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心在左边跳网友的博客文章中，有许多真知灼见的闪光之处。他的博客文章对中国泛左翼中那些积极觉醒与进步的年青人们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文章连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e93340101a6zz.html河蟹，是门高深的学问。公知良心们挠破脑袋也整不明白。比如，他们要一人一票，可是又担心“多数人的暴政”，担心多数人“反智”；他们要“透明”，可又在控诉“玻璃门”，说现在透明是透明了，可不让进；后来老大说可以随便进了，他们又抱怨“风险大”，要扶持。。。。。。总之，我这围观群众也只能大概猜出他们的理想世界：
一，大多数理性人投票去支持少数智力超群的人来反对自身
二，拆掉所有门，围墙，爱上哪玩就上哪玩，同时又要用产权来保护自己
三，不能有风险，大家都平平安安，投资就要有回报，同时又说高风险高回报。
可这是地球么？
咋才能河蟹呢？咱们先来解剖三只小麻雀，然后告诉公知们答案。
麻雀一
话说两民工坐公交，一男子嫌汗臭，一定要赶他俩下车。憨厚的民工不发一语，反而车上的好心人群起攻之，民工得以继续乘车。
按时髦的说法：这只麻雀充满了正能量。按经济神教的说法：这只麻雀让全社会的总效用获得增加。总之，这是一只河蟹之雀。
人人都活的好不叫河蟹。河蟹，必须有苦主，没有苦主就没有河蟹。让我们拿着小刀轻轻的划开河蟹之雀的肚子，发现里面藏着：
苦主---民工2名。苦主真的苦。被人骂了还得装孙子。
坏蛋---1名。坏蛋真的坏。有味儿你不好躲躲啊，反而要赶人下车，干的堂而皇之。
好人---满车乘客。好人真的好。一个个挺身而出。有位阿姨还把民工拉到身边，我建议她作深呼吸状，感叹到：啊，这是劳动人民的味道。如能这样，效果更好，更感人。
这样，我们就弄明白了这只麻雀通体散发着河蟹之光的缘由。
我们假设有个小白领也是乘客之一。毫无疑问，他也是声讨坏蛋的好人之一。当他回到家里，也许，他会跟老婆有如下的对话：
---“老婆，今天有件事儿可让人气愤了”
---“谁敢欺负我老公？”（白领妻杏眼圆睁）
---“车上有个家伙嫌民工脏居然要赶他们下车”
---“天啊，太坏了”（白领妻粉拳握紧）
---“所以我们都骂他！而你老公我，就是第一个站出来骂他的。怎么能歧视民工呢？”
---“支持！我老公好勇敢哦，我老公是最棒的！”（白领妻眼神有点迷离）
---“来，宝贝，啵儿一个”
显然，小两口这顿饭吃的很有情调。不但如此，小白领第二天上班后没准会跟同事分享他的见义勇为，同事们也必定争相表态谴责那个唯一的坏蛋。
于是，我们拿着经济神教的效用论一套，马上发现这事儿的结局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苦主---不费口舌，不伤毫毛，却获得了继续坐车的权利。同时也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爱，他们内心也必定升华出对社会的赞美-----还是好人多啊。
好人---每个好人都从帮助苦主获得了满足----确认自己是好人。而他们过后跟家人同事分享，听众们也通过表态纷纷确认自己也是好人。如果涉及此事的好人数量为N，那么借此拥有“正能量”的好人数量会达到（5~6）*N。所有人都感受到爱的力量，所有人都看到了人性的希望----小左左会觉得在左转，小右右会觉得“公民社会”在形成。总之，管它娘的左右，反正“正能量”在扩大。
坏蛋---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不得不继续闻着民工的汗臭，可他本身还是可以继续完成他的旅程的。
于是，正负抵消，总效用大大增加。这就是河蟹之源！
但如果这事儿按照另外一套剧本上演，也许效果就不一样了。
还是满车乘客，还是坏蛋1个，民工2人。坏蛋要赶民工下车。民工甲乙可以有如下选择：
一，脱下衣服，光着膀子，包抄前去贴近坏蛋，一声不吭。
二，问坏蛋，“先生，请问你在哪儿下车？”
三，问坏蛋，“先生，能下车找个人少的地儿好好沟通一下不”
四，直接上前扇坏蛋耳刮子。或者坏蛋不敢动弹，或者扭打一团
民工要这么干，这事儿就不妙了。
首先，苦主木有了，苦主变成了罔顾人命的流氓。
然后，坏蛋得加引号了，因为“坏蛋”受到恐吓，且极有可能挨揍，那坏蛋就成受害者了----大地主刘文彩被镇压后反而成了苦逼。而民工成了啥？难说了，这取决于“好人们”的同情心---喜儿逃往深山，那会博得同情的；如果喜儿一辈子呆深山里，老了才被广告商们挖出来做代言，那准会感天动地，但解放军居然解放了喜儿，让喜儿批斗黄世仁，那就成了喜儿的污点：怎么可以与人斗呢？
最后，更重要的是，好人也得打引号了。因为好人的正义感得不到施展，依据邓挫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也就无法确认自己是好人。是啊，只要喜儿躲深山，那好人们会在山外跟黄世仁和平共处的，可黄世仁木有鸟，好人又何以自处呢？
还是那位小白领，他回到家也许跟老婆有了另外一番对话：
---“乖乖，今天下班太可怕了”
---“又出啥事了”
---“上来两民工，一身臭汗。有人居然敢要求他们下车”
---“天啊，他咋敢招惹民工呢？”
---“说的就是嘛。有味就忍忍嘛，要舒服就打出租嘛。多嘴就被揍了一顿”
---“民工打人也不对嘛”
---“唉，反正这社会就是乱，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显然，这次小两口这顿饭吃的有点压抑。而且第二天上班小白领也会把故事分享给同事们，人人都深有感触，争相吐槽：这社会肿么啦？人人跟吃了炸药一样。
公知良心们也会评论：有人不尊重民工的人格，但民工也不尊重别人的健康权，总之，我们离良性的公民社会还差很远。归根到底，体制问题。没有政改，社会就会涙气横生。。。。。。
这样我们看到，只要民工自己为自己出头，那非但不会被赏识，却导致负能量增大了。
前苦主---苦主不苦，因为“苦主”揍人了，但未必能获胜，为了继续乘车，也许得流点血。
前坏蛋---坏蛋不坏，因为“坏蛋”挨揍了，为了自己的“呼吸权”，付出血的代价。
前好人---好人不好，因为没啥机会让好人证明自己是好人，反而好人受到惊吓，如果车上好人数量为N，那么也许受到惊吓的好人数量就会达到（5~6）*N
结果，全社会的效用大大降低了。
我们拿经济神教的效用论来分析这事儿，就是要展示“效用”跟“河蟹”之间有着一种多么隐秘的微妙的关联。只要用效用的标准一套，那么整个观念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在经济神教的世界中，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不被鼓励的，是会导致“负能量”的。
最妙的模型应该是，极少数的苦主遭到了极少数的坏蛋欺负，惹来大多数好人吐槽。好人的吐槽也有标准答案，正如这事儿中，好人斥责坏蛋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城市不能没有民工，不能歧视民工！
每个好人都觉得这理由充满了正义和爱。这正是神教所鼓励的。因为在神教的世界中，“城市不能没有民工”，“反歧视”已经是最最正义最最良心的表达了。如果我们有机会到草原上问问狮子们，歧视羚羊对不对？狮子们不用看叶檀的微博，都能给出的神教的标准答案：我们不能没有羚羊，我们觉得羚羊和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我们决不能歧视羚羊。
想起了果粉们的偶像-----民族英雄委员长先生。东三省丢了，委员长求助“国联”，恳求国联派人调查。民族英雄成了苦主，国联成了好人，全世界都在吐槽小日本这个坏蛋。这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啊。整个地球的正能量都在增长，爱的力量让民国的“黄金十年”得以延续，让怀念“民国范儿”的公知们得以继续吐槽。
韩寒小弟曾说过：鄙视某些组织利用老百姓在抗战中牟利，怀念那些在战场上堂堂正正杀敌的国家军人。看看，韩公知是多么河蟹呀，苦主---被三光的村民，坏蛋----狗日的，好人---“国家军人”，当然还少不了后方的好人们。
我们坚信，韩公知要穿越一下，当年大小慈善晚会，宋美龄旁边我们必定能看见韩公知的身影。多美妙啊，一晚上的歌唱，一白天的游行，整天的募捐，慰问伤员，合影留念，演讲，这些事儿让多少公知向往呀。真是极乐世界。
但公知们却无奈的发现，其实敌后和前线的苦逼们跟他们压根没啥关系。他们做他们的慈善，苦逼们打苦逼们的仗，苦逼们忙着减租减息，苦逼们忙着组建敌后民主政权，于是公知们只能愤懑的嚷嚷：某些政治势力在抢地盘。
不能继续当好人，真是公知们的噩梦。不能继续当苦主，这是苦逼们的希望。
麻雀二
我们把目光转向赞比亚。一家中资被当地工人打砸抢了。一个中国工人被砸死了，他就是新的苦主。坏蛋就是野蛮的不可理喻的赞比亚工人。好人就是中国公知们们以及民族主义者们。
民族主义者首先起来吐槽：中国就是软啊，外交部只能抗议。中国应该出兵，让赞比亚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威武。
公知们说的更为理性：保护国民海外安全是国家的职责。应该加强中资公司的安保力量。
这种苦主—坏蛋—好人的模型再次为千里之外的河蟹增添了“正能量”。各路公知都在争相为海外中资出谋划策，搁置争议，大伙都团结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
但如果我们能用通灵术跟这位被砸死的苦主说上话，我们就只能跟他讲：老哥，这世界很危险很残酷，既然你选择了当苦主，那真的只能变成苦主了，你成了千里之外的孤魂野鬼，还是认了吧。路，是你自己选的。
这件事儿不是啥突发事件，不是毫无关联的恐怖分子突然袭击。赞比亚工人和中资的矛盾早就在积累。这点所有当地中国工人其实也心知肚明。比如有位中国工人对记者说：他不理解为啥当地人三天两头罢工。可见中国人对事态是完全了解的。
可某些中国工人却选择了当苦主，因为他们居然“不理解。。。为啥。。。罢工”。估计那位挂了的老哥也是“不理解”的。那就危险了。羚羊不理解狮子为啥对它们感兴趣，羚羊也不理解几万只羚羊的力量有多大，那么被吃掉也是没啥好说的。这世界没有什么老师有义务去教老哥们，“赞比亚工人为啥要罢工”。这得自己悟，悟出来了有一线生机，悟不出来，就当苦主。
一个中国工人，在当地干了一年的活儿，多少能跟当地人做点基本的沟通。这要求根本不高。那么如果他再稍微有点觉悟，也必定能多少向当地工人表达一下对他们罢工的支持，这要求也根本不高。我们当工人的都知道，大伙一块干活时感情是最深的。真挚的情感，其实跟是否流利的沟通没有关系。
当然也许是这样的情况：所谓中国工人，压根就不是工人，而是小工头。他们不远万里追随中资来到赞比亚，是为了监督当地人干活的。如果这样，那真是活该了。我们也没必要搭理了。因为这是苏神教的内部事务。
还有一种情况：中国工人也是不折不扣的穷比。但中资要把他们带上，是因为他们更“可靠”。比如挖矿的，当地人只能掏泥巴，掏出巷道后，中国工人再进去挖矿，这样就不用操心当地人顺走宝贝了。
为了能让中国工人有点“荣誉感”，以便“更加可靠”，中资老板会紧紧握着工人的手说，老哥，我只信任你啊，当地人都不是好鸟，异国他乡的咱们得相互依靠啊。
好多企业都在玩这种伎俩。比如给你许个诺，说几年后升你官儿，不觉悟的穷比们就激动了，顿时感到自己沐浴在皇恩之中。看工友的眼神都不对了。
所以，收买不一定付出多大成本。让赞比亚穷比掏一筐泥，跟让中国穷比掏一筐矿，有啥区别呢？不觉悟的，那就真不同，因为他会想着，能让我挖矿而不是掏泥巴，是光荣！
因此，不觉悟的中国工人就自觉地跟赞比亚工人划清界限，选择跟中资老板同仇敌忾，于是也就走上了苦主之路。
当地人暴动，中资老板早没影了，人家不砸你还找谁呢？
“觉悟”，其实不是多高的要求。无非是平时多联络感情而已。老板们为了分而治之，肯定把赞比亚人说成异类，可老板说老板的，咱大可以沟通咱的嘛。
再退一步，即便中国工人不支持赞比亚人暴动，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也不应该逃跑。像这事儿中的苦主那样，是大可不必的。他慌慌张张的跑，跑到巷道里，人家追不上，把矿车推进去就砸死他了。
只要平时有沟通，那么别人暴动，你写点标语声援啥的，是不会有危险的。因为这伙人不是外人，而是赞比亚工友。当年苏联打内战，红军和白军在某些城镇反复拉锯，镇里的小老板们都自觉备好两面旗帜，红军来了挂红旗，白军来了挂双头鹰。这不就叫理性人么？哪怕你不觉悟，你也可以学学当理性人嘛。你慌啥呢？
如果觉悟点，那甚至可以当带路党，当汉奸，给赞比亚群众带路，上财务室，上工头藏宝的地方打砸抢，这样就更能获得当地群众的好感，岂会有生命之虞？
当然有人会质问，老板被抢了，就木有钱儿发工资了。一般来说，这么清纯的多半是苏神教的VIP会员。尼玛老板被抢了干俺鸟事啊，我干了活，就得拿钱，拿不出钱，我也打砸抢。
有奴性就会有苦主，有苦主才会有河蟹。苦主习惯跟老板捆绑，似乎老板有钱我也能多分点，于是老板逃了，我也得逃了。可苦主也不想想，Y跟老板都在逃，Y不是老板一伙的还能是啥？暴动群众不抽你Y狗腿子还能抽谁？你家老板都开路虎溜了，Y只能躲矿井了，被砸死了怨谁呢？
麻雀三
这只小麻雀也挺有乐的。话说东莞本地小资徐先生创办了一个叫“绿色珠江”的环保组织。大伙都晓得，小资们最操心的事儿除了“垄断”外，就是“环保”了。他们要的是城里面的青山绿水。那股认真的劲头让当官的都退避三舍。
本地的公交车站还挂上一溜广告，里面数位大腕充满正气的大头照一水儿的贴上面，写着“拒绝熊掌”，“不吃鱼翅”，“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让咱们穷比咧嘴傻笑。尼玛这些广告不是应该贴“高尚会馆”么？
这个“绿色珠江”扩张的很快，还跟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动。在他们推动下，建立了对东莞各地工厂排出的悬浮物的监测体系。
这些事儿再说下去就俗套了，大伙自己看报纸吧。
我们只聊有趣的。这事儿亮点不在于环保，而在于这组织居然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参加。这些苦逼们周一到六在厂里干，好不容易有个周日就出来当环保义工。积极参与了环保设备的安装等苦力工作。
徐先生当然清纯的露出笑容，感谢工厂穷比志愿者对环保事业的贡献。同时，徐先生也清纯的跟记者说，工厂穷比志愿者在“流失”，因为随着东莞市政府对环境标准的收紧（少不了“绿色珠江”的功劳），厂子一个个倒闭了，产业往内地迁移了。但话语一转，徐先生不经意间露出了小獠牙，他声称，现在最担心的是政府因为产业迁移问题而放弃环保，所以绿色珠江组织要继续抓紧督促政府，务必让东莞变成青山绿水的都市。
徐先生多余担心了，他觉得东莞环境的改善是“绿色珠江”的功劳，其实不过是因为徐先生的小资诉求跟东莞老大的目标重合了。要青山绿水，太容易了。把工厂赶跑，搞金融和服务业就可以了，东莞一到夜里炮声隆隆，早就具备了服务业大干快上的基础了。
而我们最关心的是那批志愿给本地小资徐先生卖力的工人们，他们到底在想啥呢？
他们当环保自愿者，这表明工人们客观上有联合的意愿。大部分时间呆在工厂压抑的环境，谁都想出来透透气。但这世界很残酷，神经一放松，就要为他人做嫁衣。
搞环保，搞NGO，搞公益，都很时髦。其实我们也常建议工友们多参加这类活动，老打网游也没意思的。但我们应该抱着搅屎棍的态度渗透到一切组织中去。
搞“公益”？这社会有“公共利益”么？既然木有，那就必定有苦主，有善人。渗透其中的穷比们如果不愿意当苦主，也没能力当善人，那就只能当搅屎棍。
既然政府也在想法赶跑污染大的企业，那么穷比们在徐先生英明领导下架设多点环保设备来给老板们下绊子是绝对没错的。但搅屎棍的特点不是“利益均沾”，而是“屎尿均沾”，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小资徐先生和东莞政府这类人。
企业被环保赶跑，正好就是穷比们大闹特闹的时候，否则就玩得没意思了。务必玩的让徐先生这样的本地人闹心。NGO里面的穷比还得表现出更狠的劲头给徐先生赖以充当小资的各项产业也架设监测设备，并出台各种报告控诉这些产业。
如果徐先生靠在工业区收租度日的呢？没问题，就专整那个工业区。
如果徐先生是做服务业的“绿色产业？没问题，专整他那行业的上游产业。
总之，一定要弄得鸡飞狗跳。徐先生要反对，那就正好拿来揭露，说徐某某背叛环保。
资本的产业迁移是正常的资本运动。像东莞，乃至珠三角，当了那么多年工厂重地，的确也在谋求产业升级，而重庆，陕西这类的就等着接盘（去它娘的重庆模式广东模式）。
任何一个觉悟穷比都不要有幻想，以为NGO不闹环保，工厂就不会搬走，自己的饭碗就可以保住。既然横竖都要走，那就不妨到这些“公民社会”创建的各类组织中搅局。
军事上，撤退是比进攻更复杂的行动。而产业迁移，正是老资本撤退，新资本进攻交织的时期，觉悟穷比务必有意识的在这个环节予以打击，充分发挥搅屎棍之功能。
所以，对这个案例，要点不在于那批不觉悟的工人因为加入了环保组织而反害自己丢了饭碗---这饭碗迟早因为产业升级丢掉。
要点在于，这些工人毫无阶级意识，清纯的进去了，清纯的卖力了，最后清纯的失业了，然后离开东莞，留下了得意洋洋的“绿色珠江”头目徐先生。人家是本地小资，产业升级了自己也可以乘机获利，他当然希望自家环境青山绿水。小资的目标达到了，政府的目标也达到了，而高污染企业的老板们跑到别的地方开厂或者转战别的行业，依然当老板。就唯独热衷“公益”的工人们失业了，他们自然也跑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当工人。
于是，资本安全的完成了撤退和交班，整个格局一点都没变，无非让左右翼小资的闲人们打起关于“模式”的口水战。
阶级社会就是这么残酷。不主动出手，那么工人永远只是一个自在阶级（自然存在的阶级），工人在各种社会理论中永远只是一个被动的参数，被各色人等反复蹂躏。
解剖完三只小麻雀，答案就出来了。要河蟹很容易，越窝囊越河蟹。
穷比们要琢磨事儿。不琢磨，就窝囊。革命者不是慈善家。马列毛也不是救世主。穷比们要一直窝囊下去，那我们也无能为力。
曾有人问过我，民粹是个啥东东。简而言之，民粹就是悲天悯人的救世主。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富人财产分给民众，这就叫民粹。而革命不是这样的。土改，那得发动农民，由农民批斗地主，然后再分田。
所以有些人抱怨革命太冷酷了。分地就分地嘛，咋还要斗地主呢？这就是民粹的心态。可革命不是施舍。只有农民自己斗了地主，那么地才是自己斗争得到的。这是中国土改和东欧土改的最大区别。
民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公知们，除了极少数以哈耶克装裱自己外，其余的都在玩民粹。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在闷头整什么“设计”，左派在“设计”一个永不会被颠覆的“社会主义”，右派在“设计”一个良性的“公民社会”。
前不久我们钓到的公民【边去】也曾“夸奖”道：心左具备当无产阶级代言人的能力。这是污蔑。无产阶级需要“代言”？看来公民【边去】那个民粹的大脑里，认为阶级斗争是做广告。
只有公知才喜欢帮苦主出头，只有公知才喜欢苦主。我们对苦主不感兴趣。我们确实没有啥同情心，因为这世界就这么残酷。要得到革命者的“呵护”，做梦去吧。
解放军解救喜儿，不是为了让喜儿从此无忧无虑的快乐成长。而是让她成为战士。从此，白毛女找到了战场，而不是躲山沟里。相反，宋美龄却认了沈崇（被霉菌轮奸的那位）为干女儿，沈崇从此衣食无忧。可见，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
我们不是侠客，半夜里往穷比家里塞钱。钱，只能穷比们自己起来打拼夺过来。而我们只不过是挑唆者，搅屎棍。我们无非跟穷比们说，至少不要跟狗一样活着，至少不要跟狗一样死去，至少要在战场上死去。
我们不是求着别人觉悟，这压根犯不着。不琢磨事儿，那指定有报应，于是必然迫使穷比琢磨。有人担心，革命理论太庞大了，太复杂了，穷比们没空看。这也是瞎操心。社会就是最大的课堂。战斗在阶级斗争前沿的穷比，每天都有充足的实验课程，他们完全是从实践中直接把握本质。只有在后方的，但又具有朦胧的阶级意识的人们，才需要通过理论的逻辑来把握现实，这样就难免艰深起来，而且经常陷入到繁琐主义的漩涡中，甚至被统治者所俘获，成为奴才。
愚公移山，凭愚公及子子孙孙真能把山移走么？显然不行。如果上帝不被感动，上帝不出手，断无移走的希望。我们的上帝是谁？千千万万的穷比们。没人可以强迫他们觉悟，但同样没人可以压制他们觉悟，他们终究能觉悟，因为每天都在做功课，他们终究能领悟到真理。真理一直都很简单朴素：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