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鞍钢宪法》的叛徒马宾 [复制链接]

与马宾的十分钟交谈

卜庆祥 李永毅
《海燕(都市美文)》2004年第10期

　　我在读一本关于《鞍钢宪法》的专题调查报告时，读到了一个叫马宾的人。按调查报告上说，他是个与《鞍钢宪法》有关的重要人物，时任鞍钢副经理。在1959年的反右斗争中，马宾认为，“大跃进”是“对按比例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是“凑数”，“完全是虚假”，全民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是“务虚名而受实祸”……出此言论，可想而知，一顿屁股板子打过来，什么“吹冷风”、“大泼其冷水”、“泄群众的气”……祸从口出，全是罪过，与蔡和森的儿子、当时的炼铁厂厂长蔡博一起受到无情批判，成为运动中的“两杆大白旗”。
　　看过调查报告之后，马宾这个名字便沉入我的心底一直忘不掉，平素与人闲谈不自禁地说起这个叫马宾的人。
　　也是天佑人助。一次出差，和一个同事在机场候机闲聊，话赶话，一下子就拐到了马宾。
　　我问：能是你认识的那个马宾吗？
　　同事说：怎么不是呢，不就是鞍钢的副经理吗？
　　我说：对对对，你认识？
　　何止认识。同事说。
　　虽然这么说，事后千差万岔，竟将寻找马宾之事放下了。今年夏天整理书架，又见到了那本关于《鞍钢宪法》的专题调查报告，猛然联想起马宾，遂给我的同事打电话，希望他问问可否有拜访的机会。实在不便，通个电话也好。
　　同事很干脆，片刻工夫回过话来，说：你怎么知道他回来了？马宾昨天刚刚从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鞍山，你有预感吗？我内心一阵狂喜，心想，怎么可能？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书里的一个陌生人，有意无意地寻找了大半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我恨不能马上见到他。但同事说马宾先生活动安排得很满，今天要赴某个领导的宴请，明天还要去鞍钢看看，他还说他不想见记者，尤其强调不接受记者的采访。
　　我急了，盼水妈似的盼了这么长时间，龙王爷到了家门口又不见，那怎么成。央求同事再去求情，还好，答复是，要见面，两天以后。
　　两天以后就两天以后。
　　这天是今夏七月的倒数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同事就往千山南沟去，上午十点三十分，在仙人台山脚下一个农家院落的葡萄架下，我见到了十分想见的陌生人马宾。
　　90岁的老人会是什么样？在马宾先生那里找不到答案。当时葡萄架下坐着四五个人，我立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面色红润、面目清朗、银发浓密、长髯飘动的老人就是我要见的马宾。他坐在那里，膝盖分开，两手拄着拐杖，双目炯炯地打量着我。
　　他迎面就是一句：我不喜欢见记者，你要是小朋友就坐在一起说说话，是记者，我不接受采访。你们记者好说假话，做空文章。
　　一时语塞，我涨红着脸，环顾左右，不知如何搭话。我说，我是记者，但我今天不是来采访的，我是追星族，今天是来追星来了，追一个钢铁专家的星。
　　葡萄架下另外还有两个互称“将军”的着军服的人，不过他们的军帽没有戴，而且个个秃了顶，只是一个年岁老些，一个年岁稍小些，听口音也是一个南腔一个北调。与马宾并排而坐的还有原冶金工业部的副部长周传典先生。
　　这是一个山坳里的农家，院落圈在半山腰上，来前同事告诉我，农家的女主人他叫作于姨，于姨原在城里，多年前来到山坳里并从一个农民手里花3000元买下了这个农家小院，现在的小院30000元能买下来也未必。
　　马宾是于姨丈夫的亲舅舅。要找马宾，通过于姨是最最直接的。同事说，没有于姨从中说合，今天怕是难见真佛。
　　于姨很瘦，曾患了重症，庶几与世诀别，多亏她乐观无忧，病症竟自消自灭，人也变得活力十足。于姨原来是城里的教师，进山后无偿地教山里的孩子读书识字，还时不时去一个疯女人家洗洗涮涮……正因为如此，若是有人进山沟打听于老师，路边的大人孩子都会热心地指点你她的家在哪里。
　　于姨的脸色也是健康红润的。我与马宾交谈，看见她正和几个家眷里里外外忙午饭。
　　这时马宾高声问于姨：哎，什么时候开饭呀？
　　于姨笑吟吟地走过来，探着身子问：你饿了吗？
　　什么饿不饿，到吃饭的时候就要吃饭。快快，十一点开饭。说完，他转过脸对我说：这么吧，饭后给记者朋友十分钟。
　　他语气坚定，看来谁也休想拗过他。我不情愿地点点头。
　　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我转而盯上了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传典先生。周老戴一副眼镜，气质儒雅，神态安详，怎么看怎么有点与当代的经济理论家吴敬琏相像。在我和马宾交谈的时候，他是悄然闪到一边去的。当时我还多少有些担心，他会不会因为我对马宾的单刀直入而感到冷落，待我再来讨教时给我脸色看呢？
　　没有。他招招手让我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静声静气地问：你想问我什么呀？像对一个幼儿园里的孩子。
　　我问他对过去四十多年的《鞍钢宪法》怎么看。
　　他说：我在一篇文章里都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它。接着，他回忆道：《鞍钢宪法》诞生后，引起了大轰动，连鞍山市和鞍钢的党政领导都上街打莲花落庆祝去了。但是实践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是不对的，所以1981年我在上海党校讲课，讨论基层管理问题，我就讲了，比如《鞍钢宪法》中的“大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是对头的，但大搞群众运动是不对的，是劳民伤财。再比如“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什么时候都没有错，但办企业批判“一长制”、“厂长制”，搞“党委负责制”就有问题了，是误国负责制，是没有负责制。党校的同志把我的讲话整理出来给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批到了政治局，胡耀邦同意，小平、陈云同志也赞成，后来搞了厂长负责制。企业与政府是不一样，它的生产活动瞬息万变。
　　周传典先生是1949年来鞍钢的，曾在前苏留学一年。后来又去朝鲜搞了三年钢铁，毛泽东号召搞攀枝花的时候，一个命令又把他调到川西的深山密林之中。风雨飘摇，走南闯北，堪称共和国钢铁工业奠基人的老先生，如今已年逾花甲，满目沧桑。
　　谈话间，葡萄架下临时拼起的长条桌很快摆上了女主人巧手烹制的佳肴，于姨的丈夫一边端碟子上碗，一边介绍说，凡是有绿色的菜皆是他们两个亲手种的蔬菜，不上农药不上肥，尽可大快朵颐。
　　于姨的丈夫所言不虚。刚才一进院，我就发现这个农家院落其实不小，四下的山坡种的满是黄瓜、辣椒、西红柿和一些常见的蔬菜。
　　一会儿，菜就摆满了一桌子，不过今天更特别的是，下菜的酒有两样：葡萄酒和樱桃酒。它们是男主人用自己种的葡萄和樱桃自家酿制的。酒用旧可乐瓶子盛上来，一经上桌即被争倒起来。
　　马宾先生好胃口，大鱼大肉无忌，还喝了于姨特意为他做的溜达鸡鸡汤，两大碗，再喝，有人喊，别喝多了，不舒服，留着，下顿再喝。
　　马宾喝了刚才自己斟的葡萄酒，连连嚷酸。我说我的樱桃酒不酸。他说，拿来，给我喝一口。话音未落，他隔桌端起我的酒杯，抿了一口。一口，半杯。
　　于姨一直在忙，马宾心疼，招手道：快来，新社会了，男女平等，我们吃着，你干着，我们怎么吃？
　　席间，马宾指指这个菜，又指指那个菜，问于姨的丈夫，这个菜在鞍山的酒店要多少钱？十块？二十块总够了吧？起先于姨的丈夫还不知所以，等明白了，就打含糊语说，我们从来不出去吃，哪里知道价钱。又说，我们自己种的，无价之宝。
　　见问不出来什么，马宾唬下脸，我不和你说，一扬手问正往桌上端菜的于姨，你告诉舅舅，这个韭菜末炒鸡蛋好多钱？
　　哎呀，舅舅，你到我这里来吃饭，还问什么价钱？免费，吃不够还有，保证供应。
　　不可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不能忘。他对并排而坐的一个“将军”用命令的口吻说：事务长，一会儿你负责算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句话把满桌子人都逗乐了。
　　于姨满心欢喜，如沐春风，一边在围裙上揩手，一边说：舅舅，你快吃，别说那么多话了，这些都是新鲜的东西。
　　我吃，你怎么不吃呀？
　　我不饿。对了舅舅，你还爱听我唱歌不？马宾手一指：我记得你从小就唱歌好听，唱一首吧。
　　好，我给你唱《洪湖赤卫队》。
　　于姨先唱了一首《愿天下穷苦人都解放》。女高音从农舍的窗口传来，马宾边吃着酒菜，边点头，唱罢，他还和大伙鼓起掌来。
　　于姨一团风似的从屋里出来，问他：舅舅，还想听吗？
　　想。
　　这次唱的是《白毛女》中的“北风吹”：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风打着门来，门自开……
　　坐在我对面的马宾突然眼圈红了，湿润了，他的嗓子传出哽咽声，他忙用纸巾捂住鼻子抑制自己的激动。
　　于姨的丈夫对窗子里忙喊：别唱了，舅舅……
　　马宾自言自语说：离开鞍钢25年了。
　　山风油然，野草中的昆虫起劲地鸣叫，阳光从葡萄的枝蔓中细碎地筛漏下来，落在人身上，落在桌子上，落在砖石拼铺的地上，深浅浓淡的暗影斑驳陆离，感觉十分异样。于姨做的家常菜色香味俱佳，我的心里还想着调查报告中的事，也就草草吃几口离开桌子候着马宾。
　　我转到小院的深处，看到了主人栽种的蔬菜和果树，还有挂在矮树枝桠上的鸟笼，里面是一只鹦鹉。我做贼似的从架子上摘了一根旱黄瓜，揩了揩上面的白霜，同事说，不用揩，无灰无尘，无药无肥，纯天然生长，洗了揩了就没味了。
　　正品着黄瓜，那边收拾碗筷的动静也传过来，我快步走回去，我怕马宾忘了我的采访。谁知我刚露头，马宾就招手喊我：来呀，我接受记者朋友的采访，饭前说好的，十分钟。
　　那个高一点胖一点的军人背着手走过来，嘴里嘀咕着重复马宾的话说：十分钟。然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站在一边去了。
　　我们的交谈地点换到了一张圆桌前，马宾坐在靠背藤椅上，还是双手拄着拐杖，一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架式。
　　搞《鞍钢宪法》研究的人都知道，提起《鞍钢宪法》必少不了提当时前苏联的“马钢宪法”；鞍钢从日本人和国民党那里回到人民手中后，我们在生产和管理上很多是向老大哥学习的。我一提到“马钢宪法”，马宾声音洪亮地打哈哈说，我就是“马钢”。我一愣，后来回过味来，他大概为调节空气，向我这个晚辈开了玩笑，称自己是姓马的钢铁专家吧。
　　马宾说，1958年大跃进，尤其是北戴河会议后，全国的钢铁任务很重，当时只有三四百万吨，而鞍钢的目标是800至1000万吨钢。任务太高了，最终不仅任务指标没完成，钢铁的质量也很糟。后来召开七千人大会，重提管理六十条，鞍钢也提出调整、巩固和提高，要上轨道、要大发展，不搞大跃进了，一些被废止的规章制度也捡了回来。
　　《鞍钢宪法》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马宾说，鞍钢从五六、五七、五八年恢复生产开始，就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了，一直到六零年《鞍钢宪法》诞生。马宾说，当时他作为总工程师，就生产生活在一线，洋学堂出来的工程师和工人在一起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是号召的，是自然形成的，工程师要研究生产工序，需要与班组工人一起操作，一起编程，一起攻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是符合操作规程的，双方哪一方不参加都不行。马宾说，两参一改三结合，毛主席肯定下来，中国工人阶级喜欢，外国人也喜欢。其实这是一次生产力的革命。现在的鞍钢好了，现代化的大企业，漂亮了，干净了，钢铁也双超了1000万吨，旧貌换新颜呀。这里面也有《鞍钢宪法》的功劳。
　　但马宾也坦言《鞍钢宪法》是不完全的，他说，切头切尾就好了，头是不要搞阶级斗争，尾是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至于其他的东西，是全世界都愿意接受的。他说，我是刘少奇的学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鞍钢宪法》的不完备有不少人不敢说，说是简单，本来就简单嘛！为什么，怕说批评的话丢饭碗、丢乌纱帽，看看到底是谁真听毛主席的话？
　　我问：你当时抨击时政“务虚名而受实祸”是不是指一些统计数字有水分？
　　马宾说：数字是实的，我们党的作风还没有坏到那种程度。但钢铁的质量是不纯的，一吨是一吨，都是废品，不能用，一百吨有什么用？我这么说是出于一个工程师的责任。
　　问：你怎么看《鞍钢宪法》？
　　答：要大力宣传，《鞍钢宪法》还是好的，不仅对工业企业，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大有好处的，要大力宣传。
　　十分钟，600秒，不知不觉，过得很快。刚才那个高一点胖一点站在一边背着手的“将军”走上前来，短促有力地提醒道：十分钟到了。
　　马宾谈兴正浓，顿了顿手里拐杖，生气地说：再给十分钟，还没有谈完嘛。
　　“将军”只好对我说：马老年岁大了，不能太累了，十分钟已经很长了。
　　“将军”的表情让我无法不同情他：好吧，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问的，但马宾的回答我隐约记得。他说：我最关心的是钢铁工人的吃饭问题。没有饭吃，饿了肚子是天大的事。
　　院子里的宾主要合影留念，长条木凳已经当院摆好，我趁乱挨上马宾快疾地照一张，再不忍心打扰他们的团聚和休闲，招手告别于姨一家人，赶快从农家小院消失。
　　临别我还想与周传典先生道别，见他正在打瞌睡。
　　周传典先生和马宾先生同是安徽人，谈起同乡，周先生还告诉我，鞍钢曾想让马宾当经理，马宾不干，说他是搞技术的，当总工最好，说完去前苏联留学四年。还有人拉他当院士，他把送来的表格挡回去，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当什么院士？
　　这就是我十分想见的一个叫马宾的人。在回来的路上，拾起在农家院里的一块块记忆碎片，我告诉自己。
　　马宾
　　原名张源，安徽省滁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1978年在鞍钢工作期间历任第一副经理、总经理、副经理、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鞍钢革委会主任等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曾任支部书记。抗战期间，任第四军政治部科长，军法处长，中共盐城市委书记。1945年后到东北历任松江省民运地委书记。1953———1956年，在前苏联斯大林斯克冶金学院学习，获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生产管理及冶金技术有较深造诣。1958年曾对我国冶金事业提出重要建议和意见。他重视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开发和推广，大力支持低合金高强度钢的研制和军工钢的攻关。上世纪60年代参与技术组织工作队，取得显著效果。系全国五届人大代表。
　　周传典
　　安徽省凤台县人，1947年从西北工学院毕业后参加革命。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到鞍钢，历任炼铁厂技术员，工程师，值班工长，副厂长等职。他钻研技术，与工人结合，于1950年在二号高炉试用烧结矿冶炼低硅铁获得成功，提高当时鞍钢炼钢生产能力达50％。他还与老工人李凤恩结成互帮互教对象，帮助李凤恩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李帮他提高实际操作技术水平，成为传颂一时的典型。1952年，评为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1958年调任武钢炼铁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武钢技术处处长。1964年又调回鞍钢任炼铁厂厂长，一年之后，调冶金工业部，曾撰写大量专著和论文，系原东北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稀土学会理事长、钢结构协会会长，中国金属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摘自1994年《鞍钢志》

革命者马宾

作者：《国企》杂志记者刘青山
2011年08月02日

        他曾官至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如今年近百岁，仍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材料、见客人，保持着对社会事物的高度关注。围绕着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99岁的马宾老人静静地坐在迎门的一张椅子中，身旁倚着拐杖，微笑着向前张望。
        这是一个衣着朴素、看似普通的老者。但谁能想到，这位外表沉稳的老者竟然有着一个复杂而传奇的人生：
        抗日战争期间，他是英勇的新四军战士，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
        解放战争期间，他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东北模范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他是鞍钢首任总经理，鞍钢宪法的执笔人；
        改革开放之后，他视改革为继续革命，是改革的有力推动者。
        ……
        物换星移，世事浮沉。百年光阴，不少人离他而去，去了另外的世界；思想交锋，不少人离他而去，去了另外的阵营。
现在的马宾，被不少人看做是“满肚皮不合时宜”的“老人”。当然，也有不少人在追随他。“左派领袖”、“遗老”、“毛泽东思想活的标本”……面对这些褒贬不一的头衔，马宾淡然处之，视为浮云。他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没有半分妥协。他真正关心的，是民生疾苦、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人们对信仰的迷失、社会道德水准的滑坡……
        80年革命生涯中，马宾对此始终思兹念兹，不敢稍忘。姜桂之性，老而弥辣；革命之志，历久弥坚。而他所有的主张和理念，都可以从以往的人生轨迹中寻找到线索。
        群工模范
        马宾生于1913年，安徽滁州人。1930年，17岁的他因抵制日货和看进步书籍被捕，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坐了几个月的牢房。其间认识了几位中国共产党人。出狱后，当时还叫张源的他走向了革命道路。1932年入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从事地下工作，从此更名为马宾。
        1941年，已经是新四军军人的马宾经历了著名的“皖南事变”。在突围而出的2000余人中，马宾是其中一员。1945年秋，马宾随新四军第三师开赴东北。当时东北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中，随军开展群众工作的马宾来到东北不久，就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在之后的土改中，马宾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在给雇农分配粮食时，他发动当地积极分子领导分配，不仅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且培养了一批新干部。此后，他出任宾县县委书记。每打下一个村，他就选出翻身农民当家做主，管理村里政务；每到一个村，他就选最穷的人家吃住。不到一年，宾县全县解放。
        当时的报纸曾这样描述他和群众之间的的关系：“在不安全的地方，农民就轮流去站岗、放哨保护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各村的农民积极分子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农民都把他当做自己人；当着冰天雪地过年时，农民抬来了野羊，不送别人，就送给他……”重视群众工作，善于发动群众，成为了此后马宾开展各项工作的一大特色。
        为了推广马宾在宾县的群众工作方法，陈云代表东北中央局在《东北日报》上撰写了《学习马宾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号召全东北的县委书记和工作队员向他学习。著名作家刘白羽为此专门采访了马宾并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很快，东北掀起了一股到农村去的高潮。
钢铁元勋
        东北解放后，马宾被任命为鞍钢总经理。但出乎意料的是，马宾放着总经理不干，却要去念书。不久，马宾的申请得到了上级批准，被派往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学习，后因中苏关系恶化被迫中断学业。
回到鞍钢后，上级让马宾继续当总经理，但他执意要做总工程师，到生产第一线去。回国后不久，马宾写出《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铁工业发展问题》报告，强调全国统一布局，关心采用新技术，讲究产品质量，全国大中小结合，以大型企业为主。这份报告对我国钢铁工业后来的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鞍钢当时实行的是人称《马钢宪法》的一套前苏联标准。然而，苏联的经验，并不适合鞍钢的具体情况。鞍钢的干部职工对主张一切厂长说了算，反对党委领导和群众管理的马钢宪法甚为不满。马宾结合自己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团结和带领鞍钢全体职工、专家、干部，共同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工作经验。1960年，由马宾执笔的鞍钢经验报告被送交到毛泽东主席手中。毛主席在批语中称之为：“鞍钢宪法”。后来还对马宾笑称：“苏联有个‘马钢宪法’，咱们中国有个‘马宾宪法’！”
鞍钢宪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双方哪一方不参加都不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其实是一次生产力的革命。”马宾回忆道。
        1968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两年，各种运动席卷中国。当年8月7日，出席辽宁省委扩大会议的马宾突然被隔离审查。有人要审查马宾1932年和1935年两次被捕情况和1951年-1956年在苏联学习时是否叛变。熟知当年情况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知道后，出具了书面证明，肯定马宾没有叛变问题。但不知何故，马宾仍未释放。在狱中，马宾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著作，写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笔记》、《毛主席军事斗争哲学学习笔记》等大批读书笔记。
       直到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到鞍山视察工作，点名要见马宾后，马宾才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1976年，马宾任上海宝山钢铁指挥部副总指挥。他特别注重新技术的采用，为以后宝钢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此后，马宾担任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后来又担任了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顾问、国家总理顾问、中国航空航天高级顾问组组长等职，在钢铁工业摸爬滚打了近30年的马宾却始终没有放弃对钢铁行业发展的关注。离休后的马宾，还经常到鞍钢去。鞍钢的老工人给他送去新式工作服，马宾很高兴地穿在身上——在他的生活中，鞍钢已经成为一个难以磨灭的符号。
        坚定的无产者
        世事无常。马宾的地位随着时代的节奏跳跃出跌宕的音符之时，近乎苦行僧的生活习惯却始终没有变化。
        早在苏联留学期间，苏联方面要按照大型国有企业总经理的规格，为马宾配备专车和每周到特供俱乐部休息等待遇，马宾坚决反对，坚持与其他同学一样。马宾的无私品格和优异成绩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认可。回国后，学校为马宾塑了一尊花岗岩雕像，永志表彰。
        如今，马宾住在部长大院里。离休至今的30多年时间里，邻居们的装修风格已几经变换，但马宾家里依旧保持着原貌。天花板没有任何装修，白色的墙皮如今已经泛黄、脱落，露出了里边的水泥板。客厅里除了四壁书橱外，就是一张蒙着白色粗布的桌子，几把捆扎着铁丝的旧椅子。桌子是二手货，15块钱购于鞍钢；椅子是机关里淘汰的，两块钱一张买来的。里屋的铁架木床也是鞍钢时期的旧物——那时的产品质量多么可靠!屋子里没有电视，没有沙发，没有组合音响，更没有豪华吊灯。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因为他要每天从网上收集材料看。
        住房改革时，主管部门曾主张把房子按价卖给给居住在里面的老干部，马宾拒绝了。朱基总理以为马宾买不起，说少交点也可以，最后才知道是他不愿意买房，要当无产者。马宾说：“共产党人是坚定的无产者，我活着住，交房租水电费，死了就要还给国家。”——当年作价两三万的房子，如今已经涨到数百万了。
        离休后，马宾依旧有向中央领导表达意见的渠道。但在他所写的信件中，全是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社会矛盾的反映，没有提到过任何个人要求。
        倔强的思想者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这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后来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楼继伟、马凯、周小川一批后起之秀崭露头角，年纪最小的参会者是24岁的张维迎，当时正在读研。
        这次会议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在当时，很少有政府高官对此次会议表示支持。马宾则是自发参会的级别最高者，正部级。据会议发起人会议之一的黄江南回忆：“他的思想很解放参会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马宾回忆称，“我那时候思想最好、最活，什么人发表意见，都愿意学习和来往。现在有人认为我很左。必须有左右，没有就不是辩证法，就像开车一样，总要有个左右方向。”
        后来国家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让马宾开始反思社会走向问题。比如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比如难以根除的贪污腐败。马宾认为，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私有化思潮泛滥。要解决这些，就要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回归毛泽东时期的发展主张。要坚持公有制，要坚持群众运动：“共产党是群众性的党，只能检讨、纠正领导不好的教训，不能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如果不依靠群众，不搞群众运动，比如说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在此基础上，他对已经定论的文革，也有了更多的思考。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抛开个人恩怨，写了一本名为《马宾同志论文化大革命》的书。主张重新评价文革，认真反思改革开放。马宾觉得，要相信国家领导人，但不能迷信，“要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
他的主张，显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昔日的下属吴敬琏就是其中之一。多次论战，谁也不能说服谁，原本熟识的两人越走越远。人家说他是遗老，他认为别人崇洋，忘记了中国人的身份。
        在他看来，只要走向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纲举目张。他对重庆模式、南街村模式，表达了极大的欣赏。
        收获不少反对的同时，马宾也有着一批追随者。在他的家里，摆着几张简陋的行军床，因为不时会有各地的仰慕者前来住上一段时间。
        马宾有个特点是拒不收礼。《南风窗》的记者曾经来采访他，送他一个茶壶，两个茶杯，都是特制的，上边写着他的名字。他很喜欢，就破例留下了。后来又有人送他茶具，他却坚决不收，换书也不行——2010年，马宾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出版了一套马宾文集，没有公开发行，留着送人，但要收取工本费。
        “谁看啊！”马宾的大声感慨中，充满了遗憾与失落。
        记者手记
        因为多年前的摔伤，马宾已不良于行多年。近些年已不大出门，只是中午让阿姨推着轮椅，到楼下去转转。他唯一的女儿已经74岁，并没有跟随在身边。家里的赵阿姨是他生活上的保姆，工作上的助手，外联时的秘书。
        得知记者要来，他老早就坐在椅子上等候着。看到记者进来，他伸出双手来握，很大声地说着欢迎，略带一点地方口音，口齿依旧清晰。
        时光染白了他的头发，但仍然梳理得很整齐。脸上不多的皱纹，依旧明亮的眼睛，依旧红润的面色，看起来不过七八十岁的样子——虽然生活简朴，但这并不妨碍他有一个好身体。
       桌子上放着一叠白纸，马宾大声说：“我耳朵不太好，我们笔谈吧。”
       记者将问题写在白纸上，他看字并不吃力——据阿姨介绍，他看材料，小四号字看得很清楚。
       他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林伯野赠送的字：
       “一个人干一阵子革命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干革命不停顿。艰苦奋斗到近百岁仍站在革命者的前列。这才是最难最难最值得大家效法的呵！”
       马宾主动提醒记者看墙上的这段话。显然，马宾对革命者这个头衔很认可。
       由于马老年纪太大，记者没敢打扰太长时间。即将告辞马老的时候，阿姨接到一个电话，说午饭后，红色娘子军要来看望他，马宾很高兴。
我们往外走的时候，马宾孤独地坐在椅上。他微微地笑着，不住地向我们挥手……

马宾“一辈干革命不停顿”？

在楼主这篇主帖中,  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   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遗毒的影响,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还很根深蒂固,  当年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这些“老干部”“老革命”的思想动机完全是投机性的,   解放后这些“老干部”“老革命”的世界观并没有改造好,   骨子里的潜意识仍是旧的那一套: 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  打倒旧权贵就是为了自己当新权贵,  封建特权意识浓重,  根本不懂经济学，不懂马列主义，不知道部分人的富裕与赚钱有关，国家和全体人的富裕则与赚钱无关，更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由于这些“老干部”“老革命”的世界观仍是旧的,  他们仍喜欢按照老习惯来搞商品经济，走资本主义。

邓的走资复辟思想恰好迎合了这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老家伙们的胃口, 双方心照不宣, 一拍即合, 全力支持,   如果没有这些一大批老家伙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给予全力的配合与支持,  单凭邓贼少数几个人,  资本主义复辟之路何以能够得逞?   完全可以说这些老家伙是邓贼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些老家伙们在1976.10.6的军事政变中以及复辟之初、复辟过程中都在帮助邓贼蒙骗与镇压人民,  进一步推动了邓的复辟大业, 自己也捞到了丰厚的既得利益.....这些背叛国际共运的叛徒们, 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给世界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血债，迟早要还的！

无产阶级不对中国革命已经资产阶级复辟历史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无情批判和揭露，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更大的挫折，马宾算一个！

很好的文章!復辟之所以發生決非鄧一人之力能造成的,馬賓一類機會主義者正是鄧所依靠的階級力量,要把這些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毛派旗幟通通砍倒!

马宾在邓矮子势力上台后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或者还有经济方面的生存），对于自己参入的《鞍钢宪法》实践所采取的无耻机会主义政治态度，今天遭到批判是天经地义的，是合理的。他这种人在列宁的理论中是论述得很清晰的，马宾必须为自己的投机行为付出政治代价。
当然，如果他今天真心诚意地改变了对《鞍钢宪法》错误的政治态度，从骨子里能够消除这种机会主义的心理，我们还是欢迎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