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反康生帮王洪文救张春桥
第一节 成立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时经常是七波未平八波又起。“井冈山总部”进驻高级党校的代表增至六人，又孕育着新的风波！
蒯大富回忆说：我们清华井冈山1967年1月23日在北京成立“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主要是受陶铸倒台的影响和启发。
陶铸当时是中国第四号人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下面就是陶铸，再下面就是陈伯达。而且他当时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顾问，第二顾问是康生。也不知什么原因江青突然点了陶铸的名，说陶铸是坏人。那个时候只要江青一点名，那这个人就没救了，那肯定就是毛主席的意思了，要不她怎么敢在大会上点名呢。
这种点名给我们学生什么启发呢，反正我这么认为，只要我们有证据，证明任何人对毛主席不忠，或者说他历史上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被我们查出来，我们就可以反对他。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二把手，都可以反嘛，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我们都可以反，而且反掉了嘛，那陶铸又倒了，就根本没把康生当回事。
当时高级党校两派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前者反康生后者保康生。他们都想得到大学红卫兵支持。因为大学红卫兵得到中央支持，势不可挡。
1967年1月15日，28团烈火战斗组的戴国珍、杨玲去高级党校，表示支持红战团，并表示要搞康生。同时要了康生1月10日讲话的传单，准备批判。
1月17日，叶志江又去高级党校红战团了解情况，他回校后孙常秋又去红战团了解情况。红战团对外联络人员赵若锦等3人来清华找28团戴国珍，送来一批有关康生的材料：《对红战团讲话》、《三点指示》、《对林枫、贾震的二次批评》等等。烈火有人对红战团的人说：“28团是要搞康生的，总部先不感兴趣，后来了解材料，总部完全支持。”
叶志江、刘泉等四人贴出大字报《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产生很大影响。之后他们继续活动。
晚上天安门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等分别开会，会上讨论了康生问题。会后部分战士以119串联会名义写出了《康生是什么派？》。
不过学生也有保康生的。舵手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这是一股什么风》，指出康生是左派。
晚上红战团联合清华井冈山、体院、天大八一二，请来上海红革会一文艺小分队在党校开会，会上和党校红旗发生武斗，并在晚12点砸了红旗战斗队队部。
至此，清华部分人搞康生的活动已有十天左右，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1月20日清晨，康生、王力、关锋三人接见蒯大富等人。
王力、关锋指出康生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能揪。要和红战团等反动组织划清界线，当心被他们拉下水。“要揪康生同志，这是敌我不分。彭真不是老早就想揪康生同志的吗？这是黑白颠倒，这样做，革命性成问题”。
康生说：“红战团大方向是错误的，你们（指蒯）不应当支持他们，否则我们中央文革和你们决裂。”康生交给蒯大富一些刘少奇的材料，希望井冈山兵团把刘少奇批判到底。
蒯大富等人没听进去，不以为然。
当天下午，《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被转抄至党校，党校引起震动。红战团更为活跃，写出《康生同志，我们也怀疑你》。据红战团说，此文原是《井冈山报》的特约稿。
毛泽东思想纵队、天安门纵队等留校同学开会，决定在党校贴大字报支持红战团，安排专人整理康生材料等。有人提出要去游行，把康生大字报贴到市内去。
1月21日，蒯大富变本加厉，反康生升温。下午，党校红战团与清华井冈山、北京矿业学院、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推清华28团戴国珍起草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
下午，红战团头子卢国英、周维煌来清华。卢和周听了20日康生等接见蒯大富的谈话，并说：“蒯大富回来后说：康生想压，压不下去，这是他的反动路线的大暴露。”“他愈压就越要搞！”有人冒充大字报编委会的名到印刷厂印了一万份《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的传单，准备次日进城散发。
数力系保康生的换新天战斗组贴出《不许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
晚上，28团召开了形势讨论会，会上烈火汇报了康生问题。蒯大富最后出席了会议，谈了他的活思想。总部通过一份声明，内容：（1）支持调查康生问题，认为康生问题是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内容之一；（2）希望红战团退出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此声明署名日期为22日，打算次日早上广播。
毛泽东思想纵队和天安门纵队开会，传达康生、王力、关锋同志的讲话，最后决定原计划不变，继续整理康生材料。
晚上，海燕战斗队、天安门纵队不怕鬼、毛泽东思想纵队雄鹰展翅、117独立营在叶志江的带领下去抄邓拓的家，想抄出康生的材料，因邓拓家已封，未抄成。
第二节 蒯大富向康生请罪
蒯大富回忆说：我们联合了北京矿业学院、北京体育学院还有北京党校红战团，四家成立一个委员会，叫“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简称“康调”，并公开发公告。
体院、矿院、党校这几个单位来头都很大呢，我们也没有请示任何人，就是我们自己搞的。我们认为就像打倒刘少奇一样打了就打了，谁能把我们怎么着？
反康生的这张公告发布还不到一天，哎，陈伯达和关锋的讲话就出来了，主要是陈伯达的讲话。
公告发布出去当天夜里，半夜，开始是关锋给我打电话，声音非常严厉：“蒯大富，陈伯达同志要和你讲话。”我一听赶快一手拿笔记录。他那福建口音可真难听，根本就听不懂，关锋在旁边嘛，他就说伯达同志的话不太好懂，那就这样吧，伯达同志讲一句我讲一句，陈伯达说一句他就给我转述一句。
后来向全校公布了。
第一次通话：时间1967年1月22日凌晨2点50分
陈伯达说：“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
答：“知道。”
“你们态度怎么样？”
答：“准备退出。”
“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顾问，是中央信任的。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
答：“能！”
如果不能说服即开除！你们这样干等于和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指中共中央党校红色战斗团）是反动的，不能和它联系。”
关锋说：“那天谈话（指1·20凌晨康生、王力、关锋接见清华井冈山代表座谈）是受伯达、江青同志委托的，在你们困难时我们支持你，我们不愿看到你跌倒，愿意你继续革命，你们不要随便收拢组织，要保持革命派的纯洁性，不然你们的旗帜就会倒下去的，以上意见我们和你们商量，你们自己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不勉强。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肯定的！”
第二次通话，时间1967年1月22日凌晨3点35分。
关锋说：
“伯达让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总理、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挺身而出，痛加驳斥！
“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那里的左派是李广文、知春、吴保华。
“你们不要丧失你们的荣誉，要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要懂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防止坏人混水摸鱼。
“再说一句，要作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蒯大富回忆说：讲的话是非常严厉，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当时我真蒙了，那时我怀疑康生，但我不怀疑陈伯达，那时候我对陈伯达非常信任，你想中央文革当时什么威信啊，毛主席的传令兵啊，毛主席说什么中央文革马上就执行，陈伯达当时这么一讲，那我只好马上执行。当时我就这样对陈伯达讲：“坚决改正，向康生同志道歉，向康老谢罪。”当时这一棒就真的打蒙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把陈伯达的讲话写成文字公布了。总部没有办法，第一个就是宣布解散康调会，然后就是把所有收集康生的材料全部送交总部以后全部封存上交中央，另外就是要做出深刻检查向康老请罪，写个请罪书派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给陈伯达。
1月22日防修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蒯大富同志：撒谎》，揭露蒯大富回答陈伯达电话时文过饰非，而且在声明日期上弄虚作假。
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中央文革号召。要求蒯大富挺身而出，领导反击逆流。并有大字报要求罢刘泉的官及改组广播台、《井冈山报》、大字报编委会。是时，119革命串联会贴出检查。
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人大会堂与大专院校各左派组织座谈。周恩来、江青、伯达、戚本禹等参加，点名批评蒯大富。江青说：“调查康生专案小组有清华井冈山、中共中央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的……大量诽谤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及跟随主席工作过的同志。今天北京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我们表态了没有？这就是敌人的一种新方式。就拿蒯大富同志来说吧，当王光美、薄一波、叶林等人联合整你们的时候，就是陈伯达同志派人给你平反，你还记得吗？……我们内部，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共过患难的战友啊！去年虽然我们不能明确地支持你们，但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只剩下毛主席、林总，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领导啊！”
1月23日晚，中央文革继续与各校代表座谈。江青、陈伯达讲话：现在你们要爱护左派的荣誉，要革自己的命，应该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应该团结。
兵团总部表态：前一段兵团一些战士和战斗组对康生同志采取怀疑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决心在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的帮助下，改正错误。
就在挨批评，做检查的情况下，1月24日，28团同情者又写出了几份大字报，坚持《1·6行动好得很》，并写了《猎人与蛇》，影射攻击周恩来。
蒯大富回忆说：后来大概过了两三天我就又见到康生了。我说康老（当时看到康生都不叫康生同志，要叫康老），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情况，冲撞了您老人家。康生就笑了笑，说你不是要批刘少奇吗，给你一些刘少奇的材料。给了我一包刘少奇在重庆的讲话。全部是些什么会上，什么讲话的资料，等于就是送你一包资料什么的，就弄得我更尴尬了。觉得康生真是不得了，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那么宽广，不但不计较我们，还给了我们材料。当时好像是在中宣部的小礼堂，他在主席台上，我在台下，隔着这么一米高的台子，他是弯着腰递给我的，我是抬着手接的。
矿院他们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因为没有形成实际的风波，只不过刚刚开始，康调会还没来得及开花就落了，就被扼杀了。
1967年1月25日下午三点半，康生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访问清华，在蒯大富等的陪同下来到甲所。开了一个座谈会。
座谈时，康生竭力表白自己，在学生面前叫屈，也还想和蒯大富搞好关系。康生说：“阿尔巴尼亚的老战友，在一九六〇年的布加勒斯特会上，我们是同赫鲁晓夫战斗的朋友……少数的看起来是微弱的，但是进步的。革命的必然大大的发展，形式上大的，表面上是多数，但如果是反动的、反革命的，那么他必然要一天天地衰亡下去。你们清华大学少数派的斗争就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的斗争也证明了这个真理……清华大学八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是第一次来。那时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排斥我，但是他们并没有放过我。
“七月二十七日，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单独找我谈话，他认为我是支持少数派的后台老板。当时我对你们的情况还不清楚，他们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对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的看法我们之间有分歧。我说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情况不太清楚。他说：你不清楚，我们清楚，你们谈清华镇压蒯大富是错误的。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他说：不是。他们讲：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我说：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吗？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
“当时，我不认识蒯大富，也不认识你们，阶级斗争也就是这样。修正主义没有国界，马列主义也没有国界。我们国家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在霍查同志领导下，也在进行文化大革命。”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和基尔·巴卢库和卡博。
毛说：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和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毛：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
在后来整风活动中蒯大富先后做了两次检查。绝大部分师生表示欢迎，强调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纵队一些人认为蒯大富的检查通不过，朱德明说：“蒯大富这个人不能洗温水澡，得用100℃开水烫！”八八纵队刷大标语《蒯大富的检查只能给二分》。
2月22日，蒯大富在红代会上向周恩来和康生请罪，周恩来说：“不用请罪了，革命的犯错误是好事。”
康生说：“你2月15日检查我看过了，很深刻，不要再检查了，再检查就抬高了红战团了。”
笔者认为：蒯大富公开以总部名义反对康生，就此得罪康生，那康生是随便能得罪的吗！康生这个人不但记仇，而且多疑心狠！蒯大富的嫡系捉鬼队贴大字报不指名批评周恩来，攻击周恩来“说出了王光美不敢说的话，发泄了刘少奇不敢发泄的恨”。如果这种问题出在别人头上早就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了。由于蒯大富的特殊身份，上下一时还拿他无奈，但陈伯达和江青已经对蒯大富反康生极为不满。
在社会上蒯大富给人为所欲为的印象。如果此后蒯大富规规矩矩做事，清华运动健康发展，周恩来、康生也许就真原谅他。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并非如此。政治上的蒯大富要把上上下下全推到对立面才甘心！在日常生活中与蒯大富有交往的人会觉得蒯大富特别随和，脾气绝对好。真是莫名其妙的双重人格！
第三节 带王洪文见周恩来和江青
别看王洪文后来当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67年元月，他到北京来想见周恩来和江青，他真还找不到门呢。当年他到北京来，还是蒯大富带他去见的周恩来和江青呢！
北京的红卫兵生活在毛泽东跟前，要论和周恩来、江青及中央文革的关系，王洪文没法和北京这些头头比；要论文化大革命造反的资格，王洪文别说比不上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就以清华大学为例，造反的资格排在王洪文前的就有一大批。
蒯大富回忆说：王洪文大概是1967年1月12日来的北京。王洪文在上海见过张春桥和姚文元，但还从未见过别的中央领导人。
我们清华井冈山驻上海联络站有个学生叫竺培植，还有一个叫谢遐龄。这两个人文革时绝对是一等的活跃分子。上海造反派宣布夺上海市委的权之后才几天，王洪文就赶到北京来了，他想见周总理和江青等中央首长。竺培植和谢遐龄把王洪文带到清华来，他们说王洪文没见过周总理和江青等中央首长，请我帮助引见。我说平时见周总理和中央首长的机会很多，可以引见。
这样就先把王洪文安排在留学生楼，也就是在静斋住了下来。
过了大概有三天，1967年1月15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经济主义誓师大会。会议是以三司名义组织的，上主席台要有特别通行证。于是我就让王洪文坐在我的车里一块去，车子一直开到工人体育场主席台的后面，我把王洪文带上主席台，我和他在贵宾休息室等着。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中央领导人依次步入主席台第一排就坐，周恩来第一，陈伯达第二，康生第三，江青第四，其他中央领导随后。
在中央首长们坐定以后，我就把王洪文先带到周总理身边，我说：“总理，这是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同志。”王洪文早就准备好了工总司的袖章，不由分说就给周恩来戴上。
我又把王洪文介绍给陈伯达、江青和康生。江青见到王洪文时非常激动，她握着王洪文的手说：“你们辛苦了！”
之后我和王洪文到后面位置坐下。过了一会儿，周总理招手说：
“王洪文同志到这儿来。”
周总理和江青站起身，一同把王洪文带到贵宾休息室后边一个首长呆的地方谈话去了。时间也不长，十分钟都不到。
周总理和江青与王洪文谈话出来后，大会就开始了。王洪文就坐在主席台前排位置上了。第二天报纸也登了。1967年1月16号的《人民日报》可以查到，因为当时反经济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会后王洪文就回上海去了。他们当时是坐飞机到北京的，我记得从上海到北京96块钱。可不便宜啊，相当于大学生两个月工资啊。
文化大革命后谢遐龄在复旦大学社会研究系当副主任，竺培植在一个区的人代会任职，定居上海。文化大革命时，学生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吃住行都不要钱。很多学生回家乡，支持当地造反派夺权。
第四节 参与上海一月夺权
造反派向全中国宣布上海夺权以两个历史性文件为标志。
一个是1967年1月4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等上海七个组织和外地四个组织发出。其中北京有两个组织参加：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毛主席1967年1月8日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谈话指出：《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第二个是1967年1月9日的《紧急通告》，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出。其中北京有三个组织参加：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全文：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举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从上海夺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署名单位上可以看到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当时所起的作用及社会影响。
蒯大富回忆说：我和驻上海联络站虽然保持了比较紧的联系，但是也是在中央广播了才知道清华井冈山驻上海联络站是夺权单位之一。联络站竺培植和谢遐龄不是一般的参与，他们还参与公告起草。
韩爱晶回忆说：当年我是从报纸和广播里知道我们北航红旗是上海夺权重要单位之一。那是去上海串联的红旗战士成立的联络站参与的，他们自己就代表北航红旗签字，他们没有与我联系。回到学校也没人找我谈这件事。他们在这两个重要历史文件上签名，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典型故事。北航红旗战斗队大民主的作风、北航红旗战士的自主自为的水平就表现在这里。当时上海造反派把北京这三个组织的参加看作对他们的重大支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第五节 蒯大富全力为张春桥解围
蒯大富回忆说：1967年1月，上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这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搞的。当时红卫兵很单纯，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只要他违反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他的反。
他们开始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我们学校谢遐龄和竺培植从上海给我打电话问：“老蒯，上海开始反张春桥了，总部是什么意见？”
我说：“清华井冈山坚决保张春桥，先把广播车开出去，旗帜鲜明，把牌子打出去。”
通电话之后他们就上街宣传保张春桥。好多人围着广播车要砸，一看是清华井冈山就不敢砸了，说这是我们的战友啊。很快形势就变了。
当时劳元一在上海学生造反派里实际是一把手，他比安文江和陈敢峰出名。他说张春桥冒充中央文革，说张春桥传达的中央指示是假的。在反对张春桥高潮的时候，他们豁出命地干。
中央文革对此事有几条指示，意思是张春桥同志是党的好同志，中央信任他，炮打张春桥同志是错误的。
劳元一从上海给我电话说：“老蒯，中央文革的四条指示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说：“真的，一个字都不带错的。”
后来劳元一又来电话说：“我们错了。”
我说：“赶快停止，无论如何你们要停止，不然你们要倒大霉的。”
事情过了之后，复旦大学的安文江还专门跑到北京来和我们辩论，他说：“张春桥是坏人，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我们查出张春桥历史上化名狄克反过鲁迅。”
我就说：“历史问题是为现实问题服务的。”
另外他还谈到了张春桥老婆文静的问题。我就说这些都不算数，最算数的是张春桥现在拥护毛主席，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他只要是拥护毛主席，他就是好人，他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
我说不服他。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正是我们在北京反康生受到中央文革严厉批评后几天。我们也是抓住康生一些问题以为不得了。
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约见蒯大富，12月25日后清华大学六千人去天安门搞几天大行动，1966年12月30号江青去清华慰问。
1967年1月底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1月29日蒯大富下令井冈山驻上海联络站立即行动去保张春桥。而此时也正是蒯大富在北京反中央文革顾问康生遭到上下批判难受之日。这些政治动作之间内在的脉络以及蒯大富的思想动因显而易见。
从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中可以看到蒯大富让清华井冈山驻上海联络站为张春桥解围的一些情况：
1967年1月27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十多名红卫兵，来到淮海中路市委党校的三楼会议室，强行对我进行绑架。
“上海市委搞修正主义，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了，张春桥也当过市委书记处书记，抓过思想文化工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为什么就不能‘炮打’？我们认为上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张春桥、姚文元现在不能当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都领导过市委写作班，他们和你都应当接受造反派的审查！”
张春桥、姚文元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
谁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1月28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约见“红革会”的负责人谈话，在上海展览馆谈了六个小时，“红革会”坚决不肯让步，围攻张春桥和姚文元……“红革会”已经通知各大专院校的基层组织，上街刷“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字报，满街已经贴满了“炮打”的标语……
红卫兵们也已上床就寝。忽然，从复旦校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发出的广播声，把大家都警醒了：
我们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联络站的联合广播车，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
（一）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了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
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我看看手表，现在是1967年1月30日的清晨五点钟。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来得正及时，把我从厄运中救了出来！
笔者认为：无论康生和张春桥在台上当权还是被打倒，红卫兵头头在这种问题上的行为都不应该被无限上纲，更不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当然，搞打、砸、抢应按刑法慎重处罚，但不应该扣反革命帽子来解恨，更不应该对保过自己的人罪恶再大也法外开恩甚至包庇重用。遗憾的是残酷的历史翻来覆去，手握重权的人往往因不明真相而极不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