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五节 重庆市
本节资料
二00五年十一月四日，重庆市文革“两案”涉案人员人信访代表曹明忠、苏忠联、雷忠武、唐仁义、牟成彬、袁世勋、周绍华等人《要求重庆市委落实中央文件的报告》
关于请求市委尽快落实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的紧急报告
中共重庆市委：并呈黄镇东书记、王鸿举副书记、市长： 我们文革“两案”涉案人员自今年七月份推选出信访代表以来，已经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来，我们的代表与市委信访办进行了多次沟通、协调，双方都做了大量工作，为保持稳定的社会局面，保证亚太市长峰会的顺利召开都尽了力。市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责成相关部门解决了部分涉案人员的医疗问题、低保问题及住房问题都有好的开端。 但是，要说全面贯彻执行中央（82）9号文件，还差得很远。由于市委对落实中央（82）9号文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致使整体层面而言基本没有展开，不少基层单位敷衍搪塞、相互推诿、踢皮球。一提到落实中央（82）9号文件，就认为是在翻文革的案，己对创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构成隐患，为此我们特向市委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立场鲜明、措施得当、政令统一、与中央保持一致。 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不仅仅是涉及一小部分人的事，“两案”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下发生的”，对这些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不能从局部的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反之则不利。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对贯彻执行中央（82）9号文件都有具体的部署，唯独重庆市历届市委对此无动于衷。一不宣传、二不贯彻、三无具体部署，使中央对文革“两案”受审查人员的有关政策长期得不到落实，“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冤案长期得不到纠正。这些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长期生活无着、长期鸣冤叫屈、长期上访不断，严重影响了创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为此请求市委对贯彻执行〈82〉9号文件拿出一个具体办法来，形成正式文件下发，并指导基层贯彻执行。 (二)落实文革“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相关政策，不是争论是非功过、翻旧帐，因为过去已经成为历史。讲落实政策，无非就是解决生存问题，有饭吃、有住处、病了可以治疗就可以了。我们这些人小的60岁左右，岁数大的已经70多岁了，当年叱吒风云的领军人物、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小将已经成为两鬓斑白的老年人、衣食无着、贫困潦倒的弱势群体，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平心而论，当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参加文革，内心是拥护共产党、忠于毛主席，为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而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全身心的投入运动的，如果他们有半点私心杂念，早就成了百万富翁。这种理念，我们相信市长、书记们都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你们肯定都有如此经历和体会。而几十年来，他们却遭遇如此不公正待遇，真让人心寒。 (三)中共中央〈82〉9号文件，对处理文革“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相关政策，有十一条具体解决意见，很具体、全面，可操作性强，只要市委对贯彻执行该文件有一个批示文件，我们相信文革“两案”的老案会很快解决的。大家都心情舒畅地为创建一个安定团结和谐的新重庆而努力奋斗。三个多月了，市委为此事没有一个答复，望市委对本报告及时给个答复，并请求市委分管领导近期与我们见一次面，当面汇报此事。 特此报告！ 重庆市文革“两案”涉案人员人信访代表： 曹明忠〈62503374〉苏忠联〈60757236〉雷忠武（63503916）唐仁义〈62479500〉牟成彬〈13752975877〉袁世勋（67959108）周绍华（62881885） 2005年11月4日
黄廉谈“揭批查”之一
原标题《关于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关注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的回忆》
一、满城风雨的入党 一九七六年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在市委一号楼小灶食堂吃饭时，办公厅来了一个工作人员告知我和周家喻：省委领导来了，他们住在潘家坪，希望你们去谈谈。我问是谁来了？工作人员说：你们认得，一个是汪友根书记（时任四川省委常务书记），据说还有个中央委员省委组织部蔡部长（蔡协彬是渡口攀枝花钢铁公司模范，中央委员）。我听了这消息后很高兴，据说他们才参加了党中央二月打招呼会议回来，看来他们这次来重庆很重要。 吃过晚饭后，我总算和汪友根打通了电话。汪友根在电话上以神秘的口气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来？反正这次是为你的事来的。”我反问道：“我有什么事要你们兴师动众，劳你们的驾？”汪说：“电话上不多讲，来了再说。” 我与周商量立即就去，周同意我的意见。可当时车队的师傅大多下班了，对我说要等，后来几经周折还是调了一辆车，其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 为了赶时间，我们抄近路从歇台子这边进潘家坪招待所。可是，到那里一看，驻军门卫戒备森严，由于事先没有通知，一般车不让进去，就是说，没有市委保卫处和十三军的电话通知不准进去。不得已，我亮出了自己市革委的工作证，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才放行了。当时周家喻还用幽默的口气说：“你拿这些证件去干坏事可容易啊！” 进得招待所，方知省委的大员们全住在四号楼。 到了四号楼，汪友根和蔡协彬出门接待我们。他俩先将我和周家喻带入一个大套间，其间赵紫阳等人正与人会晤，见了我们起身握手，寒暄中顺手一指，说：“友根、协彬，按我们商量的，你们两个与黄廉他们通通气，把中央精神告诉他们。以后我还要与黄廉同志单独谈谈。就到你们房里谈吧。” 随即我们到了汪的屋里，蔡协彬说：“还是先由老汪给你们摆谈吧，我正在办点事，之后我们还要谈的。”说完，就离房而去。 汪友根先是问长问短，问工作后，接着，汪摆出省委领导人的架势说：“你们知道中央打招呼精神吗？”周和我都说：“不知道，现听汪书记传达。”汪友根谦虚地在我肩上拍打了几下，说：“不要这样，还是叫我老汪吧！”又说：“你要知道，这次中央打招呼会上中央首长都很关心你们，你们可要为毛主席后争气啊，特别是你黄廉的入党一事，江青同志都晓得，在会上江青同志要四川、重庆的领导尽快解决。我们这次就为落实此事而来。这当然是为你的事来的，我们要做工作，要把中央的精神落实。你要配合我们。老黄，你要好好和大东同志谈谈，多与大东同志交换意见，要搞好关系。我们已到过你原来的单位，重庆市木材公司党委、访问了你原来的支部书记等等。解决入党的事要在基层支部。鲁大东同志再三说，要你回原单位去，老黄，你离开原单位八、九年了吧？ “我们要按党的原则、党章、程序，要做好基层工作。做好这件工作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落实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 我和周家喻本想汪友根能多谈些中央打招呼的精神，中央领导的讲话。而汪友根说只说：中央很关心你们，大会、小会上中央首长都谈到你老黄的入党问题，你可不要骄傲，要虚心。 谈完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周家喻说：汪友根“卖关子”，守口如瓶，就只谈中央首长、江青关心入党的问题，哪能打招呼就谈一个问题？我说：我也有同感，明天我们去问老蔡，他是一个直爽的老工人，你再听听赵紫阳的，我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听听吧。 第二天，蔡协彬约我单独谈话。开头赵紫阳在场。赵对我说：“老蔡是个好同志，老模范，党性强，他在省委管组织工作，你们俩个好好谈谈关于中央关注你的入党问题，还是按照组织程序一层一层来落实。” 我问：“咋不叫周家喻来呢？” 赵：“我刚才说了，解决组织问题，按组织程序一个一个，一层一层。你的问题解决了，其他人都在各人单位去办。”赵又说：“协彬是代表省委做你的工作。好吧，你们谈吧，我有点事去了。”说完起身离去。 赵走后，蔡协彬问我：“昨晚老汪给你谈了吧？你有啥想法？”我说：“汪友根就谈了一句，说中央首长很关心我的入党问题，特别是江青同志，在大会小会上要四川省委、重庆市委解决我的入党问题。我当然非常高兴。我志愿入党，我热爱中国共产党，愿意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把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员就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投降资产阶级，更不能挂着共产党的旗号，当走资派，当修正主义……” 蔡协彬听到这里，打断我的话说：“好了，好了，今天我又不是考试你。你告诉我，在解决你的入党问题上，你如何争取在鲁大东的帮助、支持下，尽快回木材公司党委，到支部履行入党程序？不要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希望。”“你可不要以为江青同志是顺便问一问，一般的关注一下的问题。” 我说：“今天我就可以回去办。”蔡协彬笑着说：“如果这么简单，还要我们从成都来干什么？” 我说：“文革前，文革中，我在共青团时，我就多次交了入党申请书，本人政治观点明确，历史清白，思想品德也没问题。出身成分纯工人，15岁参军，后来成为一个宣传干部，这是众所周知的，本人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跟党走，我有什么不简单？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无非是参加了组织，求得组织管理教育帮助，更好地干革命；党章规定，一个有志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人，只要他承认党章，遵守党纪，有两个党员介绍，就可以参加共产党嘛。”停了一下，我又接着说：“这样一件严肃、光明磊落的事，还要惊动党中央、毛主席，还要麻烦江青出面做工作，这难道正常吗？是四川、重庆党组织的光荣吗？我看只能说明四川重庆的党内，上层有人在独揽党权？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行关门主义，阻挡毛主席的‘吐故纳新’。对造反派不高抬贵手，是重庆党内有党棍党阀？他们把一个人的入党问题当成什么利益、好处、特权在看待……” 蔡协彬有些生气地打断我的话，说：“黄廉你怎么这样说！你要注意，自己谦虚点，不要处处都是造反派脾气。” 我说：什么叫“造反派脾气”？我是要坚持真理，讲道理。难道逆来顺受就好吗？驯服工具就好吗？接着，我又说：“好吧，到木材公司去吧。如果没有支部，党员中没有二个党员作介绍人，我甘愿自己作罢了。” 蔡协彬更生气了，说：“黄廉，今天是我们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打招呼会议精神和江青等首长对你和一大批青年人的政治关怀，才从成都来找你们的！我不是来和你辩论问题的。你可知道江青同志为你的入党问题，几次找赵书记谈话，在大会和小组会上直问过我们四川到会的同志，‘黄廉为什么还没有入党？黄廉应该入党嘛。你说没有人介绍，我和唐克碧（四川省委书记）来介绍嘛。’江青同志还发了脾气。你还记得在四川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主席审查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名单时，他发现名单上没有你黄廉，就质问周总理：‘怎么没有黄廉？’总理说：‘来不及了，只好留下两个名额，以后把他补上。黄廉现可列入四川省革委委员，他已是重庆市革委副主任。’你看这次你的入党问题又是毛主席、江青直接关心，你不认真对待，对得起毛主席、江青等中央首长吗？” 蔡协彬似乎想起什么，突然发问：“黄廉你写过一首什么诗吧？江青看过了，还在会上说，建议把这首诗谱成曲，作为歌来唱呢。毛主席很关心你们造反派啊，他老人家做着手势，深情地指着一棵小树讲：‘对这些年轻人要像爱护小树一样，要给他培上土，浇上水，它才能成材’。你不要认为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上关心你的入党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个小事吗？你与江青非亲非故，你又不在中央工作，她敢出面作你的入党介绍人，这是小事吗？这是偶然的一句话吗？你要冷静啊！你不要和鲁大东他们总是顶起，你要和大东好好谈谈，大东同志才好‘高抬贵手’嘛。你们重庆市木材公司的书记王广远、杨柏珍支部书记，我们都去访问过了。我看他们都是很有党性，有毛泽东思想，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好党员。他们对你是好的，你回去参加支部大会、小组会时，一定要虚心，要平易近人，要认真听取意见。你离开木材公司有九年了吧？这次回去住它半个月。” 我回单位讨论组织问题时，单独约见了鲁大东，请他指示。鲁大东说：“省里领导来做了工作，你回去一定要谦虚，特别对待不同意见的，不要有派性……”半小时的谈话，鲁大东是冷淡的，缺少关心和热情。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在重庆市市中区菜元坝重庆木材站，我们木材站的支部书记杨柏珍（女）拿出两份入党志愿书和几张表格让我填了履历等，她表示：“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党，省委汪书记、蔡协彬和市委来的人都讲过了，入党是严肃的，有严格的程序，我是本支部书记，代表组织给你谈话。你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石秀廷（女）同志，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前在解放军部队入党的年轻共产党员刘忠海同志。”经由中共木材公司党委木材供应站支部书记杨柏珍同志（女）分别主持全站职工大会和党支部大会讨论评议，最后经由重庆市木材公司机关总支委员会全体党员通过我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每月交纳党费，按时回支部、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并以总支委员会工作简报的方式告知市里和相关单位。 因当时我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工作，分工主管计委，为了组织管理、工作方便，重庆市木材公司机关总支委员会用工作简报的方式将我入党的情况通报相关单位并抄呈了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鲁大东办公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时至1976年11月14日传达，叶剑英、华国锋等上层突然政变，宣称：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以此为托词，不讲道理，不由分说，不依法律，不顾党章，将我定为跟四人帮的人，以所谓办“说清楚”学习班为名，用诈骗、强制等非法手段将我先后关押在重庆市木材公司、雾都宾馆（五招待所）、市看守所等地达五年之久，就在这非法关押期间本人依旧交纳了党费。 二、不承认!也不是开除党籍? 1976年时，我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才十个月。本人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没违宪、四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当时的重庆市革委会主任、市委书记的鲁大东，以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为由，在与我谈话时说：你黄廉是党员，又是省、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去学习，把你与四人帮的关系谈清楚，学习期间不办公、不会客、不打电话，不回家、不外出。还说这种形式就叫它“谈清楚学习班”吧! 我当时极反感，没这个道理嘛。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代表，入党才十多个月，在中央没有任何职务，我除了敬仰中国共产党，服从中央，响应中央的号召，为人民服务，在地方做革命工作之外，从不参与中央决策，与中央首长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凭什么叫我去把中央的事谈清楚？而你鲁大东同志在文革中当了中央委员，直接在中央开会，经常参与中央议政，掌握着重庆人民的生杀大权，是你领导我们，在你的领导下，要不要我进市委大院，要不要我出席什么会议，准不准我做共产党员都是你说了算。你每月工资几百元，我每月工资仅59元。到底你我之间，谁应该向党和人民说清楚? 那个时候，平时道貌岸然的鲁大东，坐在办公室的大椅子上，得意忘形地把双脚搁在大办公桌上很不耐烦的笑着对我说：“这是中央和省委都知道的，你去吧!什么地方，由他们保卫处的和警卫组的人送你去，去学习嘛!” 我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一个省市革命委员会的知名成员，一个在满城风雨中入党的中共党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履行任何手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条文审判定罪的情况下，凭一句服从组织，就被强行骗进“谈清楚学习班”，在“民兵”“解放军”便衣警察的看押之下，失去了自由，在精神上的虐待与正规监狱毫无区别。 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把我折腾了五年之久，依然没有法律条文对我作定罪依据。直到一九八一年的寒冬，重庆市看守所一个叫刘贤庭（音意）的警察把我从监房叫出去，有了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刘警察对我说：“黄廉，你还是个共产党员，是吗?” 答：我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刘警察：你现在己被关起来了就不应该是党员了。 答：我们共产党没有这个规定，参加了党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刘警察：那么，别人不承认你了，你知道吗? 答：只要毛主席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还存在，我的志愿还承认自己的信仰，还有我的入党志愿书，档案尚在，什么“别人”承认不承认，我管不了这么多。 刘警察笑着对我说：你看这份通知，是要你签字的，通知说“木材公司党委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员”。 答：这是什么通知?我们毛主席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听说过—个党组织对自己的党员可以随便不承认的，这是笑话。 刘警察：通知在这里，你接受不接受?不接受请你签名。 答：这么荒唐的通知我怎么能签字? 刘警察：签不签字是你的态度问题，你自己负责。 答：你不要威胁我，我的态度早已说了，你们非法关押我几年了，我抗议! 我总有一天会走向社会，你们把我关在这里，非法进行岁月的谋杀，你们这样对待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是对社会、对人民的犯罪! 刘警察：你这些话给我讲没有用，你签不签字? 答：你代表什么，省委、市委?你代表鲁大东或是华国锋?谁让我在这样的东西上签字都是没有道理的，非法的，我是毛泽东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刘警察：你不签，那就回监房里去吧。 就这样，直到我在四川省三监狱坐牢十八年，到1994年出狱均无人再找我谈党籍问题。但从我的内心和政治志愿上始终保持自己是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三、社会的回音 由于上层集团的政变和华国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我被无辜迫害，被强加跟着四人帮的反革命罪，冤枉坐了18年牢。1994年出狱之后，1996年碰见我曾经在海军北海舰队的战友干本忠同志（是重庆某某局的处级干部），他告诉我：你坐18年牢，现在已是妻离子散，流浪街头。但有人却踏着你的名字荣升进京当了京官为荣。 干本忠告诉我说：你认识一个叫唐克碧的人吗?文革被否定后，她已升任为中央妇联主任，一次偶然机会，我与这个原四川省委书记坐在一起，由于我们都是四川人，她问起我知不知黄廉这个人，我说我们是同年参军在二野军政大学的同学。唐克碧说：我也认识黄廉其人，要不是黄廉，我还调不进北京，因为当年我在四川省委任省委书记时，1976年2月我来北京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在会上，江青找到我，要我和她共同作黄廉的入党介绍入，当时，我回答江青：我还不知道黄廉的情况，他家住在哪里?门向何方开都不清楚，怎么能作黄廉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四人帮垮台了，邓小平上台了，黄廉被批判了，本来我也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从卢州到省委的，就是因为我在打招呼会上顶了江青，因此说我顶了四人帮，算我觉悟高，省委书记虽当不了了，但由于我是反江青的，因此我调来北京当了全国妇联主任。从这个角度看，黄廉还帮了我的忙啊! 黄廉
二十三、 毛主席逝世之后 我们是突然得知毛主席逝世的信息的，感觉到就好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市委要我和周家喻抓悼念工作，各个单位都设灵堂开悼念会。我回到木材公司去检查悼念活动，书记和副书记陪我入灵堂做入党宣誓仪式，回市革委会向鲁大东作了汇报，他听后好像受到莫大的打击，冷若冰霜，心不在焉地问我吃了饭没有。 下去看到有些群众在悲恸之中哭得昏过去了，有个别干部却在一旁风言风语，说死都死了，哭有啥子用，以后叫你们知道厉害。中央9月18日追悼会过后，花圈摔得到处都是，干部根本就不安排收拣。9月22日我到成都找赵紫阳，问鲁大东为什么那么敌对，赵紫阳说你还是要着重把计委工作搞好，与鲁大东搞好关系，他还说出现那些情况也不奇怪，阶级斗争嘛。我26号回重庆，整个城市一片悲伤，国庆节也没有怎么庆祝。每天从大参考看，中央也有些不正常，我分明看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暗的东西压抑着，看够了那些老两面派的表演，很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十月八号就有群众来找我，说听到国外广播，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重庆大学传说出了大事，到十号的时候，政变谣言已经满街都是了。 18号中央17号文件传达下来了，在市人大礼堂传达文件的时候，我坐在主席台上，念到华国锋任职时，满场掌声，周家喻拍得懒洋洋的，我双手抱胸，没有鼓掌。结果下面就有人喊起来“把黄廉拉下来”，官场上的积极分子们不放弃任何表现政治正确的机会。鲁大东的风度又回来了，他走到我的背后说等下出场你坐我的车，我跟本就不理。会一散，我从主席台背后走，官员们蜂拥而来要在我身上有所表现，我表面上装着无所谓，思想上体验到了一个政权将要覆灭的强烈感受，原来政权中间的聪明人，要抓住一切机会，踩着别人的鲜血爬得高一点，我很显然就是他们要表现自己的好靶子。每个人都在一霎那间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为将来的升迁准备一点政治资本。到市委一号楼之后，钱敏说先去吃饭，鲁大东走过来问你事先晓不晓得，我反问他，他说不晓得，我说你跟邓小平那个好，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呀。 积极分子庆贺的鞭炮声不断，我住地对面是常规兵器办公室，晚上楼顶架起几挺高射机枪，对天射击整夜代替鞭炮。也有人敲锣打鼓表示他们很开心，第一批上街游行的是文化界的学校，我穿个军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个的游行队伍看完。我回到宾馆跟总服务台的寇玉林说，前几天还在毛主席遗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举手发誓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寇玉林说你讲话要小心，周围搜集情况的人多得很，鲁大东已经布置了公安局。 我从宾馆回到木材站，很多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大概就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变化吧。长安厂来了几个工人找我，说忍了吗？上山吗？有什么办法？也有人说要到体育馆去集合，准备上山打游击，我要他们不要冲动，造反派中间一片心事浩茫，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共产党的未来演变感到忧患万分。有人打电话给13军，回答说是“一级战备”，放假都没有了；打电话去民兵指挥部问李木森，回答说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他来了还不一定走得脱等讥笑言语，可以想见搞修正主义政变好容易了。有个军队的官员跟我开一个苦中作乐的玩笑：你想跑吗？我建议你去尼泊尔，他说他们曾经在边境驻防，可以叫边防军放我通过边境，我说我去尼泊尔干什么。 10月20日我去市委，当兵的拦住我不让进，说里头的领导在开会，我说我就是领导，他说大东同志让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看见公安局的几个人夹着材料匆匆离开了，大概是因为我回来了，就提前结束会议了。鲁大东问我这几天怎么没来，说这两天你们大概都很忙，真是说不出的和颜悦色。下楼梯的时候碰到常委蒋良志，他要我去宣传部门口看大字报，主要意思都是黄廉周家喻要老是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我说是不是要转回文革初期那样，由我们来当走资派挨斗，有个干部说恐怕还要恼火哟。 那个时候很多人一时间不知所措，思想一片混乱，老是希望出现奇迹，传说也是千奇百怪，有说丁盛要搞事，有说上海要怎么样怎么样。在那个情况下，来木材站来的人多了，我就回大坪家里去。看见兵器办公室的人朝天鸣枪当鞭炮，还传达了叶剑英“大吃大喝吃吃吃”的指示，我说你们也太浪费了吧，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自由了，你们还想批判我？ 11月8日鲁大东喊我去市委办公厅会议室，鲁大东这一次得意忘形的样子也不想掩饰了，他把双脚翘在茶几上说，17号文件下达之后已经半个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问题，你跟四人帮不是一般的关系。我说你当初反对过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拢吧，你现在是不是落伍了。他说文件下来半个月了，你还是这个思想，觉悟很差，态度很不对头，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带上用具去开会，会上你要表态的，今天我跟你谈话，是代表党组织和英明领袖华主席跟你谈的，你要认清形势。 二十四、 从隔离到判刑 14号那天市委来了辆小车，我妻子问我还有什么会要开，我说此去恐怕不再回来了。我到达之后，鲁大东、徐庆如、钱敏都在，鲁大东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你宣读个文件，根据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从文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电话、不会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清与四人帮的关系和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解脱。钱敏说你把与王张江姚的关系说清楚，取得党的谅解，我说你们的级别比我高，经常去北京开会，你们与四人帮的接触和联系比我多得多，需不需要也说清楚。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鲁大东、钱敏和徐庆如都起身走了，屋子里剩下的就是保卫人员了，我起身去卫生间，就有两个保卫人员随行，过了一会军用吉普车就把我送回木材公司，一进大门，三个解放军战士就站在门口设岗，民兵参加值勤的就更多。三楼的一个房间，门窗已经被他们用厚木板加固钉死了，改造成临时的监舍。他们告诉我就是这里了，里面有四张铺，一个床是新铺盖，这是为我准备的，其他三个床都是监视人员从自家带来的。政法学院的一个主任柳传成说，他是市委“清查组”派来的，我和公安局的杨孙两位处长，在这里陪你学习，每天负责收集你的交代材料，我们早上8：30开始，下午是接待外调的时间，晚上6：30休息，去厕所解手要有人陪同；天气冷的时候，有人会给你送东西，本单位已经管不了你。我想要给周家喻家里打了个电话，看他是不是也被隔离起来了。这一个电话还没有打出去，门口又给我加了两个岗哨。经常有人冒充外调人员来找我谈话，本单位也有不少人走到楼梯口来看，由于隔离措施很得力，一般人无法接近我。 12月份就把我转移到五招待所去了，看守的卫兵就换成军分区一个排的正规军了，还有民兵，吃的东西拿进来需要经过检查。其间除了跟他们吵架之外，几年时间我一个字也没有跟他们写，也几乎不跟他们说一句正经话。有时我从缝隙里看到换岗人员往弹夹里压子弹，就不禁想起毛主席说“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1978年开始，我和周家喻就到各个单位轮流接受批斗，建设厂、重钢、二钢、望江厂、江陵厂，大型企业几乎无一遗漏，每到一个工厂，本厂的头头就被拉上来陪斗，开始的时候我的职务还没有撤，批斗的时候还有坐着的待遇，后来越斗规模越大，在区里乃至川东都主持大型批斗会，公安局还接上大喇叭进行广播。有一次是弄到捍卫路科技情报所礼堂接受全市财贸系统的批判，出场批判我的基本上都是“倒戈人员”，没有倒戈的，就在台下站成一排，还要他们低头弯腰。出来揭批我的，是一位银行的女士，在十一年前是请我去作报告的长辫子姑娘，她的发言稿也许有一点言不由衷吧。在特钢批斗会上，陪斗的有王敢斗同志，他昂着头、瞪大眼睛的不屈形象，确实配称“敢斗”的勇士，看到许多同志的遭遇，我回去之后彻夜难眠。 在物质局批斗的时候，我要炊事员给弄点肉来吃，他用个大碗给我装饭，底下全是红烧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他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尸骨未寒就把他夫人给抓了，太不象话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很暖和，工人同志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以后每到一个单位，我就要炊事员弄好菜来吃，在南岸区批斗完吃饭时被人问起，炊事员回答说黄廉的伙食费是每餐一块钱，又公然给我舀一大碗羊肉汤。以后就得了经验，要主动跟炊事人员打招呼。在几次批斗的时候，有人假装跑上来质问、抓扯，暗地里趁机给我塞鸡蛋、纸条，有一次一个纸条上说：主席说他一生只干过两件大事，一个是建立新中国，一个是发动文革。我们才知道群众虽然不说话，但是心里还没有服气，以后他们就不让那些对我们很“气愤”的人随便上台来了。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 在重庆大学批斗完之后，很多人跟在我们屁股后头撵，广播上喊：对于四人帮的黑干将，大家要拿出仇恨精神来，不要去看稀奇，你们跟着他们两个追赶什么。这个时候才跟周家喻接上头，知道他也在五招待所二楼，我在三楼，袁金梁在一楼，大家都关押在同一个招待所。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和周家喻一同被押出去批斗，有时候是三个人一起，甚至我已经被关进看守所了，还从监狱压倒物资局拍批斗电影。峨嵋厂拍过一部电影《铁证如山》，是在人民大礼堂批斗时取的镜头，我押出去的时候，看见刘结挺带一个氧气包挨批斗，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极差；那个会很大，在全川广播了，批斗会宣布正式逮捕，公安厅说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对黄廉周家喻执行逮捕。 在拘押审查期间，尽管十分困难，我仍然坚持每月按时缴党费。在宣布逮捕后的某一天，看守来请我出去签字，说你们木材公司党委通过：不承认你是党员。我说你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入党和开除党籍，都有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的“家家酒”吗？他们根据什么来承认，又是根据什么来不承认的？这样的搞法是极端不严肃的，是糟蹋中国共产党的信誉，另外一个看守也说，哪有通过了入党之后又不承认的，这是他们为了打击黄廉。我说你给我退回去，还请转告他们：黄廉不但不签字，还抗议他们这样无知行为。 在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半之后，等到邓小平他们推翻了四届人大的宪法，又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了一套法律来整治我们，即便是按照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也是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因此他们就公开进行枉法裁决以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1982年进行公开审判，那天我一出监狱就看到摄影机，到会议室之后，检察员给我念起诉书副本，说公安局已经结束了侦察。正式开庭是82年春节假期过后了，那个时候我身体已很不好，他们送我去三医院看病，碰到一个熟人问为什么这么瘦，医生说为什么瘦，贫血、身体不好。我坚持不肯让他们抽血，也就算了。
公开审判一直进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开庭回来之后有加菜，碗里有十几片油炸的肉，他们要我在法庭上听话些，说审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审判是在政协礼堂，这个时候出门已经是正式的囚车了，我看到从监狱出来到礼堂，2000多米长的街道全部戒严了，机枪架起，阵仗很是吓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要站在那里，看台上坐的是些什么人，每个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只有一个女人前面没有牌子，审判长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她。庭长宣布开庭，宣布一下就往对面的楼上看一下，估计是有个什么领导在楼上坐着。然后庭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我说，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来干什么？下面哄堂大笑。他们气得脸色发青，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这是法庭程序，我说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才回答，他说你讲。我就问，那个女人面前没有标牌，她是什么人？是刽子手吗？法官气得要命，说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公诉人据说是重庆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姓雷的，在那里选读起诉书，说我跟随四人帮颠覆政府，这遭到我的严厉驳斥。我说我是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组成人员，自己颠覆自己吗？公诉人说提出抗议，说黄廉十分嚣张。我说：什么叫嚣张，我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有杀人放火，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把我关了五年，你们自己才是违法乱纪。然后他们就放幻灯片，说黄廉在建设厂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你们多数人自己就曾经亲自参加过，这么快就忘了吗？上午搞了两个小时就休庭。 下午是证人出庭，石有中出来作证，说黄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动员我们准备500辆卡车、5万斤粮食，准备上山打游击，问我是否事实？我说没有听清要再说一遍，他刚刚开始在说，我就说：石有中，你怎么这样卑鄙？他就再也说不起话，当时就想走掉。人看来不能干违心之事，干了之后，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的，这个人最后在精神上就垮下去了。 法庭又说我犯有反革命杀人罪，我就说请问审判长，有谁被我杀？动机是什么？死者是谁？在什么地点被杀？杀人工具何在？凭据何在？你这样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王旭说：黄廉，是我在审你，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说，那还问什么，你不就是要把我问成一个反革命吗？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监狱之后，说我咆哮公堂，这次加菜没有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老实把加菜送来，明天我就不出庭了，最后他们只好又端来了。 最后一天，我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出的三个问题，说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庭的证据，文字和措辞的捏造改变不了铁一般的事实，完全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你们说我拥护四人帮，当时谁不拥护中央？有些人比我的级别高，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直接执行他们的指令，你们怎么不追究？就算你们已经证明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关系而定罪；文革中间是有严重的派性，问题主要在于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组织搞抄家破四旧，形成打砸抢，毛主席宽容了他们，我自己就是他们资反路线的受害者，我们在文革期间屡遭迫害，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后得利的是你们干部，我们造反派只有血泪的付出；在你们所谓的粉碎四人帮过后，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也是你们以捕代审关押我五年，是你们违法还是我违法？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你们没有任何手续就抓，是你们政变还是我政变？文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并发动的，是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潮流，如果有错误也只能是中央负责，追究了江青还要抓群众，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看世界上哪一国都没有这个道理！你们说仅仅是几个小丑就搞乱了几亿人口的国家，真是笑话奇谈；你们又把武斗的责任堆在我极力反对武斗并带头执行九五命令的人身上，你们是没有分清到底是谁在制造派性、挑起武斗。我根本无罪，你们是在闹一个历史的大笑话，我永远都不会服，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末了我就喊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资反路线要永远造反下去，警察不让我喊，拼命地用劲把我撑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旭草草宣布判处我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限制我在10内向省高院上诉。我说我不服，我将向人民上诉。审判长站起来大吼：将罪犯黄廉押入监狱服刑。 回到看守所，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同时我开始讥笑自己：我真的读懂了《法兰西内战》吗？真的理解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吗？真的懂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真谛吗？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奋笔写下了自己的上诉书。上诉到省高院被驳回，省里面派高院副院长赵立三来与我见面，他说黄廉，我看你还有点理论素养，上诉是没有用的，你的案子不是重庆中院和省高院能够定的，我看你还是平静下来吧。然后就把我转移到大竹四川省第三监狱关押，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胡风，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把监狱进行了一番整顿，把所谓的帮派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庆。那个时候刘张还关押在那里，刘结挺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张西挺的穿着就像是叫化婆，他们就与我隔墙。我想去劳动，监狱方说没有劳动的条件，也不会让你与犯人接触的，要我看报学习，交代我不要去高墙边，不要去接触武警。监狱政委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不要用减刑来吸引我，你们愿意关押好久就关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只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阴谋，不要法外加刑，对我的枉法判决已经是变相的杀害，不要再搞法外执法，这就是我的希望，还要他们别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需要写信，而且我告诉他们不可能100％服从他们的。 两年之后，一家香港的杂志发表了我在狱中的情况，甘肃一家名为《驼铃》的杂志转载了。上面来审查，搞了很久。大概是87年还是88年的时候，监狱政委喊我去办公室谈话，说减刑你不想要，我们帮助你和刘张报了保外就医，报到中央领导乔石同志那里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让他呆在那里吧。我们准备叫你去一队给犯人讲一些哲学、爱国主义教育什么的，帮助监狱做点工作。 在大竹监狱，我每天撕下一片日历，白天等黑夜，黑夜盼黎明，熬过了十多个春秋。当我撕下1994年11月13日这一页时，晚上我就去办公室喊教导员，说我的受刑期满了，明天我要出去耍。他说今天已经通知了，省里有个司法厅的曾副厅长要见你。我把书籍捆好，找出来唯一一件没有打补丁的中山服穿上，狱政科写了个释放证和户口转移证，还发了100多块钱的路费补助。王政委说对你的人格素质，在我心目中间不同于其他的人，希望你明天不要喊记者来录像，也不要来车队，不要放鞭炮，给我们监狱留一个面子，你的案子是上面定的，我们只是执行者；免得附近老百姓来看，又说大足监狱关错了一个好人，现在才放出来。我说王政委，我在这里，你们管理上也还合理，十多年来也没有弄死我，明天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提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 王政委说我提前一天放你出去，这点权力还是有的，当天晚上我一出去就看见了来接我的人和摄影机，大概有十来个单位，他们就住在荷花池宾馆，我住到13军炮团的招待所去，在我被隔绝18年之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招待所里面已经有了大电视机和席梦思床。第二天早上几个人非要拉着我再从监狱门口走出来，照相摄影，这样十几台车就从大竹出发回到重庆。派出所先不给上户口，经过了几次斗争才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我要在花甲残年去适应这个大大变化了的世界，自谋生路了。
渝辉在“揭批查”中
节选自《长虹：一个毛泽东的复员坦克兵》乌有之乡
厄运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颗照亮全世界的巨星陨落了。当毛主席他老人家宣告与世长辞，这个使全世界震惊，使全世界悲痛的日子，当人们还沉浸在万分悲痛，老人家尸骨未寒之时，中国却有多少事情悄悄地、迅速地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渝辉，一个中国极普通的小老百姓，一个复员的坦克兵，一个非党人士，一个默默无闻的企业小职员，命运也随之来了个180度的大滚翻。 一九七六年十月宣布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多数人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确信新的党中央正带领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这种欢腾人们似乎已司空见惯了，如党中央发动开展文化大革命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林彪坠毁在温都尔汗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息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你办事我放心”的消息出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当人们还在欢腾喜悦时，1977年4月，渝辉曾工作、战斗，赖以生存的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庆公司召开了一个全公司职工参加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的一个伟大的决定（渝当时感到无上的荣幸，重庆市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居然关照到他这个小老百姓头上来了，新鲜，这辈子还是头一回）。这个决定使他终生难忘，这个决定改写了他的一生，这个决定使他在全国欢腾的日子里欢腾不起来。这个决定称：“渝X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我市帮派头目周XX，黄X，杨XX等大肆拉帮结派，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粉碎四人帮后必须在全国清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经市委常委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在公司范围内对渝X进行点名批判。”同时宣布对渝实行“五不准”。他没注意听这个“五不准”的内容具体是啥子，反正就是不准乱说乱动交头接耳，不准外出，只许规规矩矩之类的，总之，从此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自由。也从此时，在公司范围内拉开了清查的序幕，对曾经给领导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清算。会后，老同事，老上下级，老战友面对面的路过，大家都黑起一张脸，不敢理睬。从此人人自危，谁胆敢打个招呼用当局的行话就是“没跟这个四人帮划清界线”。渝便像禽流感瘟疫一样，人人都惟恐避之不急，远远的避开，渝被彻底孤立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十中全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开展的，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的意愿，所发的文件是毛主席亲自批阅照办的，渝从未见过什么四人帮的文件，更未执行过四人帮的任何指示，怎么今天一下就变成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的骨干？搞错没有？真是喜剧。正因为有这种想法，不相信自己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坏人，渝始终进入不了四人帮骨干的那个脚色。因此，晚上和往常一样，仍然象一个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权的人一样，大摇大摆从自己家里走了出去，进入重庆市友谊商店宿舍高长虹家。高也是文革的参与者——造反派，是中共正式党员，友谊商店保卫科长。渝跟高讲：“今天我被市委点名批判了，今后可能见不到面了，你可能也快了吧！”高说：“今天全市各系统都宣布了一批点名批判的人，这是第一批，后面还有，看来向造反派全面开刀了，还乡团回来了，我也快了。”渝深知高的德性，说：“你千万要注意保重，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怎么结局，我们一定要活着见面，就是打成反革命，今后在解放碑戴个黑笼笼扫街也不怕，我给你多扫一点，千万不要走极端哟！”渝这是专门给高打招呼不能自杀！可惜，没过几天，高长虹和重庆市造反派一样的命运，也失去了自由，用当权者的话说是 “保护”起来了。五一节前，专案组在逼供时对渝透露高长虹自杀了。 第二天专案组找渝训话，说他不老实，宣布了对他的点名批判还进行公开串联。渝知道他到高家的行为已被隔壁那个八·一五派得知。这个人就是在在林彪清“三老会”“五一六”时，由当权派把渝从工作二十年的工会撵走，将他塞进去顶替自己的既得利益者，为了感恩而告密了。训话当时就宣布对渝辉实行隔离审查，升级了！渝知道，这也是迟早的事。 所谓隔离室类似私设的监狱，就是在公司楼上找一间办公室，将窗户用厚木版钉死封闭，人逃不出去那种。专案组怕渝误会，特别告诉他是为了保护他，为了他的安全，怕他跳楼自杀。废话！渝辉，堂堂正正一个热爱共产党热爱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复员军人，会去自绝于人民自杀吗？真是笑话！ 隔离期间，每天三班人24小时四只眼睛盯在渝身上，吃饭睡觉写坦白交代，上厕所几点几分，做的什么，一一记录在值班记录本上。失去了自由，没有个人隐私，没有个人尊严，不准看书看报，不准与外界人员接触，连眉来眼去都不准。更不准走出隔离室，不见阳光，比白公馆渣滓洞还严，那里每天还有放风的时间。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零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大年三十，在党中央三令五申敦促不准私设监狱、私设公堂，要开始讲法制，要依法治国，专案组没法再拖延关押下去，大家（专案组看守共50多人）都想回家过年。这天开恩，一大早送渝去江北两路街上理发（渝后期关押在两路汽车63队地下室），当然有人押送。一年来第一次见阳光（渝早已把久违的阳光遗忘了），当时的心情太激动，尽管在严寒的冬天，太阳灰蒙蒙的从云雾里才露出半个脸，渝已感到它的温暖。一群心爱的信鸽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翱翔，尽管天空是灰蒙蒙的，但它们是自由的，自由自在的，自由啊！当一个长期失去自由的人面对如此的情景，心情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渝当时想喊：“我自由了”。一年多没接触过外面的人，看到街上的人，听到他们讲话的乡音是那么的亲切，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亲切新鲜可爱。这天就宣布渝囚禁暂告结束，春节放假回家与家人团聚，节日后再到63队报到进行管制劳动。不幸的是，渝的左眼因长期不见阳光的囚禁而完全失明了。 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 （深夜大逮捕） 在私设那个监狱里，渝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通过专案组的人和外调人员的透露，渝知道了：高长虹自杀了，汽车62队朱本荣跳楼自杀了，汽车63队有个驾驶员喝镪水自杀了，华山玉XX，长安厂XXX，XXX自杀了……他们都是专案组“保护”起的。专案组没完没了的逼供，抛材料引诱揭发这个那个，强大的思想压力，精神压力，日日夜夜的写坦白交代，就是这些人走上绝路的原因。渝经常想：不管你怎么说，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集体决定的，中央没有一个人反对，毛主席亲自掌握开展的，我就不信这个邪，不相信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最后会热爱成一个反革命来。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大约在1977年6月间，有天下午家里人给渝辉送晚饭时，趁看守不注意，他妹妹做了一个手铐铐人的动作，渝当然懂起了。今天，就是今天，他的命运也到头了，反革命当定了，认命吧，好！既然如此也就认了吧！那天，他心里很不平静，想了想还有什么未完的事。一会，他妹妹来收碗时趁看守不注意，渝将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塞在妹妹手里，纸条上写的“再见了，请将我的孩子养大，相信我决不是反革命，今生我不能感谢全家，来世也要报答”。这是渝想到的最后的事，条子带走后，感到轻松了，做好随时被抓的准备，静静的等待那一时刻的来临。 天渐渐的黑暗下去了，从囚禁他的地方可以看到公司的主要办公大楼。其他科室下班了，黑洞洞的，唯有保卫科灯火辉煌，人来人往，公司大车小车发出低沉的发动机轰鸣，随时准备出发抓人。空气中充满杀气，此时，渝辉突然想到电影中那些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抓捕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不就是这种场面吗？镇静。此时他这样提醒着自己，只是担心着生他养他的70多岁的老母亲。因他家窗户也看得见保卫科，她们早已知道渝今宵的命运，老人家怎么受得了唷？！从小父母就教育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和劳苦人民，在国家困难的时刻，抗美援朝时将两个最大的儿子献给了祖国（大哥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将成为反革命，今晚就将遭到逮捕，她会多难受啊。可渝自己明白，从骨子里从来没有半点反对共产党的意思，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始终在他心中，如果他们这个时候来抓他，不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位才怪了。喜剧，多么的喜剧唷！ 晚上七点多钟，公司革委会一把手、党委一把手、清查四人帮的一把手苏振良，这个矮子，穿一双长统雨靴，手握一把三节电池的大电筒，双手背在身后，在囚室门口来回的走来走去。值班的看守由两个增加到四个彪形大汉，俨然如临大敌。渝有一种被拴在树桩上等待屠夫宰割的羔羊那种感觉。想起在文革中冲冲杀杀喊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保这保那，现在自己都保不住了。想起苏振良文革中工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工人打他，非要渝陪他去参加批判会，别人没打倒自己现在打倒了。好笑，历史咋开这么大个玩笑？！
时间在这么换位思考中悄悄的滑过去了，渝突然又想到红岩电影中那个猫头鹰，平原游击队中的那个松井，门外那个在来回移动的矮子形象和他们多么相似。八点多，九点多，十点多钟过去了，十二点时看守在喊吃夜班饭了，那矮子好久溜走的也没有注意到。渝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来抓他？这夜全市进行大搜捕，飞驰而过的警车尖锐的锋鸣器、警笛声呜---呜的鸣叫，此起彼落没有停息。这时还没动手今天肯定没戏了，是上帝开恩了吗？紧张的空气一下烟消云散，他庆幸（只能算是今晚）躲过了一煞。这夜，他居然睡了一个非常安稳的觉，连噩梦都没有做，因为噩梦已经做完了。 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70多岁的老母亲，年幼的小妹妹，只有几岁的孩子（老伴早被他们以揭发渝为借口关押起来了），他们在那亲人即将被逮捕为反革命的强大精神压力下度过了一个多么恐慌的晚上。渝五六岁的儿子从住家楼顶窗户爬出去在公司礼堂屋脊（有几十米高的屋顶）上，因为那里可以看到监禁他的窗子和渝。儿子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潜伏在那屋脊之上，只为了偷偷地看一眼即将被打成反革命的爸爸，直到安然无恙。多么可爱的孩子和家人唷！就这么小的孩子也被专案组喊去办公室训话，摧残孩子的幼小心灵。渝也是后来才听得一位朋友讲：你们公司屁眼好黑唷，大逮捕那晚上，十一次上报你的材料，十一次因反革命证据不足被打转回去了，所以那晚没抓你。渝这才知道那晚上，为啥那个矮子在监禁他的室外走来走去直到深夜是啷个回事。 那个时候，一夜之间的反革命成千上万，重庆市公安局收容所，转运站，监狱，总之可以关押犯人的地方都关满了。渝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几千人的单位，抓现行反革命四个，劳动教养七个，戴反坏帽子的一个，不够以上资格档次的进单位学习班的上百人。总之是人人自危，凡过去给当权派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批斗了的，自己认个错，否则那些反革命就是榜样。 大逮捕第二天，他们公司抓的人就在他那个小小监狱中大会师了（因公安局满员了），大家最惊奇的是他为什么没有抓，是不是他小子检举揭发认罪有功？渝自己也不明白，也说不清楚，只好把平时家里送饭来剩下的鸡蛋盐蛋分给这些难兄难弟，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现行反革命（除了被判刑的）都从监狱里放出来，各回各的工作岗位上班了，历史给他们开了一次大玩笑。 人民群众的监督劳动 春节过后，渝规规矩矩的去汽车63队，就是过去关押他的地方，向党支部报到，实现专案组安排的监督劳动。说实话，监督劳动比一个人关押在私设监狱中轻松愉快得多，可以工作劳动，可以看书看报，可以自由的呼吸，可以和接触的人们敞开心扉自由交谈，更重要的是这个监督劳动的家伙群众并不卖帐，谁也没把他当成危险人物。分配在木工班劳动，工人们客客气气，老师老师的喊他，车队领导不闻不问，他的存在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毕竟过去他是公司工会的干部，与他们有过平起平坐的经历，有的是先进生产者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工会与他们有过鱼水情嘛。工人们更了解他，没有人去监督他。 那时，除监督劳动外，还规定他这个管制分子不得回家。渝认为，既然三中全会后口口声声的要讲法制，又没宣布他是什么等级的坏人，就这么麻麻杂杂的要关就关，要批斗就批斗，任人宰割，凭什么管制我？我不买这份帐，上班不含糊，下班别人都回家了我也有家，该回就回不买他那帐。回自己的家也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样就惹怒了专案组。 有一天，那个负责清查的头头来车队在广场碰见了渝，为了杀杀他的个性，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众多工人训诫说：“这段时间怎么样，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不服管制，听说你天天回家。”渝脑壳一热理直气壮的告诉他：“我没犯什么法，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凭什么不准我回家？三中全会后你如此对待一个公民，任意剥夺我的自由……”两个人话不投机了，渝准备和他开展一场辩论。他没有想到渝会如此嚣张，胆敢不服从他管教，那个曾是八·一五派的，在“批清”中将渝从公司工会挪出，他进去的人，为了在主子面前表现一下，急忙说：“苏书记开会了。”连抱带拖的将他拉走了，臊了书记的皮，群众有评论。 不久车队家属宿舍失火，听到呼救渝第一个扛上灭火器冲入现场将火扑灭，将腰扭伤，不得不去医院治疗。医生出具扭伤证明，建议做轻便工作，专案组硬说“小病大养”，送他去他们事先联系好的医院检查，医生再次证实有伤，专案组不得不从木工班调换到底盘工班，这是汽车修理行当最重的体力劳动，似乎照顾了他。工班长姓韩，是个老共产党员，工班的工人非常照顾他，不让他做重体力和艰难的工作，大家相处非常融洽。每个月专案组都要偷偷摸摸的到汽车队来做做样子，名曰了解他的监改情况。找到车队领导，他们说不了解，找些工人们又问不出所以然。有次叫监督渝劳动的工班韩班长去，保卫科长先亮出他的身份，说他是公司保卫科的，要韩班长汇报情况。韩班长说：“渝老师表现不错，工作任劳任怨，带病工作，你们把一个干部弄来这么处理对不对……”班长的话还没说完，保卫科那位专案组老兄一听话不对了，急忙说：“你不了解情况，算了吧，今天就谈到这里。”老班长回来就将这次谈话告诉了渝，并说我一听他是保卫科的，我就不卖那个帐，我还是党员，你们把一个干部弄来这么整。群众，毛主席讲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工人同志多么朴实可爱。从此专案组、保卫科再没来了解渝的监改情况了。 美丽的西山坪——我的天堂 提起重庆的西山坪，人们对那里就没什么好感。那里是劳动教养的农场，是流氓、小偷、扒手云集的地方，是社会的垃圾堆，是大染缸。但对于一个有深深信仰、有毅力的人来说，那里是一所社会大学，能学到书本上见不到的东西，教会你如何更深的洞察这个世界。 对渝这样一个参加了文革的造反派，关押批斗监督劳动他们都还没有过瘾，还觉得没把他整到住（没整够的意思——编者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在大逮捕中抓捕的大批现行反革命和劳教分子大都放出了监狱，虽然没给他们讲清是错抓了，误会了或者平反，麻麻杂杂的放出来了事。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选择这天正是全中国人民家家户户欢度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之时，骗渝到公司开会，说领导要找他谈话。去了那里就强行将他扣留了，并抛给他一份重庆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一九八0年九月一日渝劳教（80）字第61298劳教决定书，以渝粉碎“四人帮”后不但不交代自己问题，反而态度恶劣不思悔改，为此劳教二年。 不交代问题的人能从专案组手心活着出来的人是没有的，公司清查运动期间就因这被逼自杀了四个人，渝只不过没有按专案组的意愿去诬陷别人，而是实事求是的，说渝态度恶劣不思悔改，确实岂有此理！劳教委员会不以事实为依据，不让人申辩，强词夺理，指鹿为马。譬如，说黄X把诬告省市委的黑信带去上海交陈阿大转王洪文，并与帮派头目多次密谋策划揪斗市委负责同志。真相是：信是黄X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林彪在全国搞批清运动，整“三老会”、“五一六”，在重庆是以廖伯康为首的老干部，牵扯到市里各部委的干部群众的“一号专案”材料。廖伯康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个信当时是为老干部呼吁，反映他们挨整情况，这个信究竟应该算功还是过？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揪斗市委负责同志前夕，中共四川省委给重庆市委办公厅电话记录称：“据重庆市委报告，杨茂林、孔庆业、刘祖国等三人将于七月二十八日召开大会批判鲁大东同志。这种做法是干扰当前集中火力批邓（小平）这个斗争大方向的，是错误的。省委希望你们积极做好工作，不要开这个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干扰了批邓小平应算功或是过？荒唐！ 当渝被戴上手铐步入宣布送劳教的会场时，渝高举手铐大声呐喊：“强烈抗议党委个别人对我进行政治迫害！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集体研究通过开展的，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就是过去给领导写大字报，提了意见，也没有什么错，四大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没有打砸抢，没有迫害干部和群众，不属中央清理的四种人，他们私设监狱关押批斗，又监督劳动，现在又强迫我劳动教养……”。建国以来不管哪个单位搞处理坏人的公审会、公判会都要大造舆论，大造声势，这叫政治攻势，东风压倒西风，教育群众，震慑敌人，压倒坏分子的嚣张气焰，这次怎么样呢？会场没有大横幅，没有标语，没有人呼口号。怪了，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渝的抗议声，只有东风，好象今天这个会是专门来听他的抗议的。渝大约抗议了20多分钟，保卫科长（不是专案组那个）在他身后讲：“XX（渝的诨名），今天他们那些没来，他们又听不见，算了吧。”会场上有麦克风将此话扩出去了，到会的人都听到了的。渝说：“好了吧，今天就骂到这里，二年后咱们回来再骂，再见。”这时渝才注意到今天的会场人山人海的，各队、厂、站上都派了人参加，会场过道窗台上都挤满了人，会场里外宿舍的阳台上站满了人，看来他们是想以此杀鸡儆猴的。此时，人群中有人在喊老渝保重，有人在给他眨眼睛示意问候，渝的心暖洋洋的。谢谢同志们，谢谢人民群众！走出会场，保卫科的就将手铐拆除了，好象这只是演戏的道具，是公事公办，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是重庆市公安局批了吃这碗饭就不得不走这个过场而已。会上在念对渝的劳教决定书后还讲了些什么渝也不去管它了，反正这场戏演完了。 大会后即将渝送去公安局看守所（转运站），是真正的犯人了。分到监室时已有十多人捷足先登。这时就象电影小说里面的场面出现了：新犯人进去要吃杀威棍（挨打），要吃穿心莲（用拳头对前后胸同时击打），骑摩托（骑在背上满地爬），看金鱼（在尿桶去看，将头按入粪桶中）。过这些关一是为他们取乐，二是整得服从他们管。 渝进去后牢门一关，全体一拥而上。领头的是一个瘦高个子（扒手），那家伙发问：“老头啥子案？”那时渝才四十多岁，只是几经关押审查，看起来好象很老了，被人喊做“老头”也不奇怪。渝毫不畏惧的反问：“你猜。”他说：“撬案，打顶的（盗窃）。”渝说：“不是。”他说：“撵滚滚的（扒手）。”渝说：“不是。” 他说：“那是看女人解便的（流氓）。”（多文雅哟）渝说：“也不是“。随即将他的劳教决定书摸出抛给他们看。这些人看后，异口同声的喊了声“大哥！”流露出对渝的敬佩。就这样，渝免去了一场皮肉之苦。不知这些生活于社会底层而犯事的人是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敬重，还是对政治犯的敬畏，不过，既然喊他大哥了，就得听大哥的。渝规定他们，在我们这个监室中不准谁欺负谁，各人吃各人那份饭，不准抢别人的东西，不听话的我喊打才准打，大家都赞成。后来分配进来的人，再没有哪个挨打的了。 从转运站到西山坪集训队，要经两个月的学习认罪认错后才分配到劳动队去。到集训队后，造反派队友一下就传开了。川剧团的张XX，化工公司的，沙坪文具店的，市糖酒公司的，长寿革委会的，万盛革委会的，纷纷拜访问候，两个多月的日子一幌过去了。到最后认罪认错那一天，中队长，一个老公安，不知劳教们为什么给他取了个“山羊“的诨名。他亲临渝所在的班坐阵，听取牢友们的认罪认错。渝是召集人，头一个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集体决定发动的，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自己没有打砸抢触犯国法，劳教决定书上那些是他们不实事求是的强加于我的，我据理申辩他们就整我，诬我粉碎四人帮后不交代自己问题，态度恶劣不思悔改，强迫送我劳动教养的。山羊说：“那你是不认错了哟。”渝说：“错，三中全会定了毛泽东的错，我们小老百姓有好大个错，凭什么劳动教养？”山羊说：“好吧，不扯那些问题了，你不服可以申诉。” 就这样，渝顺利的通过认罪认错，分配到基建队劳动，当“红毛”——替干部管理劳教的。西山坪那社会大杂院，不偷的要学会偷，不扒的也要传染学会扒，弱肉强食，以大欺小。没钱没势的，就给凶蛮的洗衣洗碗，甚至洗脚。凶蛮的是“上八位”，在那里一个欺一个，弱的每次会见家属后得到家属送来的钱都得上缴给凶蛮的。譬如有一个“红毛”，据说他是重庆市一个很有名望的拳社的，“操扁挂”（练武术）的，又是干部委任的“红毛”，手锤大。谁不怕他？这个人在基建队吃遍了的，众人敢怒不敢言，背地里都来给渝这个“政治犯”投诉，说这个人真是西山坪一霸。 渝对这种恶霸早就看不顺眼，确实也想教育教育他。正好他手里从转运站上西山坪有一个班，十几个铁哥们。渝偷偷的召集他们开了个会，讲明要收拾这几付颜色，大家一致赞成。在厕所外面有块空地，靠近宿舍，一天，他们在那里碰见，讲明他欺压弱小，要修理他。这种“修理”将会断了他的财路，意味着他的生活从一个能呼风唤雨、吃香喝辣的“红毛”变成一个清贫僧。他为他的既得利益而挣扎，而他们则为了正义，双方展开了搏斗。打架在西山坪是家常便饭，可是打红毛倒是稀罕的，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何况这个人还是个操扁挂的，后面又有干部撑腰。一时间基建队轰动了，大家都来围观。干部们也惊动了，在办公室门口一看，是“政治犯”在闹事，看一眼也就不管了。这个人有几个小老幺，跟他跑龙套的，正准备上。渝说：谁敢上，一起打。渝的为人他们也知道，被渝镇住，只好悻悻然地躲开了。这个恶霸被教育后，收敛了不少得性，主动来跟渝拉关系，无非是请吃吃喝喝。渝知道，这些食品还不都是从那些劳教人员的亲人省吃俭用给他们的儿子、兄弟、丈夫送来的，能吃得下吗？因此，渝总是拒绝他的请吃。在那种环境下，在被那种环境的熏染下，没有毅力，没有一个坚强的思想基础，学坏就是一瞬间、一念之差的事。想想嘛，在那里叫劳改，不是度假，首先肚子就是一个大问题。早餐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加咸菜；中午一碗饭三两；晚两个馒头一碗酸菜汤，渝只能吃早上和午饭，晚上的馒头就送给铁窗外的农民了。因为渝有个不好的习惯，在部队时就不喜欢吃馒头，所以在西山坪，就是饿也不吃。其他劳教有钱的可以从铁窗外面买农民的炒菜（鸡、肉等），或者半夜从窗子出去。窗子的秘密很多，有的是将窗子的铁棍锯断了的，平时看不出来，用时取开，人就可以钻出去偷鸡摸狗，摘没有成熟的水果回来吃。渝当然不会这么做。不过劳教们也不避他，毕竟他们有的才20来岁，是些孩子唷。有的是上班偷了点懒，有的是偶尔拿了别人的东西，走资派整他们就送来在这个大染缸中熏染，“毕业”后就将成为社会上的一个多面手、多功能的“师傅”了。所以渝总是对他们有点同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不去学坏就行了。渝常想，这些人在外面教育教育就行了的，何苦非要弄来学坏？这些领导究竟站什么立场做这些事哟。 按说，劳动教养是针对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三中全会后上面对管教干部的要求严格起来。但是西山坪的管教干部长期打骂体罚教育已习惯，一时收不了手，好象打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是坏人嘛。冲突就在劳教和管教人员间发生了。 渝辉他们从转运站上西山坪那天早上开早饭后，全部在转运站的院子里集合等车子。劳教们规规矩矩的排队坐在自己被包上面，真象犯人一样。开始是规矩的，但时间稍长一点，这些一二十岁的小青年就脚不停手不住的了。此时一个“枪兵”（看守所的卫兵）摸出他身上的一根铁钥匙链，也许是他平时早准备好打犯人打惯了的，劈头盖脸的跑进劳教队伍中乱打。当时劳教们只有看到他发威，一时都呆住了。渝实在看不惯了就喊：“住手！不准打人！”这一喊全体劳教惊醒过来，大家齐喊： “不准打人！”转运站的公安、卫兵全体出动，枪端起忙喊：“坐下，不要喊！”俨然如临大敌要暴动一样。一个老公安对着渝喊到：“你是干什么的？”在他们的眼里，既然是劳教的肯定是有问题的，渝年纪大又带头吼，当然要找他。渝说：“不准打人。解放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重复又问：“你是干什么的？” 渝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一般的规律是摸扒年青人多，老年流氓犯多。渝不能侮辱自己，说：“我是造反派，政治犯。”老公安一下就客气了。他说：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提出，不要乱吼嘛！”渝说：“当时情况紧急，他冲进来就乱打人，三中全会后强调的是法，劳教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教育，禁止打骂。”老公安连说：“好、好，有什么你还可以协助我们招呼一下，我们回头教育他不准打人。” 来到西山坪后，队里也时有干部打劳教人员，特别是天热没穿衣服时，叉头扫帚的竹条条，掺在身上，皮开肉绽的。你敢打我就敢告你！一次，一劳教人员因出工跑出去玩，叫李明的管理把这个劳教人员打得皮开肉绽。渝帮他写材料告到场部。后来，上面被迫勒令李明全场做检查后调省二监狱去了。就这样，渝成了干部们的眼中钉，后来干脆把他弄出队去照看队上修建的工地，免得渝再给他们捅出什么漏子来。如此一来大家都眼不见心不烦，渝也成了个特殊的“散仙”。
西山坪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当夕阳西下，劳改的人们收队了，场外基本没人走动。干部怕劳教报复黑整他们，劳教收队后都关在院子里。能在外边走的，就是有点特殊的，如渝这样的散仙。那时，他的工作主要是管照工地，一个人可以跑到岩边看太阳下山，穿越在松树丛中，那轻轻低吟的松涛声和果树林使人陶醉的广柑花、橙花，能使人忘掉一切烦恼忧伤。黄花吃得不想吃了，堰塘里的田螺，松林中的蘑菇，天天都可以去附近农村赶场，鸡蛋、鸭蛋、鸡、鸭、鱼、肉，只要你有钱，应有尽有。照工地没人过问，随便人在不在，要回家下到河边过江就是澄江镇，公路边一站，公司的和专县的长途客车驾驶员谁不认识？这得感谢专案组关押批斗，渝家两口子都是四人帮，群众就是看稀奇也认得他们了嘛。所以，下得山来往马路边一站，他们都一脚刹车渝就回家了。三几天再回山上去看看铺盖被人拿去换了回锅肉没有。有次回去在解放碑，突然听得有人喊：“老渝！”开始渝还以为是西山坪的逮捕队。那人说：“你不认得我，我是XX军转业在汽车公司的，抓你那天，你把他们骂安逸了。你是我们转业军人的榜样，有骨气！”渝连说：“不敢，不敢，惭愧得很。”随即是一阵友好的寒暄。 西山坪确实是个好地方，一所社会大学，一个大染缸。渝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二年，疗养了二年。但很惭愧，渝自认在那所社会大学是一个坏学生，没有毕业，因为他一样手艺都没学会，回到单位等待他的则是新的考验。 连锁打击 回到单位，两年多的思想准备，本想一切都过去了，好好的去上班吧。报到时分配到汽车23队当工人，因为宣布渝劳动教养时就宣布撤销了他的干部职务。当工人也没什么，渝本来就出身于一个坦克修理兵，不怕劳动，干部能上能下。可是人事科长拿了一份1964年四川省劳改局的文件给他看（他不好意思给他宣布，叫他自己看），文件精神是劳教人员回单位后要拿3—6个月的学工工资，然后根据你的表现再评定级别。渝看后给科长讲：“中共中央‘两案’工作会议即1983年（9）号文件专门有规定，涉及‘两案’人员一般不得降低工资，若犯了严重错误必须降低工资的，不得超过两级，若超过两级的应立即恢复。你们应该按中央文件执行，这个文件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科长说：“这是党委叫我们这么办的，我们没得法，你去找党委。”是的，人事科只有照上面吩咐办，渝不麻烦他们。 这里顺便提一下，1980年9月28日抓渝劳教时宣布撤销他干部职务，10月中旬才在党委会走过场，请委员们表态，算是在沉默中算通过的。对于处理一个干部可以先斩后奏，处理了再来报批，市委组织部又如何办手续呢。看来他们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什么中央文件不文件。 后来，渝去找市公安局五处赵世维，讲明工资问题时，赵很生气的说：“公司郎个这么搞？这里都还没搞完那里又搞起来，我们找公司去。”他很生气说的“这里还没搞完那里又搞起”是指的什么意思？渝感到这里有名堂。他跟着赵回到公司，可能考虑到渝在场碰起不好说话，叫渝等着，自己先去说说。一会他灰溜溜的回来给渝说：“难办”，就溜了。从此公安局五处赵世维在路上碰见渝总是东躲西藏绕着走。渝理直气壮的找那个革委会主任，党委一把手，清查办总头目苏振良，他怕一个人来承担整渝的责任，就象原来工人批判他要渝陪他去一样，故作姿态，召集公司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经理书记，专案组的共八个人，俨然如临大敌，对付渝一个被他们关押批斗劳动教养，被他们打翻在地爬不起来的老头子。渝陈述了对降为学工工资的看法，请他们按照党中央的最新政策，而且是专门针对自己这类的文件办。苏振良首先表态：“中央（82）9号文件我们没有看见不知道，你生活困难可以去到车队上班后申请困难补助嘛。”渝说：“中央（82）9号文件你看到了也可以说没看到，你在搞清查四人帮专案，有关这方面的政策你说你没看见不知道？你们郎个不乱整呢！没看到我今天就提出来了，有了问题你可以请示市委你的上级噻。过去我们公司驾驶员颜长友，齐白石，XXX，XXX这些人犯流氓罪劳教回来工资分文不少，我在劳教期中伙食费30元一个月，小孩生活费36元，值班补助6元共72元，回来拿学工工资27元，怎么生活？还不如送我回去劳改！”刘刮鬍刘经理，粉碎四人帮后晋升为公司经理，主管劳工，一听就暴跳起来。他说：“过去我们没按文件办，工资全发，现在就要拨乱反正，从你开始！” 刘刮鬍也用了一句时髦的政治术语——拨乱反正。摆着1982年当年的中共中央专门针对清查人员的文件不执行，去执行十几年前四川省的地方文件，牛头不对马嘴，还说是拨乱反正。对流氓分子教养回来他们长期都是发原工资，而对一个参加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开展的，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的人就长期关押批斗，监督劳动，劳动教养，撤销干部，工资降到底，也太过分了！刘刮鬍他们把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气倾泄在渝一个人脑壳上来。随后，苏振良叫渝先上班，有困难可以申请补助。渝在工会工作几十年知道，困难补助，基层工会最高补助30元，还不一定每个困难职工月月都能吃上补助，叫先上班后申请补助不是说些空话是什么？苏振良还叫在场的人都表个态，其他的人沉默不语。苏最后只好对渝说：“就这样，你到23队去上班，不去的话，你要到哪里告状你就告去。”
从此，在市委、人大、公安局各有关部门信访处门口就多了渝这个上访户，这也是他们以工资政策的不公逼迫渝上访的。渝相信共产党，相信党的政策，曾五次上成都找公安厅，省委信访办，四次去北京中央信访局西南组，公安部，全总工会（他是工会干部），没有工资买不起火车票，就和所有的上访人员一样厚着脸皮上车，一般车到广元地区查票，当查到没票时就向列车人员和乘客们宣讲为什么去北京上访。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群众心里是清楚的，他们非常同情，送茶送食品。列车员告诉渝说，他们若被查到，就不能再带他们走，这是规定，但告诉渝可以换一趟车，就是前面站下车，后面兰州的车马上就来，上去就行了。人民群众是这么的通情达理，渝他们也不跟他们为难，下车又转车，而且是这些乘务员带他们去机务室等车去北京。公安部、中央信访局都接待并开出请重庆市有关部门复查，回来重庆市委一句话：劳教问题是公安局搞的，你找公安局去。公安局劳教委员会蔡长碧一句话：是市委喊我们这么处理的，你去找市委。如此来回踢皮球，小老百姓有什么法？你求爹爹告奶奶，他一句话你就跑断腿，什么政策不政策，他们要郎个办就郎个办。 1984年，市委信访办徐明恩处长终于开了一次恩，他与市清查办公室联系后，叫渝到市委组织部旁边找清查办的严克勤（音）处长，并带渝进市委大院去，渝想，就这么一点事，拖了两年，早给清查办联系复查不就完了？看来，这次他又想得太简单了。渝报着满腔希望认为几年的上访路今天总算走到头了，那些强加在自己脑壳上的事该了结了，因为这是重庆清查四人帮的最高指挥部，对于中共中央“两案”工作会1982（9）号文件，他是坚决执行的呀，绝不会乱来。渝此时非常有信心，也非常高兴的见到严处长，就好像见到亲人，也有点象落水的人见到一根救命稻草。可严处长见到渝就是一瓢冷水，他说：“你就是渝辉？你在学习班（一个人在私设监狱中，他很轻松的说是学习班），在江北两路车队我经常去嘛。你的问题我很清楚嘛，你还要翻案，你怎么翻得了。”一番官腔使渝的心一下就凉了，管你是亲人还是仇人，渝也不客气的打断他的讲话，说：“严处长，劳动教养决定的罪状是最有分量最压秤的是吗？我的劳教决定第一条是与我市周XX，黄X、杨XX拉帮结派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你们把凡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扣上篡党夺权的帽子加予打击。我不是革委会的主任、委员，连革委会的小组长都不是，我和哪个拉了帮结了派，夺了什么权？第二条参加了杨XX赴京汇报团的会议，在文革中参加过什么组织的会议也罗列为罪状是不是也太没话可说了。”赴京汇报团是收集林彪在全国搞‘批清’抓‘三老会’‘五一六’，整群众后不平反，收集挨整后没有落实政策的材料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汇报，故名赴京汇报团。后鲁大东书记找杨XX谈了话就解散了，这也算是罪状？渝接着说：“第三条，说把黄X诬告省市委的黑信带去上海交给陈阿大转王洪文也不属实。信是林彪那个‘批清’运动整群众的材料，包括廖伯康，他是一号专案的一号人物，清他就是清市部局下面牵扯一大片的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廖伯康是重庆市委书记，这封信为他们鸣不平，不是罪是功。再请看第四条，与帮派头目多次密谋策划揪斗市委负责同志，在批判鲁大东书记前夕，汽车23队工人陈道贵电话上问我，‘明天那个会你去不去’？我说‘要去’。陈说，‘他们组织了三个车和人明天去。’我说，‘这个会不要组织人去，各人要去，各人负责。’因此他们组织好了都没去，这就是我‘密谋策划揪斗市委负责同志’的态度。在此中共四川省委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给周XX、黄X的电话记录也讲召开大会批判鲁大东同志‘是干扰当前集中火力批邓（小平）这个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省委希望你们积极做工作，不要开这个会议。’请看省市委态度多鲜明，排除干扰，引导群众牢牢掌握批判邓小平的大方向，省市委到底姓汪还是姓蒋？这样的省市委究竟是红或是黑，难道是诬告了省市委吗？那么干扰了批判邓小平大方向该是什么罪过呢？在是非面前与专案组讲原则、讲道理，他们讲不通就干脆扣上粉碎四人帮后渝不但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反而态度恶劣不思悔改的帽子，为此还劳教二年。这个决定太荒唐，不重事实，不要人讲话，这哪里是共产党的作风”。严处长意外的没有谴责渝，他说：“渝辉，现在组织上要讲实事求是了，你也要实事求是，过去错了的要承认，错多少承认多少，没有的不要抓起往自己脑壳上糊。过去说打游击嘛，现在看哪个去打了？没有嘛。”这些话久违了，听起来多好听，党要讲实事求是，没有的不要往自己头上糊（请注意现在是组织上要实事求是了），从来没有人如此关照，眼泪都要滚出来了。严说：“你回去吧，我给你们党委打电话请他们给你复查，好吧？”跨出清查办公室的门，渝笑了，十多年的盼望，严主任打个电话，只要实事求是，那些算什么错唷。大不了在文革中给领导提了意见，这算什么唷，渝想，我的问题算是熬到头了。 渝回到家里天天盼，日日等。每次去党委问市委来电话没有，得到的结果都是两个字“没有”。渐渐的，渝的心冷了，是党委不说真话，自己搞的自己来否定、来复查，还是严克勤骗了我？渝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总之感到又被调戏了。而且，从此市委信访的同志也开始理直气壮的拒绝渝的上访，说什么“不怪我们了吧，市清查办都没给你解决，我们没得法了。”市委大门不是你想进就进得去的，再也见不到严主任，也不知他究竟打了电话没有。 一天，渝在重庆日报上面看见一篇文章，标题大约是《肃清左的流毒，坚持继续革命》，作者张文彬。这不是我们的市委书记吗？渝看了后给重庆日报写了一封信谈对这篇文章的感想，请报社转张书记。几天后，张书记收到信后派市委党刊《支部生活》杂志的关秀镇同志到渝家里来看他。当时渝不在家，关老师留下一张小纸条和电话，叫他去市委找他。见到关老师后，他对渝说，你给张书记的信他收到了，因书记忙，委托他来看你，信上提到你被左的流毒影响，至今未落实政策的问题，中央有文件（就是中央[82]9号文）一定会得到解决，要相信党和党的政策。因张书记没有分管落实政策，所以你的问题还得坚持找信访处，由他们牵头就好了。当时渝非常感动，一个市委书记对一封信能如此重视，派同志来家里看望，虽然没有直接帮他解决问题，但他满足了，他感谢关老师，感谢张文彬书记，他也没有提任何为难领导的要求，仍然坚持找信访处。至今渝还将关秀镇老师约他去市委见面的那张两个指头宽的小纸条珍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作为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他，鼓励过他的好人，他将永远铭记他们。 1984年7月，有朋友指点，中央信访局有位领导到重庆来了解中央（82）9号文件和（83）9号文件的落实情况，来人叫李景和（音），住在重庆宾馆南楼XX房。渝前去找了李景和主任，讲了重庆没有宣传贯彻落实（82）9号和（83）9号文件，群众根本不知道这两个文件和渝属于（82）9号文中的“两案”人员后，李主任听后非常生气，他说：“整人的时候白天黑夜的整，落实政策就东推西推。说，你要我怎么帮助你。”渝说：“请李主任把我的申诉材料带回北京去批转我们单位，实事求是的进行复查。”李说：“是的，我只有把材料带回去盖上戳戳才行，在这里讲话不行，哪个听你的。”事后，渝通过熟人了解到这个材料李主任批转到重庆交通局保卫科，因“清查”运动时汽车公司不属市交通局管，他们不了解情况将材料转给公司保卫科，专案组写了假报告说已经复查了事。 1982年7月5日，渝所在的公司曾以中共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庆公司委员会渝运汽（82）党字第020号文《关于对XXX申诉信的答复》，认为渝的问题已复查了事。该复查没有涉及劳教决定中的任何罪状，不敢回答干扰了批判邓小平是功是过，不敢说省市委喊去批邓是红是黑，不敢说为廖伯康等老干部送的“批清”一号专案材料给王洪文是功是过，更不敢回答实事求是交代就是不交代问题，是态度恶劣，是不悔改，该劳教。当然，整人是要让他们来整的，但让他们来复查，来自己否定自己，煽自己的耳光，可能吗？让他们来自己否定自己，那入了党的升了官的得了奖励的专案组人员脸又放在何处？ 下课 渝辉原本深信中共中央“两案”工作座谈会议1982年（9）号文会实现的，没有放弃上访。劳工科孔X是八·一五派的，其母亲是市中区干部，他本人专案组成员，因清查有功奖励入党，在文革中也曾拥护过这个那个的，粉碎后他说他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角色。为了要表现他的能干，多次去渝家里代表组织给渝谈话，要渝上班，不要去上访，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什么后果？上访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渝不相信他们胆敢置宪法置共产党中央的政策规定于不顾。于是，他们在1983年7月27日作出渝汽运（83）字第046号文《关于XXX长期旷工给予除名处理的决定》，盗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和组长联席会的名义，对渝实行除名处理。他们胆子就是这么大，他们就是可以践踏宪法给予人民的权利。劳教的错误前面已经谈过，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两次集体讨论通过的，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老百姓对中央的决定该是什么态度？现在来清算老百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渝始终认为，这些人凭什么劳教他？你那劳教决定中的罪状，不是罪是功。他们为了打击曾参加过那场革命的人，指鹿为马，不让人申辩，理屈词穷后，订一个“不交代问题，态度恶劣，不思悔改”的罪状就劳教二年，荒不荒唐？！即便是对粉碎后的中央1982年（9）号文件，他们也可以根本不管不顾，就敢闭着眼睛说瞎话：“不晓得，没看见”。他们是不是在跟中央唱对台戏？是不是给党中央脸上抹黑？渝给职工代表大会去的申诉，他们不敢向职工代表大会传达，不敢让代表讨论渝的申诉，而是盗用职代会主席团和组长联席会名义，剥夺渝的劳动权、生存权，也断送了一个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奋斗多年的人的一生。 困惑 渝辉从1982年9月劳动教养回家后，因工作安排问题，没有一分钱收入，两个小孩念书全靠老伴一个人的工资支撑。他在上访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 1984年，当渝辉被省事除名后，生活实在太困难，只好边打工边申诉上访。当时改革开放商海非常活跃，有能力的人到处都需要。但有一点，工资是不好拿的，不论你是否有本事，坑蒙拐骗，钱到手分成，没有白吃的午餐，找不来钱就没有工资。像渝这样在部队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工会干部，社会上那套也实在学不会，只有靠兄弟姐妹、战友、朋友的施舍度日，数十年自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别看他在皮包公司拿出的名片都是副总经理、经理、业务经理。狗屁！那些都是空的、假的、骗人的，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有很长一个时期，每天早饭都没得吃，只是中午在外面吃一碗小面，晚上吃两个烧饼。在如此的生活环境中，渝从不叫苦，生活上没有更高的要求。在最困难时，没有挪用过别人帐上的一分钱，真是好样的复员军人。本来，即便是在渝以前在工会工作时，每年经手动用的公家的宣传费、困难补助费、先进生产者奖品费等也有几十万，后来清查他时帐目一清二楚，抓不着他的任何把柄。后来在商海中，朋友信任他，几十上百万的货物交到他手里，他若是心一黑肯“跳楼”，这些钱也是够他养老的。可是，渝辉从来想都没有想过。到如今，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打工没人要，直到2005年，才在民政部门申诉，以在乡带病复员军人身份享受四、五百元的低保，还没有医疗保障。他不愧为毛泽东的好战士，一个响当当的造走资派反的叛逆者。 从渝记事的时候开始，就热爱我们这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这个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热爱这个国家的工农大众。当一九五零年那个纸老虎的美国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渝义不容辞参军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前线，把自己的生命、青春、热血贡献给了党和祖国人民。骨子里没有一星半点反对共产党的意思。从部队转业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就因参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逝世后，就从关押批斗、监督劳动到撤销干部、劳动教养直至除名，从一个30多岁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一个热爱党的复员军人，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无职无业的流浪老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政治犯，这在当初是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渝有时也想不通，怎么会如此这般呢？是自己在变吗？！还是社会在变？！自己怎么也不可能变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去吧？！现在，有些醒悟，也还有点稀里糊涂想不通。看来，也只能让历史来做这个结论了。谁在变的结论，也许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也许今生今世也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他会在九泉之下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渝辉 2008年3月2日完成于山城重庆
二0一0年六月，黄廉的《最后陈述》
周洪亮同志，以及各位相关领导同志，信息已传达到我耳中，我思考再三特回此信望呈薄熙来书记为感！
你原为市委信访公吏岗位的老职员，我也愿意与君谈谈相关老人于事宜，材料我没有准备。更没有委派什么代表与你们纠缠。若有人在你们面前称他们是代表！那是不属实的言辞。
在此我慎重告知社会各界：
1）自中国出现镇压造反派的大清查后，我和一大批毛主席的追随者们从此对邓氏集团所做的一切从来不抱奢望和幻想。反正都是菜板上的鱼了，任他们宰吧！无非是家破人亡倾其性命。这一点社会各界有证；有评；有论。
2）我在四川省第三监狱受刑十八年中没有写一个字的材料，到是认真的写了十八年的抗议书和申诉状，写累了，写厌了也写烦了！
3）在当代中国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各路英雄我最崇拜的是毛主席以及培他养出来的张春桥，江青他们才是我心中的楷模！也许我今生就这么个观点了吧。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林彪；陈云等等他们缔造的这个共产党我发致内心的信了追随了,好事，孬事都跟他们干了我也敢作敢当，也算自作自受吧，总之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4）自毛主席谢世之后华国锋叛变，邓氏等人不尽情理也太不厚道，特别是一大批；老同志；老红军；老党员在邓氏等人的封官；加薪小恩小惠威逼利诱下帮着邓氏起哄，搞了许多不通情理，不尽人味的事情，如“中国特别法庭”这本是没有国家立法知识和法律常识的领导集团搞出来的“人间喜剧”和“政治闹剧”也是疯狂的玩权大报复演绎出来的历史丑闻！邓氏一伙把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丢尽了。特别是鲁大东，赵紫阳等人在四川在重庆疯狂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制造了大量冤案，后来陈云等党内元老感到事后问题比较严重，不好对后人交待。便亲自主导出台了遮羞布似的中共中央（82—9）号文件想挽回一点我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丢失的面子，想不在永远丢人丢下去。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邓氏等人就是知错不改，决心把坏事干到底。蓄意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深埋下更多怨恨的种子。时过这么多年中共中央（82—9）号文件在重庆始终束之高阁至今还羞羞答答。
5）在我受刑十八年后饱含痛苦在贫病交加中流浪乞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终算找到了党内一些有良知；有党性；有同情心的同志。他们把全国其他地方落实中共中央（82—9）号文件的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告诉了我，我忍着饥寒将这个文件精神传递给了邓氏以及鲁大东在重庆的继承人，希望諸公发点人性善心或者讲点党性什么的。让我有一丝生存的空间。可万万没有想到中共中央（82—9）号文件在相关部门非但没有落实还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特殊”的机构和部门。我等又重新陷入了新的陷阱和复杂局面相交织的困惑之中。又是十多年在生活无助贫病交加中苦苦挣扎。
6）更不尽情理的是重庆市民政局落井下石克扣我的革命军人优抚补助金。我是1949年11月28日在重庆求精中学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入伍参加革命。曾在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担任过侦察兵。复员回重庆后在市商业局木材公司担任宣教干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在“邓公”主政以来各届当权者都忠实的执行着他的高压政策使我们这批“两案”服刑人员成为无住房；无生活来源；无医疗保障；无工资待遇的四无人员。十余年来党,政下达的公文市民政局不给我们见面，还无端克扣政府发放的部队人员回地方后的优抚补助金。他们这样做你说公平吗？另有些官员说我们这些人是无状可告，无理上访，非法上访!
7）自薄熙来同志到重庆主持工作以来掀起了打黑除恶，重树老百姓的精气神的一系列举措，观察这些实事变化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真希望薄书记能象重拳出击打黑除恶那样 争取主动，做好细致而有效的工作解救我们这批生存在倒悬之中的老人。也希望重庆市委，政府重新拾起中共中央（82—9）号文件，重新研究方案能象湖北省，江西省，河南省等地党委，政府那样客观公正的处理好“两案”遗留问题。
8）薄君若能直面我党近几十年来走过的弯路，用共产党人大无畏的气概和仁爱博大的胸襟伸出你的手救救这些老人吧！这将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大幸！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9）以上的这番陈述也是我黄廉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不管諸公对我以上的陈述有什么看法，或认为不妥那也仅此一次了！希望諸公在“闷声大发财”的同时也认认真真思考思考我陈述的事情吧。
一位风烛残年的多病老人黄廉在有生之年对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以及重庆社会各界的最后的陈述。
2010年6月
2010年11月13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