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地位变化却难夺校园权
第一节 蒯大富无意北京夺权斗争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近百万人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同时宣布夺权。1月11日，毛泽东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贺电，表示承认上海夺权。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全国进入大联合夺权阶段。
韩爱晶说：全国夺权，这样重大的决策离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不到半个月。在元旦社论里指明的四项任务中，根本没有夺权这一项。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半个月前没有估计到的事。全国省、市、县以及各工厂学校都夺权。
回头总结：请问做出如此重大决定在中共党内应该经过什么程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经过什么程序？原来正在掌权的官员为什么要交权？夺权者又凭什么来夺权掌权？这样夺权后果是什么？当时对这类情况，毛主席多次强调：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当时蒯大富对大联合夺权态度如何呢？很奇怪，蒯大富并不重视北京的夺权。
早在1966年8月31日，蒯大富写过一篇大字报谈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写作班子在写社论号召全国夺权时，还专门把蒯大富这篇大字报拿来参考。社论中有几处表述来源于蒯大富大字报，如：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这不是什么“个人野心”，而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共产主义夺权，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北京市夺权斗争，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各搞一块，三足鼎立。聂元梓领导新北大公社联合一些工厂和北京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在广播电视大楼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可能聂元梓觉得毛泽东评价他们七人大字报是北京公社宣言书，她是当然的北京公社负责人。聂元梓拉着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美国人李敦白做游说工作，让别人拥护她为核心，以为只要通过电台广播，北京夺权就大功告成。
韩爱晶领导北航红旗在北京空军支持下，联合他们支持的全市性工人组织包括红色造反者、革命造反者和一机部革命造反总部等，在1967年1月18日直接去市委大楼宣布夺权，成立了“北京市夺权斗争委员会”。他们把市委、市政府主要机构的大印用布袋子一装，就马上行使对各区县的领导。还立即成立了“抓革命、促春耕火线指挥部”，并拉着刘建勋和吴德一起工作，上面直接有周总理下指示。夺了权就行使权力。韩爱晶认为要与工人阶级在一起，他不买聂元梓的账。至于谭厚兰和一帮搞理论的笔杆子在北京饭店设个机构筹备夺权，不声不响，为日后市革委成立后掌实权在谋划。后来证明这些文人厉害得很呢！
北京市革委成立前夕，谢富治说就知道“北京市夺权斗争委员会”，没听说过“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聂元梓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恨谢富治是摘桃派。
蒯大富回忆说：对北京夺权我不太关心。韩爱晶那里我只派个人去参与而已。聂元梓找我的时候我心里特反感，整个北京学生挨工作组整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怎么听不到你一点声音，现在看见上海夺权了你也想夺权了，肯定是想当北京市长，我现在都这么说她。
北京市夺权三足鼎立、各行其是，基本没发生冲突。
后来毛泽东指示：北京夺权采取新的方式、按系统搞大联合开代表大会，先成立红卫兵代表大会，再成立工人、农民、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之后再结合干部和军队代表、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在谈到大学负责人时，毛泽东说：五大领袖只剩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四个。垮了一个地院的朱成昭。
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大会上讲话祝贺，蒯大富致开幕词。代表大会核心组由聂元梓任组长，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任副组长。
3月19日，农代会成立。周恩来讲话，谭厚兰发言祝贺。邓万田任核心组组长。
3月22日，工代会成立。周恩来、陈伯达讲话，韩爱晶发言祝贺。刘锡昌任核心组组长。
3月25日，中学红代会成立。周恩来、江青讲话，蒯大富发言祝贺。李冬民任核心组组长。
蒯大富并不重视对北京市的夺权，大学红代会筹备时有北航和地质等七个大学，没有清华和北大。但蒯大富却顺利进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担任副组长，他只需要出席会议，坐大会堂主席台，上电视，可谓春风得意。之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介入北京市运动和外地运动，许多事是主动出击，社会影响很大。但这些事并没有占用蒯大富很多时间。
那么蒯大富主要精力投在哪里了呢？当然他自己最清楚他花多少精力在革命事业上，但从蒯大富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当时一个方向是盯住刘少奇和王光美，同时正忙着搞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期间，蒯大富响应中央号召批判二月逆流也占用了一些时间，但这些事对蒯大富和清华运动影响不大。
第二节 清华夺权比万里长征还难！
不管蒯大富承认不承认，实际上蒯大富更多的精力是被动投在清华校园里了。虽然蒯大富自己说清华大学早在1966年12月19日“井冈山兵团”成立就宣布夺权了，比上海夺权还早，但实际上他对清华发号施令的时间极其短暂，真正一统天下大概只有半个月。
蒯大富要在清华掌权合法化要有中央承认才行。毛主席党中央正式号召夺权后明确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根据毛泽东指示，三结合必须有革命干部参加，军队代表可以后派。清华大学必须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才算真正掌权。
蒯大富在社会上虽然风光无限。可是在他的立足之地，清华园里的分歧却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焦点是结合哪些干部进革命委员会掌权！这关系到全校师生员工根本利益，涉及到如何评价十七年的根本问题。
1967年春，毛泽东清楚地看到正在起重要作用的造反派红卫兵的表现，及时提出造反派自身改造问题和解放干部问题。
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孟繁华撰写的《打倒私字，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一文。周恩来说：“这篇文章毛主席看过了，很欣赏，推荐给大家。”
文章指出：极端民主化、自由化、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这种种的坏“主义”，都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它使革命的队伍离散、动摇，丧失战斗力，不能联合，而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
文章还指出：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只有在思想上彻底夺了“私”字的权，才能保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彻底胜利。这个文章中所列的种种坏主义，恰恰在清华大学各群众组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种种坏主义也是导致文化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周总理欣赏的文章，蒯大富认真阅读没有？地位迅速变化、责任更加重大的蒯大富及其战友们具备两个夺权的素质吗？面对复杂严峻的斗争，如何处理干部问题上的分歧、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对待自己，几乎成为蒯大富及其支持者天天要处理的非常棘手的课题。
清华园的矛盾是内在的、必然的。早在1966年10月26日，就在学生关注王光美检查的时候，向党负责战斗组贴出的大字报就谈到说：我们是本校教研组和党支部一级基层干部，文革初期，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写过为蒋黑帮辩护的大字报……当我们认清了蒋黑帮的面目后，就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做了检查交待……我们虽然犯过些错误，但不是四类干部……发表三点声明：（1）与蒋黑帮划清界限；（2）我们犯过的错误自己负责；（3）永远不向群众进行报复……我们呼吁革命的师生员工和各个革命组织积极支持基层干部自己解放自己，参加文化大革命。
更有甚者，11月27日，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认为在清华自己是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他说：“当时拿现在主席思想来验定是有缺点、有修正主义倾向，重业务，但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对……不能说清华出来的学生政治觉悟就低……清华在全国来说是先进的大学，这是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结果，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学生出去是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基层干部展示解放愿望，蒋南翔不服其罪。文革五十天的矛盾和文革前十七年的矛盾都摆出来了。
1967年2月22日晚上，中央台广播了《红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文章指出：就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经过批判和斗争，在处理上也要宽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文章也指出：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提高警惕，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党中央态度是公开的，鲜明的。但具体到清华就复杂了。
广播《红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对北京各高校影响很大，人们纷纷贴出大标语、大字报热烈欢呼。但不同身份者反应不同。社论广播后清华园里的情况如何？蒯大富面对如此局面有能力处理好吗？
井冈山广播台发表评论员文章《干部应该亮什么“相”？》，其中讲到：“干部亮相就是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立场，就是用自己的言行编写历史。革命的‘亮相’不应当背离把矛头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方向。对蒋南翔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就是要向自己头脑中私字开火，狠狠触及灵魂；就是要坚决相信群众，不允许抓革命群众小辫子无限上纲；就是要绝对相信党、绝对拥护毛主席、绝对拥护中央文革。”
北京纵队照妖镜战斗组贴出《喂！当心！你们坐的可是贼船》，揭发整风串联会丹心向阳战斗组，说他们有人说现在清华园的权不在左派手中，“蒯大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威胁他们班造反派一个党员说：“现在蒯大富就要完蛋了，你保了蒯大富，小心你的党籍！”并叫嚷：“清华园的权谁敢夺！我敢夺！”还说：“现在刘菊芬应该也来说话！”
2月25日，继很多中层干部纷纷亮相之后，刘冰贴出大字报《热烈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大字报说根据自己知道的情况，“还不能做出蒋南翔是阶级敌人的结论”。陆续贴大字报表态的还有李思问、吕应中等。
2月26日，迎春到贴出《与刘冰座谈纪要》，说刘冰认为“把清华党委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不对的……清华有些地方贯彻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如学生搞四清、下连当兵、政治课学毛选等”，实为前党委辩解。
胡健贴出大字报说“蒋南翔执行的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是犯了些错误”，为蒋南翔翻案。
总部负责人鲍长康、陈育延、刘才堂、陈继芳、刘泉、孙怒涛、潘剑宏、崔兆喜、任传仲、邵凯胜等人贴出大字报《我们对干部问题的几点看法》，认为清华园长期以来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政、财权的单位，认为干部亮相必须对以下问题表示态度：对敌人的态度，是否要造刘、邓、陶的反；对革命组织、革命小将的态度；对自己犯错误的态度；对党的领导、对中央文革的态度。
3月4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红代会核心成员时讲话：“下半年总得开学了吧！教材考虑过没有？蒋南翔还有人给翻案，他们都很猖狂，还没有打倒。你们现在斗当权派像吃桃子，吃了一口就扔掉了。他们很不老实。分清敌我很重要，要在心目中有敌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不要搞反革命复辟，我们不管如何也不能通过蒋南翔三结合。光靠几个学生是不能把学校办好的，还要靠革命干部。”
3月20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讲话：“目前是决战时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权斗争，有少数左派夺权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翘屁股，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要翘屁股，这是一股逆流。”
第三节 周恩来教育蒯大富
周恩来非常关心清华文化大革命，过问得很具体。
1967年3月22日周总理在北京市工代会成立大会之后与蒯大富个别谈话。周总理说：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批判不得，要么就打倒，否定一切不好，肯定一切也不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不是不可以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不可批，一批就打倒，都不对……说明你们红代会领导人政治上还不成熟。《红旗》第四、五期社论是两条路线的作战。对群众和群众的干部，否定一切是不对的；对干部来说，肯定一切是错误的。不要形“左”实右的，资本主义复辟原封不动地搬上去就叫复辟。
毛主席对刘少奇看了20年、等了20年才写出第一张大字报。
《红旗》第四期社论中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屡教不改，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后一段是毛主席加的。我想都没有想到，主席真是宽宏。
1967年3月26日下午，在中南海，周恩来接见新疆代表团座谈时说：“清华‘井冈山’有八千多人，内部也有左、中、右，可以争论，有争论，有对立好嘛，学校里几个也可以，只要是革命的。”
第四节 韩爱晶警示自己和蒯大富
蒯大富喜欢搞纪念活动，连1966年6月24日大辩论等满半周年都要开大会纪念。这种事热闹光彩，但不能解决大联合三结合问题。
1967年3月24日，全校张灯结彩，红旗飘舞，主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庆祝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等几十个单位赶来祝贺。一派节日景象。
会上，蒯大富简略地总结和回顾了清华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和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的历史，蒯大富最后说：
同志们，目前国内国际形势都是一片大好。
国内更是好极了的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局势，而是百万雄师已经过大江，占领南京，东面向上海挺进，西南杀向成都，往南直捣广州，一种浩浩荡荡、势如破竹的大好局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文化大革命决定性的胜利就在眼前！
……在目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十分深入的情况下，必须认真学会斗争策略，提倡科学性，提倡打得准，对于目前社会上争论关于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我们认为，李富春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不要贴他的大字报，李先念同志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对他提出批评。对于余秋里，我们认为余秋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尤其文化大革命以后，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完全可以炮轰，完全可以火烧，完全有权力批评，至于打倒不打倒，我们要看余秋里自己，我们暂不提打倒他，他改了就不打倒。不改就打倒。余秋里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新北大公社代表聂元梓、北京市外事局毛泽东主义红色造反团代表美国籍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敦白，作了热情洋溢讲话。
北航红旗韩爱晶的发言非常真诚。他含蓄地警示自己和蒯大富：
亲爱的清华井冈山战友们：在你们清华井冈山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我也在你们大会上讲过话，可是那个时候还是悬崖百丈冰。今天来到这里，已经是山花烂漫了，已经是井冈山人多壮志，清华园里换新天了。首先，让我代表北航红旗战斗队向清华井冈山人致以最真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今天像一个盛大的节日，确实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我们在这里庆祝这个节日，像在一个人的军舰上一样，在大风大浪里庆祝这样一个节日，历史在前进，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在严峻地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年轻的战士，也在考验着我们年轻的队伍。同志们，阶级斗争的风浪还多哪，世界上的事还多着呢。一年四季都有风，咱们是不是都能经得起这个风浪，让我们以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共勉：“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世界上的事情还多，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者，不要做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我们北航红旗全体同志和清华井冈山全体同志，一定在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精神是要变物质的，量变要引起新的质变。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线胜利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发展的了不起的跃进局面也要出现了，世界上插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日子终究是要到来的。让我们以战斗姿态迎接那个新局面，迎接那个新世界的诞生吧！
第五节 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如重磅炸弹直落清华
1967年3月26日，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清华部分教职工与井冈山兵团总部代表，谈复课、批和改的问题。
陈伯达真有点书呆子气。他想让清华当教改试点，当时这根本不是清华师生最关心的问题。清华此时根本不具备搞教改的起码条件，而且情况越来越糟。
1967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如重磅炸弹直落清华。
蒯大富回忆说：三月份《红旗》杂志记者到我们学校调查干部问题。后来写成的《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对清华运动影响之大是很难想象的。清华是正部级单位，系主任至少是副局级，这样的干部就算比较高层的了。清华的矛盾，分歧点就是学校的干部。不是中上层干部。是一般干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文章题为《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下面我们摘引文中几段：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某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
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某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某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某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内反蒯的十七名学生组成）讲“蒋某性质还未定”。刘某（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某（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议，何某（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某（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笔者评议：这篇文章发表前毛泽东审阅过。文章把干部受冲击靠边站的责任推给工作组，叫做“打击一大片”；同时文章点名“蒋南翔、刘冰、胡健、何东昌、艾知生”五个人是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工作组“保护一小撮”。
文章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提法符合毛泽东一贯思想即团结大多数，得到绝大部分基层干部的感激拥护，还把仇恨都对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章写的是清华干部问题，清华当然反映最强烈。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3月31日上午10点半，在西区阶梯教室召开全校干部会。许多干部痛哭失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纷纷表示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
谭浩强说：“刘邓对干部实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这是历史上上规模最大一次。”
原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郝根翔：“派工作组到我校几乎把所有中上层干部打成黑帮……把我们关在房间里，没有自由，与群众隔离，不让我们起来革命。”
原行政生活副书记李思问：“要我们检查，检查一次通不过，再检查又通不过，非要上纲到‘仇恨党，仇恨主席，仇恨社会主义制度’……”
一同学：“对刘邓反动路线是有抵制的，工作组说清华干部是黑帮，哪来那么多黑帮啊！”
原团委副书记单德启：“十多年来学了刘氏《修养》，蒋南翔对我们做的也完全是刘少奇的一套。”
一同学：“我们对待干部亮相就要看他大节。”
下午全校大会，庆祝《红旗》杂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发表。会后游行。
笔者评议：正确对待干部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在清华大学和全国各级单位引起巨大分歧和斗争的问题。调查员文章讲得很平和，可到具体单位照办谈何容易！
如果真如社论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那么全国各省市县的党政机关为什么要普遍开展夺权斗争？！夺谁的权？！
如果具体到教育系统或者直接回到清华大学：是陶铸代表中央书记处决定对蒋南翔停职反省的。他公开指出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学校……
怎样对待清华广大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和斗争。这个问题是清华无休止派斗演变为武斗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冰、胡健的态度说明蒋南翔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学校高层干部不承认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问题涉及毛泽东、涉及到给蒋南翔定性的陶铸。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矛盾和斗争主要看工作组撤离之后到1967年3月底《红旗》调查员文章发表之前就基本可以了。因为这个时期属于比较规范的讲理阶段。清华绝大多数人基本可以各抒己见，包括刘冰也还能公开贴大字报。民主较充分，基本符合毛泽东文革安排，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也比较讲理，是文斗。这一阶段的政治斗争带有很浓的理性色彩，甚至学术气味。
从1967年4月14日之后，两个对立的派别演变为两个对抗的组织，这时的政治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山头主义。斗争有时讲理，有时不讲理，甚至不择手段，文斗一年到1968年4月23日升级为武斗。两派背离毛主席大联合的指示，清华运动走上邪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