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概述
第四篇是概述论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即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概述：
第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一月至八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理论、抓路线的战略布署。
发动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一九七五年一月，在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毛泽东部署了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此作为统率全部工作的纲，使全部工作都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进行。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委员。（后来修改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指出：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指示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
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如果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有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阐明了毛主席指示的理论依据。姚文元、张春桥的两篇文章对毛主席指示的深刻含义作了具体解释。认真学习这些文章，可以大大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
但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破坏，在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动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关于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争论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一九七五年三月，张春桥修改的一个文件稿中指出
这些年来，我们学习马列的状况，有所进步，但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军队同志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搞好军队工作，显然关系重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守着自己偏于感性的和局部的经验，不认真读书，缺乏理论，不仅工作上抓不住问题，提不起纲来，更危险的是政治上容易上当受骗，可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现实斗争中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迟群传达的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讲话
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
邓小平加以抵制。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自三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姚文元送审新华社报告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研究贯彻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精神。
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
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并对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言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
江青就某些问题作了检讨。
会后，王洪文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他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一九七五年五月某日，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
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说：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代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说：嗯。
毛说：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指示
红旗杂志近期已刊载署名田春的文章，故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可不下达。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批评江青等人的会议
邓小平：
三号，主席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戒政治局同志。
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很重要的问题。告戒、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连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主席问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得深、浅。需要好好讨论。
四月二十三日批示。二十七日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历史都提反修，是否改变九、十大的提法？这没有什么过。对照主席的话，看得太浅。到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机床厂。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问，为什么？
话是讲清楚。水平不够，讲不清楚。
纪律，不要送材料。
就是讲错，也有帮助。体委，十八号送材料。
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二十七日的会，没过头，没有讲。
这次会，我意见不应该把什么都讲。
这次，主席主要要我们讨论三要三不要。
重复讲。江青同志提倡论联合政府，是重要的，应当学。启发我学了改造学习、整顿三风，历史问题，五七年宣传工作会议。想想我们党，如果光有正确的风气，只有井冈山，九次决议，此外，在全国统治的是教、经，都是搞宗派主义，打击、排挤、勾心斗角，老同志可以想得到的。总结党的生活，怎样才能端正路线，弄清思想，团结全党，是延安整风。用完整的语言表达。对王明都要作具体分析。对四中全会。建党学说，列公也没有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对宗派主义，采取正确办法。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有的不是。如张国焘，陈昌浩。非常耐心，又很严肃。才产生了七大报告。打败了日本，蒋。方针，政策，一片兴旺，五湖四海。高度统一。不是小圈子，是大圈。解放后，几次路线斗争，都是修正主义，没有宗派主义。三条是总括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这方面，要讲安定、团结，首先要搞马列，不搞修正。搞团结，更要注意。首先政治局要注意。理论、经济，三条。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来的。我是相信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党不值钱，突击发展党。我们带头做到这一点。
李先念：四月二十七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份。没有越轨。
四人帮。又谈到四人帮。“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叶剑英：
政治局讨论批示、指示。三要三不要。我的体会：
1、56宣传会议，批修。主要危险。五号文件以后，批资。形势很好。三月一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这个问题，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非常必要。不学好，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帮助我们。坚持，不是那一个人。
2、团结。不要分裂。不同于庐山。我理解：文革以来，文革许多人垮下去了。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在情况变化以后，任何组织都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团结。历来小组织存在，分裂。
3、请示报告，严守纪律。
几乎重大的问题，
基，批，完全对的。
十一次路线，事先未请示。
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
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个人，组织，纪律。
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引起严重注意。
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
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
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背叛。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王洪文：
开了三次。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l、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2，四人帮。前年十一月会议。七人小组。分组讨论。批林批孔，七人小组。李德生材料。其他事情也议过。去年十一月份，江、王，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3、抓大事。并不是都没抓。政治局学习，没有提出办法。国际问题，也有该研究没有研究。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直到看到修、经验是主要的？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有同志说我揽起来，因为事情经过我的手。
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
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二十七日会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有两个保留：
（l）形势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
（2）十一月会议。“十一次路线”。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十一月会议。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
二十七日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
他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一九七五年六月某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
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指邓）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小平：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那好。
邓小平：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小平：总参谋长。
毛泽东：就是这样。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
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张春桥等人提出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经验主义，虽说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在当时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敏感时期，容易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觉：是给他们带上“枷锁”。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正是抓住这一点，同一九七三年批周时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的“批走后门”联系起来，说明这次的提出“主要是经验主义”，矛头又是对着周恩来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
邓小平首先在政治局发难，并且向毛主席告状。毛主席于四月二十三日作出批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不要只提一项。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打着讨论毛主席指示的旗号，攻击一九七三年的批周会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以及一九七五年的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五月三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了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批走后门的形而上学、三箭齐发，以及四个人常常搞在一起，不注意团结政治局的大多数。同时也反复强调三要三不要，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否定批刘、批林、批周。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上，邓小平等人为四月二十七日政治会议上的言论作了辩解。王洪文、江青作了自我批评。
至此，关于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的争论，基本上结束。
”红都女皇”事件
一九七五年某月，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这本书的某些内容与江青和洛克珊·维特克的谈话一致。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红都女皇》的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为此，毛泽东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镳。"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经过反复查证,事情很明显：《红都女皇》不是美国历史学家洛克珊·维特克写的，也不是江青指使什么人写的，与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红都女皇》事件不是一个政治谣言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有人窃取了江青和美国历史学家洛克珊·维特克的谈话录音资料，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将此书作为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以此来打击左派领导人。
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大字报，攻击江青等人扼杀《创业》，抵制毛泽东的指示，长期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也是与上述活动相配合的。
这样的政治阴谋活动，在当时虽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它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因此也就不能公开记录入任何官方的正式文献。
评水浒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谈《水浒》
毛泽东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水浒》发表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无论从内容来看，还是从中央转发的过程来看，都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有人说：毛泽东发表的仅仅是一则文学评论，是姚文元把它搞成一个政治号召。
不错，毛泽东是说的《水浒》这本小说。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姚文元说：“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毛泽东同意了、肯定了他的这种说法。
邓小平当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矛头指向。只是他此时需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不让跟着他走的人产生恐慌情绪而落荒逃跑。
一九七五年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
江青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周恩来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浒》评论情况的材料送阅。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
最近，就有人把主席的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指示传了出去，这是严重的泄密。我们党内有投降派。
最近，就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江某人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自杀了。还说中央有左倾，有极左派，说我是极左派的头子。……张永枚就听了五条谣言嘛！
为什么主席提出批《水浒》，为什么？因为党内还有投降派。
“这些王八蛋，说我是吕后、武则天，她们是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我没有她们那样大的精力。”
张永枚说：“他们攻击江青同志是皇后。”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讲话
现在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象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没有投降，你就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投降主义嘛！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毛主席关于《水浒传》评论的发表，实际上就吹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角！
第二方面：一九七五年一月至八月，邓小平以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搞整顿、搞翻案。
提出所谓“以三项指示为纲”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搞反修防修嘛。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一条也不能忘记。
上次（指一九七五年三月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邓小平在中央首长接见中央读书班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第一句话是照毛主席三句话办事。这是这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一句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句话是团结安定为好 。第三句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句话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不但要学理论，反修防修，而且要照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八年了”。现在是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好多事情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办，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工作要搞上去。仗总是要打的。晓得哪一天打呢？可能争取五年时间，不能说死，要是两三年打起来怎么办呢？也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能争取到五年更好。总之三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第一句话。
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邓小平在这个谬论，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整顿工业交通
邓小平抓工业方面的整顿，发表了许多议论。他的观点、主张最后都集中到由邓小平授意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这个文件七月开始起草，八月国务院进行讨论，九月组织全国二十个重点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十月又拿到十二个省市委书记当中征求意见。最后准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讨论出台。由于会议期间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项议程没有进行。
下面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吕达文章：《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摘要，供参考。
《条例》的“前言”和“工作总纲”声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二十五年“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
《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
《条例》不准人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用“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
《条例》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什么“危害甚大”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他拿出当年搞独立王国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挥舞“整顿”的大棒，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同时，要把那些所谓“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统统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
《条例》只字不提反对走资派，不提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条例》一味强调“整顿企业管理”，宣扬“制度万能”，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那一套，重新拿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
《条例》还把物质刺激作为实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用金钱、物质腐蚀工人群众的灵魂，扼杀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金钱关系。
《条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的大好形势，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名，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千方百计扼杀地方积极性，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
《条例》中，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主张专家治厂、技术挂帅；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所谓“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他还说什么就是白专也“应爱护、赞扬”。另一方面，邓小平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条例》说什么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诬蔑自力更生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整顿教育
一九七五年五月以后，在教育领域就刮起了一阵阵的翻案风。七、八、九三个月达到了高潮。主帅当然是邓小平，披挂上阵的是教育部长周荣鑫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
毛泽东观察了几个月，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他指出：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他们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的呢？下面摘录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供参考。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
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形势？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咒骂现在“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简直是一团糟，必须由他们出来“扭”转局面，进行纠“偏”。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估计？他们说那可是个宝贝，“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为它翻案。
学校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人？他们公然不让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准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要爱护、赞扬”。在他们看来，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他们要把学校重新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持什么态度？他们横加指责，竭力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攻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诬蔑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反对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方向和道路，否定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一句话，对这些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必欲扼杀而后快。
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究竟怎么估计？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作的科学分析已经过时，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工农兵的关系，妄图要知识分子走回头路。
学校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他们攻击这几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妄图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夺走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们否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再鼓吹“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妄图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教育战线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任务。
把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加以分析，就清楚地看出，贯串其中的是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就是要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
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
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整顿中国科学院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邓小平把胡耀邦等人派到中国科学院去搞整顿。他们就科学技术战线的整顿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九月还搞出了一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经过讨论后又多次修改，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未表示同意。
为什么毛泽东不表示同意呢？下面摘录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供参考。
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一
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机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在科技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室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整顿军队
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但是，邓小平、叶剑英在抓军队整顿中，塞进了许多私货。如叶剑英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叶剑英承认，一九七五年七月这次会议，就准备好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指出：“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
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六）整顿国防科委系统
张爱萍上将怎么会在一九七五年成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案风的四大金刚（万里、胡耀邦、周荣鑫）之一？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张爱萍表示替彭老总难受
一九六六年五月张爱萍不能接受批判彭罗陆杨这种做法
一九六六年五月军委三个高级干部联名揭发张爱萍的错误言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张爱萍被停职审查
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审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
审查之一：假党员问题
审查之二：特务问题
审查之三：通敌问题
一九六八年四月张爱萍的《绝命书》
一九六八年张爱萍写给中央的两封信
一九六九年四月张爱萍“大彻大悟”
张爱萍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张爱萍说，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张爱萍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张爱萍解除监护
一九七三、七四年张爱萍认为两报一刊的文章都是“梦呓之语！”
一九七五年张爱萍鼓吹“今不如昔”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张爱萍上将当时在公众场合还不便讲的话，由张胜先生在他的书中忠实地记录下来：
“其实大家都明白，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借用一下“最高指示”，其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过是个幌子，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达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实质，才是目的。”
“为什么不能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和危害？不是不知道，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捍卫他家族的地位，捍卫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捍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即使他是错的。”
一九七六年以后张爱萍大声疾呼：勿忘文革！否定文革要彻底！
对张爱萍的评语——这个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路线斗争
邓小平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张爱萍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在社会主义时期，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批判邓小平的指示是不是真理？
在张爱萍看来，这些统统都不是真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他不再跟毛泽东了；在张爱萍看来，文化大革命今不如昔是真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真理，如是他紧跟邓小平了。
当然，一九八五年以后，张爱萍认为，搞军队经商不是真理，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不是真理，搞包产到户不是真理，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大概也不能说是真理，他不那么紧跟邓小平了。
（七）整顿党组织
邓小平搞全面整顿说核心是整顿党，关键是领导班子。
问题在于怎样整顿党、整顿领导班子。
毛泽东针对邓小平搞的那一套所谓整顿党、整顿领导班子的作法指出：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
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在一次谈话中说：
“邓又说，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既不懂政治，又不懂业务，一味整人，动不动就扣复旧保守的帽子。要把勇敢分子搞掉。邓的意思是指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所谓小知识分子，明明是他们要大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要把革命知识分子整掉。不是讲敢字当头吗？怎么不要勇敢分子了呢？
邓半年来大讲“敢”字当头，讲整顿“软、懒、散”。钢铁会议上大讲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历来不同意“软、懒、散”的提法，看到就删。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讲这些问题，就没有标准。不是说班子没有战斗力，懒，是好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干部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谓“敢”，有具体内容。他所说的“敢”，不是说敢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说敢于压群众，敢于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有的人搞革命是软的，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硬的。
邓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他半年来“突出一个敢字”。不管老中青三结合，说老虎屁股都要摸，要敢于整，就是不讲路线。
还有一个论点，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对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要落实政策，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抹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看党的历史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斗争，是伤害了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吗？这种说法，为历次批判过的机会主义头子翻案。老干部要一分为二，大多数要跟主席干革命的，个别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可见，在整顿党的问题上，也存在两条对立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抓整顿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
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邓小平说，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三月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显然，邓小平抓铁路工作整顿、地方工作整顿，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整“造反派头头”上了。
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作座谈会。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座会上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1，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2，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3，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在二十九日讲话中他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做的是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下，抓“整顿”。而且“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又是与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相对立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
七月四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省级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尖锐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他再次强调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七月九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顿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邓小平要利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一九七五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七月十三日，邓小平将胡乔木（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邓小平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当时全国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论述经济建设问题，这时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可以把政治思想的重点扭转到这方面来。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样，就把邓小平的意见挡回去了。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七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楚：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中央一号文件，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中，邓小平虽然是第一副总理，可是接下去排的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八月十三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揭发的问题有：“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信“揭发”的是迟群（8341部队的干部，经毛泽东批准派往清华大学搞点），又经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实质上就是逼迫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八月十八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八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说，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文章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很明显，而且上纲上线也不含糊。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邓小平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未表同意。
第三方面：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下决心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政治局内部批评教育争取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再次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一封来信批示：
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说：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向毛主席汇报时，还谈到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的问题。
我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发言后，邓小平讲了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列举了三月以来作了那些工作和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一号）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会再说。”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
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前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周恩来要王洪文记住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朱德和周桓（原辽宁省委书记）谈话
朱德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转机，感到满意，并赞扬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
他针对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说：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上，邓小平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
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一月二十日会上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主席同毛远新谈了话。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
1976.02.02；中发 ［1976］ 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李素文主管财贸、外经等部工作的决定
1976年3月1日，在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集财政、商业、外经等各部部长会议上，宣布：
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二)清华大学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右倾翻案风,中央向省常委以上老同志打招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起，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一千七百多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
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会后，清华大学贴出大批大字报。
北京大学也相继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实际上矛头对准邓小平。
北京和一些省市的干部、学生及群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
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
1975.11.26；中发［1975］23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书记、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5.12.10；中发[1975]24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中发[1975] 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副书记（各大中城市的区委书记和主管文教的同志)，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省、市、自治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传达讨论，然后由县、区委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中学、小学支部书记；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可传达到党委常委和军一级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传达到司局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党员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可传达到总部二级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5.12.14；中发[1975]26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通报》
（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同志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
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三)中央召集各省市区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公开批邓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 席：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1、阶级斗争为纲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的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
主要是最后一段（13）把对小平同志的批评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这样安排是否合适，请主席批评指正。
如果这样安排原则可行的话，我请东兴同志印一个清样出来，再送主席审阅。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的讲话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二月二十五日七时
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委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运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6.03.03； 中发［1976］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上报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1976.03.03；中发 ［1976］ 5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3.03；中发[1976]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发的中发[1976]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逐级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1976.03.24；中发 [1976] 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浙江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阻劝，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四)天安门广场事件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刊载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作了部分删节，其中包括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迟群在一次党委召开的会议上说：“跟邓小平一样的人有一层人，区别就在于职务不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
文章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捧上台。
一些人乘机造谣，说上海《文汇报》在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数日内，各地向上海《文江报》发去的抗议信、电达400多件，抗议电话1000多次。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南京市许多市民和学生进行游行集会，街道上和往来的车辆上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至四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活动，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
同时，其中也有人以悼念为幌子，攻击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央领导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
从北京市派人揭下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大量是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的。
许多诗词、悼词和讲演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是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提出打倒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号。广场上出现了许多如“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之类的诗词。他们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理论路线，说什么：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摆酒重祭。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 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等。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退 毛远新
四月二日
毛泽东四月三日阅批：“同意”。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四月四日
华：今天晚上研究一下。
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
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
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
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观，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政治局的其他人说：
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北京市委的建议。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质问吴德：“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吴德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吴德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江青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德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北京市是可以解决的，吴德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吴德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席：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帖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地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在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五日晨五对）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 毛远新
四月五日
此件经毛泽东圈阅过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下午十一时，天安门广场清场
吴德和倪志福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
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吴德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吴忠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三个人当时商定：吴德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吴德，多次催问：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吴德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吴德，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吴德等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华国锋等待从听了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10点半，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吴德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吴德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吴德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没有死一个人。 四月六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1976.04.07；中发 ［1976］ 9 号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⑴⑵）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第四方面:一九七年一月至九月,三个伟人逝世
周恩来逝世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代表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十日、十一日两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代表一万多人，怀着敬爱和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周恩来同志的遗体由王洪文同志、汪东兴同志、邓颖超同志，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总理生前友好，隆重地护送到八宝山火化。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更大的胜利首都人民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
首都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学生四万多人，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于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今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入口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冬青和鲜花。会场四周挂着黑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同志遗像两侧。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 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朱德逝世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朱德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一、为深切悼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定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九日、十日举行吊唁仪式。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自发表讣告之日起至十一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二、按照我国的惯例和礼宾改革，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吊唁
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 隆重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在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上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同志。
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朱德同志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他早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在斗争中，他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同志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三○年起，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他对叛徒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⑴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同志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在一九三○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一九三四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起，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朱德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的精神，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凶狠的阶级敌人面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我们要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告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现决定：
（一）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的人员，可在本单位举行吊唁。
（二）九月十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三）从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四）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志哀三分钟。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三分钟志哀。
（五）对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来华吊唁，我驻外使领馆应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转达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心情举行隆重吊唁仪式 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遗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了花圈 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了花圈》
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参加吊唁的人们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八亿神州无比悲痛 举国上下深切哀悼 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 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爱国同胞敬献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大会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大会实况同时转播全国。首都参加大会的百万群众和全国八亿人民肃立，默哀三分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像三鞠躬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千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五十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建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军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强大武装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最根本的，就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任何敢于入侵之敌，都必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提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现在，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全国人民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各国对毛泽东逝世的吊唁
2012年8月19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38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