般错误处理，有人想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当时的政策是分三档，第一档是逮捕，第二档是三种人，作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第三种就是严重政治错误，犯有第三种属于内控对象，出国就不可能。
　　　    复查结果出来，基本与原清查组的情况一样。复查主要经手人F说：
　　　    “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我有时去市里开会，有时有人来指责我‘你们怎么给这种人评职称，提拔他’。这些都有的，我回来后就对党委说‘我顶住压力了啊，有人对我们使用余秋雨有意见’。这种压力是有一些，但党委认为没有错。可以说，戏剧学院绝对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意气风发的院长生涯
　　　    ■　当事人物
　　　    周培松　195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到毕业前这个班改为戏曲创作班)，1961年毕业，分配到文艺团体和文化机关里工作。1973年7月份调回上海戏剧学院，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兼任一些党政工作，原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
　　　朱永嘉　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文革”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授《刘盆子传》。“四人帮”垮台后被隔离审查了5年，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后因身体不好，于1988年被提前释放。
　　　    陈恭敏　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1984年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F　上海戏剧学院复查负责人，本人不愿意透露姓名。
　　　    徐缉熙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成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孙光萱　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读于外交学院。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下属外围组织“石一歌”成员，曾做过清查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胡锡涛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成员，1973年4月调入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曾被作为“三种人”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
　　　    王知常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
　　　    陈冀德　女，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组长。
　　　    ■　名词解释
　　　    清查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四人帮”残余分子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四人帮”集团各种政治活动的人员，这次清查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结束。从结果来说，清查活动打击了一部分“四人帮”集团的残余分子，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清查的政策还不够明确，手段也部分延续了“文革”期间的做法，所以也造成了一定的失误。
　　　    复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清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对于不少人员在“文革”期间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就是在复查中被查出问题的。
　　　    解脱　这是清查和复查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别说法。意思是被清查人员在组织做出结论后结束清查，可以参与日常的社会活动了。解脱人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过清查可以认定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类是虽然有一定的问题，但是问题并不严重，可以不予处理的。
　　　    转折
　　　    1983年，余秋雨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此后，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1985年成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
　　　    在不能给学生上课的一段时间里，余秋雨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并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1983年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个月，他父亲十年的冤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开始步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在当时获得了声誉。在此过程中，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中却对他只字未提。
　　　    按照上海戏剧学院教师们的说法，“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陈恭敏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因为他原来搞理论，那时就带学生，开门办学，下码头，到黄山，1976年，他带着学生从黄山回来，在火车上看到一些标语，粉碎“四人帮”了。
　　　    陈恭敏回来后是拨乱反正的时期，当时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院校建设、人才的引进、学校历史公案等等。他开始没有接触到这些，后来调到理论室做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然后又去国外参加南斯拉夫国际戏剧会议，筹办戏剧理论刊物《戏剧艺术》学报，先做副主编，然后做主编，时间将近四年，陈恭敏当院长是在1984年。
　　　    据陈恭敏回忆，当时余秋雨直接从讲师提升为正教授，是由身为院长的他特批的，可见陈恭敏对余秋雨的器重。陈恭敏曾经亲自带余秋雨到北京去，推荐《戏剧理论史稿》一书。因为陈当时是总部在北京的戏剧家协会的评选副主任，对余秋雨著作评价很高，他认为余这么年轻，便写出这么有分量、有开创性的(研究比较戏剧他是第一人)学术著作很不容易。并且，陈恭敏还写了一个书面评语在会上正式宣读。陈恭敏后来担任过戏曲学会会长、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此后又几次带余秋雨到文化部，推荐他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的专家”。
　　　    投票全体通过恐怕有些夸大
　　　    余秋雨的问题后来还是作为“三错”(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处理，这就是说不予追究，既可以出国，也可以当院长。陈当时器重他不是因为个人交情，也不是其他原因，主要是提拔人才，学校里需要师资，而他很努力，很勤奋，很有才华。陈恭敏说，“他做副院长我也是提名者之一，这个名单(指物色的接班人)是党委拟订的，这里面也有他，我们提名的过程是背对背的，领导层物色接班人都不跟他本人讲。他不一定知道我是提名他做副院长、院长的人之一，但是他说投票全体通过我没有印象，这恐怕有些夸大其词了。”
　　　    陈恭敏还说：“余秋雨1985年做副院长的时候，做法与现在不一样，现在干部选拔的过程规范多了，那个时候有没有投票这个程序我不记得了。我从院长位置下来时，由党委书记何添发代了一段时间院长，因为要换届，后来强调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上来。”
　　　    拨乱反正那一段时间强调学者治校(后来证明未必就好)。艺术团体强调名演员、主要演员当团长，这股风气之下，余秋雨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人选，那时他已经有几部学术著作了。
　　　    在余秋雨职称的评定上，F与陈恭敏所说有一些差别：“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很快，在老三届中，他提讲师是最早的，在提副教授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异议，因为有些人讲课讲了一辈子，还是个老讲师，当时竞争很激烈，有些人退休的时候还是讲师，教授是后来补上去的，他提得比较早，所以当时在学院和社会上反响很大，这应当在1984年或1985年，他被评为教授是在副院长任期内，(具体任期我记不太清楚)。”
　　　    ■　解密
　　　    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写过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作为存在着各种说法。但是，余秋雨到底写过哪些文章？这些文章又是什么内容？能够产生多大作用？他当年到底是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御用写手”？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本报(新京报)就余秋雨当年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以及《朝霞》上的文章进行了详细调查。从中，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根据相关报道提供的线索，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找到署名秋雨、余秋雨的文章共五篇：
　　　    《记一位县委书记》，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七期《朝霞》杂志“散文”栏目3－13页，全文约12000字。本期同时发表的散文有罗达成的《兴业路抒怀》，诸燮昌、钱世梁的《砂粒》，俞天白、王锦园的《爆竹声声》等等。这是一篇叙事散文，写的是新南县一个名叫唐进的县委书记平易近人带领知识青年和农民艰苦奋斗干革命的事迹。
　　　    《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发表于1973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栏目35－37页，全文约4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方海的《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金士靖的《从发展不平衡看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等等。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的批判，痛斥“林彪、苏修用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
　　　    《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杂志“人物传记”栏目74－88页，全文约1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康立的《孔子、儒家和礼》、于任远的《漫话破“礼”》，姚克明、黄彩虹的《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等等。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八期《学习与批判》杂志“文学史研究”栏目30－38页，全文约9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龚青的《红灯代代有人传》、申越的《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唐思汶的《中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批判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史锋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等等。本文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所以作者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文章最后分析了这篇文章遗佚的原因。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十期《学习与批判》杂志“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栏目，全文约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罗思鼎的《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徐缉熙的《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石川的《评宋江“上山”》、齐矛的《方腊传》、延风的《灵牌小议》等等。作者在文中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最新透露的消息，余秋雨还以任犊为笔名发表过《读〈朝霞〉一年》，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此外，他还负责了“石一歌”小组作品《鲁迅传》的统稿。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资料来源：104) 余秋雨调查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whzg/200408170025.asp
　　　
　　　一九七六年十月，安徽开始揭批查运动。
　　　由于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运动冷冷清清。1977年6月，中共中央鉴于安徽的情况，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派顾卓新、赵守一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干扰，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省的反革命罪行，清查处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7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结合揭批查部署全省的整党整风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工作。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至1982年，全省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清理出“三种人”①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540人，并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和妥善安排。
　　　（资料来源：《万里主持的安徽揭批查运动》
　　　 http://www.ahdfz.gov.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725
　　　政党志  字数（万）145.8  出版单位: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
　　　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
　　　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崇安县监狱里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墙报。连续两次减刑，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1994年8月提前出狱后赋闲在莆田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胡同的家中。毛泽东汇给的300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未取出；只取过利息。靠县民政局发放的210元生活补贴（后有调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据，连老伴住院开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医疗费。晚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记者的采访，自云“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
　　　    由于当年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识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10多里去探望。2004年2月他辞世时，人们才从消息中发现，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福建出现“四人帮”打游击的歌谣和标语
　　　“四人帮”在福建打游击
　　　权威人士消息，四人帮在福建占据了一部分过去内战时代的游击区据点，大放谣言。扬言北京的中共中央已被修正主义篡夺，要立组党中央，自称工农解放军，人数不详，大批人民解放军奉命深入山区、海岛和渔村扫荡，福建各地军队调动频繁。(wengewang.org)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月1日号
　　　
　　　福建游击区的“四人帮”歌谣
　　　    工农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
　　　    向前进，
　　　    反对翻案右倾！
　　　    工农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
　　　    打倒邓小平！
　　　    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打倒邓小平！
　　　    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打倒邓小平！
　　　    打倒邓大平！
　　　    打倒华大平！
　　　    打倒叶大平！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2月16日号。(wengewang.org)
　　　
　　　福建“四人帮”游击的标语
　　　    福州消息，有人透露在福建有“四人帮”武装游击区，并发现游击区有以下一些标语：
　　　    打倒新兴走资派！
　　　    打倒大走资派！
　　　    和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斗争到底！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走资当权派拉下马！
　　　    ……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4月1日号。(wengewang.org)
　　　
　　　福建四人帮战讯
　　　    一
　　　福建的工农解放军（四人帮武装）发表战讯说，甘心为资产阶级送死的敌人，在福建，至少有五个高级反动军事头头为工农解放军击毙。
　　　二
　　　工农解放军号召学校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工农不打工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工农解放军联合起来，打倒反动的法西斯政权”。
　　　三
　　　四人帮一份油印品说：叶剑英两手沾满血腥，扼杀中国革命，屠杀中国人民，叶剑英是老牌特务，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2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广东中山县开展揭批查运动
　　　1977年12月6日，县委书记李耀祺(后蜕变为贪污分子)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37号文件的精神，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在县委、县革委的领导下，全县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便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起来。
　　　    前面提到的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还有1977年5月20日至24曰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议(有2400多人参加)，1978年1月召开的1977年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暨四级干部大会(约有1 0000人参加)，以及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揭批“四人帮”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工厂、农村、城镇、机关、学校……处处是揭批“四人帮”的战场。人们运用召开会议、办揭批专栏、写批判文章和绘制漫画等各种形式， 口诛笔伐“四人帮”。自1977年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县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声讨会、批判会就举行了2500多场，参加人数达403200人次；开辟批判专栏2300多个，写了批判文章325400多篇，特别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战斗打响后，各地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正当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深入进行时，全县从1977年5月16日开始，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展开了清查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县委成立了领导组，由县委副书记刘文耀任组长，县委常委吴运光、陈达兴和组织部部长欧家礼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干部，具体掌握情况。各战线和重点单位也成立了领导组。清查工作的重点是县属机关，釆取的是发动群众揭批林彪、 “四人帮”的罪行，查找线索和内查外调相结合的方法。经过一年多时间(从1977年5月16日至]978年终)，清查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首先通过揭批林彪、 “四人帮”，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从思想上、政治上同他们的帮派体系划清了界线。
　　　（资料来源：摘自《中山文史 第53辑》p145-146页）
　　　
　　　一九七六年十月某日，章含之就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所写的交待材料
　　　江青第一次找我们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廿日尼克松到北京的前一天，最后一次是新西兰总理离京的那一天，大致是五月三日，最频繁的时间是三月上旬。四月七日，两个决议发表后，又找了我们多次，其中有三、四次，乔有事不在，江青就叫我去，主要是利用我们与王海容，唐闻生的矛盾，要我们反映王、唐的情况，并借主席的名义，把外交部的批邓矛头指向王、唐。2月20日中午，江青叫乔和我去谈尼克松的接待问题。江告诉我，她在主席那里看到了我给主席的信，说乔与我在外交部的日子不好过，要主席帮助解决。尼克松来后，江青有意使我们（与王、唐）矛盾激化，本应是黄镇、朱霖陪尼克松夫妇去清华看大字报，江不告诉王、唐，改为我去。主席和尼克松谈话后，唐当晚未来得及将谈话记录整理出来，江电话说，这是他们扣压主席指示，要乔向总理汇报，第二天，乔向华总理汇报了，唐知道后，大发脾气。江陪尼克松夫妇看节目时，江不要唐给她当翻译，而指定我坐在她后面，这样，我们和王、唐关系更加紧张了。……
　　　尼克松一走，江就把我找去，主要讲邓的罪行，除了右倾路线外，还说邓迫害主席。75年，主席治眼病动手术，不能激动，可是邓却转了一封写主席为“唐明皇”的反动信，邓还在政治局会议上给陆定一、薄一波翻案，说主席不同意，所以中央才传达了陆定一问题，邓说薄不算叛徒，因为他是通过中央通过狱中人写自首书出狱的。江说她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说那是刘少奇的中央，主席支持她，薄才来翻案，还说邓借主席说的四人帮，整她，搞得他们很紧张，不敢相互见面，去年七、八、九社会上她的谣言很多，还说她自杀了，主席知道后很不高兴。
　　　在鼓励我整王、唐时，江一再表示，这是主席同意的，说她已与主席关系改善了，批邓开始后，对她开戒了，允许她在政治局发言，并把毛远新调来当主席的联络员，她与毛远新关系很好，毛远新叫她妈妈，有一次还给我看了她给主席的一个报告，说从乔处了解到主席见外宾全部由王、唐安排不好。主席圈了，还说主席同意她找黄镇、韩念龙、仲曦东处了解外交部情况。她真的以后找了三位。她当我们的面给张玉凤打电话，要张向主席汇报和我们谈话的情况，以此来说明主席同意她的做法。为了进一步证实，三月下旬，我给张玉凤打电话，问外交部的材料是交江青转还是直接送主席，张说可交江，她管外交部，还可以找毛远新，他现在是毛主席的联络员，江在与我们谈话中，一直追问王、唐是否有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有多少，她们是否给外交部，急于把这些材料拿到手，王、唐一直未交。江还说，主席过去叫唐任她和主席的联络员，后来主席说一个人不好，还说王当付部长主席不知道，看到中央文件通知后不高兴。说唐当候补中央委员是她提议的。还叫我们对王、唐不要有疑虑，说主席去年夏天就不多见她们了。还说主席一直支持她，去年八月、主席派张玉凤穿上她设计的裙子去见江青，还照了相，说去年外面对裙子骂得很凶，主席不高兴。
　　　四月七日以后，江让我们去，说邓小平性质变了，王、唐的问题的性质更严重了，还说三月份帮助我们提高认识，不然就跟不上形势了。说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她和政治局的同志每天晚上都在人民大会堂。她还去过红楼，还说在发表决议当天晚上，去主席那里了，和工作人员一块喝酒，主席叫进去，说了许多话，特别高兴。五月廿日，主席会见李光耀后，谈乔向华总理谈外交部的运动。十三日晚毛远新叫去，说主席指示，由华总理、陈锡联、汪东兴和张春桥、毛远新听取后的汇报，具体安排听华国锋的通知。毛远新还说，他刚从主席那里来，说主席对王、唐说了两句话：“我对你们两个人看穿了，看透了。”“她们是两只耗子，看到我们的船快沉了，急急忙忙跳到邓小平的船上去。”五月十三日，毛主席接见新加坡总理时，指出华国锋管外交部的事，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与江青联系。
　　　在这期间，向江青送大量王、唐的材料，还整王、唐与其他能联系的材料，并在没有江青陪外宾的计划中，给江青出主意，让江出席。
　　　
　　　
　　　2010年10月14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