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重庆市
壹、本节概述
二00五年十一月四日，重庆市文革“两案”涉案人员人信访代表曹明忠、苏忠联、雷忠武、唐仁义、牟成彬、袁世勋、周绍华等人《要求重庆市委落实中央文件的报告》
落实文革“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相关政策，不是争论是非功过、翻旧帐，因为过去已经成为历史。讲落实政策，无非就是解决生存问题，有饭吃、有住处、病了可以治疗就可以了。我们这些人小的60岁左右，岁数大的已经70多岁了，当年叱吒风云的领军人物、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小将已经成为两鬓斑白的老年人、衣食无着、贫困潦倒的弱势群体，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平心而论，当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参加文革，内心是拥护共产党、忠于毛主席，为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而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全身心的投入运动的，如果他们有半点私心杂念，早就成了百万富翁。而几十年来，他们却遭遇如此不公正待遇，真让人心寒。
黄廉：我始终保持自己是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我们是突然得知毛主席逝世的信息的，感觉到就好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市委要我和周家喻抓悼念工作，各个单位都设灵堂开悼念会。我回到木材公司去检查悼念活动，书记和副书记陪我入灵堂做入党宣誓仪式，回市革委会向鲁大东作了汇报，他听后好像受到莫大的打击，冷若冰霜，心不在焉地问我吃了饭没有。
下去看到有些群众在悲恸之中哭得昏过去了，有个别干部却在一旁风言风语，说死都死了，哭有啥子用，以后叫你们知道厉害。中央9月18日追悼会过后，花圈摔得到处都是，干部根本就不安排收拣。9月22日我到成都找赵紫阳，问鲁大东为什么那么敌对，赵紫阳说你还是要着重把计委工作搞好，与鲁大东搞好关系，他还说出现那些情况也不奇怪，阶级斗争嘛。我26号回重庆，整个城市一片悲伤，国庆节也没有怎么庆祝。每天从大参考看，中央也有些不正常，我分明看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暗的东西压抑着，看够了那些老两面派的表演，很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十月八号就有群众来找我，说听到国外广播，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重庆大学传说出了大事，到十号的时候，政变谣言已经满街都是了。
18号中央17号文件传达下来了，在市人大礼堂传达文件的时候，我坐在主席台上，念到华国锋任职时，满场掌声，周家喻拍得懒洋洋的，我双手抱胸，没有鼓掌。结果下面就有人喊起来“把黄廉拉下来”，官场上的积极分子们不放弃任何表现政治正确的机会。鲁大东的风度又回来了，他走到我的背后说等下出场你坐我的车，我跟本就不理。会一散，我从主席台背后走，官员们蜂拥而来要在我身上有所表现，我表面上装着无所谓，思想上体验到了一个政权将要覆灭的强烈感受，原来政权中间的聪明人，要抓住一切机会，踩着别人的鲜血爬得高一点，我很显然就是他们要表现自己的好靶子。每个人都在一霎那间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为将来的升迁准备一点政治资本。到市委一号楼之后，钱敏说先去吃饭，鲁大东走过来问你事先晓不晓得，我反问他，他说不晓得，我说你跟邓小平那个好，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呀。
积极分子庆贺的鞭炮声不断，我住地对面是常规兵器办公室，晚上楼顶架起几挺高射机枪，对天射击整夜代替鞭炮。也有人敲锣打鼓表示他们很开心，第一批上街游行的是文化界的学校，我穿个军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个的游行队伍看完。我回到宾馆跟总服务台的寇玉林说，前几天还在毛主席遗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举手发誓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寇玉林说你讲话要小心，周围搜集情况的人多得很，鲁大东已经布置了公安局。
我从宾馆回到木材站，很多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大概就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变化吧。长安厂来了几个工人找我，说忍了吗？上山吗？有什么办法？也有人说要到体育馆去集合，准备上山打游击，我要他们不要冲动，造反派中间一片心事浩茫，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共产党的未来演变感到忧患万分。有人打电话给13军，回答说是“一级战备”，放假都没有了；打电话去民兵指挥部问李木森，回答说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他来了还不一定走得脱等讥笑言语，可以想见搞修正主义政变好容易了。有个军队的官员跟我开一个苦中作乐的玩笑：你想跑吗？我建议你去尼泊尔，他说他们曾经在边境驻防，可以叫边防军放我通过边境，我说我去尼泊尔干什么。
10月20日我去市委，当兵的拦住我不让进，说里头的领导在开会，我说我就是领导，他说大东同志让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看见公安局的几个人夹着材料匆匆离开了，大概是因为我回来了，就提前结束会议了。鲁大东问我这几天怎么没来，说这两天你们大概都很忙，真是说不出的和颜悦色。下楼梯的时候碰到常委蒋良志，他要我去宣传部门口看大字报，主要意思都是黄廉周家喻要老是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我说是不是要转回文革初期那样，由我们来当走资派挨斗，有个干部说恐怕还要恼火哟。
那个时候很多人一时间不知所措，思想一片混乱，老是希望出现奇迹，传说也是千奇百怪，有说丁盛要搞事，有说上海要怎么样怎么样。在那个情况下，来木材站来的人多了，我就回大坪家里去。看见兵器办公室的人朝天鸣枪当鞭炮，还传达了叶剑英“大吃大喝吃吃吃”的指示，我说你们也太浪费了吧，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自由了，你们还想批判我？
11月8日鲁大东喊我去市委办公厅会议室，鲁大东这一次得意忘形的样子也不想掩饰了，他把双脚翘在茶几上说，17号文件下达之后已经半个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问题，你跟四人帮不是一般的关系。我说你当初反对过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拢吧，你现在是不是落伍了。他说文件下来半个月了，你还是这个思想，觉悟很差，态度很不对头，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带上用具去开会，会上你要表态的，今天我跟你谈话，是代表党组织和英明领袖华主席跟你谈的，你要认清形势。
14号那天市委来了辆小车，我妻子问我还有什么会要开，我说此去恐怕不再回来了。我到达之后，鲁大东、徐庆如、钱敏都在，鲁大东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你宣读个文件，根据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从文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电话、不会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清与四人帮的关系和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解脱。钱敏说你把与王张江姚的关系说清楚，取得党的谅解，我说你们的级别比我高，经常去北京开会，你们与四人帮的接触和联系比我多得多，需不需要也说清楚。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鲁大东、钱敏和徐庆如都起身走了，屋子里剩下的就是保卫人员了，我起身去卫生间，就有两个保卫人员随行，过了一会军用吉普车就把我送回木材公司，一进大门，三个解放军战士就站在门口设岗，民兵参加值勤的就更多。三楼的一个房间，门窗已经被他们用厚木板加固钉死了，改造成临时的监舍。他们告诉我就是这里了，里面有四张铺，一个床是新铺盖，这是为我准备的，其他三个床都是监视人员从自家带来的。政法学院的一个主任柳传成说，他是市委“清查组”派来的，我和公安局的杨孙两位处长，在这里陪你学习，每天负责收集你的交代材料，我们早上8：30开始，下午是接待外调的时间，晚上6：30休息，去厕所解手要有人陪同；天气冷的时候，有人会给你送东西，本单位已经管不了你。我想要给周家喻家里打了个电话，看他是不是也被隔离起来了。这一个电话还没有打出去，门口又给我加了两个岗哨。经常有人冒充外调人员来找我谈话，本单位也有不少人走到楼梯口来看，由于隔离措施很得力，一般人无法接近我。
12月份就把我转移到五招待所去了，看守的卫兵就换成军分区一个排的正规军了，还有民兵，吃的东西拿进来需要经过检查。其间除了跟他们吵架之外，几年时间我一个字也没有跟他们写，也几乎不跟他们说一句正经话。有时我从缝隙里看到换岗人员往弹夹里压子弹，就不禁想起毛主席说“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1978年开始，我和周家喻就到各个单位轮流接受批斗，建设厂、重钢、二钢、望江厂、江陵厂，大型企业几乎无一遗漏，每到一个工厂，本厂的头头就被拉上来陪斗，开始的时候我的职务还没有撤，批斗的时候还有坐着的待遇，后来越斗规模越大，在区里乃至川东都主持大型批斗会，公安局还接上大喇叭进行广播。有一次是弄到捍卫路科技情报所礼堂接受全市财贸系统的批判，出场批判我的基本上都是“倒戈人员”，没有倒戈的，就在台下站成一排，还要他们低头弯腰。出来揭批我的，是一位银行的女士，在十一年前是请我去作报告的长辫子姑娘，她的发言稿也许有一点言不由衷吧。在特钢批斗会上，陪斗的有王敢斗同志，他昂着头、瞪大眼睛的不屈形象，确实配称“敢斗”的勇士，看到许多同志的遭遇，我回去之后彻夜难眠。
在物质局批斗的时候，我要炊事员给弄点肉来吃，他用个大碗给我装饭，底下全是红烧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他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尸骨未寒就把他夫人给抓了，太不象话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很暖和，工人同志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以后每到一个单位，我就要炊事员弄好菜来吃，在南岸区批斗完吃饭时被人问起，炊事员回答说黄廉的伙食费是每餐一块钱，又公然给我舀一大碗羊肉汤。以后就得了经验，要主动跟炊事人员打招呼。在几次批斗的时候，有人假装跑上来质问、抓扯，暗地里趁机给我塞鸡蛋、纸条，有一次一个纸条上说：主席说他一生只干过两件大事，一个是建立新中国，一个是发动文革。我们才知道群众虽然不说话，但是心里还没有服气，以后他们就不让那些对我们很“气愤”的人随便上台来了。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
在重庆大学批斗完之后，很多人跟在我们屁股后头撵，广播上喊：对于四人帮的黑干将，大家要拿出仇恨精神来，不要去看稀奇，你们跟着他们两个追赶什么。这个时候才跟周家喻接上头，知道他也在五招待所二楼，我在三楼，袁金梁在一楼，大家都关押在同一个招待所。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和周家喻一同被押出去批斗，有时候是三个人一起，甚至我已经被关进看守所了，还从监狱压倒物资局拍批斗电影。峨嵋厂拍过一部电影《铁证如山》，是在人民大礼堂批斗时取的镜头，我押出去的时候，看见刘结挺带一个氧气包挨批斗，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极差；那个会很大，在全川广播了，批斗会宣布正式逮捕，公安厅说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对黄廉周家喻执行逮捕。
在拘押审查期间，尽管十分困难，我仍然坚持每月按时缴党费。在宣布逮捕后的某一天，看守来请我出去签字，说你们木材公司党委通过：不承认你是党员。我说你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入党和开除党籍，都有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的“家家酒”吗？他们根据什么来承认，又是根据什么来不承认的？这样的搞法是极端不严肃的，是糟蹋中国共产党的信誉，另外一个看守也说，哪有通过了入党之后又不承认的，这是他们为了打击黄廉。我说你给我退回去，还请转告他们：黄廉不但不签字，还抗议他们这样无知行为。
在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半之后，等到邓小平他们推翻了四届人大的宪法，又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了一套法律来整治我们，即便是按照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也是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因此他们就公开进行枉法裁决以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1982年进行公开审判，那天我一出监狱就看到摄影机，到会议室之后，检察员给我念起诉书副本，说公安局已经结束了侦察。正式开庭是82年春节假期过后了，那个时候我身体已很不好，他们送我去三医院看病，碰到一个熟人问为什么这么瘦，医生说为什么瘦，贫血、身体不好。我坚持不肯让他们抽血，也就算了。
公开审判一直进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开庭回来之后有加菜，碗里有十几片油炸的肉，他们要我在法庭上听话些，说审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审判是在政协礼堂，这个时候出门已经是正式的囚车了，我看到从监狱出来到礼堂，2000多米长的街道全部戒严了，机枪架起，阵仗很是吓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要站在那里，看台上坐的是些什么人，每个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只有一个女人前面没有牌子，审判长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她。庭长宣布开庭，宣布一下就往对面的楼上看一下，估计是有个什么领导在楼上坐着。然后庭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我说，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来干什么？下面哄堂大笑。他们气得脸色发青，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这是法庭程序，我说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才回答，他说你讲。我就问，那个女人面前没有标牌，她是什么人？是刽子手吗？法官气得要命，说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公诉人据说是重庆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姓雷的，在那里选读起诉书，说我跟随四人帮颠覆政府，这遭到我的严厉驳斥。我说我是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组成人员，自己颠覆自己吗？公诉人说提出抗议，说黄廉十分嚣张。我说：什么叫嚣张，我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有杀人放火，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把我关了五年，你们自己才是违法乱纪。然后他们就放幻灯片，说黄廉在建设厂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你们多数人自己就曾经亲自参加过，这么快就忘了吗？上午搞了两个小时就休庭。
下午是证人出庭，石有中出来作证，说黄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动员我们准备500辆卡车、5万斤粮食，准备上山打游击，问我是否事实？我说没有听清要再说一遍，他刚刚开始在说，我就说：石有中，你怎么这样卑鄙？他就再也说不起话，当时就想走掉。人看来不能干违心之事，干了之后，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的，这个人最后在精神上就垮下去了。
法庭又说我犯有反革命杀人罪，我就说请问审判长，有谁被我杀？动机是什么？死者是谁？在什么地点被杀？杀人工具何在？凭据何在？你这样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王旭说：黄廉，是我在审你，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说，那还问什么，你不就是要把我问成一个反革命吗？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监狱之后，说我咆哮公堂，这次加菜没有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老实把加菜送来，明天我就不出庭了，最后他们只好又端来了。
最后一天，我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出的三个问题，说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庭的证据，文字和措辞的捏造改变不了铁一般的事实，完全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你们说我拥护四人帮，当时谁不拥护中央？有些人比我的级别高，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直接执行他们的指令，你们怎么不追究？就算你们已经证明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关系而定罪；文革中间是有严重的派性，问题主要在于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组织搞抄家破四旧，形成打砸抢，毛主席宽容了他们，我自己就是他们资反路线的受害者，我们在文革期间屡遭迫害，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后得利的是你们干部，我们造反派只有血泪的付出；在你们所谓的粉碎四人帮过后，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也是你们以捕代审关押我五年，是你们违法还是我违法？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你们没有任何手续就抓，是你们政变还是我政变？文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并发动的，是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潮流，如果有错误也只能是中央负责，追究了江青还要抓群众，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看世界上哪一国都没有这个道理！你们说仅仅是几个小丑就搞乱了几亿人口的国家，真是笑话奇谈；你们又把武斗的责任堆在我极力反对武斗并带头执行九五命令的人身上，你们是没有分清到底是谁在制造派性、挑起武斗。我根本无罪，你们是在闹一个历史的大笑话，我永远都不会服，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末了我就喊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资反路线要永远造反下去，警察不让我喊，拼命地用劲把我撑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旭草草宣布判处我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限制我在10内向省高院上诉。我说我不服，我将向人民上诉。审判长站起来大吼：将罪犯黄廉押入监狱服刑。
回到看守所，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同时我开始讥笑自己：我真的读懂了《法兰西内战》吗？真的理解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吗？真的懂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真谛吗？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奋笔写下了自己的上诉书。上诉到省高院被驳回，省里面派高院副院长赵立三来与我见面，他说黄廉，我看你还有点理论素养，上诉是没有用的，你的案子不是重庆中院和省高院能够定的，我看你还是平静下来吧。然后就把我转移到大竹四川省第三监狱关押，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胡风，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把监狱进行了一番整顿，把所谓的帮派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庆。那个时候刘张还关押在那里，刘结挺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张西挺的穿着就像是叫化婆，他们就与我隔墙。我想去劳动，监狱方说没有劳动的条件，也不会让你与犯人接触的，要我看报学习，交代我不要去高墙边，不要去接触武警。监狱政委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不要用减刑来吸引我，你们愿意关押好久就关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只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阴谋，不要法外加刑，对我的枉法判决已经是变相的杀害，不要再搞法外执法，这就是我的希望，还要他们别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需要写信，而且我告诉他们不可能100％服从他们的。
两年之后，一家香港的杂志发表了我在狱中的情况，甘肃一家名为《驼铃》的杂志转载了。上面来审查，搞了很久。大概是87年还是88年的时候，监狱政委喊我去办公室谈话，说减刑你不想要，我们帮助你和刘张报了保外就医，报到中央领导乔石同志那里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让他呆在那里吧。我们准备叫你去一队给犯人讲一些哲学、爱国主义教育什么的，帮助监狱做点工作。
在大竹监狱，我每天撕下一片日历，白天等黑夜，黑夜盼黎明，熬过了十多个春秋。当我撕下1994年11月13日这一页时，晚上我就去办公室喊教导员，说我的受刑期满了，明天我要出去耍。他说今天已经通知了，省里有个司法厅的曾副厅长要见你。我把书籍捆好，找出来唯一一件没有打补丁的中山服穿上，狱政科写了个释放证和户口转移证，还发了100多块钱的路费补助。王政委说对你的人格素质，在我心目中间不同于其他的人，希望你明天不要喊记者来录像，也不要来车队，不要放鞭炮，给我们监狱留一个面子，你的案子是上面定的，我们只是执行者；免得附近老百姓来看，又说大足监狱关错了一个好人，现在才放出来。我说王政委，我在这里，你们管理上也还合理，十多年来也没有弄死我，明天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提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
王政委说我提前一天放你出去，这点权力还是有的，当天晚上我一出去就看见了来接我的人和摄影机，大概有十来个单位，他们就住在荷花池宾馆，我住到13军炮团的招待所去，在我被隔绝18年之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招待所里面已经有了大电视机和席梦思床。第二天早上几个人非要拉着我再从监狱门口走出来，照相摄影，这样十几台车就从大竹出发回到重庆。派出所先不给上户口，经过了几次斗争才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我要在花甲残年去适应这个大大变化了的世界，自谋生路了。
二0一0年六月，黄廉的《最后陈述》
周洪亮同志，以及各位相关领导同志，信息已传达到我耳中，我思考再三特回此信望呈薄熙来书记为感！
你原为市委信访公吏岗位的老职员，我也愿意与君谈谈相关老人于事宜，材料我没有准备。更没有委派什么代表与你们纠缠。若有人在你们面前称他们是代表！那是不属实的言辞。
在此我慎重告知社会各界：
1）自中国出现镇压造反派的大清查后，我和一大批毛主席的追随者们从此对邓氏集团所做的一切从来不抱奢望和幻想。反正都是菜板上的鱼了，任他们宰吧！无非是家破人亡倾其性命。这一点社会各界有证；有评；有论。
2）我在四川省第三监狱受刑十八年中没有写一个字的材料，到是认真的写了十八年的抗议书和申诉状，写累了，写厌了也写烦了！
3）在当代中国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各路英雄我最崇拜的是毛主席以及培他养出来的张春桥，江青他们才是我心中的楷模！也许我今生就这么个观点了吧。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林彪；陈云等等他们缔造的这个共产党我发致内心的信了追随了,好事，孬事都跟他们干了我也敢作敢当，也算自作自受吧，总之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4）自毛主席谢世之后华国锋叛变，邓氏等人不尽情理也太不厚道，特别是一大批；老同志；老红军；老党员在邓氏等人的封官；加薪小恩小惠威逼利诱下帮着邓氏起哄，搞了许多不通情理，不尽人味的事情，如“中国特别法庭”这本是没有国家立法知识和法律常识的领导集团搞出来的“人间喜剧”和“政治闹剧”也是疯狂的玩权大报复演绎出来的历史丑闻！邓氏一伙把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丢尽了。特别是鲁大东，赵紫阳等人在四川在重庆疯狂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制造了大量冤案，后来陈云等党内元老感到事后问题比较严重，不好对后人交待。便亲自主导出台了遮羞布似的中共中央（82—9）号文件想挽回一点我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丢失的面子，想不在永远丢人丢下去。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邓氏等人就是知错不改，决心把坏事干到底。蓄意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深埋下更多怨恨的种子。时过这么多年中共中央（82—9）号文件在重庆始终束之高阁至今还羞羞答答。
5）在我受刑十八年后饱含痛苦在贫病交加中流浪乞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终算找到了党内一些有良知；有党性；有同情心的同志。他们把全国其他地方落实中共中央（82—9）号文件的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告诉了我，我忍着饥寒将这个文件精神传递给了邓氏以及鲁大东在重庆的继承人，希望諸公发点人性善心或者讲点党性什么的。让我有一丝生存的空间。可万万没有想到中共中央（82—9）号文件在相关部门非但没有落实还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特殊”的机构和部门。我等又重新陷入了新的陷阱和复杂局面相交织的困惑之中。又是十多年在生活无助贫病交加中苦苦挣扎。
6）更不尽情理的是重庆市民政局落井下石克扣我的革命军人优抚补助金。我是1949年11月28日在重庆求精中学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入伍参加革命。曾在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担任过侦察兵。复员回重庆后在市商业局木材公司担任宣教干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在“邓公”主政以来各届当权者都忠实的执行着他的高压政策使我们这批“两案”服刑人员成为无住房；无生活来源；无医疗保障；无工资待遇的四无人员。十余年来党,政下达的公文市民政局不给我们见面，还无端克扣政府发放的部队人员回地方后的优抚补助金。他们这样做你说公平吗？另有些官员说我们这些人是无状可告，无理上访，非法上访!
7）自薄熙来同志到重庆主持工作以来掀起了打黑除恶，重树老百姓的精气神的一系列举措，观察这些实事变化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真希望薄书记能象重拳出击打黑除恶那样 争取主动，做好细致而有效的工作解救我们这批生存在倒悬之中的老人。也希望重庆市委，政府重新拾起中共中央（82—9）号文件，重新研究方案能象湖北省，江西省，河南省等地党委，政府那样客观公正的处理好“两案”遗留问题。
8）薄君若能直面我党近几十年来走过的弯路，用共产党人大无畏的气概和仁爱博大的胸襟伸出你的手救救这些老人吧！这将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大幸！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9）以上的这番陈述也是我黄廉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不管諸公对我以上的陈述有什么看法，或认为不妥那也仅此一次了！希望諸公在“闷声大发财”的同时也认认真真思考思考我陈述的事情吧。
一位风烛残年的多病老人黄廉在有生之年对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以及重庆社会各界的最后的陈述。
2010年6月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重庆市也是“揭批查”运动的重灾区之一。
在新的革命时期，重庆市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重庆市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重庆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重庆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年11月13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