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蒯大富质疑工作组
第一节 工作组立足未稳风波乍起
蒯大富自述：我们当时是非常欢迎工作组的，因为我们写了大字报宣布和清华党委决裂了，不存在什么留有余地，如果党委胜利了那我们就完了，就变成右派了。工作组来了，把我们给解放了，那当时的心情就是被解放的感觉。
工作组是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派来的。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
师生员工猛然惊醒，没想到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竟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阶级斗争真是太隐蔽太复杂了！现在新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反党黑帮被拔掉了，可以在工作组领导下重新回到革命的道路上了，人们把工作组迎进校园。
可谁会想到工作组进校板凳还没坐热，一个星期不到，反工作组之风就拔地而起！一部分师生与工作组的矛盾迅速激化！怎么这么快就出现反对工作组的事呢？而且斗争愈演愈烈，短短两三个月，就把不起眼的学生蒯大富演化成另一个特殊的焦点人物蒯大富，成为学生造反派重要领袖人物之一。
事出有因，矛盾的种子早已种下。我们先看看工作组进校后的那几天，处境不同的人物的各种表现吧。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6年6月10日清晨，校团委副书记方惠坚首先起义，团委、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工物系头头也纷纷起义。但其他党总支和分团委还在顽抗，力保蒋南翔。
早上刘冰在市委会上还认为蒋南翔不是黑帮。
下午，工作组大批到校。当晚，叶林、周赤萍与全校干部和学生代表见面。叶林作报告，周赤萍介绍工作组主要成员。有些系的工作组也和同学开了见面会。
晚上，有人抄来高教部的大字报，明确得知蒋南翔已被停职反省。高教部副部长高沂起义。至此，蒋南翔黑帮被揪出来了，前党委被冲垮。干部纷纷起义，齐唱“我们受骗了”。当然也有彷徨不定，手足无措的。
学校开始出现游街现象。
6月11日下午，周赤萍找校党委委员交待政策指明出路，说：“往事种种好比往日死，今事种种好比今日生。”
形势大发展，全校贴满了抨击党委的大字报，气愤的人群抓住黑帮就戴高帽游行。许多外校人员，特别是高教部的人成群结队来清华声援。群众运动爆发了。
6月12日，学生们开始抓出黑帮、保皇派，斗争、戴高帽游街，有的系甚至游了一些学生、辅导员。工作组组员纷纷出来为他们解围，有的说学生不讲政策，有的把戴在头上的高帽子摘下来。自控系工作组副组长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还说：“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
当天发生李世权事件，他贴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愤怒的群众要斗李世权，工作组不让，让大家写大字报批判。
6月13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作报告。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宣布：派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对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停止蒋南翔同志校长、党委书记等一切职务，进行反省，改组校党委；在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大会代表发言中，有的人喊出“无限信赖工作组”口号。
大会之后，力904班王铁成就贴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今天召开大会，郭影秋说清华95％的党团员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称蒋南翔为同志，只说他犯了严重错误，对他处分是停职而不是撤职。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其实是，清华大学是个修正主义王国，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巨大的保皇党。为什么昨天还是一片歌功颂德，今日便是四处杀声震地？为什么铁板一样的清华大保皇党，一夜间不战自溃纷纷起义？这可是一场大骗局，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搞错了……”
6月14日，力05刘泉等同学贴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大字报一出来，数辆汽车前往13号楼。工作组队员这一天几乎全去看过，回来神色紧张，又动员文革领导去看，要大家表态，要摸学生活思想，并专门组织一些学生抄这类大字报。
下午3点，土建系一、二、三年级工作组副组长在全系大一学生会上说：“牛鬼蛇神出笼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会后有学生问有没有善意提出批评的可能，他排斥这种可能性。有学生说：“给工作组提意见的有很多是反蒋的左派。”他说：“说不定他是反革命、反党的。”
这天也有许多同学去国务院和新市委反映学校情况，国务院和新市委回答：工作组是可以信任的。
晚上，在数力系文革成立大会上，杨天放说：我们不仅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进攻，而且特别要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打着红旗反红旗”来进攻。
据说从12日至16日，103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行。工作组把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
韩爱晶分析清华文化革命时指出：新市委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郭影秋在工作组亮相大会上，正式宣布原校党委蒋南翔停职反省，同时宣布由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组织。这是很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标志着工作组领导清华运动的序幕正式拉开。承前启后，合理合法。
可是工作组登台才揭幕，怎么就会有人唱对台戏呢！这是由三个重要原因引起的：
第一个原因是对蒋南翔的性质表述有严重分歧，陶铸说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郭影秋竟称“蒋南翔同志”，很自然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在这个问题上引发矛盾同样应该由那些在毛泽东左右参与重大决策落实主席指示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负责！
按照传统习惯，中央处置干部，比如对彭真，1966年5月23日。中发[66]277号文件白纸黑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中央文件是根据不同内容发到不同级别的干部，群众是看不到的。他们只能听到领导传达的文件精神和部分内容。文化革命开始时群众主要根据报纸社论和电台新闻来判断中央的部署。后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人经常在一些场合发表讲话，群众就到处转抄讲话作为行动的重要依据。
而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上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一文说：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就像处置彭真一样，中央文件对蒋南翔也是称“同志”，蒋南翔仍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公开讲话却说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群众以此为据，认为工作组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蒋南翔，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这个责任在负责落实毛泽东指示的中央高层领导人。
第二个原因是斗争方式上的分歧，文革初期群众运动如火如荼。青年学生批斗当权派时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工作组处理也不恰当，引发部分师生对工作组不满。工作组干部有政治经验，按中央文件办事；群众有革命热情，按毛主席的书、社论以及中央领导讲话行动。各有其理，但矛盾却加剧了。
当然，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根本原因，还是人们在文革时的处境、利益、世界观和愿望存在根本矛盾。
正如蒯大富回忆说：文革时有一股风，开批斗会给人戴高帽子，让人弯腰，搞喷气式。1966年的6月份，群众运动一起来这种情况很普遍。这和毛主席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因为学生在高中念书的时候都念了这篇文章，那里面就说，农民斗地主劣绅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毛主席讲：“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大字报里传说毛主席有这么一句话：戴高帽子罪魁祸首是我。
红卫兵是一些高干子弟先组织的，他们的父母当年在井冈山、在瑞金搞土地革命的时候斗地主就搞过戴高帽子。
1966年的工作组进来的时候，群众运动刚搞起来，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工作组也确实是制止的，这也是导致群众和工作组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 刘少奇派王光美进清华蹲点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巧合，蒯大富在清华勇敢地展开了练兵行动。谁会想到，短短半个月清华大学的“练兵”升级为超出想象的血雨腥风！
1966年6月16日，即毛泽东杭州讲话第二天，面对工作组进校后出现的矛盾，蒯大富和同班同学孟家驹贴出一篇题为《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用十六张大纸抄写，贴在清华大礼堂的正前面。一下子，就把全校所有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蒯大富对工作组的质疑比起他对校党委的反应迅速多了。
蒯大富自述：当时我们整天研究社论啊，研究来研究去。一条一条对照，发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一样，我们就按照中央的指示，经过分析，发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竟然和彭真挥舞的五条大棒相同，我们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从中央的报纸上，抄下一些段落，来批判工作组的五条大棒，写成《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内容如下：
一场严重的斗争又开始了！
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九日晚上进校的，当日晚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是，我们只高兴了几个小时。工作组到校已整整六天了，大批工作队员都干了些什么呢？是否促进了我校文化大革命？是否能把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向最后胜利？这是每个革命左派、广大师生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下面，我们提出一些现象和分析，供大家思考。
运动方向问题
九日晚到十日晨，一夜之间，从前顽固的保皇先生们都突然“哗变”纷纷起义，“我们受骗了”的大合唱登台表演了，各系打狗队十、十一日纷纷出去，很多狗被打得落花流水，夹尾而逃。十二日，高教部各兄弟院校来声援我们，贴了些大字报，而我们学校大字报的数量急剧下降。到了十三、十四日，由于连续开会讨论叶林同志报告。两次到三次，除社教战线上的同志贴出一部分大字报外，清华园内一片冷冷清清，大有运动趋于尾声之势，革命左派非常着急！运动向左转了，还是向右转了？
依靠谁
左派不香、右派不臭，左派没有树立起威信。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来的这几天，就我们班上来说，没有找过左派小组的一个成员谈过一次话。他们的活动很神秘，就现在已经组成的领导班子来看，许多班（包括有广播电台、工化系几个班）不是左派占优势，而是原来保皇派的成员占优势，这是严重的大方向问题。
奇怪的李世权事件
大家知道，在工作组进校两天后，李世权铤而走险，竟贴出一张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决不是疯狗跳墙，也决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反动派疯狂反扑的征兆。对于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我们把他从公寓里拖到阶梯教室开斗争大会，工作组同志百般阻拦不让开，并提出三条：①让大家知道。②让大家都写大字报。③我们一定处理李世权事件。
我们要问工作组，斗争反革命的大会不让开，却拼命扩大他的影响（反动大字报保留到十二日上午十点，到处转抄）。关起门来自己处理，我们怀疑这是否有问题，我们坚决要求工作组把李世权放出来，让全校同学开斗争大会，糊里糊涂过关是不行的。
自控系一张大字报
自控系张根旺同志在三号楼贴出一张大字报，现抄录如下：
工作组一个同志说：“你们大学生觉悟太低了，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你们可以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做法一点也不高级，不懂党的策略。”又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又说“戴高帽子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又说“你们这样做，你们中毒太深了，说明你们主席著作学得太差了”。
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话是出自工作队队员之中，他竟对广大革命群众破口大骂，我们要告诉这位同志，你骂我们，我们不在乎，但是你骂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不答应，你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拼命！请工作队领导同志立即核查此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必须马上开除这个工作队员，并向全校作检讨。
五条大棒
钻进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常常挥舞着五条大捧：
一曰“放”……
二曰“先立后破”……
三曰“反对左派学阀”……
四曰“纯学术讨论”……
五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工作组领导同志反复说：真理在我们手里，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理由说充分，他们自然不神气。他们以此阻止我们开斗争会，不让游街示众，甚至以此来阻拦我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李世权大会，好像那些顽固的保皇派也能和我们一起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我们不会上当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向保皇派反击时，他们跟踪监视围攻、开黑名单、摄黑相片、造黑档案，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从来没有和我们讲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平等。今天我们抬头了，工作组却口口声声要我们同黑帮摆事实、讲道理，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讲的是无产级真理，他们能听进去吗？……
关于六月十三日大会
一、有人说：“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同志们，你们错了。
我们无限信赖的是党中央，无限信赖的是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在工作组的性质未搞清楚之前，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不负责任的，不也曾有人说过“我们无限信赖校党委”？事实是怎样呢？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究竟怎么样，还不能下结论，此时就提出“无限信赖工作组”不能不算是阴谋。任何人都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工作组尤其这样。
二、有人说：“工作组的成绩很大，刚一来局势就大变。”我们说局势大变不是工作组的成绩，而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威望使黑帮胆寒，是革命左派的斗争，使保皇派们丧魂，他们才不得不“起义”、“投降”……
化902 蒯大富 孟家驹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蒯大富自述：这张大字报贴出来以后，那从工作组的角度上讲如果不把你打下去，那我们工作组的工作怎么开展？我们说的话还有谁听啊？你竟然提出工作组往哪里去这样一个方向性的问题，那你说我们工作组怎么办？6月16号下午，叶林亲自来看大字报。看了这张大字报后，工作组就非常重视我们班了。
1966年6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看大字报。又过一天一一6月18日北京大学出了影响全国运动的事件。
请看当时一篇日记：清晨5点，北大继续斗黑帮分子。这天的斗争，是十几天来群众中憋着的怒火的总爆发，是这一阶段运动的最高峰。校园里人山人海，群众革命情绪达到白热化程度。哲学楼、大饭厅、32楼、35楼、38楼、校医院、二院、南阁的前面，凡是有一块空场地的地方，拉来黑帮分子就斗。这一天北大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各单位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统统被揪出来斗了（陆平、彭佩云除外）。有的黑帮分子一上午被斗了几次，群众愤怒到了极点，有的也狠狠地揍了黑帮们几下。这天上午被斗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统计有50多人。
周赤萍去北大取经，回清华开会传达说：北大出了个反革命事件。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北大系工作组组长会上，进一步肯定“6·18”是反革命事件。张承先报告以后，建立了全校纠察队，5个校门的门岗森严，外单位不许进校。学生外出，必须事先向工作组请假，回来要汇报。出校门时要查看证件、相片。有的系工作组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实际意味着互相监视；有的工作组还让纠察队暗中监视学生宿舍，以防学生由窗口跳出。
6月19日清华的运动没受北大影响，还是自己搞自己的。这时，刘少奇针对北大6·18的批示也还没下来，但乌云已经压顶，从上往下抓学生反革命的风暴正在形成之中。
韩爱晶分析北大6·18事件时说：
对这件事，我一直在分析思考，寻找答案：一方面，毛主席觉得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共产党应该重视这个关系社会前途的大事并采取有效措施作战略部署，让青年去锻炼。
可是另一方面，学生响应号召，起来揭发批判学校中上层当权派时，发生过火行为，会有个别人混水摸鱼，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违反政策，又该采取什么措施预防呢？怎么找到又发动民众革命又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办法呢？
第三，北大工作组张承先、清华工作组周赤萍都是革命老干部。为什么他们就那样自然地马上把群众违反宪法和政策的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呢？为什么还由此波及到全国高等院校去大抓学生反革命分子呢？文化革命前我们的党政领导已经养成了动辄抓反革命分子的习惯思维，人民的公仆变成这样岂不正好说明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么？我们就是要通过人民参与政治民主运动彻底改变官员们危险的思维习惯。
以上三个方面不可偏废，应兼顾而为，当然很难。但只有如此，才能沿着毛主席指明的方向前进！
当年，毛主席回北京之前，有人把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毛主席回北京之后，又有人说这是革命事件。这两种评价都不对。应该说，6·18事件是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严重违反政策的事件。
第三节 蒯大富和副总理薄一波交锋
北京大学发生6·18事件后的第二天，王光美在清华正式亮相。晚饭时，王光美在七饭厅（女生食堂）见到学生，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并表示，如果大家要求，她愿当清华工作组组员。而副总理薄一波和蒯大富在礼堂前的初次交锋也发生在此日。6月19日，对蒯大富来说绝对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蒯大富回忆说：6月19号，薄一波来清华看大字报，他是国家经委主任，而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是经委副主任。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电视看，薄一波的形象一般人也不认识，薄一波出的新闻也非常少，我不知道谁是薄一波。他穿着短袖衬衫，拿一个芭蕉扇，一边扇一边就过来了，当然后边是有人跟着的，也不显得有多大的官。后来他就走到大字报区了。
我正在那里看大家对我的大字报的反应。薄一波就问：这大字报谁写的？
旁边一个同学就说：他，就是他一一蒯大富写的！
薄一波就说：过来，过来。
我就过去了。薄一波就说：这张大字报是你写的？
我说是我写的。
薄一波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说蒯大富啊。后来我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不能告诉你。
我说我上当了，根据对等的原则，我告诉你了，你也应该告诉我。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你，而你不告诉我，这不平等。
那个时候也不怵，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他又背着手往学校校部那个方向走了。走了没多远，我就说：哪里来的这么一个胖老头骗了我一下。
我叫他胖老头，这就是后来工作组说我对薄一波不尊敬，竟然叫他胖老头。这是薄一波第一次进清华，第一次进清华就和我遇上了，没过几天，大概不到十天，就又进了一次清华。
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当时在清华大学薄一波与蒯大富等人的对话：
薄一波谈了一些斗争策略后谈到了工作组的问题，这时后面一个声音喊道：“工作组方向有问题！”
蒯：不是这样说的，我是说，我们提了许多意见，工作组不给答复。
薄：这是哪个同学说的？请他进来！你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
蒯：我叫蒯大富，工化系。
薄：为什么工作组方向错了？
蒯：十五日以前工作组什么工作也没干，我们要游街，工作组都干涉。
薄：噢！那你说说怎么办？工作组在清华园下了车，站在校门口就喊，大家斗啊！这不解决问题，毛主席说：“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你知道吗？
蒯：我知道，但工作组来了后十五日前不让我们斗人……所以大方向错了。
薄：你是左派？
蒯：这我自己怎么好说呢。
薄：革命者应该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
蒯：而我以为自己是左派。
吕：你认为错了，那么错在哪儿？你认为的大方向应该是什么？
薄：这同学说的有道理，你叫什么名字？
吕：吕述祖。
蒯：我们还有很多理由说明工作组方向有问题，我们信赖党中央毛主席。
薄：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做事情是通过这些做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
蒯：我们是有理由怀疑的。
吕：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也希望斗他们，但我觉得是当时自己没跟上形势，斗争会要有“孕育期”，这就是调查研究，调查是毛主席思想关键的一点。
薄：对！来到清华园，说一声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出来，只把右派留在清华园里，用机关枪一扫，这不解决问题，真正革命左派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
蒯：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薄：好！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
一、希望你能站在左派群众中来，站在工作组一边去，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如果做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一个圆分左半圆和右半圆，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语录，多在用字上下功夫，毛泽东思想不仅对黑帮是照妖镜，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亦是照妖镜。
三、噢！上面两点就已经够了，希望你今天学了语录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澄清一下错误，不过关于这一点，你是否敢于写，我是怀疑的，你如果不写，就会像他们处境一样尴尬（用手指爬在芦席上听我们讲话的同学），受到大家的围攻，起码他（指吕）就会写大字报攻你。
蒯：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薄：这话对！但是陆平还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蒯：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薄：我认为是恰当的，难道你让我举中国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围攻的例子吗？恐怕在这儿的同学都不会答应，那他们不都成了修正主义了吗！
蒯：你叫什么名字？
薄：这个我懒得说。
蒯：那你告诉我个姓吧！
薄：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答。
蒯：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是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也应该告诉我。
薄：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
谈话基本结束，薄又问蒯大富：“六月九号和十号两天清华园形势大不一样，是为什么？”
蒯：我觉得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薄：那么难道九号以前主席思想就没有威力了吗？我认为取得成绩，其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其二是由于工作组进校了。
（又，当同学谈到我校基础课教研组李世权写的极端反动标语时，薄问）
薄：他写了什么标语？
一同学：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薄：“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好！好！让他写嘛；你们不懂策略，我就比你们多懂一些，应该让他们先放出来……
薄一波和蒯大富在清华大字报区当众交锋也就这么过去了。
韩爱晶评论说：薄一波讲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亲历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和政治斗争，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当然比蒯大富强。他说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如果做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一个圆分左半圆和右半圆，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但他后来赞成把蒯大富当反革命来整，薄一波自己岂不是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6月20日，刘少奇批转了北大工作组处理“6·18事件”的简报，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6月20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又发生少数人反对工作组的事件。
6月21日，王光美自称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组员”，但实为配备有两名秘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幕后操纵者，在工化系蹲点。也就在这一天，刘才堂又贴出大字报《大家想一想》。蒯大富看到这一张大字报以后，在大字报上写了一段话：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刘才堂同志的大字报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好得很！对党有利！为人民帮了忙！
化902蒯大富
1966.6.21
蒯大富的这段话后来成为工作组把他定为反革命的最重要证据。工作组轻率把学生打成反革命，按照薄一波的话，岂不是过左了，也就成了右了？
第四节 蒯大富十人贴大字报
王光美在清华正式亮相第四天，即6月23日，蒯大富和同班同学孟家驹等十人，一早就贴出一份三千多字的大字报，直接和叶林交火。大字报里质疑工作组通知的事把王光美牵进来了。很快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当然，蒯大富等十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这张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李雪峰动员全市抓学生反革命！
蒯大富等十人大字报内容如下：
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
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一件实在难以理解，但又非理解不可的特大奇事。
（一）
6月21日下午，工化系召开革命师生大会，斗争黑帮分子滕藤。大会最后，工化系工作组组长杨维哲同志讲了话。她说：“现在斗争形势大好……”最后，她说：“我们工作上还有缺点和错误，欢迎大家提出。”
对于杨组长的讲话，在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八点我班已进行初步讨论，同学们对工作组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主要有：“工作组落后于群众”、“没有时间写大字报”、“直到现在还没有比较具体的安排，明天的事今晚才安排”等等。
中午，我班组长蒯大富突然接到工作组黄昌甫同志的通知，说下午两点继续讨论杨组长的报告。于是蒯大富就立即通知全班同学下午在三院306讨论。
（二）
下午二点十五分大部分同学已到教室，此时，负责化9的另一名工作队队员曹欣同志匆匆跑来，她对蒯大富说：“还不快准备？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的讨论！”全班同学听了，莫不兴奋已极，立即行动，扫地的扫地，打水的打水。到二点三十分，已准备就绪，蒯大富不放心，就问曹同志：“王光美同志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要注意什么？”曹同志答道：“没有什么，大家还和平常一样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说时迟，那时快，此时从诚斋方向来了一个女同志，由一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像秘书）陪着。大家都以为这人就是王光美同志，到了面前，认识王光美的人才知道不是王光美同志，但心里想，这位干部肯定是王光美周围的人。为礼貌起见，我们没有问她的身份。而不认识王光美同志的人，却以为这位同志就是王光美同志，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多少心里话要向领导同志说啊！
二点四十分，会议主席蒯大富宣布讨论开始，针对杨组长的报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多数同学，抱着对党中央的无限信任。畅所欲言，对我校工作组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有不同意杨组长对形势的估计，认为不能那么乐观，领导班子，尤其在高班严重不纯。大字报数量减少了；保皇派并没有土崩瓦解；工作组缩手缩脚。压制群众运动；工作组落后于群众；没有组织我们学社论，对同学提的意见不予答复；工作组同志怕群众，坐在四层楼上瞎指挥，没有安排、行动盲目……
但我们班上有的同志警惕性特别高，他们怀疑来人到底是谁？在会议开始和中途曾递条子给那位女同志，请求说出身份，那位被一些同学认为是王光美同志的人，两次均没有答复。
会议就在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中进行到最后。这时，那位女同志发言了：“我是强斋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同学们大失所望，有的同学十分气愤。不过那位所谓“王光美同志”一一强斋秘书组崔某却满载而归，将我们班的底差不多都摸去了。
（三）
一个严重谣言就产生了！
开始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后来却来了个秘书组同志，这是为什么？我班部分同学认为，这绝不是简单的侮辱领导同志，这里面可能有阴谋！
大家记得，工作组一进校曾宣布：听到谣言要追查到底！于是组长蒯大富派出鲍长康和李世雄两同志去强斋校工作组询问。
二十二日下午六点四十分他们到了校工作组，李世雄问：“王光美同志今天下午来了没有？”答曰：“不知道。”问：“如果王光美来，叶林同志可能知道，我们求见叶林同志。”答曰：“不在，开会去了。”
对于这样一个大谣言，我们满以为工作组同志会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们想错了，他们只给我们的同志坐冷板凳，整整坐了四个钟头……
正当我们坐冷板凳坐得实在不耐烦的时候，十点四十分曹欣、黄昌甫二同志找我们会谈。此时蒯大富、孟家驹也到了那里。
我们问：原来你说王光美同志要来，怎么来了一个强斋秘书组同志？
曹答：工化系办公室听电话听错了。
问：怎么错？
答：他把“联络组秘书要来”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来”。
问：我们不相信这也会听错。
曹反问：你们问这个干什么？
我们答：我们要追查谣言。谁接的电话？
曹答：办公室同志，我是听他告诉我的。
我们说：我们要见他。
曹犹豫半天，才说：好，老黄陪你们去，我留一会儿马上就来。
我们说：不行，你与我们一起走。
曹无法，说：那我先骑车走了。飞驰往化学馆而去。
十分钟后，我们步行到化学馆四楼工化系工作组办公室。只听里边屋子叽叽喳喳地议论，我们又坐了十分钟冷板凳。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带着曹欣、黄昌甫还有两个工作组同志来与我们会谈，此时已是二十二日深夜十一点十分。
张茜薇问：你们是什么目的？
我们答：想追查谣言。
问：哪里来的谣言？
我们反问：你们还不知道吗？
张答：不知道。（一一我们真想不通！）
下面我们简述了一下过程，说：把“联络组秘书要来”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来”，我们不相信。
曹插言：听错就听错，这有什么不相信。
黄接：当然可以听错啦！完全可能啊！
我们问：你们相信？
张答：我相信！
曹接：我也相信！
我们问：你们敢负责任？
张答：我们负责任。（并说：上次王光美来过一次，前两天听说以后来清华，我们所以听错了。）
我们说：你负不了责任！我们要见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能不能见到他？
张避而不答，硬往别的问题上扯，我们不放过这个关键问题。问她：“可不可以见他？”（此时十一点十五分）
沉默五分钟。
又沉默了五分钟，张茜薇转身到隔壁内室去，曹欣跟着出去，然后他们相继出去了。
反正我们冷板凳坐惯了的。我们又坐了三十一分钟冷板凳。曹才从隔壁间慢慢进来。
我们问：“可不可以见到办公室打电话的同志？”
曹毅然答道：“张茜薇叫我来告诉你们，具体工作的同志，不可接见！”
我们说：“好了，我们走了。”此时为六月二十二日十一点四十六分。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我们郑重声明一下：以上过程全部真实，我们以生命来担保！
（四）
我们坐了五个钟头的冷板凳，得到了什么呢？得出了“我们听错了”的回答。本来，我们不用分析，大家就显而易见，得到自己的结论。但我们仍分析几点：
1、把“联络组秘书要来”错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来”，大家根据常识判断一下，是否有这等事？
2、关键在于这件事清华大学工作组从上到下都应该知道。
王光美同志要来我校，非同小可，而她要参加某一个班的讨论。更非儿戏。此事既然工化系工作组知道了，那么校工作组就不可能不知道，事实正是这样，是强斋工作组的崔某某顶替了王光美同志参加了我班的讨论。不知是谁暗中使了个偷梁换柱之计，竟对王光美同志也冒名顶替起来了，此人是谁？又抱着什么目的？难道这只是政治上不严肃吗？还是另有什么阴谋？以叶林同志为首的校工作组，请你们迅速做出回答。
大家知道我们曾于六月十六日出了一份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提出了问题，让大家思考。本来我们还有大批材料有待陆续发表，可是这么一来，将我们的材料搞走了相当一部分，我们觉得很遗憾。
3、大家知道，校工作组把造这大谣言的责任全推到工化系工作组办公室听电话的一个人身上，而他们借口“具体工作的同志”拒绝接见。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同志们，问题只能说到这儿，我们也不想再进行分析……
化902 蒯大富 鲍长康 李世维 孟家驹 曾文龙
谢位珍 吴汀浩 陈新生 卞有为 邵凯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翌晨
从大字报内容可以清楚看出，化902班学生们有一种被耍骗的感觉。即便在和平岁月里，这些正处在青春期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是很上进、很自尊，也很较真的。被骗弄的感觉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愤怒，更何况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正旺的时候，那青春的烈焰和革命的激情就一起燃烧了。这火烧到了工作组屁股上，把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卷了进去。这火当然要灭！要把蒯大富一帮的气焰打下去！
第五节 王光美指挥全校大辩论
1966年6月24日凌晨2点左右，工作组就把一些“可靠”的同学从床上叫起，让他们赶写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很快，以工化系为主的反蒯斗争开始了。工作组把清华园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指向了蒯大富，把蒯大富骂成“牛鬼蛇神、反革命”。此时工化系文革主任杨东胜同学对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杨东胜阻止他们说“不要反击同学”，杨东胜的父亲是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可是，叶林不但听不进他的意见，后来还排挤杨东胜，对那些反蒯积极分子委以重任。
蒯大富回忆说：这时候贺鹏飞和刘涛他们就发挥作用了。工作组让贺鹏飞出面。贺鹏飞说蒯大富你们怎么搞的，你们这样骗同学怎么行啊？
6月24号，贺鹏飞指使光O班的同学把我引出来，围住我辩论。在清华大学化学馆门口，追着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辩论！”
我说：“辩论什么啊？”
他说：“辩论你的大字报！”
我说：“我不辩！我贴大字报，你也可以贴大字报！你把我驳倒了，我也不会服你；你驳不倒我，我也不和你辩！”
“什么不辩，大鸣、大放、大辩论，你敢不敢辩？”他又说。
他说我不敢辩，我就不服气了：“辩就辩！”当时我年轻嘛。
“说好了，你说话算数？”他说。
“我当然算数！怎么辩？”我问。
“今天晚上七点，在大礼堂！”他说。
我说：“那我们得讲好条件！”
他问：“什么条件？”
我说：“一边三个人！你三个人，我三个人。你发言一个，我发言一个！谁也不许在发言时打断对方，要平等。”
他说：“可以做到，完全可以做到！”
我当场问贺鹏飞派来的这个同学，反正也是个干部子弟。我就问他能不能代表贺鹏飞，说话算不算数。他说代表，算数。这样说定了。广播台就向全校广播了：今晚七点在学校中心大礼堂开辩论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那些不了解真相的同学和想要了解真相的同学哗啦就把大礼堂占满了。去大礼堂的学生是没有倾向性的，那礼堂根本就站不下了。那时的礼堂还没有空调，6月24号啊，没有空调那是什么状况啊，那个扇子是拼命地扇，礼堂上面是有几个吊扇，可也没什么用，反正楼上楼下是挤得满满的。本来只能装1700多人，可至少挤进去2000多人。
7点前几分钟，我就带着两个人进去了，一个是鲍长康，一个是孟家驹。
6月24日晚7点半，辩论开始。后来揭发出来的，王光美亲自拿着话筒坐镇啊，当然我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王光美有什么错误，我还是把王光美当作一个很高级的领导来看的，认为她是很公正的。
他们出了贺鹏飞一个，还有一个是工物系的姓王的同学，还有一个好像叫李其大。他们准备以势压人，想把我们吓唬下去的。
第一个是他们发言，上来就说：蒯大富，你总贴大字报，左贴大字报，右贴大字报，带头起哄，搅乱文化大革命秩序，把矛头指向我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新市委是我们党中央刚刚任命的，工作组是新市委直接派来的，是代表党的，你这样处处与工作组为难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下来，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上前做第一次发言，当场有人记录，后来收在我的大字报选里：
我是化902的，姓蒯，叫蒯大富。
我首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我们是从想到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战斗、正在受苦流血的世界人民，从这一点出发，所以我们要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事情，对任何一个可疑的事情都要追查到底……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从前我们为什么把矛头指向校党委，因为从前校党委把持着这个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我们当时在没弄清的情况下，我们是要质疑的，所以我们要指向校党委。有人批评我们，敌我不分，枪口要一致对外，但我们没有理他们，在党和毛主席的支持下，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我们把他们斗垮了，政权夺过来了。现在，政权已转到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手里，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一般说可以信赖的。但是在我们系发现的问题来说，已经有些疑问没有澄清，希望今天的会议把疑问澄清，澄清了我们就一点怀疑也没有了。在问题没有弄清之前，我们是有怀疑的。这就是存疑，是我们对工作组的基本态度。
下面我想说一说，六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六·二二事件。我先讲六月二十二日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如果有同志认为我没讲清楚，有的地方漏掉一些事贵，同志们提出来我还可以澄清。
今天我们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大会是由谁挑起的，今天的大会是可以澄清的。因为当事人基本上都在这儿。在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一刻负责化九的工作队员曹欣匆匆跑来，在楼道里对我一个人说：“你们下午讨论吗？”我说：“讨论。”他说：“你们还不快准备？”我说：“什么事？”他说：“王光美同志今天参加你们的讨论。”
我们再一次在这里郑重声明一下，我们十个人以生命来担保上面的事情全部是真实的。清华工作组从领导到工化系下层，是不是知道？王光美同志来我校，这已是不小的事情，而且要参加某个具体班级的讨论，我们认为根本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谁使用了偷梁换柱之计，竟对王光美同志也来了个冒名顶替。这个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这个难道只是政治上的不严肃吗？这难道只是对领导同志的侮辱吗？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这里可能有阴谋。
这件事情，我们再表明一下态度，我们是抱着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信任，被认为是可疑的事，不放过。因为叶林同志一来时曾宣布过，对任何谣言不放过。我们是遵照这个指示去做的。到当天晚上。回来时已十二点多了，十二点以后，我们整夜没睡觉，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东区一份，西区一份。
昨天一天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引起学校轰动，大家都来看大字报，大家提出各种疑问，昨天一天我在宿舍里接待了近200多同学来访问……这时，我还向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还是这个态度，我们出的大字报内容，我们负完全责任。关于王光美同志要来，开始说要来。后来可能来，最后没有来，来了个秘书组同志，这件事我们希望找工作队澄清。工作队有关人在这儿，他们会澄清这件事。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以工化系革命委员会名义，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有些类似六月三日艾知生召开的会议，他们找了那些支持工作组的人开会。在这个会议召开以后，第二天我们发现，围攻的大字报，风起云涌，破口大骂，不承认事实，不解释事实，人身攻击，我成为了牛鬼蛇神、反革命、假左派，什么都来。只要能骂的恶毒的词句都可以骂上去，这些有目共睹。为什么出现这种事件？
今天下午，我们两个同志，在阶梯教室门口和某些同志辩论起来了。后来，我插进来了，当场就要我回答，我有事，已经向大家作了解答，后来我说我走啦，他俩揪住我不放。后来不理他，我们到工化系去了，到工化系办公室去，工化系大办公室不让我们去，我们在门口，后来，出来一个工作组同志，这个同志没有参加我们任何事件。好多同学要我和他们当场辩论，群众对我压力很大。我说我们写成大字报来回答你们问题，他俩说不行，必须要回答。还有人叫嚷不能把他放走！他们是不是黑帮我们还不肯定，他们以审判黑帮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工化系馆门口，工作组同志指着我鼻子说：一定要回答。你不回答不行！后来，来了一群带红袖章的纠察队，把我包围起来。我说，你们要负责我的安全。我说我今天不回答你们问题。他们说这是群众要求，你们还要回答。从三时一刻到五时四十五分，二个半钟头就将我围在那里，站得很累，这是偶然凑起来的？还是有意来的？
后来听他们说王光美在后面气得不得了，他们有一条线可以拉到后面，能听到前台说话的。王光美说蒯大富简直是顶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定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
贺鹏飞他们又上来发言说，很多同志质问蒯大富：为什么在大字报上不提王光美同志可能来也可能不来这一重要事实？为什么知道王光美同志不来，而不向大家宣布？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想达到什么目的？
那个时候的同学是一点派性都没有的，都是对准真相的。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蒯大富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啊，你说王光美来，这王光美不是小人物啊，她是国家主席的夫人，说到你们班上来听取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来了不解释原因，你这不是搞欺骗吗？同学们也就要求工作组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解释，同学们就不答应。
我上台回答，做了第二次发言：
同学们，我们看清楚了，我们要求解决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要求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干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提其他任何要求，也谈不上有任何要求，我们的这个要求不合理吗？我们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我们继续要求贺鹏飞同志回答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大家哗啦啦地全鼓掌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足足有一个小时，只要我一上台，就鼓掌，只要贺鹏飞他们一上台，就跺脚啊，说下去！下去！这个录音还在，绝对精彩。贺鹏飞他们无话可说。
这个时候贺鹏飞他们靠边了。工作组的人上台了，是赤膊上阵了。张茜薇上台了，杨天放上台了，周赤萍上台了，最后叶林也上台了。先是工作组副组长、化工部合成纤维研究所所长兼书记张茜薇上台发言。张茜薇只是做些解释。
我接上去做第三次发言：
刚才那个问题，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同志给我们解释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个大阴谋。没有说过。我是这样说的：这里可能有阴谋，可能有阴谋！我们从来没有肯定他们是阴谋。如果能给我们解释清楚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刚才张茜薇同志的解释，我们是非常不满意的。我们大字报重点就是王光美同志要来，有这个消息，后这个消息又没有了，我们突出的是这个。
张茜薇是没法再上去了。工作组副组长杨天放上台来了。他是林业部副部长。
杨天放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是代表党中央的，蒯大富企图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下面听会的就是要听双方辩论清楚王光美说来参加班会讨论又没来，对自尊心很强、真心要革命的学生来说要听清有欺骗没有。一听杨天放说这个，真是莫名其妙，哪儿对哪儿啊，于是同学们又把他给轰下去了。
一看不行，周赤萍又上台发言，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委副主任。周赤萍说：我们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了，跟着党走了多少多少年，我们的党培养的干部，现在受党的委托到这里来。在这里领导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可是有蒯大富这样的一拨少数人，处处和工作组为难，不让我们正常地展开党的领导，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请同学们想一想。
可现在辩论一个具体问题，这是讲光荣经历不能代替的呀。哗啦啦又要把周赤萍赶下台。这时他没法发言，但他还想说话，下面就根本不让他说话，同学们现在不想听这个。同学们就跺脚就喊，把周赤萍又轰下去了。
最后清华工作组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出场了。
叶林本来不想出面的，可不出面怎么收场呢？王光美坐镇指挥啊！叶林只好亲自上阵了。叶林上台，看得出叶林啊，有点抖索，也有可能激动，也有可能生气，或许是害怕，反正是面临这种形势他知道自己是压不住了。一开始他就念了一段《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讲了几句空话，他说：工作组是在新市委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新市委是我们党中央刚刚宣布成立的，你们也知道新市委宣布我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组长，我们是每一步都听新市委、听党中央的，我们工作中可能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不可能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搞骗局啦，蒯大富这样的行为已经完全不是什么所谓解决具体问题了。
叶林讲了几分钟话以后，我说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我说几句。
我做了第四次发言：
同志们，我想要讲几句话，我回答叶林同志几个问题，叶林同志说：你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工作组？我们说现在权利在工作组手里，但是这个权力是不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无产阶级的，我们要考验。事实上有些院校里的工作组被考验垮了。
他说什么我们的矛头不指向黑线，而指向工作组，他把黑线和工作组完全断绝，给自己定调子，我们说工作组是不是黑线现在我们不能下结论……
最后叶林同志说我们曾指出工作组大方向有问题，我们说还没有下结论大方向错了。大方向是否错，我希望全校革命师生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判断。叶林自己说：“我们的大方向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是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的方向，我们的方向是揪出一切牛鬼蛇神。”告诉叶林同志，我们的方向也是这个。关于刚才我们提出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至今没有回答清楚。
工作组大方向错没错，我下不了结论。《人民日报》社论曾说过，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方面提出问题，这样一来，就能做出结论是否是牛鬼蛇神。所以我一个人是没有权利判断工作组大方向是否是错了？只有通过全校同学来证明。
我重复一遍，现在有些工作组，不是我们学校，是外校的工作组，经过考验是有考验垮了的。比如像邮电学院工作组组长是大有问题的，撤了，是真的。是不是这样，你们自己去调查，我说话负责任。还有，我们清华大学，原来派下去庞大的工作组，是不是黑帮，你们自己知道。自己也是以工作组为名义，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但确实是黑帮，是考验垮了。我说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不是全体，是一小部分。我说叶林同志刚才讲他代表党中央，谁能代表党呢？只有党中央，谁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只有党中央能代表，你是工作组只是新市委下面的一个办事机构，你对的你是党的领导，你的错的是你自己的责任，我不承认你代表党的。
我们今天辩论的问题，而且是贺鹏飞同志强迫我们辩论的，非常简单，就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到化902班听取汇报的事，就这么简单。你们开始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后来又没来，你们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我们还在你们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解释不清楚我们今天不会放过这个问题。
哗啦啦同学们在下面鼓掌，根本就不把叶林当回事。反正只要我一上台他们就鼓掌，只要工作组的上台他们就跺脚，就起哄。
后来就到十一点钟了，辩论进行了4个小时，贺鹏飞就找我商量说：蒯大富你看今天也很晚了，我们的辩论会是不是明天七点还在这儿继续进行。你看好不好？
我说：那好，我们说好了，明天晚上七点还在这儿继续辩论。
他说：好，那我们一起来宣布。
我就上台说：同学们，刚才我已经和贺鹏飞同志商量好了，因为今天晚上已经太晚了，我们明天晚上七点还在这儿继续开辩论会。今天晚上就请同学们先回去休息。同学们就散了。
当天辩论会上，叶林说蒯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周赤萍在会上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不许怀疑和反对工作组。
沈如槐回忆6·24辩论会之后的情况，他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生动地写道：工作组的做法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
……我们班一共30人，有26人贴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足见工作组在6·24辩论会上的表现多么拙劣、多么不得人心。特别是周赤萍“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那句话，在学生中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毛泽东思想是神圣的，你小小一个周赤萍怎能代表得了？
万润南在一篇文章里说，蒯大富成为大造反派是由这次王光美要来他们班又没来发生的误会促成的。万润南是1964年进清华土建系读书的，比蒯大富低一级，小一岁，曾经是刘涛的丈夫、刘少奇的女婿，是北京四通公司的创始人和代言人。1989年64风波后流亡海外。
韩爱晶说：我数次重读蒯大富的发言记录稿并反复思考。综观整个辩论会，某种意义上说，万润南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不就这么个事吗？这里头确实有误会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讲，不是误会。请问，一个小小的误会引起争辩，最后要惊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吗？还要惊动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吗？！
事情不那么简单！这场争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关系到宪法、关系社会主义民主。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它是文革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清华的领导班子。蒯大富等人因为工作组通知说王光美来听会而没来产生怀疑，给工作组贴大字报，这是大学生的正当公民权利。工作组是共产党的工作组，它一方面是领导，另一方面它是公仆。听到不同意见应当耐心倾听，耐心解释清楚就好了。
可是他们不是这样做，而是强行召开全校辩论会，他们根本就没想过对清华大学学生公民们的意见耐心倾听，耐心解释。他们想借势压人。广大学生看不过，所以支持蒯大富，要工作组讲清楚。
工作组推出张茜薇来解释，我对张茜薇极为好感。她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其父张太雷是中共早期领导者之一，广州起义后被害。张茜薇青年时期参加革命，这样一个正直的干部，把她推上台解释，真是勉为其难呵！实际她没法说清，因为她不可能坦诚告诉大家，王光美起初怎么提出去化902班参加讨论，后来又怎么改变初衷决定不去的。要么做点自我批评也就过去了。这样似乎很简单，却等于承认蒯大富等贴大字报的学生没问题。这关系到工作组的威信，也关系王光美的面子。那还得了！中国人的面子观世界罕见，更何况高级领导人的面子，王光美的面子，面子高于事实！怎么办？就要想办法去圆、圆！结果越说越不圆。当然面子背后还是为民做主的习惯在起作用。如果真有公仆之心，做点自我批评算什么？张茜薇上台三次越说越不圆，作为老实人，她不会圆故事，被学生轰下去了！
周赤萍再上台解释，他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前辈啊！如果是召开革命传统报告会，那同学们肯定献花聆听！可现在学生关心的是事实真相，光荣的革命经历代表不了事实真相！高级领导人不要忘记自己是人民公仆！不要忘记宪法赋予民众的合法权利！不要忘记社会主义民主！事情的本质在这里，这不是误会！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群众批评和监督我们的党和政府组织及其领导人，其合法性就在这里，反之，把热心批评监督的群众包括犯有错误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其反动性也就在这里。
叶林也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可是他也同样忘记自己是公仆，忘记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民众享有的民主权利。他们总习惯于把持不同意见的民众打成反革命，实行专制。可悲在于此！
当晚在辩论会现场就有许多同学想不通，认为工作组错误估计形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把运动引向群众斗群众。会议还未进行完，就有不少同学退出会场赶往中共中央、国务院、新市委等汇报情况，认为叶林是定调子压制群众。
叶林在之后的一次干部会上讲：“24日晚开会，有1000多张条子，有200多张反动条子，80％没名字，要把没名字的条子贴在牛皮纸上，放在大礼堂追查名字。”
第六节 蒯大富凯旋遇知音
蒯大富自述：我就是那天晚上认识刘刚的。
辩论会结束，同学们从酷热的大礼堂散去。我当时是喜气洋洋走下来。在礼堂的人群里一个小姑娘一把抓住我说：“蒯大富同志，向你祝贺！”
我问：“你是谁啊？”
她说：“我是清华附中的，今天真解渴啊，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礼堂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说话，一路回到学生宿舍。我住在二楼。当天晚上刘刚在我宿舍里谈到快一点了才回去。
那时的小女孩多单纯啊！她叫刘刚，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学生，当时17岁，1949年与新中国同年诞生。小名叫张岚霞，干部家庭出身，文化大革命父亲受冲击。她是清华附中造反派。
那天晚上蒯大富太高兴了，几乎彻夜难眠，辩论大获全胜。又飞来妙龄高一女生。
后来，刘刚成为蒯大富的女友，也是战友。热恋两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