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黑龙江省
壹、本节概述
范正美忆“揭批查”
中共中央于1976年11月初发出通知，全国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清查——大学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大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1月9日至14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揭批“四人帮”。此后，在全省范围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
20日至24日，省委常委开会，传达全国宣传口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开始揭批毛远新紧跟“四人帮”的问题。
28日至30日，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在全省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强调揭批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12月3日，省委成立大批判组，李力安任组长，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组，任仲夷任组长。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于是全国出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事实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间的定案，一风吹。
1976年12月30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等造反派头头关进反省室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确有错误，但他们与“四人帮”也没有牵连。继而细想，啊，我明白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能犯经验主义，像是毛泽东领导的清查林彪集团那样，只是抓少数几个死党，而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标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夺了省委的权，清查哪能让我幸免。随着揭批查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的逐步深入，我才一步步认识到这一点，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钝和历史浅薄。
1977年元旦，特别是3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看重的苗子呀：什么范正美再晚一些时候就要当上哈尔滨市书记呀……传谣者益众，内容益离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学校而社会，由社会而机关，由远而近，风声鹤唳，社会震动。一些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也开始沉不住气，纷纷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问我其故。
1977年4月5日下午两点来钟，省文教办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之中，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伏案读鲁迅的文章，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书记王亚男、政工处副处长田桂琴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郑重宣布：“正美同志，省委决定给你办学习班，现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说：“让我收拾收拾。“
同我一个办公室、对面座的省文教办副主任、四把手杨辉说：“不用你，等他们来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话到嘴边的快马即将冲出口便赶紧收住缰绳。脑海升腾一个概念：人在这时，既不要失态，也不要失度，让人家看笑话。历史还在前进，人们还会相见。我上车才警觉，他们这是要抄我的家，听说搞牛成山等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的。显然，命令刚颁，他们性急是怕有人给我家里通风报信，抄不到什么“干货”。到家之后，只见玉梅已经由文教办的干部把她从班上“请”回家，外屋房间里的书柜洞开——文教办的干部正在抄我的家呢。
当把我独自一人关进黑龙江省体育招待所301室之后，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烂漫了。我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个套间，安排我住在里屋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摆放九张单人铁床，上面还铺着白床单，叠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制隔断隔开的小办公室，外屋为过道。透过明玻璃，从办公室可以监控出入人员，好一个理想的“牛棚”处所，办案设计者真是用心良苦。我大约是三点多钟被关进来的。
直到第三天，省文教办副主任、二把手张双城才出面，十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是给我办“学习班”，帮助我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希望我配合云云。
1977年5月，在全省地、市负责人会议上，刘光涛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远新是“四人帮”死党、东北“太上皇”，要求全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深入揭批毛远新。把毛远新当作东北“太上皇”，我觉得这是明晃晃地直接对着毛主席去的，感到无论从哪个方面也不能这么做。认为这哪里是批“四人帮”，而是直接批毛主席。
7月1日至5日，省委召开揭批查会议，部署彻底粉碎“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帮派体系。
9日，省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有线广播大会，拉出来批判的有张洪池、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还有我和宋振业等人，在台上站了两排。在这次揭批大会上，给我们几个人，一律派戴了各人所在战线(即张为黑龙江、牛为财贸战线、陈为团省委、聂为工会、张为省委机关、刘为农口、我为教育、宋为体育)上的“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大帽子，对我们每个人各作了一番大揭大批。内容是：对牛陈聂张刘的批判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串联、揪斗老干部、冲击省委机关，对我和宋振业的指控是，在教育、体育战线上忠实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对我们这几个人共同的揭批是，反对邓小平、攻击华国锋。在这次揭批大会上，令我吃惊的是两件事，一是批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二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第一个黑爪牙是张洪池。把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我感到实在牵强附会。因为着实毛远新是反对他们的。
如此大揭大批搞了几次之后，就分别拉我们到本行业的一些单位游斗，接受部门和行业的批判。我被先后拉到哈师院、黑大、哈医大、哈三中、哈一机厂等处批判。
有一次大会批判我：“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可范正美说，对华国锋还要看一看。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可见，范正美多么狂妄自大。”
我听到这里，嗤之以鼻。脑海里激起巨浪翻滚。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党的领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么个大党的领袖，要人接受和拥护，光有毛主席授权还不行，因为毛主席的授权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通过时间和过程来检验。这是古今政治学、社会学的常识，有何错误。
1977年11月中旬，揭批查进入所谓新阶段，按照专案组的布置，要我交代自己的帮派体系。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半个字也没有写。这时，孟新找我谈话。我说：“我这个人，从不拉帮结伙。这你是知道的。你在文教办工作这么久，你应该知道，在夺权前，我领导哈师院造反团，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最后一千几百人，没有小集团；到省里以后，我由捍联总到炮轰派，那么多人，也没有小集团；以后批林批孔，我们没有组织，只是召开了三?二三大会，会后散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也没有组织，叫我怎么交代。我平常最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同志间称兄道弟的。这你是清清楚楚的。因此，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帮派体系。这是难为我。”
“学习班”是地道的“看守所”。我不能与家人见面，也不能打电话、写信，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看守一天两人，由各大专院校抽人，不断更换，每人每次一两个月不等，个别的也有长达半年之久的；多数是工人，也有的是教职员。一开始是东北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的两名工人，以后又换上了哈工大、哈建工、黑大的工人、老师、实验员。他们和我同住同吃同活动，形影相随。
对我的隔离审查，或者说，“学习班”实际是四种方式：拉出去接受揭发批判；强制写检查交代材料；接受专案组训诫；接待外调。
我采取按提出的题目和具体要求写交代、检查和证言材料的态度。前面已经说过，我的交代和证言材料都是一次清，不留尾巴。因而，我的“闲暇”时间很多。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计划，来打发我的“业余时间”。我觉得，我以后的半辈子只能靠知识为生。于是，我订了计划：一是自学英语；二是通读马恩列斯选集和毛著；三是通读中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四是写诗填词。
1977年9、10月间，省里召开全省运动会，体委招待所要住运动员，就把我从三楼挪到一楼一间清扫员放工具的小仓库里，外面有一间可以住两个人的大一点的房间，作为看守住屋。我住的这个里间，仅能容一张单人床，床是被强挤压放进去的，两边墙壁上留下了一道道划痕，紧靠床边摆一张学生单人课桌，供我写材料用，开门不是碰床就是触桌，只能容纳一个人。
我在牛棚里的生活，除了接受批判、写检查，还有另一件事情——接待外调。
这场清查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有多少？我从接待的有关他人的外调，可以揣摩一、二。我仅在牛棚里接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被调查人不下100人，根据李力安1999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全省当时列入清查对象的有663人。这么推算，全国仅各省累计，便有近两万人，如果加上省部级单位，其人数，就可以想象了。
1977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委一把手由杨易辰代替刘光涛，刘等一批军代表、群众代表开始接受审查。这样，各省也基本完成组织准备，恢复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1978年4月5日，我进“学习班”整整一周年。
1978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
1978年下半年，我“闲得很”，几乎完全“呆”着。人生难得如此“闲”。这样的“空闲”，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
空气在经过一段压缩的紧张之后，似乎有所松动。这时，我还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见家人了。我可以约见玉梅，也可以约见我的两个孩子了。
到1978年12月，我被学习班关押了二十个月，我做好了再待一年的思想准备。后来听说，文教办等着有个结论。但省委迟迟拿不出方案来。于是文教办选择在省委免去我的职务决定之机，于1978年12月30日，将我放回了家。至此，我长达20个月零25天的牛棚生活，终于结束。同时我被告知，这只是“集中的学习”告一段落，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从牛棚出来，我几次要求结论，明确处分，不能这么呆着。没有想到，对我的处理，一拖再拖，时间长达八年，历经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
1979年1月27日，中共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处理，应到会43人，因事缺席4人，到会39人，决定建议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上报省委批准后生效。
1979年4月24日上午，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以及专案组孟新、田桂琴、王亚男、戴恩崇找我谈话，由张双城宣布中共黑龙江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1979］4号《对范正美处理通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对范正美的问题，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贰、 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黑龙江省也是运动的重灾区之一。
在新的革命时期，黑龙江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黑龙江省的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2年3月1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