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周恩来东风吹暖花不开
第一节 周恩来关心清华联合
1967年6月中旬到9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形势非常严峻，毛泽东领导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在全国遇到最大的抵抗，内战激烈，几乎失控。这期间清华蒯大富领导团派，沈如槐领导414，两派被裹挟进动荡的大潮，同时校内的派性斗争也愈演愈烈，矛盾纵横交错，更难把握。
5月30日，清华革委会成立宣告失败是清华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挫折。6月12日，蒯大富在全校支农政治动员大会上说：今天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很关心地问：“你们联合起来没有？”我说还没有做到。周总理说：“你们联合起来嘛！联合起来打美帝。”
笔者感叹：周恩来也没讲打刘少奇也没讲打蒋南翔，说打美帝！这就是周恩来伟大的语言艺术！
周恩来的讲话对清华师生员工的触动很大，特别是对广大414群众，因为414派大部分人是讲政策、拥护周恩来的。414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头头采取实际行动，主动与团派大联合。6月14日，414总部在西大饭店召开形势讨论会，多数人主张大联合。
414与蒯大富谈联合，采取当年共产党“重庆谈判”的策略。他们面向中央文革、面向全校师生员工，向团派宣示414的原则立场和合理建议，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谈得成，按414意愿搞联合；谈不成，打内战，责任在对方。
414提出几个重要原则：团派总部承认414总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做深刻检查；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群众等等。此外，他们还有一个没有宣布的原则：对等原则。
蒯大富遇到极大压力，团派群众要求大联合的呼声也很高。但6月19日公布的一份《与蒯大富座谈纪要》中，蒯大富认为承不承认毛主席赞成的四项协议才是大联合的关键。对于承不承认414总部问题，革筹和总部讨论过十几次，最后认为：不能承认414总部。
沈如槐坚持414总部必须得到承认，按对等原则实现联合；蒯大富团派坚持不承认414总部，要按四项协议原则搞联合。
蒯大富和414坚持各自原则。虽有周恩来的东风，联合之花不开。旁观者无奈。出路只有一条：继续内战！
1967年6月26日王光美又给清华交来书面检查说：
……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清华大学的群众对蒯大富同学进行了两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六月二十七日和七月八日），给他以极大的压抑和伤害，并逼得他绝食了两天；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对贴第一张批评工作组大字报的同学王铁成的批判大会（七月十二日）：是我所组织领导的这三次辩论和批判大会造成极不正常的强大压力，逼得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一位同学朱德义自杀伤了腿：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大会，使不少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压力……
然而，三十几万人批斗大会已过，蒯大富的兴奋点已不在王光美了。
第二节 陈伯达推动教育革命北航带头复课
从1966年6月开始，学生停课闹革命已整整一年，陈伯达关心高校教育革命问题。6月11日，他先与北航革委会韩爱晶等头头座谈，然后到北航主楼前见群众。其后北航全校讨论。7月1日，北航院系两级革委会全部宣告成立，院革委会发表了《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决议》。学生坐下来了。7月3日清晨，中央新闻广播陈伯达签发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北航复课闹革命。
笔者认为：北京航空学院宣布复课闹革命，在大专院校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如果全国学生从此坐下来，中央不插手，学生头头命运也许不会那么惨！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来理解学生重新在教室坐下来上课的伟大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斗、批、改；目的是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培养一代代无产阶级接班人，永保无产阶级江山不改变颜色。
具体地说，按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学生停课，冲击旧的教育制度，实现大联合夺权。在此前提下，转入正题，搞斗、批、改，创建新的教育制度。学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成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革命熔炉，学生与工农兵结合，与生产劳动结合，在学习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毕业后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一批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由此产生。
这样，在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任务就完成了，目的就达到了。
北航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体现北航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觉悟！
至于韩爱晶后来批斗彭德怀出问题，那是他个人没水平！
7月11日，红代会在北航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陈伯达讲话：“你们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造这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先锋，是这条新道路的探索者。”7月14日，北师大也开始复课闹革命，全市高校掀起复课闹革命的热潮。
文化大革命学生停课一年后又复课闹革命的伟大意义不容抹杀。这绝不是原来意义的上课，要跨进这一阶段也并非那么容易！清华进这个阶段是在1969年成立清华革委会又过半年之后，比北航晚差不多两年。
陈伯达到北航谈教育革命问题之后，6月26日下午，他又和戚本禹等来到清华。他先在主楼后厅接见团总部、414总部和其他串联会的头头。之后又在主楼前会见清华师生，人群潮涌，场面很乱。他们出来时，沈如槐就站在陈伯达身边，掏出一个414袖章就给陈伯达戴上。团派急忙也拿出井冈山袖章戴在戚本禹的胳膊上。
陈伯达问：“现在已经六月了，快开学了，你们是不是九月份开学？”
陈伯达说：“现行的教育制度毛主席多次批评，要来个革命，来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讲：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要不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实际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应该有一套新的教学制度，在性质上和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有区别，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应该提出一个教育革命、教学改革的方案，教育革命的大方向毛主席已指出了，已经解决了。可是，要具体化，要从群众中来吸收大家的意见，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怎样教、学怎样学、时间要多少？都要逐一加以解决，毛主席不断批评这个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大学毕业二十五岁了，青春时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都在学校了，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很危险！这样不知不觉就会演变，不知不觉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仅文科要彻底革命。理工科也要彻底革命。”
陈伯达回去后，晚上八点十分，又让秘书王宝春传达陈伯达、戚本禹给蒯大富及清华井冈山兵团战士的一封信。特别强调：“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清华大学师生职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斗、批、改。井冈山的同志们一定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不说不利于革命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革命团结的事，不贴不利于革命团结的大字报。不同意见的各方面都要注意这个问题。414同志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陈伯达，这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号称中共理论家、挂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有时候书呆子气十足，他此时的言行表明他有心抓学校教育革命，他到清华大学抓教育革命。清华连大联合三结合还没弄好，搞什么教育革命！
这个书呆子竟然看不明白，清华的矛盾岂是他陈伯达能解决的！他就是坐镇清华也未必能解决好清华的事！
更何况，当时全国的大形势比清华复杂万倍，陈伯达看不清，不知当时谁真看得清！树欲静而风不止，兴风作浪的人多着呢！
第三节 坑害千万人的五·一六兵团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
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
毛泽东把社论中一段文字修改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对《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同的人有极其不同的理解与反应。
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人作出极端反应，片面评判文革形势与任务。他们打着《五·一六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提出文革下一阶段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周恩来，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5月24日，韩爱晶在大学红代会核心组提议公开反击。会上通过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名义发表的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大学红代会的反应很及时很鲜明。
5月27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5月29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批示重要而明确，毛泽东把攻击周恩来的人定义为极左派。
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文革态度同样明确。
可是，张建旗等人对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声明和中央文革的表态拒不理会。6月2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他们串联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加紧从事反周活动。他们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学院原有的群众组织“六一六兵团”此时也跳出来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针对少数人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6月3日，陈伯达、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再次对“五·一六”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三令五申，依旧无效。
6月14日，“六一六”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6月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他们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恩来传单，涂写反周恩来标语。夜深人静时，在交通要道、闹市区张贴标语和大字报。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个为什么？》，当场被扭送公安机关。
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4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凌晨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题目是：《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
8月12日至15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8月下旬，五·一六兵团被取缔，张建旗等骨干分子被逮捕。这个五·一六兵团水落石出，告一段落。
五·一六兵团是文革复杂政治运动中，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是少数思想极端的学生搞的，有明确组织和纲领，行动半公开半隐蔽，人数只有几十个人，活动能量超强，影响巨大。虽然他们自称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八个方面军。但实际是刚搭架子还没来得及发展就被取缔了。
北京十几万大学红卫兵与此毫不相干。北航红旗韩爱晶早在5月24日就提议公开反击，并通过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声明，明确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反革命。毛主席、中央文革也都明确表态，公安机关也及时取缔这个组织并逮捕了首领张建旗等人。
从6月2日“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6月14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成立，到8月下旬被取缔。满打满算不到三个月，参与者不到一百人。
但是，三年后举国上下大抓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受审查者超过千万，不同程度挨整的人有几百万，死伤残病不计其数。
1970年10月，蒯大富被骗回清华关押批斗，罪名是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最早最鲜明反击五·一六兵团的韩爱晶，1971年3月也被作为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从工厂带回北航关押批斗。
可见五·一六这三个字可怕吧？政治斗争荒唐残酷吧！？回顾1967年那三个月，北京十几万热情单纯的红卫兵是多么被动和无奈！
第四节 毛泽东强调要批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67年7月7日，毛泽东指出：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7月16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张春桥、板锋、戚本禹四人在中宣部礼堂召集会议，布置大批判。
陈伯达说：刘少奇不是以论党出名的吗？论党还没有人批判！你们清华大学搞的《一百例》很好。但是形成文字还要有一段过程，形成文章还要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积累材料的过程。《一百例》就是积累材料必经的过程。像什么《刘少奇一百例》、《邓小平一百例》，这是良好的开端。但是走了一个小小的开端，要把它变成有力的文章，还要下一点功夫。
戚本禹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打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要打落水狗，什么刘、邓、陶，什么彭、罗、陆、杨，什么贺龙，什么彭德怀，统统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卖国大盗，他们真正的本性是要吃人的，不把他批倒批臭，就要犯历史错误，不打死落水狗，跳上岸就要咬人的……大联合，掌握大方向，这样才符合主席指出的方向，才不致犯错误。矛头不对准敌人，打内战，自己内部争权夺利，那样的人非垮台不可。你不把敌人打倒，不管是什么派，只要他们上台，都是要杀头的，他们也会组织人来抓你们的……昨天，中南海的革命派斗了刘少奇一家伙。刘少奇昨天出来看大字报，群众一下子就围住了，质问他，他也只有说心服了，因为事实俱在嘛！
陈伯达讲话的时候，蒯大富递了一个纸条给他和张春桥。大致内容是：现在我们学校逍遥派比较多，有90％逍遥派，没事干，喇叭也不叫，大字报也不贴，一大批人，他们从空想主义一下子跌到悲观主义……
陈伯达说：工作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要以为陈伯达去了，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要以为陈伯达去了，你们就可以胜利了。我们还没有走，414就贴出了大字报，使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把我们的意见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能把你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
张春桥说：全国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地开展，形势很好……消极是不对的，逍遥派其实一点也不逍遥。大批判不是可有可无的，应当把它看得非常重要。他们的影响不肃清，那就随时可以翻案，直到现在，谁也没有低头。你们看，刘少奇的认罪书算是个什么东西？
关锋说：从前有个习惯，等着点名，一点名就成了死老虎，实际上是假的。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还没有死哪！我们不能麻痹大意，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集中力量，集中智慧，对走资派进行批判。如果不批判，不肃清他们的流毒，那么他们一旦翻案，他们就不管你什么团派、414派，反正你们造过我的反。他翻案，就要杀你的头，革命派必须有这个觉悟。革命派打内战，刘少奇看了高兴……毛主席教导我们：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可能双方都有些对的。现在你们都十几、二十来岁。过了几十年，人家要翻案，你们恐怕还讲不过人家。
笔者评议说：毛主席强调大批判，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就布置，1967年夏季，北京大型批斗会遍地开花。
有讽刺意味的是：1967年7月16日会后一个多月，8月底关锋倒台，半年后戚本禹倒台，三年后陈伯达倒台。
