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八节 黑龙江省
本节资料
范正美忆“揭批查”
《范正美：秋梦追思》节选
中共中央于1976年11月初发出通知，全国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清查——大学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大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1月9日至14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揭批“四人帮”。此后，在全省范围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20日至24日，省委常委开会，传达全国宣传口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开始揭批毛远新紧跟“四人帮”的问题。28日至30日，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在全省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强调揭批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12月3日，省委成立大批判组，李力安任组长，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组，任仲夷任组长。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于是全国出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事实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间的定案，一风吹。我的一位住在双城的朋友告诉我，他亲戚认识的一位朋友，因为贪污问题被革职，这会儿也作为一大错案，翻了过来，由政府赔了他的款。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4日，省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宣读“四人帮”材料目录，要求全省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揭批查新高潮。同时也号召，犯错误的同志要赶快觉悟起来，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立场。这一期间，因为会议一个接一个，精神似乎越来越明确。我自忖自己的文革史，认为自己除了按当时统一安排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和群众、为炮轰派告状、参加十大，到过北京，因为被派参加朝农学习班，到过锦西以外，同“四人帮”的人和事没有什么牵连。我既没有个别或集体见过“四人帮”中任何个人，同毛远新除了北京告状期间见过几次，以后再也无任何个人联系。整个文革过程，我凭着个人信念、以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为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当时中央的喉舌——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行事。我的文革史三大段、三大特征。
初期在师院坚持团结大多数，中央发了文件，予以肯定，继而参加省里夺权，首倡军干群三结合，首倡革命委员会，使黑龙江的经验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 中期因为反对潘复生镇压炮轰派、打击干部群众而上访北京，总理亲自处理，潘汪检查，中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发了专门文件；嗣后，潘复生翻案，我因此挨潘复生的整，是总理解救了我；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经历——蹲牛棚、挨批斗、接受改造、下放劳动——这些我也挨过。
后期在省委领导下工作，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虽有些缺点错误，但总体是维护省委、维护稳定的。 我在文革中不但自己没有打砸抢，而且还因为反对砸打抢而挨整，也没有贪、占、变的资产风。对江青还有一些微词。除了反刘邓，我拥护总理，拥护中央其他领导人。 因此，对照中央文件，同自己的过去挂不起钩来，也就不往深处想，更不往坏处想别人可能会借机做文章。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对华国锋信用度不高，对“四人帮”的问题的性质及其处理不理解。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变，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党员，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吗？！我还想，对毛主席尚且可以如此责难，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对华国锋有自己与人不同的想法。遇事问个为什么，绝不盲从，有什么不对？况且，这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要改变认识、提高思想，也需要时间，需要实践。更重要的是，我在行动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从未在公众场合发过不同于中央的议论，更未做任何反面宣传，这些想法、看法都在情理之中，是法律和政策允许的。然而，历史的进程打破了我涉世不深的书生气、认识上的浅薄性和政治上的幼稚性。到1976年12月30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等造反派头头关进反省室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确有错误，但他们与“四人帮”也没有牵连。继而细想，啊，我明白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能犯经验主义，像是毛泽东领导的清查林彪集团那样，只是抓少数几个死党，而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标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夺了省委的权，清查哪能让我幸免。随着揭批查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的逐步深入，我才一步步认识到这一点，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钝和历史浅薄。 过了1977年元旦，特别是3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看重的苗子呀：什么范正美再晚一些时候就要当上哈尔滨市书记呀……传谣者益众，内容益离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学校而社会，由社会而机关，由远而近，风声鹤唳，社会震动。一些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也开始沉不住气，纷纷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问我其故。一天，我一走进机关办公室，文教办高教处孟新、赵××等几人急忙问我：“最近社会上关于你的传说不少，是否有所耳闻？” 我说：“鲁迅说：‘谣言可以杀人’，‘谣言可畏’啊!” 不知道什么人说了一句： “无风不起浪!” 我冲着他没好气地说：“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用不着向你澄清，也没有必要同你争辩。谁说也没有用，让将来的事实来说话吧。” 我已经不再做美梦了。我想，这是经过精心策划而发出的一个氢气球，一种信号，一则试探，一阵武装侦察。因为我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口碑也不错。不造一种空气、一种气氛，形成某种气候、某种舆论，不好对我下手。这回快轮到我的头上了。 于是，这期间，我在机关学习揭批“四人帮”文件时，索性不再发言了，无论开什么会，我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手不释卷，捧着一本《鲁迅杂文选》读，旁若无人。别人发言或作什么议论，权当耳旁风，心里只是聆听鲁迅的诙谐、辛辣的弘论阔议。我觉得，我这时的心情最适合跟鲁迅的杂文对话。同时，这时候我说什么，别人也不信。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因此，我只有等待历史对我的摆布，随时准备进牛棚，接受“审查”。1977年4月5日，早上起床时，我连连打了几个喷嚏。玉梅关切地问：“是不是感冒了?”我说：“不是我感冒了，而是有人对我感冒、在琢磨我了。我总觉得这几天要出什么事似的，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最近社会上的谣传，以及牛、聂、张、刘等人进学习班，玉梅都知道。她们厂里关于我也是风言风语，议论纷纷。但是，在她那里都变成了肥皂泡，一个个不攻自破。十来年我们朝夕相处，又挨过潘复生的整，她很知道我的底，也知道我能正确地对待将要发生的事；她自己也做好了应对的必要准备。她说：“要注意身体!别的都没有用。身体是自己的。”好像我真的马上要进牛棚一样，她上前来帮我穿衣服，整理上班的东西。 这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果真言中了。当天下午两点来钟，省文教办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之中，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伏案读鲁迅的文章，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书记王亚男、政工处副处长田桂琴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郑重宣布：“正美同志，省委决定给你办学习班，现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说：“让我收拾收拾。“ 同我一个办公室、对面座的省文教办副主任、四把手杨辉说：“不用你，等他们来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话到嘴边的快马即将冲出口便赶紧收住缰绳。脑海升腾一个概念：人在这时，既不要失态，也不要失度，让人家看笑话。历史还在前进，人们还会相见。我上车才警觉，他们这是要抄我的家，听说搞牛成山等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的。显然，命令刚颁，他们性急是怕有人给我家里通风报信，抄不到什么“干货”。到家之后，只见玉梅已经由文教办的干部把她从班上“请”回家，外屋房间里的书柜洞开——文教办的干部正在抄我的家呢。可能因为我并没有免职，加上专案组成员都是文教办干部，我平时待他们不薄，抄家显得很文明，他们没有翻箱倒柜，折腾所有家什，也没有把柜子、箱子里的什么东西全兜出来弄成满地。只是要我的各种笔记本。这时，我想，我一身清白，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也没什么秘密和隐私见不得人。于是，我主动把所有的工作笔记本都给了他们，还主动把我写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拿出来也给了他们。我从容地向玉梅交待，组织上要给我办学习班，这有利于搞清我的问题，你好好照顾两个孩子。你受累了。又把一份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交给她，要她以后转交我的同学谷丽娟，供她教党史用。乘车去“学习班”的路上，我想，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什么问题一次讲清楚，竹筒子倒豆——一次清，争取早日结束“学习生活”。后来我发觉自己又犯了幼稚病。因为当局原来期望过高，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却反反复复，搞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还在找茬、制造事端。 我原以为，时下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切讲政策、讲传统，给我办学习班可能有别于对待牛、聂等人，将我和文教系统一些造反派头头圈在一起，组织我们学习华国锋等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动员我们揭发“四人帮”、揭发毛远新。当把我独自一人关进黑龙江省体育招待所301室之后，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烂漫了。我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个套间，安排我住在里屋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摆放九张单人铁床，上面还铺着白床单，叠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制隔断隔开的小办公室，外屋为过道。透过明玻璃，从办公室可以监控出入人员，好一个理想的“牛棚”处所，办案设计者真是用心良苦。我大约是三点多钟被关进来的。看来，把我看起来的决定来自省高层且很突然，工作人员显得措手不及，老是出出进进，忙个不停。 当日下午四、五点钟时，田桂琴告诉我可以到外面走走。于是，趁着他们忙忙碌碌，我出门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看了看地形。 省体育招待所的大院，三面是木栅栏，西侧是田径训练场。西边有一条林荫小道，通向大街，西南是两栋体委家属宿舍，东北方向有两栋三层红砖大楼，为田径运动员集中训练的宿营地，办公室设在北楼，是招待所的主体工程。靠北楼不远，是大食堂，可同时供二、三百人就餐。我的牛棚安排在北楼三层东头。从北楼出来，往东几十步是招待所的方型水泥柱大门。大门东北对着一片市民平房住宅。大院周围是十数米高的榆树，间或也有几棵松树，大门出口的三角区还有一片杂木林子。我感到这个环境不错，绿树环绕，空气不坏，放风时我可以出来散步、做操、锻炼身体。 照理说，我进去的当天就应该跟我谈话，说明情况，交待政策，提一番明确的要求。但是，直到第三天，省文教办副主任、二把手张双城才出面，十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是给我办“学习班”，帮助我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希望我配合云云。我想，这哪里是什么办学习班、什么帮助，这是不折不扣的关押、蹲牛棚、进看守所，是对我政治权利的粗暴剥夺和残酷践踏。这和文革关押、蹲牛棚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群众组织搞的，而这是党组织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我没有说什么。我深知这时候，我如果慷慨陈词，或者提几声抗议，徒增贬斥，受到奚落，让自己难堪，不解决任何问题。谁教我是中共党员、党政干部。因此，不论我心里怎么想，我还是这样冷冷地回答：“我有错误，接受组织审查，也欢迎同志们帮助。” 什么事情不到临头不经心。我在潘复生时代见过这种场面，对于这次进牛棚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被关管起来，心情才终于沉静了下来。常言说得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当天晚上，我反复思考，华国锋的大权从一开始就是别人把持，他们要把造反派头头打成“四人帮”的干将、爪牙，把我们这些人曾经给他们戴过的各种帽子奉还给我们，以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最终找个借口，把华国锋赶下台，开辟一个新时代。对于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走势，一开始就是捆着毛泽东一起批再明确不过了。因而，我对于当时报刊、电台宣讲的“实事求是”四字，觉得特别反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冷静：对于将要发生的情况(包括人和事)宁可估计得复杂一些，接受审查时间宁可准备长一些，关于自己的前途宁可想得坏一些，要准备蹲班房。自己检查的态度应该是竹筒子倒豆子，不挤牙膏，不添枝加叶，不节外生枝；认识不无限上纲，跟现在的中央保持一致，不顶牛；与人谈话不卑不亢，不计较人家说我态度的好坏，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前后一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自己要“冷”；对于文革中的问题、工作中的问题，自己敢于担担子，推功揽过，决不上推下泄；对于思想认识问题，不计较调子高低，如涉及法律责任决不含糊。要襟怀坦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永远对得起毛泽东、周恩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站在人民一边，以人民的欢娱、安乐为自己的欢娱、安乐。把个人的得失、荣辱放在人民的得失、荣辱之后。这样想以后，我感到思绪不乱，心情坦然。但翻来覆去，脑海里总是忘不了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教导和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也忘不了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参加文革的一段段历程。常思结想，5日、6日，连续做梦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我在4月7日早，写成《梦记》一诗。诗曰： 夜想毛主席，久久难成眠； 常在浓荫下，饮甘不知甜。 今日怀深恩，滴滴入心田。 进击不容易，回头识珍言。 二想周总理，结梦湿襟衫。 征途化险夷，砥柱挽狂澜。 百忙求赐见，欲辩西延安。 先生置吾死，巨手几度拦。 辗转不得睡，深知革命难。 辛辛悟此道，如是梦竟酣。 回想起来，对我的审查，从接受揭发批判开始，经历了几个阶段。 也许是我的愿望过于善良和相信中央领导，对清查我此时还是抱过不切实际的想法。总认为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并没有越轨行为，甚至想，我对得起黑龙江省人民，更对得起广大干部。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个事实的。当时还想，我的问题没有定性，我的职务还没有去，现在还是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省文教办副主任，不是要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吗，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性质，一律打棍子。所以，开始我没有挨大会批斗的思想准备，是一个梦提醒了我： 灰蒙蒙的一天，黄沙飞扬，似昼非昼，似夜非夜，我被突如其来的两个大汉推上一辆黑色小车，道路崎岖而异常颠簸，幌幌悠悠，跌跌撞撞，下车后，又过来几个似熟非熟的人，将我架到哈师院大礼堂。只见礼堂内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灯光忽明忽暗，前台横额上，挂着白纸黑字横幅，上书：彻底批倒批臭四人帮的黑爪牙——范正美。一个似乎很熟的人，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正在高声发言批判我。忽然，从天幕后跑出来一个人，也似乎很熟，却记不得他的名字，大声吼道：不许胡说。 我被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这分明是我的神智警醒：不但必须做好挨批挨斗、甚至挂大牌子、大弯腰的思想准备，还必须有坐牢的充分思想准备。 什么事情，只有做好思想准备，才能冷静地应对一切，不至于慌手慌脚。这个梦使我从一切不实际的幻想中醒悟：要准备应付一切最坏的局面。 那个时候，我经常做恶梦。说来很怪，许多事情竟事先在梦中出现，使我从中得到启示。我常梦见一群黑狗，远远地对着我狂吠，有的还冲上来咬我；我多方躲避，总是逃不出它们的包围。或者是有人朝我打棍子，或者是在汪洋的水边有人推搡我，常把我惊醒。第二天早上或早饭后，我就跟看守讲这些梦，要他们给我破梦。 1977年5月，在全省地、市负责人会议上，刘光涛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远新是“四人帮”死党、东北“太上皇”，要求全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深入揭批毛远新。把毛远新当作东北“太上皇”，我觉得这是明晃晃地直接对着毛主席去的，感到无论从哪个方面也不能这么做。认为这哪里是批“四人帮”，而是直接批毛主席。7月1日至5日，省委召开揭批查会议，部署彻底粉碎“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帮派体系。9日，省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有线广播大会，拉出来批判的有张洪池、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还有我和宋振业等人，在台上站了两排。在这次揭批大会上，给我们几个人，一律派戴了各人所在战线(即张为黑龙江、牛为财贸战线、陈为团省委、聂为工会、张为省委机关、刘为农口、我为教育、宋为体育)上的“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大帽子，对我们每个人各作了一番大揭大批。内容是：对牛陈聂张刘的批判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串联、揪斗老干部、冲击省委机关，对我和宋振业的指控是，在教育、体育战线上忠实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对我们这几个人共同的揭批是，反对邓小平、攻击华国锋。在这次揭批大会上，令我吃惊的是两件事，一是批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二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第一个黑爪牙是张洪池。把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我感到实在牵强附会。因为着实毛远新是反对他们的。 把张定为“四人帮”的黑爪牙，我也觉得太单薄。张来自大庆，安徽人，因献身养猪事业成名，被冠以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71年被选进省委班子，任省委常委。因为1975年他参加了王洪文组织的中央青年干部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上，王洪文提出各省去的这些人，应该个个是敢同走资派斗的老虎，“现在，学习班结束了，放虎归山，希望你们不负众望。”仅此一事，就这样，大张旗鼓，便认定为张是黑龙江省的“归山虎”，成为我省第一个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将其推倒狠批，这还有什么政策界限。如此大揭大批搞了几次之后，就分别拉我们到本行业的一些单位游斗，接受部门和行业的批判。我被先后拉到哈师院、黑大、哈医大、哈三中、哈一机厂等处批判。说实在的，这些批判会，对我没有什么触动，因为满篇形而上学，东拉西扯，东拼西凑，断章取义，以点盖面，以偏盖全，不讲逻辑关系，不讲本质联系，不讲历史，不讲辩证法。每次批斗会之后，总免不了要我写一篇思想汇报。参加这样的大会，我常常效徐铉“映日而视”之法，即认准一个视点，不移动我的目光，然后就出神地想我曾经读过或听到过的各种故事或其他经历过而未经意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对于大喇叭传出来的喊叫声，听起来便成了一片尘外叫嚣，这就什么也不入心、不生气。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法。发言者有时对我发问，我常常不知所云。但有时又像听故事，觉得有些事玩味起来，有如湖南俚语“蛮有意思”、天津俚语“槽改”(戏弄)。例如，哈师院组织的对我的专场批判会，中文系教员王宝大在揭批我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时说：“范正美用华程这个人物形象作为自己的化身，用美化华程来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小说中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身份，以及江城大学的描写，向人们表明，华程就是“四人帮”黑爪牙范正美自己。为了吹捧和美化自己，小说编造了华程是烈士的后代，又无耻地将社教中贫下中农的‘救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领袖’等桂冠，戴在华程头上，再加上一些‘舌战群儒’、‘绝食斗争’、‘虎口脱险’等荒唐离奇的情节。这样，作者通过塑造华程这个人物，便可以把自己突出起来了。”“他把华程打扮成‘起点高’、‘基础好’的超群之才，极力宣传自己是始终正确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运动的代表’、‘新生力量’。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 为此，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他们家修菜窖，两个友人给他们家帮忙，“大家累得腰驼背痛，到了吃饭时，我们这位革命英雄连顿饭也没让吃！” 第二个例子：“省文教办机关的几个同志出差，到哈尔滨火车站集合，约定不见不散。其中一位同志去晚了，范正美竟和另一个同志先上车走了。” 批我的小说，我听进去了，而且洗耳恭听，因为来自读者的任何批评，不论是谁，我都欢迎，何况我的作品尚未发表，就有人如此有兴味进言，岂能不欢迎。他的发言把我的思绪带进了自己草构的故事情节之中，并产生了新的联想，使我哑然失笑。我感到好笑是：这是半部未发表的小说稿，而且是未成稿，竟然引起人们如此注意，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不觉荣幸之至。此其一。其二、小说以一所大学的文革为题材，概括了我省几所大学校园的重要特征，塑造了一所江城大学校园环境，怎么将其附会穿凿为哈师院。 其三、写小说可以虚构，也可以依据自己的某些生活素材，但绝不能把后者看成自我描写。不是批判“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做文章、打击作家，怎么这不大一会儿，就又拿“四人帮”的不是当理说。这一致性、同一律安在？“书论宜理”，这理在哪里？ 其四、所说的这两件事例，确有一定形影，但是事实绝然相反。我家干活那天，我和玉梅早已商量并备好了简单的饭菜，事毕之后，再三挽请他们吃饭，到家坐坐。他们说：“你家正忙，帮忙不能添乱。”临走时还诙谐地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主任家的饭。”我们以实为实，就放行了，没成想却落个自私自利的话把。第二件事，更是无稽之谈。等车之约有言在先，以不误上车为准，来不及就在车上见，哪有多数人为了一个迟到者而看着火车开走等他的道理。这又是谁家之道？回到反省室，我仔细回味王宝大的发言，感到其弦外有音，意蕴绵长。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曾经提过他的名字。他是1964年中文系毕业留校生、全校有名的造反派，又同我一路战斗过来，友情甚好，并因此被潘复生列为“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他是知情人。让他出面揭发我，有组织者的多重用意：首先，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让他通过揭发立功悔过；二来表面上是给范正美和师院某些人、其实是给不知情的上级领导者一种感觉，像王宝大这样的知情人也起来揭发，说明范正美多么孤立，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哈师院的揭批查工作多么深入、细致，大有效绩；三来给人一个幌子，现在的政策多么好，像王宝大跟范正美这样关系密切的人，只要起来揭发，就可以捐弃前嫌，过往不咎，以资示范，教人效尤。而王宝大表演得也真鬼道，他既给人们使了一招，你看，我对于范正美的近乎隐私的情况也揭了出来，可见革命彻底，同范划清了界限，无可厚非；然而，他又留了一手，对小说的批判，小骂大帮忙，范正美是个好人，虽调子高，而事不实，经不起推敲，一般人听不出门道，主持者也不能挑理，徒有其吵吵嚷嚷、先声夺人之表，而在实质上却什么也落不了笔，既不能入政治帐，也算不上思想帐，更不能说我为人不好。文人官司，文人自知。不得不令我偷着笑：这是文革这场演习把他教乖了。我的专案组副组长孟新事后问我听了哈师院专题揭批会作何感想？我谈了上述四点挨批感。 孟新是从哈工大借调到文教办来工作的。当过系总支书记、李昌的秘书，人很聪明、机敏，办事能力较强，有小李昌之誉。杨辉曾经想安排他当文教办高教处长，我没有同意。我总觉得此人过于“精明”，常常笑不由衷，给人以一种不那么实在之感。而且，他本来是处长，可以派到大学当个副校长或副书记什么的，现任高教处长的宋杰，为人厚重，工作踏实，文革前是副处长。如果安排孟新当处长，实际是压了一个、误了一个，双双受挫，没有这样安排干部的。因此，孟新被留下来待命，协助高教处工作。这回作了我的专案组副组长。他欠笑地说：“揭发批判嘛！哪有事实都那么准确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吧。你应该理解。”说完，又嘿嘿一笑。 我说：“不是拨乱反正、批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可以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效法呢！” 这次他没有笑，也不再说什么，脸上淡淡地泛出一丝灰色，不过很难让人察觉。 还有一次大会批判我：“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可范正美说，对华国锋还要看一看。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可见，范正美多么狂妄自大。” 我听到这里，嗤之以鼻。脑海里激起巨浪翻滚。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党的领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么个大党的领袖，要人接受和拥护，光有毛主席授权还不行，因为毛主席的授权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通过时间和过程来检验。这是古今政治学、社会学的常识，有何错误。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中国至理名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更告诉我应该这样对待政坛上的新人物。就是这样，大会上批，我在心里辩；或者，采取不理睬主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修身养性。他们这些拨乱反正者说，文革批判就是这样，只许批，不许辩，不能有不同意见，我还能有何话可说。 1977年11月中旬，揭批查进入所谓新阶段，按照专案组的布置，要我交代自己的帮派体系。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半个字也没有写。这时，孟新找我谈话。我说：“我这个人，从不拉帮结伙。这你是知道的。你在文教办工作这么久，你应该知道，在夺权前，我领导哈师院造反团，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最后一千几百人，没有小集团；到省里以后，我由捍联总到炮轰派，那么多人，也没有小集团；以后批林批孔，我们没有组织，只是召开了三?二三大会，会后散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也没有组织，叫我怎么交代。我平常最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同志间称兄道弟的。这你是清清楚楚的。因此，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帮派体系。这是难为我。”孟新很平和而实在地说：“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写一些，我们也好交代。” 我笑着说：“然后你们就以这个来搞我、搞其他人。” 他连忙堆笑地说：“不能、不能。” 我心里话，在这个不讲理的年代，抓鸡毛凑掸子整人，什么不能。 然而，又过了一些时日，在专案组的一再催逼下，我只得写一个材料敷衍，说明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在观点上，同我的观点比较一致；这些人同我只有当时的一般来往，事后并无经常联系。在这些人中，有现在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文教办的领导人(我故意放走了邴瑞年)，师院和省直单位的一些领导，以及一些教职工和学生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材料，后来被个别人加以上纲上线，试图大做文章。然而，却遭到专案组中一些正直的人的坚决抵制。来自哈工大的闫廷枢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将后叙。 事实十分明显，清查中的一系列做法，几乎与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清查并没有同文革对着干，或者同文革别样干，而是报复着干、更放开干。不过，也有两点最重要的区别：一是操作主体易位；二是操作主体的手法不同。文革是群众动作，口号是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清查则是党委撒大网，不分青红皂白，对造反派头头一律吊起来查。而且拉这一部分人，打另一些人，最后再将这些人打下去。口号是，除恶务尽。这里有两个实例：如前所述，省委举行有线广播大会，组织35万人参加。由省委书记于洪亮主持。于是哈市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工人，省劳动模范，也是中央抓劳动模范进班子时任命的省委书记。在批林批孔中，他异常活跃，以群众代表身份搞了一些活动。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特别积极。张洪池被抛出来以后，他为了表现自己，对于我和其他造反派头头，说了许多不实之词和过头的话，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他适应了需要，替人说了某些人想说而不便说、不敢说的话。但是这种除恶务尽地深入揭批查运动，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它激发人的思维，不用说于洪亮，随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演绎，根据除恶务尽信条行事的人，当然也在后来把他打成了清查对象，不可逃脱严格的审查。于洪亮受查被解除被解职以后，见了我们的面，总觉得自己当了枪使，对不住我们，我多次开导过他，要他不要以此为怀，让时间冲淡这些，但是他还是不能自拔，终日郁郁寡欢，经常把自己锁在家里，后来得了肝癌不治之症，一个彪形大汉就是这样而匆匆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左右。不能不说这是他英年早逝的一个不能排除的重要原因。
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我万万没有想到竟是省文教办副主任、五把手邴瑞年。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以为他是被动员来接受教育的，然而，当他自己向我宣布他的官职时，我不觉一怔，转念一想，用“B52打B52”，这是林彪用来对付毛泽东的方针，在打倒“四人帮”及其以后，真是使用得惟妙惟肖。现在又用它处理造反派，用心良苦，一箭双雕。邴瑞年是文革中黑龙江日报的造反派，我同他交往开始于省红革委成立之际。他参加了一月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这份文告的起草工作。文革中始终不甘落后，批林批孔的调子也是不低；三?二三大会当天，因为我忙，他打电话给玉梅，表示全力支持我，并一再要玉梅千万不要忘记转告我。后来批邓，他负责体育、卫生两个部门，运动的开展也算是名列前茅。但是，文教办只有我才知道他的底细。现在用他来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这是把他放在第一线“考验”：如果有问题，或有其他不轨，有几个回合便知，最重要的是，很可能因我被激发而来揭其老底，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对于我这个被清查的人来说，由跟着干的人作专案组组长，也需要特别留神，随时有揭老底的人出来杀回马枪，难逃捕杀，便成了砧上之肉。所以这是一块多功能试金石。邴瑞年也真不负重望，在对于清查我的问题上，特别卖力。用文教办一位处长当面批评他说的：你用大棍子打别人，用鸡毛掸子打自己。在专案组中，他的调子最高，冲杀最起劲。但是，我不能报复他，我的良心说：宁可他负我，我决不负他，让人看我的笑话。一次我顶了他几句。他便说：“我们知道在这些头头中，你的头最不好剃。不好剃，也得剃，也能剃。你不要觉得你范正美怎么的!你不就是当过省革委会班长吗!” 我深知邴的为人，也深知他的本事。有一次，他逼着我揭发我同文教办其他人的问题。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通过我的揭发，以便洗清自己，同时让我在文教办里把自己孤立起来。我看穿了他的用意，于是说：“你要我揭发文教办我的部下”，说这话时，我故意盯着他，直到他回避我的目光，心里说，我会放你一马的，“这是我不能做的。因为他们，包括你(我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重音)、各处处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平时给我出了许多好主意、好点子，讲过许多有益的话，对我帮助很大，有的甚至是毕生不能忘怀的。我现在又不能给他们讲这些好话，因为你们不允许，说清查不是评功摆好；如果只讲他们给我出的坏主意、坏点子，或者支持我，给我加油，只讲这些问题的一面。我觉得这太不公平。所以我还是不讲为妙。至于我的问题，我衷心欢迎他们，包括你，起来揭发批判。我作为一个领导，不能揭发我的下级，包括黑大的学生，即使是黑大理论组的学生。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所以，请你们今后再不要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问题。”我见邴瑞年的脸色并不好看，心里似乎很紧张。当我这样表示之后，他的呼吸渐渐舒坦了，脸色也渐渐开朗了。 经过这次谈话之后，邴瑞年当然心里有底，他和专案组的其他人就再也不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人的问题了。别人想利用我来揭发邴瑞年的指望落空了，邴瑞年因此也就一点儿也没受什么冲击。 清查作为一场运动，以人划线，难免不出偏差。我想，我可不能引导你们犯错误，我决不能你们想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样会把事情复杂化，弄得你们收不了场，我也会因此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为此，我抓住一个机会，对我的专案组郑重言明。 一次专案组要我交代去锦西，参加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学朝农学习班上，我同周宏宝的关系。交完材料，孟新同我谈话，当时还有邴瑞年和田桂琴在场。我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提出问题也应该讲点儿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我写这个材料时，真想给你们开个玩笑。我想写，在锦西城西的一棵大槐树下，周宏宝把我找到那里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你是黑龙江省造反派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我想交给你一个任务，相信你能够出色地完成。’于是附耳对我如此这般说。你们信吗？后来我想，这首先是对自己，其次是对组织，也是对你们这些同志不负责任。看到这样的材料，也许你们一时高兴，以为这次可有重大突破，钓到了大鱼，就得派人去搞外调。然而，回来不是那么回事。对我，对你们都不好。所以说，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因为那时还是毛主席的天下，不是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他们当时还是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言必称三要三不要。所以，我衷心希望你们讲点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不要忘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我不敢说，这样不会犯大错误。”“你没这样做是对的。”孟新也很坦诚地说，“事实上不是你写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你说大槐树，我们就相信大槐树。” 我又说：“有些人对自己、对组织、对同志不负责任。随便说，要个态度好。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也是做人的问题。我这样做，也许你们说我态度不好，不交代‘干货’！你们说我态度不好，这无所谓。我要的是实事求是。同时，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夸大自己的错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认识到那，就说到那。”我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使专案组的人，别想在我的问题上，横生枝节，把水搅浑。 如前所述，清查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于否定文革。因此，专案组总是往这方面引导。 一次孟新找我显得很严肃地说：“看了你写的交代材料，都是客观陈述，缺乏自我批判，这样不行。” 我说：“我是有什么就交代什么，实事求是。我对于文革的认识还没有想通，所以先摆客观事实。事实搞清了，就好分析、批判了。” 他说：“其实你可以在叙述事实之后，加上一句，这些在当时认为正确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应予以批判。” 他的话，使我眼睛一亮，我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孟新似的，心里想：“孟新啊孟新，人说小李昌，今日始知不假。”虽然，我学了一招，这是许多老同志的运动经验之谈。不过，我没有顺着他，而是说，“对于文革这样的大是大非，在中央没有作出正式结论的时候，我决不先说对错。在我看来，就是现在中央作结论，也要允许我想一想，要允许我有个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我只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检讨到什么程度。”我又说：“过去，我们紧跟毛主席那么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现在还说犯了错误，华国锋当主席就没有错误了。我可不这么想，也不这么看。” 我忘了自己是在和专案组领导说话，还像平常跟这位处长对话，言谈中有说有笑，说这后几句话时，明显地带有几分讽刺，而且爽朗大笑。 孟新忽然扳着脸，第一次厉声说：“严肃点。你不要这么嘻皮笑脸。”他停顿一下，仿佛感到自己必须把架子端起来，瞅了瞅邴瑞年，又把话拉回来，自己嘿嘿一笑：“最近我们一些人议论，认为你属于过去那种改朝换代的遗老遗少派。希望你要放明白些。不要拘泥于毛主席那一套。这样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他不再往下说，我也不说话了。因为此时此刻，他处在上位，以为他自己是适应改朝换代改的快、换的快者，并以此为荣，是一个得势者。他的这番自白，说明我同他认识不同，情感不同，为人处世的哲学也不同，我同他继续对话就得辩论，是对牛弹琴，于己也不利。 在我这里，我对毛泽东理论的笃信，胜过基督徒相信耶酥是童女所生，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实践，好像基督徒对于否定耶酥是毁灭世界一样。不过，基督徒对耶酥是一种迷信，而我对毛泽东乃出于社会科学的革命信仰，二者不能同日而语。我对于毛泽东的忠诚，与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遗老遗少对前皇帝的愚忠，性质也根本不同。我看到的是文革失败，原因多端，目前是革命的暂时回落，后者计较的是帝王胄室、个人得失。要我这个无限热爱毛泽东进而否定毛泽东，这对于我是莫大的信仰摧残和人格侮辱。在我这里，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不能称其为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中国就没有今天；没有毛泽东，资本主义就可能在中国复辟，社会主义中国就可能崩溃、改变颜色。我这个人是通窍的，通的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窍；也是通情达理的，通无产阶级感情、达无产阶级革命道理。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并且敢于公开说。但是，我怎么就想不通呢？昨天毛泽东健在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今毛泽东刚逝世、尸骨未寒，你们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调过头来近乎疯狂地指责毛泽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去迎合新主子的需要，赢得一官半职。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哪里去了？你们把马克思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你们到底为什么？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是你们这张嘴？这是谁的错啊？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想说，我不计较你们的变脸，你倒计较我的嬉笑。这无所谓，我以后“不要忘记自己身处囹圄”就是了。这一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思忖着，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我虔诚地按照党的领袖的指示去做，在当时是那样受到党组织和人们的赞扬，得到周总理的赏识，而如今却变成了莫大的过错、甚至当作革命的异己，也许这就是毛主席讲过的共产党的天下变了——改朝换代了、世道变了。我感到战栗，一阵强烈的痉挛之后，脑海里响起一声警铃：我该十分冷静地应对这一切啊！孟新告诉我的一招也对。要学会生存。不过，根本气节不能变。 “学习班”是地道的“看守所”。我不能与家人见面，也不能打电话、写信，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看守一天两人，由各大专院校抽人，不断更换，每人每次一两个月不等，个别的也有长达半年之久的；多数是工人，也有的是教职员。一开始是东北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的两名工人，以后又换上了哈工大、哈建工、黑大的工人、老师、实验员。他们和我同住同吃同活动，形影相随。早晨和三餐饭后放风，我可以到户外活动，并无严格的时间限制。我早晨素有晨炼的习惯。跑一跑，打打太极拳。餐后散散步。我在文革中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既没有打砸抢，也没有超乎寻常的活动；既无后台，也不去攀高结贵；既未集结宗派，也不趋炎附势。所以，心无大虑，想得开，就是这些事，最严重莫过于坐牢，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如果真是抓我坐牢，我就更没有顾虑了。因此，天天能吃能睡。每天早午晚，听招待所三次广播，天下大势大体知道。没有报纸看，只是偶而给我看看《黑龙江日报》，我只看文艺副刊，别的情况和消息都从听广播那里知道了。两个工人晚间听评书，那期间正好播《李自成》，我也跟着听。我从这中得到启示，受到教育，也颇受鼓舞。有时也同两位师傅交换看法。 对我的隔离审查，或者说，“学习班”实际是四种方式：拉出去接受揭发批判；强制写检查交代材料；接受专案组训诫；接待外调。 我采取按提出的题目和具体要求写交代、检查和证言材料的态度。前面已经说过，我的交代和证言材料都是一次清，不留尾巴。因而，我的“闲暇”时间很多。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计划，来打发我的“业余时间”。我觉得，我以后的半辈子只能靠知识为生。于是，我订了计划：一是自学英语；二是通读马恩列斯选集和毛著；三是通读中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四是写诗填词。 1977年9、10月间，省里召开全省运动会，体委招待所要住运动员，就把我从三楼挪到一楼一间清扫员放工具的小仓库里，外面有一间可以住两个人的大一点的房间，作为看守住屋。我住的这个里间，仅能容一张单人床，床是被强挤压放进去的，两边墙壁上留下了一道道划痕，紧靠床边摆一张学生单人课桌，供我写材料用，开门不是碰床就是触桌，只能容纳一个人。北面有一扇玻璃窗，从这里可以看见倒歪的木栅栏，以及外面被风凌的几株落叶白杨，枯焦的灌木杂草，还有稀稀拉拉三两棵未长成的松树。面对窗外，见秋风落叶，鸟鸣树上，雀噪枝头，我被关押，如锁铁窗，一片凄清，万种思绪，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麻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越想越不能自禁，室外的一群麻雀仿佛与我况比，叫的更厉害，令我心烦。忽然，一头大鹰从天穹掠过，激起我心潮翻动，情志大开。我自况迎风搏击的天鹰，笑傲这些蓬间雀。我想，以一种强制的方式，强迫人们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革命信念和意识，这不是教育，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这只能适用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适用于对战争罪犯的改造；把它应用于人民内部、党内斗争，就是对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的践踏和蹂躏。它只能使那些神经衰弱者低头就范，其中多数人也是口服心不服，也可能有一些投机取巧者找到衣钵，甚至升迁的机会，而绝不能令那些真正有思想、有骨气者屈服。我一时诗兴来潮，于是伏案愤笔而书，写了一首《答雀噪》，诗曰： 蓬间燕雀噪枯枝，正是鲲鹏息紫池。 风定天清高飞日，逍遥万里笑痴迟。﹡ 我掩好门，把它抄在一张稿纸上，然后沾了点唾沫将其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往床上一倒，反复自嘲自乐欣赏了一番，直到唾沫干了纸掉下来，我才把它叠好收藏起来。说来奇怪，也许是天渐渐地冷起来了，雀儿竟然少多了，却几次看到大鹰凌空，这使我相当欣慰。出牛棚以后，我多次向人们述说这一经历和感慨。
在这个小房间里，虽然被强制地把我同外部世界隔开，却不能割断我同大自然的心神交流。 一天下午，风骤起，卷着黄沙狂暴地翻滚，逼着黑云从高空压到地面，人们慌忙奔跑，力图躲避这即将来临的大暴雨。我望着院内急遽摇曳的一棵不大不小但长势很好的松树出了神。只见她从容地拍打着枝条，迎着狂风，任它发出可怕的喧嚣。这使我想起了陈毅关于松树的赞美诗，想起了京剧《沙家浜》一段子弟兵要效泰山松的唱词，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其他几位中外作家关于松树的有名的散文和诗词。是的，在万千的树木中，备受人们称赞的就是松树。她成为古今中外文人墨客、志士仁人咏歌的对象，与自己的信念、脾性、骨气相联，借以自况、自律、自鞭。人们不仅赞美她四季常青、华盖秀翠，尤其赞美她无论在什么险峻的地方，也不惧怕最恶劣的天气，那顽强拼搏的生命精神。松树总是以其生命力，面对现实，顽强地丰满自己的形象，展示自己的风格。她妩媚合群，与不同树木和睦相处、不争高下，但又不怕孤独，耐得寂寞，傲岸世界。她不喜自我张扬，也不刻意修饰自己，只是追求生命的法则，告诉人们生命在于自立、自重、自爱！世界上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没有不能渡过的大河，也没有不能逾越的高山。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生命者能够战胜自己。松树生的伟大，死也豪放。她以自己的英姿告诉人们：生，就要挺拔修浚，展示自己的力量；死，也要从容壮丽，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她面对刀锯斧砍，发出轻蔑的笑声。她以自己的年轮，把自己一生完整的生命历程，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开，以此让人们检验她不凡的一生：搏击与抗争、疾病与折磨、衰败与中兴、萎缩与繁荣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情感上的磨砺、升沉与哀乐。雨过天清，阳光复照。我目睹的这棵松树在微风中轻轻抖落身上晶莹闪光的水珠，爱惜地把她送到自己的华盖下，在一片落辉中愈显得青翠夺目，粲然生光。忽然过路的一位顽皮少年，对着她的躯干连连踢了两脚。于是，在她洁净的腹部，留下了两块难看的大泥巴，我脱口轻声骂了一句：这小子，真可恶！经过暴风雨的洗礼，空气特别清新，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通过开启的窗户散发进来，令人心旷神怡，说不尽的回肠快畅。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竟忘了身在囹圄，差点儿大声唱了出来：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省里忙着运动会，我这一向放风更觉得自在。特别是晚饭吃的早，放罢碗筷，便到院子里散步，同看守聊天。我生在江南农村，夏末秋初的傍晚，童年的我，多少次对着变幻莫测的晚霞，常常坠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为我编织的了无数美好的故事。多少年来，在城市里生活，奔命似的工作，找不到这样的“闲暇”，似乎也没有什么茶余饭后，在这么一片开阔的园地上，来观赏落日和晚霞，品味人生的甘苦、波澜和曲折。今日来到体育招待所，成了阶下囚，看到运动员们一个个活泼如猴，自由伸展，真是说不尽的感慨。当我看到斑斓十色的霓霞光辉，虽然一时忘情，为自然美赞叹不已，却又很快联想自己的目前处境而感到怨气激增。她激起我对自然、对生活强烈的新渴求。我真想自己也能化作一片云，化作一阵风，在寥廓的空际，自由自在地飘荡、升迁，把我的一片美好的心意送给人们。渐渐地，太阳余辉与晚霞被茫茫夜幕所代替，鸟儿归巢了，一弯新月从树梢悄然升起，星星撒播，缀满了天空，月亮在白纱云里若隐若现，恰如云追月、月恋云，令人情趣横生。是啊，曾几何时，这空间多端变化，如幻如梦，引古今哲人们思想、论辩、争斗，又令多少文人骚客，对松风、明月、人情、事故动情动心，发幽思，作感慨，形成文章、诗词、戏曲、字画。所谓“落日留霞知我醉，长风吹月送诗来”。难道时至今日，天体日月、人间万象，就可以由某个人加以垄断，或者只有一种解释吗？那么，万千的世界，究竟由谁来主宰、谁来修正呢？卢梭那句名言，“一切事物究其本原，都与政治有关。”对不对呢？他又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羁绊之中。”这是为何呢？所有这些问题，答案似乎是确定的，又似乎是不确定的。我原来觉得自己似乎懂得不少，为什么在自然界面前，在现实社会面前，我是这样肤浅、幼稚，一无所答呢。我对马列主义懂得有多少？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了解有多少？我的能力有多大？我又不能回答。我迷茫了，我糊涂了。面对此时此景，我试图写几句诗、填首词，可觉得胸中淤塞，“试想为襟抱”，可惜竟无词。这天晚上，我被这些问题困惑，没有睡好。第二天晨炼，我见到运动员们那种蓬勃的朝气，似乎找到了昨晚那些问题的答案。是的，世界永远是青年闯出来、打出来的。青年们会迎刃而解他们在前进过程中感到、碰到的任何问题，他们总是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世界，这就是辩证法。不论什么事情总是越不过青年的。我方步入不惑之年，日子还长着哩!我笑了，笑得很开心。 进牛棚之后，我与外面的音信联系，都由专案组操纵。身在牛棚，使我牵肠挂肚的就是妻小。我与玉梅长期分居，直到1967年初她到哈，还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1968年在我被下放劳动、政治景况最凄惨之时，才真正搬到一起成家。南北两地时，期盼尽快结束分居史，在一起享天伦之乐。到哈尔滨之后，没成想东北新曙光，只是昙花一现，就不得不离开大城市，同我过起了寒窑般生活。这也罢了，谁知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刚刚在哈尔滨一起欢度银婚未及一年，我又进了牛棚。她和两个孩子度日，我的工资收入全部给了我，只剩下她的四十多元钱，养活三个人，不要说衣食住行，要是有点儿病痛什么的，就难以为继了。两个孩子，刚刚上学，学校教职员工是否对他们歧视？学生们又如何看待他们，是否欺负他们？特别是，玉梅她们单位是否搞株连、整她、折磨她？如此等等。想到这些，常常难以成眠。为了健康，也为了未来，我极力宽慰自己：过于思虑也无济于事。虽然如此，对于妻小还总是割舍不下。1978年8月，她通过专案组的人，给我带工资和粮票时，捎带了一条毛巾、一块手帕、两件内衣内裤。手帕上印有雄狮商标。接到这些物件，心头一触，情志驱使，连连写了两首诗，背着专案组托人捎回了家： 寄妻词 寄妻词，往事翩翩。二十六年岁月，坎坷多周折。 欣欣去年庆银婚，谁堪今日痛别，难尽悬思切。 寄妻词，语重心长。同息方十载，强隔各一方。 患难备觉卿贤良。从来吾行不挡，信吾心儿康。 寄妻词，血泪文章。临盆离滨市，愤愤走岳阳。 亲友问尔何匆归？难诉焦思衷肠，更念吾怎样。 寄妻词，心事茫茫。旧波刚平复，新涛骤而狂。 炉火纯青炼真金，红心锻更刚，吾身献给党。 寄妻词，信使谁当？红日照四方，马列指航向。 漫说道路太艰苦，喜看红旗满天，正气唱凯旋。 得帕诗 此时赠我雄狮帕，如添擎柱砥江河， 歧路定向须仔细，问津求是逐风波。 困难端端终有尽，前程莽莽来日多。 借得时间好读书，精神一抖又是我。 我还非常想念我年迈的父亲。1977年7月26日，即农历6月11日，是他老人家83寿辰。不能直接写信，草拟了《祝寿》一诗，在心中为他老人家祝寿： 祝寿 今日适值慈父八十三寿辰，有心寄资祝寿，但身在囹圄，思绪万千，作一诗以为纪念。 遥望南天祝寿星，感念牵情意难伸。 文革方省人间事，变故备觉主义真。 湍流进发把正舵，丹心锤炼报楚轸。 阅尽沧桑飘峰岭，青山常在泽如春。 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沉，经过再三思考，我通过专案组于1978年3月25日审阅，给他老人家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多少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在22年之后胜利地实现了。您老人家年尊古稀，从新旧社会的沧桑之变中，一定会体会更深，必有越活越年轻之叹。儿在11次路线斗争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不气馁，决心迎头赶上，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新的长征，力争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而立功补过。 除了思亲想友。我还在“学习班”之余，写下了我当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想到这些老前辈对待革命挫折、对待党内斗争的战斗风格和高尚的情操，我感到勇气倍增，对眼前的处境泰然若素，对未来充满信心。 1977年5月31日，《黑龙江日报》转载了《陈毅同志诗词选》和张茜的文章。我反复吟咏，为陈老总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境界、坦诚乐天的革命情怀深深感动。写下了《学陈老总光明行》——读《陈毅同志诗词选》有感： 一向尊崇陈老总，吟罢遗诗情更浓。 戎马驱驰抒豪气，敬民磅礴唱东风。 无私无畏千锤锻，高德高尚万年从。 壮怀激烈光明路，胸藏马列立如松。 1978年，是周恩来诞辰八十周年纪念。读了报纸上刊登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留学写的《大江》一诗，有感于周恩来从小励志为中华崛起、终成大业的光辉历程，为祖国解放、人民幸福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忆起总理对我的无限恩情，思念波涌，追怀难禁，对天而歌，写了一首《总理音容在臆中》： 读《周总理青年时代诗选》，缅怀总理丰功伟绩及对我的恩情，思绪万千，热泪涌流，喟然命笔，得诗一首，以为总理八十诞辰纪念。 《大江》歌飞入苍穹，蹈海功业盖世雄。 常念总理生平事，总是音容在臆中。 我在牛棚里的生活，除了接受批判、写检查，还有另一件事情——接待外调。
这场清查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有多少？我从接待的有关他人的外调，可以揣摩一、二。我仅在牛棚里接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被调查人不下100人，根据李力安1999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全省当时列入清查对象的有663人。这么推算，全国仅各省累计，便有近两万人，如果加上省部级单位，其人数，就可以想象了。我在反省室期间来搞外调的人，凡是尊重我人格的人，他们的外调就能得到我的一纸证言。相反，如果他们起高调，以势凌人，甚至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的话，我也毫不示弱。特别是替错误翻案，我绝不趋炎附势。有一次，不知道省革委机关从哪里冒出来一男一女，问我潘复生的几个问题。潘复生在文革中推行破坏性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三个一大片的冤假错案，无数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致残致死，我本人受尽打击和侮辱。难道潘复生也要翻案不成?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被底火钩起，不打一处来。我激动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错了，也轮不到潘复生翻案。我拒绝回答任何重新提出的潘复生的问题。他们赶紧解释，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才好。他们在我这里一无所获，夹着皮包扫兴地走了。但是，如果见到亲人，对我态度好的人，我总是还之以礼。
我在反省室因为外调哭过两次。一次是绥化劳动科芦科长来调查阎承烨，没谈几句，我就落泪了。因为见着芦科长这位好同志，我在绥化劳动时，他给予我很多关爱，使我在最困难时得到很大的帮助，心里感到不好受，潸然泪下。 还有一次就是，在我领导下的原工宣办的老范和小谢，来调查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小谢逼问我谈一件事。我觉得事实相反，我联想工人农民对这次事变的态度，进而想小谢转变这么快，感到突然而伤心地哭了。我几乎哭诉地说：“我在主管工宣队的工作中，影响了你们这些扑朴实实的工人，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现在这样逼我，使我很难过。你要我怎样啊？”我第一次在牛棚当着别人哭，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心里想，你怎么这样啊？！我觉得这些工人师傅太实在了、太好了。过去他们怀着朴素的感情，今天还是那么感情朴素，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过不一会儿，我从情感中走出来，感到自己这时很奇怪，怎么不好好控制自己，多失态啊。老范没有吱声。他似乎另有想法，临走时，把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精装本送给了我，嘱咐我好好学习。他和小谢一起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如此这般，是何用意？他们走后，我手捧《论巴黎公社》这本书，想着心事：史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的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她的历史还在，经验还在，英雄还在，精神还在，意义还在。这莫不是要我以看待巴黎公社那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目前发生的事变吗？！果真如此，这两位工人真是大智大勇。但愿这样。我翻了翻这些我曾经读过的文章——请别忘了我是政治系得奖学金的学生——书的目录，我的目光在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的标题下，停了下来，看马克思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充。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些话一针见血，对于我分析和看待眼前的问题，很开窍。是呀，邓小平、华国锋、江青以及叶剑英、张春桥等人的性格因素，是这样相反相成，在中国政治情势与事变中确实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这期间，我带着满腹狐疑将书细细重读了一遍，书上留下了我读它的种种符号和记录，就是我种种心思的印照。 日月转换，不经意间，进牛棚八个多月，仍不见审查有结束的迹象，而我的交代、检查已经早告终结了。于1978年新年伊始，写了一首《过年》，诗曰： 临窗闻新笛，依墙见旧蝉; 不觉银影速，难得又新年。 1978年正是邓小平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进行激烈斗争的一年，我从广播的话语里、报纸的字里行间以及历次会议报道的阵容，悟出了这种信息：中央存在两个新司令部及其所具有的鲜明不同的阵容、不同的信念、不同的政令、不同的步伐和不同的前程。我看到了邓小平的公开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由吁请直至直面呐喊，由背后到前台，由参谋到主帅；看到了邓小平为一体的老干部的主攻力量、队伍的复起与重新聚合；他们开始高举拥华、团结的旗帜，稳步推拥自己的队伍、大胆重组，继而高举大批大揭的旗帜，打掉华的左膀右臂，终而高举哲学的旗帜，公开要华国锋交权。前者以组织部长胡耀邦为活动先锋，紧紧依靠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这些资深的高级领导人，步步为营，队伍不断扩大和凝聚，除刘少奇已死，其余文革前的老班底全部出马，造成逼宫大势；后者图谋自我光华，对人的轻信，简单的思维，自我否定，节节拆散核心、缩小队伍，并且自砍旗帜，终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
最初的信息是1976年(当时我还没进反省室)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从华国锋的报告里，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文字： 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 我想，这是华国锋撤退，也是败退的信号。什么叫做批邓另搞一套，批邓的正宗一套是什么。我觉得华国锋想美梦，陷入了神经错乱。随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词，在中央报刊上就销声匿迹了，而一再强调突出的是： 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揭批“四人帮”。 接着就是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感到，至此，华国锋再也无回天之力了。后来，他在揭批查、干部问题上、真理标准讨论上的挣扎，我觉得已经十分可笑。
真理标准的讨论，矛头直指毛泽东，在于公开全面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权威，树立另一个“凡是”。但是，邓小平一再讲文革的功过是非不要讨论，文革暂时尚未否定，但是我认为只是时机问题。局势正在邓小平指挥下朝着其方向发展。这时我认识到，邓小平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但是对于他反复讲，“除恶务尽”，“不要心慈手软”，把所有的造反派头头置于他的对立面而感到战栗。 随着中央班子调整，各省主要负责人也接二连三地被更换。1977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委一把手由杨易辰代替刘光涛，刘等一批军代表、群众代表开始接受审查。这样，各省也基本完成组织准备，恢复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1978年4月5日，我进“学习班”整整一周年。我总认为，我在文革中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犯的错误，这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要求和做法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我总被动。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希望快一点解放，以便投身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为此，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学习班”一年有感 (一) 楼前红花开，楼内绿枝埋; 进笛声声换，铁剑自徘徊。 (二) 冰化雪消融，日高春正浓。 频频催战鼓，跃跃在其中。 然而，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教训了我。1978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那些日子，我的看守也为我捏把汗，他们把消息告诉我，以为我也要被捕。我在思想上也做好了两种准备。关于我没有批捕的说法，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我的材料不够；有的说，省委主要领导杨易辰不同意；有的说，公安局办案人认为毫无理由，坚决反对。对我也可能升级——抓捕，我从专案组的谈话中，领略了有关精神，使我做好了蹲监狱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期间，孟新一次找我谈话所传递的信息，说的分明： “你的认识上不去，与你对牛陈聂张的问题看法有关。其实，你同他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都是造反派。你同他们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说：“是那样。你说的很对。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尽管我们观点不同。但我们是属于一个思想体系的，都以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所以，我在1975年多次说，现在没整到我的头上，整到一定火候，也会整到我头上来的。这就是1975年我们都同意反回潮的思想基础，都认为回潮根子是邓小平。我们总体来源于一个思想，只不过对于形势分析、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不一样。”在这种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政治斗争闹到某种浪潮时，当事者中的许许多多人，头脑发热，总是朝着当局指定的一个方向思考，思维膨胀，理性丧尽。但是，我心里说，“就是这一点差别，也是应该予以区别的，不分情况，一刀切，谁都整，这是不得人心的。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道德原则。” 我的问题，经过整整一年。该批的，能上纲上线和使用的词语差不多都用到了，在现代汉语中一时找不到新词了；该揭发的，知情人也都说了，很难开发新的“知情源”了；要我写的材料，我该写的也都写了；要检讨的，虽然主持者不很满意而我觉得也已经到份了；专案组该调查的也都调查的水落石出了；他们能策划的种种揭批查计谋看来也是“江郎才尽”，心思挖空了；当局个别人想采取的极端措施又因为缺乏够边儿的材料而难于下手。于是，1978年下半年，我“闲得很”，几乎完全“呆”着。人生难得如此“闲”。这样的“空闲”，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来叙述。 说来也怪，空气在经过一段压缩的紧张之后，似乎有所松动。这时，我还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见家人了。我可以约见玉梅，也可以约见我的两个孩子了。至于我的看守，尽管换了几个批次，似乎从来没有与我为难，而是多行方便。 这期间，我折指计算着日子，我知道省里在等中央精神，也就不期盼出去，而是期盼星期天的到来。因为这样，我可以忘情地同孩子们温存、抚爱一天。他们可以在我的住屋里，跟我痛痛快快地取闹、做游戏，或者我听他们给我讲述他们学校的趣闻趣事，同进午、晚餐，在一起睡午觉。他们可以吃到他们平常吃不到的东西——他妈专为我做的美食——他们平时难以吃到的饺子、鸡肉、牛肉什么的。我记得第一次，看着他们狼吞虎咽般用餐，顾不得回答我的提问的那股忙碌劲儿，看着他们吃的那样有滋有味儿，偶尔偷偷地瞅我一眼的情景，我满脸堆笑，而内心深处却像铅一样的沉重，心头一阵一阵如刀铰一样疼痛。我脑海里直翻个儿：我想，毛主席、周总理健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把我看成优秀人才、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总理几次关爱我、保护我、提名我作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并没有变什么模样，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还是这个我，在他们刚刚谢世不久，竟成了党组织的阶下囚、可恶的异己。这只是历史转换，只有一个时间差。老百姓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来真是不差啊！想着想着，不禁下泪。“爸爸，你咋的呀?”天真而细心的儿子志勇停住了嘴，拽着姐姐的胳膊，关切地问我。 我连忙拭去眼泪，说道：“没什么，爸爸眼睛有点磨，一会儿就好了。” 孩子们面面相觑，仿佛明白了什么，减慢了吃饭的速度。 还使我难忘的是我和玉梅在牛棚的第一次相见。专案组任守义一再对我说：“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不要过于动感情。”他哪里知道我和玉梅曾经有约定。见面时，不要激动，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流泪，就像平时见面一样。玉梅是个很达观的人，能理解这一切，见着我时，表现得落落大方，没有流露出什么，还对我说，要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她事后说：“见到你，我真想哭，但我没哭。因为哭是懦弱的表现。咱们还是咱们。一想到这些，我就来气。于是，我振作精神，没有哭。” 到1978年12月，我被学习班关押了二十个月，我做好了再待一年的思想准备。后来听说，文教办等着有个结论。但省委迟迟拿不出方案来。于是文教办选择在省委免去我的职务决定之机，于1978年12月30日，将我放回了家。至此，我长达20个月零25天的牛棚生活，终于结束。同时我被告知，这只是“集中的学习”告一段落，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对于这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写了两首诗，把当时的心境记录了下来： 1978年12月30日“学习班”结束有感 晓闻金鸡鸣，忽报禁楼开。 我心如春日，思潮滚滚来。 自勉 风高浪急着万家，松傲冬深柳自斜。 自幼信义存抱柱，笑颜放眼看物华。 从牛棚出来，我几次要求结论，明确处分，不能这么呆着。没有想到，对我的处理，一拖再拖，时间长达八年，历经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 1979年1月27日，中共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处理，应到会43人，因事缺席4人，到会39人，决定建议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上报省委批准后生效。 1979年4月24日上午，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以及专案组孟新、田桂琴、王亚男、戴恩崇找我谈话，由张双城宣布中共黑龙江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1979］4号《对范正美处理通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对范正美的问题，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2012年3月1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