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一节 河南省
壹、本节概述
一九九二年七月，赵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1983年11月，省委副书记赵地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全省五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了清理。”这里，“突击提拔”的标准和界线不清，竟把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107人．”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和处理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还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二千多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了1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
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70％，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藉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降职2人。
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
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的处理．各厅、局、委副职中被批判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处分，保留厦职的寥寥无几．县级副职被审查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这里，需要说明，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为党和人民作过贡献的老同志。
在揭批查中，许多地方、单位仍然沿袭“文革”中“上挂下联”那一套，上面倒一个，下面倒一片。因上、下级工作关系受株连、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数量更多。群众反映：河南搞揭批查是“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班组长。”加上干部的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人数要以数十万计。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突击发展的党员，有10万6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6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13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80％。中央组织部1978年12月向全党发了《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制订了统一的政策。如果河南是执行中央政策的，怎么会产生这样特殊的结果?
1981年1月5日，省委书记胡立教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讲到揭批查时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5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焦作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究竟抓了多少人，有的说有四千多，有的说有七千。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所谓“文革罪”的，近半数之多。这里面，确实有些人是应该抓、应该判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犯有一般性错误，不应该刑事处理的。
揭批查时，许多在文革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大都诚恳地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对许多同志的审查，并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罪名，给他们作的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有许多是假案、冤案。例如：
原许昌地委书记纪忠良同志，文革中，本来是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叶县制止武斗，搞大联合的，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件正常的工作，而且是办了一件好事。揭批查时，却被说成是“调动军队镇压群众”的“叶县剿段匪案”，硬是把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说成好人，将纪忠良同志逮捕法办。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审判时，在法庭辩论中纪和律师已将其“罪状”全部驳倒，却硬是给纪忠良同志判了10年刑。
平顶山市委书记许振忠，以“伤害罪”被逮捕法办，登了河南日报，上了电视，但所谓“打人致残”的事，根本与他无关，所称被打的同志，也矢口否认许打过他。经过调查，省委承认搞错了，并对他说：“你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但后来却又判了六年刑。
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委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判10年徒刑，罪状骇人听闻到离奇的程度，因此案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大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其实根本是莫须有的事。
文革中，群众组织发生打人的事，有的同志根本不在场也不知情，也以“策划”的罪名判了刑，这样的情况相当多。等等。
1979年底，河南省纪委书记赵文甫、付书记李蔚和省高级法院院长丁石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手脚”，就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生效前夕，公然对抗党中央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的指示》(中发[79]64号文)，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在全省大搞“突击判刑”。为阻止这些人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该由省高级法院审理和省高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压给县区级法院判决。这次“突击判刑”，全部秘密进行，不准开庭。审判时，既不出示证物，又不准本人申诉。有的没有起诉书：有的根本没有任何材料：有的人法院己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三年，但己关押三年多了，说：你如果不上诉，马上就可以出狱，如果上诉，十天内提出，然后在监狱里等着。平顶山市委付书记钮保华，判刑8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顺手在8字前边加个1字，改为判刑18年；平顶山市委付书记晁思忠判刑13年，晁问：为什么判我13年，法院说：钮保华判18年，项玉田判12年，你取个中间吧。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照原来担任职务高低来确定的。由于时间十分仓促，“判刑”进行的十分草率，洋相百出，形同儿戏，完全失去了法律的尊严。
事后，当有的家属向法庭审讯人员询问时，审判人员竟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他没有问题，不应该判罪。但这是省委指示，我们不过是奉命办手续”。还说：“你不用上诉，上诉也没用，这都是省委领导定的”。
据反映，这次“突击判刑”，全省共判处2400多人。这样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突击行动，却既没有省委、政法部门的文件，也没有领导人讲话，是赵文甫、丁石、李蔚几个人直接向各地、市政法部门负责人个别交待的，行动十分诡密。究竟是经省委研究决定的，还是他们背着省委搞的，不清楚。
在“突击判刑”前，省公安厅的同志曾向省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戴苏理书记反映：在省看守所关押的省直机关抓的100多人，经审查，有90％以上是不该抓、不该判的。当时，戴苏理说：“不要说那么多吧，我看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该抓是有的”。省委领导明明知道有那么多冤案，为什么不但不纠正，反而硬着头皮强行判决呢?
省委有的领导同志还宣扬说：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河南这样作的。
“突击判刑”，是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一个典型，和赵文甫直接有关，他应负主要责任。这和赵文甫文革前反右派搞翻番，(注：58年春，反右派已告一段落，赵文甫下去检查，认为不彻底，要补课，结果，在本来已经严重扩大化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反右倾在河南打二十万“小潘复生”的极左搞法，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赵文甫泄私愤、搞报复的一贯思想作风的故伎重演。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河南省原省委书记、离休干部王维群《致河南省委并党中央的一封信》
清查的面搞大了，处理得重了。尤其是一批为党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受到错误打击，被冤枉了。
揭批查扩大化的后果，严重影响河南党的团结，干部队伍思想上结的疙瘩很大，隔阂很深，心不齐，气不顺，政不通，人不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政治关系没有理顺，是河南工作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二000年八月，一丁：《文革后河南的"揭批查"运动》
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１７００人，又"突击判刑"２４００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付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份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份的１０７人。
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１９５４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９７年６月，她在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６７％，其中，判刑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造成生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
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２０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二000年十一月二日，杨止仁：《关于文革问题的一封信》
一、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
河南文革一开始，我首先听到郑州大学一部分学生因贴出批评校党委转移大方向，点批“反动学术权威”、压制群众运动的大字报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并操纵一部分学生保党委，贴出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字报，使学生分裂成为两派相互斗。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后，仍继续维护校党委，压制给校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逼得一位学生领袖跳楼身亡。其它几所大学也相继发生类似情况，不久，运动波及工厂和省直机关。省委机关一些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打字员、女保育员起来向省委、省委办公厅领导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进行许多次批斗打骂，限制人身自由，不许进食堂吃饭，经常在食堂门口围攻他们，往脸上吐痰。罚他们扫院子、清厕所。与此同时，省直各机关都打了一大批“反革命”、“黑帮”、“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小三家村”等等，给他们戴高帽子，脱赤脚、脖子里挂着鞋子，在近四十度的阳光下和滚烫和柏油马路上，伴随着“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和沉闷悲怆的锣鼓声，被各单位的领导人率领着臂戴红袖章的人押着游街示众。我爱人1950年元月参加革命，很早加入共青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只因出身地主，在赶地主婆时，一个政治扒手硬是造谣说听见她骂革命群众滚回去，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拉入戴高帽游街的行列。当时整个郑州市各街道成群结队，涌满了被街示众的“反革命”队伍，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我爱人回到家时，脚被炙热的柏油马路烧伤，加上强迫行走在一处堆满碎玻璃渣的地面上，双脚血迹斑斑，我给她将刺进肌肉的玻璃渣一点一点挑出，用酒精消毒包扎好。在她脚疼得不能走路的情况下，仍强迫她挖土方，进行劳动改造。
1967年2月省军区介入，公开支持文革开始时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和从造反派队伍中分裂出去的少数派，并操纵成立了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公开宣布全省造反派自动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大肆逮捕二七公社各组织的领导人。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被关进监狱，把支持二七公社的省委领导人纪登奎也监管起来。各单位都对加入和支持二七公社的人员进行清查批斗，限制人身自由。一部分坚持战斗的二七公社成员被河造总和十大总部围攻，开始发生武斗。特别在毛主席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把两派群众组织搞颠倒了，把革命派打成了反革命，并提出要让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来北京汇报时，省军区和后来被中央文件正式定为河南省委中的走资派的赵文甫，以及河造总、十大总部的头头共同策划，要在向中央汇报前，尽快把二七公社全部消灭掉，造成既成事实，使支持二七公社的刘建勋、纪登奎成为光杆司令，无法作为一派的领导干部向中央汇报。在这一决策下，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对二七公社的残酷围剿，大规模武斗从此开始了，在省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下，十大总部、河造总出动数百辆大卡车，头戴钢盔、柳条帽，手持大刀长矛，在郑州市□行示威，声言要血洗二七公社，动用吊车、推土机围攻二七公社被迫退守的几个据点，先后制造了十多起大型武斗流血事件，烧毁国棉六厂大楼，许多二七公社成员惨死在血泊中，受轻重伤的不计其数。在郑州市大街上，随时可见围攻毒打二七公社成员的事件，甚至有人喊一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认为是同情二七公社也立即遭到毒打，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在实现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以后不久，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军区第一副政委、省委副书记王新，借军工宣队进驻各单位领导斗批政，又将二七公社一派从新建立的革委会领导小组中整下去，很多人又挨了批斗。并将矛头指向省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纪登奎。对纪登奎的夫人王纯以反军罪名批斗数十场。
1975年初邓小平一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就进行全面整顿，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全面整顿实际是全面翻案，又一次整造反派。河南许多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再次挨整，有的被撤消领导职务下放锻炼。
尽管毛主席生前多次讲述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在毛主席逝世后，在揭批“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的运动中，中央提出“像打日本鬼子一样打国民党一样”的口号，彻底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实为彻底围剿忠实执行毛主席路线的革命造反派，彻底摧垮毛泽东同志借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社会政治力量。这就为邓小平彻底篡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障碍。
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我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1932年参加工作的老红军）、唐岐山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后到郑州铁路局当八级老技工，文革中铁路局造反派领袖、后当选为九届、十届党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周民英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首当其冲。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6月，我听到纪登奎的儿子纪虎民向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在北京治病的副部长散布许多分裂中央的言论，感到这样很不好，和也听到这一情况的董万里同志不约而同地都向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同志作了反映，并希望通过内参反映给毛主席。然后，新华分社以董万里同志和我两人的名义拟写了一份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通过新华总社送到当时分管新华社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那里。姚还没有呈送到毛主席手里，就被逮捕抄家，该内参被抄出。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作为和“四人帮”有联系的重大问题，将董万里、周民英和我实行武装监护审查，加上曾直接被江青接见过的唐岐山，把我们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铺天盖地打倒“唐董杨周”的大字标语大字报遍布全省。最大的一次全省有线广播批斗大会，加上郑州市的主会场12万人，共参加两千万人，实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批斗会了。
在监护审查三年给我作的结论经我连续三次批驳，最后结论不得不撤掉后，仍给我结论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我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董万里同志，却因未得到及时治疗，于1977年10月3日病死在监护的牢房里；老志愿军战士、老工人唐岐山同志被判刑不久死于狱中；周民英因为新华总社坚决不同意河南省委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仍按分社社长办理离休。
二、我对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发展逐渐激化不可避免的一场决战。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出笼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同志立刻敏感锐地嗅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进行翻案，要翻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案。便立即安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反击。而文章写成后，全国各省市党报都不刊登，毛泽东同志不得已采用发行小册子的方法向全国散发。这时北京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可见当时资产阶级已严重嚣张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来。所有这些说明并非当时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而是估计得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也曾设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不用文革的方法，而采用整风的方法是否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后来经过深思改变了这一些想法。因为当时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和1942年整风是根本不同的。
我也曾想若用遵义会议的方式行不行？后来感到也不行。因为这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也不同。
我正是通过对以上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和再三思考，才感到1966年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断然采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已经十分严重激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十分英明正确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思想，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持真理坚持革命而敢于向一切敌人和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
三、对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客观现实是我们的老帅、老将、老总们在文革中有几个表示拥护、支持愿意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继续革命呢？相反他们几乎都站在了对立面，对运动进行百般指责，强行反对，毛泽东同志自然是无法用他们的。
对于周恩来同志，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始终是非常信任重用的，而周恩来同志也是始终忠实跟随毛泽东同志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心一意协助毛泽东同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
至于林彪，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压根对他只不过是利用。“九大”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那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并不能表明毛泽东同志真正心意。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并不是真正信任重用林彪的。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等人是合乎情理的，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狱中和受审的表现看，除姚文元受私念驱动表现不够好，江青、张春桥都表现了一个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尽管江青有许多曾被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错误、弱点和被人们指责的一些问题，但就江青的大节，她至死是忠于毛泽东同志、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坚持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她是我们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死敌。我们可以想象，江青入狱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如果贪生怕死，背叛毛泽东同志，变节屈从修正主义，检讨认罪，攻击文化大革命，那将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以后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都将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因此，她和杨开慧同志一样是不愧于毛泽东同志夫人的称号的。
四、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造反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资产路线打击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在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和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公布后，起来造反发展壮大的。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看，打击面最宽、伤害人最多、整人最残酷是在运动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段时期，而这恰恰也是正是造反派被围剿受打击迫害的时候。造反派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的革命力量，是同修正主义、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主力军。没有造反派，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由于造反派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坚决反对刘邓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于他们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B52旗帜打击B52力量”的反革命路线的迫害，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所以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刘邓资反路线、林彪反革命路线最恨。从而他们也最需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接受的最快。他们最愿意文攻，进行大辩论，用毛主席的理论说服人，坚决反对武斗。他们经常是在唱着“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流着热泪，坚持同走资派、修正主义、资反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在反对武力围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许多造反派战士献出了青春的宝贵生命。
从河南情况看，造反派中也确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有过激甚至报复行动，也不能说没有混进一个坏人，这并不稀罕。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不也仍然混进有坏人吗？但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规模武斗这样的事，主要是保守派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操纵下挑起来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反派这支坚决反资产阶级反修正主义的革命队伍也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全部打下去了。
被镇压下去的造反派和各级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至今仍然是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积极力量。
五、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
毛泽东同志对文革的估计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是充分肯定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
我认为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在毛泽东同志生前文革是胜利了。
许多同志之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失败了，一方面是对文革中出现的那三分错误看得太严重，对其产生的原因缺乏全面认识。另一方面是没有如实地看到文革取得的上述伟大成果。同时，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巩固文革的胜利就逝世了。
修正主义重新上台变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文革的成果全部葬送了。而且，它已经不仅仅是推翻文革的全部成果，而且，实际上也推翻了建国以来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目前我国已不仅仅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复辟。我们能够因此认为我国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华国锋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他在毛主席逝世后被修正主义的旧势力吓倒了，为保住他的“英明领袖”的挂冠，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才导致修正主义重新上台，葬送了文化大革命，也葬送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说华国锋是葬送我国几千年革命成果的千古罪人。
二OO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老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摘录
1979年底到1980年初，短短几个月，238名运动案从全省各地被押送到这座监狱，一进门，他们就把自己的正式态度一一登记在案，其中一名认错，其余全部不认罪，“谁有罪”？！或者用洛阳一位学生领袖签在判决书上面的话：“我们是你们的罪人，而你们是历史的罪人”。当漫长的监狱生活开始后，为了促进学习，我们相互告诫自己，“我们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在将来的岁月里，如果历史再一次给了我们机会，而我们不能尽到责任的话，我们将对历史认罪”！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至今，我们还没有忘记。
二00六年五月二十日，郜国荣：《关于河南省在“两案”清查中出现的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
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突击抓捕，突击审判的错误政策，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判刑近万人。量刑轻重以革委会职务高低排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隔离审查、批斗处分者高达数十万人。河南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抓捕依据之误，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足令人瞠目。
抓捕罪名随意更改，上诉二审强硬驳回，有的人以反革命罪被捕，定案却以诬蔑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的诽谤罪判刑；有的以打砸抢偷偷罪被捕，定案却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抢夺公章罪判刑；有的以反革命暴乱集团罪被捕，但却缺乏反革命的罪行证据。主要是文革造反派头头，可以说无一人幸免。判刑之重，加刑之随意，令人不可置信。我们含泪于万千冤案中仅举几例：
（1）周口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宝安，以反革命打砸抢罪被判刑十年，服刑期间因一句话又被加刑七年，合并执行十七年。单独关押镣铐锁身五年半。
（2）焦裕禄的好战友、党的好干部、兰考县人民的模范书记张钦礼，以煽动兰考文化革命罪被判刑十三年，出狱后贫病交加，含冤病逝。各界人民送葬队伍超过十万人。兰考人民“哭声直上干云霄”。宏大场面，感人的情景，连新闻录实记者也不禁弹落敬佩之泪。
（3）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八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在8字前加个1，改为判刑18年。平顶山市委副书记晁思忠，判刑13年。晁问，为什么判我13年？法院说：钮保华判18年，项玉田判12年，你取个中间吧。
时任中央主席职务的华国锋关于“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一查到底，不能留有死角和漏洞，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的讲话，是造成河南乃至全国文革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
《张钦礼在“揭批查”中》
问：197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27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杨捍东谈揭批查》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蔸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
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1200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32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
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
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判了我5年徒刑。
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
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那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二○○○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
二0一0年四月，杨止仁：《痛悼梁心明同志》
1947年，解放区贯彻刘少奇主持的土地会议精神，开展“三查三整”运动中，梁心明同志因说过有些地方不给地富分田或少分田分坏田，还不准群众给地富讨饭吃，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是逼地富投靠还乡团，不利于对敌斗争。我们是消灭地主封建剥削制度，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富阶级的人。被上级错误地整成包庇地富丧失立场的阶级异己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直到1982年，许多老同志为他呜不平，他的老战友高扬同志（原河北、吉林省委书记、化工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对他说，你历史上受的处分是个大是大非颠倒黑白的路线问题，要弄个明白。应找中央组织部给以解决。梁老才写申诉呈宋任穷，经中组部复审，彻底平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梁心明同志在吉林工业大学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走资派反和批判资反路线的群众，并妥善正确处理两派群众的矛盾，引导两派群众联合团结起来夺权。军宣队进驻后，支持方向错误的一派，对梁心明同志进行残酷迫害，长期不分配工作。
梁心明同志被迫申请组织调回原籍，任郑州国棉三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郑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梁心明同志在“清查运动”中又一次受到了批判和不公正待遇。
1982年9月离职休养。
他写于2000年完稿于2003年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贡献》一文，约六万字。扼要深刻叙述了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和重大贡献，是一篇很有助于人们学习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光辉理论的重要著作，曾由“毛泽东旗帜网站”作为重要论文印成专册发给全国读者。
他以党民声的笔名为工人阶级撰写的《工人阶级的呼吁》一文中，大声疾呼：“在21世纪第一个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们工人阶级的心情和毛泽东时代大不相同，不是热烈欢庆，而是满怀激愤地大声呼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坚决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使已经站立起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再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党政腐败已发展到天怒人怨的地步，为什么屡禁不止，越反越腐？两极分化已发展到触目惊心世界之最的程度，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熟视无睹？不加过问？贪污腐败，赌毒黄拐，凶杀抢劫种种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沉滓泛起，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工农大众已完全落回到雇佣奴隶地位。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大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几人相信？” “把工人农民逼到无法生活的地步，还不准上访，许多上访者遭抓捕。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也常常被警方驱赶抓捕，这还叫什么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工人阶级高呼：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共同富裕，不要两极分化；要真共产党，不要假共产党；要当国家主人，不当资本奴隶！”
2001年，梁心明同志写了个六百字的《八问各级领导》：一问党政腐败已到天怒人怨地步，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请问上梁不正在哪里？二问百万千万亿万富翁遍布各地，为什么不敢承认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三问国有企业长期大面积亏损、破产、倒闭，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境是何原因？对于这个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听见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党全国人民做过严肃认真的交代？四问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大力推广承包制是谁提倡的？结果如何？党内总结过教训吗？五问九十年代从上到下刮起招商引资滚动战略，大上项目之风，造成了多大恶果？六问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领导阶级，可现在变成任人宰割的奴隶、讨饭阶级，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讲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吗？七问衣食住行哪一样不是工农创造的，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八问市场繁荣、两极分化，少数人富得流油，多数人穷困发愁，这就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
关于党的十七大，梁心明指出：“十七大党章正式写入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而且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这在实际上同十六大的提法有所区别和批评。但是讲了那么多，没有讲一句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并且仍然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中国和世界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只要有矛盾就有斗争，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我们一边，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我们一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
梁心明同志在评说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时指出：“这种宏观调控，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根本矛盾。旧的矛盾暂时缓解一些，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堵不胜堵。根本问题是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滋生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为借口实行的改革开放，是招商引资把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革开放，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现在的实际结果已经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再也欺骗不了人了。我们必须彻底批判清算这条道路，。”
关于三个代表，梁心明同志指出：“抛开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讲代表先进生产力；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讲代表先进文化；抛开阶级分析，讲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抛弃的实质是三个否定，即：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再强调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一个新社会阶层，否定它是新资产阶级；否定劳动价值论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公开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已经过时；否定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没作任何说明，就删除了原来党章上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的条文。从此，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社会范畴被打入禁区了。可是宣传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把党的性质赤裸裸改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据此规定不愿意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允许加入中国共产党。”
梁老在笔记本中对赵紫阳等人的修正主义走资派的真面目都进行了彻底地揭露和怒斥。赵紫阳说的更清楚：“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发展经济。不要考虑什么民族资本外国资本了，中国人多资源少，不融入外国资本，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梁老的笔记本上用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万里这个极其恶毒的反党反马列毛主义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特别揭露了他迫不及待地要清算毛泽东思想，欲从天安门上撤下毛主席像，取消毛主席纪念堂的反革命罪行。指出“万里这个人从真正意义上讲，他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混入我党内最顽固的走资派。”
梁心明同志2006年撰写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国有企业必须重振雄风》，被当时《神州强国人才大辞典》编委会举办的神州强国人才优秀文献（作品）评选活动中评为特等奖。
梁心明同志的长篇叙事体小册子《留给后代的故事》也约六万字，他用生动的笔触，扼要叙述了他一生坎坷不平的革命战斗历程，是革命者和青少年的一本很好的革命政治教材。小册子最后的简短结束语中说：“我一生坎坷多难，有人认为是我心眼太死造成的，很多同志为我的遭遇鸣不平。其实对于个人得失我都不在乎。一个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真正共产党人，应当把这种坎坎坷坷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风风雨雨，因而更应感到革命者的责任重大，更应坚强地同一切错误东西斗争到底。”
《中流》、《真理的追求》被停刊，魏巍同志被隔离审查，梁心明同志对这一赤裸裸地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搞全民党的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坚决支持大力宣传推荐《中流》、《真理的追求》的继承者孙永仁、时迈同志主持的《毛泽东旗帜网站》和《毛泽东旗帜文萃》的发行工作，坚决支持魏巍同志和肖衍庆同志主持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坚决支持《主人公论坛》、《中国工人研究网》、《乌有之乡网》等革命和进步网站的工作。
我们完全可以说梁心明同志的一生，是真正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大无畏的一生。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一直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帝、官、封、资、修斗争了整整七十三年，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未松懈过斗志，一直忠心耿耿坚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高尚最宝贵的革命品质。我们要以切实学习梁心明同志的这种革命品质，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战斗精神，把反帝批修灭资兴无的伟大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胜利，以告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在天之灵，告慰梁心明同志的忠魂。
二0一0年七月九日， 红旗渠惨遭破坏及林县大冤案
修建红旗渠的功臣们在毛主席去世后受到了排挤和迫害，红旗渠也被否定，灌溉发电功能严重受损。
打击迫害修建红旗渠的功臣们的帮派势力是文革期间被走资派操纵的势力，他们文革期间打着造反派的名义搞打砸抢行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修建红旗渠。毛主席去世后，他们上台掌权破坏红旗渠，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迫害修建红旗渠的功臣们。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过程来看，河南省有三个“第一”：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站出来表明态度支持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名列“第一”。
在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人镇压、打击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人数之多，处理之严，判刑之重，在全国名列“第一”。
在新的革命时期，河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在全国名列“第一”。
向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年11月8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