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毛泽东返京撤销工作组
第一节 蒯大富恢复自由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7月18日回北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对中央负责人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7月18日上午，在清华全校团员大会上叶林突然宣布反蒯急刹车，转入打黑帮。有的系布置赶快写批判黑帮的大字报，师生们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这反映叶林消息很灵，他的应变来得真快。
7月20日，北大学生给清华送来一张《要运动》的大字报，质问清华园内为什么冷冷清清，指责清华工作组封校门，不准学生串联。刚一贴出，就有不少学生围攻说：“北大的蒯大富跳出来了。”王光美看大字报的时候对同学们说：“反蒯有成绩，北大的大字报一来就顶回去了。”
王光美还是很沉得住气的！
蒯大富回忆说：我后来被关到一号楼，有24个人倒四班看着不让出来，完全是监禁状态，吃饭也不准出来。
7月20号，我们班团支部书记突然通知我：蒯大富，你可以回到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听了就发蒙了，我说：真的啊？他说：真的，现在就走。
夏天嘛，没什么东西，我就夹了本《毛选》，和一点衣物回到了班上。哦，又回到原来住的集体宿舍。可是心里还是发毛，我估计工作组是在搞诡计，是想勾引我的后台，放长线、钓大鱼。
我留了个心眼，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我就试着出去了，我先沿着清华的那个围墙，在校园围墙里面走，那一圈几乎十里地都不止。
当时夏天呵，草木很深的，到可以挡的地方，我就偷偷看后面到底有没有人尾随。我换了几个位置看了几次，没有！绝对没有！我才知道真把我放了，真放了！
放了以后呢，还是发蒙，毕竟关了那么多天嘛，清华当时也没什么动静。工作组也没有表现有什么异常。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7月20日晚上，清华开批判黑帮大会。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视察，看大字报。
7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抗美援越大会。清华工作组集合他们信任的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去参加大会，校园里冷冷清清。刘少奇在百万人大会上发表援越声明。这一天北京几十所大学有一个共同现象，被工作组当作右派的学生是不允许去参加大会的，留校学习或劳动，并派有专人监视着。
上午九点多钟，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说受毛主席的委托，到北大看大字报，了解情况，看望师生，并在燕南园开了座谈会。
第二节 王力、关锋看望蒯大富
蒯大富回忆说：过了两天，哦，7月22号，工作组那个管我们班的女工作人员通知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说话，到我们工作组办公室一楼，就是新斋一楼。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没一会儿进来两个人。隔着一个很小的书桌，那两个人就坐在一边，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这两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力，这位是关锋同志，我们两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们两位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对工作组的意见。
我哪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啊！不知道，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组织。干嘛的？不知道！我以为他们又蒙我了，我已经被整糊涂了。我说我对工作组有一些意见。我当时讲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具体情况，我又写了有三页纸，三页纸是复写的，复写的原本还在我那儿。
我说，这个呢是我简单回顾的这二十多天的情况，工作组进校以后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吧！请把这个带过去。
我根本信不过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干嘛要对他讲那么多啊？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有中央文革这么个组织。他们俩看我不说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啊，就把我那三张纸拿走了。
后来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那简直是不得了了！那又是一回事了，但当时是完全没感觉。
最难忘，叶志江同学重新挑战工作组。在反蒯、批判蒯大富的时候，像叶志江这样同情我的人没有发言权了，但是他把反蒯的文章全记下来了。从7月20号我被放出来后，他就开始每天连续贴大字报，说要给蒯大富平反！蒯大富是好样的！蒯大富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比我们要深刻得多，他说不是毛主席说的每句话都是绝对真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就把工作组的批判和我的讲话拿来一句一句地批驳。
这时候全校都处在一种彷徨状态，就是看到目光都不稳定了，预示着有什么事要发生。学校开始骚动了，知道工作组站不住了，就在那个时候工作组开始沉浸在一种慌张之中的，也不敢对同学怎么，蒯大富已经出来了。而且我故意在那个清华的礼堂门口去转，看大字报。咦，蒯大富出来了？咦，蒯大富出来了？那些同学都挺惊讶的，都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我当时也很得意，反正不管怎么着现在我是出来了！不再是被关着的人了！而且叶志江等同学开始贴大字报要为蒯大富平反！
就在这个时候，王小平、雷蓉这两个人贴出了大字报。王小平是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女儿，在我们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念书；雷蓉是雷任民（对外贸易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兼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的女儿。她们贴了大字报，题目叫做《工作组的方向是正确的吗？》
这又是个一个天大的信号啊！天大的信号！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小平是王任重的女儿。王任重当时还是中央文革副组长。这个王小平、雷蓉的大字报一出来以后，全校就炸锅了。和66年6月初贺鹏飞和刘涛的大字报的效果是一模一样，那立刻就有很多人围攻王小平的大字报，“雷大富王大富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反工作组分子又跳出来了！”。
当时学校已经打了七百多个反革命嘛，我出来以后我不在乎，但是其他人都已经不敢抬头了，都已经被批蒙了，大会小会都已经被批蒙了。好，这个时候全校就在争，就是保工作组的和反工作组的又开始争，到底工作组是不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雷蓉、王小平的大字报里面就明确提出来了：工作组进校以后没有把矛头对准黑帮，主要对准学生，对准蒯大富，这在方向上是不是有问题？实际上王小平肯定从哪儿知道了消息。
第三节 形势正在起变化
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才公开报道73岁的毛泽东7月16号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毛泽东顺江而下三十多华里。毛泽东对伴游的人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晚上，刘少奇又冒雨到清华看大字报。
当晚八时，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等再次到北大看大字报，开座谈会。
倾盆大雨之中，在北大东操场，江青等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员工的辩论大会。
江青说：“革命派的学生、教职员如果要我们来，我们就召之即来……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是来做小学生的。”又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一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
陈伯达明确表示：把“6·18”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
7月26日，工作组宣布文革代表大会的选举，并要求第二天选出班代表，三天内选出代表大会成员。
晚八点，陈伯达、康生、江青第四次到北大，陪同前来的有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穆欣、曹轶欧等。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第二书记吴德也赶来参加。江青继续支持了辩论会。会上辩论很激烈。
会议结束前，江青、陈伯达、康生相继讲话了。陈伯达代表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他说：“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
“北大工作组烂了”、“新市委李雪峰在会上做检查”、“撤销工作组”……这些消息传到清华，清华园沸腾起来了。
7月27日，无线电系雷蓉、王小平贴出《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封信》，对工作组提出五个问题：（1）包办代替不是群众运动；（2）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大胆发动群众；（3）害怕民主，怕出乱子，给群众泼冷水；（4）“6·24”后把矛头指向群众是错误的，被批判的人中大都是好人；（5）未积极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雷、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打破了死沉沉的局面，揭开了工作组的盖子。有人说是革命大字报，也有人说她们是雷大富、王大富。这没能压住这场辩论，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大增多。
下午开系文革主任会，王光美说：“是黑帮跑不了，不是黑帮也贴不上。”并说：“引火烧身也没什么了不起。”
上午，临时校系委员会联席主持与雷蓉、王小平的辩论会，会前并未通知她们，大会主席李黎风撒谎说已打电话通知她们。王任重、关锋等到会讲话。
叶林接着也被迫讲话：到底谁是谁非要靠大家独立思考，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随风倒。前天晚上在北大，康、陈、江等讲话是代表党中央精神、毛泽东思想的。
叶林最后做检查说：雷蓉、王小平大字报的“精神”是革命的。工作组是“上午不知下午干什么”。
王任重在叶林讲话时离开会场，叶林面部无表情，也没回头看一看，更没欢送。
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公告，宣告成立，主任委员为聂元梓。
根据刘涛《我的初步检查一一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1966年12月31日《井冈山报编辑部专刊》）：
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
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当官做老爷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7月29日上午，工作组宣读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宣读后，叶林提议由原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临时筹委会，简称临筹，负责“立即改选”和“日常工作”。
会后，一批根本否定工作组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全校出现大量大字报，展开关于工作组的辩论。
蒯大富后来说：我也不知道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包括对刘少奇，我也认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的行为准则，我不可能反对刘少奇，实事求是地讲，我当时只是给工作组叶林贴了几张大字报。因为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谈群众运动，我就是用了毛主席的话。我父亲是1945年入党的共产党，毛主席、共产党对我恩重如山，我不是反革命。
可是工作组在清华打了七百多个反革命，他们说我有黑心，一定要把黑心挖出来。他们把1957年反右的结果说给同学们听，来吓唬同学们，同学们怕像1957年的右派一样被送到边疆去，就屈服了，都来揭发我，但我没有投降。
我也不承认我反党，我也不承认我当时反刘少奇，但对个人前途我也绝望了。我已经给我的舅舅要钱准备劳改，想不到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我就自由了。7月29号我才知道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