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卷第六册（1） [复制链接]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一节  河南省

　　　本节资料
    
    一九九二年七月，赵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目次
    一、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二、河南捐批查扩大化了
    三、严重的问题在子派性清查
    四、戴苏理与派性清查
    五、省委—些领导同志在思想路线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
    六、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典型——“突击判刑”
    七、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附1、“出土文物”摘录
       2、“出土文物”部分原件影印件
    
我叫赵俊峰，曾任河南省委常委，后为省农牧厅农场局调研员，现已离休。两年前，我因患胃癌作了手术，现在扩散到肝，已属晚期，恐将不久于人世了。我在河南工作四十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总希望河南各项工作搞得好一些，经济发展快一些，希望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在临终前，我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一些河南的情况和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河南历届省委做了许多工作，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增产100多亿斤，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但是，与全国的前进步伐尤其是先进的兄弟省市相比，河南这些年却显得赶不上去．拿河南与山东的情况比较，自50年到75年的2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河南为9.4％，山东为8.6％，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河南为5.1%，山东为4.5%，河南高于山东。自75年到89年，情况变了，工农业总产值75年时，河南216.44亿元，山东283.1亿元，河南相当于山东76.4%;到89年，河南1403.44亿元，山东2469.24亿元，河南只相当于山东568%。河南与山东两省，人口、面积、气候、地理、自然资源、交通情况、原有经济基础等客观条件十分接近。十几年间，经济规模比数差距扩大近2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河南比山东每年低2—3个百分点，距离显著拉开了。
我查了一下资料，河南与其它一些省份的情况比较：
    50一75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河南8.92，山东7.18，江苏7.55，浙江6.19，广东8.76，四川7.85，安徽6.46，河南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75—89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河南6.48，山东8.72，江苏9.26，浙江11.21，广东9.74，四川6.64，安徽6.48，这里当然有不可比因素，但河南发展速度显然不算快。
    河南经济发展上不去，不是客观条件不好。差距在工作上。河南工作要迎头赶上，应当继续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改革开放，在这个前提下，还应理顺政治关系，解决影响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才能把河南工作搞上去。
    我认为，理顺政治关系，一个突出问题，是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很多干部，在清查“文化大革命”的揭批查运动中，又犯了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是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块“心病”，也是影响河南各项工作上不去的一个症结。应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路线上统一起来，解开症结，去除“心病”，才能实现人和政通。干部、群众有了积极性，经济工作才会有起色。
    作为一个在河南工作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有责任向党反映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够得到党组织的重视，把问题解决好，实现“团结奋进，振兴河南”的战略目标。
    我主要就河南的揭批查谈一些情况和意见。
    一、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文革极左路线，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局势激烈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建设繁荣兴旺．人民中间虽然也有不满、有牢骚，但和十年内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面语．全国的形势很好，河南形势也很好．看到这些，我由衷地高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悦诚服，衷心拥护。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累累。清查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非常必要．河南揭批查中，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揭露和清算他们追随“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打击迫害干部群众、践踏党纪国法、制造动乱、破坏生产、煽动打砸抢的罪行，对一些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邦派骨干和坏头头如唐岐山、张永和、党言川、任延庆等依法进行了惩办，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肯定。
    1978年，段君毅同志来河南主持工作，省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清算文革极左路线，平反纠正冤假错案，也是正确的，有成绩的．我同河南许多老于部一样，在文革中跟着刘、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揭批查时，省委领导和许多干部群众对我进行批评和批判，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作过检查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分辩是非的能力，受了一次教育，对我很有好处。
    文革期间，我一度被打倒，虽然解放得比较早，但在台上坚持工作十分困难，又多次遭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十分义愤。粉碎“四人帮”后，我作为省委领导成员，积极参加和领导对“四人帮”揭批查的斗争，并主持清查“四人帮”的专案工作。当时，形势急剧变化，群众义愤强烈，我们对那些专门捣乱、反对省委的“角刺人物”“闹派头头”也非常恼火，有点感情用事，政策掌握得不够稳。现在看来，对有些人和事，处理得不当。凡是搞错的，处理过头的，作为省委班子成员，我也有一份责任。不过，责任大一点的，是刘建勋同志。他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省委在文革中的错误，他本来应当主动承担责任，带头作自我批评，但他不是这样，而是推卸责任，整了不少下面的同志，这是很不正派的作风。
    总的来看，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二、河南揭批查扩大化了
    让我们看看省委领导在总结河南揭批查工作时谈的情况：
    1983年11月，省委副书记赵地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全省五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了清理。”这里，“突击提拔”的标准和界线不清，竟把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107人．”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和处理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还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二千多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了1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
    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70％，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藉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降职2人。
    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
    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的处理．各厅、局、委副职中被批判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处分，保留厦职的寥寥无几．县级副职被审查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这里，需要说明，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为党和人民作过贡献的老同志。
    在揭批查中，许多地方、单位仍然沿袭“文革”中“上挂下联”那一套，上面倒一个，下面倒一片。因上、下级工作关系受株连、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数量更多。群众反映：河南搞揭批查是“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班组长。”加上干部的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人数要以数十万计。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突击发展的党员，有10万6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6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13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80％。中央组织部1978年12月向全党发了《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制订了统一的政策。如果河南是执行中央政策的，怎么会产生这样特殊的结果?
    1981年1月5日，省委书记胡立教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讲到揭批查时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5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焦作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究竟抓了多少人，有的说有四千多，有的说有七千。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所谓“文革罪”的，近半数之多。这里面，确实有些人是应该抓、应该判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犯有一般性错误，不应该刑事处理的。
    揭批查时，许多在文革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大都诚恳地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对许多同志的审查，并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罪名，给他们作的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有许多是假案、冤案。例如：
    原许昌地委书记纪忠良同志，文革中，本来是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叶县制止武斗，搞大联合的，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件正常的工作，而且是办了一件好事。揭批查时，却被说成是“调动军队镇压群众”的“叶县剿段匪案”，硬是把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说成好人，将纪忠良同志逮捕法办。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审判时，在法庭辩论中纪和律师已将其“罪状”全部驳倒，却硬是给纪忠良同志判了10年刑。
    平顶山市委书记许振忠，以“伤害罪”被逮捕法办，登了河南日报，上了电视，但所谓“打人致残”的事，根本与他无关，所称被打的同志，也矢口否认许打过他。经过调查，省委承认搞错了，并对他说：“你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但后来却又判了六年刑。
    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委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判10年徒刑，罪状骇人听闻到离奇的程度，因此案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大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其实根本是莫须有的事。
    文革中，群众组织发生打人的事，有的同志根本不在场也不知情，也以“策划”的罪名判了刑，这样的情况相当多。等等。
    陈云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党中央对清查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明确提出“严肃对待、慎重处理”的总的指导方针，在政策上，要严格区分错误与罪行的界限，把政治定案与法律定案分开：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审查结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河南在揭批查中却混淆了错误与罪行，政治定案与法律定案的界限，把许多干部由于认识问题而说错话、办错事与追随“四人帮”的阴谋野心家搞混淆了：在具体作法上沿用文革的老套套，大批大撤、大捕大判，严重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河南在揭批查中被点名批判、审查处理、党内处分、取消党员资格、以至逮捕判刑的，几乎全部是文革中属于“二七公社”这个群众组织的成员和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表态”支持过或者被认为是支持这个组织的领导干部。而在文革中和这个群众组织对立的“十大总部”“河南造反派总指挥部”的头头，则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反而得到提拔重用，主持清查工作。
    整党期间，北京几家报社的记者向中纪委、中指委、(中央整党指导委员)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十大总部”文革期间造反搞派性、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记录，即所谓“出土文物”案。其实，河南许多干部群众早就议论纷纷，说河南揭批查是“一派坐监，一派升天”，“一派清查一派”，搞“派性清查”。“出土文物”以第一手的直接物证，证明了这一点。
    对“出土文物”揭露出来的头面人物的情况，许多省直机关干部和郑州的群众都是很清楚的。就拿“十大总部”、“省委造总”的情况来说，文革期间他们造反起家，策划夺省、市委权，在当时尽人皆知，1967年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围攻河南日社，冲击“五四”绝食现场，搞棍棒大游行，围攻郑棉六厂火烧大楼，围攻粮院、农院，策划血洗行政区，郑纺机武斗，烟厂武斗，那一次少得了他们?!
    按照中央政策，这些造反起家，策划夺省市委大权，指挥大型武斗，搞打砸抢，制造流血惨案的头面人物，应该属于被清查的“三种人”之列。可是，在河南揭批查中，他们这些人的错误和罪行，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和处理，连句自我批评也没有作过，反而得到提拔重用，担任河南党政要害部门关健岗位的负责人，有些被当作“接班人”、“第三梯队”来培养，有些被提名为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代表，有些还主持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例如：
    李蔚：文革前，是省监委副书记丁石的秘书，一般干部。文革中起来造反，参加“监委红旗”、“省委造总”、“省直总部”，是“十大总部”第一号头头。文革期间被提拨为省委处长。文革后主持揭批查，又提拨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省纪委副书记，省检察院副检查长。
    赵正夫：文革前是省国防工办干事。文革中参加“古田公社”、“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的主要头头。文革期间提拔为午阳钢铁厂某分厂党委书记。文革后，参加揭批查专案工作，后提拔为鹤壁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钟力生：文革前是省委工交政治部干部。文革中参加“破私立公造反队”、“工交兵团”、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作战指挥部”总指挥。文革期间被提拔为安阳钢铁厂党委副书记。文革后，又提拔为安阳市委：书记、省计经委主任、省长助理。曾被提名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因“出土文物”揭露被取消代表资格。
    黄振英：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秘书。文革中参加“红飚”、“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主要头头。文革后被提拔为焦作市委副书记，省物资物资厅厅长。
    胡涌：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秘书。文革中参加“红飚”、“省委造总”，是重要骨干。文革期间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处长。文革后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李炳臣：文革前是省民政厅干事。文革中是省政法战线组织头头。文革后提拔为省委副秘书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
    王洪范：文革前是省委一般干部。文革中是省委文革办公室“红刺刀战斗队”头头，文革期间提拔为午阳工委办公室主任、平顶山市委秘书长。文革后提拔为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劳动人事厅厅长。
    葛纪谦：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小组资料员。文革中参加“烽焰造反队”，是“省委造总”的重要头头。文革期间被提拔为省机械局人事处长。文革后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被提名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因文革问题被检举取消代表资格，为避风头调往濮阳市委副书记，后又调回省文化厅任副厅长。
    杨凤岗：文革前是省委组织部干事。文革中是“省委造总”服务员、“十大总部”头头。文革后提拔为南阳地委副书记、省农经委付主任。
    彭思纯：文革前是省委工交政治部一般干部。文革中造反，参加“破私立公”、“工交兵团”，是“省委造总”重要头头。文革后提拔为周口地委副书记。
    董仲智：文革前是省直党委一般干部。文革中是“省委造总’’服务员。后提拔为省直党委组织部长。
    乔星壁：文革前是省委财贸政治部干事。文革中是“省委造总”头头。后提拔为省烟草工业局局长。
    李润玉：文革前是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公务员。文革中参加“职工赤卫队”，是“省委造总”服务员、“省直总部”常务服务员、“河造总”主要头头，省直机关武斗“基干队”头头，文革后提拔为省委老干部处处长。
    ……还有的，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河南干部群众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说：“要学历没文凭，要年龄不年轻，论能力没水平，论德才很稀松，一步一步往上升，这里的奥妙说不清”。还说现在提拔干部是“同志加亲戚，派性加关系”。指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当然，文革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凡是文革中参加过“派”的人，现在都不能用，但是文革中一派的主要头头、核心骨干分子几乎个个都担任党政要害部门关健岗位的负责人，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
    以上仅是“出土文物”榜上有名、属原省直机关的人物。另外如：刘玉洁：文革中是信阳地直机关“东方红造反团”的重要骨干，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王正刚同志在文革中被信阳地直机关“东方红造反团”整死，王正刚同志亲属揭发与刘玉洁有直接关系。但刘玉洁不仅未受审查，反而步步高升，提拔为团省委书记、商丘地委书记、副省长。刘玉洁到省里后，把许多文革中的派性小兄弟提拔到省直机关担任负责干部。
    还有文革中大专院校如：郑州大学、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农学院等，其中“二七公社”一派的头头多被逮捕法办，而另一派即“十大总部”、“河造总”的头头却有许多提拔当了领导干部。
    据反映，现在省直机关和各地市委的许多组织、人事、纪检部门被一些派性头头把持，使一些党政主要领导人也奈何他们不得。
    有一点应该指出，即这些派性头头有不少人都是文革中被提拔起来的。当时刘建勋、纪登奎所谓“五湖四海”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在派性山头之间搞平衡，两派头头，有多有少，都进了班子。另外，戴苏理文革期间一直担任省委领导职务，他也千百计提拔文革中支持他的派性头头，这些派性头头造反起家，是文化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台上，也是积极执行文革极左路线那一套的，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但是，由于他们把持揭批查的权力，他们的错误和罪行都被掩盖过去了。
    这些派性头头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把文革搞派性的那一套带到党内，利用手中权力，互相包庇，抱成一团，拉邦结派，呼朋引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欺上压下，使下边真实情况反映不上去，中央和省领导的意图贯彻不下来，形成一种“中梗阻”。
    中纪委书记章蕴同志说过：“某些派性根深的人物，还时刻想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掌权，实际上一派掌权的情况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现在还有”。“有的单位虽然总的领导班子几经调整，几经易人，但由于有些所属要害部门为一派把持，派性的壁垒至今未能打破”。河南这几年正是章蕴同志讲的那种情况。
    派性头头掌握揭批查的权力，必然要搞派性清查。他们不是考虑党的利益和全局利益，而是搞派性报复和派性掌权。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把一切妨碍他们派性掌权的人、尤其是大批老干部整下去。有两个人物——李蔚、赵正夫——的情况十分典型，他俩都是“省委造总”、“十大总部”的主要头头，被称为“挂帅”人物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夺省市委权，搞武斗、打砸抢的活动，“出土文物”的记载有几十次之多。围攻郑棉六厂下令浇汽油放火烧大楼的，就是李蔚。揭批查运动中，他俩被提拔到要害部门占据关键领导岗位，李蔚任省纪检委筹备组付组长、省纪委付书记，赵正夫负责原省委领导的专案审查，继而任省委组织部常务付部长、省委常委。一个执掌干部任命、撤职、免职的大权，一个执掌处理、定案、执行党纪的大权，两人密切配合，流水作业，河南各级干部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大批地被撤职、审查、定案、处分，就发生在他们控制要害部门、掌握关键岗位权力的这一段时间里。
    派性清查在全省各地有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初期两派武斗，一派被打死27人，另一派被打死28人。但在清查“三种人”时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200多人，其中判处徒刑2人，死刑1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派性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实际上，河南揭批查发生严重扩大化的根本原因，正是派性清查。
    中央整党决定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否定，文革中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中间的“三种人”都应当进行清查。可是，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在河南没有得到贯彻实行。“出土文物”案向中央反映以后，乔石同志曾批示要求河南省委对“出土文物”涉及的人物进行审查。几年过去了，审查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省委的纪检、组织、人事部门审查干部的权力被他们把持。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在文革时是派性小兄弟。省纪委领导也无可奈何。
    “出土文物”案，在河南至今仍未解决。
    四、戴苏理与派性清查
    河南发生派性清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戴苏理，以及前省委对戴苏理的错误评价。
    河南省委在1978年12月15日发的《关于为戴苏理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文件，予发1978第144号)，我们把全文抄录如下：
    各地、市、县委、省直各单位：
    省委决定，为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同志所谓“三右一风”的总代表、总根子、总后台问题平反。
    戴苏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刘建勋等人为了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采取颠倒是非、裁赃陷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戴苏理同志，是完全错误的。强加给戴苏理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受株连的干部和亲属子女一律平反。
    中共河南省委1978年12月15日
    显然，省委在这个文件里，是把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这个文件有双重错误，第一，“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提法本身，是在肯定文化革命及其极左路线的前提下作出的，是完全违背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那里有什么文革中的正确路线呢?第二，把戴苏理封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评价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戴苏理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表现，河南广大干部群众是众所周知的。
    文革前，他作为省委领导之一，在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反“潘杨王”等运动中，瞎指挥、搞浮夸，刮“五风”、整干部，搞极左的一套，有很多错误。尤其在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中，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早在六十年代，中央对河南“左”的错误(包括戴苏理的错误)已经作过结论。省委这个文件却把戴苏理的错误一笔勾销，反而变成正确的了。
    文革中，戴苏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拥护者，他支持造反夺权，十分活跃，发表大量的讲话、揭发材料、署名文章、公开信，带头造省委的反、夺省委的权。在文革中，他是“河造总”后来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个派性组织的代表人物和后台。他作为一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三结合”，先后担任省革委常委、省委常委、省革委付主任、省委付书记、省委书记、省长等职。文革十年，他始终在台上，而且步步高升。
    戴苏理在文革中大搞极左的一套，犯有很多严重的错误。如：
    攻击陈云同志，攻击中央六一年经济调整方针，为自己五八年的错误翻案；
    作“批邓”示范发言，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
    到中央文革汇报罢了赵文甫、杨蔚屏同志的官，在全省刮起“罢官风”：
    参予炮制刘建勋支持少数派的“一张大字报”，事后还指责刘建勋支持造反派态度不鲜明；
    宣布河南省委是“黑司令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早就烂了”，“应该打倒”；
    责备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同志没有及时给赵文甫，杨蔚屏、刘洪文、宋玉玺、任雷远、刘晏春等省委领导同志和王培育等人“定性”，是“保护走资派”；
    亲自到上海学习王洪文反军乱军、阴谋叛乱的“城市民兵第二武装”的经验，在河南推广；
    追随江青制造的“马振扶事件”，迫害干部和人民教师；
    吹捧毛远新，积极推广“朝农经验”；
    在江青炮制的“花大姐”事件中，乘机谩骂邓小平同志；
    他作为省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以“攻击邓小平主罪消失”的理由，坚决主张释放罪行严重、劣迹昭彰、号称“土匪司令”的邦派头头张永和，使坚决反对这样做的郑州市委书记张俊卿同志遭绑架、戴高帽、游行，造成郑州全市大乱：等等。这些错误，都是十分突出的。戴苏理在文革中的错误，比大多数在揭批查中被审查、批判、处分的老干部要多得多，也严重得多，他的许多错误是别人根本没有的。戴苏理那里是什么一贯正确呢?
    戴苏理在所谓“三右一风”中受过错误的批判，为他平反是应该的。但这也不能说他当时是正确的。他那时不过是为他的派性山头“河造总”、“十大总部”在省革委中多争几个席位而己，闹得全省各地的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才被批判的。他在当时的行为也是搞极左，批他“三右一风”，是批颠倒了。
    省委将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且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实际上就给河南的揭批查定了调子：既然戴苏理在文革中一贯正确，可以领导揭批查，那是他在文革中所代表的“河造总”、“十大总部”一派也是正确的，不仅可以不受清查，而且应该依靠他们来搞揭批查。这就势必造成“以人划线”、“以派划线”，按派清查，，为河南的派性清查埋下了祸根。
    戴苏理领导揭批查期间，一方面搞了扩大化，一方面乘机把“十大总部”、“河造总”的派性头头提拔重用。如李蔚、赵正夫、钟力生、葛纪谦、张志刚、刘玉洁等许多人，都是戴苏理在揭批查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有不少派性头头直接主持和参加领导揭批查运动。除上述李蔚、赵正夫两个典型例子外，还有李炳臣担任省委付秘书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等。这些派性头头主持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会搞出什么结果来，是可想而知的。
    五、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在思想路线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
    河南揭批查发生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与某些领导同志思想路线上不端正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是直接有关的。
    省委将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是思想路线上不端正的典型表现。
    一九八零年八月，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胡立教同志说：“省委里是两派，他们十三人，我们五人，他们占优势，市里是你们占优势。”在这里，胡立教同志不是讲事实、讲是非，而是讲“派”，把党委内部和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当成“派”的关系，在省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搞“派”。这说明，省委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头脑是不清醒的，思想路线上是不端正的。这就势必在下面造成以派划线，按派清查。(其实，胡立教同志也太健忘了，曾几何时，他和“二七”派的一些头头打得火热，封官许愿，他又是那一派呢?
    出于对河南文革“一派错误”，“一派正确”的错误认识，在揭批查和清理打砸抢时，省委还作了一些错误的政策规定。如“七二五”(即1967年7月25日)以前的问题不清查。对清查工作，中央明确指示要突破时间界限，不受原来规定的“九大”、“十大”以来的时间限制。省委这个政策规定是违背中央指示的。而且，众所周知，“七二五”前，在河南是“十大总部”、“河造总”左右局势的时期，规定这样的政策界线，结果必然是，“二七”派干的坏事和打砸抢清理了，而“十大总部”“河造总”一派干的坏事和打砸抢就被掩盖起来了。
    整党开始后，中央曾指示要拿出一段时间专门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中央明确提出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之后，“一派错误，一派正确”的观点实在站不住脚了，有些人就散布什么“河南是一派错误多，一派错误少”。其实他们并不是要具体分析文革两派的错误，而是对党中央的提示打折扣，找些口实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企图混过整党这一关。不多日，省委布置整党学习要转向讨论“以权谋私”问题为主，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也就草草结束，不了了之了。省委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个重大问题上，始终没有遵照中央指示得出否定河南文革两派的明确统一的认识。因而也就再一次错过了纠正河南“派性清查”、“一派清一派”错误的机会，使派性清查的错误延续下来。
    段君毅、刘杰同志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同河南文革两派没有什么瓜葛。他们到河南来，广大干部群众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本应该认真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按照中央精神正确处理河南两派问题，很可惜他们被已经掌权的一派包围、架空了，片面听信了一派的意见，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使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得以发展，给河南工作留下了后遗症。当然，段君毅同志来河南时间不长，人事生疏，情况了解不全面，虽然未能把问题解决好，还不是主观上要搞派性。对这一点，我们是谅解他的。
    整党期间，曾有人向中央领导和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同志反映过“出土文物”和李蔚、赵正夫、钟力生、黄振英等人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情况。刘杰同志是了解这个情况的，也曾表示省委负责解决问题。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和文革两派都错误的已有明确指示，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问题也已明朗化。可是，刘杰同志在拿到造反起家、指挥武斗，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占据河南党政要害部门领导岗位的证据以后，却不采取任何措施，不解决任何问题，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听之任之，不执行中央整党决定精神。对河南党和人民，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明白，刘杰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省委第一书记，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态度!
    在揭批查中，省委某些领导在执行政策上，也有不少偏差。
    省委有些领导同志不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把事实搞清，而是听信个别人的口供。如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省委召开一千二百万人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让文革前省委一个公务员、文革造反起家的派性头头李尚谦在会上讲话，李尚谦在会上胡说一气，一次就点了几十个包括地、市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的名，省委领导都信以为真，立即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审查批判。
    有的地区，一次撤职、批判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就达1000多人。在许多情况下，还象文革中的作法一样，先定性、点名批判，然后收集材料、组织专案审查。对许多老干部一隔离就是几个月、几年、限制人身自由，搞车轮战，不让休息，搞体罚，搞逼供信。
    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和一位地委第一书记谈话时说：“根据你现在的态度非到法院去不可，你承认了，就党内解决，不承认就法律解决”。这不是典型的逼供信吗?
    省委书记李庆伟同志在会上讲：“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动一指头的，也算打砸抢。”省委领导同志头脑这样不冷静，以感情代替政策，上行下效，造成很坏的影响。不少同志反映，在基层，揭批查运动违法乱纪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因为不执行政策，造成大量假案、冤案，这些同志自然不服，几年来，一直坚持向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申诉。但是，省委有些领导却坚持错误，对上瞒、对下压，有些案子明知处理错了，却以“揭批查的成绩不能否定”和“纠正一个人的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把河南搞乱”为理由，拒不改正。
    对大量的申诉材料，省委主管领导置之不理，有关部门互相推诿。对申诉的同志，指责为“翻案”，以加重处理相威胁，千方百计维护冤假错案，唯恐否定了所谓揭批查的“成绩”。有的同志，大部分材料实在站不住脚了，结论一再修改，问题少了许多，处理却升级了。
    对河南揭批查中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中纪委、最高法院几年来曾多次进行批评，甚至直接指名要河南省委对纪忠良、许振中等一些同志的冤案限期复查，但河南省委某些领导却顶住不办，还说这是“干扰运动”“为坏人翻案”，甚至向全省发文件，指示有关部门将这类问题划为“禁区”，不能受理。
    在阻挠纠正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错误的问题上，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文甫同志的态度，起过一些很不好的作用。
    杨析综同志来河南主持工作，尤其是省委领导班子调整以后，省委对申诉同志的态度较前有好转，承认揭批查存在的问题，同意予以复查，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省委的班子已经又换了一届，这些问题一个也未能解决。许多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些人“刑满释放”后不给安排工作，不给出路，至今生活无着。有些同志已含冤死去，他们始终未能等到党对他们作出公正结论的日子，许多老同志年老体衰，身患重病，不知还能否到那一天?!
    六、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典型——“突击判刑”
    河南揭批查中，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违法乱纪，一个突出的典型，是所谓“突击判刑”。
    1979年底，河南省纪委书记赵文甫、付书记李蔚和省高级法院院长丁石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手脚”，就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生效前夕，公然对抗党中央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的指示》(中发[79]64号文)，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在全省大搞“突击判刑”。为阻止这些人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该由省高级法院审理和省高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压给县区级法院判决。这次“突击判刑”，全部秘密进行，不准开庭。审判时，既不出示证物，又不准本人申诉。有的没有起诉书：有的根本没有任何材料：有的人法院己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三年，但己关押三年多了，说：你如果不上诉，马上就可以出狱，如果上诉，十天内提出，然后在监狱里等着。平顶山市委付书记钮保华，判刑8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顺手在8字前边加个1字，改为判刑18年；平顶山市委付书记晁思忠判刑13年，晁问：为什么判我13年，法院说：钮保华判18年，项玉田判12年，你取个中间吧。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照原来担任职务高低来确定的。由于时间十分仓促，“判刑”进行的十分草率，洋相百出，形同儿戏，完全失去了法律的尊严。
    事后，当有的家属向法庭审讯人员询问时，审判人员竟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他没有问题，不应该判罪。但这是省委指示，我们不过是奉命办手续”。还说：“你不用上诉，上诉也没用，这都是省委领导定的”。
    据反映，这次“突击判刑”，全省共判处2400多人。这样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突击行动，却既没有省委、政法部门的文件，也没有领导人讲话，是赵文甫、丁石、李蔚几个人直接向各地、市政法部门负责人个别交待的，行动十分诡密。究竟是经省委研究决定的，还是他们背着省委搞的，不清楚。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肆虐的十年内乱时期，倒也不怪，但它竟然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在党中央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对司法工作有明确指示的时候，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这在全国确实是绝无仅有、蔚为奇观的。
    还应当指出，在“突击判刑”前，省公安厅的同志曾向省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戴苏理书记反映：在省看守所关押的省直机关抓的100多人，经审查，有90％以上是不该抓、不该判的。当时，戴苏理说：“不要说那么多吧，我看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该抓是有的”。省委领导明明知道有那么多冤案，为什么不但不纠正，反而硬着头皮强行判决呢?
    “突击判刑”后，八0年五、六月，党中央曾对政法工作和处理文革期间打砸抢问题发出指示，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同志亲自到河南来，批评“突击判刑”的作法，并在省政法干部会上讲了话。但赵文甫却在会议结束时对会议代表部置：“同志们回去以后，只向党委汇报，没有向下传达的任务”。抵制、封锁中央和最高法院的批评，坚持错误。
    当有些同志到北京向最高法院申诉反映时，最高法院的同志说：“你们河南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那是你们省委领导定的，我们管不了，我们江华院长说了都不顶事，我们有什么办法?”
    省委有的领导同志还宣扬说：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河南这样作的。我认为，象“突击判刑”这样的作法，绝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反复强调的。“突击判刑”这样的事，除了河南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小平同志也决不可能单独为河南制订一种政策，或单独下一道指示。很显然，省委某些领导是在欺骗河南广大干部群众，企图打着小平同志的旗号，压制批评、掩盖自己的错误。
    这里，要附代说一下赵文甫这个人。赵文甫同志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这是错误的。但赵文甫也并不是一贯正确。他在文革前的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等运动中，搞浮夸，刮五风、整干部，搞极左，也有很多错误，党中央对包括他在内的河南“左”的错误作过结论，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赵文甫平时不干工作、专门在来运动时整人，这是河南广大干部都知道的。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人的品质：刘少奇同志文革中在河南去世，骨灰保存在一军，军队换防时，一军领导将刘少奇同志骨灰盒移交省委，刘建勋交代省委付秘书长霍云桥同志放省委机要室保存，文革后，这件事被赵文甫得知，赵文甫大喜过望，说：“好哇，刘建勋竟敢包庇党内最大走资派!凭这个铁证，非跟他算帐不可。”认为可抓住了刘建勋的要害问题，可以将刘建勋置于死地了。但是，在刘少奇同志平反以后，中央和少奇同志亲属来河南迎取骨灰时，赵文甫摇身一变，亲自将骨灰盒交给王光美同志，并陪同进京，参加追悼会，又是上电视、又是报纸头版大照片，趁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还到处向人吹嘘，说自己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把自己装扮成大功臣。赵文甫这种欺世盗名的行径是十分卑劣的。霍云桥同志曾对一些人谈起过这件事，省直机关许多同志都知道。但霍云桥同志害怕赵文甫对他打击报复，不敢向党中央反映。我听霍云桥同志亲口讲过此事，事实确凿无误。
    “突击判刑”，是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一个典型，和赵文甫直接有关，他应负主要责任。这和赵文甫文革前反右派搞翻番，(注：58年春，反右派已告一段落，赵文甫下去检查，认为不彻底，要补课，结果，在本来已经严重扩大化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反右倾在河南打二十万“小潘复生”的极左搞法，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赵文甫泄私愤、搞报复的一贯思想作风的故伎重演。赵文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仍然继续搞极左、搞报复，是非常错误的。
    七、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相当多，扩大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这里。如何看待这批老干部，是河南揭批查的重要问题。
    文化革命中，河南站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也比较早，这件事，在当时曾受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表扬，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过社论。这也被当作刘建勋的一大功劳。当时的说法是：刘建勋把一大批老干部带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同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地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文化革命的全局错了，刘建勋也错了，谈不上什么功劳。河南参加“三结合”的这批老干部也不可能正确。
    揭批查时，河南省委批判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针对性地指出：刘建勋、纪登奎把这批老干部不是“带出来”，而是“带进去”了，带进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和十年内乱里去了。这样讲，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分清大的是非，是正确的，必要的。
    这批老干部参加“三结合”站出来工作，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执行过文革极左路线的东西，跟着刘建勋、纪登奎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犯有错误，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也是正确的、必要的。
    但是，如果认为这批老干部都是跟“四人帮”的，是“四人帮”的人，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所谓“帮四人”，应该全盘否定、统统打倒，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公道的，是错误的。
    这批老干部的问题，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本质的区别。除个别人以外，绝大多数也不属于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他们在文革中执行错误路线，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是由于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而且，有些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当时也是以党中央指示的名义下达的。由于理论水平不高，认识不清，缺乏分辩是非的能力，他们也错误地执行了。例如，河南许多老干部和我一样，在文革中对待两派群众组组织的问题上，曾一度站在“二七公社”一边，支持了派性。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和中央“7．25表态”肯定“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之后，才跟着表态、犯了错误的。
    这批老干部在文革中，曾多次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文革初期，他们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挨批判、被揪斗、受摧残：林彪路线时，许多老干部再次被打倒，受审查，遭批判；批林批孔时，他们被打成“右倾复辟势力”，“孔老二”；在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受到猛烈冲击，被打成“走资派”、“投降派”、“还乡团”、“邓小平的代理人”：四人帮当时炮制的反动电影《反击》，就是把攻击矛头指向河南省委和老干部的。他们有的被江青点名批判、指示查办，有的还被戴高帽子游街。文革十年，有些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时间总共五六年，却被打倒四五次。
    这批老干部，包括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都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对党和人民有贡献。在文革的特定条件下，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凭党性坚持工作，抓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维持必要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在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他们积极贯彻各项工作的整顿方针，批判派性，整顿班子，打击了坏头头，使形势明显好转。
    许多老干部虽然曾一度表态支持过派性，但他们受党教育几十年，对派性头头的捣乱破坏，也进行过抵制和斗争。在他们的要求和支持下，省委在文革后期先后发出《4．8通知》、32号文件、17号文件，制止“双突”的蔓延，批判派性头头的错误谬论，并采取了组织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在文革大的形势下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确实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文革期间，河南党政大权主要掌握在这批老干部手里。派性头头虽然在“双突”中提拨了不少，使许多基层党组织严重不纯，全省形势受到很大千扰，但河南党政的核心权力尚未被他们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减轻了河南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损失。
    我查了一下资料，文革期间，从1965年到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全国主要省份和河南相邻省份情况如下：
    河南2.56，山东2.32，江苏2.25，浙江1.60，四川1.70，安徽2.15，河北2.31，陕西2.05，广东1.87，湖北2.01，辽宁2.22。毫无疑问，这个速度与改革开放十年的数字是无法相比的，倘若没有文化革命，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快得多。但以上数据也表明，文革期间，河南与许多省份比较，经济发展速度稍快些，工农业生产损失相对小一些。我认为，河南文革中坚持工作的老干部比较多，他们所起的积级作用，是主要的原因。
    揭批查时，在如何看待这批老干部的问题上，省委一些领导人认识上偏激，把他们的错误看得重了，政策上有偏差，搞得过头了，尤其是在文革两派的问题上，背离了党中央的指示，依靠一派搞清查，被派性头头钻了空子，把他们几乎都打下去了。
    在河南，文革期间坚持工作的，是老干部的多数，由于揭批查出了问题，把党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的多数损失掉了，使河南干部队伍伤了元气，给河南的工作带来损失。新任省委领导也感到河南“缺了一代干部”。
    一些工作先进地区和单位，如兰考、林县、辉县等，改革中形势稳定的早一些，生产发展比较好。这本是好事，但揭批查时，反而被当作重点，领导亲自坐阵，大批大撤大换班。例如，戴苏理去辉县坐阵，揭县委班子“紧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盖子”，县社班子全部批判撒换。许多当年跟着焦裕禄同志治沙造林，参加林县修“红旗渠”、搞水利工程的干部，甚至劳动模范，都被打成“四人帮”了。河南省120多个县，文革中闹得凶，比较乱的有三四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五六十个，近300个大中企业，比较乱的有七八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一百多个。揭批查中，对这些情况却完全不加区别，比较稳定的单位的干部同样被大批撤换、批判。
    在批判中，发生许多混淆是非的情况，例如对学大寨，不是批平均主义、大锅饭、割尾巴等，而是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批五小工业、批社队企业。这就不是批极左路线，而是批工作，不仅是批干部，连群众也批了。即使是路线问题，基层干部稀里湖涂跟着说说，能有多少责任?“四人帮”是破坏生产的，搞生产有成绩，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这种错误的搞法，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级性，连工作也不敢干了。程维高同志批评有些应该干的事不去干，与此有关。基层干部有顾虑，怕犯错误。
    河南的揭批查，尤其在老干部问题上，与全国相比，有特殊性。许多兄弟省市，在揭批查中，都认真遵照中央精神，政策掌握得稳，打击面小，主要惩办罪行严重的派性头头。对广大干部则着重教育，提高认识，解决思想问题，根本没有发生大批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现象。政策掌握得稳，干部队伍心齐、气顺、比较团结。干部队伍稳定，领导班子稳定，政治局势就稳定。有这个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就能抓住历史的机迂，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有老干部在班子里传帮带，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传下来了。对比河南和兄弟省市的情况，我感触很深；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必须把党的组织搞好，把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搞好。河南这些年的工作与兄弟省市拉开了距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干部，尤其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我们党历来主张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应该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联系建国以来河南党内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中，有这样一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走资派”被打倒、被批判的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等同志，在“大跃进”、“公社化”、反“潘杨王”、反右倾的斗争中，曾犯左的错误，造成惨重损失，有很大的责任。而在那一次斗争中一些掌握政策比较稳、对左的错误有所抵制、被排斥、受打击的同志，却在文革中因坚持工作而执行了左的东西，犯了错误。就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同志的情况而言，他在文革中犯了许多错误，但在文革前，来河南纠正左的错误、稳定局势、组织救实、恢复生产，是有成绩的。而戴苏理在文革初期支持造反，带头反省委、反刘建勋、文敏生同志，也谈不上什么正确。今天，我们应该以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分清大的路线是非，在六中全会决议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党犯了错误，我们当事者都有错误，都有责任，有谁是一贯正确呢?党的事业受损失，我们应该感到痛心，应该总结经验教训，而不应该计较和纠缠历史的恩怨纠葛，更不应该泄私愤搞报复。
    河南把一些人封为一贯正确，对另一些人全盘否定，在认识上偏离了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处理上犯了错误，最终是党的工作和党的利益受损失。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河南却时而冒出一些奇怪的提法和作法，如说什么“粮食产量估不透”，隐瞒灾情，甚至压制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等。这都是河南许多干部曾经熟知的声音和行为，幸亏现在不是大跃进时代，被党中央及时纠正，才未造成大的损失。这说明在一些问题上，河南没有在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其实，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从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里，难道没有看到59年反右倾抓20万“小潘复生”的影子吗?
    从根本上说，河南发生的问题，是文革极左路线包括文革前左的错误的流毒和影响没有得到肃清，这正是河南的症结所在，是问题的实质。
    对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我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向中央反映如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仍是影响河南形势和工作的重要因素，希望引起党中央的重视，请党中央关心一下这个八千万人口的大省，帮助省委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受了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绝大多数已经年纪大了，离休了。但他们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党对他们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受到公正的对待。党组织应该满足他们的愿望。其他处理错了的，也应该予以纠正。
    一些文革中的派性头头，“三种人”，至今仍在河南党政要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此，中央已有明确指示：对“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绝不能放在要害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现在仍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撒下来。对清查中漏掉的，特别是混进领导班子的，一经发现，要认真查实，及时处理。
    薄一波同志在整党总结会议上也指出：“现在核查三种人的任务并没有完，组织部门要继续管起来，随时发现，随时处理”。“要认真清查三种人，不可留下隐患”。“对已进入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和其他有严重错误的人一经发现，要坚决清除出去”。
    这些历史问题，时间久了，解决起来，会有困难，省委领导很忙，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人留在领导岗位，是党的隐患，现在仍在危害党的事业和党的工作。河南应该落实中央这个指示，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省委领导同志可能有顾虑，怕解决这些问题把河南搞乱，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这么多年了，实践证明，河南的老干部是守纪律、顾大局的。
    河南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些思想路线方面的混乱应该得到澄清。如：文革两派一派错误一派正确；戴苏理是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7．25”作为清查的时间界限；等。中央应该帮助河南省委对文革期间的重大问题，按照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分清大的是非，明确大的政策界限，彻底肃清文革极左路线的流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实现“团结奋进、振兴河南”的战略目标。
    以上意见，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河南省原省委常委、离休干部赵俊峰
    一九九二年七月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河南省原省委书记、离休干部王维群《致河南省委并党中央的一封信》
    河南省委并党中央：
    河南原省委常委赵俊峰同志《就河南省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我认为是符合河南实际情况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根据六中全会《决议》，党中央在随后关于整党的《决定》中作出文化大革命应当彻底否定，两派都是错误的，和清理“三种人”(造反起家分子，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分子)的明确指示，并规定为整党的方针。
    可是，河南在处理“文革”问题时，由于省委领导人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指示，犯了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些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建议党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了解，妥善解决，以发展河南改革开放的形势。对赵俊峰同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我简单作以下几点补充：
    一、河南省委在揭批查中，根据中央指示，清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惩办了一批有严重罪行的“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也批判和处理了一些有严重错误的人，做了大量工作。这对于从根本上肃清“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达到消除隐患、纯洁组织、统一思想，教育干部的目的，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对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二、河南的揭批查，搞扩大化了。
    赵俊峰同志列举的具体事实，都是省委领导自己讲的情况。对揭批查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严肃对待、慎重处理”、“宜粗不宜细、宜窄不宜宽”、“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严格区分罪行和错误的界限”、“政治定案和法律定案分开”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定案处理上，中央又作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具体要求。可是，由于省委一些领导人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这些指导方针和政策要求，清查的面搞大了，处理得重了。尤其是一批为党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受到错误打击，被冤枉了。
    揭批查扩大化的后果，严重影响河南党的团结，干部队伍思想上结的疙瘩很大，隔阂很深，心不齐，气不顺，政不通，人不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政治关系没有理顺，是河南工作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出土文物”揭露出来的问题令人震惊。这是白纸黑字的第一手直接证据，而且是物证。一些“文化大革命中”中的“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一度把持河南揭批查的权力，进而占据党政要害部门的关键岗位。至今仍然如此。
    “出土文物”中榜上有名的李蔚、赵正夫、钟力生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搞派性，阴谋夺省、市委的权，策划指挥大型武斗、搞打砸抡，在“出土文物”中都有记载。还有材料揭发：他们在围攻郑州国棉六厂时担任现场指挥，下令浇汽油放火烧大楼，造成死伤100多人的血案。“出土文物”提供的证据表明：他们这些人，完全应该列入清查“三种人”的对象。
    但是，他们的问题和罪行非但没有受到清查，反而堂而皇之地代表党组织主持揭批查运动。河南大批老干部，就是在赵正夫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蔚担任省纪委筹备组付组长、省纪委副书记，把持全省揭批查核心权力的时期，被撤职、批判、审查、定性、处理的。
    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跟着毛主席犯了错误，接受党组织的审查，检查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由这些“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抡的派性头头、“挂帅”人物、“作战指挥部总指挥”之类本来应当属于“三种人”清查对象的人对老干部进行审查，不仅完全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指示，在全国各省中，也是非常出格、绝无仅有的情况。可是这种令人愤概的荒唐事，在河南却发生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出土文物”是河南派性清查的铁证。对“出土文物”案，乔石同志早有批示。请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南省委落实乔石同志批示，查清“出土文物”案。
    四、河南在《关于为戴苏理同志平反的通知》的省委文件中称：“戴苏理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提法直接违背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同时又一笔抹消了戴苏理“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个文件是反中央的，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戴苏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作为河南“河造总”、“十大总部”一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三结合”的。这个文件，把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为河南“以派划线”、“按派清查”、“一派清一派”定了调子，是河南派性清查的根子。
    建议河南省委撤销这个有严重错误的文件。
    五、省委主要领导在揭批查、整党、清理“三种人”的指导思想和执行政策上，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造成工作的严重失误。
    如一九六七年的“七．二五表态”，这件事，是“文革”时期中央搞错了。根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省委应该向中央写个请示报告，由中央撤销在“文革”时下发的相应文件。别的省市都是这样做的，这是正常的组织手续。河南却不是这样，把这件事搞成个“七．二五大假案”。这不仅不符合事实真象，定错了案，在组织程序上，也是办了件糊涂事。尤其严重的，是把“七．二五”作为清查工作的时间界限，这就直接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清查工作要“突破时间界限”的规定，自订“土政策”，成为河南派性清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七．二五大假案”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这个错误结论还直接促成河南的派性清查。建议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正规的组织程序，重新处理“七．二五”问题。
    另外如“突击判刑”等极其错误的作法，无视党中央“加强民主与法制”的指示，严重违背党的—卜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也造成严重失误。
    六、如何看待文化革命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和唐岐山等人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这批老干部并不是陈云同志所说的“阴谋野心家”一类的人，也不属于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唐岐山本人也不是老干部)。这批老干部是河南老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文革时的说法是，刘建勋、纪登奎把他们“带出来了”，“带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当然不对。但现在笼统地说，刘建勋、纪登奎把他们“带进去了”，“带到十年内乱里去了”，不加分析地把他们全盘否定、统统打倒，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公道的。
    文化革命时期这些老干部在台上，当然也会犯有错误。但文革十年的情况很复杂，他们之中许多同志曾多次受林彪、江青的打击迫害，被批判、斗争、打倒，也是事实。他们大多数同志说错话、办错事，是因为理论水平不高，由于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是认识问题。而且，我们党有组织原则，他们作为下级，要服从中央的文件和指示，因而只是执行的错误。对他们，主要是教育和提高认识的问题。
    在文化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这批老干部在台上的工作应该怎么看?我查阅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以65年到75年这十年，列了几张表(见附表)。从全国各省几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来看，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三项指标，河南列第二：社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三项指标，河南位居第一；各项指标综合起来看，河南经济发展速度应属全国首位。当然，如果没有文革的破坏，河南经济发展的情况肯定还会好得多。文革中河南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比较多，在全国是一个突出特点，这批老干部在台上掌握各级党政主要权力，减轻了“十年内乱”的损失，起过积极作用。这是客观事实，统计数字可以表明这一点。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政治上复杂的是非曲直，不仅许多群众和一般干部难以认识清楚，连我们省委班子成员在当时也稀里糊涂。但是，是否对人民有利，是不是给人民办了好事，应当是我们评价干部的根本标准。即使封建社会，也还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文革这十年，河南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损失比较小，归根到底，是对人民有利的。这批老干部起过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党的公正评价。
    河南这批老干部，多数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还有抗战时期和抗战以前的老八路、老红军，他们为党工作几十年，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由于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他们受到错误的打击，被冤枉了。如今，他们有的已经含冤死去，剩下的也年老体衰，已经离休。他们的希望，只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党组织．对他们有个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有个公正的评价。
    这批老同志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些影响，但十几年了，尽管他们含冤受曲、忍辱负重，考虑到近年来国家多事，六四风波、苏联解体等情况，他们不愿给中央添麻烦，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实践证明，他们表现了有党性、守纪律、顾全大局的风格。
    党组织应该在适当时机考虑他们的要求，妥善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他处理错了的，也应该得到纠正。
    这批老同志，大部分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不能再工作了。妥善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仅是为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昭雪冤屈、公正评价的个人之事，而且关系到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关系到今后河南党的工作和党的事业。我们常说，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联系到建国几十年河南的情况来看，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
    58年“大跃进”时，河南在全国反右派结束之后，又搞“补课”，使“右派”总数翻了一番：反右倾、反“潘、杨、正”的错误斗争，全省抓了20万“小潘复生”：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因此而大伤元气。
    “文革”十年，极左路线横行肆虐，林彪、“四人帮”破坏捣乱，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受派性斗争严重干扰，来回折腾，“翻烧饼”，又大伤了一回元气。
    解放后我一直在河南工作了几十年，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本来应该好好搞点建设了。可是，由于河南在揭批查、处理“文革”问题时，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犯了严重的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再一次大“翻烧饼”，大伤元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河南干部队伍受打击的面之大、后果之严重，完全不亚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后来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也深知情况的严重，说河南因此“缺了一代干部。”实际上，河南省是在全国“文革”结束之后，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又搞了一次类似“文革”的斗争。
    因此，河南工作上不去，问题的“症结”，是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极左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遗害至今。不正视这个问题，仅靠更换个别领导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请求党中央帮助河南省委做点工作，根据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分清大的是非，清查领导班子中漏网的“三种人”，理顺政治关系，为党的事业“振纲纪”：妥善解决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昭雪老干部的冤假错案，消除隔阂，增进团结，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补元气”。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做到心齐气顺，政通人和，实现安定团结，发展改革开放的形势，把河南的工作搞上去。
    我的意见，如有不当，望指正。
    河南省原省委书记、离休干部王维群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于山东济南东郊干休所
    附：我收集和整理的《文革期间河南与全国各省经济发展六项主要指标对比情况表》和《编制说明》。

二000年八月，一丁：《文革后河南的"揭批查"运动》
    http://a.1asphost.com/chinatownbbs/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21
    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者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也是河南的一大特点。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１７００人，又"突击判刑"２４００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人，死亡１１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７、２５"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７、２５"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１９８４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付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份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份的１０７人。河南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份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１９５４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９７年６月，她在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６７％，其中，判刑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
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造成生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１９７９年底，河南省省委书记赵××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月１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８"字前加个"１"字，改为１８年。这种做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２０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是否准确，还有待研究。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稿，２０００年８月修改

二000年十一月二日，杨止仁：《关于文革问题的一封信》
    （秀龙山人按：最近，不少论坛都在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华岳论坛发了老田对老干部李尔重同志的访问记，主要谈文化大革命，有位网友在跟帖中贴出了这篇文章，似乎是对李尔重同志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种争论很值得我们注意。）
×老：您好！
    看了您的信，正合我好长时间想就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问题向您谈心以得到教诲的愿望，我今天是把您作为革命老前辈，老领导又作为真挚的革命同志战友、知已敞开心扉写这封信的。
    一、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
    我是1947年七岁初中毕业怀着上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严重不满奔向革命，1949年初加入党的。先后在豫皖苏一地委干部学校、太康县委、淮阳地委、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工作。文革前任宣传部秘书。在土改、土改运动中，我一直任工作组长，从头至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大大加深了我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认识，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政治上没有犯过错误，一直受党信任器重的。
    可是从文革开始，我踏入了一生的坎坷道路。河南文革一开始，我首先听到郑州大学一部分学生因贴出批评校党委转移大方向，点批“反动学术权威”、压制群众运动的大字报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并操纵一部分学生保党委，贴出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字报，使学生分裂成为两派相互斗。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后，仍继续维护校党委，压制给校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逼得一位学生领袖跳楼身亡。其它几所大学也相继发生类似情况，不久，运动波及工厂和省直机关。省委机关一些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打字员、女保育员起来向省委、省委办公厅领导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进行许多次批斗打骂，限制人身自由，不许进食堂吃饭，经常在食堂门口围攻他们，往脸上吐痰。罚他们扫院子、清厕所。与此同时，省直各机关都打了一大批“反革命”、“黑帮”、“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小三家村”等等，给他们戴高帽子，脱赤脚、脖子里挂着鞋子，在近四十度的阳光下和滚烫和柏油马路上，伴随着“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和沉闷悲怆的锣鼓声，被各单位的领导人率领着臂戴红袖章的人押着游街示众。我爱人1950年元月参加革命，很早加入共青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只因出身地主，在赶地主婆时，一个政治扒手硬是造谣说听见她骂革命群众滚回去，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拉入戴高帽游街的行列。当时整个郑州市各街道成群结队，涌满了被街示众的“反革命”队伍，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我爱人回到家时，脚被炙热的柏油马路烧伤，加上强迫行走在一处堆满碎玻璃渣的地面上，双脚血迹斑斑，我给她将刺进肌肉的玻璃渣一点一点挑出，用酒精消毒包扎好。在她脚疼得不能走路的情况下，仍强迫她挖土方，进行劳动改造。
    所有这些耳闻目睹亲历，使我深深感到这种法，绝不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党的一贯政策。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布后，我阅读着热泪盈眶，更感到毛主席多么英明伟大啊！他什么时候都和革命群众心连心。几天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公布他的大字报，坚决支持郑大被打成反革命的少数派学生。接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使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群从自己解放自己，组成了革命造反派队伍，并得到迅速壮大。
    但是到1967年2月省军区介入，公开支持文革开始时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和从造反派队伍中分裂出去的少数派，并操纵成立了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公开宣布全省造反派自动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大肆逮捕二七公社各组织的领导人。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被关进监狱，把支持二七公社的省委领导人纪登奎也监管起来。各单位都对加入和支持二七公社的人员进行清查批斗，限制人身自由。一部分坚持战斗的二七公社成员被河造总和十大总部围攻，开始发生武斗。特别在毛主席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把两派群众组织搞颠倒了，把革命派打成了反革命，并提出要让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来北京汇报时，省军区和后来被中央文件正式定为河南省委中的走资派的赵文甫，以及河造总、十大总部的头头共同策划，要在向中央汇报前，尽快把二七公社全部消灭掉，造成既成事实，使支持二七公社的刘建勋、纪登奎成为光杆司令，无法作为一派的领导干部向中央汇报。
    在这一决策下，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对二七公社的残酷围剿，大规模武斗从此开始了，在省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下，十大总部、河造总出动数百辆大卡车，头戴钢盔、柳条帽，手持大刀长矛，在郑州市□行示威，声言要血洗二七公社，动用吊车、推土机围攻二七公社被迫退守的几个据点，先后制造了十多起大型武斗流血事件，烧毁国棉六厂大楼，许多二七公社成员惨死在血泊中，受轻重伤的不计其数。在郑州市大街上，随时可见围攻毒打二七公社成员的事件，甚至有人喊一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认为是同情二七公社也立即遭到毒打，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我正是由于省委宣传部的群众组织强迫我在全部人员大会上亮明观点时，坦率地讲明了我对河南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看法，指出他们背离了毛主席路线，话还没说完，会场上就喊起了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止仁的口号，立即要拉我上大街辩论，实际是一上大街要把我打个半死。这时恰巧已到下班时间，他们宣布下午继续开会。我考虑郑州已不能存身了，就在这天中午和我爱人带上九岁、十二岁的两个孩子跑到北京我哥（杨局人，新华总社干部）家。帮助河南二七公社驻京联络站和后来从监管中被抢出来护送至京的纪登奎做些向中央汇报河南情况的准备工作。
    中央开始听取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汇报报后，我同我爱人和两个孩子回到郑州，分别住到河南农学院、粮食学院两个被称为革命根据地的二七公社据点里，同学生一起战斗。在一天傍晚，我被农学院的河造总绑架走，在地下室被毒打了一夜，要我交出农学院二七派的学生领袖住处，我怕引起武斗，坚决不说，一直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天明他们无奈把我放出。我的衣服全被打烂了，身上多处创伤，幸未伤骨，疼痛数日才好。直到河南三派向中央汇报会上周总理指出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文件，并另派支左部队进驻郑州，二七公社才取得胜利。
    在实现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以后不久，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军区第一副政委、省委副书记王新，借军工宣队进驻各单位领导斗批政，又将二七公社一派从新建立的革委会领导小组中整下去，很多人又挨了批斗。并将矛头指向省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纪登奎。对纪登奎的夫人王纯以反军罪名批斗数十场。
    这时刘建勋、纪登奎正派我整顿二七公社报。我刚刚整顿结束，复刊出了第一张报，给刘建勋送审清样时，被刘建勋指责一通，毫无根据地怀疑我反军，让我回原省委机关受军、工宣队审查。四个月后，没审查出任何问题，刘建勋又起用我去给他搞一个工厂斗批改试点。
    这个试点尚未搞完，我鉴于运动反复太多，向刘建勋申请不愿留省革委工作，坚决同原省委机关从书记、部长到全体工作人员一块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刘建勋很快批准了。我动员我爱人也向她单位申请下去。于是，我将住房交公，全家户口、粮食关系通通转下去，带领全家到予西山区队插队落户。不到两个月，又被省革委通知回郑州参加审查“五一六”和所谓四起反革命案件的学习班，关进省委党校八个月，失去自由，又对我从经济、政治、历史、作风、与各种人的联系全面彻底进行审查，仍未找出任何问题，才又放我回到予西山区插队的地方。我在农村住了三年，除1971年春天洛阳地委通知参加县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听取传达中央批陈整风的文件和后来又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外，完全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1972年月10月，我忽然接到省委要我回郑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在会上才知道河南揪出并揭批林彪的死党王新。
    刘建勋派车接我到他住处，给我讲了揭出王新的经过，对我说了些安慰话，确定将我调回省委宣传部恢复工作。任命我为宣传处处长。1974年初又任命我为副部长。直到毛泽东同志逝世，我一直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遵照中央、省委文件兢兢业业地工作。
    1975年初邓小平一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就进行全面整顿，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全面整顿实际是全面翻案，又一次整造反派。河南许多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再次挨整，有的被撤消领导职务下放锻炼。毛泽东同志看清了邓小平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许诺，要借全面整顿，全面否定文革成果，又果断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扭转了政局，造反派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保护。
    尽管毛主席生前多次讲述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在毛主席逝世后，在揭批“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的运动中，中央提出“像打日本鬼子一样打国民党一样”的口号，彻底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实为彻底围剿忠实执行毛主席路线的革命造反派，彻底摧垮毛泽东同志借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社会政治力量。这就为邓小平彻底篡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障碍。
    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我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1932年参加工作的老红军）、唐岐山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后到郑州铁路局当八级老技工，文革中铁路局造反派领袖、后当选为九届、十届党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周民英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首当其冲。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6月，我听到纪登奎的儿子纪虎民向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在北京治病的副部长散布许多分裂中央的言论，感到这样很不好，和也听到这一情况的董万里同志不约而同地都向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同志作了反映，并希望通过内参反映给毛主席。然后，新华分社以董万里同志和我两人的名义拟写了一份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通过新华总社送到当时分管新华社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那里。姚还没有呈送到毛主席手里，就被逮捕抄家，该内参被抄出。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作为和“四人帮”有联系的重大问题，将董万里、周民英和我实行武装监护审查，加上曾直接被江青接见过的唐岐山，把我们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铺天盖地打倒“唐董杨周”的大字标语大字报遍布全省。最大的一次全省有线广播批斗大会，加上郑州市的主会场12万人，共参加两千万人，实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批斗会了。
    奇怪的是，在监护审查三年给我作的结论经我连续三次批驳，指出上述那件事按党章规定完全符合组织原则，构不成什么错误，最后结论不得不撤掉后，剩下的全是执行中央省委文件中的问题，责任并不在我，但仍给我结论改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我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省委宣传部重新上台的文革前的几位老部长开始都不同意给我这样重的处分，提出应该留在党内，但经省委常委先后讨论十七次，仍然按照中央文件正式定为走资派又重新上台的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等人的意见做出决定。而和我同案的被人们公认为一生最耿直最坚持原则最一贯忠实于党和毛主席的路线的董万里同志，却因未得到及时治疗，于1977年10月3日病死在监护的牢房里；老志愿军战士、老工人唐岐山同志被判刑不久死于狱中；周民英因为新华总社坚决不同意河南省委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两家各让步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仍按分社社长办理离休。我出监后，给董万里同志这位老红军、坚贞不屈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写的墓碑是：“生为人民四十五年鞠躬尽瘁，死为革命一生慷慨正气长存”。
    我受处分后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但我最大的苦恼是考虑不出怎样继续革命，去哪里寻找培育我几十年的亲爱的党和亲爱的同志和战友。我经常吟咏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傍徨。”我六十岁生日时吟诵鲁迅“老翁把酒问墨身，几许回天荡埃尘？愤愤热血无洒处，老道空存一颗心。”在这“惯于长夜过去时春时”的漫长岁月里，忽然和我素不相识的董万里同志在太行时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由董万里同志的夫人陪同来家看望我，并给我带来了《中流》，我见到《中流》如同我初参加革命时寻找到了党和真理、革命队伍一样的兴奋至极。十多年的苦恼沉闷顿时消了，我立即投入了新时期新特点的革命斗争。
    以上我毫无保留地向您谈了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以及我个人的坎坷遭遇，我对文革的认识，自然是要受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参予实践的河南文革的重大影响的。作为一个大省的河南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它向我们说明了许多问题。我认为它所提供的情况，对我们全面思考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
    二、我对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发展逐渐激化不可避免的一场决战。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民主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义秩序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大讲资产阶级剥削有功，批评山西省委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经毛泽东同志严肃批评后，他暂时收敛了。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我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1957年反右派，打退了不甘心失败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妄图复辟的猖狂进攻以后，激发了全国人民极为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鼓舞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随着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又出现了在原来农业高级社的基础上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这时阶级斗争曾表现一段时间的缓和，但绝没有停止。资产阶级在反右派以后感到自己大势已去，便转换手法，采取从党内寻找代理人搞和平演变的方法继续向无产阶级进攻。而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因建国初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而诚心转变。加上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经不起资产阶级和平演变考验的人，逐渐演变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愿继续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向往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伺机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
    在我国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时出现失误加上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等客观上的原因成国民经济发展受挫，出现人民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尽管毛泽东同志最早觉察失误并立即指导全党正在有效地努力纠正错误，党内的资产阶级仍然借此机会向党发动了进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向党向毛泽东同志发难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彭德怀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建有卓越功勋的，对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即使在民主革命中，他也是有这样那样错误，受到过毛主席和党的批评的。而他对毛主席过去对他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作为我党的高级干部我军的高级将领，彭德怀同志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应该十分关心维护我国新建立起来，但还有许多不完善地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应该对大跃进中我们党一时出现失误造成的挫折有一个客观的正确认识的，是应该对毛泽东同志最早察觉并领导全党正在有效纠正错误做出充分肯定和评价，并努力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采取和毛泽东同志合作的态度提出自己对进一步纠正错误的意见的。但他并不是这样，而是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不讲任何意见，在庐山会议进一步纠“左”做出部署基本结束时，突然以万言书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发难，而且言词激烈，提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正常。思考他这样做的动机问题。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已起到了和国际上的帝修反国内的资产阶级、台湾国民党恶毒攻击我国三面红旗的配合作用，在言语上也近似一个腔调。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实际上是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极左”，攻击1958年以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
    彭德怀的这一思想当时也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一定代表性，只是有些人没有明显暴露就是了，这已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党不是已经完全否定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给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了吗？不是已经在全国解散了人民公社，抛弃了总路线，大跃进吗？不是已经做出毛泽东同志从1956年以来搞的是一条“左倾”的错误吗？不是把当年彭德怀同志的方言书写的甚至还没有敢完全直言的全部都实现了吗？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已经为实践证明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叫修正主义路线吗？并且这条路线已经基本上把我们党的事业断送了吗？
    所以，如果说当时许多同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四十年后的今天，再看那场斗争的真面目已经一目了然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们党，这一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我们可以把这场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重点转移到党内的开始，是毛泽东同志形成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同刘少奇关于“四清”问题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同意农村实行分田单干实际是解散人民公社的斗争，在同国有企业实行一长制、奖金利润挂帅、单纯依靠科技人员办企业的资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的斗争，在同上层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说明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出笼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同志立刻敏感锐地嗅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进行翻案，要翻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案。便立即安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反击。而文章写成后，全国各省市党报都不刊登，毛泽东同志不得已采用发行小册子的方法向全国散发。这时北京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可见当时资产阶级已严重嚣张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来。所有这些说明并非当时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而是估计得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也曾设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不用文革的方法，而采用整风的方法是否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后来经过深思改变了这一些想法。因为当时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和1942年整风是根本不同的，1942年整风，是在全党以毛泽同志正确的践线为指导基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增强团结，提高思想水平，通过学习文件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历史上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问题的。是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革命。而1966年党面临的情况和任务是要在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已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失去多数支持处于比较孤立的情况下，进而从中央到地方的部分夺取斗争，是建国以来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路线的斗争越来越激化的生死决战。是以反对修正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大革命。显然，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用整风的方法得到解决的。
    我也曾想若用遵义会议的方式行不行？后来感到也不行。因为这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也不同。遵义会议时我们党不是执政党，不存在一部分当官做老爷不愿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问题，而仅是共同在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大目标下怎样革命，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才能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当时跟着王明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忠心耿耿干革命的，其错误也属于思想方法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因而在错误路线使革命不断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都会从实践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这就决定了遵义会议摒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是迟早必然要发生的。而我们党经过第五次反围巢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绝大多数同志已经从血的教训中思想认识提高了，对毛泽东同志已是众望所归，所以，遵义会议就成为我党结束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一次对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而1966年我们党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生死决战问题，要用遵义会议的方式，用召开党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集中制做出决定的方式来解决，在当时政治局里毛泽东同志正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显然是不行的。
    我正是通过对以上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和再三思考，才感到1966年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断然采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已经十分严重激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十分英明正确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思想，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持真理坚持革命而敢于向一切敌人和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
    三、对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毛泽东同志当然首先考虑的是要能够正确理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决拥护支持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忠实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人。可以想象毛泽东同志是非常希望在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斗几十年久经考验的老战友中，能够有很多老帅老将、老总像过去一样和他志同道合一起再搞文化大革命，成为他依靠重用的力量。但这只能是毛泽东同志一方面的希望，客观现实是我们的老帅、老将、老总们在文革中有几个表示拥护、支持愿意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继续革命呢？相反他们几乎都站在了对立面，对运动进行百般指责，强行反对，毛泽东同志自然是无法用他们的。
    对于周恩来同志，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始终是非常信任重用的，而周恩来同志也是始终忠实跟随毛泽东同志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心一意协助毛泽东同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在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密切合作全力支持，鞠躬尽瘁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相信要远远超过对林彪的相信。毛泽东同志在文革开始写给江青的信，不仅明显表露了他对林彪的疑虑信不过，而且将这封绝密的信唯一送给周恩来同志一看，这充分表明他对周恩来同志的确无任何保留地信任。在文革中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使用也是非常得当的。他不但把国务院的全部工作交周恩来同志，也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交周恩来同志负责处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了许多省市群众组织代表团向中央的汇报，并代表中央做出了处理决定。河南三派群众给织向中央汇报时，从头至尾都是由周总理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然后表态做出决定的。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和河南省委却把众所周知并有文件记载可证的周恩来同志对河南问题的表态说成是假的，照样给予推翻。在文革中周恩来同志还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广泛联系做好对文革有抵触情绪的阻力的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不能胜任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来同志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周恩来同志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至于林彪，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压根对他只不过是利用。毛泽东同志在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以后，就产生了对他的疑虑。林彪在文革中制造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又进一步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对他的反感和提防。毛泽东同志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没有采用，另组织人写了一个政治报告。这都说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看法。“九大”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那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并不能表明毛泽东同志真正心意。不然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一直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呢？如果毛泽东同志真的信任林彪把他作为接班人，就没有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了，这一点恐怕林彪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不然而也不会有“五七一工程纪要”出笼和发生“九一三”事件。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并不是真正信任重用林彪的。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必须要依靠重用一些真正接受他的思想理论，忠实执行他的革命中线的人。而这些人尽管各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完全接受，衷心支持，忠实于毛泽同志的革命路线的。如果我们真正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坚持我国社会主义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那么，在众多老帅、老将老总们大都抵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在毛泽东同志处于是孤立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些人不顾风险挺身而出，忠实跟随毛泽东同志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从这主要方面看，他们的精神实质是可贵的，应该称道的。如果再没有这些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忠实跟随和支持，恐怕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尝试的文化大革命就很难发动了。
    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等人是合乎情理的，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狱中和受审的表现看，除姚文元受私念驱动表现不够好，江青、张春桥都表现了一个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尽管江青有许多曾被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错误、弱点和被人们指责的一些问题，但就江青的大节，她至死是忠于毛泽东同志、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坚持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她是我们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死敌。我们可以想象，江青入狱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如果贪生怕死，背叛毛泽东同志，变节屈从修正主义，检讨认罪，攻击文化大革命，那将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以后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都将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因此，她和杨开慧同志一样是不愧于毛泽东同志夫人的称号的。
    四、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我认为这是正确认识文革和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今后为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解的一个认识问题。自从毛泽同志逝世以后，他老人家在文革中始终支持的造反派已成为人们口诛笔伐十恶不赦的坏人，影视中的丑角。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实际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情况很复杂，代表各种不同的思潮，出现一些问题和坏人坏事是很难避免的，不能都统统加罪于造反派。
    从河南情况看，造反派中也确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有过激甚至报复行动，也不能说没有混进一个坏人，这并不稀罕。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不也仍然混进有坏人吗？但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规模武斗这样的事，主要是保守派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操纵下挑起来的。
    群众中分裂成为保守派、造反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造成的。保守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党委或工作组操纵，在推行刘邓资产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群众运动中形成的。造反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资产路线打击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在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和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公布后，起来造反发展壮大的。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看，打击面最宽、伤害人最多、整人最残酷是在运动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段时期，而这恰恰也是正是造反派被围剿受打击迫害的时候。这一情况从我在前面关于河南文革发展过程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现在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影视中都把文革片面描写成一场大灾难，只讲阴暗面，看不到光明面，把文革中不管什么人的过激行动和干的坏事统统加罪于造反派，实在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不仅为此，我认为由于造反派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坚决反对刘邓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于他们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B52旗帜打击B52力量”的反革命路线的迫害，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所以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刘邓资反路线、林彪反革命路线最恨。从而他们也最需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接受的最快。他们最愿意文攻，进行大辩论，用毛主席的理论说服人，坚决反对武斗。他们经常是在唱着“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流着热泪，坚持同走资派、修正主义、资反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在反对武力围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许多造反派战士献出了青春的宝贵生命。
    所以，应该说造反派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的革命力量，是同修正主义、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主力军。没有造反派，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必须肯定造反派。这是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讲的道理相类似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一直支持的造反派，这支坚决反资产阶级反修正主义的革命队伍也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全部打下去了。河南受审查挨批斗的人无法计算，光是被逮捕判刑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就达4100多人。一进监狱中，文革犯几乎占一半。原省委第一副书记、老红军、雇农出身的耿起昌同志，因支持造反派罪被判刑二年。出狱后每月仅发150元省生活费。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死在家中。连焦裕录同志的亲密战友、同焦裕录同志一起改变兰考面貌的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抗日时期的老同志张钦礼，也因支持坚决保卫焦裕禄同志的造反派被妄加罪名判刑十五年。焦裕录同志的英雄事迹被说成是瞎编的加以否定。焦裕录同志展览馆被查封，大批宣传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的材料被焚烧（大约1990年以后焦裕录展览馆才又恢复开放）。张钦礼同志服刑八年后，因身体多病，穆青同志给河南省委负责人写信建议保外就医，才提前释放。领导林县红旗渠工程的原林县县委书记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同志，也因支持造反派，被撤职受审多年。伟大的世界闻名的红旗渠被说成是“极左”产物加以否定，而且进行批判。因无人管理，几年后红旗渠遭到严重破坏，林县许多农民因红旗渠断流又回到昔日吃水难的困境。原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刘建勋，直到死也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河南与造反派对立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各级头头，许多搞大型武斗烧大楼，血洗造反派的总指挥、武斗队长，成了省委省政府各厅局和各地市县的重要领导人，成为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基本力量。
    被镇压下去的造反派和各级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至今仍然是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积极力量。现在，他们又成为《中流》等革命刊物的积极支持者，成为扩大发行《中流》的主要力量。河南建立《中流》发行站一年多以来，主要是依靠这股力量搞发行工作的。各地发行站站长几乎全是原来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他们在十分艰难的处境和生活条件下，做出了许多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积极发行《中流》的感人事迹。
    尽管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使造反派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由于文革中受尽迫害的悲惨命运伤透了脑筋，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政治上消沉了。有少数做生意发了财，甚至做了资本家，疏远革命了。但是相当多的造反派仍然是目前革命的积极力量。他们对当局最不满，最要求改变现状，也有斗争经验。从我们今后要发展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力量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战略上看，不管在原党政机关干部中还是工矿企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中，这部分人都是我们十分重视的社会力量。
    五、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
    毛泽东同志对文革的估计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是充分肯定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我认为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在毛泽东同志生前文革是胜利了。因为作为发动文革要夺回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被修正主义、走资派篡夺了那部分权利的主要目的是基本实现了。其标志是以刘邓为头子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被摧垮了。经过“九大”、“十大”两次改组，党中央和政治局里刘邓势力已失去多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可以顺利得到贯彻执行了。在经济基础方面，它击退了党内的那股欲分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修正主义思潮，大大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也击退了在国有企业推行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推行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利益驱动，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推行专家治厂，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办厂办企业，推行把工人阶级看作雇佣奴隶，实行管卡压，反对把工人阶级看作工厂主人，反对工人阶级参加管理的两参一政三结合等等修正主义的办企业的路线，使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以列主义办企业路线基本得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这就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高科技发展在文革的情况下仍取得了稳步增长和发展的辉煌成就，并为以后更快更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在教育、工艺、卫生等各条战线，较为彻底的无产阶级路线在全国得到贯彻执行，各方面焕然一新。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精品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受到工农兵的广泛喜爱。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的方针，已开始结出硕果。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
    所有这些丰硕成果，说明文化大革命确实取得了伟大胜利。因此，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失败了。许多同志之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失败了，一方面是对文革中出现的那三分错误看得太严重，对其产生的原因缺乏全面认识。另一方面是没有如实地看到文革取得的上述伟大成果。同时，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巩固文革的胜利就逝世了。
    修正主义重新上台变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文革的成果全部葬送了。而且，它已经不仅仅是推翻文革的全部成果，而且，实际上也推翻了建国以来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目前我国已不仅仅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复辟。我们能够因此认为我国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华国锋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他在毛主席逝世后被修正主义的旧势力吓倒了，为保住他的“英明领袖”的挂冠，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才导致修正主义重新上台，葬送了文化大革命，也葬送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说华国锋是葬送我国几千年革命成果的千古罪人。
    我认为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这样地分析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才是符合历史事实情况的。为了有助于我们把文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搞清楚，得出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我敞开把我亲历的河南文革的全过程和十分复杂的情况以及我的认识，向您毫无任何保留地写了这么多，肯定会有许多错误，但作为对真理的探讨和追求，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不管我对问题认识有多么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我完全是出于对您的相信和敬仰才这样作的。我殷地盼望您给予我教诲。
    2000年11月2日

二OO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老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摘录
 “我们是你们的罪人，而你们是历史的罪人”
25年前，我们狱中一个战友王润生同志因病被误诊致死，我们在狱中犯人医院里，在看押部队的枪口下，开了一个有300多人参加的极其隆重的追悼会，除了二百多个运动案外，还有佩服“二哥”为人的他所在车间的一些年青刑事犯。随后在我和另二位代表和监狱当局的谈判中，就来狱后所了解的监狱管理中对犯人不当人看的问题归纳了几条，提了出来。事后，作为追悼会致悼词者，我被关进狱中的小号，为追查通知死难者家属（5个电报）的干警，我又被转到北山的一个劳改队，在那里有人专门为我选了一间长期存放已故犯人遗物的房子，房的墙外紧靠着积肥的粪池，就在被它渗透过来的潮湿的地上为我铺了一张草席，不久，我的身上就起满了东西，大概也因此引起了老鼠们的兴致，常爬到我的身上戏玩，我就是晃动着脚镣也吓不走他们。位于山口里的冬天，天天倒便桶都要砸冰，冻在一起的饭盆和小勺也需要靠打来的热饭才能分开，好的是，那里的管教干事还有点耐心，因为放茅（解手、倒便桶）和打饭是同时间进行的。本文前叙的“一天只给犯人放风30分钟，喝3杯水”的“法西斯审查方式”在这里也享受不到。“没有灯、也没有窗，在这面北的屋里，更难见到太阳”，即使如此，我仍然从铁门上平常关着的观察小窗结合部想出办法，撬来了一点光线，用他们让我写交待材料的白纸，写出了一篇《监狱改造论》。来提审我的狱改科长指着搜出的这篇文章不懂事的嘲笑说：“别人来监狱都是来接受改造的，你是来改造监狱的”。我回答他借用了狱中一位英雄战友的话：“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有一句话，叫上大学、管大学，我们这些造反者是坐监狱，改造监狱”。这位英雄战友叫徐公芳，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最后还是倒在“小号”里……我将另外撰文纪念他。
    尽管我们知道不改造社会，也改造不了监狱，但是我们每次坐牢还都尽力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976年我从兰州被押回“老八科”（市看守所）后，在监号里看到一本手抄的《中外名诗》，竟然是我七年前（1969年）关在这里时根据回忆所编专门给他们留下的，只是经无数次传抄后，有些字、句有误。我还想起我也曾为当时的难友们编过一本《读报手册》，1978年，我在牢中又启动了编一本《简明小知识》的工程，有6编、17部、26章、109节，把我记忆的乱七八槽的“知识”，也必然包括我的世界观整理出来，提供给狱中年青人们。可惜后来因病没有全部完成。这一年看守所中的“运动案”总量已超过刑事案。狱内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当一位老狱警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只听到全楼上一片朗朗读英语声，他笑了，对身边的“劳动号”（可以在号外狱内劳动的犯人）说：我干了20多年看守工作了，从来没见过监狱变成这个样子，好的是，打架斗殴少了，不好的是，连刑事案有好多也跟着这些运动案不认罪了。也就是他让劳动号带着理发推子，拉着铁镣上楼来宣布的，“不剃光头，就带镣，任你选”！我们赢了这场“反剃光头”斗争，倒不仅仅是把库房里的铁镣都戴光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的干警过去长期受到毛泽东的政策影响，台湾的监狱就决不可能做到这样，这是陈映真先生帮我总结的。
    这一大批“运动案”被判刑到监狱后，一方面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绝不认罪”的斗争，另一方面，也用自己的专长，为狱内犯人的生活条件和影响犯人生活标准的生产做了一些可理解的工作。例如，在我们这座监狱犯人医院里，干警中的医生只受过部队卫生员的训练，而我们来的运动案中，有解放前后二代从河南医学院毕业的，还有解放军第4军医大学，青岛医学院毕业的，都有长期或多年的临床实践，这座监狱也是个农机工厂，我们运动案中有北京农机学院、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等工科院校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从铸造冶炼到热处理、加工总装，都有来自像503厂、407厂、洛阳轴承厂等大型厂矿的工程技术人员、技师，尽管来狱之前的身份都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什么常委、短尾”的，包括担任市委付书记的，都是基本不脱产的，很多都是专家。焦作市委常委，生产指挥长在这里当上了生产调度。我们大队搞了一个犯人管弦乐队，我给他们请来的老师，一位是洛阳石油化工厂的党委付书记，小提琴拉的是相当可以的专业水平，另一位是平顶山市委主管政法的付书记（出身矿工，当头后仍常在矿下劳动），其小号吹得令人如痴如醉，他的腿有点毛病，但跳起舞来令年青人眼花瞭乱。一位被判死缓的来河南串联的北航学生，狱中半途出家业余学油画，为我们大队文化室摹仿了几大幅世界名画，如《墓地上空》、《黑海捕鱼》、《枫丹白露的森林》、《马赛赶集去》，画的专业水平是不太高，但极富生气。女犯搞起了兰球比赛，教练就是原省体委付主任，河南最著名的女兰运动员。从小在图书馆泡大的我，帮助整理、发展了监狱图书室，经过很不容易的工作（也可以叫手段吗）？每年为犯人争取订上了几百种，成千份杂志、刊物，用我广、杂的所谓“知识面”，--为他们的各种兴趣推荐了各种杂志，每月为全狱犯人发杂志，也扩大了我个人的视野。我个人也几乎每个月都可以“违规”的（通过我的干警学生们）邮购到各种书籍，我们小组所住囚室，两头是两个大书架，还订有十几种报纸。这个小组，我也用从小在马卡连珂的《教育的诗篇》里受到的影响，成功的搞了内部的“民主管理”，在这个小环境里，也能一扫狱内弥漫的恶习，还说明了他们的个人尊严更值得尊重。后来，我听说，在我们离开后，这一切，都只留下了记忆和传说。
    1979年底到1980年初，短短几个月，238名运动案从全省各地被押送到这座监狱，一进门，他们就把自己的正式态度一一登记在案，其中一名认错，其余全部不认罪，“谁有罪”？！或者用洛阳一位学生领袖签在判决书上面的话：“我们是你们的罪人，而你们是历史的罪人”。当漫长的监狱生活开始后，为了促进学习，我们相互告诫自己，“我们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在将来的岁月里，如果历史再一次给了我们机会，而我们不能尽到责任的话，我们将对历史认罪”！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至今，我们还没有忘记。
    二OO五年10月23日暂定初稿
    （摘自老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
    
  二00六年五月二十日，郜国荣：《关于河南省在“两案”清查中出现的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并政治局常委：
    我们仅代表河南省在“两案”清查中以不同罪名被判刑、劳教等蒙冤的人，向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组织机构如实报告：
    一、河南省在“两案”清查运动中，违背中央（1978）48号文件和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规定和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突击抓捕，突击审判的错误政策，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判刑近万人。量刑轻重以革委会职务高低排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隔离审查、批斗处分者高达数十万人。河南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抓捕依据之误，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足令人瞠目。
    抓捕罪名随意更改，上诉二审强硬驳回，有的人以反革命罪被捕，定案却以诬蔑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的诽谤罪判刑；有的以打砸抢偷偷罪被捕，定案却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抢夺公章罪判刑；有的以反革命暴乱集团罪被捕，但却缺乏反革命的罪行证据。主要是文革造反派头头，可以说无一人幸免。判刑之重，加刑之随意，令人不可置信。我们含泪于万千冤案中仅举几例：
    （1）周口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宝安，以反革命打砸抢罪被判刑十年，服刑期间因一句话又被加刑七年，合并执行十七年。单独关押镣铐锁身五年半。
    （2）焦裕禄的好战友、党的好干部、兰考县人民的模范书记张钦礼，以煽动兰考文化革命罪被判刑十三年，出狱后贫病交加，含冤病逝。各界人民送葬队伍超过十万人。兰考人民“哭声直上干云霄”。宏大场面，感人的情景，连新闻录实记者也不禁弹落敬佩之泪。
    （3）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八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在8字前加个1，改为判刑18年。平顶山市委副书记晁思忠，判刑13年。晁问，为什么判我13年？法院说：钮保华判18年，项玉田判12年，你取个中间吧。
    二、究其河南冤假错案的根源，时任中央主席职务的华国锋关于“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一查到底，不能留有死角和漏洞，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的讲话，是造成河南乃至全国文革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拒不执行中央（1978）48号文件和（1982）9号文件，在河南“两案”清查中搞了扩大化。面对胡耀邦总书记的严厉批评，阳奉阴违的他，硬是把河南“两案”清查扩大化的错误坚持了下去。“突击审判”在全国仅河南一家。赵文甫的错误政策及对党纪国法的肆意践踏，在党内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难以挽回的影响。
    三、中央（1978）48号文件和（1982）9号文件，体现了胡耀邦总书记和陈云同志关于“两案”审理问题的批件精神：“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所谓若干个，顶多不过是二三十人，或者四五十人，野心家的帽子不能用得太广，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那么，无论党内党外争议如何，运动和政治斗争的责任决不应该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人来负。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群众在运动中如有错误属于批评教育问题。向人民群众追究运动的刑事责任，不符合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党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的一贯方针。
    四、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论思维，是全党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阶段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对“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充满了信心。我们对胡耀邦总书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示理解和感谢。我们始终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目前，我们河南的冤情申诉，于二00六年五月十二日，三十年来第一次被河南省各级法院公开受理，揭示了河南司法机构有希望给我们这一特定的阶层中受冤的人群一个公正的某些可能性，我们满怀希望去迎接。同时，对于“党委决定的人和事，我们法院无权更改”的说法，我们又充满了担忧。我们的冤情何时了，或许天知道的多一些。
    五、我们的现状和请求：中央（1982）9号文件明确指出：“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有原单位负责，同有关单位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不该判刑的判了刑，谁来给我们纠正？我们晚年的最基本的生活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养老问题、医保问题谁来解决？多年来，我们含冤千辛万苦多次上访，有关部门推三诿四，均未得到解决。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已年逾花甲，疾病缠身，生存能力下降，缺乏生活来源。有的人贫病交加，负债累累，有的人靠子女养活，艰辛度日。三分之一的人带着冤枉离开了人世。我们已经成为现今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想当年，我们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过很多工作，为此常常感到无比欣慰。现如今，我们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仍为自已一生的坦荡和清白，感到无尚光荣。我们其中的很多同志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仍始终以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地保持着共产党人地先进性。
    我们担心，如果党的政策长期得不到落实，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势必影响党的光辉形象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因此，我们请求：
    1、迫切请求落实（1982）9号文件精神，尽快解决眼前急需的生活出路问题、养老问题和医疗保险问题。（世界给我们的时光不多了）
    2、请求立案重审，复议甄别。
    3、我们将继续依法上访，直至解决问题。生命不息，争取不止。
    六、联系人电话：
    郜国荣 0371-66254260 辛结实 0371-60935281
    2006年5月20　　

二OO六年八月四日，河南“两案”刑释人员的再次报告
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并诸常委：　　我们是一批在“两案”清查运动中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判刑期满释放人员。出狱后理应享受中央（1978）48号文件和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规定精神，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的办事方针，“妥善安排生活出路”。但由于郑州市执行机构不遵照执行的原因，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至今未曾得到解决，为此，我们再次严正请求：　　一、 中央（1978）48号文件和中央（1982）9号文件及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是党中央关于“两案”清查中政策性的指示，不容质疑，不容忽视，不容拒不执行。　　二、 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相关机构对我们这一批人贫困的生存现状长期漠不关心，不符合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给生活出路”的一贯方针，不符合“以人为本，和谐安定”的基本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为地拉长了党与群众的命运距离和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三、 我们悲惨的生活现状与和谐社会的幸福构想不成正比，很不和谐。我们大都是年逾花甲以上的法定老年人，劳动能力极度下降，生存能力严重减弱，自顾不暇，朝不保夕。二分之一的人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抱憾谢世，尚存的二分之一人仍在生无营养.居无定所.病无钱医.死无薄葬的四面无援的悲惨煎熬中度日如年。一个活生生诺大的被政策遗忘了的贫困的政治阶层，一幕难以掩饰的被和谐社会忽略了的弱群画面。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我们中间有的人曾为新中国的诞生立过战功，流过血负过伤；有的人曾为抗美援朝跨过江，打过仗；有的人曾为社会主义建设披过红.戴过花。我们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过很多工作。今天的重复报告与其说是辛酸的诉说，不如说是久积的呐喊。让贫困和艰辛成为我们追求未来的动力；让健康的声音和激扬的文字存入我们永久的记忆。　　四、 我们是正统的炎黄子孙，我们是合法的中国公民。请各级机构务必尊重我们下列的权利：　　1. 政治权利、民主权利和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2. 《老年人保护法》所赋予我们的一切权利；　　3. 捕前长期高积累的公积公益等劳动价值部分对于每个社会主义劳动者应享受的利益权利；　　4.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出狱后所创造的社会成果分配享受权利；　　5. 世界人类扶贫组织惠济贫困人群的物质享受权利；　　6. 一切我们未知晓的属于我们的权利；　　五． 党中央和胡锦涛主席“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政治胸怀，极大的激发了我们向往幸福生活的晚年热情。胡主席关于信访问题的批示，温暖了我们衰老的心灵。河南省义马信访模式让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希望，共产党人总是这样善于争取。世界是美好的，世界是进步的，世界是光明的。胡主席说：“每一个信访者都有自己的心酸故事，有的人是为自己，有的人是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因此，能不能认真地对待这些信访者不仅仅是敬不敬业的问题，也是一个能不能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问题。信访量的有增无减，反映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而大量的社会矛盾到不到应有的解决，也反映出信访制度的不完善，同时反映出有关职能部门的缺位，说到底，信访只是沟通、联络、落实的作用，要想清除社会矛盾，光靠信访显然不成，关键还是每一职能机关、党员的干部尽职尽责，关键还得看我们制度设计完善，因此，从这一点看，解决群众上访问题还任重道远。”　　六．迫切请求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尽快解决眼前急需的生活出路问题、养老统筹问题和医疗保险问题。　　以上报告恳请重视。　　联系人电话：郜国荣 66254260、 辛结实 60935281　　报告人　　范念民 原荥阳县县委副书记　　聂世敬 原三机电一处革委会副主任　　俞起龙 原国棉六厂工人　　闫有健 原国棉三厂革委会常委　　原永孝 原市邮政局革委会副主任　　郭振东 原市电信局革委会副主任　　李成书 原汽车公司革委会副主任　　王书义 原第二造纸厂革委会副主任　　王志军 原二七纪念堂革委会副主任　　杨建华 原国棉三厂革委会委员　　张德昌 原国棉三厂工人　　姬进才 原国棉四厂工人　　张步渠 原百货公司革委会副主任　　周启忠 原郑州市革委会副主任　　郜国荣 原黄委会革委会副主任　　周小樵　　冯玉柱　　李建堂 原郑州粮食局革委会副主任　　张晓根 原郑州市向阳区革委会副主任　　马凤林 原503厂革委会委员　　孟庆怀 原503厂革委会副主任　　吴德祥 原503厂革委会副主任　　冯纪凌 　　郭官元　　徐春恒 原国棉四厂革委会委员　　刘世英 原安装公司革委会副主任　　王守学 原国棉一厂革委会副主任　　赵清海　　全林保 原省纺织机械厂工人
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项雨田　　上街铝厂革委会副主任刘耀祖　　郑州拖拉机厂革委会主任张育民　　郑州肉联厂袁萸华 　　焦作市委副书记李学英.　　　新郑县委副书记范发山.王彦彬（已去世）　　新郑县革委会副主任石文山　　新郑显县团委书记李志军　　新郑县革委会常委、新郑烟厂副书记石宝山　　新烟保卫科长赵根有　　新烟保卫科副科长孙水法　　二OO六年八月四日

二OO九年五月十六日，撤销“三不”规定 化解30年积案——5·13上访河南省高级法院纪实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定今年是“积案化解年”，为我们多年申诉的访民带来了希望与信心。5月13日河南“两案”，“揭批查”运动的申诉人500余人来到河南省高级法院上访。上访的诉求清楚地写在上访人打出的横幅标语上：“维护宪法权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公民权益，”“全面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化解三十年积案！”、“河南省高法‘三不’规定违宪违法，必须撤销！”因为我们去得早、省高法一上班，我们是第一个登记上访人。     三十年前，河南省在省政法委书记赵文甫等主持决策下，背弃中央的“两案”（林彪、江青）“揭批查”运动的方针政策，制造了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厂矿班组长、农村生产队长在内的100多万人受冤的整人运动。全国共判处“打砸抢分子”5298人（中发1988年2号文件）河南省仅在1979年底“突击判刑”时，一下子就判处2400个“打砸抢分子”，占全国总数的45%之多！（见原省委秘书长赵俊峰就“揭批查”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而且三十年来河南省一直对申诉人的案件实行封杀，剥夺当事人的申诉权。在2006年、河南省高法大张旗鼓的“大接访”中，我们第一次受到省高法的接访第一次得到“同意复查”“三个月给答复”的承诺。没想到一个月后省高法在豫高法【2006】149文件中声称；“在特定历史时期，按政策处理的历史案件，不复查，也不再向当事人作答复，填写结案报省法院。”不复查—剥夺你的申诉权；不答复一剥夺你的知情权，报结案一不纠正，剥夺依法纠错权。河南省三级法院用“三不规定”，企图把“两案”，“揭批查”申诉案件以“按政策处理的历史案件”为由、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依法治国的表现吗？   河南省三级法院多年来剥夺上访人的申诉权是河南省集中上访，反复上访、上访人数在全国居高不下的主要根源，这次群访拉开了“积案化解年”上访的序幕。在现场的上访人除少数家属外，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老令人。大家举着横幅标语，井然有序地坐在省高法大门两侧，为了不影响交通，全部都在人行道上。在等待接访的时间里，大家高唱红色革命歌曲，深情的《东方红》，激昂的《国际歌》，一曲接着一曲。高法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院长张立勇亲自召集会议，正在研究如何接待我们，要我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10点左右，高法工作人员通知我们；每个地区派3—5个代表进来接谈。在我们的要求下，采取了集中接谈的办法。省高法立案厅尚厅长告诉我们，省高法领导非常重视我们的上访，派他们来认真听取上访代表的上访诉求。
上访代表集中反映了省高法在{2006}149号、【2008】195号文件中关于“三不”的规定（豫高法【2008】195号文中重申了【2006】149号文中的“三不”规定）是违宪违法的，是不符合党的“事实求是、有错必纠”一贯政策的，是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我们强烈要求省高法就“三不规定”的法律，政策依据给涉诉上访人一个说法；在“积案化解年”里，全面落实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认真化解“两案”、“揭批查”运动的遗留问题；按照胡锦涛总书记“事要解决”的信访方针，彻底解决三十年的申诉案件，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实事，做好事。
尚厅长请示了院长后，明确答复；院长很重视访民的意见，立即着手进纠研究，下周三接见上访代表，给予明确答复。请代表动员门口的访民撤走。
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访民们说，我们已等了几十年，哪差这一星期？我们相信，只要有共产党领导，只要宪法在，党章在，公平正义最终会实现！
、在撤离现场时，大家随手捡走了烟头杂物，省高法门口一干二净，得到门卫，工作人员的赞许。
从早上8点到11点，这次上访前后共3个小时，虽然人数不少，但从头到尾始终保持文明有序，为今后的上访，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汴论文     200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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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在“揭批查”中》
问：197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27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本文根据现场采访两位事件的当事人，阅读新华社记者国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中国焦点》杂志2004年第一期，以及赵伟浩写的《周恩来三救张钦礼》（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11月）一书，并采访其他几位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志而成。文中凡注出姓名的，均为对话实录。其他问答是根据上述材料而来。错谬之处，文责自负。并欢迎读者指正。韩德强：《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杨捍东忆“揭批查”》
从停职反省到判刑五年　　张钦礼被他们构陷之后，我跟新来的书记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对我说，造反派里不是没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这个人跟风很厉害，凡是张钦礼工作期间在职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一次性要免掉十八个公社书记，由组织部长宣布名单，同时说两句免职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时候，理由是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依据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帮派会议上，孔令洪说出以华为首的四人帮这个话，我就很奇怪，这个话应该是有下文的，组织部副部长吴令传说他随即改口说是党中央，我就问这到底是口误还是攻击？免掉粮食局副局长杨东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说这个应该有什么家俱名称，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计值多少钱？几方木材都没有，就这样免掉一个局长啊。刁文当即就说，去球去球，这个会不开了，回头假装责怪组织部：你们咋搞的材料？　　我说，从免职的程序看，我们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书记，说他是四人帮的帮员，四人帮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公社来呀！我们这些人哪个人跟四人帮搭得上关系呀，我们县委常委应该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议材料跟本人见见面，行不行？当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军队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说杨书记说的对呀。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刁文说只要叫杨捍东参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队，直到免我的职。　　我的专案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始终没有对面批判过我。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团上商丘开会，后来开科技代表大会，又要我当团长。会上，我要求见地委李锦堂书记，他召集地委常委听我汇报兰考的情况。我说，张钦礼工作的时候，淤灌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是有成绩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条河，兰考县内的三害基本上消灭了。张钦礼走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都是坏人，现在来一个全面扫荡，原来整张钦礼的人都作为动力，作为提拔对象，我认为这是刁文搞的还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远是没有党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产量目标是四五八，黄高昌两年把产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兰考这样的干部都不要，还要啥干部？至于我个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我免职，要么调出兰考，我的这个汇报当场做了记录。　　我回兰考之后，马上找刁文作了会议内容汇报，包括我跟地委书记谈话的内容。他下去说杨捍东在地委告我的黑状，我回头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认。　　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礼堂开会，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以上成员参加，我还坐主席台上，刁文说今天要杨捍东说清楚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事情。财政局的张玉合说：刁书记，我想给杨捍东提几个问题行不行？一、你抗过日吗？二、你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没有？三、你一没有打过日本人二没有打过老蒋，咋当的县委书记？刁文说回答嘛。　　我说，建国那年我七岁，一无战功二无苦劳，为啥当书记？我说不出来，自己做梦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过，当书记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问刘建勋，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够格，还是赶快免我的职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泪说完这几句话，就没有人再发言了，批判我一场就是有人提了三个问题，他们说没有打过仗就没有资格当书记。　　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我找到刁文问他，你不是说免职不算处分吗？怎么我成了恶，还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过我的人、捆过我的人，我个人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回过头去说他们的，你们就这样对待同志，这样当官、执行政策的呀。　　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众都说老长工又回来了，我听了很感到欣慰，当人民的长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当官也一样为人民工作，这一年队里成为先进单位，大队每人都受　　九、 进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蔸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禄的老婆找我的爱人，说叫汉东去跟刁文说句话就啥事没有了。我没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说他在文革中间参加过抢枪，我当时就说你抢枪你检讨，你用自己的派性来说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张副院长提审我，检察院的丁股长办我的案子。当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检法的，每月五号要检查一次监狱，看看他们缺啥，办过紧俏东西也找我批，他们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说，官兵对我都很尊重。有个姓周的所长不识数，问杨捍东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老子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马了不是。　　到了刑讯室，他们给弄了个烧饼、油条，叫先吃早点。他们说，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烟罢。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办我的案，是你们问我还是我问你们？他们说，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来兰考就好了。说来说去，你那个调查报告对周书记的打击太大了。我说，我都被他们抓去坐过一回监牢了，五花大绑批斗了四十多场，还没有完帐？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意把兰考划到商丘地区，周化民是地委书记，过了二三年，打击完了，又划回开封。他们拿出我练书法写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春望，中间有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问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你的国就破了吧，我问他们，我还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你们没有看见吗，哪一首影射现实的？说了两天，我就问他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他们说，你管公检法办过什么错案没有？提到牛万成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解放前出卖过八路军，解放后又鱼肉百姓，本身是个坏分子，他罪证确凿。他们回答说，已经放了。又说防汛期间，有个韩美兰，洪水上来的时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错之有？最后我说，你们谈了这两天，那一条够犯罪，他们说确实不够，我就说你们不能再错。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1200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32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兰考一共六个人送到省第三监狱，狱政科长问是啥罪，我说无罪，他问没罪来这干啥，我回答说，你看看我的判决书，这些事儿作党内处分都不够，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写认罪书，就不放过我，要留监就业。科长找到我说，老杨你认个错算了，我说监狱是教人认错的地方吗？我犯的是啥错误？如果你们能够依法办事为我申冤平反，就是认几天几夜的错也可以。　　我在监狱了停了五年半，父亲杵着拐棍去看我，说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爷儿俩见不着了。我见了他，很难过，说：大，我不孝，我在这给你磕四个响头，就这样送你了。最后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给父亲治病，一五九医院和地区医院都确诊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监狱，卫兵却不让我进去了，最后是狱政科干部领着我进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说我没有认错，原以为五年变无期。我离开监狱之后，离开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们凑了四千多块钱给我，我回家床都没有下，就会老家去了。年底父亲就去世了，人财两空。我年底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参军走了，才十五岁多，我到武装部找到部长和政委，说你们胆子太大了吧，乌纱帽不想要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专门安排他走的，不能因为你影响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当个爱国军人，要他不要再入党了，这个党已经变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几十分钟，还召集党支部会议，当过多年的县委书记，最后那些以党的干部宣布说不承认我的党籍，可笑不可笑。你开除我的党籍，总要手续完备，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当了七年半兵，复员回来之后在医药公司工作。　　我爱人是六三年大专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师，焦裕禄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财政局人事股长，后来因为我的影响要她医药公司切药，仓库主任，门市部主任，就是不给她调工资，退休了只有400多块钱。　　我回来之后，纪检书记杨找过我几趟，他原来是办事员，是反张钦礼的。他到我家里，叫我上班，我说劳改五年了，还有班可上，他说你没有开除公职，还是国家正式干部。中央有个文件精神，清查中间的人，要给出路，让看河南省委的一○○号文件，上面说对罪该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说从上班之日起发生活费，不等，最高50元。我说我一个本科生，最少教个初中吧，小学老师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话吗？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况本来就不该判我的刑，我是宁可多蹲监狱也不认罪的。如果你们真同情我，就在西关农场给几亩地吧，这样从八五年开始，我就种了二十年的地，场长给了四亩地，我自己开荒五亩。靠种地供了两个大学生，本来大儿子学习成绩最好，因为我坐监狱给耽误了。我坐监狱的时候，爱人的工资是34块钱，三个孩子是十岁、七岁、四岁，现在想起来都寒心，不知道咋过来的。　　在农场期间，农场工人多少次要选我当场长，教领着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说我啥没当过，这个年头不是我干事的时候。谁要来征求意见，我都是正面说，不能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从没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时候是毫无保留地奉献青春，兰考在我们手上领着建了两个工业区，十个大型厂矿，几十个集体工厂，农业上除三害的愿望彻底实现，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们成了功臣。　　十、 回顾毛泽东和文革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于文革的方式问题，值得探讨，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否妥当，确实有坏人趁机报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规模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靠免税免粮能免多少，这些措施切断农民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也就是能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矛盾。农资大幅度涨价，比免税来的多，交点爱国粮，增加爱国意识，生资别这么涨，农民倒能多得点好处。农民自己始终认为种地完粮，天经地义。　　今天兰考连教师、正式干部，要发工资的人不少于一万，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饭这一块就得一个亿。兰考的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没有了，有几个好的私人企业？税源在哪里？哪有财政收入？吃饭这一块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级财政转移，战乱、饥荒怎么办？国家如何维持，中央财政也变成吃饭的了。靠富人爱国拿钱，那是笑话，明王朝眼看要垮台了，崇祯亲自动员皇亲国戚拿军饷，还都不拿。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张钦礼不媚上是一贯的，老黄有一次亲身经历，他曾经陪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到兰考来视察，张钦礼带他们参观了苹果园和贮藏苹果的地窖，硬是没有请他和随行人员吃一个苹果，视察结束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钦礼也没有主动留吃饭。在返回的路上，杨的通讯员和司机就开骂了，受到杨的阻止。老张说到，张钦礼下乡的时候，如果给炒盘鸡蛋或者是猪肉，他一定不吃，还要骂人的，他在乡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几块红薯，吃完之后碗比“狗舔的还干净”。如果是今天，张钦礼这样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场中间一天都混不下去。那个时代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这样，兰考有一个村子在三几年的时候就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一个老党员九十多了，常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见识过的什么人最坏，他笑笑说：我入党的时候你还没有呢；算孬种支书算第一。　　因为张钦礼威信极高，不搞和稀泥，谁不对就要挨批评，受他批评的人往往几年抬不起头来，他在兰考工作时间又长，挨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很多干部恨他，甚至在公众场合，上级说的不对的，他也起来反驳，周化民就曾经被他当场指出错误，闹得灰头灰脸，下不了台，因此恨他，文革一来就借机整他。　　张钦礼死后，我写了挽联，横批是：一代风范　虽死犹荣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二○○○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个文革期间参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赵福寿，后来是三监狱的政委，他对犯人说：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揭发批判，发动利用犯人治他们从前的对立面，说是谁立功谁受奖。照理说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机会，是所谓的“拨乱反正”，这样的事情他们本不该假手旁人的。就是这个人，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出发，在我刑满之后又额外多留难了我五个多月。
老田：《采访杨捍东》摘录

二0一0年四月，杨止仁：《痛悼梁心明同志》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信仰者、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忠贞捍卫者、反对帝官封资修的英勇战士、工农劳苦大众的忠实公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梁心明同志，2010年2月19日7时30分在郑州溘然逝世，享年92岁。　　
梁心明同志是河南省林州市（原林县）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林县八路军工作团宣传部副部长、太行七分区南进支队政委、太行五分区四十四团政委、辉县、获嘉县、汲县、武陟、修武县委书记、中央重工业部人事司学校处副处长、工业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第一、第二机械部教育司高教处处长、中央农业机械部教育司副司长、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郑州国棉三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郑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1982年9月离职休养。在革命战争年代，梁心明同志较长时间深入敌占区开展艰苦的地下工作，广泛联系群众和社会人士，发展壮大党组织，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在脱党分子出卖党组织的严重情况下，他机警地组织各方面力量，迅速转移和隐藏地下工作者，使绝大部分党组织没有遭到损失，为在新形势下进行反攻打下良好基础。1944年，梁心明同志被党组织派往修武、获嘉、武陟三县边区，独立负责开展敌后游击斗争，发展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和地方武装，配合我大部队作战解放了林县全境。并组织南进支队，任政委，负责开展道清铁路以南黄河以北的抗日游击区，打垮了国民党地方顽固武装，拔掉了革命心腹地区所有的敌伪据点，建立革命政权，有力配合了我大部队在豫北收复中小城市，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斗争。1949年初北京解放，被上级任命为先遣小组长，随同华北人民政府先遣人员到北京筹建党中央迁京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梁心明同志全力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在国家工业院校规划创建和人才培养方面，他始终坚持贯彻毛主席指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做出卓越成绩。在任郑州国棉三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期间，他正确处理两派群众矛盾，处处关心工人生活，依靠团结工人阶级和技术人员，大力贯彻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抓革命促生产，使生产蒸蒸日上，成为郑州六个大型国家棉纺厂中唯一对外开放的厂子，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和爱戴。梁心明同志在任郑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期间，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奋斗，多次受到表彰。　　
1947年，解放区贯彻刘少奇主持的土地会议精神，开展“三查三整”运动中，梁心明同志因说过有些地方不给地富分田或少分田分坏田，还不准群众给地富讨饭吃，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是逼地富投靠还乡团，不利于对敌斗争。我们是消灭地主封建剥削制度，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富阶级的人。被上级错误地整成包庇地富丧失立场的阶级异己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直到1982年，许多老同志为他呜不平，他的老战友高扬同志（原河北、吉林省委书记、化工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对他说，你历史上受的处分是个大是大非颠倒黑白的路线问题，要弄个明白。应找中央组织部给以解决。梁老才写申诉呈宋任穷，经中组部复审，彻底平反。他含冤三十五年，没有因受处分长期未得到正常使用和提拔说过一句怨言，始终忠诚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地工作战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梁心明同志在吉林工业大学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走资派反和批判资反路线的群众，并妥善正确处理两派群众的矛盾，引导两派群众联合团结起来夺权。军宣队进驻后，支持方向错误的一派，对梁心明同志进行残酷迫害，长期不分配工作。梁心明同志被迫申请组织调回原籍，任郑州国棉三厂党委书记。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梁心明同志越来越感到党的政治路线变了。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以后，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社会上泛起一股贬毛诋毛反毛非毛化的恶浪。取消“四大”压制民主，以推行改革开放为名，在城乡大搞私有化，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党和政府贪污腐败成风，社会风尚日坏，城乡两极分化逐日严重，以致酿成“xx动乱”。国际上又发生苏东巨变，社会主义阵营彻底解体。所有这些情况使梁心明同志更加深刻体会到毛主席在和国内外反对修正主义的多次斗争中，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比正确性。他深深担忧自己和广大革命战友以及千千万万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为之英勇斗争几十年的革命成果有一朝付之东流的危险。正在这时，魏巍同志主编的《中流》、孙永仁诸同志主编的《真理的追求》等革命刊物在北京创刊出版了。梁心明同志是河南最早订阅这两个革命刊物，并成为积极宣传推荐者的。　　
我和梁心明同志认识始于1995年。1976年10月下旬，我和1932年参加革命的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1938年参加革命的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周民英同志，因1976年6月一块用内参手抄件向毛主席反映一个事关我党我国前途命运的重要情况，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背叛革命的河南省的xxx”，武装监护审查三年。董万里同志1977年10月含冤死于监护囚牢中。我和周民英同志经多次驳斥妄加给我们的罪名，是侵犯党章规定的党员正当权利的违反组织原则的行为，迫使当局不得不予以取消。但在全属执行毛主席批示的中央文件没有其它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仍然给我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基层劳动锻炼的处分。1990年给我按一般干部办了离休。从此，昔日的同志几乎全和我断绝了来往。在我十分孤独压抑苦闷忧虑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候，忽然一天，董万里同志的夫人李凌云同志陪同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同志来到我家。李凌云向我介绍说：这位是董万里在太行工作时期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他听我说到你和董万里是同案，特让我陪他来家看望你。梁心明同志谈了他对时局的认识，向我推荐了《中流》、《真理的追求》两个革命刊物。我表示十分感谢。我们一见如故，倾心交谈，非常投机，使我又回味到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真挚的同志感情。　　
我立即订上了《中流》、《真理的追求》，并多买了几本，送给我当时已认识的张倩夫和其他几位挚友。从此，我和梁心明、张倩夫和通过梁老认识的原虎林、朱久如、李寒(老红军，原郑州市委党校校长)诸同志成了经常来往的战友。在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几位同志都深深感到梁心明同志忠于党忠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心红似火，反帝、反封、批修、灭资志坚如钢。都很敬佩他不论撰写文章，发表演讲，交谈处理问题那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观点尖锐，胆识过人的彻底革命精神。梁心明同志1999年成为邓力群同志领导的国史学会会员。在历次国史学会年会上，他的激昂慷慨、尖锐犀利地痛揭猛批修正主义的发言，总是语惊四座，不断赢得掌声。梁老一次在北京国史学会年会上发言后患重病，邓力群同志派国史学会秘书长苏铁山同志安排他住院，并派一位同志代表他去医院看望。　　
梁心明同志从1999年至逝世的近十年中，先后撰写了八篇战斗檄文和长篇叙事体小册子共约近三十万字。他写于2000年完稿于2003年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贡献》一文，约六万字。扼要深刻叙述了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和重大贡献，是一篇很有助于人们学习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光辉理论的重要著作，曾由“毛泽东旗帜网站”作为重要论文印成专册发给全国读者。梁心明同志2006年撰写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国有企业必须重振雄风》，被当时《神州强国人才大辞典》编委会举办的神州强国人才优秀文献（作品）评选活动中评为特等奖。（全国五名），梁心明同志本人被评为神州人物金奖。该活动通知中说：这是为离职人员留下的一份珍藏和纪念，也是各级人事主管部门考评人员晋升职称提高待遇的重要依据。但梁老却写个纸条给儿子说：“文章特等奖可领取，人物金奖须出一千二百八十元人民币，不领。对我来说没有用，我一辈子是不为名利而工作而斗争的。”梁心明同志的长篇叙事体小册子《留给后代的故事》也约六万字，他用生动的笔触，扼要叙述了他一生坎坷不平的革命战斗历程，是革命者和青少年的一本很好的革命政治教材。小册子最后的简短结束语中说：“我一生坎坷多难，有人认为是我心眼太死造成的，很多同志为我的遭遇鸣不平。其实对于个人得失我都不在乎。一个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真正共产党人，应当把这种坎坎坷坷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风风雨雨，因而更应感到革命者的责任重大，更应坚强地同一切错误东西斗争到底。”其实在革命队伍中，对于一些违背毛主席党中央正确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做法敢于大胆提出不同看法进行抵制，从而受到打击和错误处理的同志并不是很少数，甚至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被错误路线误害致死的也不是极个别。造成梁心明同志历史冤案显然是1947年毛主席正转战陕北，刘少奇贯彻他在晋察冀主持的解放区土地会议精神时推行极左路线的结果。这一极左搞法被毛主席党中央发现后很快就得到了纠正。这说明一个忠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革命斗争中，不但要随时准备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也要随时准备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受到错误路线打击和不公正处理，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只是由于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制定了在革命队伍内部斗争中，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以后，被错误抓捕判刑尤其是被误害致死者大大减少甚至没有了。但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的“清查”运动中，却把文革中千千万万忠贞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战士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大肆逮捕判刑，甚至杀头，造成党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冤假错案，至今不予平反。梁心明同志在“清查运动”中也又一次受到了批判和不公正待遇。　　
《中流》、《真理的追求》被停刊，魏巍同志被隔离审查，梁心明同志对这一赤裸裸地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搞全民党的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坚决支持大力宣传推荐《中流》、《真理的追求》的继承者孙永仁、时迈同志主持的《毛泽东旗帜网站》和《毛泽东旗帜文萃》的发行工作，坚决支持魏巍同志和肖衍庆同志主持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坚决支持《主人公论坛》、《中国工人研究网》、《乌有之乡网》等革命和进步网站的工作。　　
梁心明同志一贯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使他在国棉三厂工作时认识的很多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以及对外有业务联系单位的人员都喜欢同他交往。他借此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为工农劳苦大众呜不平。在他以党民声的笔名为工人阶级撰写的《工人阶级的呼吁》一文中，大声疾呼：“在21世纪第一个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们工人阶级的心情和毛泽东时代大不相同，不是热烈欢庆，而是满怀激愤地大声呼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坚决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使已经站立起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再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党政腐败已发展到天怒人怨的地步，为什么屡禁不止，越反越腐？两极分化已发展到触目惊心世界之最的程度，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熟视无睹？不加过问？贪污腐败，赌毒黄拐，凶杀抢劫种种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沉滓泛起，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工农大众已完全落回到雇佣奴隶地位。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大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几人相信？” “把工人农民逼到无法生活的地步，还不准上访，许多上访者遭抓捕。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也常常被警方驱赶抓捕，这还叫什么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工人阶级高呼：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共同富裕，不要两极分化；要真共产党，不要假共产党；要当国家主人，不当资本奴隶！”2001年梁心明同志怒气冲冲地写了个六百字的《八问各级领导》：一问党政腐败已到天怒人怨地步，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请问上梁不正在哪里？二问百万千万亿万富翁遍布各地，为什么不敢承认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三问国有企业长期大面积亏损、破产、倒闭，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境是何原因？对于这个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听见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党全国人民做过严肃认真的交代？四问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大力推广承包制是谁提倡的？结果如何？党内总结过教训吗？五问九十年代从上到下刮起招商引资滚动战略，大上项目之风，造成了多大恶果？六问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领导阶级，可现在变成任人宰割的奴隶`讨饭阶级，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讲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吗？七问衣食住行哪一样不是工农创造的，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八问市场繁荣`两极分化，少数人富得流油，多数人穷困发愁，这就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对工人阶级反对出卖（按朱xx的话说实际叫白送）国有资产的斗争中和人民群众自发纪念毛主席被抓捕的人，梁心明同志多次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有关当局进行批评，要求放人。　　
梁心明同志一向苦读马列毛著，注意阅读报刊和网文，关心研究时局发展。他逝世后，我准备为他写悼文向其家属索要相关资料时，他儿子给我一大旅行袋近些年的读书读报笔记达十五本，我大约计算了一下，有一千六百多页四十二万三千多字。另有一本家属已复印装订好的他写的《留给后代的故事》约六万字。这不包括他近些年在报刊网上发表的文章。平常我们几个同志每去家看望他时，他总是在伏案阅读或书写。我们一坐下，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时局重大问题的看法。从他的笔记本中，我看到了他许多爱憎分明、观点尖锐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工农劳苦大众利益，反帝反资批修的未正式成文的论断、评点、怒斥、批驳。现摘抄少许：对于怎么看待党的十七大，他指出：“十七大党章正式写入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而且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这在实际上同十六大的提法有所区别和批评。但是讲了那么多，没有讲一句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并且仍然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中国和世界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只要有矛盾就有斗争，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我们一边，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我们一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　　
梁心明同志在评说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时指出：“这种宏观调控，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根本矛盾。旧的矛盾暂时缓解一些，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堵不胜堵。根本问题是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滋生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为借口实行的改革开放，是招商引资把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革开放，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现在的实际结果已经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再也欺骗不了人了。我们必须彻底批判清算这条道路，。”　　
梁心明同志指出：“抛开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讲代表先进生产力；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讲代表先进文化；抛开阶级分析，讲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抛弃的实质是三个否定，即：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再强调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一个新社会阶层，否定它是新资产阶级；否定劳动价值论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公开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已经过时；否定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没作任何说明，就删除了原来党章上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的条文。从此，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社会范畴被打入禁区了。可是宣传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把党的性质赤裸裸改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据此规定不愿意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允许加入中国共产党。”　　
梁老在笔记本中对赵紫阳、万里等人的修正主义走资派的真面目都进行了彻底地揭露和怒斥。郑必坚告诉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说：“1978年中国领导人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使美国两党总统摸清了新领导人的战略变化，从而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真正一员。”赵紫阳说的更清楚：“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发展经济。不要考虑什么民族资本外国资本了，中国人多资源少，不融入外国资本，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梁老的笔记本上用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万里这个极其恶毒的反党反马列毛主义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特别揭露了他迫不及待地要清算毛泽东思想，欲从天安门上撤下毛主席像，取消毛主席纪念堂的反革命罪行。指出“万里这个人从真正意义上讲，他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混入我党内最顽固的走资派。”　　
我们完全可以说梁心明同志的一生，是真正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大无畏的一生。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一直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帝、官、封、资、修斗争了整整七十三年，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未松懈过斗志，一直忠心耿耿坚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高尚最宝贵的革命品质。我们要以切实学习梁心明同志的这种革命品质，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战斗精神，把反帝批修灭资兴无的伟大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胜利，以告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在天之灵，告慰梁心明同志的忠魂。　　
梁老，你在毛主席身边好好安息吧！　　
梁心明同志永垂不朽！　　    附：
贺梁老九十大寿　　心红似火弥志坚，忠跟主席搞共产。　　驱帝灭蒋飞战马，批修反资舞笔端。　　征程坎坷砺韧志，道路崎岖炼心丹。　　今贺梁老九十寿，壮心不已未下鞍。　　　 　挽梁老　　心红似火紧跟主席路线革命到底　　志坚如钢痛挞帝封修资横戟至终　　    在梁心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亲属的发言　　
父亲，您的突然离去，使我们感到悲痛万分，像天塌了一样。这些天我们在悲痛的同时，也在不断回忆您革命的一生。　　
您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地位。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您都能按照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行，时时刻刻维护和捍卫毛泽东思想。　　
您在工作和生活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处体现出一个真正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胸怀。您的一言一行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父亲，党和政府的同志今天来给您送别，对您的一生，给予了高度公正的评价。　　
父亲，这几天我们认真读完了您生前留给我们6万字的人生总结“留给后代的故事”，我们流着泪读完了它，很多的不理解变成了理解。我们越读就和您靠得越近，感到我们能有您这样伟大的父亲，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　　
父亲，您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家财万贯，但是您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亿万金钱也买不来的，够我们子孙后代受用终身。　　
今天来了这么多党政领导、老战友，亲朋好友和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来为您送别，我想用您给我们的一段教悔来向他们表示感谢。　　
各位领导，长辈、前辈、亲友、朋友们，下面是我父亲在“留给后代的故事”里结束语的一段摘抄:　　
“有人认为我一生坎坷，是由于我心眼太死造成的，也有人同情我的遭遇，为我鸣不平。其实，对于这一切‘恩恩怨怨’，个人得失，我都不在乎。我常对友人说：如果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和个人得失，那么你就会越想越气，一直到气死为止，这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把这种坎坎坷坷、‘恩恩怨怨’，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风风雨雨。只有这样，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悲悲惨惨，而是愈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斗志更坚，正象毛主席说的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　　
“总之，一个共产党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必须是而且只能是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人。”　　
父亲我们想这不仅是您对我们子女的教悔，也是想对所有领导、前辈、长辈和亲朋好友说的话吧？我这里告诉他们了，请您放心吧！您一路走好！您未完成的事业和理想，我们一定会完成的！　　　 　您的儿子：梁胜利　　梁长征　　梁晓军　　　2010年2月25日　　　　 　一位下岗工人代表对梁心明同志的悼念发言　　
今天，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送别我们尊敬的革命老人——梁心明同志！　　
梁老是我们的革命先辈，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还是离休之后，都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竭尽全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梁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梁老的一生充满着对反动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愤恨和对工农劳动群众的关爱，始终和我们这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同呼吸共命运。　　
梁老，您放心地走吧！您对我们的“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教导，我们一定牢记在心。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列主义，并且一定努力去实践。反对修正主义的事业，一定会后继有人。　　
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梁老，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二0一0年七月九日，  红旗渠惨遭破坏及林县大冤案
    编发说明：毛主席去世后，河南省走资派势力制造了“以派反派”的大量冤案，原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干部遭到错误打击，很多群众受到牵连，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在林县，主要是围绕红旗渠问题展开的，修建红旗渠的功臣们在毛主席去世后受到了排挤和迫害，红旗渠也被否定，灌溉发电功能严重受损。打击迫害修建红旗渠的功臣们的帮派势力是文革期间被走资派操纵的势力，他们文革期间打着造反派的名义搞打砸抢行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修建红旗渠。毛主席去世后，他们上台掌权破坏红旗渠，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迫害修建红旗渠的功臣们。所以，该文所述的所谓雷庆祥这样造反起家的人，其实就是一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势力代表，是打着造反派旗号的走资派爪牙，该文作者在改革开放语境下为红旗渠功臣们伸冤，使用了这样的表面语言，认真思考的人应该可以理解。特此提醒说明。2010年7月9日发文者补
  
    2009年2月20日，红旗渠惨遭破坏及林县大冤案

林州市（原林县）广大干部群众把红旗渠视为“生命渠”、“幸福渠”、“一渠水一渠粮”，但竟有人污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修渠不是一功而是一罪”；并且把一大批修渠的干部、劳模、党员、群众打成“杨贵帮派体系”，制造了一起林县大冤案。在群众中流传着林县有三怪：修渠人遭迫害，反渠人高帽戴，上级领导不理睬。

红旗渠惨遭破坏
去冬今春我国北方大面积发生干旱，党中央国务院投入巨资加强各地水利设施建设，此时中央又拨付3600万元用于红旗渠技改工程。这是对林州人民的极大鼓舞，是对红旗渠的极大关心和爱护！
面临严重干旱，红旗渠抗旱保收的作用愈加明显，但令人遗憾的是，红旗渠引水量锐减，浇灌面积由原来60万亩降为现在的29万亩。据林州水务部门统计，1977年红旗渠引漳河水量为4.57亿m³，2000年只有0.73 亿m³，引水量下降84%。安阳师范学院王野平同志于2007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徒步考察了红旗渠，写出《从青年洞到渠首——红旗渠考察与思考》的调查报告，作者尖锐指出：“原来红旗渠配套有360多个水库，但大多废弃不用。现行的政策及领导，并未充分利用水库、池塘蓄水。像林州东姚水利站修成水库后，可灌溉百余亩土地，但东姚乡水利站为了自己卖水，而不让水库蓄水，致使水库干裂报废。”
作者大声疾呼：“红旗渠奄奄一息，只剩精神，没有了水；没有水的红旗渠，近于报废；当年全林县人民付出的惨重代价，今天都快付诸东流了；林州有重新被旱魔勒紧脖子的危险！”
1999年8月20日《大河报》头版：人力力可造天河，亦可使之干涸。汛期红旗渠首次断流。
“本报讯：记者从省水利停获悉，闻名中外的红旗渠日前全部断流。这是红旗渠34年来首次出现汛期断流。林州市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
1991年12月8日，原县委副书记崔凤金投书河南省委、省政府，反映红旗渠隐忧急待解决：“近十几年来，红旗渠遭到严重破坏。总干渠普遍被淤泥堵塞，山石滚落渠内成了‘镇山石’也没有人排除，山岩风化，殃及渠身也无人组织修复。支、农、斗渠大段大段地被拆毁。甚至有人拆石盖房，肆意破坏。长藤结瓜——水库工程大部分干涸，有的干脆在库内开荒种地。夜明珠小水电站大部分成了废墟，12支渠上原有24座小水电站，今天成了残垣断壁。红英汇流纪念亭也亭塌碑倒。”
更有甚者，总干渠盘阳段渠岸碑爆炸，30多米渠墙倒塌，60多米移位裂缝，造成红旗渠全线停水。时至今日，红旗渠支、农、斗渠475条，共长1050公里，第12支渠基本报废，其它均被严重损毁。水库池塘破坏损毁的更为严重。
时任卫辉市文联主席的王绶青同志，看到红旗渠遭破坏的惨景后，在1990年《诗刊》第10期上发表《重访红旗渠》一篇长诗，愤慨地质问：“牛毛白来羊毛黄，正常里头不正常。阴不差来阳不错，红旗渠单单受冷落。哪儿坍？哪儿堵？是不是患了肠梗阻？哪儿堵？哪儿坍？是不是得了脑血栓？草棵子高来禾苗苗低，智叟反把愚公讥？星望月，月望星，愚公坐了冷板凳。”

制造冤案  殃及“人工天河”
为什么红旗渠会出现如此令人痛心的惨状？究其原因，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整个八十年代的十几年时间里，县委书记杨贵同志受诬陷，修建红旗渠和积极参加山区建设的广大干部群众被打成“杨贵帮派体系”，无端蒙冤受迫害，搞乱了思想，坏人上台，好人受气。
上世纪七十年代林县县委清醒地思考了将来红旗渠面临的水资源形势，在全县修筑了500个小水库，形成了“长藤结瓜”的灌溉网络，平时蓄水旱时放水，“一渠水顶两渠水”。并且组织实施了红旗渠补源工程，金牛山水库已经全国19所大专院校和省、市、县水利技术部门勘测设计并立项且截流成功，总投资9000万元，可蓄水2.1亿m³。这个水库建成后就可以形成以红旗渠为主体的补源蓄水灌溉体系，可惜这样大好局面被后来的县委书记王德政和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雷庆祥等人破坏了，金牛山水库也于1978年底被迫下马。1978年雷庆祥等人诬告林县县委和杨贵得逞，同年7月13日中央、省、地三级工作组进驻林县帮助县委进行所谓整风，经20多天的调查没有发现杨贵和县委有实质性的问题后撤出林县。工作组长张凌告诉改组后的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德政，杨贵同志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还是要出来工作的，林县是红旗县，广大干部群众是好的，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王德政另搞一套，把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雷庆祥等人扶上台，提拔为县委常委，并且主持林县的清查工作，此后相继有50多个造反派进入县、公社和局委两级领导班子，从上到下把持了林县的整个清查大权。王德政违背中央有关清查“三种人”的政策，使林县的揭批查运动大颠倒，打击迫害了大批干部群众，制造了迄今为止的林县政治大冤案。他们捏造华国锋指示“杨贵是‘四人帮’的人”，以欺骗蒙蔽群众，在林县不是揭批“四人帮”而是揭批杨贵，坚决“砸烂杨贵帮派体系”，株连无辜，数千名干部、红旗渠劳模、党员和群众成了“杨贵帮派体系”，进了不同名号的学习班受到残酷批斗，有3人被迫自杀，3人自杀未遂。县委常委17人有14人被处分，原县委几乎一锅端掉。大批干部被免职、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政籍，还有的给予刑事处分。
县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周绍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含冤而死。副县长、红旗渠工地指挥长马有金被逼服毒自杀未遂，赶回农村含冤而死。红旗渠特等劳模、土专家路银被强逼在他们写好的揭批杨贵的材料上捺手印，气的大哭一场身体偏瘫，赶回农村含恨去世。红旗渠特等劳模、除险队长任羊成，钻洞能手王师存，舍己救人的李改云都受到批斗围攻。李先念主席接见和表扬的铁姑娘队长郭秋英、英难炮手常根虎被批斗后免去职务、清除出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守福因宣传红旗渠而被诬为“给杨贵歌功颂德”，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赶到工厂含冤去世。
王德政是外地人，不甚了解林县情况，而雷庆祥是林县本地人，他靠文革造反起家，靠反红旗渠发迹，雷庆祥在文革中宣扬“要打倒县委和杨贵必须否定红旗渠”，组织并主持10万人批斗杨贵大会，迫害老干部；抢夺人武部枪支弹药，制造多次流血武斗事件，捏造《揭开林县红旗县内幕》的传单，污蔑红旗渠是“死人渠”、“黑渠”、“秦始皇修长城劳民伤财”。1970年林彪路线时雷庆祥又兴风作浪，编造所谓杨贵刘友明48页错误事实材料，他们污蔑红旗渠是“对外惊天动地很凶，对内灰心丧气很空，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红旗渠是杨贵晋升的敲门砖。”在文革中和林彪路线时雷庆祥的目的没有得逞，可是1978年雷庆祥诬蔑红旗渠诬陷县委和杨贵同志达逞，志得意满，以林县县委名义写了一篇《林县县委正确总结红旗渠经验教训》的文章，刊登在新华社内参1980年7月28日第63期上。这篇文章重复雷庆祥在文革和林彪路线时的谎言，否定红旗渠是自力更生修建的，说红旗渠灌溉效益浮夸不实欺骗国家，杨贵是反对修红旗渠的。在党中央、河南省委1990年提出弘扬红旗渠精神后，雷庆祥一伙人还不死心，以发匿名信的方式和中央、省委对抗。1998年国庆节中央电视台播放《难忘岁月——红旗渠故事》，雷庆祥一伙在1998年11月6日以“凌岩石等林州观众若干人”的名义，攻击中央电视台“借讲红旗渠故事为闫书记鸣不平”，实为杨贵鸣不平，仍在诬陷杨贵“积极投靠‘四人帮’”，诬陷杨贵当年不顾群众死活大干快上修建红旗渠。2003年，他们写出《小说报告文学选》，影射攻击杨贵，发泄对红旗渠和杨贵的不满。2005年他们又向全国发传单继续诬陷杨贵同志，2008年还散发传单进行诬陷。他们过去办坏事，现在仍在干坏事。
由于王德政、雷庆祥不遗余力揭批杨贵、诬蔑红旗渠，在林县形成极不正常的情况，谁赞扬红旗渠就是为杨贵翻案；谁宣传红旗渠就是为杨贵树碑立传。随之，红旗渠展览被拆毁，红旗渠书不准卖，红旗渠歌曲不准唱，就连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指示做成的红旗渠沙盘也被销毁，对接二连三发生的破坏红旗渠行为听之任之。
1978年8月底，王德政和雷庆祥到山西平顺县大谈林县揭批杨贵的战果，说什么杨贵和平顺县委书记李顺达多年相互勾结，林县问题的根子是杨贵，平顺县问题的根子是李顺达，林、平两县要联手起来肃清杨、李一切流毒。他们的平顺之行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破坏了林、平两县的友好关系。当地一位老党员说，林县人自己都批起杨贵和红旗渠来了，红旗渠不吃香了。过去两县关系好，共同维护红旗渠，现在做事只要对我们当地有利，也不管他什么红旗渠受危害不受危害了。王德政、雷庆祥的平顺之行破坏了红旗渠源头的和谐局面，对红旗渠水源的破坏是釜底抽薪，是其它破坏所不可比拟的。
山西平顺石城水电站1984年元月动工，引水渠就建在红旗渠首拦河坝内，建在林县永久买下的地段上。时任红旗渠管理处负责人的彭美中同志得知要建石城水电站后，忧心如焚向县委领导一连反映5次，那个领导竟然说：“没有你吃的饭，还是不发给你工资，你管这事干什么？”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亲自找县委领导反映几次，县委主要领导无动于衷，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石城水电站的引水渠在红旗渠拦河坝内建成了，拦截红旗渠水源4个流量，经计算，每年从渠首引走1.26亿m³水，相当于现在修建的马家岩水库兴利库容的五倍还多，再加上红旗渠在山西境内当地群众用水和渠道管理不善，红旗渠几经断流。

反对新闻界宣扬红旗渠
王德政、雷庆祥对过去宣传过红旗渠的记者也不放过，如华山和郭小川受到点名批判。王德政公开在会上说：什么山呀（指作家华山），什么川呀（指诗人郭小川），什么小说呀、长诗呀，他妈的都是为杨贵树碑立传。最近省委给我打电话，说华山想继续来林县体验生活搞创作，我就对他们说，此时、此地、此人出现在林县我们不欢迎。原新华社长穆青在林县也同样受到冷遇，他要见红旗渠劳模，当时的市委领导百般阻挠，说：见了以后也不准上报上电视。雷庆祥一伙对新闻界的人十分仇视，说杨贵用“仨核桃俩枣”收买了记者，林县红旗渠是靠记者吹出去的。
岁月如流，时间已过去30年，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红旗渠精神，与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人工天河”红旗渠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人民干出来的，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李先念、温家宝、曾庆红、李长春、钱正英、习仲勋、刘云山等关心支持及视察指导，也是穆青、华山等新闻界前辈热心宣传走向全国以至全世界。我们希望上级领导以及新闻界的同志关心红旗渠的历史与现状，来林州实地看看红旗被破坏的情况，关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红旗渠的故乡形成的大冤案，请求你们调查了解，实事求是，伸张正义，还历史本来面貌。
原林县县委副书记　　　　　　　　　　崔凤金
原林县县委副书记　　　　　　　　　　栗秀林
原林县县委常委　　　　　　　　　　　秦进才
原林县县委常委　　　　　　　　　　　牛玉珠
原林县公安局长　　　　　　　　　　　牛文杰
原林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赵河山
原林县计委主任　　　　　　　　　　　李顺昌
原林县红旗渠工地指挥部党委副书记　　彭士俊
红旗渠特等劳模　　　　　　　　　　　任羊成
红旗渠特等劳模　　　　　　　　　　　张买江
2009年2月20日


二0一一年二月九日，河南省两案受害者：《河南文革“两案”清查扩大化受害者的合理诉求不应长期搁置！》
我们是河南文革”两案”清查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
我们是被剥夺了三十年申诉权的冤民，
我们是被剥夺了三十年工作权的访民，
我们是坚决捍卫宪法、党章、法律尊严的公民。
近年来，胡锦涛同志敞开信访大门，让人民群众诉冤讲屈，敦促各级官员正确对待群众信访，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举措，特别是最近重提要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深得人心。但仍有不少官员无视人民群众的冤情和疾苦，欺上瞒下，推诿拖延，有法不依，有错不纠，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落实，使我们的冤案长期得不到解决，生活得不到应有安排。我们都已是年过60岁的风雨老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向党中央、人大、国务院、省委各有关领导人呼吁:应该尽快全面贯彻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及近期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精神，尽快化解河南文革”两案”清查运动扩大化造成的错案，化解积压在我们心头的冤情。
一、河南”两案”清查运动扩大化是蓄意对抗中央文件精神和国家法律造成的恶果。
原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等，1958年追随吴芝圃在河南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给河南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文革后他们故伎重演，编造谎言，骗取信任并把持了”两案”清查运动领导大权后，就公然对抗中央文件精神和国家法律，收买和胁迫极少数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品质恶劣的派性头头，借清查之名，打击迫害文革中曾批判过他们五八年浮夸风、共产风错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攻倒算，致使河南文革“两案”清查运动背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走上了蓄意整人的邪路，形成了严重扩大化的恶果，制造了河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冤案。
一百万人受处理，十万六千人被开除党籍，两千四百人被判刑，绝大部分是冤假错案
在河南文革两案清查运动中，受到各种处分和伤害的干部群众达一百万人之众。上自省委书记，下至工厂班组长、农村生产队长，人人过关，无一幸免，甚至株连被审查人的亲友。有十万六千人被开除党籍，占全国开除党籍总量的80%；两万余人被关押、逮捕、判刑，仅1979年12月下旬“突击判刑”中，官方宣布的，全省就有2400人被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各种刑罚。关押中多人自杀和非正常死亡。全省被处分的人，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五九年被赵文甫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被毛主席平反接见的、雇农出身的革命老干部、省委副书记耿其昌，也身被冤狱，含恨早逝。
全国著名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所在的兰考县，与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拥护焦裕禄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三种人，抓捕干部群众竟多达1200多人；原开封地委副书记、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解放前即参加革命，在当地打游击，解放后与兰考人民亲同骨肉，敢讲真话，敢为人民争真理，多次受到周总理接见表扬。它不仅是介绍焦裕禄事迹的第一人，而且也是继承焦裕禄遗志、引黄灌淤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第一功臣，在兰考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的好干部，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十三年！当他含冤病逝时，兰考十万群众自发为他路祭、送葬！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工程的人造天河红旗渠的建造者们竟然也遭到同样厄运。老县委书记杨贵被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审查多年，林县干部群众又被打成杨贵的帮派体系进行镇压。林县县委17个常委撤换14人，中低层领导干部受处分500余人，红旗渠劳模无一幸免，清除党员4000余人，被逼自杀3人。
原省委省革委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批判清除22人；占三分之二；全省18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批判处理；地委正副书记118人，批判处理97人，占82.3%；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全部被批判处理；县委一把手几乎全部受到批判处理。
据漯河市委核查办公室1987年10月24日统计备案，全市75名“造反派头头”和5名非造反派头头但被结合进县委县革委常委的干部100%受到处理，其中刑事处分11人，党纪处分10人，政纪处分14人，取消党员资格15人，免职33人，78年定为说清楚对象4人。
偃师县焦村煤矿党委出台偃焦煤办字（1978）第32号文件，把八名职工戴上“追随四人帮”的帽子，收回党、干通知书，停止工作，全部清除回家。开封市郊区化肥厂工人李平，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忠实走卒和执行者”，“开除党籍，开除厂籍”。其妻子也因不揭发的罪名遭到开除处分。……
河南两案清查扩大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所仅有，在全国实属罕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不可不重视的一大教训，不能不引起中央和各级领导重视。2，赵文甫等人公开对抗中央另搞一套，“突击处理”、“突击判刑”，是两案清查严重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中央（1982）九号文件正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一场政治斗争”，必须“以政治斗争的方式处理” :除极少数人之外，犯了错误的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赵文甫等人却在多次会议上鼓吹“河南特殊论”，强调清查“是一场镇反运动”，“是第二次反右”，“像当年搞土改，搞镇反，搞三反五反，搞四清那样”（中共河南省委予法【1978】60号文件），“动一指头也是打砸抢”，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共中央1979年9月9日中发（1979）64号文件特别强调：“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在押人犯没有起诉和审判的，必须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迅速准备起诉和审判，罪证不足的应按照法律规定及时作出适当处理。”64号文件还特别规定，“各级党委接到本指示后，应结合实际，认真讨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9年12月9日又下发9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城市治安应集中目标打击现刑犯的通知》，强调“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打砸抢案件，应按中央一九七八年四十八号文件关于处理这个问题的通知，另行妥善处理”。正是在这两个文件分别于1979年9月9日和12月9日下达之后，赵文甫等人为逃避即将生效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对抗中央指示精神，不是“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迅速准备起诉和审判”，不是按中央48号文件妥善处理，而是违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违背48号文件精神，突击违法判刑。于1979年12月下半月由各级党委定案、定人、定刑期，各级法院盖章履行手续出判决书，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刑事诉讼法正式生效前，将全省在押运动犯一口气“突击”判完。有的人被捕前判决书已盖好章，有的直到1979年12月31日23点23分才将判决书送达本人。新刑法还没有正式生效之前，却使用新刑法才有的罪名如打砸抢、诽谤等罪名入人于罪，且不说明依据哪个条款。这种践踏法律的恶劣行径，在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现在省高法把我们的冤案划归“按政策处理的案件”，拒不立案重审；但是上述中央文件证明，他们当时并不是按中央政策处理，而是蓄意对抗中央政策、另搞一套的结果。省委说我们是涉法涉诉案件应找各级法院解决，但并不承担领导责任。相互推诿，使我们的冤案被长期搁置，无法得到公正解决。3，赵文甫等人有法不依、故意对抗法律是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探队工人黄希正、周吉军、王树森、张海顺一案，1968年已经由省公安军管会判刑并执行完毕，清查运动中又以帮派体系包庇、处理轻为名，1978年将四人再次逮捕，1979年10月又给每人判刑两年。四人不服上诉，最高法1979年11月二审裁定“鉴于四人问题已经河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处理过，故而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次判决”。对于中央和最高法实事求是依法办案，河南省委和省高法本应努力学习，接受教训，遵照中央（1979）64号文件精神，严格依法办案。但原河南省委、省高法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不给最高法终审权，顽固对抗法律，故意将所有文革两案清查案件的一审管辖权层递下放，本该省高法一审的，下放到市中法；本该市中法一审的，下放到区法院，为他们违法突击判决扫清道路。果如其然，所有判决都是秘密判决，不开庭，不出示证据，不允许当庭质证，不允许律师或者当事人辩护，完全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有同时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干部，撤职降职干部，处理意见违规违纪，不许本人辩解申诉，强制执行，至今不按照九号文件精神为其安排生活出路。被判刑人员大多是以反革命罪被捕的，判刑时又改以打砸抢、伤害、诽谤、扰乱社会秩序罪，甚至还有以“企图打倒老干部“罪名判刑的。判刑中，罪错不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甚至证据失实、明显错判的案例比比皆是，以致2006年省高法大接访时，院长、厅长看到我们当年的判决书，无不斥之为“胡闹”。原洛阳地委副书记孙腾芳，被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骇人罪名，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牵连原地委领导6人、原县委和基层干部数十人。其实根本莫须有，胡耀邦当时就指出“是根本没有的事”，但河南有关方面至今不给复查纠正。洛阳市中法所判反革命案，隔离审查一百多人，拘留逮捕50余人，被判刑19人。2006年5月20日省高法田立文副院长一看就断为错案，但至今也未予解决。原平顶山市委副书记许振忠，以伤害罪被逮捕，但所谓“打人致残”的事根本与他无关，当时所称被打的同志也否认许振忠打过他。经预审调查后已经通知本人“经查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但突击判刑时又被判六年徒刑，至死也没有得到平反。开封市李洪祥以杀人罪被判刑十年，但认定李洪祥杀人的次日，所谓被杀的人还活着。这种明显的冤案，虽有张立勇院长当面承诺，并由《大河报》对此作了报道，然而至今也不平反。有的同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上发言被以诽谤罪判刑，有的被领导一句话加刑十年，有的住监狱五年出狱时才知道当时根本就没有判决书。肆意践踏法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二，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光荣传统和中共中央（1982）九号文件，在河南一再受阻1，对中央的批评阳奉阴违河南文革两案清查扩大化的问题理所当然的受到中央和最高法的重视和批评。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一九八零年三月江华院长亲自到河南主持召开会议，要求解决突击判刑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问题。赵文甫在会上做了检查：“一是我们抓判人材料有水分；二是办案人员素质不高；三是罪与非罪界限不清；四是没有经过法律程序。怎么办？做好双方面的工作（指被判刑人员和原单位），在押人员一律回原单位，指标问题按平反冤假错案办。”江华走后，赵文甫并没有按此执行，阳奉阴违应付对抗中央，拒不纠正扩大化问题。2，对中共中央（1982）九号文件没有真正落实中共中央1982九号文件到河南后，受到赵文甫等人的严密封锁，顽固抵制。兰考县委副书记王启德等四位干部，因透露九号文件内容，被作为泄露国家机密罪分别判刑三年、四年、五年。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在河南就这样被搁置不予贯彻。直到1983年，河南省才出台了一个100号文件，只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安排作了限制性的规定。100号文件只告知了少数人，多数被判刑人员的生活，出狱后也并未有人过问。1984年中共河南省委才迟迟出台了予发（1984）74号文件，表示要对揭批查所判冤假错案进行复查。但实际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复查纠正，只出台文件却不落实文件，上欺中央，下瞒群众，致使中央1982九号文件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在河南落实。三、对待人民依法信访，党委与各级法院相互推诿责任，有法不依，有文件不照办，拖延激化矛盾。1，“大接访”变成对我们的“大欺骗”河南省文革两案清查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一直剥夺当事人的申诉权，是河南省多年来涉法涉诉上访人数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根源。两案扩大化受害人员长期上访无人管无人问，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年轻力壮一直奔波到白发苍苍。2006年5月，河南省高级法院通过媒体大造舆论：为了解决申诉难、执行难等司法老大难问题，实行“开门大接访”，口号是“人人受到接访，件件得到答复”。受到鼓舞的全省近千名两案扩大化受害人，起早摸黑，怀着激动心情，热泪纵横地参加了这次大接访。河南省高法，从院长到庭长、法官，看了我们的判决书都十分吃惊，有的竟不相信天下还有如此荒唐的判决书。所以当时在我们的信访表上签字答复都是“同意立案重审”或“同意复查”，并对我们做了司法承诺：“三个月内给予满意答复”。没想到三个月后我们到省高法听取答复时，省高法领导拒不接待。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对你们这类案件不受理。原来省高法在大接访后不久就出台了一个《关于集中接访受理案件处理办法》的通知，即予法【2006】149号文件。该文件规定：“对特定历史时期，按政策处理的历史案件，不再复查，也不向当事人作答复，可直接报结案。”“不再复查，也不向当事人作答复”，显然违反信访法的有关规定，“直接报结案”，更是明显的欺骗行为。全省文革两案扩大化受害人员正是在省高法欺骗的激怒下走到了一起。2008年5月，省高法再次开门大接访，又一次出台【2008】195号文件，重申上述规定，完全堵死了我们的合法维权诉求之路。开封李洪祥文革杀人案，是河南两案清查扩大化的典型案例。省高法院长张立勇当面承诺要给予满意答复。2008年在大河报等媒体督促下，已经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重审认定无罪，但由于河南省高法重申不复查、不向当事人作解释、不纠正直接报结案的“三不”政策，害怕所谓连锁反应，最终封杀不问，至今未予昭雪。张立勇同志在媒体发表的多次讲话，都是很好的，但是在我们的问题上，却落实不了。2，中央的政策和新任省委书记卢展工的正确意见现在仍难落实省高法当年“按政策处理”，而不是依照法律，把当事人入罪判刑，已经违背了宪法，现在明知错案又拒不纠正，更是明显的渎职行为。2009年，最高法巡视组河南接待室听了我们的诉求之后，熊法官明确答复：“河南省高法出台的‘三不’政策没有法律依据，没想到河南揭批查扩大化问题这么严重，应该予以解决。我们要向最高法和中央汇报这个问题，并与河南省委、河南省高法协调解决。”河南省高法立案庭梁庭长在接待上访代表时，也表示了同情，并说：“当时对你们判刑，我们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时都是省委和各级党委研究好后，让我们盖章判决的，现在省委表态不明确，我们也没法办！”中共中央【2007】5号文件对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规定，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要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要依法按政策抓紧解决，对群众要求合理的，但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完善的，要抓紧研究制定和完善法律政策。”但是三年过去了，河南并没有照办。近期河南省新任省委书记卢展工针对信访工作讲了三句话：“负责必稳，预防必安，为民必和”，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待我们的信访工作中却没见实效。中央5号文件体现了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和建立法治社会的巨大决心，符合民心民意，也增强了我们维护中央权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公民权益的信心。为此，我们再次恳请中央、省委、各有关部门领导：一，取消国家公民法律地位歧视，把我们这些拥护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人视为假想敌对势力、另册人员，对我们可以违法判刑、可以不依法纠错，这种怪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必须为他们当年的违法有意制造冤假错案向人民道歉，以实际行动取消错误的“三不”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案件立即依法立案重审，纠正冤假错案，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要作出正式书面答复。中央有（1982）九号文件，河南省委有（1984）七十四号文件。这两个文件都承认河南揭批查中有冤假错案，这两个文件都要求对河南冤假错案进行纠正，这两个文件至今都有效力。因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三不”政策是无理的，借口中央省委没有精神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些工作人员公开声称“案件问题免谈”更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二，尽快落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1982）九号文件规定的给生活出路的政策，依九号文件精神按退休解决涉法涉诉人员、双开、清退、开除公职人员的生活和医保问题。河南省委1983年已经出台了100号文件，并依照此文件为少数当时已出狱的所谓两案人员安排了工作，这些人现在享受退休职工待遇。我们这些人当时没有给安排工作，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失职的责任，从法律角度应该视同安排工作。我们要求从现在开始享受退休职工待遇，既合乎法理，又合乎情理。而河南省现在部分工作人员不按中央文件和省委文件办事是不应该的。河南省文革“两案”清查运动扩大化的全体受害者代表：省直代表：郜国荣、王志福、赵环、贺天周、李树德等郑州市代表：聂世敬、孙本卓、闫有健、孙长顺等洛阳市代表：张国劳、海国旗、沈明理、张景亚等开封市代表：王兆祥、陈红兵、黄泽生、刘全贵等平顶山市代表：钮保华、晁思忠、胡金山等安阳市代表：袁金萍、张振国、贾贵生等商丘市代表：王忠民、周连俊、李敬芳、贾书启、祈玉栋等新乡市代表：尚明慧等鹤壁市代表：苏麦元等焦作市代表：张荣鹏、李金平等漯河市代表：李玉洲等南阳市代表：杨浩信、杨洪等驻马店市代表：田保新、王克权、岳大毛等周口市代表：刘宝安等2011年2月19日

二0一一年三月一日，河南省方城县文革“两案”人员关于要求落实中央政策的上访信　　
尊敬的国家信访局领导:　　
为了要求落实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纠正错误，解决文革两案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曾多次到县、市、省乃至国家信访局逐级上访，向各级领导反映情况，表达诉求，国家信访局的领导也早在2008年3月7日就明确表态要督促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策，但时至今日，方城县委县政府仍无任何行动，根本不予解决问题。　　
我们这些人里面，有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建国前就入党的老干部；有烈士后代，五十年代的劳模；也有文革期间的在校学生和基层干部群众。就因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两案”清查运动中就遭受不公正对待，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至判刑入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据统计，方城县原县委委员共48人，被立案审查处理的就有18人；县直和乡镇（原公社）两级正副书记、主任被立案审查处理的200余人；全县共被判刑40余人；以“莫须有”之罪关押数年后无罪释放30余人；关押期间逼死十余人；“双开”、“清退”400余人。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和河南省委［1983］100号文件精神，这些人早就应该落实政策，给予出路，但截至目前，有些老同志已经含冤离世，方城县委县政府却没有解决一个。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我党的优良作风；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是现实的需要。作为河南省方城县这一客观存在的特殊群体，我们再次恳请上级领导能够督促地方政府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公正地看待历史，公正地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都已经忍受了三十多年的冤屈，地方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搪塞，很难让人再相信。但是我们都已近风烛残年，又处在社会底层，也唯有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懈上访，去争取我们早该拥有的权益。　　
生命不息，上访不止！　　
　 　
河南省方城县文革“两案”人员代表：　　
陈洪涛 王松林 李学义 李天顺 陈付堂 王海昌　　
李付荣 董春增 周贵安 魏振江 邱丙善 李万林　　
李天堂 陈龙显 张海庆 刘潮海 刘作杰 刘国恩　　
张云富 何贵增 史文兴 陈金健 杜玉梅 郭付德　　
崔连堂 李天祥 赵万成 陈付新 陈庆永 华文献　　
联系电话:  13733713206  13613775815　　
          　　
                             2011年3月1日　　　
　 （　作者：西门向左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

求生，还是取义？——再论“两案人员”的维权活动作者：寒冬    求生，还是取义？　　           ——再论“两案人员”的维权活动　　　　           一、“两案人员”——毛泽东身后中国社会的特殊人群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串通另一些政治局成员秘密抓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将此举标榜为“粉碎四人帮”的不世功勋。四年后的一九八○年十一月，方将四人以“反革命集团案”提交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　　事发的当月十八日，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公开宣布时，省、部级的高官们都个个头大眼昏，怀疑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字词，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全国的中下层干部、工农群众，在此后由上而下组织的祝捷活动中，蒙着一头雾水，木鸡一样相信了这一消息。　　封建时代，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已是残暴不仁。却未料到，发生在中共权力峰层的“四人帮”案，却株连到毫不知情且不敢相信的全国亿万民众！　　就在“四人帮”案的“主犯”们还在专案调查，尚未综合、定性、提交司法审判时，全国各地却于1977—1979年的“揭批查”运动中“审结”了包括中下层干部，工农群众、文革时尚是娃娃的“四人帮”涉案人员的案子。分别给予了撤销职务、降职下放、开除或取消党籍、开除公职、拘留、劳教、逮捕判刑等等不同程度的处罚 。因为确定“四人帮体系”是以文革中曾参加或支持过哪一派群众组织为标准，其煌煌战果也就硕大无比，“涉案”被审人员以数千万计，有些省份恐怕超过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即以河南而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初。不到半年的河南文革高潮时期，针对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批与保问题，全省形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以“十大总部”、“河南造总”为一派，以“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 四”为另一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大总部”、“河南造总”一派在河南军区的支持下逮捕了“二、七”“八.二四”的各地负责人，以“真正的造反派”独霸河南政坛。同年七月，两大派组织进京谈判，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表态：“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是革命左派组织“十大总部”、“河南造总”也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尽快实行大联合，搞好河南的工作。一九六八年两派组织 的代表人物都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班子，两派组织 的各地分支机构代表也都分别参加了本地的领导班子，后来，支持两派群众组织的老干部，也都成为省、地（市）县 的主要负责人。至此。因认识问题以“四大”形式争斗了五个多月的两派干部，群众又团结一起，共同促进了河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迅猛发展，全省社会稳定，人心思进，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从当年的报纸、杂志、广播上得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政治、经济形势，也都大致如此。　　“揭批查”运动一开始，不知是何神灵保佑，就由素有“整人魔王”之称，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中一贯搞极左给河南造成巨大创伤的省委副书记戴苏理、赵文甫掌管了运动大权。他们首先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代表，接着以自己划线，先把自己在文革初鼎力支持的率先夺省委大权，制造多起大型武斗，劣迹斑斑的“十大总部”“河造总”一派组织 的头头、支持这一派组织的干部。破格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掌控全省清查大权，其一派 组织的各级成员，纵有天大的问题也不在清查之列，反而统统作为清查的动力。　　“清查”大权毫无原则地掌握在“十大总部”一派手中后。他们窥测方向，一反常态，把自己打扮成文革受害者和抵制文革的英雄，把文革初与自己认识不同，且屡遭自己加害的“二、七”“八、二四”一派组织以“造反派”即“四人帮”分子的罪名，推向政治断头台。　　陆续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中央大佬们，由于对文革的刻骨仇恨，万丈怒火，使他们失去中央最高 领导人应有的理智。他们无视文革初期全国上下都以争当造反派为荣，以走资派和保守派为耻的历史背景 ，把文化革命当成毛泽东的罪恶，又把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被认定造反派的亿万群众当成不共戴天的帮凶。他们一面以公正的面目公开宣称，文革中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错误的，一面在政权体制内反复喧嚣，对造反派怎么整都不过份，彻底把他们打下去，永远不许他们再爬上来，造反派就是“四人帮”在各地的社会基础，残余势力……　　“老革命家”们有失身份的姿态，毫无党的原则和方针、政策可言的“指示”无疑是在宣布：掌管清查者，都是手握上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被清查的“造反派”们，是十恶不赦的洪水猛兽，他们整体大限一到，可以随意宰割。这就极大助长了掌管清查运动大权的一派组织的凶焰。狭隘的派性仇恨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私心，使他们既冲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又肆无忌惮践踏了世间的一切法律，制造了触目惊心的滔天冤案，留下了后人难以收拾的残局。　　河南“清查”运动的第一步是“审干”，其实是由一派大夺权 ；凡是参加过或支持过甚至被认为倾向和同情“二.七”、“八.二四”一派群众组织的干部，上至省地县社各级领导成员，下至农村生产队长，工厂班组长，不论是红军时代，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和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一律免职，空缺统由“十大总部”一派的成员充任，人员短缺就把七大妗子八大姨提上来。许多年来河南的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管理机构，无处不是一邦天下，一派衙门。　　河南“清查”的整党，如同蒋介石的清党；凡是“二.七”、“八.二四”一派的党员干部，不管问题大小全部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许多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凡“二.七”、“八.二四”成员在文革中入党的，不问有无违纪行为，一律取消党籍，此项成果，据当时的省委副书记赵地公示，计取消党籍的党员十万零七千人 。开除党籍、取消党员资格，不开支部会，不让本人陈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党员交党费时拒绝接收，才知已被清洗，可谓是格杀勿论！河南“清查”运动的高潮，是查与“四人帮”有联系 的人和事。在各种名目，大大小小的学习班中，关满了大批已被罢官或开除党籍升级为“帮派骨干”的各级干部和工人、农民、教师，强迫他们承认“在文革中的工作和生活行为是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就这样检讨着陆续有人被捕着，有人被开除着，抓完，开除完，“学习班”才告结束。　　全省被捕的“四人帮”骨干们被抢在1979年底刑法、刑事诉讼法生效前夕，全部以刑事罪名突击判处轻重不同的徒刑。判决不开庭，不出示人证物证，不让本人陈述，更不许找人辩护，，不许上诉，上诉加刑。后来河南高法官员承认，这些案子全部是党委定调子，法院办手续。　　全省到底抓多少“四人帮 分子”？当时的省委总结成绩时公布为2400多人，从全省个个监狱和劳改单位一时人满为患情形看，至少判刑万人以上，还不包括拘押数年不了了之人员。　　这一“揭批查”运动受到审查和清洗的庞大人群，头上的帽子也戏剧性地经历了与时俱进、逐步统一的沿革。　　“清查”初期，由统称“造反派” 根据职务和身份细化为“四人帮在x地的代理人”，“四人帮骨干分子”“帮派分子”、“残渣余孽”；被判刑者，有的监狱叫“运动案”，有的则叫“文革案”。一九八○年后，大概是基于邓小平“把四人帮与林彪集团捆在一起批”的指示精神，这些人又被狱方改称为“两案犯”。　　社会上大量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或取消党籍、开除或解雇公职的人员，因处罚相对较轻，各级官方不好意思与林彪案挂钩，则称“四人帮社会基础”或“造反起家人员”。　　还是中央高明。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显然由中央授意，中纪委出了一个下发至省市级、至今还未公开的旨在应对揭批查受审人员上访活动的12号通知，“通知”把“揭批查”运动中受审人员统称为“两案人员”。从此，各级官员也就统一称这类上访人员为“两案人员”了。因为这个称呼说起来顺口，又是高层冠名，这类人员也欣然自称“两案人员”了。　　“两案人员”——亿万与任何反党集团毫不沾边的中共党员、革命干部、优秀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跟随毛泽东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保障3000万先烈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质的人群！　　“两案人员”—一个与地富反坏分子殊死搏斗，却又代替这些渣子，成为当今执政党的专政对象的人群！　　“两案人员”—一个曾为共和国的繁荣富强无私地流血、流汗，却无权享受一粥一饭，数十年穷困潦倒的弱势群体！　　“两案人员”—中国境内诉苦说理无人听，喊冤无人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权力不受国法保护，被无理剥夺公民资格三十多年的特殊人群！　　是悲？ 是喜？该哭？该笑？　　二、“两案人员”的现状　　大自然的规律，已使当年风华正茂、年富力强 、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两案人员”们成为鬓发如霜的老龄人群，数十年的忧怨委屈，贫病交加，至少有一半含冤作古。比如兰考被判刑的“两案”有57人，现在只有12人在世，死去四分之三还多。但是这原是指的自上而下的一派干部、群众，河南尚存者仍不下数万乃至数十万之众。　　由于 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这场政治陷害名义上是由自己曾经赤胆忠心效命的党一手造成，又由于各人原来受害程度不同，几十年的处境变迁，反文革宣传的单方洗脑，以及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两案人员”的队伍逐步呈现出“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状态。　　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开除或取消党籍处分，但尚未开除公职的干部、工人、教师等公职人员，面对官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实，既无可奈何 ，也无意诉说委屈，看到毛泽东发展的共产党员 邓小平的共产党不承认，当今的共产党被遭蹋得不如旧社会青红帮，这个党员不当倒是体面之事，也无人为自己的党籍问题到处告状。好在还有一碗饭吃，知足长乐罢。只是有时看到参加工作没自己早，能力没自己强，对国家贡献没自己大的人，只因骂文革、整“两案”有功，官比自己大几级，薪水比自己高几倍，还能捞到贿赂和各种公款消费的外快，生存质量与自己有霄壤之别，也来点气儿，但一看时代潮流如此，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煞气。至于农民身份的“两案人员”，多数迷茫之极，失望之极，呆在自己那二亩“责任田”里永不出头。　　坚持从恶梦中清理思路，在高压下安定惊魂，起而依法维权的“两案人员”，只是部分受到开除公职、枉法判刑人员，而 这部分人员自发组合，形成群体上访则只是近五六年的事情。就河南“两案人员”的群体维权而言，令人忧心如焚，如果让冷眼旁观者看，这是一群羊质虎皮、凤毛鸡胆的废物。　　2006年5月，全省三级法院大接访时，有200多名被枉法判刑的“两案人员”到高级法院申诉，出头接待的高院主要领导人看到判决文书，听了简单陈述，无不对当年的枉法行为义愤填膺，皆被告知“三个月内依法重申，给予公正答复”。个别人被告知“一月之内解决问题”。但是三个月后不见动静，大家前往高院询问，所有领导人都躲而不见了，并在不久，由高法下达文件，规定“两案人员”的案子以不受理、不复查报“结案”。　　很显然，此种突变不是高法负责人良知泯灭，也不是河南省委从中作梗，因为省委当时是支持三级大接访的，这有全省所有主流媒体对大接访高度评价，大力报道为证。此时应追根溯源 ，必是中央不让主持这个公道，找中央说理。但是，代表人物们率军后退了，从此全省“两案人员”的上访主诉方向由政治诉求改作了经济诉求。　　现在，我们看到的“两案人员”的申诉报告的主调无不是让执政当局体上天好生之德，解除他们“老无所养，住无所居，病无所医”的困境，哀鸣之声上震九天，萎靡之气下沉九地，可怜之极，可悲之至！更为甚者，近来，河南当局刚刚启齿，答应给“两案人员”中的“涉法”者给予有限的生活救助，并未实际操作。不少地市却提出附加条件，若愿得到生活救助金，必须出具“永不上访保证书”。对于这种公然剥夺和买断公民的政治权力的犯法行为，我们的一些可爱 的英雄们却俯首照办了，而且又说服不少人照办了！为了遮羞，竟无耻而又无知地说 ：“我们学老邓，他写了几回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不照样翻个底朝天？我们拿到钱照样上访，难道不兴我们说了不算？这叫策略。”　　看来，为求生而上访已是河南“两案人员”难以改变的诉求方向。其实，准确地说，这不叫依法维权，只能叫结伙乞讨，把自己变成丐帮！　　真是邪了，市场经济的诱惑，黑猫白猫的洗脑，竟有如此威力！　　三、求生，还是取义？　　我也是以“刑事罪”判刑5年的“两案人员”。在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期满后，该狱政委赵福寿（后查此人为“十大总部”的坏头头）以我拒不认罪，宣布无限期强制留厂，五年坐成了无期。中队管教人员同情地说：就说个有罪该咋地？出了监狱大门你可以喊“我无罪”不就行了。我说：，我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就剩下一点人格。如果违心认罪，自己往头上扣屎盆子，连仅有的人格也丧失净尽，我就是真有罪了，这样就悔对等我五年的老婆孩子了。我终无认罪，赵氏无奈于5个月后放了我。一九八五年底，兰考县委纪检副书记到我家，让我看了河南省委（1983）100号文件,对我说：上班吧，经县委研究按省委文件给你一人按最高规格（抗日前参加工作）发生活费。同时，我可以作证，你没被开除公职，仍是国家干部。我对他说，谢谢现在的县委，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因为100号文件大标题上的“罪该判刑”四个字就把我排除在外了。我宁可坐牢尚不认罪，岂能因这污辱性的施舍而让我默认枉法判决！我拒绝了这次求生的机会，当时我尚未找到营生，三个上学的儿子和我，一家五口仅靠妻子的三十四元五角工资过活。　　现在还有朋友埋怨我，不该争这口气，如果 接受了，至少当个中学教师，现在也能拿到2000多元退休金，咋会30多年一分 没有呢 ？　　二○○八年十二月，河南省委针对“两案人员”的多次上访，让各地市对这一群体中的“涉案”人员安排生活，开封市委为此下达了一个“联席会议文件”。文中，效法原省委（1983)100号文件的安排对象“罪该判刑”把发放500元生活费的人员称为“触犯刑律人员”。作为“两案人员”选举的代表，我从开封拿回这个文件，在家召集“涉法”人员商讨。几个年近八十且常年有病，儿女也都贫困的“两案”老人，看了文件后，张开大嘴，哭着向我表白：老领导，我们真没一点办法了呀……哭声里充满屈辱和无奈。我虽又一次断然拒绝了陷害性加侮辱性的施舍，却没忍心批评这几位冤深似海的朋友，并帮他们办理了领取500元的手续。　　我的处境，时常让我默诵孟子的浩然之语，“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我还时常激情地朗诵叶挺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洞，敞开着。有一个声音在高叫：爬出来吧，给尔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近来静处时，我又时常念叨电视剧中的两位先烈。一个是《沂蒙》中的李继长。他是抗日时期山东某县的我党县委书记，被捕后，我方通过私下通融，汉奸只要他说一句“不再抗日”，就放了他。但他面对日寇铁蹄下的破碎山河，苦难同胞，怎能“不再抗日”？宁死不说。他父亲到狱中求他采取权宜之计，就口头上只管说个“不再抗日”，老人哭着说：“不就是一句话吗？”他到底没说，终被杀害。另一位是《解放大西南》中的 杨汉秀。她是我党资深 的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关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重庆临解放时，蒋介石亲自布置杨汉秀的叔父，四川军界元老，国民党上将兼重庆市长杨森 ，劝降杨汉秀。杨森降格处理，替杨汉秀写了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告诉杨汉秀：你只是声明不干共产党了，又不出卖别人，也不指责共产党，不影响日后的名声 。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名，机票已经买好，马上可以飞赴香港享受荣华富贵，如果 不签，立即处死。杨汉秀毫不犹豫地回了她叔一句话：“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拒绝签名，便立即被特务掐死，尸体扔在歌乐山的树丛中。事后，蒋介石指着杨汉秀死后照片，动容地对毛人凤说：“他们信仰坚定，这就是共产党最可怕之处，也是他们能得天下之处！　　诚然，共产党人应当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又应当是现实主义者，不能只有理想而无视现实。但是，如果以此肯定和仍然坚持把“两案人员”的维权方向放在解决生活问题上，则是驴头硬安到马嘴上 ，我认为 ，幸存的“两案人员”们以争得有限 的生活救助为主诉话题，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不义而且不智 之举。此种看法近些年来我曾告诉过不少人，因此便得罪了不少人，招来不少非议和谣言。　　我说此举不义，大要有三：　　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亿万新老干部，共产党员、工农群众，作为犯罪分子、违纪人员压于社会底层，永不翻身，实属从 组织和人事上彻底否定和抹黑文革。因此作为当事人的“两案人员”，为己申冤即是为文革正名，为毛主席涤垢。然而却置此而不顾，或只轻描淡写 一番，而只以眼前生计为务，不敢为己谋，也不愿为国谋。此不义一也 ；　　人死后，便不再吃饭，穿衣，所谓生活出路只对活人而言。30多年来,“两案人员”中已有多半含冤而逝，而幸存者不思力争依法重审，依纪复查之权，让生者平反，死者昭雪，而只以活人生计为务，不以九泉同志为念 ，此不义者二也；　　30多年前的彻底否定文革，无情镇压被称为“造反派”的亿万干部和群众的行为，已为30年后的社会现实反证出其荒唐谬误，全国上下的有识之士，皆为正确对待文革奔忙。而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清算文革的受害人，却不思以己经历现身说法，游离于正义大潮之外，作苟且偷生之举，此不义者三也。　　言其不智，亦有三说：　　如今带血的“GPT”并无多少能形成国家收入,有限 的国家财政，除去军政开支，教育卫生经费，所余不多，指望把自己的救助纳入国家预算无疑望梅止渴；省以下的各级公有企业，连卖带送，基本荡然无存，地方财政早已捉襟见肘，欲让他们挤出“两案”这一庞大人群的救助经费，更不现实，此不智之一也；　　要求对冤假错案依法重审，依纪复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由传统可鉴；冤案既解，生计自然有着。却弃此大道不走，去钻乞讨荒径，变有理而为混说，舍根本而求枝节，坏地方稳定，惹官员发急，整死你没有商量。此不智二也；　　幸存“两案人员”大部年逾古稀，日薄西山，却以有限时光奔走于乞讨之路，深陷于小利之中，大事、要事依靠何人，待到何时？有为之年而不为，终会致千古遗憾。此不智三也。　　鄙人以上所提“两案人员”求生还是取义之问不知合否时宜，所列要饭之举有三不义，三不智 之嫌，不知以为然否？愿闻高人指教。　　四、路在何方？　　还从河南说起。　　自2006年9月以后，因政治诉求受挫，改向为经济诉求以来，河南 的“两案人员”维权的结果，仅有少数未被按100号文件安置的“涉法”访民得到每月500元的“生活补助费”，个别地区的范围略大一些。　　2011年3月1日，河南高法郝东亚副院长，王波庭长，在郑州市中级法院向郑州市及河南省的“两案”访民代表明确表示：对于“两案人员的经济诉求，按照省委第387次常委会会议精神，纳入社会低保；政治诉求，依据中纪委2001年12号通知，仍取不受理、不复查、不解决的“结案方式”。这个表态，实际上对经济诉求的后果，依法维权的正确方向，点的露皮露骨。　　我们的英雄和领袖们，乘一时之忿，欲立即动员全省“两案”访民进京说理，后在另一些“两案人员”的说服下，改作国家“两会”闭幕后进京。“两会”结束后，这些人弃根本权益，贪眼前小钱的故态复萌，政治诉求不再提起，仅仅不时地奔走于高法门前，就经济诉求乞哀说情，讨价还价。　　大概省府和高院看懂了这些人的心态和本事，采取了“陪你玩玩”的办法；你追的松，我不理你；你追的紧，便搪塞你。捱至八月二十三日才等来河南高院王波庭长同他们对话。此时，又半年时光在盲目等待中消失。　　王波向他们传达了省委主要负责人关于“两案人员”经济诉求的指示精神。一是对其中 的“涉法”人员，从七月一日起，按照本地退休工人的平均养老金标准发放生活救助金；二是开除公职人员的生活问题改由法院过问为信访部门处理。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非涉法”人员的生活问题，信访部门并未接手，“涉法”人员的支票尚未兑现之时，不少县市却又对这个“救助”平添了一个附加条件—接受“救助”者，必须出具“永不上访保证书”。如果此举系省里主意，则全省各地权力机关必会积极照办。这样，“两案人员”中仅会有少数人格尽失者出具，绝大多数则宁可困死坚决不写。对峙下去，“生活救助”的承诺自会“顺理成章 ”地泡汤，泡汤 的责任还归咎于“两案人员”的不配合，　　平心而论，在没有依法重审、依纪复查，恢复公道之前，“两案人员”以“劳释分子”、“开除人员”之身，去讨要正常退休工人 的养老费，省、市、县三级官员推诿扯皮，也在情理之中。一方面是财政出不起，更主要是不愿出。因为现在的地方官员多是年轻人，他们并不明白历史渊源，甚至随着妖魔文革还在贬斥“两案”人群。他们认为这群人身份卑下，开除的开除，劳改的劳改，就因为上访压力，去搞救助，这钱花的不明不白。他们还担心花钱买麻烦，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多的是，清清白白者仅能享受三二百元甚而几十元的低保，而 这些一身腌臜的人每月500还不知足，却要享受上千，这会让一些人认为上访也能挣大钱，搞无理上访，结果花了维稳费，却招来不稳定，不稳定则影响政绩，妨碍升迁，赔本买卖谁干？　　可以断定，“两案人员”的单纯经济诉求将会无果而终。硬要坚持不改 ，因无法律支撑，还会招致一些人重罹灾难。　　那么究竟路在何方？　　找到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鄙人根据以上分析认为，幸存的“两案人员”落到年轻出大力，年老受大罪的困境，盖因30多年前的“清查运动”中，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 因痛恨文革而感情用事，转嫁灾祸，造成对运动引导失策，驾驭失控，导致各地各级政权内的不良分子派性发作，违法乱纪 严重，错误地剥夺了这一层人的政治权，工作权，随之也剥夺了生存权。此后至今30多年，历届中央领导人又抛弃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传统，不愿纠错，不敢纠错，将错就错，进而以权废法蔑纪，公然剥夺这一层人的公民权力，不许地方党委和政府对这一层人 的合法诉求正当作为，依法行政，才落下这一乱局。如大家能弃小利 ，明大义，就根本，高张党章、宪法之旗，全力吁请中央最高层诚实面对历史，公平看待世人，废止违背事实、践踏宪法的中纪委2001年12号通知，督促各级地方相关权力机关对“两案人员”的合法诉求，依法重审，依纪复查，而 地方各级政权体制内多有公正有识之士，则这笔拖了几十年的历史欠账有可能妥善了结。即使难以如愿，也从一个重要方面验证了中央领导人的品质和胆识，并尽了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　　  寒冬   写于2011年11月1—7日　　
2010年11月8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