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彻底解决帮派体系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新华社报道：三中全会决定，结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为了保证这个转变顺利实现，我们一定要把揭批查的群众运动结束好，做到善始善终。
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做到了以下六条：第一、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第二、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了路线是非；第三、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清除了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有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同时帮助那些在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中犯过政治错误的干部，使他们认识并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第四、由于林彪、“四人帮”迫害造成的大批冤案、错案、假案，已经和正在积极地进行平反、纠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五、遭到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第六、实现了安定团结，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但是，也还有不少遗留下来亟需解决的问题，至于那些落后的地方和单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应该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摆在第一位。
一九七九年初，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谢某回去看最后一眼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我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
我在1979年7月4日被放出来，以前日复一日地总是希望听到开铁门的声响，总是没有等到，已经到了接近绝望的地步。从1978年底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从大号子里，转移到一个小号子里单独监禁，这个小号子不到5平方米，散步走两步就到头了，这么小的空间却有一盏100瓦的电灯泡，日夜照着，睡觉的时候要用被单包住头。号子的高墙外面是京汉街，街边有一棵白杨树，在号子里只看得见一个枝桠，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含苞欲放的小芽，看到它到长出嫩叶，叶子由浅绿到深绿，秋风起叶子枯黄，冬天又变成光秃秃的枝桠。想起当初说为革命不怕把牢底坐穿的豪言壮语，那是多么的幼稚。
后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给五类分子摘掉帽子，我非常赞成，认为平反和脱帽都是应该的，他们本来就是弱势人群，不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在文革初期就是我们跟叁字兵进行血统论大辩论时候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与刘邓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大平反有明确的政治意味，邓小平非常聪明，让牛鬼蛇神都出来，收买人心以扫除毛泽东的残渣余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回顾，曾经到底是谁要打击他们并推行极左做法的，历史事实好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好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权派说毛泽东和造反派是极左，一些昧心的知识分子就跟着宣传这个观点。看起来历史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以利害关系划分的阵线，历史是不是就因为这样而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揭批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
河南那几个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人物，真是“风、捂、溜、震”兼备。在“四害”横行时期，他们看风使舵，紧跟林彪、“四人帮”；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当群众起来，冲破一个个障碍时，他们舍车马保将帅，趁机溜掉；当揭批查斗争刚刚走上轨道，取得一定进展时，他们又背后“一刀”，散布什么“扩大化”了。
派段君毅、刘杰加强河南省委领导。
一九七六年三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期间，江青向他们在河南的那几个主要人物进行了“路线交底”。三月二十七日，那几个主要人物借汇报河南工作之机，面对面地恶毒攻击邓副主席。此后，王洪文主动登门看望，谈了几个小时，并在一起喝酒、吃饭。王洪文撑腰打气地说：“中央（“四人帮”）支持你是没有问题的。”天安门事件以后，江青说：“他不比别人矮半截，腰杆要硬。”张春桥则说：“我们特意给他一把尚方宝剑，非杀一批不行。”在“四人帮”的指使下，那几个主要人物把郑州、洛阳、开封等地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新华社报道：鞍钢做好揭批查收尾工作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报道：汪锋说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把揭批查运动抓紧搞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由于运动开展较晚，“双打”斗争才开始不久，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对于罪行严重、有民愤的打砸抢首恶分子一定要狠狠打击，一切冤案、错案、假案一定要彻底平反、纠正，县以上领导班子一定要整顿好。对少数问题严重、阻力很大的单位，一定要下大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揭开盖子，改变落后面貌。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最近，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原兵团三级干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胆拨乱反正，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分清了路线是非，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全兵团性的重大事件，搞清并平反、纠正了师以上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查清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师以上主要负责人的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委对全省搞好揭批查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同志最近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宣布：现在浙江全省揭批查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对揭批查运动中遗留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组织一定的力量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
这次运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极少数民愤很大、作恶多端、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首要分子，打砸抢骨干分子，民愤很大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异己分子。对这些坏人，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按照罪行的轻重和悔改态度，给以党纪国法制裁。
对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而没有讲清楚的，一定要讲清楚。有的领导干部犯有错误尚未作自我批评，群众有意见的，可以采取整风的办法解决。在揭批查中，严重违反政策的，要坚决纠正。有些罪证确凿已定性的帮派骨干妄图翻案的，要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
前一段，浙江省委已经为一些全省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去年召开省党代会以后，又处理了二十多件有影响的大案。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杭丝联”党委帮助犯错误职工提高认识，
杭丝联”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一个单位。在林彪、“四人帮”和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一伙横行时，厂里有不少人跟着他们参与了一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了政治错误，有的甚至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翁森鹤等一小撮坏人受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惩处，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也受到了审查。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100多万人的责任人吴芝圃被中央平反，平反仪式由邓小平亲自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主持。
1979年1月24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就在同年，那个因舍身为信阳人请命而闻名全国的兰考县长张钦礼却被逮捕判刑13年，罪名是迫害老干部。人心是公道的，当2004年4月7日,张钦礼去世回兰考安葬时，兰考县万人空巷，无数群众沿途祭拜，很多人跪地泣不成声，场面十分震撼。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派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信阳的一些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文革开始后，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进行残酷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惨遭迫害，不久“含冤”而死，年仅52岁。
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两个名人，一个是原省委书记吴芝圃，一个是原兰考县长张钦礼，在河南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张钦礼挺身而出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结果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关押起来进行劳动改造。
一九六0年十月当他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之际，张钦礼冒死写信给周总理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进京反映真相，几经周折，周总理看到了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 “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接着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进行了批示，吴芝圃被停职反省，一大批信阳浮夸干部遭到逮捕，张钦礼得到重用升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中共甘肃省临洮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这些干部在林彪、“四人帮”得势之时，在路线问题上跟着原县委几个负责人确实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参加会议的八十六名犯有错误的干部，自觉检查的就有七十九人。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报道：杭州钢铁厂的大好局面是怎样来的？
目前，全厂已有三百七十五位同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了政策。
厂党委副书记、厂长陈阿定在“四害”横行期间，曾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作过许多斗争，但是，他在被提拔到厂党委担任领导职务之前，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部分群众对他有些意见。在原党委书记李克昌等同志的鼓励下，陈阿定同志大胆地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新华社报道：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召开大会，对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骨干分子胡勇、章伯森进行了组织处理。胡勇罪行严重已逮捕法办。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马文瑞：关于揭批查运动补课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
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央召开陕西汇报会议，并发了46号文件，指出了陕西问题的症结所在，检查纠正了省委在领导运动中的错误。
今年一月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和三月初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鉴于我省是个“灾区”，省委前主要负责同志在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长时间盖子没有揭开，运动起步晚，遗留问题多，许多重大是非没有分清，许多地方和单位运动搞得不深不透的情况，决定我们在转移工作重点过程中，必须搞好揭批查运动的补课。
据初步统计，已解决的“三案”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今天会上，李尔重同志宣读的关于撤销一批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文件和负责人讲话的情况报告，关于拆除“四八”烈士⑤陵园的情况报告和“七十三号”迫害老干部问题⑧的调查报告；常黎夫⑦同志宣读的关于陕西地下党和地下工作者遭受诬陷迫害的情况报告，关于米脂县的所谓“支左红旗”⑧的调查报告，关于围打佳县事件的调查报告等问题。
绝大多数审查对象的问题已经基本搞清，百分之七十以上已经解脱或做了必要的处理。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江津地委认真做好犯错误干部的转化工作
地委分两期组织全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学习，帮助他们转变思想和立场。
永川县有个公社干部过去是个派头头，在清查中认账不认错。经过学习和批判，他转变了思想，痛心地说：过去我把“四人帮”当左派，把谬论当真理，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围攻地委书记，揪斗所谓走资派，弄得工厂不冒烟，农业生产大减产，影响了人民生活，给国家制造了困难。粉碎“四人帮”后，全地区形势大变，粮食增产，市场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事实证明，如果让“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必然亡党亡国。我们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跟着“四人帮”胡作非为的捣乱派。
对极少数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帮派骨干分子，在进行揭发批判后，除了个别民愤很大的人要坚决法办外，只要他们老老实实认罪，彻底揭发交代问题，有悔改表现，就先下放到基层劳动，给予改造的机会，过一段时间，视其表现，再作处理。地委还对极少数错误严重而又无理取闹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警告他们如果再不改正，就加重处分。对于那些因错误严重，一时得不到群众谅解的，地委一面做群众的工作，一面让他们到基层参加劳动，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取得群众谅解，然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伊克昭军分区党委主要干部带头批判极左路线
党委副书记、政委纳木，是个蒙古族同志。他在内蒙古的三大冤案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运动中，都无辜地挨了整。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切实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陕西加紧揭批查补课落实政策
省委有步骤地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把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打砸抢首恶分子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同时，还按照党的政策，对少数民愤大、案情重、严重破坏社会治安，使国家财产受到极大损失的打砸抢首恶分子，依法予以惩处。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万里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联系安徽实际，指出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正确思想路线，一切工作才能顺得进行
前一段在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有些事要求急了一些，宣传上有不够谨慎的地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少数人思想混乱，特别是少数青年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另一方面，当前又出现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有人抓住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大惊小怪，牢骚满腹，埋怨不休，甚至进行攻击党的路线“右”了，攻击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偏”了。（⑴⑷）
这种思潮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很容易迷惑人。对此必须引起充分注意，继续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散布极左思潮的，有的就是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有的是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原则进行反攻的人，还有不少人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也就是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反映。
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又展开了一场震动各个领域的两条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超过了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任何一次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正当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那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它的特征就是主张一切都从本本出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出发，认为只有上了本本的才算数，不承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承认在新的情况下，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下，需要研究新的问题，制定新的方针政策，而是一切只能照搬照套。
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上海柴油机厂党组织帮助党员总结历史教训
上海柴油机厂是一家拥有八千八百人的大厂，共有一千一百多名党员，二十五个党总支和支部。王洪文自任这个厂的革委会主任达九年之久。
对冤假错案和受迫害的一千多人陆续给予平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连续举办了五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和两期党支部书记学习班。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排除干扰，坚持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
有少数受审查的干部表现不好，对自己的问题缺乏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错误属实，原已承认，现在又矢口抵赖，拒不认账；有的无理狡辩，硬要把严重政治错误说成只是一般说错话、做错事，百般为自己开脱；有的在解脱以后，不服从组织分配的工作，借故拒不上班；有的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要组织上向他说清楚，给他“落实政策”；还有的拉拢一些人找组织无理纠缠，或者对一些认错态度好、认真悔改的同志冷嘲热讽，找清查积极分子的办案人员进行挑衅、要挟。
一个犯错误的人，在检查、认识错误的过程中，有时出现反复，这是不奇怪的。这次受审查的人员中，也有少数人或者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较深，至今糊涂观念不少，是非界限不清；或者由于私心杂念较重，护短怕痛，患得患失，总想把自己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思想上也曾出现反复。
需要注意的是另外的极少数人，他们大多是曾经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现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其中个别人本来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帮凶、余孽。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他们错误估计形势，同社会上刮起的那股错误思潮配合起来，利用我们党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和落实政策的机会，兴风作浪，妄图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切成就，否定三中全会。
有人说什么“我是执行问题，不能算我的账”。理由是他们当时是按照文件办事的，现在党中央已经撤销了这些文件，他的错误也不能算了，应当“一风吹”。
有人强调他参加工作多年，不应该因为一段时间里搞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而处理他。
有人责问：为什么过去要批判我，应当给我说清楚。
有人抓住清查工作中某些个别缺点，想否定对他的审查。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犯了错误切不可讳疾忌医》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上海《文汇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端正思想路线，肃清极左流毒》
这种持反对态度的人，实际上仍坚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面上说维护旗帜，实际上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贯彻执行。在他们看来，是“偏了、乱了、糟了”。他们在今年春天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似乎是“丢纲丢线转了向”，看党的各项现行政策就觉得这也“偏”了，那也“右”了，看形势也就觉得不那么好了。有关农村政策、企业有一定自主权的政策、在教育战线上实行“择优录取”的政策，怎么能够说我们党的现行政策“偏”了、“右”了呢？一想到“现在做的是过去被批判过的”，就感到“吃不准”了。
前一时期出现的两种错误思潮，一“左”一右，实质上都属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克服派性》
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还没有解决；他们挑动和制造的派性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危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少数坚持闹派性的人，现在变换手法，继续进行活动，干扰以至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们的活动虽然转向隐蔽，但在许多问题上仍有所表现：如在领导班子内，拉山头，搞圈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吹捧符合自己派性利益的领导干部，反对、诽谤、诬告按党的原则办事的领导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从派的利益出发，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在清查工作中捂盖子，抵制清查，包庇有问题的人，或者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转嫁罪责，甚至把一些坚持正确路线，抵制“四人帮”的好干部打下去；在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对同派的人搞一风吹，处处从优照顾，对原来不是一派的故意拖延刁难，不给解决；在安排干部、发展党员、选举、招工、评奖、提级、调工资、分房子、发补助等问题上，都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一切从派性出发。这些派性严重的人，以派的利益代替党性原则，认派不认党，亲派不亲党，跟派不跟党，对党离心离德，对同派的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甚至随意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坚决支持打击帮派势力的翻案活动
有人提出“如果定我为人民内部矛盾，怎样检查都可以”。
有人说：“我说不清楚由我儿子说清楚，儿子说不清楚由我孙子说清楚，在外边说不清楚到监狱里去说”。
有人否认已经交代过的材料。
有些人采取一致行动对抗清查工作。向他们核实材料，他们都说不知道，要他们写证明材料都不写，让他们下去劳动锻炼都不去，调换他们的工作都不走，反而提出要领导上说清楚为什么要审查他们。
有的人拒不认错。他们不但不在结论材料上签字，而且让自己的家属四出告状。
有一些人，用泡病假的手法，同做清查工作的人进行“合法”斗争。他们小病大养，无病装病。找他们核对材料，他们就说“身体不好，想不起来了。”
有的到处写信，说清查工作是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做清查工作的人执行的是“四人帮”的路线，甚而说：“我们只知道有人借搞清查要篡党夺权”。要求给他们平反。
还有的人说：“十五年后再见分晓！”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在召开的两次清查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对这些翻案活动，必须坚决进行斗争，决不能心慈手软。呼和浩特铁路局就处理了两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开除党籍和公职，经过法律手续逮捕法办；另一个是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下放基层劳动改造。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整整等待三年，他们还不认罪，真是岂有此理。自治区党委完全支持铁路局等单位对大搞翻案活动的人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他们做得对，做得好。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坚决消除派性，促进安定团结，中共淮北市委抓紧党员轮训收到显著效果
由于揭批查运动没搞彻底，去冬今春，有的清查对象又借发扬民主企图把市委搞瘫痪，把主要负责同志整倒。问题暴露在社会上，根子在党内。闹得最凶的是市直机关一些单位，出头露面的是少数党员，组织策划的是个别领导干部。
前一段，由于“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一部分党员思想比较混乱，在许多问题上分不清是非，或者对党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战略性措施不理解，甚至抵触；或者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谈解放思想。
淮北市的主要问题是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公安局宣布：兰考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他的家，抽屉、衣蔸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１２００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３２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区中级法院判处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13年徒刑。紧随张钦礼被捕，被判，兰考的“清查对象”中有50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击判刑的快车于79年12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
贰 本节简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决定：结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它又强调：一定要把揭批查的群众运动结束好，做到善始善终。还有不少遗留下来亟需解决的问题，至于那些落后的地方和单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应该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摆在第一位。这实际上就是元老派接过新贵派举起的大刀或大棒，对文化大革命革命左派继续彻底地进行镇压。
邓小平派段君毅、刘杰加强河南省委领导，使河南省成了全国镇压文化大革命革命左派的重灾区。
汪锋到新疆说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把揭批查运动抓紧搞好。
前一段，浙江省委已经为一些全省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去年召开省党代会以后，又处理了二十多件有影响的大案。铁瑛最近宣布：现在浙江全省揭批查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对揭批查运动中遗留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组织一定的力量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这次运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极少数民愤很大、作恶多端、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首要分子，打砸抢骨干分子，民愤很大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异己分子。对这些坏人，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按照罪行的轻重和悔改态度，给以党纪国法制裁。杭丝联的翁森鹤等人受到了惩处，一些所谓犯错误的人也受到了审查。
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召开大会，对四人帮在湖南的所谓帮派骨干分子胡勇、章伯森进行了组织处理。胡勇被逮捕法办。
陕西省委宣布：鉴于我省是个“灾区”，省委前主要负责同志在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长时间盖子没有揭开，运动起步晚，遗留问题多，许多重大是非没有分清，许多地方和单位运动搞得不深不透的情况，决定我们在转移工作重点过程中，必须搞好揭批查运动的补课。据初步统计，已解决的“三案”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绝大多数审查对象的问题已经基本搞清，百分之七十以上已经解脱或做了必要的处理。
万里在安徽说：前一段在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有些事要求急了一些，宣传上有不够谨慎的地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少数人思想混乱，特别是少数青年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当前又出现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有人抓住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大惊小怪，牢骚满腹，埋怨不休，甚至进行攻击党的路线“右”了，攻击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偏”了。
反文革派、政变派、翻案复辟派对文化大革命左派镇压打击，不可能不引起革命派的激烈反抗。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也不得不承认存在着这种反抗：有人说什么“我是执行问题，不能算我的账”。理由是他们当时是按照文件办事的，现在党中央已经撤销了这些文件，他的错误也不能算了，应当“一风吹”。有人强调他参加工作多年，不应该因为一段时间里搞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而处理他。有人责问：为什么过去要批判我，应当给我说清楚。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的讲话也透露存在着这种反抗：有人提出“如果定我为人民内部矛盾，怎样检查都可以”。有人说：“我说不清楚由我儿子说清楚，儿子说不清楚由我孙子说清楚，在外边说不清楚到监狱里去说”。有人否认已经交代过的材料。有些人采取一致行动对抗清查工作。向他们核实材料，他们都说不知道，要他们写证明材料都不写，让他们下去劳动锻炼都不去，调换他们的工作都不走，反而提出要领导上说清楚为什么要审查他们。有的人拒不认错。他们不但不在结论材料上签字，而且让自己的家属四出告状。有一些人，用泡病假的手法，同做清查工作的人进行“合法”斗争。他们小病大养，无病装病。找他们核对材料，他们就说“身体不好，想不起来了。”有的到处写信，说清查工作是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做清查工作的人执行的是“四人帮”的路线，甚而说：“我们只知道有人借搞清查要篡党夺权”。要求给他们平反。还有的人说：“十五年后再见分晓！”
而他们对待这些敢于反抗的人，唯一的处理方法就是更严厉的镇压。呼和浩特铁路局就处理了两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开除党籍和公职，经过法律手续逮捕法办；另一个是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下放基层劳动改造。
2010年10月24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