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五章 十一届六中全会
第一节 历史问题决议
壹、 本节概述
一九八0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
对前三十年工作的批评
1， 一九五七年反右，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2， 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很多。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
3， 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
4， 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
5， 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6， “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修改宪法，把它取消。
7， 干部的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
8，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一九八0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成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九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国际上很关心，左派党很关心，许多朋友也在看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酌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一向搞鬼，原来在铁路总工会的时候就搞鬼，后来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你们提纲中最后的几条经验写得不错，还可以考虑再加一两条。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总的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好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一九五九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一年，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
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九六四年六月）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
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一九八0年四月十二日，邓小平对外宾说，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一九八0年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会见外宾说，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吃的就是“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二卷312页）
一九八0年五月五日，邓小平会见外宾谈话：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二卷314页）
一九八0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选二卷315页）
一九八0年六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要给人一个很清楚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要恰当。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就是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办。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
一九八0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
这个讲话，经修改后，于八月三十一日通过。
经过修改后的讲话中说：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革命队伍中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为表明民主集中制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
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影响有一定关系。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
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不定期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里的专制主我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的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
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20-343页）
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两次接见意大利记者。
邓小平说：
毛主席，他在一生的后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和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的后期错误。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到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我们干部职务终身制。他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任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一九八0年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一九八0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塑像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已建成的钢筋水泥塑像或其他坚固塑像，没有必要一下子全部毁除。现在有一些地方为了塑像的问题引起了争端，中央希望凡是有争论的地方，一概不要拆毁。其他有影响的纪念性建筑物，如需要封闭、拆除、或改造，也一定要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
一九八0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
陈云说，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一九八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他说，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他还说，多年闭关自守。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转达陈云的两点意见：
一、专门写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二，建议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讨论中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陈云说，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三卷263页）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人们怀疑我们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搞决议中心是两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
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 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第三，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
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还是------？）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
第一，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分寸掌握得好：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第二，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
第三，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应该提到华国锋的名字。因为去年十一月政治局的决议是正确的，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变动；现在的政治动态也是必要的。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
第四，决议不涉及小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贰、本节简论
把邓小平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这个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讲话，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主要在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尽管他在一九六七年作过“检讨”，显然，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他在思想上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相反，他认为是毛泽东犯了错误。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他企图“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种种原因，他失败了。这一次，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贯彻执行。
一九八0年六月二十七日，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他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只包含他认为是正确内容的思想；而他认为是错误内容的思想，他则称之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他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是“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实际问题在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与过去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这里所谓“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也是指毛泽东搞“家长制”、“一言堂”、“终身制”等等。
一九八0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这个报告大肆鼓吹“反封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
胡乔木、邓力群给胡耀邦写信，说不能这样宣传“反封建”，不能宣传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胡耀邦说，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乔木、邓力群又找陈云，陈云批了一段话：“中国也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如果宣传上不注意，经济上不注意，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
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充分利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封建主义势力”集团。邓小平吃了这个苦头，再也不提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了。
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两次接见意大利记者。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重点是讲文化大革命。
第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理由有二：
其一，把革命对象搞错了。“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问题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与“各级领导干部”划等号吗？；“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是否也存在像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人？能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打击？受教育与受打击有没有区别？能说“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了吗？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算是被“打倒”了，还是“重用”了？
其二，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一个运动中的一种错误倾向能与整个运动划等号吗？在土地革命中也有过“打倒一切”的错误，能说土地革命是错误的吗？
第二，毛泽东的政治错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区别。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邓小平总是要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并提？他们之间难道说没有区别吗？另一个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事，有那些是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同意的？批判江青的这些“罪行”，是不是实际上要批判毛泽东？
第三，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产生的原因。
邓小平把它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这是他的一位老战友（李维汉）给他提供的建议。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坚持批下去了呢？
第四，关于周恩来“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问题。
邓小平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违心的”，除非周恩来本人有过声明，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说这样话。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六六年的检讨、一九六八年的自述、一九七二年的信，除非他自己声明他当时说这些话是违心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代替他说这样的话。何况，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说过：“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摘自权延迟：《毛泽东与周恩来》）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说成是为了保住自己，这究竟是对周恩来的“抬高”，还是“贬低”？
一九八0年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这些话说明，当时在四千人的讨论范围内，有的人不同意在决议中提毛泽东思想；有的人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人不同意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的人甚至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更有甚者，有的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由此可见，在错误思想的鼓动和诱导下，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混乱。这一些人政治上太幼稚。他们根本不想到：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不仅会脱离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而且也会彻底否定他们自己。
邓小平究竟比这样一些人要高一筹，他看到了这种危险。要肯定毛泽东思想、要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但又要说明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这就是《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邓小平的这些话说明：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口号上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一直坚持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头十年，邓小平是基本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此时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认为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已经形成，因此错误是主要的。
第三，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强调了三点：
其一，错误是严重的、全局性的。这说明他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不是局部的否定，而是全盘的否定。
其二，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这一点，站在相反立场的人也可以同意。只是它不是“耽误” 而是教育了不止一代人；它使革命的、民主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广为传播。
其三，健康的方面是“二月正流”。这一点说明邓小平在改写党史。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转达陈云的一点意见：专门写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陈云的这个点子的确很高明。本来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的决议》，为什么要写解放前的党史呢？因为只讲建国以来的历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就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要说毛泽东的功绩、贡献有多么大，实在难说。这样一来，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一看，就会看出，决议对毛泽东持基本否定的立场。在他们的思想上通不过。如果加上解放前的历史，就会使人感觉到对毛泽东的功绩、贡献肯定很充分。所以邓小平很乐意地接受了陈云的这个意见。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又透露了讨论中一些高级干部的更为混乱的思想。所谓“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针对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糟透了，只有错误，没有任何成绩”来说的。邓小平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包括有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透露了，决议在四千人讨论、四十人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
一种倾向是，这个决议不要急于搞，搞得不好、搞早了，都会造成党内的分裂。
另一倾向是，这个决议草稿对毛泽东的评介还是太高了。应该说：毛泽东的错误是第一位的；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错误是主要的；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他为了争名夺利、耍权术必然要犯的错误。
第三种倾向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的主张。
看来，在高级干部中，在最高领导层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第一点是打马虎眼，不说是路线错误，实际的具体内容就是路线错误。第二点是策略，先放手让大家议论，扩散到党内外，再收回一些。第三点是实质，变动华国锋的职务，压制“‘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第四点是未来，对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要采取新的态度和政策。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急于要搞这么一个决议的真意了。这个决议出来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在各种媒体、出版物上发表的“非毛化”的东西，一点也不见减少；只有左派被真正的“框住”了，他们的意见再也不能公开发表了。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不仅根本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断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泽东就犯了“左”倾错误。
邓小平搞的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和工作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这到底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科学评价”，还是搞“非毛化”？
2010年11月3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