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概述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大体上也经过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十月政变逮捕了中央左派领导人，成立了以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汪东兴为副主席的新的“党中央”，从而使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政变活动
1，元老派搞政变的预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林彪事件是文革派内部一场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造成了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他们开始通过个别串联，酝酿发动政变。
第二个阶段，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邓小平主持了中央工作，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左派江青等人有所批评，这是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邓小平、叶剑英利用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个别串联、打招呼，布置发动政变的基本骨干力量。
第三个阶段，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以叶剑英为核心、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人，一方面积极在元老派中进行串联，制定政变方案，组织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加紧与新贵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联络，抓住了华国锋，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可以减少许多阻力了。
2，新贵派的阴谋活动起了主导作用
在十月政变中，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是四个核心的人物。叶剑英是掌舵的，李先念是联络的，华国锋是掌印的，汪东兴是掌刀的。
华国锋没有叶剑英代表的元老派撑腰，他就不敢发动政变；华国锋没有汪东兴代表的中南海警卫人员执行，他就不可能实施宫廷政变。
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已经逐步卷入了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成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先锋。当他发现毛泽东开始追查事件的真相以后，就马上伪装坦白交代、悔过自新。当时，毛泽东为了教育挽救其他犯错误的干部，就拿他当一个肯承认错误的典型，并相信只要他在世汪东兴就不敢造反。
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汪东兴在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就重新开始他的阴谋活动了，反复劝导华国锋搞掉政治局中的左派领导人。这时，华国锋顾虑重重，不敢表态。但是，汪东兴敢于对华国锋说这样的话，也说明汪东兴对华国锋其人是深知的。华国锋对汪东兴的这些阴谋活动，没有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揭发，也就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他表面上温顺恭敬、老实厚道，实际上反对文革，权欲极强。
逮捕中央左派领导人的方案、时间，都是经过华国锋同意的，因为他是掌印的嘛！但是，这些都是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做工作才同意的。如，开始，华国锋偏重于采取合法程序，召开中央全会解除左派领导人的职权，后经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提出：政治局会议上有可能取胜，但在中央全会上则胜算甚小，最后决定采取非法的程序，不经中央全会也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用军事暴力加以逮捕。又如，实施的时间，原来议定在十月中旬，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制造、谎报政情、军情，华国锋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下，慌忙决定在十月六日动手。
新贵派中有一个吴德，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了政变的策划，还实施了对迟群、谢静宜等人的逮捕。
新贵派中还有一个陈锡联，在政治局中此人掌握兵权。他也想积极向政变派靠拢，但并未被纳入核心圈子里。
华国锋把陈永贵也看作是自己的人，事前向他透露过一些消息。陈永贵也把自己当成了政变派，兴奋过好一阵子。
3，左派领导人在等待中渡过
江青等人一心想着等待悼念毛主席的活动告一段落以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在两个副主席（华国锋、王洪文）之间明确分工：华国锋管政府工作，王洪文管党的工作。把江青选进政治局常委会，让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参加政治局的工作。让叶剑英、李先念继续休息，正式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左派领导人都是“三要三不要”的“模范”，他们不敢有任何违背政治局集体领导的非组织活动，也没有任何防范政治风险、军事政变的思想准备、组织应对措施。
4，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中南海实施军事政变
1976年10月6日，在怀仁堂正厅，王洪文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怀仁堂正厅，张春桥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怀仁堂正厅，姚文元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宿舍楼，毛远新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宿舍楼，江 青被逮捕。
晚九时三十分以前行动全部结束。
1976年10月7日，吴德等对迟群、谢静宜等实行隔离审查。
5，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十一时，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者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
经过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剑英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１０月８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９日见报。
会议研究成立了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１０月６日晚１０时开到１０月７日清晨４时多，历时６个多小时结束。
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这一场揭批战争分为三大战役进行。
1，第一个战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文件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证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这份材料列举了许多所谓的罪证，三十四年后的今天，人们读起来只能给它四个字的评语：歪曲割裂。下面只举两例：
第一部份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证。其中说：
“四、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四人帮”疯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向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请问：在酝酿期间，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有自己的意见，经过商量以后，派了一个代表向党中央主席报告，这有什么错？怎么就成了“疯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
“第二部份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证
“四人帮”利用报刊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
一九七五年初，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张春桥提出经验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这个论断，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提出来的。张春桥在讲话中谈了自己的体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矛头是对准他们的，并直接向毛主席“请教”。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这怎么就成了““四人帮”却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们这样搞的政治目的，是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呢？
特别值得注意是通知的下面这一段话：“证明“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证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请问：经过三十四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一段话究竟是在为什么人画像？
2，第二个战役：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
文件说：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
这份材料列举了许多所谓的罪证，三十四年后的今天，人们读起来只能给它四个字的评语：捕风捉影。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原来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他根本从来就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过，何来“叛变”呢？又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根据何在呢？
根据之一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原国民党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在一份证明材料中说：“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份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但是，南京市军管会一九五二年对徐伯璞的判刑决定书中只说：徐伯璞“一九三三年春在正谊中学时，将领导学运的郑某等六人开除学籍。同年三月廿日勾结伪法官逮捕领导学运的程路汉非刑拷打并判无期徒刑，后程死狱中。”并没有说这件事就是张春桥告密的。那么，按照政变后为刘少奇等人平反决定的思维模式，徐伯璞在一九七七年写的证明材料，也可能是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下编造出来的，不足为凭。
根据之二就是：张春桥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摹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问题在于：“华蒂社”本身能否定为“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 ？虽然“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主编的李树慈是复兴社分子，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铒，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并且，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的《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华蒂社”本身就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马吉峰，也是在“华蒂”快垮台时，才知道“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
请问：张春桥参加了这个“编文艺刊物”的组织，就能是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吗？
根据之三是：“张春桥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
崔万秋是复兴社的特务，并主编《大晚报》的文艺副刊《火炬》。它是以中左面貌出现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张春桥用笔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批评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回答了张春桥的批评。张春桥于四月下旬又给鲁迅写了信。鲁迅逝世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大晚报》和《热风》上发表了《鲁迅先生断片》、《速写红萝卜》等文章。这些情况并不能证明，张春桥是复兴社的特务，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也是文化特务活动。
根据之四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这件事说明：张春桥当时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与共产党组织也曾有过某种接触和联系。
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他没有住在自己家里，而是住在他父亲的同事复兴社特务分子赵福成的家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去延安。没有证据证明，张春桥是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潜入延安的。
关于江青的自首叛变问题，文件说：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可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径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实际上，这也就间接地证明，所谓江青“自首叛变”问题，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栽赃陷害。
3，第三个战役：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
文件说：现在，应当以华国锋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叶剑英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同志的闭幕词为指导，结合传达“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
关于第一部份，文件指出：“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造的假命题。查遍文件列举的所有证词，都找不到任何左派领导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江青说过：“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是民主派”。这也不等于说老干部都是或就是民主派呀！“民主派发展成走资派是必然规律”。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仍然坚持民主派的立场就必然发展成为走资派，这也不等于说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呀！
至于文件列举的其他左派领导人说的反对走资派的话作为证据，正好暴露了文件的作者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右本质。
清理帮派体系骨干分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政治活动的骨干分子。这次清查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基本结束。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
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镇压革命左派的运动，公布的材料极少，这里收集到的也仅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部分。
据1981年1月5日，河南省委书记胡立教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5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
1983年11月，河南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107人．”“突击发展的党员，有10万6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6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13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80％。
二00六年九月九日，湖北的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在写给XXX的信中指出：湖北的当权派“陈丕显、黄知真、韩宁夫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96个月，受害人29127名。”
更多的情况尚待各地揭露。
完成组织程序，巩固既得利益成果
1，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七七年三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为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
新贵派的算盘是：利用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进一步巩固华国锋在中央的地位。同时，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采取拖延战术。
元老派的打算是：利用新贵派想在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的时机，必须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两个决议必须同时通过，或者同时否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汪东兴、华国锋（3月14日）就先后在会议上放风，反对邓小平复出。
元老派随即进行反击，陈云作了书面发言，支持邓小平复出。其他元老派大佬纷纷表态拥护陈云的发言。
一场火并即将爆发。
新贵派分析形势，不敢冒险，只得妥协退让，提出：邓小平复出必须公开声明：承认一九七五年有错误，接受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样既为邓小平平了反，又维护了他们的两个凡是的形象。
元老派为了达到邓小平复出的目的，也只得作一些让步：这就有了四月十日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的信。其实，这个表态也是表面的、暂时的。邓小平在私下对他的亲信们一再说明，一九七五年他没有错，新贵派提出两个凡是错了。
2，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
十届三中全会取得了“重大成果”：
一是：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通过的关于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的决议。这是华党中央通过的第一个关于镇压左派领导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决议，是元老派、新贵派联合行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证。
二是：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元老派支持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在八一建军节的讲话中，高呼：英明领袖华主席！而且给华国锋封了“四个好”：好学生、好接班人，好领袖、好统帅。
三是：新贵派同意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位，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在闭幕会上重申：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很明显，他的话既是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说的。这样，邓小平一上台，就把元老派与新贵派的政治分歧公开地摆在面前。更重要的是，邓小平一上台，就把非难、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作为主要任务提出来。
3，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华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取得了以下成果：
第一，华国锋在报告中正式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历史证明：一九七六年的十月政变确实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抓纲治国时期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开始。
第二，华在报告中解释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
历史证明：革命人民抓阶级斗争，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国锋们抓阶级斗争，重点对象是革命左派中的骨干分子。邓小平们口头上否认阶级斗争，实际上抓阶级斗争比谁都厉害，重点对象是革命的工农大众。
第三，十一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可以看出是元老派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中共中央正副主席共五人，即政治局常委会，新贵派仅占两人，虽有主席一人，但他并没有最后决定权；元老派却占三人，如果常委会票决，元老派肯定是多数。政治局的构成就更无须多说了，元老派占据了绝对多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副主席共六人，除主席是华国锋外，其他五席均为元老派占据。
从十一大召开以后，新贵派就开始走下坡路，华国锋的主席梦就基本上结束了。元老派一步步的紧逼，牵着新贵的鼻子走，通过所谓平反，一个一个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也一张一张地揭新贵派披着的“两个凡是”的画皮，权力重心也一步一步地转移到邓小平手上。
第二阶段：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即拨毛泽东思想之“乱”，反修正主义之“正”。
批判两个凡是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批评了“两个凡是”，但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并没有立即批评“两个凡是”的说法。因为这是要等待条件成熟。
到1878年5月，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十一大选举出来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五届一次会议召开，叶剑英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一直到六月六日才结束。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华国锋十一日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知道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又看到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文章，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119页）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一九七八年七月，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张平化谈话：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李先念公开表态了。这意味着另一个中央副主席明确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至此，局势已经完全明朗：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派人大势已去矣！华国锋只能哀叹：来得太快了，好日子只过了不到两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实际结果还不到两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根本就不是要讨论什么理论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批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时，专门加的一句话，全段话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领导层中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或反对这个观点。双方不是在哲学理论上的争论，不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不是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而是政治上的斗争。
这一场政治风暴意义重大：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政治思想条件。
但是，在右派看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毛泽东长期推行的左倾路线来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可惜它没有把这条错误的路线完全扭转过来。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1，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他说：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他说：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也作了《我的初步检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这样一来，新贵派就把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假面具撕下来了，把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假面具撕下来了，他们与右派是一丘之貉。
这样一来，元老派也把他们的政治立场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说反对的只是所谓的四人帮，他们现在要翻的这些案，难道都仅仅是四人帮决定的吗？不是还有林彪、陈伯达吗？不是还有康生、谢富治吗？不是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吗？
新贵派的主席、副主席在全会上作了检讨，汪东兴还提出辞去他的一切职务，虽然这次全会没有作出决定，但是，新贵派在中央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基本上垮掉了。元老派等待着一步步地收拾他们。
2，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成立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的结论。
会议高度评价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胡乔木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胡乔木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是号称党内的大理论家、毛泽东主席的多年秘书胡乔木要推翻毛泽东思想的一篇谈话。
1，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的理由是：
第一，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这个话是完全站不住的。一个口号，无论最先是谁提出的，只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决定，就应该承认。
第二，它是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是完全错了。
第三，与后来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也有重要关系。看来，捏造出这个所谓的反动公式，胡也有一份功劳。在他看来，老干部中没有民主派，民主派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也不会变成走资派。
2，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理论，他的理由是：
第一，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他说得似乎理直气壮，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脑袋瓜子。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到了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也还会有存在，甚至到了它的末期阶段也还会有某种阶级斗争的残余存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存在的形态是不同的，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逐步消灭的过程。
第二，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是自打嘴巴！你们自己不是提出什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如果你们承认有，那你们承认不承认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消灭阶级，但不等于说只有完全消灭了阶级才算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能需要经历几百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社会还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还要经历若干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3，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其理由是：
第一，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所谓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什么残余形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完整的、极端的形态；这种阶级斗争当然仍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胡乔木们口头上否认阶级斗争，污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实际上是为据有关人士掩盖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的残酷阶级斗争。
第二，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
真想不到这种胡说八道是从胡乔木这位大理论家口中说出来的。没有了阶级斗争，社会发展怎么就会没有了动力呢？事物本身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的阶级矛盾消灭了，社会的其他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必然表现为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其中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4，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理论，其理由是：
第一，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一矛盾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
可是，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胡乔木先生为什么要掩盖呢？
第二，一九六六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
看来，胡乔木先生确实长着一颗形而上学的脑袋瓜子，在他看来：抓主要矛盾与抓建设现代化，两者是绝对对立的，抓现代化建设就不能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他们口头上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5，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党内路线斗争教育的指示，其理由是：
第一，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第二，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第三，是否一定要把某几次斗争指定为路线斗争，并且一定要一次一次地排列起来？
第四，这样是不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会不会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
一九三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三日，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对党内斗争的解释很全面，刘少奇对党内斗争的解释只到主要方面和原则斗争。
路线斗争是党内斗争中最高的部分，当然不是全部。
党的历史是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历史，其核心部分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
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主席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强调对高级干部进行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育，在多次谈话中讲到了建党以来党内发生的几次重要路线斗争。这怎么就“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呢？反过来，人们看到：一九九一年，胡乔木在美国大讲建国以来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那才真正是歪曲党的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向美国帝国主义献媚。
（四）召开理论务虚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次会议是新上任的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的意见召开的。
这次开了８０多天的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三种情况：
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少数。
另一种是承认毛泽东革命时期的功绩，但要批判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这是多数。
还有一种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全盘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也是少数。
有人说，中国本来就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搞社会主义改造，脱离中国实际，是搞空想社会主义。
有人说，中国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毛泽东还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共产党搞阴谋，“引蛇出洞”，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有人说，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刮“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有人说，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越搞越“左”。
有人说，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说文艺界已经滚到修正主义边缘，完全是一种“左”的估计，这时搞的文艺界整风以及文化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为了搞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有人说，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四人帮”的总后台。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说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十分错误，应该彻底否定。
等等，等等。
以魏金生为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邓选二卷173-174页）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主席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作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这里是说，这个时候就公开发表文章（其中包括陆定一在人民日报日报发表的文章），太早了，广大干部、党员、群众还接受不了，怕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由此可见，当时出现的这类“四反”的东西数量之大、影响之广。
面对着党内外刮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邓小平不得不重复提出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他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主要锋芒是针对“四人帮”的：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反对“主张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了反对“撇开党委闹革命”；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反对“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1977年7月恢复工作，1978年5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1979年3月召开所谓理论务虚会。前一次是间接向毛泽东思想进攻，后一次直接向毛泽东思想进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造成了党内思想大混乱、社会上风气大败坏。
（五）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叶剑英的七九国庆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文化革命前十七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而这正是这一阶段他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这一讲话着重讲“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真正属于林彪、“四人帮”的东西不多。
第三阶段：一九八0年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的平反翻案，另一方面又制造大量的新的冤假错案。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已经平反的案件
1，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翻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案。
2，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3）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4）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5）彭德怀问题，怀疑他里通外国没有根据；
6）陶铸问题，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7）杨尚昆问题，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平反分配工作；
3，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4，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5，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
6，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
7，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
（二）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关于刘少奇的历史上有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搞清楚。除非发现新的证据，人们只能存疑。
刘少奇三次被捕问题，肯定他叛变的根据不是很充分，特别有一些是事后人们的证词，这些人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又可以翻供。否定他叛变的根据也很不足。
至于刘少奇在建国以后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现在很多人包括他的亲属，都已经公开承认；刘少奇执行的是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这说明，毛泽东关于在党内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的判断是正确的。
审判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九七一年，曾经有过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据它所犯的罪行，当时已经作出了处理。至于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华国锋、邓小平打成的。
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十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判决书由江华宣读：
“……本庭经过四十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没等念到“缓期二年执行”等段落，她就振臂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其他被告：张春桥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判有期徒刑；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
（四）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把邓小平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这个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讲话，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主要在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尽管他在一九六七年作过“检讨”，显然，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他在思想上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相反，他认为是毛泽东犯了错误。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他企图“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种种原因，他失败了。这一次，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贯彻执行。
一九八0年六月二十七日，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他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只包含他认为是正确内容的思想；而他认为是错误内容的思想，他则称之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他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是“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实际问题在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与过去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这里所谓“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也是指毛泽东搞“家长制”、“一言堂”、“终身制”等等。
一九八0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这个报告大肆鼓吹“反封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
胡乔木、邓力群给胡耀邦写信，说不能这样宣传“反封建”，不能宣传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胡耀邦说，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乔木、邓力群又找陈云，陈云批了一段话：“中国也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如果宣传上不注意，经济上不注意，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
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充分利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封建主义势力”集团。邓小平吃了这个苦头，再也不提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了。
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两次接见意大利记者。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重点是讲文化大革命。
第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理由有二：
其一，把革命对象搞错了。“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问题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与“各级领导干部”划等号吗？；“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是否也存在像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人？能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打击？受教育与受打击有没有区别？能说“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了吗？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算是被“打倒”了，还是“重用”了？
其二，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一个运动中的一种错误倾向能与整个运动划等号吗？在土地革命中也有过“打倒一切”的错误，能说土地革命是错误的吗？
第二，毛泽东的政治错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区别。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邓小平总是要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并提？他们之间难道说没有区别吗？另一个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事，有那些是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同意的？批判江青的这些“罪行”，是不是实际上要批判毛泽东？
第三，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产生的原因。
邓小平把它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这是他的一位老战友（李维汉）给他提供的建议。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坚持批下去了呢？
第四，关于周恩来“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问题。
邓小平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违心的”，除非周恩来本人有过声明，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说这样话。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六六年的检讨、一九六八年的自述、一九七二年的信，除非他自己声明他当时说这些话是违心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代替他说这样的话。何况，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说过：“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摘自权延迟：《毛泽东与周恩来》）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说成是为了保住自己，这究竟是对周恩来的“抬高”，还是“贬低”？
一九八0年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这些话说明，当时在四千人的讨论范围内，有的人不同意在决议中提毛泽东思想；有的人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人不同意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的人甚至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更有甚者，有的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由此可见，在错误思想的鼓动和诱导下，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混乱。这一些人政治上太幼稚。他们根本不想到：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不仅会脱离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而且也会彻底否定他们自己。
邓小平究竟比这样一些人要高一筹，他看到了这种危险。要肯定毛泽东思想、要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但又要说明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这就是《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邓小平的这些话说明：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口号上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一直坚持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头十年，邓小平是基本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此时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认为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已经形成，因此错误是主要的。
第三，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强调了三点：
其一，错误是严重的、全局性的。这说明他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不是局部的否定，而是全盘的否定。
其二，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这一点，站在相反立场的人也可以同意。只是它不是“耽误” 而是教育了不止一代人；它使革命的、民主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广为传播。
其三，健康的方面是“二月正流”。这一点说明邓小平在改写党史。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转达陈云的一点意见：专门写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陈云的这个点子的确很高明。本来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的决议》，为什么要写解放前的党史呢？因为只讲建国以来的历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就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要说毛泽东的功绩、贡献有多么大，实在难说。这样一来，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一看，就会看出，决议对毛泽东持基本否定的立场。在他们的思想上通不过。如果加上解放前的历史，就会使人感觉到对毛泽东的功绩、贡献肯定很充分。所以邓小平很乐意地接受了陈云的这个意见。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又透露了讨论中一些高级干部的更为混乱的思想。所谓“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针对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糟透了，只有错误，没有任何成绩”来说的。邓小平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包括有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透露了，决议在四千人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
一种倾向是，这个决议不要急于搞，搞得不好、搞早了，都会造成党内的分裂。
另一倾向是，这个决议草稿对毛泽东的评介还是太高了。应该说：毛泽东的错误是第一位的；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错误是主要的；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他为了争名夺利、耍权术必然要犯的错误。
第三种倾向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的主张。
看来，在高级干部中，在最高领导层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第一点是打马虎眼，不说是路线错误，实际的具体内容就是路线错误。第二点是策略，先放手让大家议论，扩散到党内外，再收回一些。第三点是实质，变动华国锋的职务，压制“‘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第四点是未来，对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要采取新的态度和政策。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急于要搞这么一个决议的真意了。这个决议出来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在各种媒体、出版物上发表的“非毛化”的东西，一点也不见减少；只有左派被真正的“框住”了，他们的意见再也不能公开发表了。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不仅根本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断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泽东就犯了“左”倾错误。
邓小平搞的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和工作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这到底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科学评价”，还是搞“非毛化”？
2012年8月21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30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