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清查帮派体系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国务院批准国家出版局领导小组《关于涉及“四人帮”反党集团图书处理工作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奋起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贾启允同志既不按照中央（一九七六）十六号文件办，也不向省委传达华主席对云南省问题的指示和对他本人的批评，又另搞一套，捂盖子、压群众，使云南整个运动一贯落空，所有这些都遭到全省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去年十二月前后，经过省委绝大多数同志批评和斗争，才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开始好转。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听取义乌工作汇报并作指示： 关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人物, 要统一按照最近两报一刊评论员文章《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里面所指出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有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等九种人, 要统一口径来讲,来作阶级分析, 这样, 阶级阵营才能分清。
一九七七年年六月，中央办公厅通知冼恒汉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
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1976年九月以后，叶剑英曾经两次指示冼恒汉，让冼给青海的领导人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冼恒汉思想不通：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冼恒汉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他们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
（赵永夫获释时间不详，平反结论说：他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9日逝世。）
一九七七年年六月七日、八日和九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冼恒汉的批评。
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冼恒汉、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６月７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冼恒汉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６月９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冼恒汉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
（冼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
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
（冼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
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
（冼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
（冼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
（冼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
（冼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
（冼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
（冼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
……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
（冼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
（冼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
（冼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
（冼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５０４厂”、“４０４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１９７６年４号、５号文件精神办。
（冼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
（冼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最后，中央的结论是：“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
冼恒汉当场表态：完全拥护。
中央决定后，冼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３０１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发出；“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一九七七年六月，韩先楚、肖华、宋平回兰州后，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
冼恒汉被扣上“‘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
在“结论”中强行划定的所谓“冼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支左”的人员。
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而受到批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他们被定为“冼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例如：
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
政委宋长庚“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蔺进生和曾给冼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冼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
军区副政委高维嵩，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冼家帮”的运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１９８５年含冤过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军区副司令员，贺龙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一九七七年七月，湖北全省作为“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被拘留审查的达800馀名，多数是各地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拘留的，而且长期未进行认真审理，有的地方还提出继续拘留审查的要求。此外，在全省还有2万多名干部在学习班，其中科以上干部就有1.8万人，而且学习班基本上搞的是“五不准”（即不准回家，不准通电话，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不准互相之间交头接耳）。在学习班工作的人员也较多，工作人员与被拘人员人数比为3：1，有的地方甚至达到4：1。
到1979年底，全省共清查对象27868人，查清26217人。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一九七七年七月，山东省郯城县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到1978年4月结束。经过清查，全县参与帮派体系活动搞篡党夺权活动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149人，对13人采取了组织措施，其余136人解脱。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谈清理工作
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 义乌县委向金华地委、浙江省委作出《关于义乌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主要骨干分子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
《报告》称: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清查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中, 义乌揭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义乌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此基础上, 于5月中旬起又发现和揭露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义乌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挂帅人物和主要骨干在去年10月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 妄图同杭州、金华的帮派体系串通一气, 配合上海, 策划搞反革命武装暴乱,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
该案几经反复, 时间长达5年, 共株连216人。后经复查予以平反。
一九七七年十月，外电传闻：整肃毛泽东遗孀的拥护者中，今年的处决总数当以千计。
一九七七年十月，于会泳在审查中“胡言乱语”
于会泳被捕后，许多次作出交代，神经有了问题，在狱中胡言乱语，说出了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和“四人帮”有关。他特别说到，他的一切，都是奉吴德之命。
于会泳的“胡言乱语”中，后来居然又提到了华主席和汪副主席。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处决四人帮在湖北的四个黑干将
王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处理“四人帮”的决定就是枪毙他们。处决这四个黑干将将“大快人心，大快军心，好得很！”“我们武汉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突然被免职审查，兰考同时暂划商丘地区管辖，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查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出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黑龙江省在第三个战役中，要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查清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绝不能走过场，绝不可心慈手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江苏省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九莲因反对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而被判处死刑。
1977年初，赣州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
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
1977年2月 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年4月，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根据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发［1977］六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1977年12月8日 李九莲被从珠湖乘船押往赣州。
在赣县看守所，地区公安局向李九莲宣读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上诉。李九莲满腔悲愤地在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
当晚，李九莲尸体遭变态者的凌割。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当即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陪同李九莲公判的有曾传华、宋德恒、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李调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刑期相加达二百一十六年。曾传华、方道球、孙成章（在九江）皆被重判。
一九七八年一月，外电传闻：四人帮罪犯公审游街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还要抓紧》
有的单位甚至还在那里捂盖子，压群众。这些地区和部门，清查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抓紧时间，用大力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凡是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必须一一查清。我们就是要除恶务尽。在如此深刻的阶级大搏斗中，把蛇一样的恶人轻易放过，让他们找到某些避风港，隐藏起来，就会留下后患。
冶金部是运动搞得比较好的部门，他们保持清醒头脑，通过检查、总结、评比，看到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虽已基本查清，但也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完全查清，还需要深入追查；同时，还有个别单位，问题不明不白，如不加强领导，运动很可能走过场。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响亮地提出不能轻易敲“平安无事”的锣，不能煮夹生饭，不能草率收兵，决心把清查工作搞到底。科学院在斗争取得很大成绩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了一些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的问题，派出调查组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单位的运动作了专门的部署和动员，对它们的清查工作既提出了时间的要求，又提出了检查验收的质量要求。
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右路线的急先锋。
有一个地区，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揭批查的阻力很大。地区党委内有的人采取躲、拖、捂的手段，“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外不查内，查远不查近”，甚至想以“排除干扰”和“端正运动方向”为名，进一步压制干部和群众。这样，运动中就出现了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一九七八年二月，杭州处决反革命政治集团成员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江苏省南通地区和南通市长期捂盖子，保自己，清查运动进展缓慢。
粉碎“四人帮”以后整整一年，南通地区的清查工作一直按兵不动。中共江苏省委多次向南通地区主要领导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们置若罔闻。一直到去年九月，没有查出一个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后来，省委派负责同志去进行调查，对南通地委提出了批评，他们才勉强从外地调来的干部中找了五个清查对象。这些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我们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等等。一句话，这里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世外桃源”，“四人帮”对这里没有干扰破坏，无须清查。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赣州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坚持批评华国锋判处死刑
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口号。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她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仰首大步流星走去。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
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报道：贯彻执行华主席指示，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急起直追全国形势 文化部对“四人帮”展开大揭批大清查
文化部前一时期的领导人违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画框框，定调调，捂盖子，压制群众斗争，在一九七七年三月批斗于会泳的七千人大会上，还不让喊“打倒于会泳”的口号。由于原部领导人的错误，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文化部的运动成为不熟不透的“夹生饭”，使文化部成了清查工作搞得不好的一个落后单位。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 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二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 天津市揭开盖子，大打揭批“四人帮”人民战争 调整和加强后的天津市委，放手发动群众，揭开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天津的干部、群众一再等待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觉悟，要他们和“四人帮”划清界限，说清问题，争取主动。但是，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拒不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在他们的压制下，天津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难以发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冷冷清清。
天津的某些负责人却耍弄手段，一再开脱自己。说什么对江青“早有戒心”，同江青是“工作关系”，“没有任何密谋和勾结”，妄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华主席曾针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错误，严肃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警告他们不要捂盖子，不要与群众对立。对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有的隐瞒、封锁；有的取其所需，任意歪曲和篡改。不仅如此，他们竟敢打保票，说什么“天津没有‘四人帮’的爪牙”，并且以种种“理由”掩盖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为了将运动草草收兵，去年四月清查工作开始不久，他们就散布“清查工作成绩很大，七月份告一段落”，七月份又说：“基本上查清了，到年底可以结束。”与此同时，他们还欺骗华主席、党中央说：“天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展很快”，“领导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
从今年春节到四月下旬，他们关起门来整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五万八千多字的“检查”稿，以征求意见为名，企图拉一部分人保自己过关。
党中央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的领导核心。天津市委在各系统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市有十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新华社报道：贵州省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狠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的整顿
省委在解决黔东南问题时，根据党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五名州委领导成员，按其错误的轻重程度和检查态度，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有的调离，有的留下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有的继续帮助他检查交待问题；同时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调到或提升到州委主要领导岗位。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黔东南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海军各部队认真进行“查、整、改”，查，就是查林彪、“四人帮”的危害；整，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就是恢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乐山地委认真抓好双重领导单位和调动人员中的清查工作
西南交通大学是铁道部所属的一所学校，学校主要领导成员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心慈手软；另一个主管清查工作的领导成员和本校的一名帮派骨干有牵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揭批。地委指示校党委对那个帮派骨干进行点名批判，他们却不揭不批，放他到外地探亲，清查工作一直搞不起来。地委将这个学校的问题向铁道部和省委作了汇报，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铁道部很快派出工作组，同地委一起调查研究，帮助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成员提高认识，向群众作了深刻检查；调整充实了运动办公室；对那个帮派骨干，采取坚决措施，作了严肃处理。
重庆钢铁公司乐山粘土矿的党总支书记，前几年投靠资产阶级帮派，同矿上一些人相勾结，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拚命捂盖子，对揭发他的干部和群众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清查。今年五月，地委和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进驻粘土矿，停止了矿总支书记的工作，夺回了运动领导权。
原地区革委会有一名副主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资产阶级帮派勾结，大闹地委，妄图夺权。一九七五年整顿时，把他调到外地去了。一九七六年“四害”猖獗的日子里，他又多次窜回乐山插手运动，煽动群众大搞“层层揪”。在清查中，群众揭发了他大量的问题。地委经过调查核实，然后将材料转到他所在的单位。
嘉乐造纸厂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一九七五年从云南调来的。这次清查中，云南转来材料，揭发他在云南工作期间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有牵连。地委派人两次赴云南把问题查清落实。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夺回运动领导权，扫清揭批查障碍，武昌造船厂迅速改变面貌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便改变手法，以攻为守，伙同这个厂的帮派体系篡夺了运动的领导权。不经过党委讨论，私自指名由帮派骨干组成材料组，让帮派人物控制清查大权，使清查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根据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情况，上级党委撤销了原厂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责令其检查交代问题，对帮派体系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把“四害”横行时“双突”钻进厂党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闹而优则仕”的人物坚决拉了下来，按照毛主席接班人五条标准，对那些坚决顶住“四人帮”压力，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充实厂党委主要领导力量，这样有力地加强了党委对清查工作的领导。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军区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报道：记天津市揭与捂斗争的前前后后
天津市委从现在起，决心到年底，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把严重的打砸抢的问题基本上解决，把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基本做完，对区、局、县的领导班子进行初步的整顿，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揭批林彪、“四人帮”第三战役部署，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决心加快运动的步伐，迅速改变天津揭、批、查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状况。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河南省委决定以反革命罪逮捕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
1978年10月10日左右，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把张钦礼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铁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在前进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了。
由于市委领导没有抓紧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同全国先进省市相比，有很大差距。总的说，北京是落后了。
这次会议要求从市委机关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进行清查，彻底查清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并且抓住林彪、“四人帮”危害最大、流毒最广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批判。对已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等的罪行，“洪广思”写作班子的问题，第三次理论讨论会问题，“反右倾回潮”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问题，统统公诸于众，在全市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高潮。
近年来北京的各种犯罪案件有所增加，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较高，大家很有意见。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
前一段，由于市委没有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
要把清查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凡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彻底查清。未认真搞过清查的单位，要安排一定时间，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清查正在进行的单位，要抓紧调查核实，尽快查清。清查基本结束的单位，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检查验收。同时，要结合清查工作和落实干部政策，开展“双打”斗争。市委强调，各条战线、各个单位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石油部在抓好揭批查斗争中，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
石油部党组把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集中起来，召开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
这些同志集中以后，一怕隔离审查，回不了家；二怕挨批挨斗，下不了台；三怕再算老账，没完没了；四怕追究罪责，定成帮派；五怕重聚一起，又犯猎误。
原一号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石油部机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审查以后，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臭名远扬，政治上完了，没前途了”，情绪一直很消沉。参加座谈会后，他有三件事没想到：一是叫他当召集人，他很惊讶、兴奋。二是让他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周总理生平事迹和遗物展览，他感动地说：“这是政治上的很大信任，很大荣誉”。三是部领导在他主持起草的揭批计划上作的批示中称他是同志，希望他立新功，他很受鼓舞。从此以后，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每次讨论，他带头谈思想，谈体会，谈教训。他自动和话剧《丹心谱》中的庄济生对比，说“庄济生从政治野心发展到出卖灵魂。我的私心也很重，造反做官，干的想的都是权。”在准备批判石油部那个代表人物时，他反问自己：干了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坏事，并要求其他同志也这样做，在斗争中自觉革命。有的同志想把自己的问题讲得轻一些，他当场指出：不能回避错误事实，对抗过周总理、反对过大庆红旗的问题，要敢于承认。他的态度一明朗，大家顾虑也就少了。而他的转变，对其他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家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生动地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乘革命洪流，驾个人小舟，结果迷了向，触了礁。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造反吃香”，“造反做官”。自以为一贯正确，掌权做官的责任历史地落到自己身上。那时听到王力讲“二十几岁也可当部长，有权多威风”等黑话，就感到特别舒服。
犯了错误以后，个人主义又表现为悲观失望。觉得今生今世被林彪、“四人帮”毁了，组织上不再信任，群众也不会谅解，前途渺茫。个人主义使人犯错误，个人主义又使人摆脱不了错误。不跳出个人主义圈子，不可能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志们普遍反映，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把自己从个人主义污泥里解放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批运动越深入，越要重视团结大多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新华社报道：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华主席重要指示 决心解放思想，跟上形势提高抓纲自觉性力争建设高速度
粉碎“四人帮”以来，通过“一批双打三整顿”，大家都受到了教育。
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有深入揭批“四人帮”，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才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领导要提高抓纲的自觉性，克服松劲自满情绪。要把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对那些至今没有很好清查，是非不清，林彪、“四人帮”阴魂不散的单位，要派得力的工作组去搞好揭批查；要继续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把揭批“四人帮”同揭批林彪联系起来。要抓住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的问题，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把革命大批判引向深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抓纲大治，内蒙古加速新长征步伐
与会同志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围绕内蒙古这些年来的一些大事，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并讨论了周惠同志提出的关于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措施，即：初步调整、充实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党委重要部门的工作班子经过全面调查分析后，也酌情作适当调整；在深入进行“揭、批、查”的斗争中，要处处考虑大局，照顾大局；问题一定要解决，团结一定要达到，夺取这场斗争的全胜；强调这场斗争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秩序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斗争目标要集中，不得分散；坚决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人民日报报道：长江航运管理局党委透过沙市港的装卸质量问题，寻根究底，抓紧清查和“双打”，解决了这个港原党委主要负责人长期捂盖子的问题
鉴于沙市港问题的严重性，长航党委立即派出检查团到港解决问题，把原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揭开了。同时，对清查和“双打”进行补课，把“老虎”、“双料货”一个个地挖了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五条标准
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查清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重大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分清了路线是非。批臭了资产阶级派性，增强了团结，保持了军队的集中统一。开始恢复毛主席为我党我军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按照军委会议关于配备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的规定，对班子进行了调整，并从思想上、作风上进行了初步整顿，基本上改变了软懒散的状况。
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和群众所造成的冤案、错案大部分得到了平反昭雪。
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结束，决不意味着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肃清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临洮县委对犯错误干部一看二帮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主要抓了三件事：抓住林彪、“四人帮”在临洮影响最深的问题进行揭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对犯错误的干部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做好受迫害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把千仇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帮助临洮县委揭开盖子。临洮县委在揭批查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冤屈的近六千名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一大批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情绪。有的过去捆绑打骂群众，积怨甚多，等着挨整；有的认为运动一来总要整掉一批干部，当基层干部反正没有好下场，想撂挑子不干了。
一九七八年，山东省运河地区一级组织了2480余次大型控诉会议，对311名造反派干群进行了轮番批判，对其中3人分别判了死缓和无期徒刑；6人开除党籍；8名地区干部撤职、16名免职；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的51人；责令检查交代问题的93人。同时，运河地区还对高校记录在案的27名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进行审查。（据2000年运河地区官方公布的材料）
一九七八年2月23日，浙江省平阳县委成立“一批双打”（揭批四人帮、打击经济犯罪分子、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办公室，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池方清兼办公室主任。抽调3759人，组成342个工作队，进驻32个公社446个大队，120个企事业单位，处理集体分配和非法建房工作，整顿企事业及市场。3月形成“一批双打”高潮，至5月底，全县查清了20起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重大事件，6起重大“打、砸、抢”案件，3509起经济案件，196起集团性案件，清查出赃款358.77万元。8月，召开处理大会。
3月7-15日，为开展“一批双打”运动，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张维森作动员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学习县委《关于改进作风、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带头洗手洗澡，轻装上阵，搞好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工作。
4月15日，县机关通过揭批查运动，清查了同“四人帮”反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据统计列为审查对象的共115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14.84%。其中帮派骨干8人，严重政治错误19人，政治错误36人，说错话做错事52人。犯有其他错误和罪行的清查对象共217人。先后逮捕28人，拘留22人，隔离审查26人，停职交代31人，不让参加领导活动17人。
贰、 本节简论
十一大以后，邓小平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布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否定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大造舆论，为下一步推翻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各种案件作准备。
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仍在那里“抓纲治国”，狠抓对左派骨干分子的斗争。这当然也受到元老派的支持。但这方面的情况，秘而不宣，极少在媒体上公开披露。这里收集到的仅仅是报纸上公布的一点点有关信息。
2010年10月19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