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革命前蒯大富想当科学家
从陈鲁豫专找蒯大富说起
蒯大富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陈鲁豫是谁？大家都知道——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
陈鲁豫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寻找蒯大富呢？她在书中说：2001年11月，我着手筹备新节目《鲁豫有约一一说出你的故事》，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挖空心思寻找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又几乎被时间淡忘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我们都想到了蒯大富，那个叱咤风云的清华学生，文革结束后，一直了无踪影。
蒯大富是一个经历非常特殊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他政治生涯之奇特在中国实属罕见！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陈伯达、康生、江青和谢富治等对蒯大富和清华文革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此花费的时间和伤脑筋的程度都超出后人想象。
而蒯大富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还拉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与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蒋南翔四个陪斗。他们是从对立面认知了这个蒯大富。
文革后，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陆定一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薄一波任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蒋南翔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长。他们文革后几乎官复原职，这也注定了蒯大富等人的悲惨结局。江泽民退休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蒯大富更熟悉、更了解。1966年7月28日至1968年7月27日的两年里，蒯大富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时候，清华园陷入无休止争斗，蒯大富走向失败。也就在这期间，胡锦涛正在清华大学担任基层政治辅导员，吴邦国在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刘延东正在工程化学系学习。当时他们亲身参与清华校园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亲眼目睹了蒯大富的“表演”。1975年文化大革命尾声时进化工系学习的习近平，也应该看到在清华召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蒯大富的场景。而温家宝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他们学校离清华只有两站路，他正在参加地质学院的文革运动。
清华这两年的政治斗争不仅影响了蒯大富的命运，对其他亲历者的思想及人生命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走向也产生了影响。当然，与其说蒯大富这个人物特殊，还不如说清华大学这个阵地特殊，清华大学在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两年在蒯大富人生中虽然只占一小段，但却是惊天动地、浓墨重彩的画卷。有人甚至夸张地认为，开篇不说蒯大富，说尽文革也枉然！让我们打开历史的册页，好好研究蒯大富这个绝版的历史人物以及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政治斗争的场景和时代变迁。
蒯大富从农村考进清华
蒯大富文革后若干年里多次口述他大起大落、祸福相生的梦幻般经历。笔者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考证之后才摘引部分内容载入本书。
大富常开玩笑说：913是个惊天动地的日子，1945年9月13日他诞生了，1971年9月13日另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从人间消失了！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在江苏滨海出生；林彪、叶群和林立果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蒯大富自述：我是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振东乡人。我的家庭有些像电影《活着》。曾祖父蒯正英，生活在江苏盐城。爷爷生于1895年，叫蒯应锦，他曲曲折折进新四军干过五年。他的复员证我小时看过，背面盖有陈毅的章。我父亲生于1923年，叫蒯家兴，1944年加入共产党。我母亲是生我的那年一一1945年加入共产党的。我1945年9月13日出生。排行老大，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小相信共产党。
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我每次放假回来割草喂牛，也可以蹬着牛角骑上去，放牛挣工分。
我1951年上小学，天赋不差，在小学是前三名。1957年上初中。1960年上高中，1963年考取清华大学。
我能考上清华。首先归功于毛主席共产党让工人农民翻了身。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当时上大争有助学金。吃饭读书全由国家出钱。
我考清华和我有一次向清华提问题有关系。我这个人啦，好奇心比较重，比较喜欢搞新名堂。初中二年级十二三岁，当时因为一道关于杠杆的物理题和老师发生争执，其实问题很简单：两个人抬筐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老师说服不了我，我也不敢和老师硬争。我就和一个同学偷偷给清华大学物理系写信，把我和老师争论的那个题写上去。清华大学真的就把这个题转给了工程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苏永华，1958年他上大二。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学校就让他解这个题。哇，他解了好几大张，给我寄过来。这个人特别热心，后来一直和我通信，到我高三的时候，苏永华鼓励我一定要考清华，说考清华没问题。我上清华，与他的帮助和引导有关系。
我能够考上清华也和社会上奇特政治现象有关。是右派教师培养出我这个造反学生蒯大富的。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一批业务上颇有专长的教师被“反”到我们学校。当时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把他们分到最穷的地方。我们八滩高中在海边是几个公社合办的。从北京来了一个教语文的老师王范宇，从苏州来了一个教化学的老师刘德明，从上海来了一个教外语的老师洪子燧，还从南京来了一个教政治的老师。校长姜亚才原来是盐城中学校长，也是右派。这些老师教学水平很高啊，加上我天资比较好，学习起来不怎么吃紧。那个化学老师水平太高了，他不搞题海战术，就是划个范围。1963年高考化学卷子上的题在考前我们都做过，化学我考一百分。要不然我怎么会考取清华大学化学系呢。我数理化和外语全都是硬拿的。结果一考就考上了。
上高中时，我就喜欢攻难题。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出了四道超难数学题。全年级九十多人，就我做出两道题，得了五十分，其他人全部零分啊！我那班主任老师说：“像蒯大富这样的人，绝对是天才！他坐那儿不学习，你赶两年能赶得上吗？”我在学校成绩遥遥领先，大概除了物理不是第一，其它都是第一。
父亲痛批风头主义
蒯大富自述：1958年宣传高产，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一亩地的麦粒要堆到一尺高。我认为这不可能，就给老师提出来。为此和老师争得面红耳赤。
1959年初二下学期，公社大办食堂。我们班主任鼓励学生提意见，我说公社食堂办得不好，碰到下雨天，每家人都提着个小盆去打饭，有的在路上都摔破了，办食堂还不如分到各家吃。提意见之后有人想追究我。从政治上讲，这个问题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1959年初我不到十四岁，如果是高中生的话就可能戴帽子回家了，但初中生太小了，再说我当时学习成绩太好了，在班上绝对第一。我那班主任老师就护着我，说小孩子，要注意！在家庭报告书上给我批一条：有时有片面意见。给我的品德打了一个“乙”字。
再一件事，高中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农村黑暗面。反映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干部不讲民主，欺压百姓，搞浮夸风，这封信绝对有事实根据。人大常委会还回信了，回的是“拆”。说你什么什么时候写的信我们已经收到了。1966年王光美让工作组整我的时候，把这个信也给翻出来了，现在应该存在清华的档案馆里。
这些事说明我这个人小时候比较关心政治。高中阶段我们国家和苏联论战，我看报纸也积极得不得了。有好多发到农村的文件，讲农村阶级斗争，反“五风”，甄别那些被整错了的干部。那些发给我爸爸这一层农村干部的文件，我都看。
初中我参加了少先队，高三参加了共青团。对人生的道路，在政治上并没有太明确的想法。我倾向将来当科学家，我特别有信心去攻克科学技术上的难关。
当年我爸爸经常批评我是风头主义，说我总得做出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来。一直到高中阶段他总批评我，老说我是风头主义。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听进去，但是也没有改多少。上大学之后他也批评不到了。
真是知子莫如父！“风头主义”，“总得做出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来。”如影随行！这是蒯大富灵魂基因里的特殊密码！可以说，其后几十年间，蒯大富的沉浮胜败及言行取向皆与此有关！当然还不能把此点作为决定他人生大局兴衰的第一要素。
接受毛主席检阅
蒯大富自述：1963年8月底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没坐过火车，出远门一切都很新鲜。恰逢华北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坐火车到了济南就不通了，改道烟台坐船走了9天才到北京。
到了清华大学，分在工程化学系63级902班攻读放射化工专业。培养我们掌握核材料使用技术。全班三十来个同学全是男的。
1963年9月入学教育第一堂政治课就是反右课。展览会上看到反映1957年反右斗争的各种图片，其中有钱伟长案和袁永熙案。钱伟长是清华副校长，袁永熙是党委书记，他是陈布雷的女婿，还有黄万里。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右派。1957年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党委书记袁永熙是支持钱伟长的，钱伟长非常猖狂，他叫阵说：“全校现在集合，在西大操场划一条线，同意我的站这边，同意蒋南翔的站那边去！”
展览还介绍1957年邓小平来清华大学，他代表党中央做报告说：“不能再等了，再等祖国就垮了，我们让他们提意见，他们就猖狂地向党发起进攻，共产党员和左派同志们要惊醒过来！”
我看了这个展览之后觉得右派真是十恶不赦。共产党这么好，让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了，他们企图推翻共产党，让中国回到旧社会去，让劳动人民再受罪。在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右派的仇恨。
进大学不到一个月就是国庆十四周年。清华分成四个方队，有学生队伍、民兵队伍等。我是民兵方队的，端着枪从天安门前整齐走过，接受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检阅。我从苏北农村来的，带着家乡农民对领袖的无限崇拜和尊敬的感情。我们那儿老百姓提起毛主席那都是不得了的。我才到北京就接受毛主席检阅，真自豪啊！
当天晚上，又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狂欢，看焰火。哎呀，那个焰火一放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心想天底下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啊！1963年的国庆节给我的印象是极深的。能在天安门广场过国庆，那真是荣耀得不得了。
之后几年学校组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党史课又专门讲毛主席的功绩，使我对毛主席更热爱更信任。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部署都是正确的！他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如果有人反对他是不行的！我当时就是到了这么一种状态。
毛主席讲阶级斗争是学生的一门主课。蒋南翔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卓有成效。学校让我们学习中央文件，还给讲解，让学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讲历史上毛泽东多么伟大，要求我们每一步都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同时还讲，苏联出修正主义了，成为反面教员！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陨落了，我们坚决不能走苏联的路！
我还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刊登，在校内影响很大。
学习核工业技术争取入党
蒯大富自述：1963年11月份，当时《人民画报》记者到清华大学采访，要反映从农村来的大学生的情况，找到工化系。老师说：“蒯大富，你去吧！”
《人民画报》刊登的照片旁写着：蒯大富，父母都是人民公社社员，现在他考上清华大学，在校园里学习。
哎呀，我们中学，还有我们的亲戚轰动死了！那个右派校长把我的照片张贴在学校，旁边写着：蒯大富是我亲手培养的学生！
1963年到1966年这三年的大学生活，主要内容当然是上课。我们在老师带领下攻读放射化工专业。这个专业是中国放射化工权威汪家鼎导师一手创立的。我们学习铀235提成技术，学习为原子弹和核电站准备材料。
我那时读书有助学金，国家给的，不要家里掏钱。我认为要忠诚地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从大一开始写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没发展我入党可能也跟我不驯服有关系。我会经常提意见啦，发表不同看法啊。比方说，图书馆里有两幅宣传画，画的是向科学进军。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不提在党的领导下向科学进军？我就给图书馆提意见，图书馆还真挺重视，把这幅画给取了下来。但是领导还是觉得不舒服。再比如说，到食堂去吃饭，每次餐桌上都有好多的饭菜。我当时看不下去，我祖父教育我们吃白薯的时候不准剥皮，哪怕皮上有虫子咬的痕迹都不能剥，要吞下去！我一看到那么多的饭还有馒头，就在食堂门口贴大字报，响应的人非常多，食堂立刻就掀起一股勤俭节约之风，整个桌子上一粒米都没有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又恢复了。领导觉得我老有事，不驯服。虽然如此，文革前，我在班上还当过团支部组织委员，民兵连连长。因为我经常给广播台投稿，就把我调到广播台编辑组当组长。
文革前啊，我是一直积极要求进步，一直紧紧靠拢党组织的，生怕自己的思想没有接近组织的要求，根本没有想造反啦，后来我们党支部书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再晚搞一个月，就发展我入党了。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些根本就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才华出众、争强好胜的蒯大富有可能成为核工程化学领域的科学家。但偏偏在蒯大富大学三年级学业快结束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高校，清华成为了毛泽东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阵地。
置身于文化大革命，就像1949年以前置身于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样。谁能想到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高校短短两个月后成为文革舞台上牵动清华、影响北京、闻名中国、外电关注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人物呢？其后的表演更是不堪想象。他的成与败为世人留下极为深刻、极为惨痛的教训。
让我们看看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中，原来的学生蒯大富变成了另外一个蒯大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