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一九七六年以后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以下从中国社会几个方面的变化来说明。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经济边缘化
GDP 的高速增长被看作中国市场化转型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据。然而，众所周知，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其发展水平相对低下而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
在此或许需要首先简述如下常识，即现代世界体系建立在统一的国际劳动分工上，其中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在西方公然的殖民掠夺停止之后，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上的国际劳动分工有效
地维护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分工。长期发挥所谓比较优势的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被锁定在分工劣势之中，没有也不可能爬到更高的分工链条上。几百年来的经济史表明，无论如何起劲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鲜有成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执世界经济的牛耳，它们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动摇自己的优势地位。
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意义在跨越常规，为尽快摆脱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当高的持续增长，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结构。到改革前夕，中国已经拥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许多边缘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超常规”发展战略使中国在建国后短短十几年就拥有了核武器，成为多年来世界核大国中唯一的低收入国家，在科研领域也推出了世界级成果。因此，尽管人均收入水平类似于其他边缘国家，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却类似半边缘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例。与同为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印度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到20 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超出印度，不但人均收入超过印度，工业化程度更是远远高于印度。改革后，中国开始把追求GDP 增长放在首位。为此，中国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建立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大量引进外资，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参与国际分工。1980-2005 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15.6%，大大高于GDP 增长速度，相当于同期全球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结果，中国进出口占全球进出口比重从198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05年的大约7%，在全球排名从第22 位上升到第3 位。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到2005 年，外资在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税收总额、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等方面已经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额，支撑着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
按照外贸占GDP 的比重衡量，目前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明显外贸导向或外向型特征，被认为严重到患上了“外资依赖症”的地步。经济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对外开放并不难，因为强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本国经济开放度，而相对弱小的国家则通常难以抵御内外压力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打开国门。但是，对外开放程度并不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它们目前的开放程度都大大低于今天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很大差别，甚至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反倒是高度开放的。需要分析的是，外向型增长模式是否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是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还是越来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判断一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有一个简单标准可做参考，那就是该国基本出口产品的结构或类别。有研究用出口商品构成衡量国家的生产力，发现它与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例如，富国的出口产品往往类似其他富国的出口产品，即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但也有例外。如果出口产品的结构高于人均收入通常预示的水平，说明该国生产力超过人均收入水平通常达到的水平。有研究表明，1992 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类似于人均GDP 比中国高6 倍多的国家，表明中国拥有强大的产业能力，生产力表现出半边缘国家的特征。然而，这个优势在改革中不是保持或扩大，而是逐步缩小了，尽管与类似人均GDP 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仍然要好一些。
中国产业优势逐渐下降的时期，正是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强调运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期。为了保持价格优势，以便充当外资企业的加工车间，扩大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中国竭力维持低工资。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在国内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在世界市场则难以跳出依靠低附加值产品进行恶性竞争的陷阱。中国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所谓“竞底”或“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中，各国比的不是谁生产力更高，产品科技含量更多，人力资本更雄厚，而是比谁更次、更糟，更能苛待本国劳动力，更能容忍对本国资源环境的破坏。事实证明，这种朝向工业文明底线的竞争不但不能提升一国的地位，不能使之迈上一个台阶，反而使之陷入不发达陷阱难以自拔。如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国内市场同样充斥着外国品牌的各种产品和消费品，许多原先著名的国产品牌大多已销声匿迹。中国可以大量出口，本土产业却不能制造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产品，“有出口而无产业”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GDP 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增加，但经济总量与工业化/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概念。一直到1820 年，即西方工业化开始后二十多年，中国的GDP 仍占世界50％以上，是整个欧洲的1.22 倍，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欧洲，出口制造品世界第一，当时的世界上充斥着“中国制造”。但那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弱国，抵挡不住西方的侵略和打击。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但经济结构恶化，对外依附性增加，国内消费规模得不到相应扩大甚至相对萎缩。在某些方面，其日趋边缘化的增长模式与成功实现了赶超的国家形成鲜明对照，例如日本。
经济结构趋向边缘化的结果就是，中国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而是拉近了与“正常的”发展中国家的距离。
二、资源环境恶劣化
1、高速度、高能耗的发展，加剧了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从总量上看是资源大国，但从人均资源上看则是资源小国。国际上认为直接关系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有四大资源，即土地、淡水、森林、草地。我国人均土地为世界人均量的1/3，人均淡水量为世界人均量的1/4，人均森林面积为世界人均量的1/6，人均草地量为世界人均量的1/3。此外，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多数相当世界平均量的1/2上下。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单位GDP的能耗高出经济合作组织30个国家平均值的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2至3倍。这一低一高，加剧了我国资源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形成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凸显了节约自然资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国消耗的原油约有50%依靠进口。我国作为世界产煤第一大国，一向是净出口的，但2007年第一季度出现了煤净进口的现象。这种现象要经过努力才能改变。
顺便说到，前几天报纸上有这样一条短讯：一个日本学者就“中国的资源总量与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的排名”问题问了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工作人员，竟无一人能准确地回答出来。但同样就日本的此类情况问及日本人，就连小学生也能给出准确的答案。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人民日报》2007年4月9日）
2、高速度、高污染的发展，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并且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损害人民健康。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度发展，而环境保护工作严重滞后，因而产生了大量污染。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中国占16个（《参考消息》2007年7月4日报导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关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还缺乏全面而确切的统计数字，但许多学者和有关机构作了大体的测算：
——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政策研究中心孙炳彦在《90年代初期中国环境污染损失和思考》一书中测算：1990、1992、1994年我国污染损失分别占当年GNP的7.4%、6.9%、6.5%。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求是》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称：据专家估算，我国每年的大气污染、河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4%-8%。
——据中国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测算，1993年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GDP的3.16%，生态破坏（森林、草原、农田、水资源、湿地、土壤侵蚀、人为灾害）占到当年GDP的6.87%，两项合计损失占GDP的10.03%。
——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1997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GDP的7.7%。
——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4年全国污染损失占当年GDP的3.05%。但并未包括自然资源核算，环境成本中也未计入生态破坏损失，即使环境污染损失，其内容也是不全面的（《人民日报》2007年3月28日）。
高污染的后果包括致人疾病甚至早亡。据媒体报导：“世界银行的中国污染报告近日完成。这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早亡，主要死因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该报告是世界银行花费数年时间与中国政府部门合作完成的。世界银行的该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每年有35万至40万人早亡，每年还有3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早亡。另外，还有6万多人因水质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参考消息》2007年7月4日）。
又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2007年7月17日公布的、经过18个月的调查写成的首份《中国环境绩效报告》中称：“预计到2020年之前，空气污染会导致中国60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2000万例呼吸系统疾病、550万例慢支气管炎和健康受损病例。这可能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13%”（《参考消息》2007年7月18日）。
上述资料，由于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的不同，所得数据不尽一致。但大体可以看出，污染损失占GDP的比例在3%到8%之间；生态的损失所占GDP的比例6%到7%。如果再加上由于污染而使人患病、早亡的损失，比例就更高了。如果从高速度增长的GDP中，扣除实际存在的、巨大的环境代价，那就不是发展的高速度，而是低速度。
环境资源问题。我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单位GDP的能耗却高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30个国家平均值的20%；资源供应紧张，所需石油约50%依靠进口。目前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就占16个。据测算，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GDP的3%到8%，生态破坏（草原、湿地、森林、土壤侵蚀等）约占GDP的6%-7%。两项合计约占GDP的9%到15%。大气和水质污染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损害居民健康，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大气污染而早亡75万人。据经济合作组织测算，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损失占GDP的13%。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还认为：\"中国虽然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环境标准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这些事实说明，如果扣除环境损失的过高代价，GDP的增长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有的甚至是得不偿失。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中国环境绩效报告》中还指出：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而且在迅速赶超德国、日本和美国，但中国的环境标准常常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该组织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定了备忘录，并在《报告》中给中国提出了51项建议，其中包括把中国的环保总局升级为“部”。
3、高能耗、高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私有化是其深层次的重要原因。
高能耗、高污染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问题的解决又如此艰难？人们指出了许多原因：思想认识上重速度轻环境、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行业结构不合理、政绩考核不全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有法不依而又监督不力、等等。这些原因确实都是存在的。针对这些原因，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政绩考核办法、加强宏观调控、加大执法力度、等等。这些措施确实也是必要的。
但是，为什么采取这些措施之后收效不大？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屡禁屡犯？究竟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这就不能不涉及这些年来私有制经济的大发展问题。上面列举的形成高能耗、高污染的种种原因，归根结蒂，主要是追求高额利润问题，而追求高额利润正是私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为什么思想认识不到位？为什么行业结构调整困难重重？为什么有法不依？都与追求高额利润密切相关。例如：2006年原来国家要求GDP增长7.5%，能耗降低4%；但执行结果，GDP增长11.1%。而能耗仅降低1.33%，而在GDP增量中，高耗能行业也就是高利润行业的贡献在60%以上，“这必然导致能耗整体处于高水平上”（参看《人民日报》2007年7月13日：《节能降耗任重道远》）。
私有化导致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建的私营企业，大多数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特别是小钢铁、小水泥、小炼钢、小煤窑等等，污染程度特别严重。国家多次下令关闭这些小企业，虽然收到一定效果，但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下，往往明停暗开、多次反复、进展缓慢。
2011年3月7日初稿
2012年3月2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