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一、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同右派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走过来的。
大的斗争经历了八次：
第一次，一九六五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同彭罗陆杨的保右反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
第二次，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次，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同叶剑英、谭震林的二月逆流的斗争，批判二月逆流；
第四次，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处理“杨傅余”，开展反三右（右倾翻案、右倾复辟、右倾分裂）；
第五次，一九七0年九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同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斗争，开展批陈、批林运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第六次，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同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第七次，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四月，同邓小平、叶剑英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八次，一九七六年九月，同华国锋、叶剑英的军事政变的斗争。
前七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八次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失败了。
每次斗争出场的人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却站着一个强大的势力，这其中有八大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书记，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的相当大的数量。
毛泽东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
二、右派势力的社会基础
右派势力为什么如此顽强，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社会基础决定的。
（一）从经济基础来看：
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
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
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
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
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
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
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
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
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
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
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
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
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
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
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实行的是商品制度。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九七五年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从上层建筑来看：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三）从共产党内的情况来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成长起来的县以上领导干部，许多人都是抱着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不牢固。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这些人又不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相当大一部分县以上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官僚特权思想，对群众起来批评自己，抱着强烈的抗拒情绪。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四）共产党内右派势力的阶级属性
右派势力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
右派势力还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右派势力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他们经常地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你要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他说这是反对党的领导。你要放手发动群众吗？他说这是搞无政府主义。你要夺走资派的权吗？他说这是反党篡权。
三、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对右派势力的认识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如果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能够识破右派势力的真面目，把它们孤立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但是：
（一）建国以来党内的矛盾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1，一九五0年，老区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了合作化的苗头，刘少奇反对山西省农村出现的生产资料入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
2，一九五二年，刘少奇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3，一九五三年，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错误口号；中央召开财经会议；
4，一九五四年，高岗、饶漱石集团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企图夺取更多的权力；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5，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大砍合作社，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6，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及波匈事件，国内右派蠢蠢欲动；中央报刊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7，一九五七年，右派利用共产党整风，发动猖狂进攻，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党反击右派；
8，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主席批评一九五六年刘少奇等人刮起的反冒进风，树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刘少奇鼓吹共产风、冒进风；
9，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纠正共产风、冒进风，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乘机向党发起进攻；
10，一九六0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应该是生产小队，解决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问题，并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三年调整；
11，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鼓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困难还没有到底，经济上要退够，在农村搞包产到户；
12，一九六二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注意阶级斗争，反对包产到户，
13，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4，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反对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提出党内外矛盾交叉，在社教中搞神秘主义、人海战术，毛泽东主席提出主要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5，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二）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1，建国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经过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等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思想上提高了觉悟，对共产党的领导更加拥护，对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更加信服。
2，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农村刮共产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扩大化，一九六0至一九六二年的经济困难，这些事情，使一些人受到了伤害，使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这些错误大都迅速得到纠正，得到群众的谅解。
3，一九六三年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开始认识到在共产党内存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一般都以为这就是指那些贪污腐化分子，很少人能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对走资派和复辟危险的认识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及劳动群众都是积极拥护的。
但是，具体到各单位，当党委或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在群众中抓“右派”、抓“小三家村”时，就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拥护（这些人大多是党员、团员、和团结在原党委周围的积极分子），这部分人往往是多数；一部分人反对（这些人大多是政治运动中过去受到过打击或将来可能要受到打击的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这部分人往往是少数。
2，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后，各个单位出现的上述分歧进一步发展，成为对党委、工作队及在它们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态度问题。一部分人拥护，认为这三者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工作都是对的，认为应该相信党委、相信上级派来的工作队、相信经过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这部分人自认为是“左派” ，被认为是“保守派”。一部分人反对，认为这三者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打倒三相信”的口号。这部分人自认为是“左派”、“造反派”，被认为是“右派”、“反革命派”。
3，一九六六年十月，由于各单位的党委、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都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进行工作的，并且受到上级党委及其领导人的支持，这就涉及到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委的党委及其领导人的责任问题。造反派主张对它们应该“炮轰”，揭露它们的错误，要它们承担责任。保守派认为“炮打”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炮轰。
4，一九六七年一月，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纷纷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结合一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军队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经党中央批准，代替原来的党政领导机构。这时，在党员和劳动群众中原来意义上的保守派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5，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领导层中发生了“二月逆流”，在它的影响下，一些省市的军区支左发生了偏差，把某些造反派打成了反革命，大规模逮捕人，甚至开枪打死人。
在这种新形势下，群众中又发生了的分裂。一些原来的造反派组织拥护军区支左，当然也包括军区把某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一部分组织自称为“拥军派” 、被称为“保守派”。另一些组织反对军区把某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一部分组织自称为“造反派”，被称为“反军派”。
6，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底，经过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两派对立的组织终于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7，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以后，中央作出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的决定。为了巩固革命秩序，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一些没有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乘机对原来的造反派进行打击，形成一种“造反无好人”的社会舆论。
8，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四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有扩大化的倾向，各地混进革委会中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乘机对文革中的革命左派骨干进行打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革命左派的革命造反活动说成是反革命阴谋活动，在群众中形成一种“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社会舆论。
9，一九七0年九·一三以后至一九七三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各地混进革委会中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又乘机打击文革中的革命左派骨干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把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都说成是与林彪、陈伯达有牵连的反革命活动。
10，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中央的一些单位和部门，利用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在全国大搞批极左思潮，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极左思潮。造成一种反左不反右的社会风气。
11，一九七四年，中央号召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全国各地的革命左派奋起批判九大以后对革命左派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要求恢复革命左派在革命委员会中的权力。右派加以抵制，污蔑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批“周公”。
12，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大搞“全面整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左派。十一月，清华大学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影响到全国。
13，一九七六年，中央号召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左派拥护，中派观望，右派抵制。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右派组织的，真正参加闹事的人只有一小撮。
小结：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右派势力代表着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右派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是党内的也是社会的主要危险。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党员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是社会的也是党内的主要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右派势力的斗争，焦点在于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到人民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上海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形式，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权力夺回来了。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核心中，还进来了个别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进来了一些没有基本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发起新的进攻，夺取新的权力。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右派的一次次进攻，保持着高度警惕，每次都即时打击，并取得了胜利。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非常不利。由于中央的革命派领导人对右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导致斗争的失败。
2011年1月25日初稿
2012年3月2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