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三章 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三节 召开理论务虚会
本节资料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根据纪录整理〗
我们的会议原定开七天，今天第五天就要结束了。同志们向中宣部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来不及研究，今天不能讲。经过研究之后，我们要一个一个加以解决。还提出一些理论问题，有些问题提得很好，应该回答。但是要请我们的理论家们经过研究，写出东西，在报刊上发表。要我讲也讲不清楚，我不是搞理论工作的。
这次座谈会上发了一些文件，包括我的两个讲话，乔木同志的一次讲话，关于传达、宣传三中全会精神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还有一个宣传提纲，对外宣传工作的若干意见，今年要开的会议的大体设想，你们都可以带回去。我的讲话里面有些措词，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背靠马列，面向实际”，报刊上不要引用。这次座谈会传达不传达？快传还是慢传？大传还是小传？都由你们作主。传，不犯错误；不传，也不犯错误。上下之间、左邻右舍之间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这个会议的传达多讲几句，少讲几句；传精神，传全文，都没有关系。出点纰漏也好，不出纰漏也好，都不要抓辫子，都不要算什么账。传达的事情你们自己作主。以后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那不利于我们党的团结。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这算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开会期间向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中央批了。现在我把全文念一下（略）。
这个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我们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批准的文件发给全党（全场热烈鼓掌）。解放以后的中央宣传部，正如这个报告上所说的，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党的比较得力的思想工作部门。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几年，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不但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培养了千千万万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理论干部，留下了很好的影响。宣传战线的同志们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遭遇很惨。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同志站稳了马列主义的立场，坚持了原则，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做了顽强的斗争。这也说明全国宣传战线的广大干部是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陆陆续续解放了，起用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的材料没有彻底销毁？是不是有些同志的工作分配不恰当？还有多少，我不清楚。这个报告转发下去后，全国各级宣传部门有责任督促各级党组织，对凡属因林彪、“四人帮”搞的“阎王殿”一案而受诬陷的同志，要迅速加以平反，并且把善后工作搞圆满。前天我们接到中央的批复后，在部务会议上决定，指定几位同志力争在一月底以前，写一篇彻底平反的文章，在报刊的显著地位上发表。“中宣部阎王殿”平反，拖后了一点，后来居上，也有好处。过去宣传部门的老将们，久经考验的许多同志，现在仍然在宣传战线上工作，使我们这条战线有坚强的骨干，为我们现在的宣传战线生色不少。这些话在平反的文章中都要写进去。文件下达、文章也见报后，建议各级宣传部门很好地学习、讨论一下。这是我们宣传部门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只是有一点这里要提一下，就是关于陆定一同志。中央已经把他接回来了，住在北京医院，身体很好。他在长期主持中宣部的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而且在遭受迫害的十几年里，表现也是坚强的，很好的。前几年在“四人帮”的陷害下，他被扣了三顶帽子：特嫌、阶级异己分子、反共老手，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到全党。现在，中央组织部正在复查这个结论。要等中央批准复查报告以后，他的名字才能见报。最好为中宣部平反的文章发表在陆定一同志的问题完全平反之后，但是恐怕不容易。他的复查结论要象“六十一人案”的结论那样，讲出个道理来。月底前如来不及，文章可以先不指名，就说是原中宣部领导人吧。
第三个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向中央请示了一下，华国锋同志、邓小平同志已经同意，拟于最近召开。前天部务会上商定，准备分两段开：先是中央的一些单位参加，一百人左右，各省要求派个代表来也可以。一月十八日就开，开到二十七号，春节休息。这一段开二十天，春节前十天，春节后十天。到二月中旬，请各省再来二百人，中央一些单位也再扩大一些，共四百人，再开十天左右，到二月底开完。前一段以小组会为主，后一段以大会为主。后一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要请主席、副主席讲话。这是大体上的计划。要下这么个决心：以理论工作务虚会为起点，今年一年，再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来。现在就要开始考虑，经过调查、研究，还有哪些被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了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党内外、人民群众中最紧迫地需要继续澄清问题。我们设想，一九七九年内，还要写出那么五、六篇，七、八篇或者上十篇有份量的理论文章来。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除去主席、副主席讲话外，能不能通过我们大家合作，由理论战线上的专家们，在会上也拿出那么两、三篇或三、四篇文章。现在就开始选题，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混乱，人们最关心，恐怕需要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弄清一下。总之，要写出一批重要的较有份量的文章来。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在理论讨论中，把理论班子充实、健全起来。我们中央机关有七十七个单位，其中有理论班子而且工作比较出色的，不知同志们怎么看，也就是四、五家，六、七家。工作做得生动活泼的，有成绩的，成绩比较显著的，卓有成效的，究竟有几家？这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群众公议。有，肯定是有的；多，不能算多。人民满不满足？是不满足的。各部委党委有责任充实这个理论班子。能不能这样设想：今年中央一级配备、组织二十个左右的理论班子。比如中宣部还没有这样的班子，要筹建这样一个一班子；工、青、妇是不是联合起来搞一个班子，编制还是在各家。党的群众运动，有共同的规律。总之，大约有这么一些家：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毛著编委会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文化部、中央宣传部、计委、红旗、工青妇、政法、外事。还不算军队。在现有基础上加以充实，组成十五个到二十个，首先要讲质量。搞他一批理论文章，组织一批理论班子，这是我们今年的奋斗目标之一。也建议一下，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你们也可以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不必等我们，百花齐放。中央部门也是如此，不要等中央宣传部的理论务虚会开了再开。互通情报是可以的，但不要等。也请你们有计划地把班子组建起来。首先抓省和大市一级，然后中等市，比如鞍纲、青岛。经过几年的努力，培养、锻炼出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一支有水平的，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能够独立作战的队伍。这样可不可以？
其他工作的会议，基本上按照发给同志们的那个单子进行。（朱穆之同志插话：大家希望研究干部学习问题的会议能提早一点开）也可以嘛，三月初开，那个会议单子可以调整。从今年下半年起，全党要大办学校。我已两次向华主席报告过了，他赞成。有一个同志对我说，干部学习内容怎么提得完整些？这个话，上次讲得不很完整。我那个讲话中说的是党的工作干部，首先是宣传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至于科技战线的业务干部，你强调学马列，他强调六分之五，他主要是学他那一门专业，也要学马列。我们一千七百万干部，在学习上要因人制宜。做宣传工作的，不注意学马列不行。搞经济的，搞自然科学的主要是学专业，学自然科学。六分之五的原则不能变。不能规定所有各条战线都来学马列，这样要犯错误。要分别不同业务、不同情况来安排学习，要因人制宜。我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讲话，少了三个字：学科学。有些同志还要从学文化开始。大规模办党校、学习班只能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千万不要光强调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四个问题。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建议。我请示过华主席。这些建议不单是对宣传部门的，也请同志们回去后转告一下党委。从中央收到的报告和电话中看，各省市都在开常委扩大会或三级干部会，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最快的，春节前可以开完。大多数省市春节前只开到常委一级，春节后再有一段时间，把县上的同志找来。陕西是一竿子插到基层。这就有个如何把传达安排得更好一些的问题。会不会丧失一些时间？今天，中央发了三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即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修改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中央关于地富摘帽问题及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
三中全会的传达很重要，不是什么一步、两步可以做好的，恐怕要走三步。第一步，各省市召开省、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只可能领会文件精神，主要是主席、副主席的八个讲话，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一批本省、市的重大遗留问题。第二步，主要是在全党、全民（包括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中间，广泛深入讨论中央有关农业问题的三个文件，特别是第一和第三两个，边讨论，边贯彻。采取什么办法为好，请各省郑重考虑一下。不要在省上开，主要在县上开。开三级干部会或四级干部会，生产队也来。这种会也是个大学习班，一边讨论，一边还可以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省上和地委的同志都到县里去参加会议。这种会十天恐怕开不好，开短了可能走过场，是不是开三个星期，至少两个星期为好。毛主席生前很提倡开这种两级干部、三级干部会议的办法。如春节后开这个会，中间还夹着个元宵节，结束时恐怕就要到了三月中旬，距离春耕只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了。中央要求，春耕前一定把三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在公社大队里讨论清楚，把农村广大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争取今年的农业有个全面的大丰改。不光是粮食，农、林、牧、副、渔都要大丰收。
今天上午，邓副主席同准备到陕西省去当第一书记的马文瑞同志谈话。在他看来，陕西局面略有好转；但因王任重同志去的时间较短，这些年来的问题成堆，形势尚无大的好转。许多问题，不能慢慢腾腾地解决。解决冤、错、假案，要快刀斩乱麻。
请大家回去捎句话，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前，特别是南方，如不把三个文件讨论清楚，把一系列政策问题解决好，就会又耽误一年的时间。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慢慢腾腾，优柔寡断。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我赞成要多考虑考虑，要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处理遗留问题，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慢腾飞，象京戏里走台步那样，一年没走几步，这样不行。据我了解，在几百万不脱产干部中、冤、错、假案和成份的纠正等问题，在大部分省市都还基本上没动，急待解决。
然后还有第三步，工业上的问题。有关工业的两年计划，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一月份是发不到各省市了，二月份也不一定能发下去。现在华主席正亲自领导一批人在修改这个文件。两年计划总的是好的，是有雄心壮志的，但没有充分暴露矛盾，有几个重大问题没解决好，得重新修改，重新研究。今天上午，邓副主席和马文瑞同志谈话时也提到这个问题，前几天还找计划部门的同志谈过，看来，两年计划可能有比较大的修改。首先要把电搞上去。如果电力充足，现有设备可增产百分之三十。其次是交通。码头、公路都不够用，特别是码头，吞吐能力太小，进出口货物堆积如山。第三，要想办法在两三年内，先抓生效快、油水大的东西，换取外汇。如煤炭、石油化工、旅游事业等。许多外国人愿意来中国游览，无非是招待一下嘛！但我们有许多各胜古迹被破坏了，要拿出些钱来修缮一番，还要修些旅馆。
由于两年计划还要修改，各省市对计划的讨论，不要花太大的精力。地县的同志来开半个月的会，愁眉苦脸的，何必呢？所以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三步走。
我再说一遍，请大家带个口信回去，一定要把第二步走好，把三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特别是第一、三两个文件讨论好，争取今年的农业全面大丰收。
第五个问题。昨晚，华主席找余秋里、林乎加、姚依林、吴庆彤、黄玉昆等同志和我去谈了四个小时，谈了一个问题：如何认真对待来信来访问题。也请同志们捎话回去。我把昨天谈的主要精神讲一下。
现在各级来信来访很多，有增无减。中央每月收到的来信已突破六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四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也是如此，每月收到来信一万多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成立，已经收到来信三麻袋。来信来访所以猛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的现象，为建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要看到这两个方面。你说，这是“四人帮”遗留下来的，我不管。怎么能不管？你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怎么能不管？这不是对工作负责、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中央的意见是，这种现象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人心、党心、军心不安，对于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如果再加一句的话，对外影响也不好。天安门的游行，云南七万知识青年的罢工，都是香港报纸的头条消息啊。世界上六大洲，有五大洲广播了。我们的负担也很大，中央在操心哪。昨晚，华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做工作，提出要做工作。后来，我们大家说，要认真做工作，认真对待。北京市的同志介绍了他们的经验，由第三把手王磊同志亲自挂帅。能不能按照他们的经验，我们四级：中央、省（市）、地（市）、县（市）都抽出一个二、三把手亲自挂帅，调集力量，来办这件事。中央、国务院请姚依林、吴庆彤同志抓，军队请总政抓。争取在建国三十周年前解决一批问题，使来信上访从直线上升大大降下来。
华主席着重说了天安门和西双版纳的问题。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七万人联合罢工，已个把月了。七万人中，四川三万多，上海三万多，北京二、三千人。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还是要从我们的工作上检查一下。农场没有办法，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安平生同志，请云南在全省范围内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抽调一批强的干部，加强西双版纳的领导。我认为中央也可以考虑抽三、五百人到西双版纳去帮助他们搞一年工作。抽几个副部长挂帅。我们有的是干部，今年年底要超过一千九百万。华主席反复强调要做好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对事情不要推，不要踢皮球，不要受框框的束缚。不要说这是中央定的案子，这是那个部发的文件，我没办法；还是要实事求是，敢于负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去年九月，开了个信访工作会议。有些人提了九个方面的问题，请中央下个文件，规定这九个问题怎么解决。同志们，这样的文件不能发。如一九六二年，在贯彻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时，下放一千二百万，有文件规定将来招工优先录取。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有的地方还没有录取。实际上，有些人已经老了，有些已经安置了，怎么能笼统规定统统收回来？不能这样死规定。我们有个原则，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情况非常复杂，要因人制宜。如右派摘帽问题，文件发下去三、四个月了，开除党籍开除错的，就纠正过来，五十万人中，有多少要恢复党籍？有人估计有二十万人，有二十万就二十万，实事求是嘛！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障碍是谁定的，谁有什么文件，“我这里解决不了，你上访去！”这怎么行？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无非是要几个钱。钱，中央已经说了，批嘛。冤、错案是很多的，有些人为冤案上访九年，跑了一百几十次，没人理。我觉得，我们当官的，可怕人啦！比较难解决的是知识青年问题和遣散问题。只要大家主动负责，实事求是，大刀阔斧，还是有办法的。请把这个话带回去，认真加以解决。冤、错案的平反成绩不要估计过高。
在上访中，北京的民主墙上，发现另一方面的现象，应该如何对待好？比如，有个“人权同盟”，发了宣言，还和外国人谈了三四个小时，那个“人权同盟”，有十九条纲领。贵州有个启蒙社，有三个人常驻北京。据说这三个人的父亲都是被镇压的，也可能镇压错了，这三个人也跟外国人挂上了钩。我们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绝大多数、千分之九百九十几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应该负责解决，但也有千分之几的人要注意。按照华主席的话说，也要做工作。
华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时，我讲了有五种情况要注意一下。
一，会不会有些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
二，有没有混进一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的人？
三，有没有这样一些人，特别是有些小青年，认为宪法写了集会结社自由，想出风头。革命队伍中有些人是马列主义者或者向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前进。但也有些人，不想往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而是向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道路上走，是民主个人主义者。把这些人抓起来不好。现在不要抓，将来也不要抓。他们把民主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个人第一。不生产，不劳动，满腹牢骚。这种人的前途有两条：一条，接受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民；另一条，也有可能发展到在思想上、政治上反社会主义。
四，少数人，千分之一、二，万分之一、二，他确实受了委曲，背了冤枉，这一定要平反；但平反以后，往往要求更高。这些人多年上访，不愿搞生产，流浪成了习气，乘车不买票，到处找饭吃。我去年一年亲自处理了几百人，确实发现有些人要求太高。比如有一个人，也平反了，也道歉了，工资也补发，他还要求调京工作，我没有答应他。有的要求把给他带帽子的人抓起来等等，要求很高。其中还发现有反过来诬告别人的。
五，精神上有病态的。
讲讲这方面的现象，无非是请大家注意一下。不是说又要去抓人了，是要我们的领导人对这些人多做工作。即或是个别的现象，也要调查，要分析，要做工作。华主席反复讲，对这些人也要做工作。比如民主个人主义者，你不要定他什么分子，要在思想上帮助他；不然，要发展到不好的方面去。五七年我找林希翎谈了四个钟头的话，她听不进去，但是我一直不赞成把她抓起来。要发挥党团组织、街道居民、人民团体的作用，向这些人做思想工作，力求减少这种现象。
最后一个问题，有些同志要我讲讲宣传部的工作怎么开展。我讲不清楚。我想就宣传部门同志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扼要地说几句，是不是有这么一些问题值注意：
第一，不要靠别人来帮助解决思想，要自己解放思想。别人来帮助你解决，只能帮你一次。思想解放要靠自己，不要靠人家来帮助，没有什么救世主。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已经讲了好几次了：离开社会主义建设，搞一刀切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今后不搞了，因为搞一次就失败一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搞什么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刀切，这是不行的。中央这样反复声明了，你还不解放思想，那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不要靠人家教给自己如何开动机器。机器要靠自己开动。
第三，不要靠党委重视，要靠自己重视。我们宣传部门的工作搞得好不好，不要靠党委或者第一书记来重视。我们自己来重视就行嘛。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用成绩使得广大党员、干部、人民觉得党的宣传部门是重要的。不要靠人家扶，要靠自己干。
第四，不要靠上面、党委指派什么人来加强。人家也不愿来。要靠自己的工作吸引人家愿意报名到你那个地方来。即使你那个地方是“阎王殿”，他也愿意来当“小鬼”，这不是更好嘛！毛主席在世时讲过多少次：捆绑不能成夫妻。党内也是如此，他硬不愿干这个，勉强要他来干是干不好的。不要勉强人家，你要想办法吸引人家到你那里来。
第五，不要等待党委布置你工作，要主动做工作。不要说安排不上，我自己安排嘛。
第六，不要靠自己包办一切，工作还要靠大家来做。特别是我们意识形态、宣传战线，有那么多事，我们干得了？要发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这是三中全会文件上说过了的。
第七，不要化多大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名词、概念的问题，要把我们的主要精力拿来研究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关的实质性的问题上。
江苏的刘平同志反映的二十六个问题，我觉得有些问题提得很好，也有某些问题可能一下子不容易搞清楚，我也不大想拿许多精力去研究那些问题。会议第一期简报上华北组的同志讲：“为什么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现行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有些人总是以过去‘四人帮’灌输的一些东西作为标准。这说明把工作着重点转移过来，首先要抓思想的转变。”我觉得这些话说得有道理。十几年在党员、干部中造成了这样一种思想上的习惯的势力：“咦！为什么这次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当前的矛盾中，什么是基本矛盾呀？什么是主要矛盾呀？”我觉得这些东西弄弄清也好，一下子弄不清，也不妨碍我们的伟大事业奔腾前进。有些东西必须弄清楚，有些不带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过于纠缠。
第八，不要把我们的主要精力，着重去搞那些通知性、规定性的东西，特别是我们高级机关。宣传部的事情很多，逢年过节，内政外交，不要把许多精力荒费在那通知性、规定性的东西上。要用主要精力去研究理论性、路线性、政策性、方针性的东西。凡属这些东西，都要搞得活泼些，带商量的口气，不要下死命令，要摆事实，讲道理。
我讲了这么八点，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可能不止八点，可以再充实它两点。
春节很快就要到了，这个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各地要多上映、上演一些电影和戏剧，使大家过得愉快。城市里要利用春节对知识青年进行亲切慰问，多做一些工作。农村里，要在节日期间多宣传移风易俗，提倡新的道德风尚。康大姐要我说一下，农村里的买卖婚姻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胡耀邦周扬等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
〖胡耀邦、周扬、黎澍、许涤新、宦乡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胡耀邦：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原中宣部副部长。〗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讲话：
一、这个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会方法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今天开始了。先讲一讲召开这个会的由来和开会方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思想理论战线面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同组织上的清查同时进行的。两年多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个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打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体系同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大搏斗。在前年八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为了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是由于种种不同的情况和原因，在我们党内，特别在思想理论战线，对党中央提出的这个重大理论原则问题认识上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虽然赞成中央关于“完整、准确”的提法，但认识并不深刻，甚至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观点。
到了去年五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去年六月二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批评了那股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使这场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都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讨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十分关心。这一场讨论，已经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去年九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这次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会议大体上分两段开。第一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的一百多位同志参加，各省市也派来一位联络员。会议从今天开始，开到二十六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二月一日接着开，开到二月十二日左右。休息几天后，进入会议的第二段，拟用中央的名义召开，再开十天左右。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扩大到四五百人。第一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段以大会为主。最后请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作报告。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我们建立了一个十一人的领导小组。同时还邀请了二十一位长期在我们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前辈、老同志，请他们作指导。在我们这个会的同时，还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能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收到上下呼应、互相交流的效果。
二、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
两年来，我们党领导的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但在政治上、组织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分清了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就它对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两年理论工作为什么取得这样伟大的进步，根本原因是斗争的需要，人民群众实践的需要。人民对于理论工作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关心。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参加。理论工作象今天这样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活动，是历史上少有的。“四人帮”搞什么群众理论队伍，那是假的，实际上是愚弄群众。我们放眼世界，象中国人民这样关心理论问题，这样有理论兴趣的民族，不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讲到德国工人阶级的理论兴趣时指出：“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同志们，在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中迸发出来的理论兴趣，不正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在这两年中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当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我们要认真地培养、提高他们，使他们在理论宣传战线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总结这两年理论宣传工作的伟大进步和理论宣传队伍成长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看到我们理论宣传战线上还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问题。当前理论宣传战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我们应当研究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在哪里？我看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轻视实践，轻视群众。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实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眼睛向下，去倾听实践和群众的呼声，而是昂首望天，只从本本、文件和上级指示出发，甚至只相信自己那个小圈圈，不同人民往来。这当然是很危险的。这样的理论工作就失去了源泉，必然走到斜路上去。
意识形态战线是容易犯错误的一条战线。如果脱离实践，脱离群众，更容易犯错误。我们应当允许在理论问题上犯错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进行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也应总结经验教训，有所进步。我们要提倡对理论问题的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倡对理论文章的批评和反批评，真正发扬民主学风。
理论战线上怎么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近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一篇叫《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风气》，一篇叫《团结起来向前看》。两篇都是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写的。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我是赞成的。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去年搞了组织工作以来，脑子里经常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么个大国，“打倒”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数量概念？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打倒的只能是极少数。我们现在脱产干部已经有一千七百万，今年年底可能要到一千九百万，同罗马尼亚的人口差不多。打倒百分之一，就是十九万，打倒百分之二，就是三十八万，不得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什么叫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还是九十九以上？第二个问题，可不可以说所有的干部都是难免有缺点甚至有错误的，或者过去没有犯过错误今后也可能犯错误？这是两个性质不同但又互有联系的问题。一个是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个是所有干部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正因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决不要轻易把一个干部打倒；正因为我们的干部都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的，所以又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象毛泽东同志教育我们的，如同洗脸一样，要天天洗。
我还想起毛泽东同志讲过的两段话。一段话是一九六五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这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浦安修同志讲的。我相信毛泽东同志当时是这样讲过的。他老人家在经过一个时期后总要回过头来想一些问题。第二段话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答复。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我听了这句话后，一夜没有睡着。我曾多次想找毛主席谈谈，想问一问这句话。我觉得毛主席讲这个话是意味深长的。那天他还说，这一次中央委员只到了五十六个，许多人没来，我希望下一次来的更多。可是“九大”来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只有五十四个，少了两个。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待问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这两段话我听了很感动，有很多想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容易。特别是理论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别的批评，同政治路线的批评，同党性的批评，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它的特点，要研究清楚。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分清是非。分清是非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搞得更有说服力，防止片面性，允许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使理论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更健康，不犯或少犯错误。
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象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画”、“黑戏”的帽子。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必须肃清。有些同志把“革命就是批判”这句话，理解得很狭窄。批判是扬弃，吸取好的，排除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还有鲁迅，不但批判了许多人，还推崇了许多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对许多作者并不认识，但评论作品时，从不抓住作者的片面只语，无限上纲，而是看整个作品的主要思想倾向，区别它是好东西、有价值的或者是坏东西、毒草。我们要发扬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和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兴旺发达起来。
三、伟大的转变和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
我们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召开的，应当着重讨论一下理论宣传工作怎样适应这个伟大的战略转变。
我提出一个初步的考虑，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不是可以归纳为这样几句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地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是不能背离的。我们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当前，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以极左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花很大的气力，从思想理论上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从各个方面肃清他们的流毒，这是顺利实现伟大转变的思想条件。
今天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的，有这样两个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我们要议一议，在思想理论上还有哪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应当继续破？还有哪些禁区？还有哪些精神枷锁？包括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来不及阐述清楚，后来又被“四人帮”严重歪曲了的思想理论问题，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等问题。康生、张春桥起草的那个“九大”政治报告，在理论上有许多错误，“四人帮”的很多谬论是从那里来的。这些理论是非不分清，会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束缚，成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绊脚石。关于这个问题胡乔木同志有个意见，将作为材料发给大家。同时希望同志们在这次会上议论出一批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有些题目，希望作了研究的同志，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
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就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要认真地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使理论宣传工作者从思想上来一个转变，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例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搞，如何搞经营管理，如何加快农业的发展。最近，中央写了一个一万五千字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否从理论上全讲透了？特别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如果根本不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在空中，当作神，那就等于打着招牌招摇撞骗，只能叫做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如果结合得不紧密，只能叫做半马克思主义，至少不能算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紧密结合。当然，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是很困难的，要下很大的苦功。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至今革命没有成功。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革命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林彪“四人帮”破坏这种结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要恢复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工作方向，要坚定不移地朝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四个现代化紧密结合这个方向前进。这是理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向。离开了这个方向，都是邪门歪道。我们一定要排除各种障碍，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怎样才能坚定不移地朝着理论工作的唯一正确方向前进呢？我想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一定要认真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没有这一条，我们拿什么去同实践结合呢？我们拿什么指导现代化建设呢？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要站在科学的高峰，没有理论指导是绝对不行的。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不但不能放松理论工作，而且必须更加重视理论工作。必须使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使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不要再让什么样的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到邪路上去，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切不可忘记。理论宣传工作干部自己应带头学好理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建议半年以后，全党的理论宣传干部，从宣传部长起，都来一次开卷考试，考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得请秘书代劳。
第二，一定要认真面向实际。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可不可用个形象的说法，就是要背靠马列，面向实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我们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离。但是理论如果不面向实际，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那就不叫背靠，而是躺在马列上面睡觉了。所以理论一定要面向实际。面向什么实际？要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的经验教训的实际。实际的范围宽广得很。我们不能只是一时一事地面向实际，而是必须长期地、不断地下苦功去面向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就是实际，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级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理论离开了实际，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失去理论的生命线。所以我们必须到实际中去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使自己的头脑丰富起来，永葆理论工作的生命力。
第三，一定要解放思想，带头搞好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优良学风。最根本的，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反对本本主义。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坚定地实行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彻底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的流毒，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百花盛开。理论工作的天地无比广阔，理论工作者要有勇气，有远见，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树立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反对为个人私利出卖原则的恶劣学风。
我想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认真地做到了这三条，就一定能够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赶上人民群众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丰富实践，并且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
加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要出成果。要在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和理论著作。粉碎“四人帮”以来，前年出了一批理论文章，去年也出了一批，对于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要不断努力，今年再搞出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并着手搞一些理论专著，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了把理论工作搞好，请所有报刊、各级宣传部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对于有份量、有影响的重点理论文章，不要匆忙发表，要深思熟虑，研究清楚。例如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现在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的。但去年党内有那么一股思潮，就是“一切照办”；今年社会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现在上访的问题上。上访的人多数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这是主流。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吃了苦头，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对这种情况，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随便抓人。但要研究这个别人是什么思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提到一种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我们党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有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是以讲抽象的“民主”为其主要特征。主要表现有四条：一、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要自由，这就不对了。二、离开发展生产搞改善生活。三、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四、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有这四条，能算马列主义吗？我看不能算。这叫什么主义？可不可以叫民主个人主义倾向呢？可以研究。当然，不管怎么样，有三条一定要坚持。一是不要随便抓人；二是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三是不要乱打棍子。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亏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朱自清、闻一多曾经都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后来不是变进步了吗！有些青年思想活跃，敢想问题，但敢想问题不等于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敢想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者划等号。要用马列主义引导他们，要找他们谈谈，帮助他们。类似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但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重点文章不要匆忙发表。第二，要多走群众路线，多找人审查，提意见。反复思考再加群众路线，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错误是免不了要犯的，但这样做了以后可以少犯错误。
今天我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算做这次会议的引子，意思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努力把这一次在伟大转变中召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好。
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在这方面讲“凡是”也许还可以；如果这个理论有问题，那就更不能“凡是”了。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历史学家黎澍说：
毛主席本人思想在变化。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藉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许涤新说：
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说：
二十年来国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胡绩伟代表六人发言
同志们：
这是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位同志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昨天胡耀邦同志的引言和讲话。他讲的开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在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些精神，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华国锋同志在三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前一个时期，全国报刊上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砸碎林彪、‘ 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胡耀邦同志在引言讲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
在揭批“四人帮”一步步深入的时候，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 ”的要害，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所以引起了思想理论战线的一场大风波。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才能顺利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伟大转变。因为这个问题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干部中还没有达到深刻的认识，所以中央决定要召开这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同志，可能对这场争论的许多经过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因此，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作简要的介绍。我们的观点不一定都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们提出的材料也不一定都准确，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
这场争论，最初是从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的。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出处。这篇社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李鑫同志领导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二月四日汪东兴同志在社论清样上批：“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这篇社论发到中宣口，耿飙同志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同志讨论，他认为：“发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以前，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希望邓小平同志赶快出来工作，看到这篇社论的“两个凡是”，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讯号，纷纷责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事实上，在这以前，就有许多使人担忧的迹象，最突出的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对邓小平同志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说：“他（指邓小平同志）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的那一套东西。”汪东兴同志还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办“朝农”，要放映电影《决裂》，说这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吴德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在谈到“四人帮”罪行时，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等等错话。
从此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纪念周总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汪东兴同志却一再加以阻挠。在理论问题上，一九七七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刚开始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红旗》杂志就打报告向汪东兴同志请示，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批评，二月四日，汪东兴同志指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批评文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就压制了对这两篇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影响的文章的批评。一九七七年五月份，《人民日报》查对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文章的原稿，事实证明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都是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定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主席的原话，是陈伯达、姚文元自己写的，排成黑体字，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人民日报》写的这份材料在中宣部的简报上刊出后，吴冷西同志打电话责问朱穆之、胡绩伟同志，说不应该登这个材料。此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分歧。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政策的宣传。一九七八年初，人民日报等报导的四川、安徽落实农业政策的经验，政治局主管农业工作的同志认为是“右”了。后来，在所有制过渡、集市贸易、自留地等问题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其他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山西省委认为这是“宣扬资本主义 ”，是“同学大寨对着干”，发生了许多争论。一年多来，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冤案、错案问题上，也发生了许多争论，有些同志坚持这些案件是“某某批的，不能改”。
正是由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就是一切照搬的本本主义思想，是产生这一系列争论的总根源。坚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维护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甚至搞新的禁区。如果不打破这个禁区，大家就不能大胆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来的。
《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经过
早在一九七六年冬天开始，中央党校一千多高、中级干部讨论我们和林彪、“四人帮” 的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得出这样的认识：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革命的实践。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问题的。写这些信的大多不是理论工作者，他们主要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标准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答复了这个问题。）此外也还提出一些理论上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如：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检验的关系，认识的条件、方法和检验真理的手段，逻辑证明和实践检验的关系等问题。（后来《哲学研究》作了答复）
这时候，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给《光明日报》投了一篇稿子，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同志刚调到《光明日报》工作，认为这篇文章不错，编辑部在原稿上加上了“马恩列斯毛从来不认为凡是他们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他们的指示都要遵循” 。后来，编辑部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一起修改，保留了作者的原意，但是，考虑到二月七日的社论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过的，还是删去了这句话，避免正面批评“凡是” 的提法。（直到现在人民日报上也还没有正面批评“两个凡是”）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于五月十一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各省市报纸绝大部分都转载。当时没有转载的报纸，以后也都陆续转载了。广大读者普遍反映很好，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
吴冷西说：《真理标准》一文“很坏很坏”
就在五月十二日晚上，吴冷西同志打电话给胡绩伟同志，批评这篇文章（见附件）。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举出列宁关于一国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和十一大路线在提出来时就是真理，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他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吴冷西同志在电话中虽然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当时胡绩伟同志就回答他：“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五月十三日，前任红旗总编辑打电话给曾涛同志，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当时被曾涛同志顶了回去。但是他还是对别人说《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五月十七日，汪东兴同志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第二天，五月十八日，张平化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讲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问题。他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仅这篇文章，还有另外的文章，《人民日报》批‘顶峰论’，还有一些文章，省市委同志小范围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有不同意见希望向我们反映，中宣部研究问题可以活跃些，对中宣部有帮助。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是从那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张平化同志最后还向到会的同志拱手说：“拜托，拜托！”
此后，社会上就传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了。
五、六月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李曼村同志的讲话也认为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改动。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李曼村同志反对提“新的历史条件”，说什么这不符合华主席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和中央的口径不一致”；他还反对提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说什么毛主席没有提过。
六月二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小平同志还针对这种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很鲜明地提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小平同志特别指出，这不是偶尔的，孤立的。这是一种 “思潮”。
汪东兴极力维护“两个凡是”
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召开了一个宣传单位负责人的小会。汪东兴同志批评报纸“党报要有党性。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他说，宣传要注意被国内外敌人“ 利用，挑拨关系”。他批评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在全国政协会上讲的天安门事件应该翻案，说：“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反谁？”他还说： “有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对干部问题评得很不对，只讲了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好象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这要研究，我有意见。”他特别批评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登的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写的），他说，这封信的“提法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样高。文章说青年在错误路线干扰时就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说没有什么窍门避免这种遭遇。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 ”
汪东兴同志还特别批评人民日报在报导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的标题是新华社消息的导语《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他说：“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述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在汪东兴同志批评以后，七月份《红旗》杂志评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章中，果然就按照等级作了报导，说华主席是“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副主席是“指示我们”，邓副主席是“讲话中强调指出”。）
在这次会上，汪东兴同志还批评长江日报不应该批极左，说：“主席说过：什么极‘左 ’，右得不能再右嘛。”最后，汪东兴同志专门请已经调到外交部的前任《红旗》总编辑介绍了国外对中国的议论，特别强调，国外说中国在搞“非毛化”。这个发言很明显地表示关于真理标准的一些文章是在宣传“非毛化”，而且他还批评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罗瑞卿支持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文章不指名地回答了吴冷西同志那些批评意见，说：某些人拘守旧口号，“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这篇文章，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写的，罗瑞卿同志亲自修改过两次，审阅定稿。韦国清同志也看过，表示同意。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了，但是我们想到他那种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坚定立场，那种支持报纸维护真理的战斗性的坚定态度，我们是十分感动的。
七月五日开始，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同志参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周扬同志讲了话。周扬同志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据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志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同志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经过，并提出要张平化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了”了。
七月份，汪东兴同志去山东，据萧望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汪东兴同志对山东省负责同志讲过三句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七月底，胡绩伟同志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同志。吴冷西同志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
胡绩伟同志说：“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八月初，张平化同志去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都讲了话。大家希望他讲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不仅避而不谈，反而在吉林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他说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现在国际上一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家，都说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悄悄地改变毛主席路线，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一种恶毒的诽谤。”他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张平化同志的讲话，在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讨论时提出：现在中央强调要宣传实事求是，而张平化同志讲话的精神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提出六点意见，要求省委转给中央。
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九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
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十七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邓小平在东北阐明什么是“高举”
九月份，邓小平同志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小平同志还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小平同志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八月四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都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在理论上都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本本主义，还结合实际工作，阐明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搞好工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问题。
九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东兴同志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华主席的题词，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有问题，以及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为理由，不许发行。这件事引起《中国青年》编辑部和许多群众的不满，纷纷写信、贴大字报提出责问，以后大字报越来越多，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西单民主墙了。
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九月份，《红旗》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长期保持沉默之后，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
文章虽然也讲了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等观点，但没有着重阐述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却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批“毛主席也有错误”等观点是所谓“海外奇谈”。
文章结尾说：“批评家们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迎接一个新的光辉而壮丽的日出！”
这篇文章的草稿送给哲学研究所、中央等单位征求意见。哲学研究所总支书记提了六点意见，不同意文章的主要观点。
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审查，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在充分民主评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样《红旗》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但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熊复同志对此还很不满意，说《红旗》长期没有发过这方面的文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写了文章，中央不让他们发表。
红旗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一直迟迟不表态，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许多群众去信提出责问，说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红旗杂志一直迟迟不表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也一直不表态，这是为什么？有人把大字报贴在红旗杂志社前面。
国外评论也纷纷议论，认为《红旗》与《人民日报》态度不一样，以此来推论党中央集团有分歧。
“胡耀邦提出三个不管”
十月三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的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
十一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初期，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同志写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同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
对此，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李先念同志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熊复同志还不甘心，又特别向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后来他告诉红旗的同志：“汪副主席讲，只好如此。”在《红旗》第十二期上，才发表了谭震林同志的文章。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旗杂志社两位同志贴大字报揭发熊复同志，说：“最近，熊复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中央是放的方针’，‘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字。’”
这张大字报还揭发：“熊复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七月三日的全社大会上，他竟然号召全社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提出这样的问题，矛头是着谁？其用意何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许多同志发言都讲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问题，但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等同志一直不表态。
但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正转到讨论经济问题时，胡绳同志却出来谈有关实践的问题了，他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胡绳同志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同志的批驳。同志们批评他（和接着出来发言的吴冷西、熊复等同志），说他们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出来说话了，是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同志们说胡绳同志给在实践问题上发过言的同志扣上“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的帽子，他不仅是批评各省的第一书记，而且是批评小平同志在东北的讲话。同志们指出，实际上是胡绳等同志，他们自己反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意见，才真正是“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 ”。
十一月三十日，张平化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表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我到中央机关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总觉得这样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同志们批评张平化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听？
吴冷西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同志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经过同志们询问，十二月三日吴冷西又发言说他在电话中讲了四条意见：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就颠倒了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同志们发言批评了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那篇文章首先是讲了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那篇文章明明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这怎么能说是“怀疑一切”和 “不可知论”呢；第三，那篇文章说，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怎么能说是“修改”和“砍旗”；第四，毛泽东同志也曾讲过，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林彪、四人帮用“顶峰”、“句句是真理”等教条主义的手法搞修正主义，批判他们，怎么能说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有的同志提出，就拿吴冷西同志自己讲的这四点讲，可以证明胡绩伟同志的电话纪录是可信的。十二月十一日，吴冷西同志又作了书面发言，说他在“电话四点意见中没有肯定文章的正确方面，只说到这个原则没有疑问，而对文章中不同意的某些论点加以引伸和推理，是主观武断的。”
十二月三日，熊复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要对毛主席倒三七开。这个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说，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他还认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处理问题。 ”
他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同志们对熊复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同志说，他们这些同志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有的同志说，他们“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
十二月五日，李鑫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说：“《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我负责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负有重大责任。”
但是吴冷西、胡绳同志都说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两个凡是”的观点，不同意这个观点。
华国锋作自我批评
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即将闭幕时讲话，都讲了这个问题。华国锋同志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指出“那时不提 ‘两个凡是’就好了”。而汪东兴同志作了书面发言，他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以后，，我对展开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同志们对汪东兴同志的这个发言很不满意，认为：在一九七七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后，华国锋同志很快就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部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接着又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采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而汪东兴同志却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不贯彻十一大路线，而且一直不作自我批评，这是极不应该的。
同志们，上面我们把这场争论的主要情况，以及双方的主要论点，简要地作了介绍，许多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观点，我们都省略了。其中有的事实可能不完全准确，可能还有重要的遗漏，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已经来参加这次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提出，因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没有列入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他们没有充分说明他们的看法。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按照叶剑英同志提出来的意见，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的。
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详细地阐述他们的观点，讲心里话的。如果这些同志对于我们的介绍有不同意见，也希望他们批评。
推行“两个凡是”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为什么说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大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一小部分同志要坚持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们还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志扣大帽子，什么 “砍旗”、“丢刀子”、“非毛化”。近两年来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句句是真理”的旗子，干了不少坏事。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意见的同志，他们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害于党和国家前途的。
我们从下面十个方面列举事实加以说明。
第一、阻碍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最明显的就是汪东兴同志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邓小平的问题，主席已经有了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边，不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讲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以观后效，保留党籍。华国锋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们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总理，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所以，李鑫同志领导中央理论组那么急急忙忙地写了那篇社论，抢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表出来，想定调子，实际上是为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制造舆论。
第二、阻碍广大群众要求悼念周总理
“四人帮”被粉碎后，很快就到了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广大群众要求盛大悼念。但是，汪东兴同志指示中央宣传口，说只许登几篇文章。又说，对周总理的评价只能按悼词的口径，因为悼词是毛主席看过的。
当时，两报一刊写了一篇纪念社论，称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送审时，因这些评价超出了悼词，汪东兴同志不准刊登这篇社论，还责问说： “你们是不是想写一篇悼词？”因此，在纪念文章中，编辑同志带着很反感的情绪，勉强把这几句重要评价的字眼都删去。群众非常愤慨，责问说：“为什么康生可以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杰出的反修战士’？周恩来竟不能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众知道耿飙同志不只是宣传口的领导人，而且是中联部部长，因而特别在中联部附近贴了一个“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标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外交部写的纪念文章中提到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因为这篇文章是李先念同志审查同意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同志很高兴，照样发表了。汪东兴同志问罪之师，给胡绩伟同志扣了一个大帽子：“党报不听党的话”。同时还下了一道禁令：不准登个人署名的回忆纪念文章，说个人写的这类文章，是宣传自己。结果，使很多很感动人的好文章不能刊出。一九七七年清明节，人民日报编了一版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诗选，也被汪东兴同志扣住不让发。
一九七七年三月五日，北京各报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发表十四周年。中宣口向汪东兴同志报告了版式，把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的题词分两天都放第一版。五日凌晨，汪东兴同志先后给耿飙、朱穆之和华楠同志打电话，大发脾气，责问为什么五个题词都放第一版？还要挟说，你们这样安排，我不管了，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他确定把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的题词放在第二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七机部等单位先后编印了《革命诗抄》和《天安门文选》，他们请人民日报转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收到后，一再下令追查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他还特别指出：《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 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说“这个最坏”，“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届人大开会期间，适逢周总理诞辰，电视台搞了一个电视片《周总理的办公室》。片子开头有天安门广场和花圈，还有人们列队进入周总理纪念馆的镜头，汪东兴同志审阅时提出一定要删掉。新华社发了一条人大代表参观周总理纪念馆的消息，汪东兴同志要记者作检查，理由是“这是内部展览”。新华社二月二十八日发的消息《“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继续展出》，汪东兴同志也质问：是谁批准的？要检讨。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由叶剑英同志题的封面，前言中写清楚这是经邓颖超同志看过并提过修改意见的。报纸上报导了出版这本书的消息之后，汪东兴同志又下令追查，“是谁批准的？”
第三、阻碍天安门事件平反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在宣传会议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反革命搞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嘛。”“把汽车烧了，砸了，把人打了，另外反动标语也出来，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同志们提出来，这中间有一部分人对四人帮不满，贴了很多四人帮的标语呀，漫画呀，诗词呀，这是有的。当然在那个时候，看起来也分不清，四人帮在台上嘛，你恨在心里和你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清呢？他们做这种事情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搞在那些反革命里面就不行。 ”
从此，就对天安门事件以及其他各地的类似事件都定了性，不许翻案；让许多当时反对四人帮的英雄继续关在监狱里，含冤受折磨。汪东兴同志又籍口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批准定的，不准再提了。因此谁要提出为天安门事件翻案，他就给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的大帽子。
上面已经提过的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在宣传部门负责同志会议上批评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以及他扣发《中国青年》杂志，都扣这些帽子。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还讲这种话。
第四、阻碍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中央工作
一九七七年十届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都希望陈云同志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提出陈云、邓颖超、王震三位同志应该进政治局。
据说，汪东兴同志籍口说毛主席说过，陈云同志一贯右倾，不得重用，反对陈云同志进政治局。
第五、阻碍悼念朱德、陈毅、贺龙等同志
一九七七年四月间，《人民日报》编了一版陈毅同志诗选，以纪念陈毅同志逝世，送审不批。汪东兴同志为此还很生气地说：“为什么送我审？又不是我叫你们搞的，谁叫你们搞的叫谁审！”七七年五一游园，汪东兴同志审查节目，有一首歌歌颂朱总司令的扁担，汪东兴同志说，为什么只歌唱朱总司令的扁担，难道毛主席没有担过扁担吗？这样，就把这个节目“枪毙”了。以后，关于贺龙、朱德同志的逝世纪念，也都不让写文章了。
第六、阻碍大量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在宣传会议上针对在全国政协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要求查清天安门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要为死难烈士昭雪的问题说，“简直是什么都要翻。” 实际上，许多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都是中央办公厅不让平反，使许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四月七日，张平化同志向汪东兴同志汇报宣传会议筹备情况时，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批评‘阎王殿’，不仅是批陆定一，也有抬轿子的。当时的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透。 ”
汪东兴同志反对为宣传部是阎王殿平反。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还要把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凡是不实词，不管是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加以批判和推翻。
一个办公厅的副主任，公然不经请示，就擅自把组织部长的讲话稿中这段十分重要的话从文件中一笔删掉。我们一直很怀疑，张耀祠同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
第七、利用起草文件，制造错误理论
在二七社论中写进“两个凡是”是一个例子。还有，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前，由中央理论组为华主席起草的报告草稿中，他们把四人帮的几个重要理论，如：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全面专政”、“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等谬论，都当作正面的理论，写了进去。
在起草的过程中，就有人反对，但李鑫同志坚持要写上。会前，在征求意见的会上，由于到会同志的反对，才删掉了。
在起草这个文件时，很多同志都反对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起草过程中几经反复，有一稿已经去掉“反革命”三个字，但李鑫同志还是坚持写上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写了不少错话。例如：十一大政治报告本来是批判“四人帮” 的“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谬论的，但他们又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建国以来党内斗争的实践表明，走资派来自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等阶级敌人；另一部分是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而不赞成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包括那些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实际上还是承认“民主派到走资派”是对的。
又如，“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段话中的“始终”两个字，不是毛泽东同志的原话，是康生改的，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尽管在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反对的意见，但还是坚持写进十一大的政治报告，还写进了党章中去。 像这类例子，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时，将可以在不少文件中，发现许多问题。
第八、保护康生
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谬论，许多是康生提出来的，如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等等，（在这次会议上，还将进一步揭发出这方面材料。）而李鑫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但不批判这些谬论，反而千方百计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正确的理论继续宣扬。他们甚至在四人帮的材料之一中写进了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是为康生搽脂抹粉、开脱罪责。这个材料的标题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把康生列为被四人帮要打倒的“中央领导同志”；从编进的材料来看，四人帮反对周恩来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材料一件也没有，只有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一个材料。群众看了材料之后，纷纷提出责问：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不自己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在起草十一大报告时，在悼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部分，开始并没有康生的名字，是由李鑫把康生放在“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和朱德委员长的行列中。讨论时大家提了意见，才改了的。康生在中央专案组搞了不少诬陷、迫害老干部的法西斯罪行，汪东兴、李鑫同志不但不揭发，而是百般掩护，甚至继续推行。他们以“这是康生批准的”为理由，阻碍了许多老干部的昭雪平反，阻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方面的事实是很多的，我们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第九、阻碍揭批四人帮
这些同志，在思想上是接受四人帮和康生的一些谬论的。所以他们要坚持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坚持“全面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等等谬论。当群众批判四人帮的这些谬论时，他们就要百般阻挠，压制批判。汪东兴同志不让指名批判张、姚的两篇文章。张姚在写这两篇文章时曾编过一本经典作家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他们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歪曲，捣了很多鬼。早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耿飙同志就要中央编译局写一篇文章来公开批判，编译局给汪东兴同志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汪东兴同志一直压着不答复。结果，对张姚这一罪行至今没有批判。在王惠德同志写批判全面专政的文章以后，汪东兴同志又叫李鑫同志给王惠德同志带话，说：“东兴同志看了你的文章，要我给你打个招呼，以后再也不要谈这个问题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以，由李鑫等同志负责编出的“四人帮”材料之三，名义上是关于思想、理论、路线方面的材料，实际上对于“四人帮”的那些重要的反革命理论，却很少触及。群众原来对这份材料寄托很大希望，想以它为指导开展大规模的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的重大战役。但看到材料之后，很多人觉得失望，一段时间内，第三战役搞得冷冷清清。甚至当其他报刊从理论上批判这些谬论时，《红旗》杂志的有些文章还继续宣传这些谬论，在理论界制造混乱。所以，这些同志对这些理论问题究竟如何看法，在这次会议上似乎也应该说清楚，才能和“四人帮”真正划清界限。
“四人帮”把毛主席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删去“百花齐放”，文艺界同志要进行批判，汪东兴同志不同意。当时，国务院研究室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宣传口耿飙同志两次批准可以发表，但汪东兴同志批 “不发”。
听说中宣部原来搞了一些有关“四人帮”的理论材料，汪东兴同志看了之后批评说：“ ‘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原来在这位领导理论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眼里，“四人帮”是没有理论的，对于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根本是不需要进行的。这就是他的指导思想。
第十、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他们多次同小平同志作对，不同意中央的大政方针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会期间，群众纷纷提出要批判“两个估计”，邓小平同志支持这个要求，汪东兴同志就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了一段说是毛主席讲的话，用此来否定“两个估计”。许多群众反映：如果没有迟群的笔记本上的这段话，难道就不能批判“两个估计”了吗？这还不是用“两个凡是”去反对“两个凡是”吗？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会以前，邓小平同志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情况要重新估计，应该承认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劳动人民。小平同志的意见经中央讨论通过。有的同志却还是认为这个估计不对，在方毅同志向科学大会作报告的前一天，吴冷西同志打电话要把“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删去。最后只好再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坚持不改。后来，张平化同志准备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听说主题就是要讲对知识分子只能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同意把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个估计写进报告里去。前面讲到张平化同志在吉林讲话时说有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很多人认为，实际上也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因为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列宁讲过，党的领袖是多数人，而不是只有一个人，缔造我们党和军队的，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提法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有些同志却不赞成，他们总是要突出个人。
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议上阐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批评了他们那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吴冷西同志在这以后还坚持他的错误观点。熊复同志和平化同志在他们主持编写的稿件中，坚持删去这一词句。张耀祠同志到十月三日的讲话还攻击《光明日报》的文章是反对毛主席。
在汪东兴同志看来，似乎只有他自己是代表党中央的，其他副主席都不能代表党中央。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由国务院研究室写的那篇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是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都看过同意的，汪东兴同志却责问说：“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外交部写的纪念周总理的文章，经李先念同志看过同意，华国锋同志说不再看了，可是，《人民日报》刊载以后，汪东兴同志却说这是“党报不听党的话”。在他的影响下，虽然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早已公开发表了，张平化同志却认为“中央没有正式的文件”。
虽然熊复同志在《红旗》杂志上坚持不刊登真理标准的讨论文章，说他的方针是“放” ，是“让他们跳”。在去年七月三日全社大会上，熊复同志公然号召大家“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方法，对付可能出现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们的确可以嗅到一股可怕的气味。
是不是有人还在准备有朝一日再来一次“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来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呢？同志们，这些事实难道不正是说明，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确实实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吗？
从以上这些事实（仅仅是部分的事实）不是可以充分说明，如果不把他们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深刻的批判，不但四个现代化不能实现，“四人帮”的流毒不能肃清，连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从汪东兴同志在山东说：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不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张平化同志在东北的那些讲话；吴冷西同志几次打电话干扰，指责别人“砍旗”；以及熊复同志那样强调“非毛化”问题，看来他们对党中央执行的方针、政策，是有不少不同看法的。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能够坦率地讲出来，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讨论、辩论，以便弄清是非，统一认识。这样就可以真正将这次会议开好。
附件：吴冷西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 （注）下面是吴冷西同志的电话记录稿。与此同时，《红旗》的负责人也向人打电话，说同样的话。汪东兴也说了同样的话，因而一时在社会上传言很多。冷西同志要我把他的电话记录给他，这就是我给他的信和记录稿。 冷西同志：
你要的电话记录，送上。社会上流传的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这是我当时整理的记录。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的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此致敬礼
绩伟 十月十七日
吴冷西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意见 （五月十二日夜十一点电话）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提出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 ”，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 。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同志们：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向大家讲几点意见。
一 形势和任务
这次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认为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说已经可以胜利结束，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便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两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我们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
对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全面的估计。粉碎“四人帮”两年半以来，我们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党、政、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党、政、军的工作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安定团结当然是有原则的。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三个多月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三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的。就全国范围来说，安定团结的局面正在继续巩固，党内外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正在继续发展；党的优良传统有了很大恢复，党内外的思想有了很大解放，实事求是的作风日益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党内外千百万人的积极性；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80〕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热烈欢迎。我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81〕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威望，也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经过这次自卫还击战，说明我们的军队仍然不愧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城。
还必须着重指出，两年多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从这次自卫还击战的国际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从心里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42〕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br><br> 总之，从各方面看，我们国家的面貌比之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重新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谁要是不充分估计这一切，谁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困难，而且有些困难是比较严重的。不看到这一点，也会犯大错误。首先，我们对于被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的我国的经济状况，要有个清醒的估计，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这次调整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但是局部的后退是必要的，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有些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停下来整顿。退一步才能进两步。同时，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我们今年能把第一年的调整工作做好，就是一个巨大的前进，就是为工作着重点转移创造良好的开端。
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这在全国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两次调整〔82〕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因此，我们要告诉全国人民，必须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前进；在调整的过程中，要坚决相信和服从党和政府的安排。我们要看到，这次调整工作同六十年代初期那一次相比，既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也有一些困难。那次调整，各级领导力量和党内外的组织性纪律性都比现在好，不像现在这样还存在着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现在，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帐和留下的毒，各地的负担很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此外，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现在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83〕、李先念〔84〕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中央、国务院和各地领导机构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坚决发扬民主的同时，大力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保安定团结。中央和各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陆续成立，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中央和各地党委搞好党风。我们完全有信心克服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
二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
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现在我们要调整，也就是为了进一步消除这个严重的后果。
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br><br>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我今天不说这方面的问题。<br><br>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br><br> 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66〕，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
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85〕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36〕，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
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意。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以上的情况说明，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其中许多是天真的青年）同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分离开来，要按照法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同时，我们也必须教育全党同志务必注意提高警惕，照顾大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努力克服一小部分群众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间的思想混乱。
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
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反之，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社会风气问题。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怀抱崇高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但是过去的十来年中，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搞乱了，也把不少青少年毒害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他们的流毒在某些范围内还不能低估。这种情况，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需要极端不相适应。我们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这对于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是必要的，对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也是必要的，今后这种交往还会日益增多。但是由于对少数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不够，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86〕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上所说的，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因此，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三 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的问题很多，我现在不能一一解答。我今天想就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讲下面两个问题。我了解的情况不多，尤其对于地方的情况了解更少，讲得是否完全恰当，请同志们考虑。
第一，对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些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已经说过，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当然这决不是说，凡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
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至人们对于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许多干部和教师失掉了信任。这不是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过错。现在这些同志十分苦恼，许多家长、老工人、老战士也都十分苦恼。这也是目前极少数敌对分子所以能够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br><br>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毛病，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同样要竭力避免。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
第二，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
在近几个月理论工作者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很多。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现在我只就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说一点看法。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已经说到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四）涉及党的十一大〔52〕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也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对于实际情况认识的变化，由历届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按照党的纪律，对于涉及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讨论，除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的以外，应该限于党的适当的会议，不应该超出这个范围。
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同志们！目前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已经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渡过了“四人帮”给我们设下的重重难关，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进步很快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前景激动着、鼓舞着、引导着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群众都在争着为这个光明前途贡献力量。在这个时期，思想理论工作战线的任务特别重大。我们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三中全会以后也作出了重要的成绩，对这些成绩的任何估计不足都是错误的。但是形势在迅速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需要迅速发展。我希望这次重要的会议能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一步，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并且通过你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让我们同心同德，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指出，自一九七八年十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
此外，社会风气也存在严重问题“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
二、研究资料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摘录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同志曾经给华国锋写了一张字条，说：“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等也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主席的“政治遗嘱”。
虽然，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国法宝。
这就出现了很难调和的矛盾：广大人民欢迎粉碎“四人帮”，要求纠正这条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把国家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经过十年灾难，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纠正过去的错误和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无论总结过去还是创建未来，都是阻力重重，一切拦路虎的总根子就是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以及那一套方针政策。而新的当权者，特别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却顽强地继续推行这条既定方针的错误路线。这是华、汪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
另一方面，华、汪同在“文革”的打击迫害中仍然活下来的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袖人物又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同这些领袖人物相比，华、汪无论在资历、才力和威望上都差得很远。为了巩固自己从“四人帮”时期就继承下来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也不愿意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他们最大的“政敌”就是邓小平。这批元老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打倒的，都有毛泽东的讲话和他批发的文件为凭。要继续压制这批元老，不给他们平反昭雪，唯一的法宝还是毛泽东的“句句是真理”。而“句句是真理”是“四人帮 ”喊臭了的话，因而华、汪同他们的大秀才们换汤不换药地造出一个“两个凡是”的“天条 ”，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他们提出“两个凡是”，很明显，首先就是要阻止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早在这之前，汪东兴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就说：“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他还说：“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很明显，“四人帮”把小平同志诬陷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汪东兴却极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为小平同志平反。他还特别指示：“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场“两个凡是”的斗争，首先是党中央领导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只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元勋是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一边，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的。而华、汪等却是站在阻碍历史前进的一边，提出“两个凡是”只是他们争夺权利的一种手段。
尽管经过了十年内乱的灾难，毛泽东的权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还是植根很深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还是有广阔的市场。这就不能不借助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才能比较顺利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对于这一点，知识界感觉比较锐敏。这就是提出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政治背景。
2010年10月23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